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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究竟出卖了哪些国家利益换取日本对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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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5 16: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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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四平至郑家屯铁路在奉天当局协助下筑成通车,郑家屯至洮南、郑家屯至通辽的延长线的承建,也是由张作霖出面协调,日本顺利得到承建权。之后,日本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施工要求,得到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孙烈臣、吴俊升等奉系要员的赞同,得以开工。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败,张作霖退守东北,并宣布东北三省自治。这给了正在积极谋划构建东北铁路网的日本好机会,日本以此名正言顺地越过中央政府直接与张作霖的奉系集团进行交涉。四郑铁路郑洮延长线在张作霖的担保与通融下,于1923年建成通车。

1924年,直奉两派矛盾十分尖锐,张作霖正全力准备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时,日本乘机又提出索取路权的要求,索要开原至朝阳镇、吉林至敦化、长春至大赉、洮南至齐齐哈尔等四条铁路修筑权,为了得到日本军事上的援助,张作霖马上应允了日方要求,并保证奉省方面尽力斡旋。最后买通交通总长叶恭绰,盗用关防名义履行了批准“吉敦铁路承造合同”。

袁世凯、段祺瑞统治时期没有实现的“满蒙五路”等计划,在张作霖的积极合作下得以逐步推进。

在他的帮助下,日本积极地抢修了四洮路全线(1923年)、天图线(1924年)、洮昂线(1926年)和吉敦线(1928年)。至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铁路网计划已大部完成。

日本在抢修这些重要干线的过程中,均得到了张的合作。这些铁路干线均具有重要的经济及战略价值,如洮昂铁路,这条铁路的原定终端是齐齐哈尔,日本为了避免此线路横断中东铁路,引起苏联的阻挠遂将终点改为距齐齐哈尔27.35公里的昂昂溪。

从经济价值上看,这条铁路一旦建成,南满铁路通过四洮铁路可与黑龙江省联结,原来靠中东路出口的“北满”大豆等农产品可以由此线路分流;同时,它不仅可扼制海参崴,而且能促使大连港商务更加繁荣。从战略价值上看,洮昂铁路使日本的势力向北扩展,其军事锋芒将更接近西伯利亚。

张作霖被炸死前,又在日方草拟的《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字。这个协约规定:由日本政府承包修建下列五条铁路:自敦化经老头沟至图们江线;长春至大赉线;吉林至五常线;洮南至索伦线;延吉至海林线。

张作霖出卖给日本的“满蒙新五路”权益,其影响之大,后果之严重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

日本一向重视控制交通权在国防以及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满铁”所控制的铁路线多以经济为目的,缺少循环线路,不利于战时动员及军需物品的搬运。

为解决这个问题,日本确立了以军事为目的建设满蒙大循环线的方针。

如果其攫取的“满蒙新五路”铁路全部建成,则在东北南部、北部与朝鲜间成为大循环线路,长春至洮南、长春到大赉至洮南为小循环线路。这样可以四通八达,有利于军旅及食料运输的方便,一旦正式发动战争,日本军队可以从本土迅速增援东北,以长春为中心,“南则把守山海关以防支那军北上,北则把守齐齐哈尔以阻俄军南下”,这个如意算盘也是日本迫切索要“满蒙新五路”的根本原因。

满蒙五路之约是张有生之年内预付给日本的最后一个帐单,也是他最后出卖的一个中国权益。

协议一经签署既授日人口实,国权既陷危险之中。张被炸死以后,日方仍以所持密约为依据,向东北当局强硬交涉,要求履行合同。

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方建立的铁路系统主要集中于满洲中南部,以满铁独控之南满铁路为干线,以营口(大石桥至营口)、旅顺(周水子至旅顺)、抚顺(苏家屯至抚顺)、烟台煤矿(烟台至抚顺)、浑榆联络线(浑河至榆树台)、安奉(安东至苏家屯)、吾妻(吾妻至甘井子)、入船(沙河口至入船)、甘井子(南关岭至甘井子)等为支线;另有吉长(吉林至长春)、吉敦(吉林至敦化)、四洮(四平至挑南)、洮昂(洮南至昂昂溪)等路,虽名归中国所有,却牵连有日本贷款关系,实际上充当了满铁的延长线和经济上的营养线。而金福(亦称金城线,金州至城子疃)、天图(天宝山至图们)、溪域(本溪湖至牛心台)等路本属中日合办。

