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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成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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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5 13:5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王基铭:人生精彩献给中国石化工业
他是中国石化工业发展的见证者和建设者。自上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奋斗在石化战线,见证了中国石化工业艰难的起步,以及如何从弱小落后一步步走向世界一流,并和千千万万石化人一起,用轰轰烈烈的建设,绘出了中国石化工业的雄伟图画。

他是中国石化工程建设的实践者和参谋者。他致力于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实践,提出了适合中国炼油化工工程建设的先进管理理念、方法和管理摸式,以最短的时间、最节省的投资,建成了上世纪90年代国内单系列最大炼油及当代世界级乙烯工程。

他是中国石化大型装备国产化的杰出推动者和重大贡献者。他推进了中外合作开发和推广应用大型乙烯裂解炉和分离技术,组织了大型关键设备国产化攻关,实现了国产裂解气压缩机、丙烯和乙烯压缩机、加氢反应器等重大石化装备的首次工业应用,开创了国内成套技术进入当代世界级大型石化工程的先河。

他是无数为中国石化事业奋斗的知识分子中的勇敢担当者和积极行进者。他今年76岁了,却仍然坚持用另一种方式努力奋斗着,为中国石油化工的未来筑基铺路,为中国石油化工的前程点灯照明。

他是王基铭,他的人生是一场接一场的精彩。
为中国乙烯铸就丰碑

我国乙烯工业曾是一片空白。新中国成立后近20年里乙烯产量近乎为零,90%以上的石油化工产品依靠进口。上世纪60年代是我国乙烯工业起步阶段,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乙烯工业稍具规模。1983年,中国石化总公司成立之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提出:要把乙烯产能搞上去,争取2000年赶上苏联(当年苏联乙烯产量为226.7万吨,而中国才56万吨)。

1986年6月,我国引进的第五套30万吨乙烯装置获批落户上海石化。然而,该项目虽然是国家“七五”计划重点项目,却得不到一分钱的投资,国务院只给出了“利用外资”这一政策,30多亿元建设资金完全靠企业自行向国内外举债筹措。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情况,上海石化决定以破釜沉舟、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为振兴民族工业,义无反顾闯出一条新路。

“风险当然有。” 王基铭说,“可是干事业要是没有风险,那要我们这些人干嘛?!”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三期工程全部建成投产,上海石化总厂每年将生产乙烯45万吨,合成纤维和切片40多万吨,塑料22万吨以及油品和基本化工原料100多万吨,总产值将达55亿元,年利税可达20亿元。

轰轰烈烈的工程会战开始了。然而,资金匮乏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整个建设期间始终险象环生。每天承担的债务利息就达40多万元,压得人喘不过气。”据当时参与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吴复民回忆,最紧急时,几十亿元的建设项目出现过账面资金只有7000元、库存水泥只有5吨的险情。

“我们这个工程先前还是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鸡,如今养大了,蛋已经在屁股底下能摸到了,这节骨眼上,再一刀抹了脖子,多可惜啊!”王基铭挥起手臂喊道,“我王基铭哪怕卖掉家里四大件,也要把乙烯工程搞上去!”

为保证工程建设,总厂不得不从上到下“勒紧裤腰带”:暂停建设工房,压缩过年过节的副食品供应,职工、家属踊跃认购爱厂储蓄,连孩子们的“压岁钱”、准备办结婚酒席的钱和献血的营养费都拿出来融入建设资金。

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他带领参建职工,歇人不歇马地连续奋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机关干部、学校师生纷纷戴上安全帽,在业余时间参加义务劳动。在他的感召和带领下,工程中涌现了一个个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感人壮举,为项目的推进作出了牺牲和奉献。时任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陈锦华称赞说:“王基铭也是个开钢铁公司的,不管多大的压力,想压倒他,不好办!”

1989年12月11日,30万吨万吨/年乙烯装置点火开车成功。仅用16小时15分钟,产出了合格产品,创造了国内外同类型装置最好开车水平。整个工程于1992年4月全面建成投产后,有人向王基铭提议为之勒碑。王基铭没答应。在他看来,这不是叙功的时候,而是上海石化的新开端。



1989年12月,朱镕基同志在王基铭的陪同下考察上海石化工地。

推进重大装备国产化

1994年,王基铭出任中国石化副总经理。上任后,王基铭果断决策,大力推进中国石化重大装备国产化。他以大庆石化乙烯裂解装置为起点,从乙烯裂解压缩机国产化入手,取得全方位突破。

“大庆那边上国产化‘三机’,王总是拍了桌子的。2004年到了茂名搞60万吨级乙烯裂解气压缩机组国产化,同样阻力很大。王总很严厉地批示:国产化,只要讲认真,我们就能做好。”中国石化安全监管局副局长王玉台回忆说,“我在王基铭老总手下干了5年,从他那里,不单是我,我们整个团队都汲取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为国分忧、争气的精神。”经过努力,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可以制造百万吨级乙烯“三机”的国家。今天的中国石化乙烯及下游装置的装备国产化率已逾80%。

为推进炼油装备国产化,王基铭鼓励并支持中国第一重型机械厂(中国一重)在加氢反应器的冶炼、锻造、焊接、检验等制造技术上不断取得突破。在主持茂名石化200万吨/年重油加氢裂化、齐鲁石化140万吨/年项目建设时,他提出并果断决策大型锻焊结构反应器国产化,并由中国一重研制成功,使我国在短期内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此外,他还支持中国二重对加氢反应器制造技术的攻关;支持并大幅提升了无锡压缩机股份公司的加工设计能力;帮助杭州杭氧股份公司从名不见经传的企业一跃成为国内化工设备制造界的明星;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所属的炼油化工设备制造单位,也在参与装备国产化攻关中快速发展壮大。王基铭成为中国石化重大装备国产化的奠基人之一。




创新工程建设管理模式

到任中国石化后,王基铭还以先进工程建设理念掀起了中国石化基本建设新高潮。他提出工程建设要坚持“四个为主”的原则,即工程建设以技术改造为主,技术改造以提高技术含量为主,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以国产化为主,资金来源以自有资金为主,以此指导和推动我国炼油化工工程建设,完成了茂名乙烯、天津乙烯、广州乙烯、乌鲁木齐大化肥、九江化肥、宁夏化肥、燕山乙烯改造、镇海炼油改造、辽阳化纤二期工程、大连西太平洋炼油工程等重点工程建设并实现投料试车一次成功。

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石化、上海石化和BP化工公司2001年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时任中国石化总裁的王基铭兼任首任董事长。赛科成立后,引进了大批石化建设项目。然而,国内惯用的业主自营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石化工程项目建设,外方BP坚持采用的“PMC(项目管理承包)+EPC(设计采购施工)”的管理模式在工程实施中暴露出的矛盾也日益突出。

对此,王基铭大胆创新,分析研究现阶段石化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模式的优势和不足,总结我国过去几十年石化工程建设的经验教训,结合石化行业发展的特点,提出并创立了适用于我国石化工程建设的“IPMT项目一体化管理组+EPC+工程管理”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并在上海赛科90万吨/年乙烯工程中首次应用成功。此后,还在海南800万吨/年炼油、青岛1000万吨/年年炼油、天津100万吨/年乙烯和镇海100万吨/年乙烯等重大工程建设中得到推广应用。实践证明,这种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地优化工程组织,确保工程安全,节约工程投资,提高工程质量,成为中国石化工程建设项目管理首选的先进管理模式。

2016年,王基铭获评中国能源装备终身成就人物,其获奖理由写道:“在长期的石化工程建设实践中,王基铭院士提出了适合我国炼油化工工程建设的管理理念、方法和模式。在他的主持下,我国……大型装备国产化不断取得突破,开创了国内成套技术进入当代世界先进行列的局面,彻底改变了炼油和石化项目建设的关键设备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993年6月,王基铭在上海石油化工股份公司成立新闻发布会现场。

书写人生另一场精彩

2005年,63岁的王基铭辞去了中国石化股份公司总裁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从1964年7月华东化工学院毕业,去地处高桥的上海炼油厂工作,到以中国石化高层领导身份卸任,他已为中国石化行业奉献了整整40个春秋。40年的风雨阴晴,交织出一个个波澜壮阔的精彩故事。然而,精彩谢幕后,他并未选择赋闲颐养。

就在当年11月,经曹湘洪、闵恩泽、李大东、侯芙生、袁晴棠等20多位两院院士联合提名,由中国石化集团推荐,经中国工程院严格评选,王基铭以其深厚的石化工程建设管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突出贡献,通过无记名差额选举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此后,他先后担任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副主任、主任,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国石化工业的发展上,主持开展了多个国家级的课题研究,尤其对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

2015年,他带队完成了重化工业行业空间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调研项目,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要批示,并转有关部门落实。

2016~2017年,他带队对1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02个单位进行了现场调研,对未来中国炼油和煤化工产业可持续发展及区域协调发展重大战略问题,提出了科学判断、战略方案设计和政策建议。

2017年,他作为主编带队完成了“中国炼油技术新进展”的编写工作并出版。该书汇聚了中国炼油工业无数奉献者的科学技术成果,集中反映了近20年来中国炼油工业的技术水平和最新进展,对国内外从事石油炼制行业的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2006年至今,王基铭还充分发挥自己较高的社会威望、深厚的专业特长和卓越的组织协调能力,无私回报国家和社会。除在中国石化科技委员会任职外,还先后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过程系统工程委员会等组织担任领导职务。同时,他还受聘为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致力于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培养。

这位76岁的老人,正以他对石化事业的执着追求、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忠诚和热爱,书写着人生的另一场精彩。

大胆改革带头走出国门

上海石化含辛茹苦建成的以30万吨乙烯工程为主体的第三期工程,使国家在石化总厂的固定资产从48亿元上升到100多亿元,翻了一番;使我国标志石油化工水平的乙烯产量上升到世界第八位,跻身世界石油化工大国行列;使总厂每年实现的利税从13亿元上升到20多亿元。然而,当不少人还沉浸在喜庆和欢乐中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看到,或者根本没有想到,成功的背后会是并不乐观甚至有点冷峻的现实。

作为总厂厂长的王基铭自然看得非常清楚,就像他后来“进京赶考”时向中央汇报的一样:企业因为举债建设,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到1992年年底,企业欠外债4.7亿美元,企业债券13.5亿元,其他内资债务30多亿元,合计负债70多亿元,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75.4%。为偿还到期债务,企业只得发行新债还旧债,先后共发行了8期企业债券,而债券的平均年利率为12.35%,远超过了企业的投资收益率。加之过多的社区管理负担,企业留利仅为企业创造利润的4.33%,根本无法实现自我积累、发展,失去了发展后劲。

“世人把上海石化总厂称为‘金山’,比喻她对国家所作的突出贡献。然而,局外人谁能想象,‘金山’因主动承担这项建设项目陷入怎样的困境!” 吴复民感叹说,上海石化总厂厂长王基铭是闻名遐迩的“王铁人”式的劳动模范。让人殚精竭虑的企业困境,反过来大大拓展了这位“铁人”厂长的宏观思路。他牢牢抓住深化改革这条主线,孕育出一项大胆的改革方案:创新企业制度,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制,实行企业经营机制的根本转换,从根子上理顺产权关系,使企业真正具有自我累积、自我发展的活力。

的确,当王基铭开始为上海石化总厂未来的发展谋划更长远的规划时就注意到,通过股份制改制上市来筹措企业发展资金,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路子。1991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更坚定了他的改制决心。1992年6月,上海石化总厂提出股份制改制申请,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和邹家华的支持。当年9月,国务院批准,上海石化总厂成为9家首批规范化股份制改制试点企业之一。

这时候,王基铭的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未来的上海石化总厂要通过股份制改造,不但在国内上市,还必须走出去,与国际上市公司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一较高低,成为乘风破浪的远洋巨轮。

然而,国外上市谈何容易。一件件麻烦事接踵而至:会计师、承销商和评估师的选择以及选择过程中的公开透明和廉政,会计师们对账过程中近乎严苛的“翻家底”给职工们带来的感情冲击,上市以后企业角色的换位和经营心态的转变造成的影响……境外股票主承销商美林证券公司和法律顾问在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并一次次考察企业生产装置后,甚至直接给王基铭提出了138个问题,要求每个问题都有明确的答复、批文、合同或有效证明。这些问题里不乏尖锐甚至刁难,比如以“劳动生产率不高、人太多”为由要求上海石化总厂裁员。王基铭和上海石化总厂以无比的信念、智慧和极大的耐心一一予以克服。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93年6月23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上海石化总厂变更登记,将其分立为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石化上海金山实业公司。6月29日,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上海金山实业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吴仪、上海市副市长徐匡迪、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盛华仁等出席。上海石化总厂成为第一家同时在上海、香港、纽约上市的中国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企业。

受益于股份制改制,上海石化从国内外资本市场筹集到了发展所需的巨额资金, 1993~1997年,共筹集资金折合人民币56.17亿元,资产负债率从改制前的75.4%降至37.2%。企业负担大大减轻,实施重大技术改造和资本扩张也有了充足的资金准备。

从国际市场一手便募得50多亿元,这同样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第一次。朱镕基听闻这一喜讯,高兴地称赞说:王基铭同志做了一个厂长所能做的全部奉献,为国企的改革事业立了新功。(李东周 尚长文,图片由刘军整理提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原总裁 王基铭

原籍浙江上虞,1942年6月10日出生于上海市,1964年9月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石油炼制专业。我国炼油、石油化工及工程管理领域的著名专家,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副厂长、厂长,上海石化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石化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赛科石化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科技委主任等职。

现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资深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特邀副会长,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会长,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名誉会长,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过程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石油化工信息学会名誉理事长,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华东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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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6 12:4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81岁的卫星大地测量学家魏子卿荣获2018年何梁何利奖

11月6日下午

何梁何利基金2018年度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

共有56位科学家获奖

其中,我国卫星大地测量学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子卿

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在获得该奖项的37名代表中

魏子卿最年长,已经81岁

81岁荣获“进步奖”

我们不禁想起

今年5月,他在参加完两院院士大会后

说过的一段话

“面对我们国家新形势发展战略

我们必须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

我觉得我还不老,我还能做很多事

我将继续奋战在测绘导航科研第一线

执着探索,在科研之路上走下去”

81岁荣获“进步奖”,我们不禁想起

他在回顾经历时的一段深情独白

“从一个不懂事的农村孩子到一名科技工作者

几十年过去了

每当我回忆自己所走过的道路

都不禁想起国家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关怀

……

个人的理想与奋斗

只有与国家的利益融汇在一起

与人民的需要联系在一起

才会开出五彩斑斓的花朵

才会成就光辉灿烂的事业

……”

81岁,工作58年

魏子卿把对党的忠诚完全融入到

对测绘导航科研事业的不懈追求当中

创造了一项又一项骄人的成绩

我国卫星多普勒定位的先行者。1960年,魏子卿大学毕业后,从事测绘专用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后来,因为国家的需要,从1975年起,他又开始涉足于卫星大地测量领域。那时,中国空间技术发展迫切需要地心坐标保障,而当时卫星多普勒定位是测定地心坐标的有效手段。经过几年的研究,魏子卿和团队完成了全国卫星多普勒网建设,创立了多普勒定位数学模型和平差方法,实现了国家坐标系与地心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并与其他成果一起综合,先后得到“DX-1(地心一号)”“DX-2(地心二号)”坐标转换参数,有效解决了当时国家空间技术发展急需,也填补了国内一项空白。

