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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我往] 郦菁 || 波兰尼时刻:历史政治学与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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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03-14 14: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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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郦菁  来源:历史政治学  

郦菁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民粹主义、各种政治保守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的上升,使得我们的时代日益接近“一战”和“二战”间期的结构性面貌,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加剧了去全球化趋势与国内已有的政治—社会矛盾。这是“波兰尼时刻”的再现。为了进一步甄别、理解与比较这一历史转折时刻,本文接着综述了阿瑞基、波兰尼与帝国崩溃等替代性理论资源,以期对未来的工作有所助益。


[关键词]波兰尼时刻;世界大战间期;阿瑞基;波兰尼


       自从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如果我们用一种历史的方式来思考的话,那么从2015年开始,以美国(西方)霸权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已经面临多重变化和危机,类似历史上的“一战”和“二战”的间期。为什么说是从2015年左右开始呢?因为当时欧洲发生了移民危机,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形成的价值秩序“表面”出现重大裂痕的关键历史时刻。它对欧洲主体的政治话语、主导的社会结构、福利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由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方案的全球化潮流开始逆转。另一个重要事件是自2017年开始、延续至今的中美贸易纠纷,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帝国秩序发生内爆,去全球化过程加剧。当然,对于转折性的时间点,也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有学者认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才是真正的转型肇始。因此所谓的“关键历史时刻”,有可能是一系列事件,而非仅仅是一个事件。

        那么为什么说我们的时代和“一战”“二战”间期越来越相似呢?首先最明显的是民粹性质的民族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全面兴起。大概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西欧和南欧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右翼极端政党或社会运动。到了最近的10—20年,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在东欧兴起,它们利用1989年之后转型期被压抑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夺取了政权。如欧尔班、泽曼等政治领袖,他们使用的话语是:旧欧洲被认为背离了“欧洲性”,正在遭受西方世界文化多元主义与自由民主政治的侵蚀,相反东欧社会才真正代表了欧洲性,并且只有东欧代表的新欧洲才能带来欧洲的重新复兴。这些都是极为危险的信号。比如在曼(Michael Mann)看来,两次世界大战期右翼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截然两分的两种政治运动/政体,而是一个连续的谱系,至少有半威权主义、半反动的威权主义政权、法团主义政权和法西斯主义政权这些不同的政体。换言之,它们之间的差别其实是程度性的,而不是根本性的,所以未来从威权主义滑向法西斯也是很有可能的。特别是对于东欧来说,这种风险也许是更大的。当然,20世纪时法国也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并且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果我们对法西斯的定义是一个弱定义(weak program)而不是强定义(strong program)的话,那么这一信号就更加明显了。

       除此之外,美国霸权的危机也正对应了“一战”后英国霸权的危机,而德国对于霸权权力结构的两次挑战以及带来的政治后果,也有可资对比之处。此外,1929年从“黑色星期五”开始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也有对应的案例:从目前来看,尽管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案例,但是通过2008年的次贷危机、2020年美国的股市崩溃、国际油价暴跌为负事件,多国经济进入紧缩周期、失业率急速提高、居民绝对收入下降,却应该是极为类似的。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体系中不同层次的经济体,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经济民族主义,以某种形式退出全球经济体系,这会加剧众多国家内部政治精英、不同经济部门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而法西斯主义,或各种版本的民粹—民族主义,可以找到某些少数群体来作为替罪羊,作为最简单的矛盾出口,这是社会层面的相似性,此处按下不表。

       自2020年年初以来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则加剧了整个变化,尤其是去全球化的脱钩过程和国内政治—社会矛盾的加剧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的现象,比如说断航、封锁国境、民粹—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升温以及社会裂痕(social cleavage)的加深,当然还有中美关系的恶化、华尔街再次引发金融危机。这些现象后续会发展成怎样,对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会有怎样的挑战,还要继续观察。概而言之,目前,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建构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范式已无法通过“制度修复”来加以恢复了。我们现在身处的新时空环境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也使我们更急迫地想把历史重新找回来,并重新建立历史、现在、未来三者之间的关系。重新理解历史,也就为未来打开了新的可能性。

       对此,我们一方面要重新回到中国的历史,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检视西方有哪些既有的替代性理论——它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启示?怎么来理解当下与两次世界大战间期之相似的运动和现象?所谓的“替代性”理论,主要是替代此前在政治上主导的民主化(特别是第三波民主化)、在经济上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在社会层面主导的“新托克维尔主义”的市民社会的一整套社会科学的话语。这三者是前一历史时期合法性建构的理论支柱,从这三者出发无法理解我们的时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未来又会是什么样。

       这里仅谈对我个人影响最深的替代性理论资源——左翼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它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近40年中国政治的历史维度。这其中有两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位是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一位是波兰尼(Karl Polanyi),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都极富启发性。