日系各线四通八达而遍布东北全境。铁路所过大城市憐次符比,抚顺、本溪之煤矿,鞍山之铁矿,丹东之木材不一而足,至于大豆、高粱等农作物更是无处不有且出产丰盈。整个东北,除中东铁路可吸收北满物资通海参歲出海外,其余物资绝大多数均需要依靠日本铁路系统终端的大连港做出口。日本控下的铁路系统成为全东北之经济政治动脉,而日本人则可坐享独霸中南满的局势。

此时再回首伊藤博文那句“除了辽东半岛租借地和(半条中东)铁路之外,什么都没有”,短短20年,反差何其之剧烈,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何其迅速,这都得归功于张作霖一次又一次的出卖中国利益。

1913年末,“满铁”打着“中日合办”的旗号,欲攫取辽阳、海城及鞍山一带的铁矿开采权。“满铁”佐藤公所长为此事专门拜望了当时在奉省已属实权人物的张作霖。张为买好日本对日中合办矿业一事不仅表示赞同,还为之出谋划策。

他说:“在目前办理这种事业,如由总领事公开向都督提出,或者企图作为南满铁道会社的事业,恐怕都会引起民间的非议,所以,莫如不公开办理。如果作为适当的日本人个人事业,筹划日中合办,而着手进行,省议会方面也不一定特别反对。为了这些事业能够办成,本人也将不惜给予相当的协助”。

落合总领事也主张在实施方法上“可让某一私人负责进行”。后来,日本经镰田弥助等人积极活动,奉省当局正式向“满铁”颁发了许可与执照,“满铁”以“振兴公司”的名义,攫取了鞍山一带铁矿矿区八处。

张还允许日商大仓喜八郎等以私人身份在东北大办“合办事业”。当时由于东北土地商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日本欲在中国发展“合办事业”的困难极大,张以其在此问题上的慷慨态度被日本方面看作是“无上的福音”。

日本有关“中日合办事业”的各种交涉也取得了张的积极配合。伴随张势力的扩张,“中日合办事业”也在东北遍地开花。

从统计上看,1917年以后,“合办企业”的数字有了迅速的增加。所谓的“合办企业”,实际上与日人单独经营无异,因为日方在企业中所得份额一般都会远远超过其应得之份,中方所获得的股份,常常不过是森林、矿山等自然资源,或者日方不能合法获得的部分。

“中日合办事业”成为日本经济侵略的得力工具,对于东北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严重的阻碍和破坏。

在统一东三省的过程中,为了取得日本的谅解和支援,张为日本的东北经济侵略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恶果。