我国空间大地测量的开拓者。1984年,魏子卿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大地测量科学与测量工程系进修卫星大地测量。在国外的两年里,他铭记祖国和人民的嘱托,潜心GPS理论方法研究,研制定位与平差软件,很快达到领域前沿水平。当时美国已经开始GPS大地网试验,GPS定轨试验也在开展,他急切的希望回国在中国建立GPS大地网和测轨网。1986年,他学成归国,从零开始,牵头提出我国GPS大地网布设方案,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我国GPS大地网,开拓了中国卫星大地测量新事业。

我国地心坐标系的奠基者。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原有的参心坐标系,已经不能满足国防现代化的需求,以空间技术为基础的地心大地坐标系是我国新一代大地坐标系的必然选择。进入90年代,当建立地心坐标系提到议事日程时,魏子卿提出中国地心坐标系应对准国际地球参考系的建议和国家大地坐标系包括定义、实现和维持的理论方法,带领团队经过几年完成了我国2000中国大地坐标系(CGCS2000)。经国务院批准,CGCS2000自2008年7月起在全国正式施行,中国大地坐标系步入国际先进行列,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脉冲星导航的推动者。X射线脉冲星导航是X射线天文学发展的产物,与传统的导航手段相比,具有自主性和安全性的特点。魏子卿院士敏锐地认识到X射线脉冲星导航技术的国防意义,带领团队开展脉冲星导航模型,算法及应用模型研究,统筹全国相关科研力量进行总体技术合力攻关,积极推动我国脉冲星自主导航系统论证,开展我国首次多台站导航脉冲星射电观测试验,提出建立我国射电深空基准路线图,推动我国脉冲星导航技术发展蓬勃发展,为我国抢占导航技术主动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高程基准理论的探索者。魏子卿院士十分关注大地测量的进展,不断思考大地测量还有哪些问题需要研究,中国大地测量还有哪些问题尚待解决。第二大地边值问题是他近年特别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之一,他希望在精化我国高程基准面的工作中,有效地利用高精度的卫星高程测量技术,从而取代传统费时费力的水准测量。越深奥的问题越能激发他钻研的兴趣,复杂的理论公式推导、大量的数据计算验证他都亲历亲为,他提出了基于赫尔默特第二压缩法的第二大地边值问题理论,为推动卫星定位技术在物理大地测量中的应用,实现大地水准面测量模式转变作出了创新性贡献。

我国卫星导航系统的倡议者。魏子卿院士积极倡导中国发展卫星导航系统,他把切入点选在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发展战略的研究上。1998年他在论文《关于建立中国导航卫星系统的初步意见》一文中写道:“中国的社会经济活动主要在中国领土领海领空和附近区域进行,因而中国的导航卫星系统首先是区域性的,就是说其服务区包括中国及其周边地区。但是中国的社会经济活动又不仅限于国内和周边地区,我们要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我们的商船要航行在四大洋,我们的飞机要飞往五大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导航系统应是全球性的。”1999年他在《卫星导航的发展趋势与中国导航卫星系统》一文中又进一步写道:“着眼未来,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的系统首先可以是区域系统,但最终应是全球系统。即使是区域系统,也应当是可向全球系统扩展的,它本身应当是全球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近二十余年过去了,这些论点都得到了检验。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的北斗,正成为世界的北斗,2012年已进入区域系统试运行阶段,现正向着2020年建成全球系统的目标迈进。

坚守科研第一线的魏子卿

做了一辈子的研究员

他说自己的定位就是科研工作者

他这种甘于奉献的高尚品德

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

深深影响和激励着身边的学生和年轻同志

在他的指导帮助和言传身教下

一批批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脱颖而出

年轻人们说

魏院士把国家的需求当成自己的事业

把测绘导航的发展当成自己的追求

忠诚于党、热爱国家、矢志科技的赤子之心

勇于开拓、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拓荒精神

树立了典范和标杆,值得学习和弘扬

祝贺魏子卿院士!

祝愿您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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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6 12:52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郭光灿院士:为量子研究,甘做冷板凳15年


2016年12月16日

21世纪以来,量子科技成为科技界争夺的热点。可以说谁掌握了量子科技,谁就掌握了世界的未来。

12月14日,郭光灿院士(中国科大605校友)做客CCTV10《大家》栏目。他是我国最早开展量子信息研究的人,一位可敬可爱的科学家。

甘做冷板凳十五年
20世纪90年代,量子信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国际学术界悄然萌芽,郭光灿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中国可能在国际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的大好机遇。可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知道量子信息是什么,甚至有些老教授指称郭光灿的研究是伪科学。1999年,郭光灿的科研经费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境地。他在中科院的帮助下度过了艰难的一年,并着手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立一个量子信息实验室,可以想像,最初始的量子信息实验室有多简陋。

从20世纪80年代研究量子光学开始到2001年,郭光灿坐了15年的冷板凳,三次申请“973”项目均以失败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的坚强和乐观令人敬佩不已。

抢占量子信息技术高地

量子计算机的速度相比于如今广泛使用的电子计算机,就好比电子计算机相比于算盘。一旦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现有基于大数因式分解的密码体系将在瞬间被攻破,这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军方的高度重视。郭光灿意识到量子计算机未来巨大的发展前景,开始布局量子芯片的研究。由于缺乏资金,他直接去向学校领导借钱,以个人名义打了借条,一借就是800万,这在旁人看来近乎是赌博式的高风险行为。

郭光灿用这借来的800万买了二手的实验设备。为了尽快出成果,他带着实验室的学生没日没夜的做实验。“别人8个小时,我们可以做12个小时,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一天的时间当2天来用。”6年后,郭光灿凭借前瞻性的布局,用借来的800万筹码赢得了国家1.3亿的项目资金。

2003年,郭光灿顺利地评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获得我国量子信息领域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多年任劳任怨的努力付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和尊重。

郭光灿院士简介

郭光灿教授,1942年12月出生,汉族,籍贯福建惠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1965年7月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81年9月-1983年9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访问学者。从2005年1月起被聘为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兼职教授。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信息科学学部院士,2009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现任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光学学会理事,全国量子光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刊物《International J. of Quantum Information》 的Managing Editor;国家科技部973项目“量子通信与量子信息技术”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重要方向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学术带头人。国家科技部中长期规划“量子调控”重大项目-“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的物理实现”首席科学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何梁何利奖,安徽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安徽省2007年重大科技成就奖,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教育部全国优秀教师。培养博士研究生 65人,其中两人荣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主要从事量子光学、量子密码、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在量子信息的研究中,提出概率量子克隆原理,并推导出最大克隆效率公式,被称为“段-郭概率克隆机”、“段-郭界限”,概率克隆机成为两种不同类型的量子克隆机之一;在实验上研制成功概率量子克隆机和普适量子克隆机,证实相关的理论预言;国际上首次提出量子避错编码原理,该原理成为三种不同原理的量子编码之一,已被实验证实;提出一种新型的量子处理器,可有效地降低腔消相干的影响,并实现多种信息功能,已被实验证实;在量子密码研究中,通过商用通信光路实现北京到天津之间125公里单向量子密钥传输;发明量子密码通信网络的关键部件-“量子路由器”,并通过商用光纤实现四端口量子密码网络的通信,首次实现武汉量子政务网;实验上实现量子受控非门的隐形传送,理论上提出固态容错量子计算新方案,为解决量子计算的物理实现提供了可能的途径;提出一种新型的量子点纠缠光源,该光源可以成为一种高效的光纤远程通讯的纠缠光源;首次证明量子信道的私密容量是不可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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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8 15:3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他是我国航天某领域的奠基人!请看他的最后11天

周彩根的最后11天

■陶 纯

他是我国航天某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领路人、首席科学家,为我军在这一领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荣立过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他曾经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二、三等奖7项。2018年,他获得军队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

可就是这样一位厉害人物,寂寂无名,默默无闻,从没有上过报纸,从没有上过电视。你去百度搜索他的名字,仅有短短的一条:2015年8月26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授予他一等功。除此,再无其他。

如果不是因为他猝然离世,他的名字不知道还要埋没多久。

深秋季节,寒风劲吹,万木凋零。而他的生命,此时也悄悄走到了尽头……

10月9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出一颗科学实验卫星。为了这颗星的研制,他忙了一年多。发射之前,他在基地没白没黑地工作了5天,直到顺利发射升空,才算松了口气。当晚7点左右,他回到北京的家里。妻子精心准备了晚饭,可是他说自己很累,一口饭没吃,倒头就睡下了。

10日一早起来,妻子发现他口腔里有大片的溃疡,他说基地那边又干又冷,回到家里,过几天就会好起来。虽然经过了一夜的休息,但他看上去还是很疲惫,脸色不佳。妻子劝他上午去医院看看,他说还不行,手头的工作太多,等忙完这段时间再说吧。

妻子留意到,早上出门的时候,他的身子似乎很沉重,走了老远还能听到脚步声,完全不像他平常的样子。他去了单位,忙了一整天,当晚回到家里,妻子问他感觉怎么样,他指着胸口说,这儿不舒服,有些疼。妻子再次劝他,先到医院查查。他依然说工作挺多的,积压下来,后面的事情就更多了,胸口以前也不是没疼过,先紧着忙完这阶段工作再说吧。

11日那天,他外出开会一整天,回来得很晚,脸色不太好。妻子小心翼翼地问他身体的感受,他说还好,就是有点儿累。他还有20多天的年假没有休完,组织上关心大家,所里为此专门下了通知,要求各室要达到满休假率指标,领导和老同志要带头休假。因此,妻子借机“启发”他说,你作为老同志,必须响应单位号召,给年轻人带个头嘛。她是多么希望丈夫休息一段时间,调整一下身体呀。

最后他答应了,但是又说,工作实在太多,即使休假,也不能丢下工作不管。12日,他提出了休假申请,又在单位忙了一天。13日那天是周六,他陪妻子去看望岳父母。两位老人都80多了,身体不太好,只要有空,他就过去陪陪,亲自下厨做几个拿手菜。这天在岳父母那里,他念叨说,怎么这儿比基地还冷。岳父母发现他不像平时那样活跃,问他怎么了。他说,最近工作量挺大的,里里外外的事都要操心,感觉有点累了。又说,自己还能顶得住,请老人放心。14日那天,他没出门,在家看资料,但是不断有电话打进来找他,或者他打电话给别人,谈的还是工作。

15日,是他休假的第一天。早饭后,他又在收拾东西,看样子要出门。妻子问,不是休假了吗,怎么还去上班?他说,今天约了人,必须得去单位,有工作要谈,今天不解决,后面的工作开展起来更费劲。说罢,他提上包出去了。

妻子回想到,每一次休假,他都要穿插着工作。她多么希望他彻底放下工作,在家好好休息,或者带她外出旅游一趟,散散心。当年他们结婚时,他曾经郑重允诺,争取每年带她外出旅游一次,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可是结婚30年来,他却极少陪她外出。这些年来,妻子要么一个人、要么约上同事外出休假。在他眼里,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去年他所在的研究室转隶到新单位,后勤部门的同志考虑到他是专家,想把他的办公室布置得好一点。他不关心这个,上班第一天,他过问的第一件事是电话、网络通不通,因为他要马上开展工作,一刻也不想耽误。

当晚他回到家,妻子发现他极度疲惫,脸色更难看了。性格本来很温柔的妻子终于忍不住小小地发了个火,逼着他把工作先放一放,彻底休息。他不愠不火地解释,现在虽然是休假,但工作很多,耽搁不起,根本没办法真的歇下来,所以必须时常去单位,在家也得琢磨工作,通过电话商量事情。

从16日开始,他倒是听从妻子的劝告,没有外出。但是妻子傍晚下班回到家,发现他在家也在忙工作,跟没休假时完全一样。因为家里信号不好,他习惯到阳台上打电话,或许是太累了,他搬了一把椅子放到阳台上,坐在上面打,一个又一个。妻子从不过问他的工作,他在家里也从不说自己具体做什么工作,妻子仅仅知道他做的事情与航天、卫星有关,很重要。结婚30年,他的办公室换了一个又一个,妻子竟然一次都没去过他办公的地方。

连着几天晚上,他总在书房里伏案沉思,不时写写划划。

在妻子眼里,他的动作明显迟缓了。想当年,在合肥上军校时,他是校足球队的后卫,人称“铁后卫”,身体棒棒的;40岁前,走路一阵风,上楼梯都是跳着走,很少生病,很少吃药,怎么似乎转眼间,他就苍老得连走路都抬不起脚来了?

也许没有人知道,几十年来,面对一个又一个型号的上马研制,一项又一项隐秘的使命任务,作为领军人物,他得承受多么大的工作强度、精神压力?而这个要强的男人、顾家的男人、周全的男人,在外什么事都是自己扛着,回家在妻儿面前还要做出云淡风轻的样子,很少听见他叫苦叫累。

他特别能“忍”。可是这一阵子,他装不出来了,他露馅了。妻子懂他的累,心疼他的身体,却无法改变他。妻子下了最后通牒,决定下礼拜一,也就是10月22号陪他去医院。他想了想,说22号肯定不行,因为他已经约了人到单位谈事。妻子嚷嚷说,必须去医院,不能再拖了。他看妻子很不高兴,就哄她说,下礼拜一开会的通知已经发出去了,不能再改了,而且礼拜一要谈的事很重要,绝对不能耽误。礼拜二去医院,可不可以?

她还能说什么呢?

19日晚上,他还是不停地打电话谈工作。夜里,他喜欢在书房睡觉,因为可以加班熬夜,又不影响妻子休息。平时他是开着书房门睡觉的,这天夜里,书房门关着。后来妻子回忆,他那时可能身体特别不舒服,怕她看到担心,所以特意闭上了门,自己忍受。

20日那天是周六,按惯例,夫妇俩要到岳父母那里陪伴老人。妻子说,你这么累就别去了。他说,还是应该去看望一下老人。中午两点多,他突然胸口剧痛,脸色苍白,胸闷异常,看上去极为痛苦。妻子马上给他服了速效救心丸,家人立即叫来救护车,紧急把他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抬起昏迷中的他进入电梯,电梯门即将关闭的那一刻,妻子看到他冲自己无力地抬了抬右臂——他是想嘱托什么吗?还是他意识到这是永诀,想同妻子挥挥手道别?

3个小时后,医生宣布他突发大面积心梗,抢救无效,无力回天。

从10月9日到20日,是他生命中最后的11天。他生命的年轮,永远定格在55岁。他还有很多的设想,他还能释放很多的能量,他还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两弹一星时代,一大批科学家“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光阴荏苒,人事更迭,但是薪火相传,代代不已,如今,他不正是新时代军事科研领域无数无名英雄中的一个代表吗?

