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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r:001086304 楼主: linj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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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源流史》佛教(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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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7 10:24 | 显示全部楼层

RE: 《世界宗教源流史》佛教(连载)

28佛教之二十八:佛教在亚洲的发展.jpg
佛教之二十八:佛教在亚洲的发展

(1)中国明代佛教的发展
  在印度佛教走向衰弱的时期,佛教在中国却得到发展。明代除世宗宠道排佛外,其他皇帝都尊崇佛教,所以明代是中国佛教发展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僧侣,17岁时于濠州(安徽凤阳)皇觉寺出家,即帝位后,深知佛教内幕,他一方面鼓励佛教,另一方面又对佛教进行整顿。朱元璋竭力主张寺院和僧侣不得干涉世俗社会的生活,不得与俗人混淆。为了便于管理,他于1368年在金陵天界寺设善世院,命慧昙(1304- 1371年)主持管理全国佛教。他为各类僧侣规定了服色,下诏禁止寺田买卖,又发布" 申明佛教榜册" ,规定僧人不得以化缘为由强行索取捐助,禁止僧人勾结官府,也禁止俗人无故进入寺院。他主张僧人只从事与佛教有关的事务,不允许关心俗事、干预政治,聚敛财富。他经常举行法会,为国祈福。这个时期还对佛教经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和校订工作,对僧人普给度牒,诏令天下沙门开讲《心经》、《金刚经》、《楞伽经》(统称三经),希望在三经的指导下统一僧侣的思想。
  明成祖朱棣在夺取帝位时,曾得到僧侣道衍(1335-1418 年)的帮助,即位后对佛教有所呵护。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为《法华经》作序,对佛教大加称颂,又撰写《神僧传》,说明对佛教十分重视。明成祖对喇嘛教十分重视,即位之初(1403年),封喇嘛教宗教领袖哈立麻为" 大宝法王"。明王朝的支持佛教政策,经两代奠基,以后没有多少变化,但对剃度规定甚严,男子40岁以上,女子50岁以上不得出家,出家者还须通过特殊的考试。
在1481年时,全国约有官立寺院639 所,僧人约50万人。明武宗登基不久,更兴佛教,在1507年5 月间,一天剃度僧道4 万人,又自封为" 大庆法王" ,披著法衣宣讲佛法。
  明代佛教各宗都有流传,以禅宗和净土宗最为流行。禅宗有五家之说,重要的有临济宗和曹洞宗。临济宗有名僧笑岩德宝等。
  
(2)藏传佛教的光大发扬
佛教在藏族中得到光大发扬,藏传佛教历史最为古老的一个派别为宁玛派。他们的教法自称是从8 世纪进藏的莲华生、无垢友等传下来的,以传播弘扬吐蕃期所译密咒为主,因此又称为古旧密教,主要分布地区是前藏和四川,又因其寺庙围墙涂以红色,僧人戴红帽,穿红袈裟,又俗称" 红教"。嗝陀寺(四川白玉显境内,建于12世纪)、多吉札寺(建于16世纪,拉萨以南雅鲁藏布江北岸)都是红教著名的寺庙。红教在元代得到朝廷的礼遇,13世纪,宁玛派僧人释迦沃曾通过官员把一部藏传佛教经典《才曲》献给元世祖,忽必烈赐他" 拔希" (法师)称号。16世纪后,在藏地红教也得到当地特别有势力的格鲁派(黄教)的支持。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 年)本人兼修宁玛派教法,并撰有这方面的论著。
  格鲁派产生于15世纪,俗称黄教,因僧人穿戴黄色僧衣僧帽。格鲁意为" 善律" ,故又称善律派。黄教是西藏佛教的主要流派,影响极大。黄教派的兴起同西藏的政治局势有关。13、14世纪,西藏佛教有萨迦派、噶举派等,均政教合一,参与民事。元、明两朝的统治者对西藏有影响的各派首领均予封号,如永乐五年(1407年)封噶举派得银协巴为" 大宝法王" ,永乐十一年(1413年)封萨迦派首领昆泽思巴为" 大乘法王"。14世纪,萨迦派势力渐衰,帕竹等地方实力集团兴起,1354年攻下萨迦寺,建立地方政权,并得到元顺帝的承认。为了政治需要,也为了整顿教规,帕竹派支持律令严密、纯洁清净的格鲁派。
承担创建新教派的是著名宗教领袖宗咯巴(1357- 1419年)。他生于今青海湟中县塔尔寺地方,父亲为元末负责当地军政事务的官员达鲁花赤。他从小学习佛学,25岁时已完成《慈氏五论》、《俱舍论》、《集论》、《量释论》、《入中论》和《戒经》等重要典集,并在寺院立宗答辩,说明他对西藏佛学已经全面理解。他是西藏佛学的集大成者和创造者,打破了各教派之间的门户限制。他创建的黄教戒律严格,从此僧侣开始重视戒规。他的重要著作还有1402年写成的《菩提道次第广论》,1406年完成的《密宗道次第广论》,《菩萨戒品论》、《密宗十四根本戒释》等,1408年完成的《中论广释》和《辩了不了义论》等。他被视为具有非凡才能的人。黄教发展成为西藏最重要的佛学流派,并与中央王朝建立了广泛联系。永乐十二年(1414),明朝廷邀请宗喀巴来京,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去京,次年,释迦也失被成祖封为" 西天佛子大国师" ,宗咯巴则成为大国师之师。释迦也失在1434年被明宣宗封为" 大慈法王"。
黄教在西藏建有著名的寺院哲蚌寺(有僧人5500-7700人)、甘丹寺和拉萨北郊的色拉寺。前藏三大寺的建立,奠定了黄教发展的稳固基础。

(3)缅甸和泰国的佛教
  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有国师为佛教领袖,设立一个委员会进行辅助工作。委员会称哲达马,由国王任命的8 位高僧组成。缅甸全国划为若干佛教教区,分别由僧侣管理。在缅甸因此存在僧俗两个行政系统。我国史书中把13世纪的泰国称为暹罗,1350年时出现强大的阿瑜陀耶王朝,又称大城王朝(1350-1767 年)。这一时期,统治者信奉婆罗门教,后来上座部佛教传入,成为主要信仰。国王利用佛教进行王权神化,国王被尊为" 再生的湿婆" 、" 佛陀的化身"。这一时期的柬埔寨、老挝地区的澜沧王国都是著名的佛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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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8 09:02 | 显示全部楼层

RE: 《世界宗教源流史》佛教(连载)

29佛教之二十九:中国清朝前期的佛教1.jpg
佛教之二十九:中国清朝前期的佛教1

(1)内地佛教
佛教自传入中国,唐朝时达到它辉煌的顶点,及至清朝,时运大不如前了。" 清初各省官建大寺6073处,小寺6409处;私建大寺8458处,小寺58682 处。有僧110292人,尼8615。 总计寺院79622 ,僧尼118907人。乾隆初四年(1736-1739年)共发出度牒340112张,令师徒相传,事实上私度并未停息。" 从僧尼绝对人数上看,与宋明相差不多,但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影响力却并不突出。
  同任何宗教的传播一样,佛教传入中国并得势一时,有其社会和精神方面的条件。中国在传统上并不看重出世避世,而以求现世的福禄攘灾为要。
  佛教的主旨是引导个人彻底摆脱苦难,寂灭生死轮回的羁绊。从这一点上看,佛教与中国社会一供一需,两者吻合,随即有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社会土壤。
  从思想上的接受能力来说,中国有长期的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思想与佛教思想在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以道解佛,也就成了中国佛教的一大特点,特别在士大夫中间是如此。至于民间,多神崇拜的风气很盛,不论哪路神仙,只要能避邪免灾降福,都在祭拜祈祷之列,对于佛教,也是如此。民间一直将佛当作神来崇拜的。佛教不太讲究宏观的社会问题,对于急需" 治世" 理论的统治者,似乎不能提供太多的灵丹妙药。统治者对待佛教的态度,取决于它在社会上的号召力、影响力。佛教作为一支社会势力,统治者在治国方略上是不能不考虑的,但如果它影响力不大,则在政治上的筹码显然也就不是很重的了。综合这几方面看,清朝初期,佛教进一步发展的社会条件已经大大减弱。士大夫中仍重儒家思想,这已根深蒂固地嵌入他们的灵魂。刚刚经历明朝的覆灭,士大夫着力思考的,是如何振兴民族,增强实力。这时,不但佛教,即使儒家道统中的宋明理学也受到批判,被视为空谈性理,无益于国家民族。
入关不久的满清朝廷,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以拢络汉族大地主和官僚士大夫为政治方针,明确表示宋明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这样,佛教在清朝国家的位置也就确定了,它不可能再成为" 国教"。
至于民间百姓,更讲究实际,佛教传入中国,到那时已一千多年,其价值,人们已经领教。可以说,佛教入中国以后,经过译经、解经、与儒道论辩、组教团,它能做和该做的,都做过了,似乎再拿不出什么开拓进取性的新东西满足人们的新口味。再加上明清已成型的伊斯兰和基督教与其争势力范围,佛教真是有点力不从心了。有的学者不使用" 明清佛教衰落说" ,而从另一角度发现它在明以至清朝的深远影响,例如日本当代著名佛教史专家鎌田茂雄在他的《中国佛教史》一书中说:" 明清以后的近代佛教虽被人们认为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但中国人所接受的某些教义已经深入人心,化为血肉,佛教已不再是外来宗教,而是自己固有的宗教了。现在虽然已经看不到像隋唐那样光辉灿烂的佛教教理,但是通过对观音的信仰、念佛会、放生会、受戒会、素食等实践活动,使佛教深深地渗透到人民之中,而且佛教还满足了人民' 有求必应' 这个现世利益,佛教信仰同道教和民间信仰很协调,与人民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了。这是明清以后中国佛教的主流。" 在该书中,作者还指出了佛教对明末清初以至清末的文人学者产生深刻的思想影响。
  不过,不论怎样讲,佛教在清朝前期的作为还是很有限的。这与清廷的佛教政策有很大关系。
  清朝政府对佛教也是采取既限制又利用政策,为了控制佛教,清政府设立一套僧官系统。在北京设僧录司,有正副掌印各1 人,下设左右善世2 人,阐教2人,讲经2 人,觉义2 人。地方上,府设僧纲1 人,州设僧正1 人,县设僧会1个。这些僧官实际上没什么实权,只负责事务性工作。清政府对建寺、出家、僧众的行为都有严格规定,曾多次禁止增建寺院,剃度出家必须领取由国家发出的度牒,如未领取度牒而私自为僧尼道士,及用喇嘛衣服往来者,一律定罪。民间子弟,如户内不满3 丁,或年在16岁以上再出家者,定罪。妇女出家必须超过40岁。僧人服装不可奢华,都要着朴素的法衣,众僧穿鼠灰色布衣,住持穿褐色布衣,只在举行法会时才许穿绯红色袈裟。
  与此成鲜明对比,清政府对整理编辑佛教经典很重视。康熙皇帝时出版了继明万历藏的《续藏》共1246卷。雍正十三年(1735年)至乾隆三年(1738年)出版汉文《大藏经》7838卷,被称为" 龙藏"。以后,该经又花了18年(1773-1790年)时间被译成满文,同时,还雕印了由藏文译成的蒙文大藏经。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乾隆皇帝敕和硕庄亲王允禄等选通梵语者,从藏、蒙、满、汉文大藏经中,摘出诸咒,详加订译,编辑《满汉蒙藏合壁大藏全咒》,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完成。清初诸帝如此重视浩繁的佛经整理工作,对于中国文化史是有贡献的,然而其本意不是向国人弘扬佛经,而是要使人们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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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9 10:58 | 显示全部楼层

RE: 《世界宗教源流史》佛教(连载)

29佛教之二十九:中国清朝前期的佛教2.jpg
佛教之二十九:中国清朝前期的佛教2

清初诸帝对当时的各宗教著名高僧都以礼相待,也多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康熙帝对佛教就很重视,他巡视各地,凡遇名山大寺,往往书赐匾额,并把明末以来隐居山林的各宗高僧请入京师,意在吸引和控制亡明士人,也使不太景气的佛教,再度出现了一些生气。雍正皇帝对佛教的兴趣很浓,曾师事喇嘛僧章嘉国师,并参拜禅僧伽陵性音,获得大悟,自号圆明居士。他还亲自参与佛教内部的争论,编撰《御选语录》19卷,为这些语录写序文20余篇。明末禅僧法藏属临济寺,师从著名禅僧圆悟,后与圆悟发生激烈争论。法藏以" 危言深论,不隐国是" 为士林所敬,曾受到黄宗羲等人的赞赏。雍正对法藏的思想很反感,专门撰写《拣魔辨异录》,批判法藏,斥其为魔说,命将法藏反驳圆悟的文章全部毁版,并敕令地方官吏详细查明法藏支系的所有徒众,尽削去支脉,永不许复入祖庭。雍正帝主张儒道佛三教一致,佛教中各宗一致,禅宗中各家一致,提倡念佛。中国近代以后佛教不问宗派,都以念佛为基本,据说与雍正的这一倡导有关。
  康熙、雍正两位皇帝对待佛教的态度,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顺治皇帝亲近喜好佛教,心态比较特殊。民间一直流传顺治出家五台山的故事,虽是讹传,但也不是事出无因。顺治皇帝曾先后将憨璞性聪、玉林通琇及其弟子茆溪行森、木陈道忞等禅宗名僧召入宫中,用心向他们学习佛法,尊通琇、行森为师。顺治十六年,顺治帝请通琇为其起一法名,通琇辞让,顺治帝固执己见,遂选" 通"字辈的下一辈" 行" 字,并亲自取" 痴" 字,名" 行痴"。据说,顺治帝好佛,不是作作样子给人看的,而是真心信守佛法。木陈道忞的《北游集》中曾说:" 上龙性难撄,不时鞭扑在右,偶尔问答间,师启曰:参禅学道人,不可任性喜怒,故曰' 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 者此也。上点首曰:' 知道了'。后近侍国柱语师云:' 如今万岁爷不但不打人,即骂亦希逢戏。又万岁爷极赞老和尚胸怀平坦,亦最慈和乐易'。" 董鄂妃逝世后,顺治帝确曾起过出家的念头。
  在佛教各宗方面,清初华严宗的续法著述颇丰。他历50年,精研各宗,撰成《贤首五教仪》,后又将其缩写成《五教仪开蒙》。天台宗和净土宗也有重要著述出现。
  自乾隆时期开始,居士佛教兴盛起来。彭绍升(1740-1786 年)就是清前期的著名居士之一。彭早年曾专工程朱陆王之学,又曾研习道教修炼之术,3 年而无效果,29岁皈依佛教,受菩萨戒。他严守佛家不杀生、不饮酒、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五戒。彭绍升创设莲社,实行念佛,进行放生会等佛教传统活动,著有《居士传》、《善女人传》、《净土圣贤录》、《华严念佛三昧经》、《一乘决疑论》、《念佛策》等。它以华严教义阐扬净土宗思想,领悟深刻,发前人所未发,使净土宗理论达到了顶点,被以后修学净土宗者奉为要领。
  