        阿瑞基的理论在本质上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周期理论,但是他把金融资本从马克思著作当中的附属地位提到了核心的分析变量。随着资本形态周期运动的变化,即金融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变化,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之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也发生了重大更替;国内政治、不同的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之在微观层面的企业制度与治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西尔福(Beverly Silver)教授则进一步指出这种周期运动还包括劳工运动的全球性起落与转移。这对于理解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民经济金融化、公司证券化,以至90年代的互联网金融泡沫、21世纪的房地产泡沫,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都是很有裨益的。也可以把阿瑞基的“金融是资本主义的秋天”这一基本判断与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在新作中分析的金融精英为何逐渐垄断了政治权力、产业精英为何边缘化,这对美国政治和世界体系的霸权建构又有何影响,为何又导致了保守主义回潮以及特朗普上台有异曲同工之妙。阿瑞基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这种周期性运动中,前一周期的特征和系统性问题,会形塑后一周期回应的方式,从而又不免制造新问题。以现时代观之,在即将或已经到来的新周期中,国家的能力实际上加强了,而这恰恰又是新自由主义的遗产和悖论。

      另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是波兰尼,他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层面的变化至关重要。之前我们一直把他当作经济社会学或经济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讨论他的“嵌入性”概念,然而波兰尼的《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是一本重要的历史社会学著作和国际关系著作,它对于“一战”和“二战”间期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有相当详尽的论述。2018年,当代的一位社会学家穆奇(Stephanie Mudge)在Leftism Reinvented一书中根据大转型的基本框架提出了“波兰尼时刻”(Polanyian Moment)这样一个概念。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时刻呢?实际上就是波兰尼所说的“市场化”和“社会保护运动”双向运动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刻,并必然导致政治经济结构的“巨变”。实际上,最近一次最重要的“波兰尼时刻”就是“一战”“二战”之间的间期。波兰尼书中第一编主要讲“嵌入性”与19世纪欧洲市场社会的形成;第二编主要回顾了19世纪最主要的一些欧洲市场社会制度基础的崩溃和20世纪发生的危机。19世纪的制度基础主要包括四个:大国均势、国际金本位制、自律市场以及自由主义国家,其中,两个是国内的,两个是国际的;两个是政治的,两个是经济的。“一战”之后,特别是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市场化运动低落,而市场化所激发的社会保护运动高涨。然而保护运动有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保守的,甚至可以以法西斯主义的形式来毁灭当时的欧洲文明世界。这是市场化激发的,也许比市场化本身更具毁灭性的替代历史可能性。换言之,“一战”“二战”间期就是一个重要的“波兰尼时刻”。可以思考的是,我们现在是不是面临新的波兰尼时刻?我们接下来面临的危机会是什么样的形态?它和“一战”“二战”之间有什么样的相应性?这些都是未来历史政治学可以加以研究的重要方面。比如激进的右翼未来会以何种面目继续出现?民族国家会如何改变其权力运行的方式来保护国内经济?族群/种族冲突会以什么新形式政治化(在美国已经重现)?这些都是社会保护运动的重要形式,有进步的,也有保守的。毫无疑问的是,市场化与社会保护运动之间的冲突,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的暴力。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替代性理论是关于帝国的实证理论。之前有关帝国的理论主要是讲帝国的兴起和帝国的统治策略,对于帝国的衰落讲得比较少。那么恰恰在这一时刻我们要重新思考帝国的衰落。很多政治学专著认为从19世纪末开始,世界基本上就由民族国家主导,实际上帝国从来没有消失,帝国始终和民族国家处于纠结和纠缠的状态,一些大的政治体和殖民宗主国实际上总是具有帝国和民族国家的二元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9世纪是帝国的世纪,20世纪才是民族国家的世纪。有关现代帝国的崩溃,最重要的例子之一是苏联。苏联和传统的帝国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传统的帝国有一定的制度基础来容纳族群、政治、宗教方面的多元性,但苏联一方面用加盟共和国的方式来解决民族问题,给予上述民族自治权,但是作为现代帝国,又必须回应现代化的影响,因此必须在内部追求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以便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这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矛盾,这也是后来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苏联解体间接表现在苏式共产主义政治经济方案与意识形态的崩溃,直接表现在各加盟共和国要求独立。这一支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并不矛盾,反而是相互补充的,帝国主要关心政治制度与权力结构,后者关心政治经济学。这两者都是打破原来中层政治理论占主导的结构性、长时段的研究方式。如果我们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大部分的霸权国家同时是帝国与民族国家的二元体的话,我们可以考察美国目前面临怎样的内部政治危机和外部危机?我们怎样用其他帝国衰落的经验来理解美国可能的衰落?诚然苏联的历史和美国不能类比,但作为新近崩溃的最重要的帝国,它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化在联邦结构中向下分享了主权,但是联邦政府的权力却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当美国的民族核心(Caucasian)内部出现重大的分裂,正如苏联的民族核心—俄罗斯族和俄罗斯共和国也开始反对帝国的基本政治安排的时候,美国的命运将会如何?它会率先以激烈的族群冲突表现出来吗?此外,在苏联解体时,意识形态和联邦制是同时崩溃的。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崩溃之后,它在全球的势力范围仍然可以保留,并且通过强化武力来维持呢?这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因此,研究帝国的变迁与兴衰,对我们理解当下世界的发展以及危机的形态也会有重要的教益。



文章来源:《历史政治学》2021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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