岁月的尘埃终究掩盖不了他生命的光芒,现在是时候让更多的人知晓他了。他是战略支援部队某研究所的研究员。

他的名字叫——周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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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8 15:4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青年科学家黄正:激发化学创造力 用催化变“废”为宝

中新网上海12月7日电 题:青年科学家黄正:激发化学创造力 用催化变“废”为宝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黄正是个擅长变“废”为宝的人,他利用高效的催化体系,把简单易得的烷烃或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聚烯烃废塑料,转化成柴油、表面活性剂等高价值化学品。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战略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生态环境污染日益突出,资源的高效利用成为中国化学工作者重视的问题。

黄正主要从事金属有机化学和均相催化研究,在能源化学、聚烯烃废塑料(白色垃圾)可控降解制备柴油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他的团队最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之一便是烷烃资源的高效利用。

烷烃是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资源的最主要组成体,是量大价廉的基础化工原料。但烷烃由惰性化学键组成,其转化具有反应条件苛刻、选择性低、转化率低等难点。目前中国鲜有课题组从事烷烃均相催化温和转化这一极具挑战性的课题。

黄正和他的团队在过去6年里,完成了上百种金属有机催化剂的制备,其中一些催化剂还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例如全球颇具影响力的化学试剂公司Sigma-Aldrich已将其团队发展的三个催化剂商业化。

年近40岁的黄正,于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在浙江东阳的一个农村。他说小时候,借改革开放的东风,爸妈得以从农村到县城去做生意,于是他才有机会从农村到县城读书。

高中时,他发现化学这门学科太有趣了,“这是门很神奇的学科,它可以创造新的物质。”这门有创造力的学科,让黄正着迷了,化学后来也是他高考成绩中最好的一门。

而后他到南开大学继续攻读化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当在化学领域做出不错的成果并发表在期刊上时,黄正说,那时候的科研兴趣就更加浓厚了,“感觉进入了这个领域,可以有机会跟其他科研人员交流了。”

毕业后,黄正去了美国知名金属有机化学家北卡罗来纳大学Brookhart院士的课题组,导师知识渊博,经常鼓励他去自由探索。所以而今,他也很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如此。

自2012年回国,黄正现在的课题组已有18人。受访时,在他的实验室里,氛围活跃,学生们各自忙碌手上的试验,还有学生的白色实验服背后画着有趣的卡通人物涂鸦。

黄正说,自己不太拘束学生的课题想法,只要在大方向内,都让他们独立去做、勇敢去做,“激发不了他的大脑,每天按照老师布置的去做,没有创造力,那还有什么意思。”

“创造力”正是黄正所重视的,从对化学这门学科“创造力”的着迷,到科研创造力的自我要求,一以贯之。

在黄正看来,现在国家提供这么好的环境,科研人员一定要做原创性、有颠覆性的研究工作,“目光要远大,要有自信做第一;但要沉下心来,不可能一口气就各方面领先,要扎扎实实投入基础研究,踏踏实实去做。”

这些年,黄正的科研心态也慢慢“稳”下来。前几年,他觉得做科研分秒必争,即便是大夏天40摄氏度的高温下,所里放两个星期左右的高温假,空调等设备关停维护时,他也想着抓紧把课题研究做完,不想休息。现在,他说自己慢慢学会平衡,“做科研并不是着急就能做出东西来,而是要静下心来,十年磨一剑。”

黄正说,他们的工作立足于基础研究,但不是光发表论文,而是希望为企业、新材料公司所用,能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何我们要抓住基础研究不放?因为从基础研究出发,才有创新力,而非永远只是跟跑者。”他说。

中国有原创性的科学研究越来越多。黄正说,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原来大部分是跟跑,原创性的研究“凤毛麟角”,但如今则不同,比如在化学领域,中国发表论文2016年已经是世界第一,引用率第二,量非常大,也有一些原创性极强的工作涌现出来,“这是个过程,相信随着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原创性成果会越来越多。”

“当paper(论文)司空见惯时,我们就会更多聚焦在影响力和原创性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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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9 14:0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双百”风采录」陈冬花:破译“天外”数据

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广泛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汇聚强大力量,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中国科协在2018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举办了“纪念中国科协成立60周年 百名科学家、百名基层科技工作者座谈会”。科协改革进行时将在“‘双百’风采录”栏目,陆续刊发对“双百”人物的采访,敬请关注。


茫茫沙漠里,一群科研人员在做野外调查。在其他几位穿深色衣服男同事的映衬下,头戴粉色棒球帽、身着红色冲锋衣的她面露微笑,无疑是照片里的一抹亮色。

她就是滁州学院教授陈冬花。这张照片就摆在她的办公桌上。她长期扎根基层一线,在国产遥感卫星应用研究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组部“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头顶的光环,对陈冬花而言是荣誉、更是鞭策。

在2018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作为科技工作者杰出代表,陈冬花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科协举办的百名科学家、百名基层科技工作者座谈会。坐在会场内,陈冬花心潮澎湃。

“一路走来,我们团队在区域卫星应用研究和推广上取得了一些进展。近年来,国家发射了多颗遥感卫星,让国产遥感卫星获取的数据更多、更好地为区域和行业发展出力,是我们的职责所在。”陈冬花由衷地说。

1解密遥感图像,提高数据处理效率

在遥感卫星地面接收站,你可以实时看到由卫星拍摄的地面某个区域的图像。但作为一个外行,你可能看不出遥感图像里的“门道”。

事实上,遥感图像里包含了很多数据信息,比如森林面积、树木生长量等等。经过图像预处理、信息反演等复杂过程,才能一步步将有用的信息提取出来。如何更精准、更快地从遥感图像中获取高质量的生态环境信息,便是陈冬花团队的研究重点之一。

“受大气辐射的影响,遥感卫星拍摄的图像可能会有一些偏差,我们要对辐射进行定标矫正,去除大气干扰、地形带来的偏差,确保图像辐射、几何位置的准确性,不然反演出的森林面积就会有偏差。”陈冬花举例道。

对遥感影像进行辐射定标、正射校正后,要将图像反演成有用的数据信息,需要借助算法和模型。算法和模型不是凭空来的,需要通过大量的野外调查和实验去一步步建立和改进。反演出的信息,还要进行大规模工程化处理,生成用户所需要的遥感信息产品。

高分二号卫星是我国目前分辨率最高的民用陆地观测卫星,星下点空间分辨率可达0.8米。分辨率越高,意味着图像数据越大。陈冬花介绍,高分二号卫星所拍摄的一幅图像数据量约为1G,通常一个人一天能处理约一二十G左右的图像数据。一旦遇上加急的工作,人工处理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为了提高图像数据处理效率,陈冬花团队研制了一套工程化处理系统,实现了国产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在区域应用中的定量遥感监测业务化运行,使工作效率提高5至10倍。

“基于多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我们团队在国内外首次突破了国产遥感卫星星群协同反演和共性处理中的若干技术瓶颈,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次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陈冬花介绍。

2寒来暑往,投身新疆野外调查一线

2008年,还是北京师范大学一名博士生的陈冬花,参与了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科技专项(以下简称高分专项)区域应用示范项目的论证。

“当时项目组主要围绕如何在新疆地区开展高分卫星区域应用展开讨论。我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自然特别希望能参与到项目中,为家乡建设出力。”陈冬花回忆道。


带着这样的初衷,博士毕业后陈冬花没有选择留在北京,而是回到新疆,作为技术骨干积极投身到高分专项在新疆的区域应用示范。

出于工作的需要,陈冬花几乎每年夏季都是在野外调查中度过的。

卫星是在天上看地下,要对它拍摄的图像进行反演,需要有一定的地面样本信息,为建模和验证做准备。“因此必须进行大量的野外调查,用专业仪器做实验,再跟遥感数据比对,不断优化模型,提升反演精度。”陈冬花说。

新疆北部山区,常常9月就开始下雪。大雪封山后,野外道路难以行进,植被也被大雪覆盖。5月以后,雪水融化,渐渐露出植被。由于气象条件和生态调查的需要,陈冬花团队每年只能在5月到9月期间进行野外调查。

盛夏时节的沙漠,酷暑难当。陈冬花团队的工作区域大多人迹罕至,运气好的时候能搭上当地牧民的摩托车,有时候则只能扛着10多公斤重的设备徒步远行。

“有一次搭摩托车经过一片灌木丛,车速很快,当时并没有觉得什么。晚上到驻地,才看到腿上扎进了许多小刺,应该是在经过灌木丛时留下的。那个晚上,我和研究生们都在不停地拔刺。” 陈冬花笑着说。

要说野外调查不苦,那肯定是假的。但在陈冬花看来,这些苦都是值得的。“别人都问我图啥,我觉得有梦想的人生才有价值。能让国产卫星数据用得更好,我就觉得离梦想近了一些。”陈冬花表示。

在参与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科技专项的过程里,陈冬花由一名博士成长为团队技术负责人。近5年来,她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项目15项,获国家发明专利1项、软件著作权8项,发表论文30余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项等。

3传道授业,把经验与梦想传给后辈

在新疆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时,为了进一步拓展国产陆地卫星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提升航天技术服务于国家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的能力,2017年陈冬花选择来到安徽工作、走上滁州学院的讲台,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长期以来,以新疆为中心,陈冬花重点关注高分卫星数据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应用研究和推广。来到安徽,她希望能在长江经济带地区的高分卫星数据应用上做些新的探索和实践。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教师,陈冬花也特别希望能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乃至梦想一起传递给年轻人。

曾有一名研究生,在陈冬花团队里工作一周后,因感到工作量太大而选择离开。“有段时间,我们团队的工作强度确实很大,但我也希望有更多年轻人能出自内心地热爱卫星应用事业,加入到我们的团队、行业中来,为国产卫星应用出一份力。”陈冬花由衷地说。

国家发射了那么多的卫星,一定要把卫星用好。带着这样的想法,陈冬花带领团队积极推进国产卫星在区域和行业的应用。令她倍感欣慰的是,团队研发的多项技术成果已成功地应用于新疆、安徽地区的林业、畜牧、生态等多个行业和应用领域,近五年取得了近亿元的经济效益。

陈冬花表示,她希望能带领团队进一步拓展我国国产卫星的应用深度和广度,为行业区域的产业转型和军民融合创新提供良好的应用范例,为卫星技术从应用走向实用、从产品走向市场、从工程走向产业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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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9 14:0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青年科学家吴成铁:用3D打印赋予材料“生命” 供给临床医学需求

中新网上海11月28日电 题:青年科学家吴成铁:用3D打印赋予材料“生命” 供给临床医学需求

作者 郑莹莹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吴成铁从事的领域叫“3D打印生物活性材料”,拆开来看,便包括:“3D打印”“生物”“材料”。他的科研路也是沿着这三个方向逐一行进,而后交叉汇聚的。

吴成铁1978年出生于四川一个偏远地区。在1996年时,要从中国偏远地区考上大学,并不容易,那年,吴成铁顺利考上了大连工业大学,学的是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自此,他与“材料”二字结缘。

在该校继续读研究生时,导师给他选了个方向,影响了他后来的路。吴成铁回忆,当时导师跟大连医科大学有个合作项目,叫生物芯片,就是材料跟生物结合的一个领域,硕士阶段时,他做的课题就是这个。

硕士毕业后,他就到如今工作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一步深造,攻读生物材料的博士。在这里,吴成铁将生物与材料结合。

2006年初,他博士毕业后,先后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及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从事了6年研究工作,期间与3D打印“相遇”。如此,他研究领域的三要素皆具备。

“我现在做的是3D打印、材料、生物这三个方面交叉的一个领域。”吴成铁说。

在他看来,交叉学科比单个学科的研究要难,但很多学科发展在单一方向都走到瓶颈,只有通过交叉才能推动科学的发展。

吴成铁说,自己这些年在生物、材料、3D打印这三个领域的方方面面都了解不少,慢慢积累后,看好发展前景,于是果断选择了这个交叉领域。

回国快7年了,吴成铁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数字化制造是中国的重要发展方向,也是卡脖子的行业,关系到人类健康,国家也很重视,在全球也是研究热点。”

他指出,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临床需求非常巨大,“中国的骨科行业市场非常大,我们直接做的材料就是面向骨科、口腔科和皮肤科的临床应用。”

据介绍,吴成铁团队做的一些生物活性陶瓷,能激活人体的干细胞,长成骨、长成牙或者长血管。通俗来说,他们就是把没有生命的陶瓷材料变成有生命的骨头、器官或者组织。

比如,可以给病人快速定制牙齿。吴成铁说,以前一颗牙的制造需要好几个星期,未来利用3D打印生物活性材料,一个小时不到就可以打印出一颗牙齿。他透露,目前这块正处于临床前研究,下一步就是临床试验,然后就是产业化。

这些年,吴成铁的团队从十五六人,慢慢成长到四五十人。

他说,这是中国做科研最好的时代,经过这些年的持续投入,中国在一些科研领域从起步到快速增长,中国的科学家、科研成果在国际舞台上逐步有了一定的显示度。

“十几年前,我们出国的时候,还需要仰望别人的科学研究;现在,尽管我们在有些方面还有差距,但有的领域,比如生物材料,已进入国际舞台。”他说。

生于1978年,吴成铁说自己刚好赶上一个好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各方面稳定,才让这代人能安心下来,真正做些事情,“就拿科研来说,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没有科研经费的持续支持,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科研的成绩,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幸运的,我们是伴随国家快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别说小时候,就说最近10年,我们生活品质、科研质量的提高,科研团队的成长,这跟国家大环境都是分不开的。”

谈未来规划,他说,一方面要进一步突破生物材料的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希望团队能把更多技术应用到临床,解决临床病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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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0 20:3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青年科学家潜心钻研“射电望远镜” 伴随探月工程成长

青年科学家王锦清:潜心钻研“射电望远镜” 伴随探月工程而成长

中新网上海12月9日电题:青年科学家潜心钻研“射电望远镜” 伴随探月工程成长

作者 郑莹莹

如果没有中国探月工程,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王锦清的人生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模样。

王锦清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科技人员。1978年,他出生于上海。2001年从华东理工大学毕业后,他便来到上海天文台射电室工作。

王锦清说,刚开始的那几年,感觉自己挺没方向的,平日里的主要工作是射电望远镜的维护和改进,还参加一些天文观测,“观测还是比较简单的,看数据记录正常就可以了,技术含量不算高,但要把这件事做得百分之一百准确,还是要花很多精力的。”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事情,于是王锦清选择了继续深造,他报考了中国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习天文技术与方法。

在王锦清的印象里,那时不太忙,能静下心来学点东西。他当时学的是很基本的一些电子控制、编程等等,有了这些积累,后来再去读书做课题,接着应用到射电望远镜上,就显得水到渠成。他常感叹,尽管学的时候没想那么多,但那时所有的积累,到后面都有应用的场合。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开始了,王锦清也迎来事业上的转折。

“我们的进步是时代带起来的,如果没有(探月工程)这个平台,可能我还在做基本观测”,王锦清说。在他看来,在这样一个“大江东去,浪淘尽”的环境里,不进则退,不努力就会被抛弃,环境给予人的,首先是机会。

中国探月工程又称“嫦娥工程”。2004年,中国正式开展月球探测工程。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发射升空。