(2)喇嘛教
相对内地佛教而言,喇嘛教的境遇要好得多。还在入关之前,在与蒙古族的交往中,清廷就已认识喇嘛教。入关以后,出于控制蒙藏两大民族的需要,清政府给予喇嘛教很高的地位。
1643年,黄教喇嘛赛青曲结作为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的代表出使沈阳,受到清太宗皇太极的隆重接待。顺治皇帝在北京登基后,即派人到西藏问候达赖和班禅。1652年,五世达赖到北京,顺治皇帝到南苑迎接,让他住到特为其修建的黄寺,送去册封达赖的有满汉蒙藏4 种文字的金册金印,从此正式确定了" 达赖喇嘛" 的封号和达赖在西藏政治上的地位。五世达赖回西藏后,给全藏所有黄教寺庙规定了常年居住的僧数和寺产,制定了严格的僧制,包括寺庙内的组织制度,喇嘛的学经程序,寺内纪律仪式等。这些东西,后来一直相沿不变。五世达赖晚年将日常政事交给第巴处理,自己专心著述30余卷。
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为" 班禅额尔德尼" ,赐金册金印。这是"班禅额尔德尼" 封号的开始。
清朝前期几位皇帝处理喇嘛教的原则,主要是因为看到它对蒙藏地区的广泛影响,想" 因其俗" 而治之。按乾隆皇帝的说法:" 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曳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番僧也。"
1792年,清军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成功之后,清政府与西藏政教方面定了一个29条的《钦定章程》,内容涉及政治、外交、财政、教务等诸方面,奠定了清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基本方针。关于教务问题,章程中只规定了寻找活佛和呼图克图的方法,以及寺庙管理、僧众供养、青海和内蒙古迎请西藏活佛的批准手续等问题,要旨全在于限制喇嘛教的活动范围和权力。乾隆皇帝还特别指示驻藏大臣:" 对于达赖喇嘛,不可过于崇拜,俾擅事权;亦不可稍露轻忽,致失众望,务须留心体察,处置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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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21 09:12 | 显示全部楼层

RE: 《世界宗教源流史》佛教(连载)

31佛教之三十一:日本佛教各宗的变迁1.jpg
佛教之三十一:日本佛教各宗的变迁1
  
①天台宗
战国后期,天台宗内部纠纷不断,并诉诸兵火,损失很大,本山睿山也遭毁。德川时代初期,天台宗名僧豪盛,祐能、亮信等力图挽回败势,但终无力回天。天海僧正(约1513-1643 年)也属天台宗。他受到德川家康的宠爱,在东部开创日光山,并作为统摄天台宗全宗的本山,从此,天台宗的势力在关东地区重新建立起来。以后,德川家族又命在江户东北的忍冈建东睿山寺,自第三代住侍起,都由亲王任住持,号" 转王寺宫" ,统领天台宗。
  德川时期,天台宗内部曾发生革新与复古之争。日本天台宗源自中国的天台宗,但又与之不同,是" 在印度、中国都没有见到过的盛宗" 。它是在中国天台宗的基础上吸收密宗、禅宗和菩萨圆戒,合四宗成一宗。为了确立天台宗的地位,日本天台宗传教大师最澄(767-822 年)在佛法戒律方面标新立异,主张废弃小乘戒(要得到三师七证,经过四羯磨手续个别接受二百五十戒),实行大乘戒(由一师授戒,经过一次羯磨手续完成十重戒四十八轻戒),并发誓为行大乘戒,不惜身命。后来,大乘戒得到天皇的敕许,作为天台宗定法。另外,天台宗虽是四宗融合而成,但重密轻显,重道行实践,轻教义研究。这些规定虽然对确立天台宗的地位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后来产生负面的影响也不少。因为只重" 事密"口传,轻视" 理密" 教相,有的僧侣借口授秘诀,散布邪说,遂使僧风日渐紊乱。一向大乘的圆戒也成了堕落僧用来掩护暴劣行为的口实,进而使天台宗的颓废达到顶点。
  借此之际,天台宗律僧妙立(1637-1690 年)和灵空和尚(1652-1739 年)决心革新宗风。他们力主改变传教大师最澄立下的只行一向大乘戒的宗规,再行小乘戒律。他们解释说:" 一向大乘戒是授予初受业者的一往相持戒;假受小乘戒,是久修业者应当受的绝好的妙戒。" 经妙立、灵空二僧的努力,天台僧众大都改受小乘戒,而将日本天台宗传教祖师的规定丢掉一边了。律僧圆耳(生卒不详)与显道和尚(1743-1795 年)对此很是不满,力倡" 复兴古道" ,即要坚持传教大师定下的一向大乘戒的宗规,斥妙立、灵空等人为" 山家奸贼"。上述双方对立的主张,靠教理的辩论很难决定胜负。经由天台宗管领轮王寺宫的裁定,复古派曾一时占上风,而随轮王寺宫的更迭,妙立、灵空派终又获胜。以后,灵空等人事业后继有人,门流愈加繁盛,到上世纪末时,日本天台宗学者和律僧,大多都是妙立的法裔。
  
②真言宗
真言宗即密宗,源于印度,唐朝传入中国,随之由弘法大师空海(774-835年)传入日本。江户幕府时期,真言宗内部纠纷不断。真言宗大的门派系统分为事相(重宗教实践)和教相(重学理研究),事相系统的各个本山都由亲王统领,权力很大。教相系统又分新义派和古义派,两派内部又分有不同的派别。古义派内部三支(学侣方、行人方、圣方)为了争地位相互倾轧,多次由幕府调停,终未奏效。新义派内分为丰山和智山两支,它们在幕府" 奖励学问" 政策影响下,在学术上有很大成就,长于因明学和性相之学,成了后来诸宗学问的中心。
  
③禅宗
日本的禅宗有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三家。
临济宗于12世纪传入日本,到江户幕府初期,其势力已经很微弱。幕府曾颁布禅宗各寺的法度,规定它的组织制度和礼仪,外观上看有些起色,但实质上仍不景气。白隐禅师(1685-1768年)被称为" 临济宗的中兴组"。经过他的努力,扭转了临济宗的颓势,使临济宗在日本流传下来。
  曹洞宗于13世纪由中国传入日本,不久即普及到日本各地,成为禅宗时代一个突出的地方势力。战国之乱以后,曹洞宗逐渐衰落,内部腐败之风很盛。由于一时得势,受到信徒的优厚待遇,僧侣们追逐名利,明显堕落。在选择传法大师时,不是根据学德,只看各寺院的贪富和地位高低。德川幕府初期,为了整顿曹洞宗,制定了曹洞宗法度五条,规定总宁寺、龙隐寺、大中寺为全宗总僧录,统辖全国的曹洞宗,被称为" 关三寺" ,又称" 关刹"。规定江户的总泉寺、青松寺、泉岳寺为驻江户的" 触头"。同时规定了各级僧侣的服饰和僧侣升迁程序,并在经济上给予照顾。这样,曹洞宗就被置于幕府的控制之下,表面上也呈复甦趋势。然而,实质上,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腐化堕落的宗风。直到宗内的月舟和卍山师徒二人专事整顿,改革旧弊,才使曹洞宗逐渐恢复兴隆的局面。月舟(1618-1696 年)和他的门徒卍山(1635-1734 年)都是著名禅师。月舟圆寂后,卍山继承师志,顽强地为革除曹洞宗的腐化堕落风气而努力。他依靠江户幕府的支持,全力改变依寺院地位和贫富选择传承法师,及由别人代替付法当作面授付法的流弊。1704年,幕府制定《洞门龟鉴》20条,采纳卍山的建议,规定寺院住持的交替除了要有师徒当面授受的嗣书外,还要授受寺院宗谱,这称为" 伽蓝法"。与此相比,由嗣师面授嗣书,被称为" 人法"。自此,人法和伽蓝法分开,抑制了曹洞宗嗣传上的流弊。
  黄檗宗是日本特有的禅宗,创始人是中国明代福州人隐元禅师(1592- 1673年),俗姓林氏,29岁出家为僧,承临济宗杨歧派,1654年应日僧和在长崎的华僧请邀到日本,在德川家纲支持下在京都建" 黄檗山万福寺"。他主张" 禅净一致" ,宣传净土宗信仰,与日本其他禅宗不尽一致。同时又认为" 万法唯心,心外别无法" ," 己身弥陀,唯心净土" ,又与一般净土宗有别。黄檗宗在日本的影响力很大,信徒众多,加上德川幕府的扶植,势力扩展很快,但一直保有中国文化的影响,用汉音诵经,在法会和修行方式上仍有许多明代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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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22 09:36 | 显示全部楼层

RE: 《世界宗教源流史》佛教(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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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三十一:日本佛教各宗的变迁2

日本禅宗除上述三家外,还有一个普化宗,也属禅宗支脉。该宗认中国唐代镇州的普化和尚为始祖。据传说,有一个叫朗庵的人崇拜临济宗第四祖的禅风,常吹洞箫,建圆音寺,由此兴起普化宗。普化宗开始虽然也规定了僧侣的衣服制式,但并无宗名和完整的制度,只是作为一种佛教流俗存在,集中了一批流浪之徒。德川氏掌权之后,为了收容各地流浪武士,便让普化宗作为一个禅宗派别存在,为其制定了各种法度,以当作" 勇士浪人之隐家,武人修行之宗门" ,禁止非武士加入此宗。幕府相应地规定了普化宗的组织系统,任命了" 触头" 、" 本寺" 之类,制定了僧侣的衣服规格,定出等级秩序,允许本宗人携木刀、护身剑等,于是,普化禅宗正式成立。普化宗的基本信仰是" 坐断明暗两头,通彻明暗不到之处,然后方可以一枝竹箫,得转大法轮"。寺院本堂都安置阿弥陀佛像,早晚必须读经,有天盖(一种僧帽)、挂络(短袈裟)、竹箫作为必需品。箫的作用对普化宗非同小可,有规定禁止宗外人持箫。持箫看来成了普化宗僧的一个标志。但后来此条规定被滥用,作为谋取钱财的手段。一些寺院以向普通人授与普化宗经义为名,使一些农民、商人也可得到本寺许可持箫吹奏。从此,普化宗逐渐堕落,变成像演艺团体一样的组织。到明治时代,普化宗就消亡了。
  
④净土宗
净土宗教义源于印度的马鸣,东汉和三国时传入中国,唐代正式创宗,以《大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往生净土论》作为教义基础。12世纪,由法然上人源空(1133-1214 年)传入日本,融合三论宗,天台、真言诸宗,创日本净土宗。
净土宗认为人世间是秽世,世风浑浊,只有阿弥陀佛所在的西方极乐世界为净土。靠" 自力" 难以摆脱秽世,要靠" 他力" (乘" 佛愿力")才能往生安乐国土。所谓" 他力" ,是说只要心意真诚,专心念阿弥陀佛名号,就能达到极乐世界。净土宗传到日本,极受欢迎,一时间从贵族、官僚到村野之人,纷纷皈依。
  江户时代,净土宗与德川家族结交很深,皇室也很看重它,声势很盛。
  净土宗很重视教义教理研究,学术风气浓厚。净土宗大寺建有檀林(学术研究机构)、学黉或学寮。定有严格的修习程序,僧位的升迁也规定得很严,一般要修学15年才许可传授本宗血脉,20年才许可得到玺书。如此浓厚的学术风气,造就的佛教学者之多,是日本其他各宗无与伦比的。
  净土宗在德川时代因教义引起多次纷争,这在日本佛教界不多见。佛教各宗的纠纷,各个朝代都有,但多是起因于寺院的规格、地位、权力,有时甚至兵戎相见。所以,在日本佛教史上,净土宗的教义纠纷都很受重视。净土宗的教义纠纷中,比较重要的有两次。一次是关于" 三业归命" 和" 一心归命" 之争,一次是关于" 机深心" 是" 自力" 还是" 他力" 之争。
  " 归命" 即皈依弥陀的意思。日本净土真宗的始祖亲鸾圣人(1173-1262 年)主张" 一念归命"。它认为凡人脱离秽世,往生乐土的程序是:依据陈述弥陀名号的《大无量寿经》的教理,听闻关于弥陀名号的" 起行" 由来之后,就对净土产生了深深的信仰。而后,就必然得到往生成佛的证果。这就叫" 教行信证"。" 三业归命" 说认为,三业(身、口、意)中的" 意" 既然已经信赖弥陀,愿往生净土,那么,就应有敬礼的" 身业" 和称名念佛的" 口业。" 所以,应是" 三业归命"。这违背了亲鸾的祖规,被称为" 邪义"。两种教义争论不休,并有利用僧职之便互相压迫对方的事情发生,最后只能由幕府裁决。
  第二次争论也是由幕府出面裁决的。" 机深心" ,也叫" 机深信"。" 机信" ,是佛教所说的" 机根" ,即成佛的" 因种"。正统净土宗主张,个人的身、口、意" 三业" 属自力,但作为深信弥陀的" 信机" 是" 他力" ,它是往生净土的决定因素。另有主张" 机深心" 是" 自力" 的,也被称为" 邪义"。受到幕府的制裁。
  德川时期还发生净土宗和净土真宗关于宗名的争端。为禁止天主教,德川幕府曾实行" 改变宗门" 制度,由佛教来管理户籍,登记每户每人的宗教信仰。由此,就必然涉及到宗门的名称问题。净土真宗由亲鸾创立。他本是净土宗始祖法然上人的门徒,对佛教各宗的关系有自己的解释。亲鸾将佛教分为大乘和小乘,大乘中又分顿教和渐教两支,顿教中又分圣道门和净土门两支,前者包括禅、真言、天台、华严等宗,后者是净土真宗。渐教也分为圣道门和净土门,前者是法相宗,后者叫净土假宗。由此有" 净土真宗" 的名称。而原来的净土宗不同意这个称谓。他们认为,所谓净土宗,就是真宗,没必要再在名称上标明。倘若承认这个名称,那么实际上就将原来的净土宗放在" 净土假宗" 的名下了。这个争端交由幕府裁决。而幕府则答复说此事难以从速解决,只能暂时按旧例办事,等待幕府命令。实际上,幕府的所谓" 等待命令" 一直没有下文,直到1872年明治维新以后,才正式使用" 净土真宗" 的名称。
  