看两组数字就可明白张作霖卖国的惊人程度:日本对东北的商品输出,1913年为29,775,000 元,到1918年增至69,452,000元,增加了一倍多;投资设厂方面,1903-1913 年日本在中国新设工厂共 154 家,而在 1914-1921 年新设工厂达 222 家。新设的工厂,如冶炼、机械、火药、窑业、油脂、面粉、卷烟、造纸、制皂、制酒等厂,大都集中在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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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5 17:17 | 显示全部楼层
       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以及张作霖本人的民族意识,奉系政府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内阁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游行系张作霖煽动所致,对他恨之入骨。
       1928年4月5日,蒋介石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在徐州誓师,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旧军阀举行“第二次北伐”。4月9日,第一集团军发起全线进攻。4月30日,各路国民军对济南发起总攻。这天夜晚,张宗昌率残部弃城北逃。5月下旬,国民军已逼近京津地区。盘踞北京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在6月2日发出“出关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东北。
       这次张作霖回东北,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胁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张作霖却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不肯松口。于是,日本关东军决定在张作霖回东北的路上除掉这个眼中钉。
       当国民军迫近京、津之时,日本“惟恐战乱波及满洲”,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南军北进;一面按其“东方会议”的决策,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迫张及早离京。1928年5月18日,日本对交战双方发出警告,声称:“动乱行将波及京、津地方,而满洲地方亦有蒙其影响之虞。夫满蒙之治安维持,为帝国之所最重视,苟有紊乱该地之治安,......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在这“警告”发出的前后,日本加紧了逼张的活动:既催张退回东北,又乘机向张勒索“满蒙”的权益。
       1928年5月13日和15日,日本得寸进尺,要他“解决满蒙诸悬案”。据《时事新报》揭露:当时日本曾向张“提出条件十款,其苛毒不忍言”。有人回忆:芳泽曾屡次逼张,要他履行所谓的“密约”。为逼张作霖退回东北,5月17日晚,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与张谈至深夜。芳泽说:“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满洲治安,我想无论对中国国民还是对奉天派都是万全之策。”张作霖听后不悦,严词拒绝。芳泽继续追问说:“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回关外。”芳泽说:“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
       芳泽见张作霖不上其圈套,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从怀里掏出日本政府关于满洲问题警告南北双方的觉书。并向张作霖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逼张作霖答应。不仅如此,他又向张作霖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这一连串的威逼,使张勃然大怒,由座上猛地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地向地下一摔,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指张宗昌杀日侨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岂有此理!......”他说完之后,就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那时,张作霖本想“留在关内”,他对日本的逼迫行径“非常不满”。因而不但口头上拒绝了芳泽的“劝告”,而且于1928年5月25日发表书面声明,反对日本1928年5月18日的“警告”。日本见张作霖不听摆布,对他继续施加压力,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想回东北,“日军当解除其武装”。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开赴沈阳、锦州、山海关等地,并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至沈阳,在沈阳满铁借用地分设六大警备区,日侨也组织日勇千余,剑拔弩张”。在内外交迫下,张作霖不得不表示离京。在日本迫使张作霖退回东北的时候,奉系内部的“新派”,为便于和蒋、阎妥协,也劝张作霖离京。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当时报刊报道说张作霖“有不得不出关的苦衷”:(一)张不离京,一切妥协和其他事均无从说起;(二)奉军新派人物,均极盼张速去,以望与党方合作“。同时,奉军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军心早已动摇。
        张学良、杨宇霆等亦“力劝老将回奉”。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1日下午,“邀外交团入府”,在怀仁堂与外交团告别。他在致词中,以极悲痛的语句,向各国使团表示他的“讨赤”立场。他说:“余为中国计世界计,始终矢志讨赤,至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即余在满洲时......亦未尝一日忘怀,今后仍然请各位放心。”6月2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说明自己到北京“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张作霖虽通电“退出京师”,但决不甘心放弃既得的统治地位。在离京前(6月1日),他命许兰州将“安国军大元帅”的印、旗、国务院的印信、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关外,并下令“一切重要命令,仍须由大元帅盖印发表”,梦想“在关外庞然自大,一过其大元帅之瘾”,企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
       张作霖离京回东北,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已经为他布下“必死之阵”,在距沈阳一公里半的皇姑屯火车站附近的桥洞下放置了三十袋炸药及一队冲锋队。尽管张作霖行前曾接到部下的密报,说“老道口日军近来不许人通行”,希望多加防备,张作霖也三次变更启程时间,以迷惑外界,但他并未料到会有此杀身之祸。
       1928年6月3日晚6时,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元帅府,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驾驶的在英国制的黄色大型钢板防弹汽车,奔往火车站。随行的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惠德、于国翰、阎泽溥、张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儿子张学曾、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人。张作霖的专车22节,是清朝慈禧太后用过的“花车”,装饰非常华丽,他乘坐的80号包车在中间,包车厢后是餐车,前边是两节蓝钢车,里头坐着潘复、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人。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作前卫。晚上8时,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深夜,列车风驰电掣地开到山海关车站,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专程在这里迎候。
       1928年6月4日清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很早就起了床,登上住房屋顶用望远镜朝三洞桥瞭望。5时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北京至沈阳)铁路和南满(吉林至大连)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吴俊升炸得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一个大铁钉,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日籍顾问仪我满面是血,抱头大叫;校尉处长温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文炸破了手,六姨太太炸掉了脚趾头;莫德惠也受了伤。
        奉天省长刘尚清闻讯赶到现场组织救护。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军医官抢救无效,于上午9时30分左右死去。死前张作霖对卢夫人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完就死去了,时年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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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7 17:32 | 显示全部楼层

RE: 张作霖究竟出卖了哪些国家利益换取日本对他的支持?

赫鲁晓夫2 发表于 2019-1-5 17:17
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人 ...

,日本在张作霖执政东北时期抢修了四洮路全线(1923年)、天图线(1924年)、洮昂线(1926年)和吉敦线(1928年)

你说张作霖是装失明,还是积极配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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