射电望远镜成为航天器在太空中的定位仪。王锦清解释,当时射电望远镜在北京有50米的、昆明有40米的、上海和乌鲁木齐各有一台25米的,这四个天线组成一个网,可以探测到航天器在太空中的具体位置。这个组网被称为VLBI网(Very Long Baseline Interferometry,甚长基线干涉测量),简单来说,就是把几个小的望远镜联合起来,以达到一架大望远镜的观测效果。

当时,王锦清在射电望远镜的控制和测量方面做了些研究,主要是指向和面形测量方面,他并把成果运用到VLBI四台站的射电望远镜上。“算是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自己也比较有信心了。”他说。

2008年,上海65米射电望远镜开始建设,这当时是中国国内最先进的射电望远镜,王锦清经历了这台射电望远镜的整个建设和调试过程,他的主要工作是高精度天线指向和面形测量建模,目标就是把望远镜的性能发挥到极致。王锦清说,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来实践和验证自己的方法。

2017年,历时9年建设,上海65米射电望远镜完成了二期验收,各项指标均超过了预期。王锦清说,科研人员在上海65米射电望远镜上的努力和积累,为中国建设更多、更大、更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奠定了基础。

上海65米射电望远镜先后参与了2012年的“嫦娥二号”奔小行星探测、2013年的“嫦娥三号”月球软着陆、2014年的嫦娥五号飞行试验器的VLBI测定轨任务,大幅提高了VLBI系统的测量能力,为探月工程测定轨作出了贡献。

今年,王锦清又有了新任务。2018年5月发射的鹊桥号中继星,目的是给嫦娥四号月球探测任务提供地月间的中继通信。王锦清介绍,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着陆,要发信号给中继星,中继星再发信号到地面,鹊桥号中继星上有个口径4.2米的天线,直接对月怕对不准,所以要先跟上海65米射电望远镜做个“对视”,这个校准测量便是他前段时间一直在忙碌的。

接下来,中国将继续开展火星探测计划、小行星探测计划等系列工程,王锦清相信,在这些航天项目中,都将有射电望远镜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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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3 12:4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青年科学家王岚峰:半道结缘结构生物学 幸运源自不断努力


中新网上海12月11日电 题:青年科学家王岚峰:半道结缘结构生物学 幸运源自不断努力

作者 郑莹莹

年近40岁的王岚峰,并不是一个学霸,却是一个足够努力的人。他有一句座右铭:你可以不是最聪明的,但必须是最努力的。

照着这句话,他在并不平顺的求学路上,闯出了一条科研小径,一步步地靠近自己的人生目标。

王岚峰如今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病原微生物致病机制的结构生物学研究组组长。他带领团队以结构生物学为切入点,研究目前威胁中国人口健康的头号病因之一——慢性乙肝,他希望通过系统的结构研究,阐明病毒持续感染的详细分子机制,寻找新靶点,进而研发新的靶向性药物,以治愈慢性乙肝。

而一开始,王岚峰并不是“科班出身”。

上世纪70年代末,他出生在山东滕州的一个小村庄,是家中最小的一个,他有4个姐姐。父亲在村里教书,对他亦是十分严格。年幼时,父亲意外事故致高位截瘫,家庭状况变得十分艰难,靠母亲带着姐姐们种地、种菜、养牲畜勉力支撑。

王岚峰还记得他初中二年级时,学校交学费,别的同学都是大面额的钱,他却是一角、两角、五角的零钱叠在一块,“那时候才慢慢认识到,家里要供我上学,太不容易了。”他也常跟女儿提起这件事,去年的有一天,10岁的女儿突然跟他要个礼物——时光机。王岚峰问为什么,女儿说:“我想要穿越回您上学的时候,我有好多零花钱,想给您送点钱。”这件事把王岚峰感动哭了。

除了家庭经济条件,王岚峰的求学路并不平坦。1997年,大学报考失利的他,被调剂到山东农业大学的兽医专业,这让他十分失落,“原想报考师范大学,将来像父亲一样做老师,所以起初很不想去上这所大学,但是我妈妈坚持认为,在农村考个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复读,家里没有能力再多供我一年,所以就去了。”

尽管在校期间,王岚峰依旧十分迷茫;毕业时,他选择了考研究生,去南京农业大学读动物生理生化专业。

真正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研究生期间的一场学术讲座。那天,学校的报告厅里被听报告的人挤得满满的,当王岚峰与同学从球场闻讯赶来时,已没地方坐了,他们站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听了时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讲述SARS期间他们研究组率先解析了该病毒主蛋白酶高分辨率晶体结构的研究工作。王岚峰说,“听完报告后,我顿时发现,太有意思了,这可能是我一直想找的东西,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对一样东西有如此急迫的想法了。”

于是,硕士快毕业的时候,他报考了饶子和院士的博士生。但第一年,他没有考上。

失利后,他选择了直接北上,“我跟导师说,硕士毕业后我就不工作了,我就上您那去做实验。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是来学习的,我明年再考一次。”

第二年,他如愿以偿地成为了饶子和院士的博士生。真正迈入科研的大门后,王岚峰才感觉到落差,面对从各大名校出来的尖子生,他说自己没法跟他们比聪明,能做的就是更努力。他成了实验室里出了名的“拼命三郎”,早上第一个到,晚上最后一个走,有时候为了尽快纯化出一批蛋白并筛选上晶体,甚至熬通宵做实验。

彼时在结构生物学领域,他相当于从零起步,每个阶段的关键技术都不懂,怎样在短时间内弄明白这些且把课题做出来?他选择了“众览博学”:那时候实验室人多,每个方面都有做得很好的师兄或师姐,王岚峰就帮他们“打工”,来换取他们的直接经验,一样一样从零学起,最后将每个环节的技术逐一打通。

这段努力摸索的时光,也让若干年后,王岚峰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时,能独当一面。

那时他所去的美国实验室刚成立一年,导师是化学背景,生物学这块的实验体系是王岚峰一点一点从头建立起来的,“我什么都可以自己做,而且很快能做出来,这是因为前面四五年不断努力摸索,在那个阶段也许只有量变,但到了博士后期间产生了质变。”

往回看,他说,“你努力了,将来总有一天,曾经的付出会加倍回报你。”

2016年7月,王岚峰回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工作,也算圆了自己20年前想做老师的梦想。

来时路不易,前行倍珍惜。“科学这领域,我挺喜欢它的”,王岚峰说,“一旦有点小突破,会很有成就感,所得到的回报,远不是说多赚点钱就可以替代的。”

王岚峰“努力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希望自己下一步能以基础科学为依托,在应用领域有更多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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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3 12:4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青年科学家周虎:研究蛋白质组学 助力精准医疗

中新网上海12月10日电 题:青年科学家周虎:研究蛋白质组学 助力精准医疗

作者 郑莹莹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质谱技术服务部负责人周虎,原是个计算机爱好者,却在“机缘巧合”下做了生物学研究。他从事基于质谱的蛋白质组学研究,这一领域未来有望助力精准医疗。

何为蛋白质组学?周虎解释,通俗来讲,过去人们在研究蛋白质时,像“钓鱼”似的,一个蛋白一个蛋白地挨个研究;而现在用蛋白质组学技术研究蛋白质,就像“撒网捕鱼”,捞起来就是一网“鱼”,是对生物体内、细胞内所有蛋白质的研究,内容包括:蛋白质的具体位置、量的变化、蛋白修饰、相互作用等等。

周虎希望研究能朝着应用方向迈进,一是利用蛋白质作为工具,搭建从发现靶标到研究药物机制的快速通道,与经典的药物研究手段实现互补。

二则,将研究与临床结合,利用蛋白质组学对病人进行个性化用药的指导,助力精准医疗。他解释,现在都是先病后治,将来,如果能利用蛋白质组学提供的蛋白质层面信息,建立大数据库,就可以未病先防,“比如,不到医院就知道这个人有糖尿病前兆,去控制饮食、加强运动;而不是等到生病,才提供治疗手段。”

周虎出生于湖南,1997年开始走上科学的道路。“那时候本想报考计算机系,却误打误撞进了南开大学生物系。”没想到这一“偶遇”让他从此爱上了生物学基础研究,并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2011年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攻读博士。毕业后,他赴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系统生物学研究所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在蛋白质组学研究领域进一步深造。2012年,他回国,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之所以回来,周虎说,“不忘初心吧,出国前我就感觉中国国内蛋白质组学很快会迎来它的第二个高潮,而我想在当中做个‘弄潮儿’。”

那时,中国国内早已开始蛋白组学研究,比如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这一领域了;上海药物研究所是“后起之秀”,从零起步、刚刚开始,但有其独特资源,希望为国家蛋白质组学研究队伍添砖加瓦。

周虎介绍,蛋白质组学好比一种工具,上海药物研究所有肥沃的有机小分子土壤,更容易让研究“生根发芽”,以寻找药物的靶标或作用机制。


周虎具体开展的是有机小分子和生物大分子的相互作用以及转化医学相关的蛋白质组学研究。“单纯做蛋白质组学,像是在煮纯的咖啡;而做小分子、大分子相互作用的蛋白质组学,相当于学科交叉,有点像往咖啡里加伴侣,风味独具。”他说。

尽管在时间上是“第二梯队”,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蛋白质组学研究越来越有显示度。周虎的课题组6年来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收录论文40余篇。

在周虎看来,一个研究方法的开发,如果单纯是为了发文章,没有太大意义,还是希望这些东西能够真正应用起来。“有句俗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你做的技术也好,方法也罢,都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周虎说。他认为,关键要看课题组的研究能不能用到临床相关的药物研制中去,真正让公众受益。

这些年,中国在科技领域出现了一批“国际领跑者”,周虎坦言,他的研究团队还处于从跟跑向并跑发展的阶段。关于“跟跑”,他有着自己的理解,“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我们从无到有,肯定要先‘跟跑’,不会走就先跑,那是无稽之谈。首先得跟跑学习,然后才能实现并跑,乃至领跑。”

国际上,蛋白质组学相关研究体系正在建立,周虎希望自己的课题组未来也能参与其中,“首先得成为研究上的player(参与者),而后才能参与规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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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3 14:5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同一片天 于 2018-12-14 12:40 编辑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见证一粒种子的改革开放史



中新社长沙12月11日电 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见证一粒种子的“改革开放史”

中新社记者 刘双双 邓霞

“回首中国杂交水稻一路走来的历程,从三系法、两系法到超级稻,从第一期超级稻到第四期,以及每公顷16吨、17吨和18吨攻关目标的实现,中国杂交水稻始终领先世界科技前沿。”在88岁高龄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看来,之所以能一次次打破世界水稻单产纪录,是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创新,推动学科发展乃至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一辈子与水稻打交道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从1960年开始进行水稻种植试验,从事水稻研究超过半个世纪。这位用一粒种子造福世界的科学家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更是践行者。

老人至今清晰地记得,1978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这让我非常激动,我感到‘科学的春天’来到了。”随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便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1984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当时在国家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有关部委仍然拨付了500万元人民币建设研究中心。袁隆平和他的科研团队从此潜心研究,实现着中国水稻平均亩产一路“飙升”:1976年231公斤、1984年358公斤、1998年的424公斤……

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朗曾向世界发问:“谁来养活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农业部于1996年提出了超级稻育种计划。此后,袁隆平领衔的科研团队通过形态改良和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的技术路线,成功攻破水稻超高产育种难题,不断刷新亩产产量。

中国的超级稻育种于2004年攻克了百亩示范片平均亩产800公斤大关,2014年攻克了百亩示范片平均亩产1000公斤大关。每一次站在稻穗下验收试验田时,袁隆平又会给自己定下新的目标。

如今,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展示厅里陈列着一件雕塑:硕大茂密的稻穗下,袁隆平挽起裤腿、赤脚躺在田坎上,手拿蒲扇悠闲地乘凉。每每接待外宾或出席论坛,袁隆平就会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聊起雕塑刻画的“禾下乘凉梦”:“这是一个真实的梦,我曾经梦到自己种的水稻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

逐梦、圆梦,冲突藩篱、攻克难题的袁隆平认为,杂交水稻虽然诞生在中国,但属于全人类。“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由此成为了这位亲历过饥荒年代的科学家的毕生追求和梦想。

让老人引以为豪的是,当年布朗关于中国粮食危机的预言非但没有发生,中国人通过科技进步和共同努力,正在帮助更多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自1979年中国赠送1.5公斤杂交水稻种子给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正式走出国门至今,杂交水稻已在越南、菲律宾、印度、斯里兰卡等数十个国家进行研究和推广,在海外种植面积达700万公顷。

“改革开放为杂交水稻‘走出去’创造了良好条件。这些年来,国家实施的杂交水稻援外计划,使杂交水稻迅速走出国门,惠及全球。”袁隆平琢磨着,全世界有1.6亿公顷稻田,如果有一半稻田种上杂交稻,每公顷按增产2吨计算,则可增产1.6亿吨,可以多养活5亿人口。

虽至耄耋之年,皮肤黝黑、性格开朗的袁隆平依旧活跃在科研一线,忙碌并快乐着。只要身体允许或没有出差,“每天都必须去试验田看一看”。

耐盐碱杂交水稻是袁隆平最近的科研新方向。这是一种可在海边滩涂等盐碱地生长的特殊水稻。袁隆平认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一是要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二是要扩大耕种面积。“我们计划在三年内育成抗盐碱浓度在百分之零点八左右、每亩产量在300公斤以上的品种,计划推广1亿亩,每年可增产300亿公斤粮食,可以多养活8000万人口。”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自诩为“80后”的袁隆平没有“退休”的打算。他表示,虽然年近九十,仍然要向更高产的育种目标进军,向水稻每公顷产19吨、20吨的目标冲刺,争取在2019年、2021年实现攻关目标。“不从事杂交水稻,我的生活就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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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4 12:4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打破国际“不可能”!交大教授50年破解百年难题,将“中国人的理论”第一次写入基础力学教科书


在2018年7—8月“陕西好人榜”名单中,他入选“敬业奉献好人”;在陕西教育系统“我身边的好典型”2018年度人物名单中,他又获评“我身边的好老师”。他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俞茂宏教授。这位已经85岁高龄、满头华发、眼病严重接近失明的老教授,能够接连获评风采人物,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


面对百年难题,权威学者:不可能

俞茂宏,祖籍浙江宁波,幼时正逢烽烟四起的抗战岁月,身为工程师的父亲因不愿为日本人工作,遂带着全家迁到乡下。俞茂宏从小树立了努力学习、用科技知识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1955年,俞茂宏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被分配至当时的交通大学数理力学系任教。1956年起,交通大学主体内迁西安,俞茂宏随校西迁,从此扎根西北大地。

1959年,年仅25岁的他开始从事塑性屈服准则和强度理论的研究。当时的学术界有一种普遍性观点:强度理论作为经典力学的一个分支,已发展得较为成熟,很难再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工程力学领域的权威学者、德国哥廷根大学沃依特教授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强度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要提出一个单独理论有效地应用到各种建筑材料中是不可能的。”而在担任助教期间,俞茂宏就在进行材料强度实验时发现,他的实验结果总是与当时权威的强度理论无法完全匹配。事实上,这不仅是俞茂宏个人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困扰国际强度理论学界的百年难题。

科学研究不是任务,而是信仰!