⑤日莲宗
日莲宗又名" 法华宗" ,13世纪由日莲(1222-1282 年)所创,江户时代初,曾出现兴旺景象。后来,有人倡" 不受不施" ,即主张不接受非日莲宗信徒的施者,也不向" 不信谤法者" (日莲宗视" 法华经" 为经典,口唱" 妙法莲华经" 五字即表明皈依此宗,所谓" 不信谤法者" ,指非日莲宗信徒)施舍说法,在宗内引起争端。德川幕府对" 不受不施" 派很反感,诘难它们说,寺院的领地和田园都属于幕府的" 供养田" 即施舍。对此," 不受不施" 派辩解,说寺院的领地、田园是国王的" 仁恩" ,并非施舍。宗内也有人反对" 不受不施" ,主" 受而不施" 的。" 不受不施" 派坚持自己的主张,无视同门的反对,也不买幕府的账,遂被幕府镇压下去,直到1876年,明治政府才承认" 不受不施" 派的名称及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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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23 10:0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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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佛教之三十二:佛教的复兴1.jpg
佛教之三十二:佛教的复兴1

(1)佛教复兴的历史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宗教国家对佛教国家的侵略和殖民,民族主义在信奉佛教的亚洲国家迅速觉醒。我们知道,民族主义是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民族国家的建立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想情结或政治思潮的。中世纪时期,人们心目中根本不存在忠于国家或忠于民族这一概念。在欧洲,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的居民,只是最后——如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只是到后来,宗教改革的兴起,专制王朝的建立,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展,才把人们从基督教大一统推向了民族国家的理念之中。19世纪中期,民族主义的原则在西欧和北美大获全胜,当然,广大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觉醒更为迟缓,但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民族主义运动在这些地区的广泛兴起也为期不远了。
  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亚洲佛教国家的前资本主义民族由于对民族沦亡还没有休戚相关的直接认识,它们所具有的集体观念一般类似于18世纪以前欧洲人的宗教和地区观念。然而随着全球殖民体系的建立和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争夺,面对国家的灾难和同胞的受辱,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在欧美以外的各殖民地民族中传播,东方民族迅速觉醒,亿万人民行动起来,民族民主革命渐成燎原之势。佛教在这种形势下也开始了复兴运动。
  西方列强入侵亚洲之时,伴随着坚船利炮,配合着西方殖民者对亚洲的侵略和压迫,大批的基督教传教士涌入东方,基督教各教派也开始大规模传入亚洲各国,其中有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中国、朝鲜和日本等国。面对西方宗教的侵蚀,作为传统大宗教的佛教自然而然地成为亚洲各国抵制外来文化和宗教的有力武器。亚洲国家一些有自强意识的先进分子也正是以复兴佛教来作为复兴民族文化的最直接最易被接受的手段。
  
(2)佛教的复兴
  19世纪后半期,在西方一些神智学者的支持下,锡兰青年贵族达磨波罗发起佛教复兴运动,成立摩诃菩提会,在印度佛教圣地修庙造寺,兴办佛教学校和慈善事业,出版书刊和巴利文三藏经典,发展佛教徒,使佛教在印度得到一定的恢复。
  缅甸佛教均属上座部佛教。1855年,奥波法师(1817-1905 年)在兴实塔奥波地区创建门派,它根据佛教的三行教义(身行、语行、意行),提出三门教义(身门、语门、意门),意味" 门" (目标)要高于" 行" (业力),故称作门派。此派主张佛法高于王法。戒律严格,禁止本派比丘与别派比丘接触或进餐,禁止穿丝绸的或不是用碎布拼成的僧衣,禁止穿拖鞋骑马或乘坐牛车、三轮车、轿子等传统交通工具,禁止接触金钱和观看文艺演出,乘船坐车须由信徒代为买票。外出时不得持伞,化缘来的食物要自己吃,不得与狗、鸟吃。
  1859年,瑞琴法师(1822-1893 年)在瑞琴地区创建瑞琴派,它反对对佛陀的偶像崇拜,主张信仰佛陀的精神,在仪式上不得敲打吹奏法器。它的组织很严密,比丘都有证书,每座寺庙和支部都设有世代相传的名册。它的统治机构是僧长和瑞琴中央大会,实权由上缅甸比丘掌握。其戒律较严格,规定比丘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思想上都不允犯戒,比丘不得参加节日活动和接受钱财,不得举行隆重的火葬仪式,不许穿用化学颜料染的僧衣,过午不得嚼槟榔、抽烟和喝饮料。
  1871年,曼同王(1853-1878 年在位)在曼德勒召开上座部佛教第五次结集(缅甸说法),有2400名比丘参加,由三位博学的上座轮流主持。这次结集考订校对了以巴利文为主的各种文本的南传藏经,并将结集的三藏镌刻在729 块石碑上,立于曼德勒的拘他陀寺,四周环绕45座佛塔。刻石五年方成,至今犹存。
  越南的佛教于公元2 世纪末从中国传入,中国佛教的禅宗和净土宗在越南佛教界影响最大,从古至今越南僧侣和佛教徒一直使用中文大藏经,诵读中国的佛教著作,受戒形式也和中国相同。15世纪以前,大乘佛教一直在越南北部占优势,而越南中部和南部流行的则是高棉族信仰的上座部佛教和其他民族的原始宗教。18世纪以后,随着越族统治势力不断向南发展和法国殖民者的入侵,大乘佛教也开始在湄公河三角洲流传。
  1848年,越南南部西安寺住持宝山奇秀和段明媛组织宝山奇秀教,提倡无寺、无僧以及思祖先、思国家、思三宝和思人间的四思教义,在湄公河三角洲农民中广泛传播。此派教徒是后来南方人民抗法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锡兰佛教属上座部佛教,亦称巴利语系佛教。因为它是从印度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等国的,故又称为南方上座部佛教或南传佛教。
  从16世纪开始,锡兰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基督教西方文化的冲击,严重影响了佛教的发展。斯里兰卡先后被葡萄牙、荷兰、英国殖民者统治和占领,殖民者们毫不尊重斯里兰卡的文化传统,以欧洲基督教为正统,视佛教为异教,排挤和打击佛教僧团。许多佛塔、寺院被破坏,寺院的财产和土地被没收,一些佛教徒被迫改宗。正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之下,佛教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自然而然地担负起抗拒西方入侵、维护民族尊严的重任。
  锡兰于1799-1818 年间形成了阿摩罗普罗派,此派由在缅甸阿摩罗普罗受戒的比丘达磨招提等人创建。它反对暹罗派(斯里兰卡最有势力的一派,创建于1750年)只吸收上等种姓,而主要吸收僧伽罗族卡拉瓦(渔民)等三种种姓。其势力集中在南部和西南部沿海地区。比丘只剃光头不剃眉毛,僧衣须披盖两肩,接受布施时不讲答谢语,讲经会也只由一个比丘诵经。它主张礼敬佛像。该派拥有大量土地,还经营商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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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25 09:0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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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佛教之三十三:中国的居士佛教.jpg
佛教之三十三:中国的居士佛教

  居士,音译" 迦罗越" ,意译" 家主" ,原指古代印度吠舍种姓工商业中的富人,因信佛者颇多,故佛教用以称呼在家佛教徒之 受过" 三归" 、" 五戒"的人。
  晚清佛学的复兴,尤其得力于在家居士,故当时于佛、法、僧三宝之外,又有四宝之说,清末民初,我国学者名流、政治家、僧侣无不竞相研究佛学。
  他们谈禅说偈,著书立说,也多与居士的提倡和身体力行有关,杨仁山居士可称佛门尊宿,其上承明代四大师融合诸宗、会通三教之遗风,继彭绍升之后,掀起居士佛学之新潮;下启20世纪上半叶佛学复兴之盛况。他首刊魏源《净土四经》并作序阐明其净土思想,映衬了龚自珍、魏源以经术求治术,以佛法求世法的近代社会思潮。其后,有梁启超佛儒结合的东方人生哲学,佛教救世思想和佛教史与佛教哲学的研究;谭嗣同以心、识为体,以仁为用的经世佛学;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救世主义;章太炎的法相唯识哲学,更与杨仁山居士有不同程度的关系。特别是谭嗣同以杨仁山为其学佛的第二导师," 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 此外,清帝室崇佛也是近代佛教的特点之一。
  
(1)慈禧与佛教
  慈禧自垂帘听政之后,宫廷中便以" 老佛爷" 相称,应该说凡称之为" 老佛爷" 者首先必须崇佛、信佛、礼佛,也就是说既是佛爷必与佛教密切相关。其次才说" 老佛爷" 确是一个徽号,是宫廷内外对崇信佛教的帝后的尊称。
  慈禧之所以允许或喜欢宫内外臣僚称她为老佛爷,主要是她本人对佛教的尊崇。德龄曾说慈禧对于佛教是很虔诚的,说她" 是个虔诚的佛门弟子"。对此,慈禧曾在扮观音摄像前说过这样的话:" 余尚有一佳思,即摄一观音像是也,以二太监总管为侍者,其应衣之服,早已备就,余偶尝衣之。途逢盛怒,或者所烦恼时,辄作观音装,则余气顿平,俨然一观音后身矣。此举与余,大有裨益。盖令系心中不忘大慈大悲四字也。今作观音像而摄一影响,则可随时视之,而生慈悲之心矣。" 对慈禧的自我表白,虽不能完全相信,因为她并非大慈大悲之人,也未时刻将慈悲放入心怀,但是每遇烦事,遇到困难之际扮作观音的事实,却是非崇信佛教者所能做到的。
  慈禧念经供佛从不间断,即使有时外出巡视也必如此。如慈禧巡行东北释祭祖陵之时,仍然照常礼佛。据德龄说:" 太后生性很崇信佛教,伊有一尊磁制的观音像,差不多是终年不断地虔诚供奉着的,此刻已早就派人赍到这里来了。有时候伊也喜欢念经,所以必须另有一间静室(供奉观音,礼佛读经殿)。" 由此可见慈禧对于佛教确实算得上一个比较虔诚的弟子了。当然,慈禧的崇佛是和清朝的佛教政策,以及她为了仰儒和她本人所受佛教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2)杨文会和金陵刻经处
  杨仁山(1837-1911 年)原名文会,安徽石埭(今安徽石台)人,自幼聪慧过人。他自称26岁起即开始学佛,这是指他开始接触佛教经典,还并不是已经信仰佛教,当时他对佛学还没有什么兴趣。27岁(1863年)时,他生了一场大病,由此开始信仰佛教,后来一心学佛,成了一个十分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在多年的学佛弘法过程中,他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创办了我国近代佛教文化机构——金陵刻经处。
  杨仁山自病后读《大乘起信论》,从而下决心学佛以后,就遍求佛经,认真诵读。由于连年战争,很多佛书被焚,连明刻书本藏经《嘉兴藏》也毁于兵火。唯一留下的北京《龙藏》又是梵夹本,不便阅读。为此,他" 发心刻书本藏经" ,以广流传。当即约志同道合者十余人,募捐集资,于公元1866年(同治五年)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从事刻经事业,他刻印的第一部书是" 净土四经"。此时的杨仁山,一面深研佛学,勤刻佛经,一面诵经念佛,静坐作观,俨然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了。1897年他将自己所建的南京延龄巷住宅捐献给金陵刻经处,作为永久流通经典之所。
  自创办金陵刻经处后,杨仁山更是热心搜求佛教亡佚经典。他先是在国内寻访古刹,搜求佛典。1878年他随曾纪泽出使英、法,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伦敦结识了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南条文雄。此后更加注意收集藏经之外的" 古德逸书" ,以便刻印流通。后又托人给南条文雄,广求中国失散的古本佛经。
  后果然陆续由日本寻回多种我国久已佚失的隋、唐古德注疏,总数达300 余种。从这些佛书中,他挑选出一部分刊行,编入《大藏辑要目录》。
  杨仁山学佛以后,感到当时的僧人大都没有佛学知识,需要创办一些佛学学堂以培养佛学人才,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为了办好僧人教育,杨仁山还制订了种种规章制度。规定僧人一定要受教育,没有受过教育的一定要令其入释氏学堂,不能入释氏学堂就学的,则令其还俗,不得进入僧人行列。
  他还将佛教的基本教义和教史,通过" 三字经" 的形式编写了《佛学初学课本》并详作注解。经过多年筹备,杨仁山终于在1907年秋,在刻经处开佛学学堂,取名为" 祗洹精舍" ,就学者僧俗兼收,共20余人。一代佛学大师太虚和知名佛教居士谢无量等都是这个学堂的学员。学堂规定要学习佛学、语文和外语,讲课的人都是尽义务,不收修金,学生和老师一律平等。1910年,杨仁山还和他人在金陵刻经处办了一个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每月开会一次,每周讲经一次,深受听讲者的欢迎,这是培养佛学人才的一种办法。他还鼓励动员别人也举办僧人学堂,由于他的提倡,寺庙自己办学培养僧才的风气大开,各地僧学堂办起了很多,从而培养了一大批僧才。杨仁山本人通过祗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培养出来的佛学人才,比较有名的有谭嗣同,桂伯华、黎端甫以及释太虚,章太炎、谢无量、欧阳竟无等等。这些人后来在佛学研究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发展史上的知名人物。
  杨仁山注重注释经典,弘杨佛教思想。他在金陵刻经处一边讲学,一边校勘佛经,注释了不少经典,此外,还用佛教教义对儒、道经典作了注释。他注释经典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首先,他对印度佛教学者马鸣的著作以及与此有关的净土宗思想十分重视;其次,他善于运用佛教教义来注释儒、道经典,目的还是为了崇杨佛教。
  杨仁山的佛学思想,据他给日本南条文雄的信中讲:" 大乘之机,启自马鸣,净土之缘,因于莲池;学华严则遵循方山;参祖印则景仰高峰。他如明之憨山,亦素所钦佩。" 他强调只有弄通了唯识思想,才能使人" 不致颟顸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觉"。并把它看作是" 振兴佛法之要门" ,因此他在重兴法相之学,开一代佛教义理研究之风方面,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说起来,杨仁山在近代佛学上的贡献,主要是搜求亡佚经典,刻印流通,提倡义学。对于佛学理论的研究,没有更多的建树,这是因为金陵刻经处的刻经事业,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使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深入钻研佛学理论。对佛学理论进一步研究与发挥,则是由他的弟子辈去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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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26 09:0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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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佛教之三十四:日本的神佛分离.jpg
佛教之三十四:日本的神佛分离

  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神儒二道的学者鼓吹神国思想,结果于四方纷纷兴起高唱勤王大义者;1853年美国人佩理到日本通商贸易,幕府的处理不当,更加引起社会舆论的反对。因此,使大将军德川庆喜最后奉还大政,开始了王政维新的序幕。
  德川幕府时期的佛教,从规定" 改宗" 制度以后,神儒二道亦归它管辖,无论贵贱上下,全由佛教统一人心,僧侣衣食有余,受到社会的尊敬;但是他们除了争夺僧官僧位的高下和寺院殿堂的庄丽之外,几乎全不把教义放在心上。这样,就使佛教沉论于衰败的境遇之中。神儒二道之徒,很久以来就对佛教所处的地位和僧侣毫无作为而徒事尊荣奢侈的行为表示憎恶。这时,他们看到了所鼓吹的思想即将实现,王政复古的大业已经开始,便发起了" 废佛毁释" ,并把它作为"尊王攘夷" 的余波,将佛教当作" 夷狄之教法" ,甚至连儒道也当作" 外教" ,不免给以部分的排斥。
  明治天皇即位后,就在明治元年(1868年),颁布了" 神佛分离令" ,禁止社僧(神社中的佛僧)担任别当之职,把还俗叫做" 归正" ,命令" 宫门迹" 还俗复饰,在政府八省之外设神祇宫;接着在1869年9 月又设置宣教使担任宣布大教(指宣扬皇统神圣、皇道至上的神道教)之任,1870年正月下达宣布大教的诏书,明确政教合一的制度,其文曰: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相承,继之述之,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风俗美于下。而中世以降,时有污隆,道有显晦矣。今也天运循环,百度维新,宣明治教,以宣扬惟神之道也。因新命宣教使,布教天下。汝群臣众庶,其体此旨。
  同年4 月,又把宣教使作为博士,分正、权、大、中、小的区别,而且命各地的知事、参事亲自担任宣布大教之职,如果是由官员以外的人掌握宣教职务,则根据他的人品任为参事或" 属准席"。1871年8 月,废神祇宫,改设神祇省,以省的长官、神祇伯作大臣,并且断绝政治与佛教的关系,废除敕愿所和敕修法会,把宫廷内部的佛像迁移到泉涌寺的恭明宫,停止御所、门迹、院家、院室之号,还没收一切寺院领地;在1872年8 月以后,又废除了僧位、僧官,把普化宗、修验道这样的所属不明的宗派全部废除;此后,僧侣只是一般的职业,命令他们称姓氏;解除官府关于食肉、带妻、蓄发的禁令;废除关于女人结界的制度,允许各地随便合并寺院,除总本山之处,废除一切无施主、无住持的寺院,禁止僧尼托钵;1874年还曾禁止火葬。这样一来,使各县任意毁坏寺院,到毫无忌惮的地步。
  此时,原幕府寺社奉行所执掌的事务,仅由民部省的寺院寮来管理。但大教的宣布并未收到显著的效果,曾打算编制教典,最后并没有成功。因此在1872年3 月,又废除神祇省而设置教部省,把祭典、礼典事务全部移交部寮,而把关于宣教的事务,都移到教部省,同年4 月,又颁布三条教则,使国民知道其所归向。第一条为:应体会敬神爱国之旨;第二条为:应明天理人道;第三条为:应奉戴皇上,遵守朝旨。并且设置14级教导职,担任宣布之任。(8 月,在七级以下各设置" 试补" 之职。)这14级是:一、大教正;二、权大教正;三、中教正;四、权中教正;五、少教正;六、权少教正;七、大讲义;八、权大讲义;九、中讲义;十、权中讲义;十一、少讲义;十二、权少讲义;十三、训导;十四、权训导。
  因为神道神社和佛教各宗从来就有氏子和檀教徒,都权宜地授以教导之职;同年6 月,在各宗设置" 教导职管长" ,使其统辖全宗;11月,又制定一宗一管长制(包括天台、真言、净土、禅、真宗、日莲、时宗);1874年,禁止非教导职的人担任寺院住持。1872年5 月,佛教各宗上书政府,要求创立神佛合并教院,教育学生,体念三条教则之旨,而且传授西方各国文化,以培养合格的" 教导职" 人才,这个建议得到批准。首先在东京(原江户)纪尾井町(纪州邸)创立大教院,以后又移到芝的增上寺(1873年被放火烧毁)。此外,让各地按照大教院的样式设立中教院,各宗院一概作小教院。
  1873年2 月,教部省以训令向教导职管长颁布了"11 个题目" ,命令传达到全国的教导人员,让大讲义以下、权少讲义以上,每月把其中一题的讲演录上交教部省。这11个题目是:1.神德皇恩之说;2.人魂不死之说;3.天神造化之说;4.显幽分界之说;5.爱国之说;6.神祭之说;7.镇魂之说;8.君臣之说;9.父子之说;10. 夫妇之说;11. 大祓之说。
  在大教院,中教院所祀奉的,是天之御中主神、高皇产灵神、神皇产灵神和皇祖天照大神这四神;佛教各宗只要不违反三条教则,允许宣讲互相混合的教义,但因为担任教导职的人员原来不是局限于神佛二教教徒,所以1873年2 月,政府特别让地方推荐适合担任此职的人才。这样一来,比起设置神祇宫、神祇省的时候,僧侣多少有了地位,往往既是僧侣,又兼任教部省的属员,但作为佛教教义的本色,已经灭绝难见了。虽有" 僧" 之名,但外貌一如俗人,或衣冠束带("神官" 装束)于神前拍手,或身穿袈裟法衣亲手供鸡鱼于神前,他们之间彼此以文明开化相会,但其异态奇观,转而使有志者产生" 难望恢复法教" 之叹。
  西本愿寺于1872年1 月派遣门徒梅上泽融,岛地默雷、赤松连城等人到欧洲。岛地默雷等到那里看到外国的宗教状况以后,对那里的宗教兴盛感到惊奇,觉悟宗教对国家存在的重要意义,回国途中又游历了印度各地。回国以后就兴致勃勃地大唱" 神佛二教分离说" ,屡次上书教部省,申诉他的主张。政府不得已采纳了他的主张。于是,1875年5 月,废除大教院,在各宗分别设置学林、学校;1877年,政府废除教部省,将其事务移到内务省社寺局。
  1884年8 月,政府下令废除教导职,规定委派神道教、佛教各派管长的文件;这样,各宗才规定了宗法、寺法。这是各宗设置管长的开始。自从宗法、寺法制定以后,各宗的制度也大体完备。从各宗各派的宗制,寺法来看,法规文字之优美,制度之完善,似乎已无遗漏了,但其行动难及其什一者,比比皆是。一方面,学术知识的进步日益给佛教带来一些理论上和历史上的难题;另一方面,整个社会道德的堕落,不能不使人痛心不已。1889年宪法的公布,确定了信教自由政策,此后,佛教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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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世界宗教源流史》佛教(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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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三十五:佛教在欧美的传播

  19世纪以来,为配合西方各国在亚洲推行殖民扩张政策,欧洲统治者鼓励学者对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礼仪司法、史地文学、思想观念、宗教知识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制定出相应的殖民统治政策。在佛教方面,他们首先从文献入手,一方面派人到亚洲各地尽可能搜集各种文字的原始佛典、文献资料、文法物器等;一方面对上述文献进行整理、校勘、翻译。然而这种研究只限于语言学与文献学,个别涉及到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工作仍零散,重视研究佛教早期历史、原始佛教思想和基础理论。
  佛教在欧美的流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介绍佛教的个别人物与事迹;进一步再了解佛教的全貌,研讨其意义;最后才是吸收与信仰。
  随着佛教文献进入西方及对其研究的逐步深入,首先是佛教哲学对欧洲发生了影响。其中最早最显著的是德国叔本华(1788-1860 年),他在其1819年出版的巨著《意志与理念的世界中》宣称佛教是最高的宗教,消除痛苦的最好出路在于涅槃寂静。他的悲观主义和禁欲主义,他之视" 世界是我的表象" 和视" 意志为一切痛苦的源泉" 的观点,甚至于用以卑视妇女的理论,都浸透着佛教的某些基本精神,连尼采也称他的意志至上论为" 佛教徒的虚无意志"。 1824 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夫出版《巴利语文法和词汇》,成为欧洲人研究佛教之滥觞。从此欧洲有更多的学者对南传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包括中国的藏传佛教在内),逐渐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主要从事佛典的搜集、整理、校勘、翻译及诠释、教义理论研究等。一些西方佛教学生通过研究逐渐对佛教产生信仰。也有一些人因为佛教书籍而对佛教发生兴趣,开始信仰佛教。早期的西方佛教徒一般没有经受由比丘授三皈五戒的入教仪式,也没有参加特定的佛教社团,只是按佛典中的规定吃素、奉持五戒、修习坐禅和学习佛法。
  1815-1871 年间,欧美佛教的重点在对佛学的研究上。
  
(1)佛教典籍文献的搜集
183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1800-1894 年)从当地搜集到印度久已失传的梵文贝叶经、论共381 部及纸本梵夹多件,内有《千颂般若经》、《普曜经》、《金光明经》、《法毕经》等9 部。分赠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66部;又赠予精通波斯、巴利、梵、古楔形文字等东方语言的法国学者比尔努夫(1801-1850 年)171 部;还将144 部赠友人印度学者密多罗,不久后,霍格森又通过尼泊尔的关系,从中国拉萨运走了全套的《甘珠尔》和《丹珠尔》,赠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稍后,北京版的《甘珠尔》《丹珠尔》也被运到巴黎。
  
(2)佛教文献的整理和佛教理论研究
这方面的成果可分五大类:梵文、巴利文、藏文佛典的校勘;佛教经典著作的翻译;专题和综合研究;佛教和佛教语言辞典等的编订;佛教通俗读物、杂志的出版。
  ①南传上座部佛教及巴利语研究
1824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夫的《巴利语文法及词汇》开欧洲佛教研究之先河。
  1826年,法国比尔努夫和挪威学生拉森(1800-1876 年)共同发表了《巴利语论考》(或译《论巴利语或恒河以东的半岛圣语》),介绍了1826年以前欧洲学术界对巴利文的研究情况。引起欧洲学者对巴利语的进一步重视。
  1821年考古学家普林西比(1799-1840 年)在印度发掘出阿育王的石柱敕文。比尔努夫首先研究了这些石柱敕文,认为其中包括着数量相当多的属于真正佛教教义的语言,并将其精细研究的成果收入《法译法华经》附录10,使很多章节得到充分的解释。
  1837年,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些敕文,曾在锡兰担任殖民政府官员的英国东方学者特纳(1799-1843 年)首次发表《大史》的校勘本和英译本,同时在《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上连续发表有关的重要论文。欧美对巴利语佛典研究正式开始。
  1850年,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哈迪.斯彭斯(1803 -1868年)出版著作《东方僧门》,1852年出版《佛教入门》,1853年又根据锡兰文原本翻译出版了《现代佛教发展手册》。
  1858年,天主教会主教P .比甘德特(1813-1894 年)根据锡兰文、缅甸文佛经,著述出版了《缅甸人的佛,释尊的一生与传说》。上述二人的著作,因神学偏见影响,都有些曲解佛教之处,然而却激起欧洲人对佛教的兴趣。
  1855年,丹麦著名的巴利语学者、哥本哈根大学的福斯博尔教授(1821 -1908年)借助罗马注音字把南传《法句经》从巴利语译成拉丁语本,并在同年出版。这是第一部全文译出并附有供欧洲学者研究用的带注释的佛教典籍。随后,他又将《本生经》编集成6 册出版。这两部经典对欧洲初期的佛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858年,德国学者克彭发表《佛教》一书,标志着德国参与佛学研究的开端。
  ②大乘佛教(北传)及梵语研究
1827年科勒布洛克在其《论印度教派》一书中,根据原始资料,向西方解释了佛陀的灵魂转世说。
  1844年比尔努夫对霍格森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后,发表了大乘佛教研究发凡之作——《印度佛教史导论》。书中论及佛教与数论的关系。指出:反映在十二因缘说中的佛教基源于存有论与数论哲学十分相似。作者强调,要研究印度佛教,必须以尼泊尔的梵文原典与锡兰文的巴利文原典为基础;只有通过这两类文献的共同部分,才可以了解佛教的基本原始成分。在书中,作者还根据自己对原典的了解,就佛陀时代的印度、佛陀的教义与发展、佛教与种姓制度的关系等加以探讨。
  1852年比尔努夫又将《妙法莲华经》译成法文,成为以严密的语言学翻译梵语佛典的开端。而霍格森本人也在《亚细亚》等杂志中,不断介绍尼泊尔和西藏的语言、文字、宗教。他还将《金刚乘论》译成英文,并著《尼泊尔佛教略论》,二书均于1827年出版。由于他向欧洲各国图书馆提供了大量梵文文献,逐渐吸引欧洲各国尤其是法国、俄国学者转向对梵文大乘佛教思想的研究。他们对梵文原典进行校勘、翻译,同时编著梵语语法书和辞典,继尔发表了一系列论著,霍格森搜集的梵文贝叶经后经英国学者赖特、法国学者莱维、日本学者河口慧海、高楠顺次郎等人的努力,被编集出版于世。
  1850年前后,在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因政策的需要,愈加鼓励学者对梵语和佛教的研究。1870年英国神父艾特尔发表了《梵汉手册》,书后附有巴利、锡兰、缅甸、泰、蒙、藏、日文佛教术语,为欧美人研究南传上座部与大乘佛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857-1859 年,德国最早研究大乘佛教的学者、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卡.弗.科本发表了著名的德文著作《佛陀的宗教》(又译作《佛陀的宗教及其起源》),书中详尽地论述了早期佛教的辩证法。
  ③藏传佛教及藏语研究
1823年,为寻求马札尔人起源的匈牙利人乔玛(1784-1842年)来到西藏。在西藏拉达克一带的喇嘛庙住了七年,钻研西藏历史、语言、宗教。1834年发表了《藏语语法》、《藏英大辞典》,后来又发表了介绍西藏佛典《甘珠尔》、《丹珠尔》的论文,很快引起欧美学者对藏传佛学研究的兴趣。19世纪中叶,西藏僧侣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被译成德文;布顿的《佛教史》被译成英文后,一些欧美学者认为西藏僧侣研究佛教史远胜过印度学者,因而更致力于对藏语古典文献的研究。
  对藏传佛教的研究,俄国的瓦西里耶夫(1818-1900 年)很有成就。他是喀山和彼得堡大学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通晓梵、汉、蒙、藏语以及朝鲜、日本文和突厥方言。他特别强调汉文和藏文文献在早期佛教研究中的地位,以为《清藏》保存的内容极其丰富。其重要著作是《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另有《东方的宗教》《佛教札记》等。此外,他还翻译了多罗那他加《印度佛教史》、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及世友的《异部宗教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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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28 09:0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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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三十六:中国近代的佛教复兴1
  