年轻的俞茂宏没有打退堂鼓,虽说他身上透着一种南方人的温文尔雅,骨子里却蕴着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没有人给他下达过这样的科研任务,更没有经费支持,但在他眼中,科学研究不是任务,而是信仰!在繁杂的教学任务之外,俞茂宏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兢兢业业的研究探索之路,他曾为解决一个问题研究至天明,也曾为清晰表达一个图表反复修改几十次。

1961年,俞茂宏提出“双剪”概念,并推导出双剪应力屈服准则,突破了“最大剪应力”这一传统的“单剪”概念。1985年,俞茂宏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全面的“双剪强度理论”。在此基础上,1991年俞茂宏正式发表统一强度理论公式,将各种单一的准则和理论发展为统一强度理论。

世界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评价认为:“该理论突破了现有的单一强度理论模式,建立了一个有统一力学模型、统一理论、统一数学表达式而又适用从金属到岩、土和混凝土等各类材料的统一强度理论,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强度理论发展史中是一个里程碑。”

在世界力学领域发出“中国声音”

2011年,俞茂宏教授的“双剪统一强度理论及其应用”在当年一等奖空缺的情况下,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二等奖。他的贡献破解了基础力学理论领域的世界性难题,使中国人创立的理论,第一次写入了材料力学和工程力学教科书!在2017年全国塑性力学大会上,北京大学著名力学专家黄筑平教授特别指出,维基百科“塑性力学”(Plasticity)英文条目中引用的唯一中国人的文献就来自俞茂宏教授的著作,足见其理论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

俞茂宏教授的统一强度理论被国内外有关学者推广应用,引入结构分析计算软件并应用于机械、航空、土木、水利、岩土工程等多个领域。同时,双剪统一强度理论作为原创性基础理论,被写入《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第二版)、《工程力学手册》等310多种学术著作和教科书。

获奖仅仅一周,他就将奖金捐赠给学校

2015年11月,年过八旬的俞茂宏教授因在双剪统一强度理论方面的独创性贡献,荣获该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而仅仅一个星期后,他就将20万港币的奖金全部捐赠给西安交通大学,用于设立力学学科优秀研究生培养基金。

熟悉俞茂宏教授的人都知道,2012年,其爱人因为突发脑梗而长期卧病在床,家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富裕。原本可以补贴家用的奖金,却被俞茂宏教授毅然决然地捐了出来,“我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很平凡的工作。这些荣誉并不只属于个人,而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将奖金回馈给学校,是希望这项奖金能起到示范和杠杆的作用,激励年轻的学子奋发向上。”

眼睛近乎失明,仍坚持著书写作

2016年,83岁的俞茂宏教授突发眼底黄斑病变,眼睛视力下降到0.25,不能阅读,也不能写作,这可急坏了这位一生勤恳、埋头科研的老人。当时的他正在写五本书,有的已经完成初稿,有的正待校对……但是因为眼力模糊,手上的工作只能暂时“搁浅”。

为了帮俞教授完成著书心愿,一时间,一条“西安交大俞茂宏教授急聘秘书”的消息在交大人的朋友圈得到迅速广泛的转发。在学校土木工程系、香港校友会和土木系校友会的帮助之下,不到半月,一位专职秘书就上岗了。虽然阅读、书写都有困难,著书全靠口述,但俞茂宏教授从未放弃。2017年,他受邀参加全国塑性力学大会,由于视力极差、畏光,他几乎闭着眼睛完成了整个报告,但20多页报告内容没有漏掉一页。

2018年,俞茂宏教授被鉴定为三级残疾,一只眼睛已经没有光感,另外一只眼睛看不清东西,但他仍然在坚持著书。在寄给一位交大校友的信中,我们可以一探俞教授的心声:“对于我个人来说,放弃写作可能会推迟眼睛完全失明的时间,但是我们对交大、对国家的贡献就会少一些……我已85岁,有人劝我保护眼睛重要,但我之所以坚持完成这些著作,就是要把我头脑中已经有的研究结果贡献给交大,贡献给国家。”

从教六十载,俞茂宏教授始终保持一颗淡泊名利、精进持恒的赤子丹心,成为西安交通大学优秀教师的典范。让我们祝福俞老身体健康,生活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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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4 12:42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青年科学家于海军:以纳米递药技术助力肿瘤治疗


中新网上海12月10日电 题:青年科学家于海军:以纳米递药技术助力肿瘤治疗

作者 郑莹莹

兜兜转转15年,于海军终于还是与药学结缘了。

于海军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1978年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

说起他从事药学的初衷,不得不追溯到少年时代。十几岁时,于海军家人生病,“那时候医疗条件不好,太晚了,后来我就一直想去读个医科,有些情结在里面”。

1997年高考时,于海军报考了当时的白求恩医科大学,虽然未能如愿,但后来有幸到内蒙古大学化学专业基地班,学习了应用化学。

这是他第一次尝试走向“医药”。

2001年,于海军如愿考取了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开始硕博连读,“做生物医用高分子研究,将材料和医学结合起来,我想,没有学上医,没有学成药,这个领域与医药的相关性还是蛮大的。”

第二次,他徐徐图之。

2006年,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获得高分子化学博士学位后,于海军继续求学。他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和日本东北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在有“药味”的领域不断摸索。留学前,母亲叮嘱他,要专心研究,他一直谨记在心。

2012年,于海军加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制剂中心,这一次,他终于如愿步入药学研究领域。

这些年,于海军致力于新型纳米载药系统的研究。他介绍,在人们口服的药片、胶囊中,活性药物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多淀粉、纤维素等辅料;而新型纳米载药系统,是将新型辅料做成纳米尺度的载药系统,让药物实现肿瘤靶向递送,从而提高疗效,降低毒副作用。

很多肿瘤化疗药物有毒副作用,药物进入人体后无法精确抵达肿瘤组织,容易对正常组织造成损伤,即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如何让化疗药物更精准地发挥作用?于海军所在科研团队研究的新型纳米递药系统有望改善这个问题,“最理想的状况是,抗肿瘤药只到肿瘤细胞,不到正常器官。”

于海军所在团队目前已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构建了系列智能纳米递药系统,克服肿瘤组织和细胞生理屏障,提高药物递送效率,显著改善肿瘤化疗和免疫治疗效果。

说到当下中国的科研环境,于海军表示,这一代中国科研人员赶上好时代,这几年去开国际会议时,感觉中国科研人员对前沿方向的把握,是非常及时的。在他的印象中,这些年,中国国内科研加速发展,不管是文章发表的质量,还是科研从业者的数量,都呈指数级增长。

身处科研发展大潮中,于海军说,在中国学术界,决定性的东西已从经历转变为成果,“即使有国外经历,如果没有很好的成果,也很难找到理想的位置。”

对于他自己而言,于海军说,自己本来性格内敛,但是在不同实验室呆过后,思想更开阔,胆子更大,更勇于尝试。“有了这些年的经历后,去找不同背景的科研人员合作,心理上没有障碍;大家都差不多,不管是欧洲、美国还是日本的科研人员,讨论学术的时候,共同语言还是蛮多的。”他说。

关于未来,他说,若能让自己欣慰,那便是两件事:一则,做的研究能有用,应用成果落地,助力领域发展;二则,培养出一批学生接力科研,“学生们选择科研这条路,多多少少有自己的情结在里面,希望能不辜负他们的理想,让他们成为想成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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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5 14:3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周晓东:军营里走出的育种专家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题:周晓东:军营里走出的育种专家 黄良荒、杨雅雯 从一个普通退伍兵,到攻克数个育种技术难题的专家,退役28年来,周晓东一次次让人“刮目相看”。 1987年入伍的周晓东,曾在东北某部队农场服役。1990年,他退伍回到原籍辽宁省沈阳市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思考,最终踏上了选育小麦新品种的路。 未受过系统培训的周晓东,在科研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那段时期,他家里的花盆种的是麦苗,桌上摆的是麦种,地上堆的是麦秆,书柜里装的全是关于小麦的书。 后来,他找了块地当试验田。三伏天,他蹲在田里记录试验数据,戴着草帽拿着镰刀给小麦测产,被蚊虫咬得一身是包。他夜以继日将成千上万个麦种进行研究、比较、筛选,并多次向专家请教。 经过10余年的努力,2004年底,周晓东选育成功了我国第一个“铁秆小麦”抗倒伏小麦新品种,将黑龙江省的小麦产量由每亩500斤提高到了每亩1000斤。2005年夏,黑龙江省克山县遭遇强降雨,全县小麦倒伏面积达90%以上,唯有周晓东在克山县试验田里的150亩小麦一株也没倒,收获后平均亩产还突破了800斤。 除了解决春小麦抗倒伏的难题,周晓东还一次次地刷新着他的“成绩单”:收集整理了3万多份水稻、小麦种质资源,建立私人种源库;在辽宁省中部地区试种的小麦、水稻“一年两熟”获得成功,实现了辽宁省传统大田粮食作物一年一熟种植模式的突破,亩产比单种一季水稻多400斤,且可节约灌溉用水30%;成功将东北水稻品种移植到海南,实现了北稻南移,亩产突破1000斤且口感不发生变化;获得国审品种两个,累计为国家增产粮食20亿斤…… 常年在田间地头工作的周晓东明白,粮食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温饱,更是安全感和对未来的希望。汶川地震后,他向灾区捐献了10万斤小麦;雅安地震刚发生,他就把1万斤大米运往灾区;2013年8月,辽宁抚顺清原县发生特大山洪,他又为灾区人民送去1万斤大米。 周晓东的爱人在海军服役,常和他讲起南海岛礁守岛官兵缺少淡水和新鲜蔬菜的困难。为支持部队建设,他搬家到了三亚,利用专长研究解决官兵困难。 他在三亚自己的试验区里养猪、养鸡、养鸭、育苗、种菜,用渔船给岛上官兵送去。这些年,他累计为西沙岛礁免费送去新鲜蔬菜12万多斤,猪肉1万多斤,鸡蛋1万多斤。 2014年,他给官兵送去了海水淡化机,还专门从三亚带去了泥土、肥料和种子,教岛上官兵就地种植蔬菜,并给岛上的菜园子安装了自动喷灌设施。现在西沙岛礁的瓜菜能够正常生长,黑色旱稻也在岛上种植成功。 十几年来,周晓东与守岛官兵结下了深厚友谊。战士复员退伍回家,都会来看看这位“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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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5 14:3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青年科学家杨军:以科研“护卫”城市水生态安全

中新网上海12月15日电 题:青年科学家杨军:以科研“护卫”城市水生态安全

作者 郑莹莹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些年,水生态环境的健康越来越受到重视。

杨军是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他带领团队做的便是:为中国城市水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管理提供对策。

杨军今年40岁,17年前,也就是2001年,他考上研究生,踏上科研路,一开始就与“水”结缘。在硕士、博士阶段,他就读于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主要做水生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研究,经常对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进行采样和研究,曾发现并描述新物种——木兰砂壳虫。2006年,杨军赴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地球科学系做了2年多的博士后,利用湖泊沉积物来研究一万多年来的环境和生物变化。

这些年的求学路,不管是从专业深度,还是从时间维度,都拓宽了杨军的视野。2008年回国后,响应国家社会需求,他开始致力于淡水生态与城市水环境的研究。

杨军回忆,研究团队确定以水生态健康为方向,做起来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从2008年到2018年,十年弹指一挥间,杨军团队一直致力于浮游生物群落生态研究,同时思考怎样让城市水生态环境更加安全、健康,水更清洁。

杨军介绍,浮游生物作为水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水体自净和水质稳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其团队通过研究饮用水源地、景观水体等城市水环境微生态学问题,为城市水环境保护和生态管理提供对策与依据,其中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便是水库。

杨军说,根据统计,中国有将近10万座水库,是全球水库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是水库大国,目前水库水量约为自然湖泊的3倍。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加之地下水短缺和河流严重污染,越来越多水库被逐渐开发为饮用水水源地。杨军表示,水库作为水源地后,对水质就有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然而中国水库特别是亚热带地区的水库,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问题,具有较高的藻类水华发生风险。

经过10年的努力,杨军团队这些年在水库型水源地保护与微型浮游生物生态过程方面有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团队自2009年起在福建省建立水库长期定位生态观测站,重点对4座水库的水量、水质和浮游生物动态开展了系统研究,研究首次揭示了内陆水体浮游生物稀有种的时空分布和生态作用。

杨军表示,通过周年数据的分析发现,当水库水位波动高于2米/月时,可以有效降低蓝藻的优势度和生物量,进而预防和控制蓝藻水华的发生,该研究结果对未来中、小型水库如何通过水利调度,来进行蓝藻水华的防控、水质安全的保障等方面具有实践意义。

这些年,中国的水环境治理需求越来越强烈。中国官方在2015年颁布“水十条”,2016年推行“河长制”,而后2017年又推出“湖长制”,杨军指出,这些都是中国着力解决水环境、水生态问题的重要举措。

他的团队想做的便是提高工作的针对性,“水生态问题浅层次的原因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深层次的原因和过程并不是特别明白,如果盲目去做工程,可能成本高而且效果并不理想。”

他并表示,过去是水质出现严重问题了,科研人员才去研究解决方法,而现在团队希望利用微型浮游生物,对一些看似没有问题、或者处于“亚健康”的水生态系统进行研究,予以早期诊断、干预,提高水生态系统的弹性,降低水处理的成本与代价。

中国的生态学、环境科学等领域近10多年来发展突飞猛进,杨军未来的盼望是:继续研究水库型水源地微型浮游生物,尤其要将所学用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那么一点贡献,我就知足了,并且希望能为水生态健康多培养一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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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6 14:2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青年科学家陈涛:科研需要深挖矿 可让材料变“聪明”

中新网上海12月14日电 题:青年科学家陈涛:科研需要深挖矿 可让材料变“聪明”

作者 郑莹莹

当今,万物愈发智能,包括材料。40岁的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陈涛,研究的便是智能高分子材料。

陈涛介绍,智能高分子材料是一种可以感知外界细微变化与刺激,并能针对环境变化产生响应的高分子材料;相比普通的高分子材料,智能高分子材料似乎是有“知觉”的材料,已经可以应用于传感器、驱动器、药物载体、人造皮肤、智能织物等方面。

“智能高分子材料是非常有意思的前沿新材料研究领域。你可以试想一下,当你坐下时,你身下的椅子可以感知你的体重;当你呼吸时,检测器可以获得你身体状况的信息”,陈涛说,这些都是需要可感知的智能材料,可以说,智能材料让材料从没有生命的物质变成有生命的。

陈涛1978年出生在湖北襄阳,这是中国名著《三国演义》中群雄逐鹿的地方,汉江在此穿城而过。陈涛说,真正感觉自己踏上“科研路”,是从2003年到浙江大学读博士开始,“那几年是人生的转折点,对科研感觉有了,也将科研作为未来的职业。”

那时,陈涛的研究开始涉及对溶剂比较敏感的智能高分子。2006年在浙江大学获得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博士学位后,他到国外待了6年:先去英国华威大学化学系、美国杜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10年到2012年,又作为洪堡学者在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化学系从事科研工作。