近代中国经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社会大变动。西方列强入侵,国内太平天国运动,加上清代政府对佛教采取限制的政策和佛教人才的馈乏,中国佛教呈现出衰败景象。但由于中国清代乾隆皇帝采取了把佛教教团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方针,使清末佛教的实权渐渐脱离佛教教团而转入在家居士之手。
  为复兴中国佛教,以杨仁山为代表的居士们刻经办学、印刷佛书、创办居士活动组织和进行佛教交流,中国的居士佛教就此兴盛起来。
  中国的佛教僧众也积极努力复兴佛教,进行佛教革新运动。近代中国佛教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佛教与现世的关系更加密切。近代从事复兴佛教的主要代表人物太虚等倡导" 建设人间佛教" ,强调" 佛教为今时所必需" ,他们从爱国心出发,强调佛教要为现实社会服务,要自我革新,使之有助于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不仅佛教徒为了回答当时的现实问题而提倡佛教和研究佛学,当时一些思想家和学者也是如此。晚清以来的许多先进思想家对佛学发生浓厚兴趣,想从中寻找思想武器。他们认为中国要进步,必须在思想上冲破封建名教的网罗和打破儒家正统派的天命论的支配。而佛学不讲天命而讲佛性,提倡自尊无畏,不受名教束缚。所以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和政治家如谭嗣同、章太炎等,都以为搞变法、搞革命必须要有精神力量,可以从佛学中汲取思想的养料,发扬" 心力" ,增进国民的道德,推进社会的改革,从而提倡佛学、宣扬佛学,这样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佛教的复兴。
  
(1)清末民初的排佛运动
  中国清代对佛教的政策是限制与利用并举,而晚清以后,限制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中国佛教呈现出一片衰败景象。清末,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寺庙遭到严重破坏,佛教似乎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经杨仁山居士等进行活动,中国佛教获得苟延残喘。但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执行"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教育方针和采取极端的排佛政策,试图没收各地佛寺的财产,以兴办各种学校,即所谓庙产兴学运动,其目标是要把寺庙全部财产的十分之七充当学校教育经费。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和基督教势力的侵入,加上佛教自身的堕落,中国佛教更是奄奄一息。佛教如同整个中国社会一样,面临生死存亡关头。
  袁世凯统治时期,日本曾利用佛教侵华,引起中国佛学界的抗议。1915年,日本提出" 二十一条" ,要求" 机会均等,利益均沾" ,其中就有日僧来华传教特权的规定。这一时期,还颁布" 寺庙管理条例" (1915年),北洋军阀政府依然实行。此条例通过征用佛教财产来打击佛教。1912年," 中华佛教总会" 成立于上海,天童寺的敬安和尚(1851-1912 年)为第一任会长。但当时北京政府对佛教极不重视,听任地方侵占寺产。敬安应僧众请求率团赴京请愿,未达目的,致使敬安气死在北京。1915年,袁世凯政府又明令取消" 中华佛教总会" ,这对中国佛教事业打击很大。北京政府的这些举动,遭到佛教僧俗群众的强烈抵制。
  
(2)藏传佛教在中国国内的传播
  中国清王朝对藏地佛教的支持,是它整个统治政策的组成部分。为巩固统治,清帝室根据满、蒙、藏民族相似的文化、宗教、历史背景,力图用喇嘛教激发他们共同的思想感情,并通过喇嘛上层控制边疆地区。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在中国国内传播的范围主要有川、滇、甘、青的藏族地区,内蒙古及新疆的蒙古族地区。在清室扶植下,喇嘛教在全国,特别是在蒙藏和三北地区有相当大的发展。到1882年(光绪八年),总计有黄教大寺庙1026所,僧尼491242人,加上其他派别的(包括部分甘、青、康藏族地区),有寺庙25000 余所,僧尼76万余人,据估计,约占当时藏族人口二分之一。至此,喇嘛教已经走上它的反面。按黄教戒律,僧尼不得婚嫁;喇嘛一般不事生产,特别是不能从事农业生产。这对于藏族地区人口和经济的正常发展是极其严重的威胁,也危害了整个民族的发展。在蒙古地区,情况大体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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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30 10:2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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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三十六:中国近代的佛教复兴3

(4)佛教革新
  清末,佛教一如中国的社会,衰落而面临生存的危机。佛教衰颓的原因,除社会方面外,其自身的堕落是一个主要因素。据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统计,清末民初全国共有僧尼约80万人,但多是徒有其表。印光法师批评清代佛教有"三滥" :滥收徒众,滥传戒法,滥挂海单。佛教对现世人生采取消极态度,其关于死后问题的神秘主义理论,成了统治者愚弄人民的工具。
  佛教的教理荒芜,教制松弛,教产被攘夺。面对威胁寺院存在的庙产兴学运动,佛教界终于被迫团结起来进行抗争。
  ①佛教组织的兴起
佛教教育的普及是与佛教组织的兴起密切相关的。1912年,第一个全国性的佛教组织" 中华佛教总会" 成立于上海,敬安和尚任会长,旨在团结全国僧尼,保护和弘扬佛法。敬安初步提出了保护寺产、振兴佛教的口号。但成立后不久,敬安被当时极端排佛运动气死。1915年该会遭到袁世凯政府取缔。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居士为中心的佛教会。
  ②代表人物
当时,活跃于中国佛教革新运动的僧人,有敬安、太虚、谛闲、圆瑛等人,最著名的是南京毗卢寺太虚(1890-1947 年)。太虚是近代佛教史上闻名中外的高僧和佛教学者,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佛教革新运动,主张改革僧制,培育僧才,提倡人间佛教,在中国近代佛教文化发展史上起有重大作用。
  20世纪初,太虚法师有感于现存佛教的不合理和排佛危机,发愿革新、振兴中国佛教。他通过办学和办刊物等,发起" 佛教复兴运动" ,并发表《整理僧伽制度论》。倡议进行佛教改革,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13年,太虚在他的老师敬安和尚的追悼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教理、教制、教产" 三大革命" 的主张,号召重视人生、社会,复兴佛教。所谓" 三大革命" ,即:一、教理革命。就是革除以往专为帝王愚民政策服务、充当鬼神祸福说教工具的旧佛教,反对专作死后问题探讨,而注重研究人生,发扬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精神,以五戒十善为人生基本道德行为,以此去改善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建设人类互敬互爱的社会制度;二、教制革命。就是改革僧众生活制度,以适应时势而合理的现代僧伽制度取代以往的丛林制度;三、教产革命。就是打破深受世俗宗法制度污染的剃度、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制,使佛教财产不为少数住持独霸,而使之成为十方僧众公有,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及兴办佛学教育之用。
  " 三种革命" 的重点是整顿僧制。太虚说:" 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 他建议,在国家设立佛教总会和" 佛法僧园" ,在地方设置" 持教院" 、" 行教院" 和" 教所" ,负责掌管佛教事务。各宗依山立寺,并象日本那样,分本寺和支寺。一切寺院、教团和正信会皆订制法规,民主推戴住持。太虚还主张教产多用以办学,鼓励研究佛学与现实的关系。
  1915年,太虚撰写《整理僧伽制度论》,宣传佛教改革运动。太虚目睹当时佛教寺院的衰落,便打算对于现行的寺僧制度改革,提出整顿僧伽制度的主张,力图补偏救弊,重新统筹全局。他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正式提出了他的有关改革寺僧制度的主张。当时,中国的佛教寺院的一般情况是:较小寺院,基于剃度而形成的师徒关系;大的丛林,基于传法制度而形成的法派关系。这两者,实际上都是一种宗教化了的封建宗法制度。佛教寺院便为这种封建宗法势力所把持。
  1918年,太虚等人在上海创立" 觉社" ,目的是出版图书,编发丛刊《觉社丛书》(后改名《海潮音》月刊),宣传佛学思想。
  为了整顿佛教,针对中国佛教宗派林立、争论纷起、难以融合的局面,太虚写了《佛教各宗派源流》一书,合论大乘各派,将各宗教疏而通之。
  他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确也曾感化了不少僧侣居士。近代佛教经太虚等大力倡导略有转机。
  ③佛教思想的影响
中国近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一方面,在民族危难、社会动乱之际,有不少僧人参加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大乘佛教的慈悲济世,普度众生的思想,也激发不少佛教界人士投身社会进步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辛亥革命前后,有不少僧侣参与或支持了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早期民主革命领袖也充分信任和借助了这一股特殊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曾十分赞赏宗仰上人等慷慨资助革命,并常常与他们共商革命大计。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救国以振兴中华。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为了回答" 中国向何处去" 的问题,纷纷向各种思想领域(包括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寻找思想武器。其中有些人认为中国佛学中的一些思想可以救中国,就提倡佛学,宣扬佛学,大力发展佛教文化。在五光十色纷至沓来的近代思想中,佛学不失为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
  近代的民主维新运动发展就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和章太炎等,都曾以佛学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变法的理论武器,用以激励人们去进行变法斗争,发奋图强。
近代中国佛教曾打出" 人间佛教" 的旗帜,而近代第一个把"清淡" 佛教变为" 人间佛教" 的实践者是谭嗣同(1865-1898)。他曾师从杨仁山学佛,后又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而" 大服" 佛教。他的思想核心是" 佛学社会主义" ,其代表作为《仁学》。他从佛学中引申出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思想,要求发展近代自由经济。他在中国戊戍变法维新失败时,用生命写就觉悟即佛生死一如的涅槃那种舍身成仁的精神,可以说是人间佛教的实践。他以信奉并最终实践佛教"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的度世救人精神,为维新运动谱写了悲壮的一幕。
章太炎(1869-1936),是处于新旧思想交接点上的一位"博大精深、学贯中西" 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宗教观很快就从中国传统的无神论转向" 建立宗教论"。因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来临,他们需要宗教信仰" 发起信心" ," 增进道德" ,激发热情,鼓舞英雄行为。他提出建立宗教论,在1906年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面临极端困难时,对于唤起革命勇气,无疑有积极的意义。他的佛学思想突出了" 平等" 、" 独立" (自贵其心)、" 自由"(依自不依他)、" 民主" (众生皆佛)等观念,要求破" 人我""法我" ,敢于赴汤蹈火与封建专制抗争,表现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精神。
  佛学佛法研究,是中国近百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种新风气。章太炎等一班主张革新的仁人志士,他们那种勇猛精进、大雄无畏的精神,悲天悯人、仁民爱物的胸怀,不少是从学佛中得来的;就是他们治学方法的精严,也可说是得力于《因明》的研习。这些都和杨仁山的佛教学术活动开风气之先、创有利的条件有关。所以杨仁山不仅在佛教中重振义学之风,也对我国民主维新运动,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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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1 08:06 | 显示全部楼层

RE: 《世界宗教源流史》佛教(连载)


佛教之三十七:日本佛教的世俗化1

  1867-1868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日本打开了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19世纪后期,日本的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到20世纪初,它已加入帝国主义国家行列,是亚洲国家中唯一摆脱了殖民地危机,并转变为同欧美各国对等的资本主义列强中的一员。因此其佛教的发展有自身的特点。
  1868年至1873年,随着德川幕府的垮台,地主资产阶级拥立以明治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史称" 明治维新"。明治政府以所谓" 富国强兵" 、" 殖产兴业" 和" 文明开化" 的三大政策作为指导改革的总方针,积极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宗教方面,由于在" 王政复古" 和倒幕运动中" 神道教" 起了动员舆论和维系人心的作用,明治政府成立后,神道教被定为国教。明治天皇颁布《神佛分离令》,使神道教完全脱离佛教而独立,在政府八省之外设置" 神祗宫" (后改神祗省)。接着又下诏置" 宣教使" 到处宣传" 皇统神圣" 、" 洪道至上" 的神道教义,实行" 祭政一体" 制度。废除因皇室、贵族出家而形成的特权寺院(御所、门迹、院家等),没收一切寺院领地,废除僧位、僧官;规定僧侣是一种职业,应称姓氏;解除官府禁止僧人食肉、娶妻、蓄发的禁令等。在维新过程中,不少地方发生了" 废佛毁释" 运动,寺院佛像被毁,经书被焚,僧侣被迫还俗。由于农民信徒的激烈反抗," 废佛毁释" 没有在全国展开。此后,在民部省设寺院寮管理佛教事务。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日本佛教向世俗化方面发展,佛教教育得到了加强,佛学研究向现代化迈进,取得丰硕成果,佛教宗派在组织上集权化。
  
(1)日本佛教世俗化
  在日本早期传统的诸宗派中,唯有净土真宗不依据佛教的清规戒律而树立自己宗风,允许僧侣娶妻食肉。宗祖亲鸾娶慧信尼为妻,生有四男三女。
  自明治初年,佛教的世俗化广泛波及各个宗派。明治三年正月(1870年1 月),明治天皇下达宣布大教的诏书,明确政教合一的制度;四月又把宣教使作为博士,分正、权、大、中、小的区别,而且命各地的知事、参事亲自担任宣布大教之职。如果是由官员以外的人掌握宣教职务,则根据他的人品任参事或" 属准席"。明治四年(1871年)八月,废神祗宫,改设神祗省,以省的长官、神祗伯作大臣,并且断绝政治与佛教的关系,废除敕愿所和敕修法会,把宫廷内部的佛像迁移到泉涌寺的恭明宫,停止御所、门迹、院家、院室之号,还没收一切寺院领地;明治五年(1872年)八月以后,又废除了僧位、僧官,把普化宗、修验道这样的所属不明的宗派全部废除;此后,僧侣只是一般职业,命令他们称姓氏;解除官府关于食肉、带妻、蓄发的禁令,明确规定僧侣食荤、娶妻、蓄发;废除关于女人结界的制度;允许各地随便合并寺院,除总本山之外,废除一切无施主、无住持的寺院,禁止僧尼托钵;明治六年(1873年),又承认僧尼有蓄发、食荤、婚姻和还俗的自由。这就为现代日本佛教演变为居家佛教,即僧侣得以享受一般公职人员的权利,过着同样的家庭世俗生活奠定了基础。明治七年(1874年),还曾禁止火葬。这样一来,各县任意毁坏寺院到毫无忌惮的地步。
  明治五年,政府又废除神祗省而设置教部省,把祭典、祀典事务全部移交式部寮,而把关于宣教的事务,都移到教部省,命神道教的神官和佛教僧人担任"教导" (共十四级),向全国人民宣传" 三条教则" ,即:" 敬神爱国" ," 天理人道" ," 奉戴皇上,遵守朝旨" ,为巩固立宪制天皇专制统治和维新政策服务。在各宗设置" 教导职管长" ,使其统辖全宗;后又制定一宗一管长制(包括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禅宗、真宗、日莲宗、时宗);明治七年,禁止非教导职的人担任寺院住持。
  明治五年五月,佛教各宗上书政府,要求创立神佛合并教院,教育学生,体念三条教则之旨,而且传授西方各国文化,以培养合格的" 教导职" 人才。这个建议得到批准。首先在东京创立" 大教院" ,让各地按照大教院的样式成立" 中教院" ,各宗寺院成立" 小教院" ,混合吸取神道和佛教、儒教的学说,也吸收西方文化,培养" 教导职" 人员。教部省命令各地教导人员向民众灌输"神德皇恩" 、" 人魂不死" 、" 天神造化" 和" 君臣、父子、夫妇" 等说,佛教被用来配合神道教进行这种" 敬神忠皇" ,维护新政的宣传。作为佛教教义的本色,已经灭绝难见了。
  这时期日本的寺檀关系弛缓。德川幕府为防止基督教的传播,曾授权佛教寺院掌户籍,形成严格的寺檀关系。寺院依靠信徒的奉献和幕府、大名施舍的土地,保持丰厚的经济来源。明治政府以神道教为国教,建立以神社为中心的" 氏子"(当地神社的信徒)制度。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 日本臣民在不妨碍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臣民义务的条件下" 可以享有" 信教自由" 的权利。佛教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有发展。在有限的" 信教自由" 范围内,基督教得到允许传播。这样,佛教原有的寺檀关系基本瓦解。明治政府又把寺院原有的领地收归国有,这对以领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天台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是很大打击。当然,上缴领地并不意味着寺院完全没有土地,由开垦或以买卖方式得到的土地仍归寺院所有,原由大名领主施舍的土地也可以用钱赎买。因此,寺院除从信徒那里取得贡物外,也把土地出租,从佃农那里索取租米等。旧的寺檀关系虽已破坏,但信徒仍到寺院祭祀祖先、举行丧葬仪式及传统信仰活动,寺檀关系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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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三十七:日本佛教的世俗化2

(2)佛教宗派的发展
  日本政府让佛教完全依附神道的做法,在日本佛教内部引起强烈不满。
  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梅上泽融、岛地默雷、赤松连成等人在1872年曾到欧洲视察,对外国的宗教兴盛感到惊奇,觉悟到宗教对国家存在的重要意义。回国途中又游历了印度各地。回国后上书教部省,把他们见闻到的欧洲宗教盛行情况及教化意义作了介绍,并提出《三条教则批判》,要求信仰自由。他们大唱" 神佛二教分离说" ,屡次上书教部省,申诉他们的主张。明治政府不得已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明治八年(1875年)五月废除" 大教院" ,在各宗分别设置学林、学校;明治十年(1877年)又废除教部省,将其事务移到内部省社寺局。社寺局设置以后,明治十七年(1884年),政府下令废除教导职,规定委派神道教、佛教各派管长。这样,各宗才规定了宗制、寺法。这是各宗设置管长的开始。
明治时期流行的佛教宗派,共有12个: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真言宗、融通念佛宗、净土宗、临济宗、曹洞宗、真宗、日莲宗、时宗、黄檗宗。自从宗制、寺法制定以后,各宗的制度也大体完备,各宗各派都在本山推戴管长;各宗都在东京设置本山的支所,地方上大都分有数区,设置教务所,分选举区域选举议员,各宗大事全由议会协助解决,各宗议会每年召开一次,或三、五年召开一次,议员一般被称为" 会众" 或" 赞众" ;在教育方面,各宗划分教育区域,设立学校,多的如曹洞宗,设了30个中学林,少的如天台宗仅设东、西两个学校。学校有中学和大学两部分。这一时期,学术知识的进步日益给佛教带来一些理论上和历史上的难题。
  这时期的佛教宗派在组织上具有中央集权化的特点。1882年规定神道教和佛教各派都设" 管长"。规定各宗设" 总本山" ,各派设" 本山" ,各宗各派都设有" 管长" ,负责委派寺院住持及制定各种宗寺法规等等。" 管长" 的名称各宗派不尽一致,如天台宗称" 座主" ,真言宗称" 长者" ,曹洞宗称" 贯首" 等,各宗在东京设本山的办事处(支所),地方上设教区,置教务所。按选区选宗议员,组成各宗的议会,定期召开决定宗制寺法等事项。
  在明治维新以后,佛教虽然没有以前那种特殊地位和影响,但从整体来看,它仍依附于君主立宪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为它服务,其中传统教团表现尤为突出。大正时期佛教僧人获得参政权,各宗管长联合组成" 佛教护国团"。然而从明治开始,佛教界内部就出现了一些有民主意识的学僧,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政策进行批评。禅宗的内山愚童(1874-1911)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 佛道是一种基于牺牲精神的实践" ,他在《入狱纪念.无政府共产》一书中提出不缴租米,拒绝征兵,否定天皇制的思想。真宗的高木显明著《我是社会主义》一书,以释迦牟尼为" 灵界的社会主义者" ,以亲鸾为平民的朋友,否定权力和财富,认为反战和和平是符合" 真谛" 之道的。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各种对佛教进行改良的主张。
  这时期的日本佛教团体还兴办的" 社会慈善事业"。早在中世纪,一些寺院也举办济贫、治病施药等社会事业,但在明治维新以后带有新的意义。
  传统佛教教团根据" 王法为本,镇护国家" 的说教,主张通过传教和举办社会福利调和社会矛盾,防止革命思想的深入传播。1911年召开" 大日本佛教大会" ,宣言" 佛教是国家风教的基础"。有些传统教团,如真宗本愿寺派和大谷派,成立了专门的慈善机构,开展救贫、救灾、军事援助、医疗护理、保护儿童,以至到军队传教、到监狱教诲等等。
  日本新兴宗教是日本近现代群众思想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是新兴宗教竞相创立教团,各树一帜的时代。1892年,大本教成立,1913年,本道教团成立。这一时期的新兴宗教,在政府的干预和压制下,不得不在艰难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求生存和发展。
  
(3)佛教教育和佛学研究
  明治政府鼓励各宗办学,一些学僧为振兴佛教也致力佛教教育事业。幼儿时期的佛教教育一般在幼儿园和保育所里进行,统称为" 佛保园" ,其教育称作"佛教保育"。佛保园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最早出现于明治时期。明治十二年(1879年)六月在东京成立的福田会育儿院是日本佛保园的开端。
  随后,各地逐渐设佛保园。星期日学校是日本佛教教育机制的另一形式。它受基督教影响,于明治后期创立。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正式出版教材《佛教修身课本》。1911年又编出《统一佛教星期日学校教案》。宗立大学是日本佛教界实施综合教育的高等学府和从事佛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战前的日本宗立大学,实施近似单一的佛教教育。整个校园的宗教气氛很浓,学生自身的佛教信仰及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水平相对较高。
从明治初年到大正年间(1912 -1926年),佛教各派兴起不少大学,著名的有净土真宗大谷派创立的真宗大学,位于京都,起源于1665年东本愿寺弟子的修学道场" 学寮" ,1896年称" 真宗大学" ,1901年采取文科大学的体制后改称" 大谷大学"。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宗立学校,在京都,最早始于1639年西本愿寺内的" 学家" ,1875年正式成为本派的宗立学校。后发展为综合大学规模,称" 龙谷大学"。曹洞宗的大学林,地处东京,后称曹洞宗大学。该宗还有东北福祉大学和爱知学院大学。临济宗的般著林,位于京都,1872年临济宗妙心寺派创办,1898年成为妙心寺派的普通学林高等部。日莲宗的日莲宗大学,位于东京,源于1580年创设的檀林,后几经扩建,至1904年发展为日莲宗大学,后改称立正大学。还有净土宗的佛教大学等。佛教学者井上圆了(1858-1919)创办哲学馆,后来发展为东洋大学。此外还有不少由佛教宗派创立的中小学。由佛教宗派创立的学校除讲授宗教学培养佛教人才外,也广设文理其它学科,培养文教科技人才。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术界开始借鉴、汲取西欧近代学术研究方法与成果,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对佛教的起源、教义、经典、历史、哲学等学科进行分门别类的系统研究,取得丰富成果。日本佛教学者通过到欧美、印度、斯里兰卡的留学考察,并通过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对佛教采取西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又借助汉、梵、巴利、藏语文献的对比研究,在佛典的研究和整理佛教教历、教义、艺术等多方面取得丰富的成果,涌现了一批著名的佛教研究学者。主要有:
村上专精(1851-1929 年)是日本近代佛教史学研究的奠基者,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1894年创刊《佛教史林》杂志,开拓了印度、中国、日本佛教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所著《日本佛教史纲》,提示了日本佛教史沿革的基本轮廓,其体系被尔后众多的佛教史学者所沿用,在佛教史学界曾占有指导地位。
木村泰贤(1881-1930 年)是著名的印度学研究学者,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宗教史》等。
小野玄妙(1883 -1939)是佛教美术学者,曾多次到中国、朝鲜各地考察、搜集佛教史料,并参加、主持了《大正藏》的刊行工作。主要著作有《大乘佛教艺术史的研究》等。
《大日本续藏经》,开始修于1905年,把以往没有入藏的大量中国以及部分印度、日本的佛教著作收编入藏,共收入950 余人的著作1756部7144卷。日本近代最早一部佛教辞典是织田得能编写的《佛教大辞典》,初版于1917年,全书收佛教用语35000 条,解说简明,引证原典,书后附梵文索引。望月信亨所编《佛教大辞典》(全十卷)最有名,从1909年到1948年陆续出版。
  这一时期的佛学学术研究水平具有现代化的特点。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佛教学者改变传统的" 训古式或注释式" 研究方法,开始了现代佛学的研究,并逐渐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日本各著名大学设有佛教研究机构,设立佛学研究的有关课程。各宗也建有许多教育、研究机构。日本从事佛教研究的团体很多。在日本,近代的佛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们有大批的佛教学者,有为数众多的佛教院校和佛教学术研究机构,发行了各种各样的佛学刊物,出版了大量的佛学著作。
  这时期日本佛教开始向海外发展。1893年,临济宗的僧人宗演(1859- 1919年)赴美国芝加哥参加宗教会议,其坐禅修行引起美国人对禅宗的权大兴趣。随后,他及弟子先后赴美宣扬禅宗佛法,创立坐禅中心。1904年,本愿寺派正式向加拿大派传教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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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三十八: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复兴
  