“我在英国、美国、德国都待过,但海外学成之后总想回来,觉得会有更多机会。”他说。

陈涛2012年回国后,加入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组建了智能高分子材料课题组,致力于非对称高分子二维复合材料体系的构建,及其在形状记忆、智能驱动、柔性可穿戴传感器等方面的应用研究。

“怎么能使复合材料感知外界变化?这原来是生物体的功能,我们通过分子设计,使材料具有这种功能,可以做仿生的事情,让材料具有生命特征。”陈涛在受访时解释说。

6年来,围绕基于高分子的智能材料,陈涛带领课题组在细分领域深耕,研究团队承担了各类科研项目40余项。他说,到现在,团队在研究非对称高分子二维复合材料及其智能化应用这一小方向上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团队在刺激响应高分子设计及其应用等多个方面获得原创性研究成果,发表研究论文8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近20项,受到国内外同行关注。

国外6年,回国6年,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从纯科研的角色,到增添科研运作及团队管理之责,陈涛要面对的事情越来越多。在他看来,材料的发展建立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之上,柔性可穿戴器件与设备、无人驾驶等智能技术的兴起,对材料的智能化提出了更具体和明确的需求,“智能材料正迎来发展机遇,这是未来文明的材料基础。”

对于自己的科研,陈涛说,刚回国的时候,要站稳脚跟,有些时候希望能快速出成果,深入的东西做得相对少;现在希望在一个方向上走得更深入一点,“就像挖矿似的,看看能不能在一个方向上深挖,比如在有优势的非对称高分子二维复合材料的智能化应用方面,深挖一点。”他看好智能材料领域的研究前景,“这是个前沿领域,应用尚需时日,但概念和想法都很有意思。”

陈涛说,经过前些年的积累,下个6年是自己科研生涯最关键的时候,希望能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更希望能将研究成果产业化,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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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6 14:2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青年科学家马国亮:研究高能物理 行走于未来科研轨道

中新网上海12月16日电 题:青年科学家马国亮:研究高能物理 行走于未来科研轨道


中国青年科学家马国亮出生于1978年,他的办公室在沪郊一幢安静的大楼里,二楼的窗外绿树成荫,他说,“我是做理论科学的,性格也更适合做理论,比较安静一些。”

马国亮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核物理室的研究员,他做的是高能核物理的基础研究,“两个原子核对撞后产生夸克胶子等离子体,这种物质被认为是宇宙早期存在的一种状态,我们就是研究它是怎样产生的。”

为何行走在远离现实的“未来科研轨道”上?马国亮说,中国如果要在科技上领先,在基础研究领域也要走在前面。

在他看来,人不能只安于当下的现实,还需要探索未来,而微观世界正是人类对未知自然界的一种探知,“20世纪初,爱因斯坦、狄拉克、玻尔等一批早期科学家提出了量子力学,对上个世纪的科技发展带来决定性的革新,也正因为人类有了对微观作用机制的理解,才制造出了电脑芯片等一批改变世界的先进材料。”

马国亮说,目前科学家们研究的是更加微观的物理,虽然还不知道用途,但难以预测未来几十年或者一百年,现在做的高能物理是否也会改变世界。

马国亮出生于河北省沧县,大学就读于河北大学物理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就读于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是中国本土培养起来的青年科学家。

学生时代的马国亮就有“追星梦”,他眼中的“明星”是一些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伟大科学家。马国亮回忆,那时候有名的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他们做的方向是高能核物理的宇称不守恒发现;而非常牛的一些“两弹一星”科学家做的是中低能核物理,“那时,年少的我觉得核物理是中国最前沿的科学,要做就做最前沿的,所以考研选的也是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想做微观世界、高能物理方向的研究工作。”

马国亮是2001年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的,那时候,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的高能核物理研究刚刚起步。他说,一晃17年过去,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已跻身国际“头排位置”,比如在国际专业会议上,中国报告是最多的;又如,以前在国际上发表一篇高水平的文章很难,现在是比较平常的事。

“从这些角度来说,中国起码迈入了先进的行列”,他表示。

在马国亮看来,能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是份幸运;而能坚持下来,则是另一份幸运。

“我现在已经平常心了,‘守株待兔’。我觉得只要做好准备,兔子肯定会来,只要来的时候把它抓住就行了,所以我每天按部就班去做,不断加强自己,做好时刻捡兔子的准备。”他说。

马国亮说,科学发现是偶然性的,不可能每天都有重大发现,但偶然里也有必然,“前期得好好努力,有准备,幸运才能砸到你。”

而他能坚持这种“等待”,除了有一颗耐得住等候的平常心外,跟环境也有关,“做科研有起有伏,收成有大年小年,不好的时候,我们所也能理解、支持。”

马国亮有个10岁的儿子,很崇拜他。平时物理领域有什么重大发现,他都会了解一下,再给儿子讲解,“比如诺贝尔奖每年都有谁,哪些国家的,为什么会得奖,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是什么,每年都会给他讲一讲。”

人一辈子该做什么?业内的前辈曾有句劝勉之语对马国亮的触动很大:等你退休后,怎么跟子女说自己的工作是做什么?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

“我想我从事这个领域,得有个说法给我儿子,让他觉得他父亲没白活,给这个世界留下了点东西”,马国亮说。至于怎么回,路程还长,他还没想好,“我还一直在追求给孩子一个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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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7 16:2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青年科学家王勇:历经三种角色 守护“上海光源”


中新网上海12月17日电 题:青年科学家王勇:历经三种角色 守护“上海光源”

作者 郑莹莹

在上海浦东一个外形像“甜甜圈”的建筑里,光似乎停住了脚步。光的这头是末端,站着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勇,往前45米的那头,是这个光束线站起始的光源点。

这个中间空心的建筑是中国这几年兴起的知名大科学装置之一——上海光源,它是中国第一台第三代同步辐射装置,产生宽波段的同步辐射光,每天供给全世界的前沿科学研究团队使用。

自上世纪40年代,人类在电子同步加速器上首次观测到同步辐射光,70多年来,同步辐射光源已经历了三代发展,上海光源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加入了“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俱乐部”。

如果将上海光源比喻成一个周长达432米的“甜甜圈”,将其截成数十段,每隔一段距离伸出一条长长的线,就是一个光束线站,像这样的光束线站,上海光源一共有32条,其中16条自2009年起陆续建成投用,二期工程的16条光束线站正在建设中。


40岁的王勇,是一期其中一条光束线站——软X射线谱学显微光束线站的负责人。

一年有8760个小时,王勇说,上海光源每年开机运行7300多个小时,除去维护时间,一年对用户开放多达4500个小时。

伴随着中国科学发展,这些年,使用上海光源的用户数量越来越多了。王勇回忆,2009年上海光源刚开始运行的时候,使用同步辐射光源的课题组还比较少,当时申请的通过率很高,大概在90%以上,也就是100个人来申请,大概90多个都能通过。后来,伴随申请人数越来越多,设备运行时间固定,因而通过率逐渐下降,目前大概在50%至60%。

上海光源的用户除了数量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王勇介绍,目前上海光源的用户基本覆盖了除宁夏之外的中国大陆版图,还有很多国际实验团队。

自2006年起,这已是王勇来到上海光源的第13个年头,而他和这一束束光线的结缘,还得从三种角色说起。

第一种,用户。1999年至2004年,彼时,王勇尚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他以用户身份去北京同步辐射装置做实验。

第二种,运行人员。2004年毕业后,王勇去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做了两年博士后,那时候他是以运行人员的角色,参与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的运行,除了做实验外,还进行了实验站的设备维护等。

第三种,建设者。2006年,王勇博士后出站,那时,上海光源正在建设期间(上海光源一期从2004年开始建设,2009年建成),他正好加入了团队,开始作为一个建设人员,来参与同步辐射。2006年至2009年,他参与了软X射线谱学显微光束线站的建设,在项目中担任光束线负责人,负责光束线的物理设计与整体调试。2010年至2014年,他参与了世界上能量分辨率最高的软X线站“梦之线”的建设,在项目中担任实验分总体负责人,负责光束线的物理设计、初步设计与整体调试。

总结这三种角色,王勇说,每个阶段对同步辐射领域的认识逐步加深,从只会皮毛到深入理解,“相当于刚开始只会开车,后面会修车,最后会造车。”

从开始接触同步辐射,一直到现在,王勇说自己没有做过特别多的选择,与同步辐射的结缘也比较自然而然,“大概是兴趣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能够探测未知,而且是细微之处的未知,肉眼看不到的物质微观结构,却能用同步辐射探测到,这个很有意思。”

以软X射线谱学显微光束线站为例,王勇介绍,这条线的特点是把X光进行单色化和聚焦,聚成30纳米的尺度,然后再对样品进行成像,“生物细胞的尺寸大概是几个微米,这条光束线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30纳米,因此可以用来看清细胞,还可以看清细胞内部的某种特定元素,比如铁元素的分布情况。”

接下来,王勇又有了新任务。上海光源二期从2016年启动,预计将于2022年建设完成。这次,王勇负责4条线站的建设,“技术在发展,性能指标要求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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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7 16:2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青年科学家林俊:结缘核科学技术 助力未来清洁能源

中新网上海12月17日电 题:青年科学家林俊:结缘核科学技术 助力未来清洁能源

作者 郑莹莹

“公众对‘核’往往心存忌惮,但核科学技术实际上已经跟我们的生活分不开了,医院的伽玛刀、PET、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等先进诊疗手段,都是核科学技术带给现代社会的‘福利’,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青年科学家林俊说。

林俊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堆材料与工程技术部副主任。

他说,在现代社会,核科学技术改善着人们的生活,除了医疗方面,还在环保、农业和先进材料生产等领域有广泛应用,而核能更是为人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

林俊1978年出生于江苏丹阳,他与“核”的结缘,还得说回1998年。那年,林俊还是南京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正面临着本科分专业。他还记得,那是在学校的大礼堂,各个专业的老师轮番上台为学生介绍专业,其中一名核物理教授有感染力的讲述,为林俊打开了核科学技术的大门,他就这样踏上了与“核”结缘的科研道路,将居里夫人等卓越科学家视为学术偶像。

在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林俊来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这个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知名的以核科学技术为特色的研究所,在这里,他加入中国科学院核分析技术重点实验室的环境科学研究团队,利用核分析技术来开展中国特大型城市大气污染的研究。

在博士后以及留所工作的数年里,林俊融入研究团队,利用核分析方法这一研究利器,为灰霾成分检测和污染源追踪提供了常规方法不易得到的信息。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的心里总盘旋着新的疑问,“我们研究灰霾等大气污染的成分特征、演化过程以及污染来源,但这就像一位大夫会诊病却不会治病一样,我们要怎样从源头阻断污染的产生?”

机遇出现在2011年,那年中国科学院为落实“创新2020”规划,部署了首批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承担了“未来先进核裂变能——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专项,计划用20到30年的时间来攻关,研发先进的新一代裂变核能系统,实现工业应用。彼时,林俊发现,他心中的疑问有了解决出路。

“要从根源上解决环境污染,就要找到清洁的能源,而核能在清洁能源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林俊说。他表示,核能发展的历史不短,近年来,法国的核能发电大概占总发电量的75%,韩国占30%,美国占19%,相比之下,中国还不到4%,远没有达到10.6%的国际平均水平。

林俊说,核能也在不断发展进化,新一代核能不仅能提供电,还可以提供高品质、“无碳”的高温热源,从而扩展出更多的用途,比如高温制氢、高温化工、合成氨等。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个核能研究队伍,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在项目中承担核燃料研发的任务,“核燃料是核能巨大能量的来源,它对反应堆、核电站的安全性和经济性有重要影响,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为第四代反应堆——钍基熔盐堆,研发核燃料。”

他介绍,钍燃料是其研发重点,而熔盐堆正是一种能够高效利用钍的反应堆,“要知道,中国‘钍’的储量丰富,是‘铀’的数倍,它有望成为解决中国核能长期发展的关键。”

在林俊看来,核能技术的研发、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许多专业人员共同协作、长期攻关。他所在的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研究团队有700多人,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能够参加这种‘大兵团’作战的项目是幸运的,在这里,我们每个人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整个团队相互协作、耦合,产生‘1+1远大于2’的效果,这是在小规模课题组里没法体会的”,林俊说。他认为,这也得益于国家科学技术评价体系的转变:改变过去以发论文为英雄的导向,转为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给科研人员更多的试错空间,鼓励科研人员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

林俊今年40岁,他说,“生于1978年”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与改革开放同龄,既迎接着挑战,也面临着机会,我们在学校学习了知识,在工作中积累了经验,现在又遇到国家对科技创新如此重视和支持,可以说我们遇到了好时代。”他近期的小目标就是,带领团队攻克钍基核燃料的研发和工程难题,以助如期建成钍基熔盐实验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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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9 16:4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科学院院士姚开泰:克癌攻坚 传递健康希望


姚开泰的名字取自“三阳开泰”中“开泰”二字,寓意吉祥。考大学的时候,他的母亲希望他报医学,以后能开个诊所,却想不到自己的儿子一下子拿到了四所顶尖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姚开泰在攻克癌症疾病的路上不断奋战,传递着健康的希望。

在上海医学院学习临床课时,姚开泰时常接触到一些癌症病人,每当看到他们绝望痛苦的眼神,他总感到很沉重。“病人对医生、医疗的希望很大,可是没有好的办法,因为都搞不清楚发病的原因,所以我选择了病理学。这是研究发病机理的科学,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很有意义。”

上世纪80年代,姚开泰深入研究鼻咽癌这一疾病。“鼻咽癌早期症状大多不明显,很多患者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不幸被它夺去了生命。”不久后,他提出了影响鼻咽癌发病的“三击/多步假说”,为鼻咽癌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1983年,国际上有关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已年过半百的姚开泰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病毒癌变实验室进修,归国后便转向在分子领域探索癌变的奥秘。那时科研工作任务重、时间紧,他几乎整天泡在实验室,之后一直为当时脱不开身,没法照顾年事已高的母亲而觉得很愧疚。

经过反复研究,他所在的研究组最终证实人类第七号染色体长臂末端有一等位基因与鼻咽癌的易感性密切相关,从而找到了鼻咽癌易感性的遗传物质基础。

如今已经87岁高龄的姚开泰还没有放下科研。他说,自己正以屠呦呦为榜样,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植物中的药用化学物质,重点放在植物化学物对肿瘤干细胞的作用上。

他寄语现在的学生,除了关注自己本身的专业,也要开阔眼界:“我发现现在的学生,看资料不够、知识面不广,因为做科研都要很‘钻’,所以人家说我们国家培养出来的博士是‘博士不博’。知识是要靠自己去获取的。”

【人物小传】

姚开泰

著名肿瘤病理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我国鼻咽癌分子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现任南方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院士小百科】

三击/多步假说:假定鼻咽癌的发病过程中共发生三次击中,即指胚性击中(遗传和经胎盘的外界有害因素)、化学因素(特别亚硝酸铵类化合物)和病毒因素(特别是EB病毒)的“击中行为”。