1.印度佛教考古的开始
  19世纪开始,一些亚洲佛教国家的僧侣到印度朝圣礼佛,使已在印度消失了700-800 年的佛教再度出现。20世纪初,很多佛教胜(圣)地恢复旧观,已有佛教组织和佛寺在印度建立,少量的印度教徒改宗佛教,出家为僧,一些重要的佛教遗迹得到发掘和初步整理。与此同时,一些欧美学者纷纷对东方的佛教文化进行研究,印度本土的学者也积极挖掘古老的传统佛教文化,佛教在印度慢慢地产生影响,为现代印度佛教复兴奠定了基础。
  1915年,印度学者依据中国唐代著名僧侣学者玄奘的记载,开始进行对那烂陀的挖掘工作。那烂陀寺是古代印度的教育和学术中心,距比哈尔省首府巴特纳90多公里。新发掘出来的遗址是一片红色砖石砌成的建筑群,其中心据说是阿育王建造、以后又屡次修缮的庙塔,原高七层,现只剩下四层,每层有很多巨大的石柱,上面雕有姿态万千,栩栩如生的佛像,周围有花纹刻饰,是珍贵的印度佛教艺术品。庙的东边是一排排僧房遗址,西边有一排排佛塔残存。
  1891年,印度" 佛教复兴运动" 之父、现代印度佛教史上的圣人——安培克出生,他大学毕业后留学英国,获法学博士学位,1917年回印度,曾参加过印度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运动,与当时的一些解放运动领导人关系甚密。
  中国与印度佛教徒的交流源远流长。印度佛教衰微后,两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渐渐隔绝。19世纪末印度重新出现了中国僧人,1891年达磨波罗在菩提伽耶召开国际佛教徒会议,就有中国的代表参加。20世纪以后,中印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逐渐增多,1907年,达磨波罗来中国与杨仁山居士相商,共约复兴印度佛教。随着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一些汉地僧人到印度礼佛和学习梵文。
  
2.斯里兰卡佛教的复兴
  1870-1945 年间,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和占领斯里兰卡时期。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东方佛教文化冲突,佛教受到排挤和打击。斯里兰卡已经酝酿着佛教的改革和复兴,与基督教发生了多次争论。19世纪末,斯里兰卡掀起了佛教改革和复兴运动。1875年,美国的奥尔考特少校和俄国的勃瓦拉斯基夫人在纽约创建佛教神智学会,1880年又到斯里兰卡受佛教五戒,成为西方第一批佛徒;同年在科伦坡设立佛教神智学会,兴办佛教学校,推动佛教复兴。
  此后,被称为斯里兰卡佛教复兴之父的达磨波罗(1864-1933)访印,巡礼佛迹。1891年5 月,在科伦坡智增佛学院成立" 摩诃菩提会" ,这是世界佛教组织的开端。该会发掘和保护佛教遗迹,编纂佛典,出版刊物,在国内外宣传佛教,建立分支,致力于复兴印度和其它国家的佛教。" 摩诃菩提会" 的活动成为一个广泛的佛教复兴运动。同年10月,在印度摩诃伽耶举行首次国际佛教会议,斯里兰卡、印度、中国、日本、缅甸、泰国、尼泊尔等国的佛教代表出席大会,这次大会增进各国佛教徒之间的了解,加强了合作。
  20世纪开始,佛教有了提高民族意识的重要内容。1908年成立" 科伦坡青年佛教联合会"。现代斯里兰卡的佛教复兴运动主要由本世纪初成立的斯里兰卡青年佛教会(1898年)和全斯里兰卡佛教大会(1919年)发起和领导。
  斯里兰卡佛教的重要地位,已经得到许多国家佛教界认同,纷纷派人学习取经。1918年,中国著名佛教僧人太虚大师深感斯里兰卡佛教地位的重要,决定着手组织" 锡兰佛教留学团" ,派遣学僧到斯里兰卡学习巴利语和上座部教义。
  
3.缅甸佛教的活动
  1871年,缅甸曼同王(1853-1878)在曼德勒召开了南传佛教史上第五次结集,有2400名比丘参加,由三位博学的上座轮流主持。这次结集考订对校了以巴利文为主的各种文本的南传藏经。并将结集的三藏镌刻在729 块石碑上,立于曼德勒的拘他陀寺,四周环绕45座佛塔,以垂永久。刻石5 年方成,至今犹存。
  1870-1885 是雍籍牙时代(1752-1885)后期,这个时期的君主继续扶持佛教,兴造佛塔佛像,拨给大量土地和劳力维修塔寺,供养僧众。16世纪以来,缅甸先后经受了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主义的武装侵略,西方文化必然也侵入。1885年,缅甸最终沦为英国殖民地。佛教成了反对外来侵略,抵制外来宗教势力的重要力量。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东方觉醒,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缅甸僧人建立了佛教组织,积极地投入反英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1906年成立了佛教青年会,倡导民族觉悟和人民团结,其中的一些激进分子还加入了政治团体,甚至组织政党。
  
4.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佛教的活动
  (1)泰国近代佛教
  从16世纪起,泰国受到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殖民主义的侵略。
  泰国佛教为国家的统治提供合理性的根据,泰国国王也以" 正法" 的护持者身份,扶持佛教的发展。历代王朝对于佛教都是直接管理,严格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1902年,泰王签署了" 僧伽管理法" ,详细规定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管区、各寺庙的责任、义务和权限。1912年颁布了改订的" 僧伽官职表" ,1913年颁布" 常施食标准表" ,分别规定了僧人官阶和月薪数额。
  国家对于佛教教义的研究,也采取统一的指导方针。到朱拉隆历时期(1868-1910),由瓦希拉耶南瓦洛洛亲王任僧伽法王。他大力推行僧伽改革,促使僧团教会化,由此也确定了教理的研习形式和解释经典的正统方法。他还推行教理考试制度,指定应考教材,如《佛教圣句集》、《佛传》、《戒律基础》等。
  1870年以后,泰国诸王继续搜集巴利语三藏的各种地方语写本,进行校勘。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在位时(1868-1910)提出将全部三藏付印的计划。付印前,不仅对泰文本作了详尽的校订,还和高棉文、僧伽罗文及孟加拉文进行了比照校勘,于1893年出版,共39卷,印行1000部。这次编印的泰文藏经,尚遗小部经8 种未曾编入。
  (2)柬埔寨近代佛教
  上座部佛教在柬埔寨占有统治地位,印度教和大乘佛教的一些宗教法事只是在民间流传。柬埔寨佛教来自泰国的传承,也分为大宗派和法宗派两派。大宗派的寺庙和僧人占绝大多数,多在农村活动;法宗派得到王室贵族的支持,主要在城市活动。
1870-1945 年间,柬埔寨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在法国殖民统治期间,佛教受到法国化的打击,一度衰落不堪,僧侣和佛徒成了反抗侵略者的重要力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佛教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和提高民族意识的手段,有了新的复兴,涌现出不少爱国僧侣。1909年,创立了巴利语学校,1914年改为巴利语高级学校。
  (3)老挝佛教复兴
  老挝是东南亚佛教的重要基地,盛行的上座部佛教始终稳定发展。其僧伽也分大宗派和法宗派,大宗派人数占有绝对优势。老挝除上座部佛教外,也有大乘佛教流行。19世纪末,法国殖民主义占领老挝。在外国入侵期间,佛教一方面遭受到严重打击和破坏,一方面激起僧侣和佛徒的爱国激情。20世纪初,老挝佛教逐步复兴。
  (4)孟加拉佛教
  18世纪孟加拉佛教开始复兴,一些僧人纷纷到邻国缅甸礼佛求学。1887年,僧人科里帕色纳在吉大港创立" 孟加拉佛教协会" ,同时,外地来孟加拉的僧人沙拉米特拉也在此宣教。统一的僧伽开始分裂。出现了几个不同的佛教派别。
  此外,新加坡的佛教与中国广东、福建等地的汉传佛教有渊源关系。1898年,中国僧人贤慧、会辉和转道等人在新加坡建造了第一座寺院——莲山双林寺,汉传佛教正式扎根立足。稍后,中国僧人圆瑛和太虚相继到新加坡传法,受戒听讲者数千人,开始出现了新加坡佛教会、中华佛教会和青年佛教会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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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三十九:朝鲜越南佛教及国际佛教组织

1.朝鲜佛教日本化
  朝鲜在李朝统治的500 年间,总的说是采取尊儒排佛政策,然而由新罗、高丽时代长期流传下来的佛教仍隐存于一般民众之间。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定《江华条约》,使朝鲜沦为它的半殖民地;1905年,又强迫朝鲜签定《日韩保护条约》,掌握了朝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进一步成为朝鲜的保护国;1910年迫使朝鲜签定《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占领了朝鲜。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加强了对僧尼和寺院的控制,同时支持日本佛教各派来朝鲜,扩大日本佛教的影响。1911年,日本殖民政权" 总督府" 颁布" 寺刹令" 及" 施行规则" ,规定全朝鲜置30个本山,下置末寺1371座。各本寺各置住持;各本山再各置统辖下属寺院的" 本末寺法" ;有关寺院僧尼事务及寺刹土地财物皆受总督府的监督和控制。同时还规定日本的所谓" 纪元节" (建国纪念日)、" 天长节" (天皇诞生日)、新尝节、神尝节(皆为神道教节日)、孝明天皇祭等,均须列入寺院的" 恒例法式" 之中,把寺院佛教活动作为奴化朝鲜人民的重要措施。此后又成立了" 佛教振兴会" 及" 禅教两宗三十大本山联合事务所" 等佛教组织。有不少朝鲜僧侣被派往日本佛教系大学留学,日本佛教各宗也纷纷到朝鲜传教。由于受日本佛教影响,朝鲜佛教的结构有了变化,在教团内分成继续遵守汉译戒律的独身僧和带有妻室的僧人两派。这时期朝鲜的佛教教团有圆佛教。1916年,朴重彬,法号少太山,在全罗北道创立" 圆佛教" ,以一圆相表示法身佛作为信仰对象,提倡精神修养、智慧锻炼和正义实践。佛教教育在这一时期刚刚开始,圆佛教设有禅院和大中学校,其中以圆光大学最为有名。1915年,圆光大学创办,该校原是为宗教实践和培养传教人才而建的禅院,后来逐渐发展为设有佛教学院的综合大学。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和文化的侵略,使得朝鲜的佛教开始有了日本化的倾向。
  
2.越南佛教
  近代的越南佛教处于衰落阶段。19世纪初统一南北的阮朝在政治上扶持临济宗,歧视莲宗。19世纪中叶,法国入侵越南,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的" 保护国"。越南广大佛教徒投入了爱国抗法斗争中,佛教成为强化民族意识和组织抗争的重要手段。1858-1873 年间,法国强迫阮朝签定了两个丧权辱国的西贡条约,激起了越南人民的强烈反对,宝山奇香派在这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在芹直市的一所佛寺创立了一个叫高台教的新教派,活动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带,信徒有120 万。

3.国际佛教组织与主要活动
  近代具有国际性的佛教组织并不很多,主要有摩诃菩提会和巴利圣典会。
  摩诃菩提会,创立于1891年5 月,创始人是斯里兰卡佛教复兴之父的达磨波罗,该会是世界现代史上最古老的佛教组织之一。该会的宗旨是把在印度教徒手中的佛教圣地菩提伽耶收回,并在世界各国复兴、传播佛教,发掘和保护佛教遗迹,编纂佛典,印刷佛教经藏和研究佛学,在国内外宣传佛教,建立分支,致力于复兴印度和其它国家的佛教,使" 摩诃菩提会" 的活动成为一个广泛的佛教复兴运动。奥尔考特担任首届会长兼首席顾问,达磨波罗任秘书长。1892年菩提会总部迁往印度加尔各答,以后又在纽约、伦敦、慕尼黑、印度马德拉斯、拘尸罗和斯里兰卡的阿努拉达普罗等地建立分会。
  巴利圣典会,于1881年由李斯.戴维斯与世界一些东方学者、印度学家、佛教学者一起在伦敦成立。该会宗旨是促进巴利语和巴利语佛教研究;刊行和翻译巴利语佛典和部分梵语、混合梵语佛经;编订出版巴利语字典、巴利文法和佛学辞典等。董事会是该会最高决策机构,管理委员会是其职能机构,另设主席、副主席、书记员等职,他们均由著名的佛教学者担任。圣典会在缅甸、斯里兰卡、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薪加坡等地设有代表,还不定期召开年会或学术讨论会,对组织和推动欧美佛教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贡献。圣典会初建时,出版了51卷254 种典籍,其中很多是再版的。1895年,学会支持著名梵文学者、宗教学家马克斯.谬勒主编《佛教圣典》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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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四十:佛教在欧洲的流传和影响1