肿瘤干细胞:对肿瘤的存活、增殖、转移及复发有着重要作用,通过自我更新和无限增殖维持着肿瘤细胞群的生命力。

植物化学物:是指由植物代谢产生的多种低分子量的末端产物(次级植物代谢产物),并通过降解或合成产生不再对代谢过程起作用化合物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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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9 16:4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青年科学家韩昌佩:为风云气象卫星装“慧眼”

中新网上海12月3日电 题:青年科学家韩昌佩:为风云气象卫星装“慧眼”

作者 郑莹莹

在距离地球35800公里外的太空,有一台金灿灿的仪器,正“凝望”着地球上的人们。

这便是中国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上的“超级慧眼”——世界上首台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

这台划时代的仪器,由中国科学家领先于美国科学家研发出,韩昌佩是这台“超级慧眼”的副主任设计师。

韩昌佩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年近40岁的他,在研制风云卫星仪器这条路上已走了18年。

2000年,韩昌佩从大学的校门迈出时,他还是一个自动化专业的学生。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静止轨道卫星载荷课题组慧眼识才,将他收入麾下。

初入课题组的三四年,还是“风云二号时代”,那时候韩昌佩参与了风云二号气象卫星的重要载荷——多通道扫描辐射计的研制,主要给这台仪器做测试。

回想起初入课题组的时光,韩昌佩说,自己很幸运,能够跟随知名空间红外遥感技术专家陈桂林院士等一批科学家学习,那时候的自己很像海绵,求知欲很强,每天泡在实验室,完善仪器领域的知识,边工作边攻读了研究生学位。

等到2008年风云四号气象卫星开始立项时,韩昌佩已成长为团队的主力队员。当时的他已提前博士毕业,肩上的重任之一就是研制“超级慧眼”——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

这台仪器,美国科研人员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但是2006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美国财政部宣布,由于资金和技术的局限,决定放弃这项研究。中国在2000年左右开始启动这项研究,2006年做出了原理样机。2007年,经过一场集中讨论,中国气象人决定还是咬紧牙去攻克这个难关。

韩昌佩是这台仪器的主力之一,主要负责张罗整台仪器的设计、测试、生产。一般的仪器有初样、正样两个阶段,韩昌佩说,这台仪器太难了,又增加了一个准初样阶段。

从2008年到2016年的8年间,他和团队围绕这台仪器做了三个阶段的机型,“那时候基本上每天晚上工作到十一点多,经常看着月亮回家,早上八点就去上班了。”

“还挺乐在其中的,当你喜欢一件事的时候,真的就不觉得苦,比如打球很累,但不觉得苦;另外还能学习和接触到很多好玩的事情,比较有意思。”他说。

2016年,经过“八年抗战”,作为世界上首台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这台划时代的仪器终于上天。

回想起那一刻,韩昌佩说,人生中有很多画面定格在脑子里,那是其中一幕。2016年12月11日“风云四号”发射的那个凌晨,他在测控大厅里忙着发指令,发完后才发觉手上出了很多汗,“那时候其实很紧张。”

而今,“风云四号”的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已开始发挥作用,忙着给大气做大范围、高频次的垂直探测,比如给台风做“立体扫描”,为中国天气系统的观测预报开启一种新模式。

韩昌佩也开始转入“风云四号”02星的研制中去了,除了继续研制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他还担任多通道扫描辐射计的主任设计师。他说,“这些年,科研节奏感觉越来越快,‘风云四号’的时候,10多年做了01星,而02星技术指标进一步提升,3年就需要做出来。”

与仪器打了这么多年交道,韩昌佩有他的心得。他说,仪器就是载体,承载你的喜怒哀乐。调试仪器、解决困难之后,他时常会有所感、有所想,并将所得和日常生活工作结合起来。

在他看来,人生就是一个反馈系统,输出要达到输入目标,中间需要非常好的算法和执行,“所有的人和事都是这样,需要去反馈、去执行,让各个部件很好地结合,这是我学这么多年控制、深入骨子里的事情。”

至于未来,他说,打算沿着“风云路”一直走,“关注新型仪器的应用和研究,团结项目组,做出更好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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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1 17:4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童志鹏|40年向创新者致敬


编者按:

中国电科因创新而存在。多年来,肩负国防、科技、电子信息使命责任,中国电科在全球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的网信领域,以开放的思维和科学的精神不断实现超越,也涌现出了大量具有“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精神的先进典型。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辐射和引导作用,即日起推出《40年向创新者致敬》专栏,聚焦电科人身边的榜样,致敬网信事业创新发展的见证和创造者。

2017年12月19日12时45分,我国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电子信息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资深科学家童志鹏同志因病逝于北京,享年93周岁。

从研制第一批国产军用电台、中国第一代机载雷达到开拓并奠基中国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童志鹏见证并参与了新中国军事电子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全过程。他曾说过:“在现代信息化战争中,综合电子信息系统既是武器装备系统背后的无名英雄,又是中流砥柱。”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中国综合电子信息系统和军事电子事业的英雄和砥柱?!

毅然回国投身国防科技事业

设计出志愿军中装备最多的“中国自主品牌”电台

“我们都是从战乱中走出来的,亲眼目睹着侵略者对我们的亲人、朋友所犯的一切罪行。虽然我们没有拿起武器去复仇,但我们一定要用双手,用科学建设新的中国,再也不允许任何人侵略她,再也不允许任何人欺凌我们!”——童志鹏



童志鹏于1924年出生在浙江宁波的慈溪县,家中经营药材生意。原本生活平静安康,然而这一切却被日军侵华的硝烟打碎了。由于曾亲历日本侵华的遭遇,“为国家多做贡献”成为童志鹏人生航线中最亮的灯塔。1942年,童志鹏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最热门的电子专业。四年后,他远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深造,1950年获电机工程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时刻牵挂祖国,加入了爱国进步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有一句流行语叫“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而童志鹏也有同款的心愿,那就是把海洋和自己作为目标来征服。作为中国留美同学会中的活跃分子,他曾在“归国同学欢送会”上诵读亲手抒写的60余行长诗:“多少祖国的弟兄们,早已卷入这建设创造的热潮,你们不再迟疑,更不愿袖手旁观,欣赏人家可歌可泣的事迹。你们愿意舍弃个人舒适日子,再征服一次海洋和自己……”志向已定,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毅然放弃国外优厚待遇,踏上了“征服海洋和自己”的回国归途。

1950年,是童志鹏正式投身中国电子信息工业的起点。那一年,他婉拒了高薪的留美工作机会,归心似箭,恨不能即刻飞回祖国。他亲眼目睹着美国当局对身边同学回国之旅的各种阻挠,也隐隐预感到对他们的离岸禁令可能就要颁布了,心中焦躁异常,如何回国成为了童志鹏日夜思虑的头等大事。

为方便离境,童志鹏几乎将自己在美期间的全部家当留在了美国,只随身携带了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权威书籍和一些自己的学习笔记,在旧金山登上了驶往香港的船只——克利夫兰总统号。同期归国的留学生,大多选择进入高校或研究机构工作,童志鹏却希望“从事一些对国民经济影响比较大、能早一点拿出成果的工作,来支撑国家建设”,于是加入了当时中国的电子工业主管部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十局。

1950年9月,童志鹏作为电信局的技术专家,前往天津电信局电工二局任工程师,正式踏上了参与创建中国电子工业的征程。他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负责为抗美援朝战场设计我国第一台军用步谈机样机。当时,中国的电子工业百废待兴,战场上沟通军情所用的步谈机(一种对讲用的便携式小型无线电台)大多来自从敌军手里俘获的老旧装备,无法满足前线战事的需求。为此,童志鹏在考察了当时从国民政府手里接管的天津、南京、重庆三座无线电厂,了解国内电子工业实际生产水平后,经过无数次实验、试制,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在克服了生产设备简陋、元器件和原材料缺乏等种种困难的情况下,成功研制出比美军装备的无线电台更加轻便省电的新中国第一代军用电台,并迅速装备前线部队,成为我国志愿军中装备最多的一种电台。童志鹏回忆,该型步谈机产量超过8000部,作用距离超过15千米,从工厂直接送到战场,受到部队的广泛欢迎。电影《英雄儿女》中的英雄形象王成的原型——步谈机员于树昌在战场上使用最主要的武器,就是这种中国第一台自主品牌的军用步谈机。比起美式电台,它具有轻便省电、信号覆盖范围更广、更清晰等优势,为保障志愿军战场通信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

为“两弹一星”装上“电子心”

参与见证新中国军事电子事业从无到有

困难肯定是有的,这是常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找到问题解决就好,有的时候其实是现象复杂,但原因往往简单,不要放弃,再坚持一下。——童志鹏



抗美援朝结束后,童志鹏同志投入了新的科研征程。1956年,童志鹏同志参与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并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接见。

为更好地建设和发展中国电子工业,加强军用电子装备和信息系统的研制,1955年,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电子技术研究所——第十研究所在北京正式成立,后迁往成都。童志鹏积极参与了十所的筹建工作。

1957年,童志鹏同志作为技术骨干,随十所内迁至四川成都工作。在十所期间,他先后担任总工程师、副所长等职务,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代微波中继通信接力机和我国第一代机载火控雷达。

为满足国家对无线电通信方面的需求,从1957年到1965年,童志鹏主持完成了新一代军用电台、航空专用电台、航空雷达、地面微波接力通信设备等众多电子设备与系统的设计、生产。他主持研制成功的地面微波脉冲接力机、中国第一代机载雷达等电子设备与系统,后来成为“两弹一星”电子系统的核心装备。

1972年,童志鹏同志从十所调至国防部十院工作,并派往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按照中央要求,圆满完成了有关电子测控系统调试任务。1974年,童志鹏同志从基地调回十院工作,担任总体部负责人和卫星通信工程测控系统总体任务负责人,期间主持研制的测控系统达到国际同期先进水平,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他回忆说:“(那段时间)工作起来感觉‘很爽’。为了尽快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我们几乎每天加班至晚上12点以后,周末也在加班,没有加班费,宵夜就是馒头就咸菜,但是大家也不觉得累,精神很愉快,干劲十足。”

对于那些数不清的困难和挫折,童志鹏也淡然处之,他常告诫身边的青年技术人员,“困难肯定是有的,这是常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找到问题解决就好,有的时候其实是现象复杂,但原因往往简单,不要放弃,再坚持一下”。

1976年起,童志鹏同志先后担任十九院科技部主任、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等职务,参与了全国卫星通信系统建设,为国家战略急需的卫星通信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做超前的,基础的研究”

开拓和奠基中国综合电子信息系统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成荫。——童志鹏



1982年,电子工业部成立,童志鹏同志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副总工程师。1984年,在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同志关心支持下,电子科学研究院成立。为加快推动电子科学研究院实体化发展,1987年,电子工业部党组决定,任命时年63岁的童志鹏同志担任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他提出:“我们的科学研究应设法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超前一步的工作,而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

担任院长后,童志鹏同志从我国电子工业总体发展战略出发,提出了电子科学研究院发展新设想,获得时任国务委员、机械电子工业部部长邹家华同志全力支持,确立了“战略、预研、工程”六字方针,为电子科学研究院转型创新发展做出了建设性贡献,对电子科学研究院长远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着超前的国际视野、丰富的工作实践,他还领导研究了与国际开放系统互联标准一致的中国研究网,成为中国与国际联网最早、最成功的系统之一;他在国内率先使用“综合电子信息系统”一词,并不断推进该项目预研、顶层设计以及各分系统立项,成为我国军事电子高新技术的开拓者和带头人之一。

90年代以来,童志鹏同志在推动我国军事电子信息系统和平流层信息系统等前沿领域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90年,童志鹏同志担任我国第一个陆军指挥自动化信息系统工程行政总指挥,领导研制了该工程“神经中枢”系统,对我国陆军大型C3I系统建设具有开拓性意义。海湾战争后,童志鹏同志牵头组织对军事电子信息系统在现代信息化战争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国内率先提出“综合电子信息系统”这一概念,并进一步提出我国必须发展跨军兵种的全军一体化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的建议,对综合电子信息系统重大项目的立项与实施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开创了我军综合电子信息系统建设先河,拉开了我军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整体推进、全面发展”序幕。

与此同时,童志鹏同志高度关注平流层飞艇信息系统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提出了平流层信息平台发展总体设想和技术体系,并积极向有关方面建言献策,指导并推动完成了“天舟”系列演示验证任务,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997年,73岁的童志鹏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对他而言,这并不是功成名就的身退之时,却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新征程、新起点。进入21世纪,童志鹏敏锐察觉到未来战争的新特点与技术发展趋势,率先确立和引导了平流层飞艇信息系统和信息栅格技术的重大研究方向。

童志鹏同志曾兼任原电子工业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事、原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等职务。他先后多次荣获国家级和省部级等重大科技成果奖,2017年荣获首届“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终身成就奖”。他主持编著的《未来军事电子》《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等著作,对推动我国军事电子信息系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回顾童志鹏的学术成长经历,可以说他见证了新中国电子工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全过程,而他作为其中重要的领军人、引跑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童志鹏同志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是自强不息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是科技兴军的一生,是创新报国的一生。致敬,国之脊梁。

总编/金铁增 执行总编/吴江

主编/任青锋 责编/王博文 校对/尚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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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1 18:1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不怕“爆胎”!青科大教授研发新型轮胎,耐磨性提升115%,还能防扎胎

轮胎的状态对行车安全性的影响至关重要,由爆胎导致的交通事故更是触目惊心。青岛科技大学是全国设立橡胶专业最早的高等院校之一,在橡胶等高分子领域形成了鲜明的学科优势,并依己之长为我国轮胎制造和装备行业持续不断地输送能量。


具有耐磨性能、耐切割及抗刺扎等优异性能的TPI研究

2000年,青岛科技大学完成的"高反式-1,4-聚异戊二烯(TPI)的合成及应用开发"项目,在当年一等奖空缺的情况下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项目负责人黄宝琛教授并因此荣登人民大会堂。

反式-1,4聚异戊二烯(简称TPI),又称合成杜仲橡胶、古塔波胶或巴拉塔胶。不同于天然橡胶常温下为弹性体状态,TPI是一种具有橡塑两重性的特殊橡胶材料,具有优异的动态抗疲劳性能、耐磨性能、耐切割及抗刺扎等优异性能,是生产耐磨轮胎优良的新型高分子材料。

青岛科技大学始终坚持走"政产学研"融合之路,积极将科研成果运用到实际生产中:2012年,青岛第派新材有限公司实现了万吨级产业化生产;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学校的重要合作企业之一,于2018年7与月通过《合成型杜仲橡胶(TPI)在全钢子午线轮胎中的产业化应用》项目,首次实现了TPI作为轮胎领域新材料在全钢子午线轮胎上的产业化应用,TPI全钢子午线轮胎胎面配方与现有配方相比,耐磨性提升了40%,同时具有优异的高速耐久性,轮胎品质显著提升,综合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我国橡胶轮胎装备与材料领域的首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2011年12月18日,由青岛科技大学、软控股份、赛轮股份联合建设的"轮胎先进装备与关键材料"国家工程实验室在青岛揭牌,标志着我国在橡胶轮胎装备与材料领域有了首个国家工程实验室。该实验室拥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涵盖轮胎先进装备、高性能轮胎产品等方面,极大地提升了我国轮胎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其中一部分创新成果