  从19世纪开始,欧洲人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从多方面发展起来。在佛教方面,突出地表现在对各种文本佛典的搜集、整理、刊行和研究上。如德国对佛教的研究就形成著名的维也纳学派,出版了许多介绍和研究佛教的著作。
  汉文佛典在19世纪已引起西方的重视,S .比尔于1871-1878 年间,开始翻译介绍。但由于文字上的困难,只能是零打碎敲,始终不成系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亚细亚,中国新疆、甘肃以及西藏地区,引起了西方各国的特殊兴趣,尤其是来自英、俄、法等国以各种身份出现的学者络绎不绝。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佛典、除梵、藏、汉文者以外,还有吐火罗文、栗特文、突厥文、回鹘文与和阗文等佛教文献。其中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862 -1943年)在1900-1916 年间,三次进入新疆、甘肃地带,非法搜集文献资料,特别是发现了敦煌石窟,并盗走了大量佛籍写本和佛教绘画及版画,由此开创了西方敦煌学一科。列强在中亚细亚和中国掠取的佛教文献和文物,大都保藏在巴黎、伦敦、柏林、列宁格勒(前苏联城市)和东京的图书馆或博物馆中。在近现代,佛教哲学对欧洲产生了影响,其中对存在主义的影响相当明显。他们把人的现实品格规定为恐怖、厌烦、失败、绝望以及生老病死等痛苦,与佛教如出一辙。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1905-1980 年)发挥的存在主义著名原理" 存在先于本质" ,与佛教的业报思想在" 人创造人本身" 这点上,就是完全相通的。
  作为一种信仰,佛教在西方流传,受到日渐增多的东方移民和侨民的影响。从19世纪末,东方文化主动加强了向西方的传播,佛教起着主导作用。
  斯里兰卡达摩波罗发起的摩诃菩提学会,先后在英、德、美、澳和非洲等地设置分会或传教中心,出版多种语文的佛典和刊物,创办佛学院等,影响很大。马拉拉塞克拉(1899-1973 年)曾去英国留学,后被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授予名誉哲学博士,是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任首届主席。他主编的英文《佛教百科全书》,在推动佛教向全球发展上起过重要作用。日本净土宗南条文雄(1849-1927 年),在英人马克思.缪勒的支持下,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为英文,向西方介绍汉文佛典概貌;又译梵本《无量寿》、《金刚》等经,传播大乘佛教。铃木大拙(1870-1966 年)译《起信论》、《楞伽经》为英文,并将佛教禅法介绍到了西方。中国的杨仁山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佛教事业,1894年,与英人李提摩太合作,首先译《起信论》为英文;此后又培养梵语、英语和中西兼通的佛教人才,为佛教西渐作准备。太虚在英、法等国学者协助下筹建世界佛学苑,进一步开拓了汉地佛教的西传事业。
  19世纪末,出生于康居的甘珠尔活佛在印度创建乌金贡桑却林寺,弘扬藏传佛教宁玛派教法,为西方世界培养出首批藏传佛徒,先后在布鲁塞尔和雅典建造了乌金贡桑却林寺,宁玛派的瑜伽得到流行。
  德裔英人马克思.缪勒,从1875年起,主持编辑出版了《东方圣书》共51册,包含许多重要的佛教经典。伦敦大学著名的佛学学者李斯.戴维斯(1843-1922年)于1881年创立了巴利圣典协会,出版和翻译巴利语三藏;1908年又在伦敦建立佛教协会,自任会长,著有《佛教》、《印度佛教》、《早期佛教》等。德国赫尔曼.奥登堡从1897年起,在俄国科学院开始主持校订出版《佛教文库》的梵文经典,这套丛书中收进了英国人本多尔的《大乘集菩萨学论》(1897年)、法国人蒲山的《月称中论释》(1903-1913 年)、日本人南条文雄的《法华经》(1980-1912 年)、俄国人谢尔巴茨基的《辩中边论安慧释》(1936年)等。他的名著《佛陀生平、教义及僧团》,主要是依据已刊行的巴利文献研究成果写成的。由此形成佛教研究中的维也纳学派,带动了许多德国学者,或从巴利文,或从梵文,间或也从汉文和藏文中研究佛教经典和历史。俄国人谢尔巴茨基(1866-1942年)是前苏联科学院院士,最有成就的佛教学者,曾在奥登堡指挥下参加中亚"探险队" ,发现许多梵语和藏语文献,由此开始对北传佛教,特别是对陈那和法称的研究。他称法称是" 印度的康德" ,整理出版了法称的《正理一滴论》梵文本和藏文本,及陈那的《集量论》。对于瑜伽行派的其它著作如《俱舍论.称支释》、《辩中边》、《晚句论》等也有英译本出版。从1897年起,他参加了奥登堡的《佛教文库》编纂工作。从李斯.戴维斯、奥登堡到谢尔巴茨基,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学术的、历史的,而不是信仰的。这些研究,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哲学和人生观方面。
  神智学的积极活动家、俄国的贵妇海伦娜.布拉沃茨基夫人,曾游历东方许多地方,到过西藏受法,后入美国籍。从1880年起,在欧洲开展了积极活动。1897年,德国成立了由弗朗茨.哈尔特曼创建的神智学分会。奥尔考特著有《佛教教理问答》,1881年出版,在欧美的影响颇大,曾多次再版,并译成许多种文字。英国诗人埃德文.阿诺尔德于1879年出版《亚洲之光》,以诗的形式介绍了佛陀的一生与思想,在西方流传甚广。
  这批神智学者对佛教有自己的理解,他们认为佛教并不主张人格神,因之它是最高形态的完全的神学体系;但是人类精神深处确有不朽的灵魂,并在转世,人们应该了解、发展这一灵魂及其转世中的精神能力。神智学对于佛教在欧洲的传播,起了催化作用,尤其是在英国与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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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7 11:39 | 显示全部楼层

RE: 《世界宗教源流史》佛教(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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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四十:佛教在欧洲的流传和影响3

(3)佛教在英国
  英国对佛教研究的理论出发点是基督教中心说。这与它在东方的殖民主义统治是分不开的。1875年,英驻锡兰总督秘书奇尔德斯完成《巴利语词典》,由此开展了对巴利语佛典的研究。1881年,李斯.戴维斯创立巴利圣典学会,出版了校订过的巴利原典与部分英译、法译、德译等多种译本(翻译出版巴利语三藏),这为欧洲的佛学研究打开了大门。这个学会的会刊刊载有关佛学的研究论文。这个时期出版了相当一批有关巴利文佛教和语言的学术论著,形成研究上座系的学派。
  一些梵文经典的问世,又提高了学者对大乘佛教的兴趣。自1891年鲍尔斯在中国新疆库车发现了桦树皮抄本佛经以后的几十年,西方一些学者以探险家身份在中亚和中国新疆掀起了掠劫文物的高潮,其中英国人斯坦因劫夺最多。斯坦因曾3 次到中国新疆和中亚" 考察" ,掠夺了敦煌千佛洞所藏大批梵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和栗特文的佛教经典,这些文献在西方展出后,震动了欧洲的学术界,引起了对佛教考古学、佛教语言学和文献学的兴趣。他们考察报告和展示的文献,也刺激了英国对大乘佛教的研究。对于中国佛教文献,西方学者最注意的是古代僧人西行的游记。1884年,S .比尔出版《大唐西域记》英译本,再版时又增收入《法显传》和惠生的《使西域记》,1888年,又翻译出版了《慈恩法师传》。英国学者对这些珍贵材料进行了艰苦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托玛斯.沃特斯在本世纪初发表的《大唐西域记考证》。19世纪末来中国的传教士约瑟夫.埃德金斯,进一步考察了中国的宗教状况,1877年著《中国的宗教》,1881年著《中国的佛教》和《北传佛教中的涅槃》,1885年著《中国佛教介绍》,这些书籍向英语国家传播了中国佛教的信息。有关中国佛教研究的还有艾特尔1871年著的《佛教三讲》和《佛教》,S .比尔的《佛教三藏》和1882年出版的《中国的佛教文献》等。
  19世纪末,佛教开始被引入英国社会生活实际,对佛教文学和考古的研究也推动了佛教信仰的宣传。1880年,英国诗人阿诺尔德爵士所写的8 卷本散文诗集《亚洲之光》;1897年,卡洛斯著《佛陀的福音》,这些书籍用优美通俗易懂的散文和诗歌描绘了佛陀的生平和思想,深受一些群众的欢迎,对佛教的宣传起了推动作用。著名的佛教神智学会在伦敦也展开了活动。拉沃茨基所著《密教》与《沉默的声音》两书,对英国宗教思想有相当影响;神智学会还用英语出版了其它一些介绍佛教人物和典籍的小册子。据认为,神智主义在维多利亚朝时期,使英国关于科学与宗教的信条发生了松动,因为它要求以佛教伦理为准则,把道德观念建立在理性主义的科学基础上,他们的活动在英国产生了反响。
  20世纪初,英国始有佛教徒,第一个比丘是阿兰.贝纳。1890年,阿兰.贝纳18岁时拜读了《亚洲之光》而皈依佛教,并开始研读佛经。1898年,他漂洋过海,向斯里兰卡求法,后又去缅甸组织赴英传法使团,1902年,落发为僧,法名阿难陀弥勒,成为" 欧洲第一位出家人"。1903年,他在仰光建立了国际佛教协会,发行《佛教》刊物。1907年为欢迎缅甸来的传法使团,在伦敦成立了大不列颠爱尔兰佛教协会,由李斯.戴维斯担任会长。1908年,他带领一批佛教徒回到伦敦传法,他们身着僧衣,严守过午不食、手不捉金钱等戒律。其率领的布道团在英国传教遭到失败,半年后重回缅甸。此外,1905年,英国人杰克逊出版了宣传佛教的小册子《给西方人一个宗教》,1906年,他开始在海德公园经常讲道,并与潘恩合作在伦敦开设了一家佛教书店。1907年11月他与戴维斯教授、罗斯特、潘恩等人,在伦敦共同筹建了英国佛教协会,即爱尔兰佛教协会前身。这个由杰克逊等人在伦敦最早组织的英国佛教协会,公推李斯.戴维斯为会长。1908年,改名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佛教会,伦敦总部设有佛殿、禅堂、僧房等,还附有新式佛教图书馆,并在利物浦、伯明翰、曼彻斯特、牛津、剑桥和布莱登等地建立分会,出版季刊《佛教评论》和发行宣教品。该会以加强巴利文、梵文的佛学研究为宗旨,参加这个会的主要是一些对佛教有兴趣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白人信徒。1907 -1922年是该会的鼎盛时期。这个会由于只重视佛教知识的研究,缺乏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加上创建人相继去世,不久即衰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阿难陀弥勒曾回到伦敦,力图复兴沉寂已久的佛教协会活动,但成果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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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8 10:11 | 显示全部楼层

RE: 《世界宗教源流史》佛教(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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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四十一:佛教在美国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原没有佛教。美国人对佛教发生兴趣,大约始于19世纪50年代后。美国对佛教的研究开始较晚,而且受欧洲大陆学者的影响。
1875年,在美国纽约成立神智学会。该学会是半学术研究、半普及信仰的团体。神智学原指基于某种神秘见证的有关神与世界的思想,神智学会即专门从事这一思想的运动,中心在于阐发佛教与婆罗门教的泛神论和转世学说。它的创始人奥尔考特是美国的退伍陆军上校,任第一届主席。神智学会出版各种论文及介绍东方精神的书刊,并多次举办演讲会,引起了人们对佛教的兴趣。
1881年,李斯.戴维斯博士访美,对美国学术界开展佛教研究起了开拓作用。1891年,哈佛大学编纂出版《东方丛书》,主持人C .R .兰曼是梵文和印度学学者,到印度搜集过一些梵文经典,回国后整理出版。他的《梵文读本》是攻佛教文献学者的入门书。
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召开了一次世界宗教大会,美国的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不顾基督教传教团的反对,邀请了其它宗教的一些领袖参加,其中包括佛教界的代表。斯里兰卡大菩提会的达摩波罗上座,代表上座部佛教在会上发表了两次演说,一是《世界受惠于佛陀》,一是《佛教与基督教》。一位研究哲学和比较宗教学的C .T .斯特劳斯由此创建了美国的大菩提会。就在这同一次宗教会议上,日本镰仓圆觉寺的主持释宗演,发表了关于禅的演说,由铃木大拙译为英文,给与会的美国人以很深的印象。这次会议是美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这次宗教会议后,美国学术界开始注意对佛教的研究。华伦翻译了几部佛经,巴庇特译注了《法句经》,卡洛斯写作了《佛陀的教说》,华特发表《禅道》,特别是铃木大拙有关禅宗一系列的传译、讲演和著作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美国比西欧各国更加显著一些,这主要与亚洲移民及其后裔带来的信仰习俗有关。佛教明显进入美国社会,是19世纪最后25年。那期间,有大批华人和日本人移居美国。美国政府在1882年严格控制移民中的华人数,1892年通过排华法案,1902年则下令禁止华人移民,但这些歧视和排华政策并不能杜绝美国社会对华人的需要,反而强化了华人在民族文化上的凝聚力。20世纪初,美国已经有了华人佛寺,开始形成佛教社会,而且主要限于华侨范围。其中,夏威夷成了汉语大乘佛教传进美国的桥头堡。
  日本佛教对美国影响极大。在美国,日本佛教传入最早、流行最广、势力最盛。19世纪末,日本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加强了向夏威夷的扩张活动,促使日本移民大幅度增加。日本佛教也随之展开活动。日本佛教徒首先在夏威夷等地建立了净土宗别院(分寺)。1887年,日本西本愿寺僧人开始在这里建寺传法,并派人去火奴鲁鲁(檀香山)等地传教,建立了寺院。当美国颁布排外法案时,夏威夷国王的宗主权起码在形式上还存在着,华人移民依旧可以不断涌进,佛教也随之流入岛上。当达摩波罗经由夏威夷回国时,原岛上的王室后裔玛丽.E .福斯特皈依了佛教,并将她的大部分财产布施给大菩提会,一部分用来修复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圣迹,兴建寺院学校,一部分资助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夏威夷并入美国后,佛教活动尤为活跃。
  随着日本移民涌入美国本土,西本愿寺和其他教派(日莲宗、真言宗、禅宗临济宗和曹洞宗等)派出大批传教人员并建立众多的寺院。1899年,西本愿寺的田宗惠登上美国大陆,首先在旧金山建寺布教,逐步建立了今天最有势力的佛教团体——美国佛教会。此后,佛教虽屡遭波折,但最终在西海岸各大城市取得立足点,并向东部许多大城市发展,在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地建立佛寺,发展教徒。1900年美国只有佛教徒几千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展到18000 人。佛教由美国北向加拿大,南向巴西、阿根廷等地传播。
  美国的日本佛教宗派主要有净土真宗、禅宗、日莲宗等。
  净土真宗是最早传入美国的佛教宗派。1899年,该宗西本愿寺派的田宗惠法师与西岛觉了法师在旧金山建寺布教,并创立了" 北美佛教协会" ,建立起32座寺庙及一些别院。
  禅宗自1883年传入美国以来,影响极广。禅宗的分支之一临济宗在美国的开山祖师是宗演。1897年,他推荐自己的得意弟子铃木大拙到美国伊利诺斯州担任杂志编辑。1906年,宗演又派另一名大弟子宗活(1870-1954 年)到美国加州说法,后者在旧金山创立禅中心,收了近50位弟子。禅宗的分支之一曹洞宗是由矶部峰仙于1914年传入美国的,他于当年在檀香山创建了第一座曹洞禅宗寺院。
  1894年,日本净土宗总部派谴冈部学应到夏威夷、盐湖城、圣荷西、加德纳、芝加哥和加拿大的多伦多等地弘法,并建立分寺。
  1899年日本日莲宗总部派遣高木行运到夏威夷传教。1914年旭宽成将日莲宗传入美国大陆。1915年日莲宗的僧侣在美国的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和加拿大的一些地区弘法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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