RFID智能轮胎:将RFID植入轮胎内部,有利于轮胎全生命周期自动识别和管控,并为轮胎后期使用和管理提供自动化手段;

镶钉冬季安全轮胎:通过在轮胎花纹表面镶嵌细小钢片和雪地钉,增加与冰、雪路面的抓着力,最大程度保障车主冬季行驶安全;

高性能绿色轮胎:使用绿色环保配方以及低噪音花纹设计技术,实现降低滚动阻力26%,节油率可达3~8%,抗湿滑性能提高15~20%,噪音测量值<71dB,双B级;

轮胎循环利用技术与装备国内首创环形预硫化翻新技术:胎面胶的耐磨性能达到新轮胎的115%……


2018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

2018年12月,在全国石油和化工科技创新大会上,青岛科技大学共有6个科研成果、4位老师受到隆重表彰。其中,汪传生教授主持完成的"基于短纤维增强耐磨、抗刺扎轮胎制造关键技术及装备"项目荣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二等奖。

而多年来,青岛科技大学先后获得15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杜邦科技创新奖,2011年以来科研经费连续7年过亿元,累计达到13.6亿元。学校将坚持科研兴校,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坚持"内涵发展、创新发展、开放发展、协调发展、特色发展",主动对接服务新旧动能转换,服务行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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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2 12:1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骄傲!他科研30余年,攻克世界性难题,让美国这个奖首次颁给华人科学家!
近日,美国核学会聚变核能杰出成就奖颁奖仪式在美国奥兰多举行。该奖颁给了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所长、西安交通大学校友吴宜灿,以表彰他在核能中子科学技术与应用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这也是该奖项自1977年设立以来首次颁给华人科学家。

吴宜灿于1985年获西安交通大学核反应堆工程专业学士学位,1988年获西安交通大学反应堆工程和安全专业硕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所长,是世界著名的核能中子物理科学家。上世纪80年代起,他就致力于核能中子物理研究,在核能中子输运的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工程应用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他建立了复杂核能系统中子输运理论,攻克了中子输运精准建模与高效计算求解的这一世界性难题

误打误撞,进入核能中子物理研究领域

谁能想到,拥有如此大成就的吴宜灿竟是因为误打误撞进入了核能中子物理研究领域。“高考的时候,我化学考了81分,比其他科都高,我想那就报化学专业吧。填志愿的时候,密密麻麻的专业名称完全把我搞晕了,看到有个专业叫核反应堆,心想有‘反应’两个字,应该跟化学差不多。”直到被西安交通大学录取后,他才知道,这个核反应堆属于物理专业领域。此后,随着深入系统的学习,吴宜灿逐步认识到,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开发和利用好核能意义重大,随之也渐渐喜欢上了这个专业。

1984年,吴宜灿本科毕业。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班上许多同学转行。但吴宜灿还是选择了继续攻读硕士。“我出身农民家庭,父母从小就教导我‘多念书总会有用’。他们常说‘读书不光为你自己,要想着许许多多的人’,我始终铭记在心。”而这这也成为吴宜灿当时继续求学的动力之一。

投身科研,攻克中子物理领域的技术难题

1988年,吴宜灿考入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读博士。2011年3月,日本发生福岛核泄漏事故,专家呼吁重视核安全基础研究。在前后两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院士、白春礼院士等领导持续推动下,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得以启动。其中,“未来先进核裂变能—ADS嬗变系统”作为第一批先导专项立项,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詹文龙院士任总指挥,吴宜灿研究团队负责“铅铋冷却反应堆”项目。

2011年9月,中科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揭牌,吴宜灿被任命为筹建负责人。“接到任务时心里很忐忑,毕竟硬件设施几乎都是空白。那段时间频繁做噩梦,有时候一晚上被吓醒三四次,但第二天还是要打起精神走进办公室,不能让大家看出来我的压力。”吴宜灿说。“团队成立之初,就明确不以传统的只看重论文、专利等方式衡量科研成果,科研工作的价值、影响,对学科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才是我们的目标。”

尽管团队成员都很年轻,缺乏积累和经验,要做的工作可借鉴的东西也少,但有激情,也特别能吃苦。为了赶进度,他们常常工作到深夜,节假日也不休息。特别是建所初期,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幕:在嘈杂的施工现场,戴着口罩的年轻人专注地调试设备。他们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攻克了中子物理领域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经过7年努力,核安全所人才队伍从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如今的500多人,建成一批国际一流水平的实验平台。

严格认真,按照工作计划保质保量完成

无论是工程任务,还是科研管理,吴宜灿都要求按照工作计划按时保质地完成。大家提交的论文报告,哪怕有一处表述不准确,都会被他揪出来,一遍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1999年,吴宜灿下定决心研发我们自己的中子软件。当时国内对核能软件研究的支持极为有限,吴宜灿不得不“自筹经费、先期投入”。吴宜灿说:“当时带着大家深入研究数学模型,反复论证程序架构,写好每一句代码,搭好每一个模块,整整120多万行程序代码被反复折腾了无数次。”

如今,吴宜灿团队研发的大型中子输运设计与安全评价软件系统SuperMC已在全球60多个国家、1000余家重要单位获得规模化应用认可。他们还将发展的中子输运物理与技术成果应用于创新核能开发,开展可移动、小型化、智能安全的核能系统“核电宝”的工程化研究。


2018年9月16日,第30届国际聚变技术大会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开幕,当晚举行了欧洲聚变核能创新奖颁奖典礼,吴宜灿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科学家。“对于年轻人来说,要学会以长远眼光看待自己的工作,切忌短视浮躁、急功近利。科研事业不仅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未来。”这是从事了近40年的科研工作的吴宜灿对于年轻人的建议。在他看来,只有看到未来10年之后的格局并且提前行动,才能让成功成为必然。

延伸阅读:

美国核学会聚变核能杰出成就奖:美国核学会是世界核科学技术领域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组织。美国核学会聚变核能杰出成就奖每两年在全球范围内评选一次,每次授予一位科学家。

欧洲聚变核能创新奖:欧洲聚变核能创新奖由欧盟常设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2014年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从全球范围内评选和表彰为聚变领域科技创新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吴宜灿是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中国学者,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科学家。他的此次获奖,为中国聚变界赢得了重要的国际荣誉,显著扩大了我国在世界聚变领域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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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3 15:2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廉:让中国的材料科学登上世界舞台
周廉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材料科学专家

他的高临界电流密度的铌钛超导体研究世界领先,金属纤维研究填补国内空白,在钛及钛合金材料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科技攻关、863高技术、973重大基础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和重大军工配套与重大工程应用研究项目。荣获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拥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为我国材料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超导材料学术的带头人

1979年到1981年底,周廉被教育部派往法国国家科学院低温研究中心及高场实验室进修。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超导材料的研究及超导磁体技术的学习中。周廉利用法国实验条件,研究和制造的NbTi50多芯线材在高磁场下的临界电流密度创造了世界最好水平。

1987年,中国和世界几乎同步发现高温超导后,周廉开始了新的攀登,作为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他主持了多项国家高温超导材料基础研究和实用化攻关项目。在世界性的竞争中,作为西北院承担国家超导攻关项目的总负责人,他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多项国家863高技术、国家攀登计划和国家科委下达的攻关课题,在超导体制备、临界电流及超导器件应用多方面取得显著的实质性进展。他在低温铌钛超导材料Nb3Sn、高温YBCO超导材料、B系超导材料和二硼化镁新型超导材料性能研究方面创造了三次世界最高纪录。他对钇系超导体冶金物理化学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国际上首创了以粉末熔化法(PMP)的高Jc钇钡铜氧超导体制备技术,使钇钡铜氧超导体及块材的Jc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03年4月,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具有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超导材料生产基地----西部超导科技公司宣告成立了,这是我国第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现代化超导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是我国超导材料产业化的重要里程碑。

深入研究,走向国际的引领者

20世纪70年代

周廉系统地开展了青铜法、内锡法Nb3Sn线材研究,在系统研究Nb3Sn成相动力学过程的基础上,成功解决了具有弥散强化粒子的高均匀铜锡合金熔炼、线材加工热处理技术,通过改善Nb和Cu的扩散热动力学行为和加工缺陷的引入,成功获得了具有纳米级晶粒结构的Nb3Sn超导线材,有效地提高了作为有效钉扎中心的晶界的密度,从而提高了Nb3Sn超导线材的临界电流密度。

周廉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高场实验室合作,使用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的多芯Nb3Sn股线绕制出中心场达15.4T的超导磁体,Nb3Sn股线的Jcn达1.8×104-A/cm2。这一研究结果达到了国际上Nb3Sn股线研究的先进水平,使我国在Nb3Sn股线的制备技术领域迈入世界三强之一(美(IGC)、日(古河)、中国西北院)。

20世纪80年代,周廉通过对Bi-2223成相机理的深入研究,在先驱粉成相方面取得突破,提出双粉法可有效控制Bi-2223的微观结构并引入有效磁通钉扎中心,在我国首先制备出了性能达到实用水平的300m长带,其传输临界电流达到100A(77K,0T),超导性能与欧美日等国处于同一水平,并使我国完全掌握了从粉末到带材制备全套自主知识产权技术。

周廉在超导材料研究工作中深入理解了磁通钉扎和微观结构的关系,有效提高了超导材料的临界电流密度,使我国在高临界电流密度超导材料研究这一国际研究最前沿领域创造了三次世界纪录,取得了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成果。正是周廉院士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使我国在超导材料在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领域与国外并驾齐驱。

钛合金领域紧跟国际前沿

自九十年代初开始,周廉首次采用集束拉拔法制备出连续金属纤维,通过调整结构设计、改进拉拔工艺、优化热处理技术,以防止纤维组织中晶粒长大、控制有害相的析出、提高纤维强度、改善纤维表面质量,成功制备出2μm--25μm的不锈钢纤维。纤维断裂强力和断后伸长率分别达到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比利时bekaert公司的技术指标,填补了该领域的国内技术空白,该项研究成果获得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具有重要军事用途和广阔民用的钛合金领域,周廉是世界钛会国际组委会委员(国际上共7人),担任全国钛业协会第一任会长。他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预测世界、国内钛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前沿,为我国及世界钛合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指导西北院从事钛研究的科技人员,紧跟国际科学技术前沿,取得众多的技术创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合金设计与研究方面

为满足钛合金在不同环境中对其性能不同的应用需求,采用d电子理论、Al当量公式、Mo当量公式和钛合金合金化基本理论,设计研制出众多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钛合金。

2.新工艺技术方面

钛合金综合性能优异,是众多军用及民用的关键材料,然而其成本较高,限制了其更广泛的应用。降低钛合金成本有许多途径,其中简化工艺流程、提高材料利用率是最重要的。通过国家稀有金属材料加工工程中心的建设,从国外引进、发展了电子束冷床炉熔炼技术、短流程的、大变形量的步进轧制加工技术、滚模轧制加工技术等,使钛合金材料的利用率提高了20%,材料性能批次间更加稳定。同时开展了钛合金的连铸连轧技术研究,一旦钛合金的连铸连轧技术研究取得突破,必将是世界钛工业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使世界钛工业取得重大的技术革新。

不忘耕耘,激活人力资源潜能

周廉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工作。他先后担任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东北大学等国内重点院校的博士生导师,培养博士生40多名(含在读博士),有三名博士后在他的指导下顺利出站。

他一直坚持与院校联合培养科技人才的道路,在他的努力下,研究院与国内十几所院校共同培养研究生,成立了东北大学研究生院西北分院;先后开办了“博士班”“工商硕士”、“工程硕士”研究生班。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生产、经营和管理人才,为研究院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还发挥自身影响力和作用,积极探索与国内外联合培养人才的路子,先后与法国、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国开展了共同培养研究生合作关系。同时,他还积极倡导把西安地区从事材料科技工作的专家、学者、企业家联合起来,先后组织成立了陕西省中法科技交流协会、陕西省材料研究学会等社会团体,形成了明显的地区优势。

科研上,他不懈努力,使我国在超导材料在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领域与国外并驾齐驱; 教育上,他夏雨雨人,为研究院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使中国的材料科学登上了国际的舞台,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继续绽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主要论著

周廉院士发表了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和特邀学术报告486篇,被SCI收录262篇,被SCI、EI、ISTP收录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近20篇,(详见附件),其中周廉院士同一发明内容的2篇文献被国内外同行引证117次(他引93次,自引24次)。

被引证论文

“The properties of YBCO supe-rconductors prepared by a new approach the powder melting process”, Zhou L, Zhang PX, Ji P, Wang KG, Wang Jr, Wu XZ, 《Superconductor Science & Technology》3(10) : 490-492, OCT 1990.“High JC YBCO sup-erconductors prepared by the powder melting process”, Zhou L, Zhang PX, Ji P, Wang KG, Wang Jr, Wu XZ, 《IEEE Tran-sactions on Magnetics》27 (2): 912-913 Part 2, MAR 1991.

2.主编和组织编写

《中国冶金百科全书----金属材料卷超导材料及测试篇》

《中国材料科学百科全书----超导及磁性材料篇》

《材料科学与工程手册》,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1出版(国家十五重点图书)

《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报告》,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9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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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4 12:2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40年向创新者致敬 | 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

40年向创新者致敬·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


编者按:


中国电科因创新而存在。多年来,肩负国防、科技、电子信息使命责任,中国电科在全球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的网信领域,以开放的思维和科学的精神不断实现超越,也涌现出了大量具有“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精神的先进典型。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辐射和引导作用,即日起推出《40年向创新者致敬》专栏,聚焦电科人身边的榜样,致敬网信事业创新发展的见证和创造者。


王小谟说:“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研制雷达,然后负责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应用到预警机上,把设计变为现实。”


2013年1月1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中央,胡锦涛主席把大红的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奖证书交到王小谟手中。台下掌声雷动。人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表达对共和国“预警机之父”的崇高敬意。


京剧引导走上科研之路

王小谟,1938年11月出生于上海金山,1961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是我国著名雷达专家、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雷达、预警机、中国电科……自从50年前走上国防科研这条路,这些神秘的词汇就和王小谟紧密相连。


王小谟的父亲曾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参谋。当年,冯玉祥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父亲携家眷从上海赶去北京投奔,不料冯玉祥中途蒙难于轮船火海。王小谟一家没了依靠,便在北京西城区的一个大杂院租房住下。那时王小谟12岁。

京剧是当时的“流行音乐”。每有闲暇,大杂院里喜欢京剧的大老爷们总是三五成群,凳子一摆,胡琴一拉,戏声悠扬。王小谟沉浸其中,时间长了,也能哼上几段。他还缠着伴奏的胡琴师傅教他习琴,一学就会。高中时,王小谟成了学校京剧团的骨干。没钱进戏院,王小谟就从收音机里听,电波里流出来的“咿~呀~呀”的节韵也能让他废寝忘食。他想有台自己的收音机,但“家里根本负担不起”。好在宣武门附近有小市场,出售日本人留下来的旧货。王小谟积攒了几个月的早点钱,买了一个矿石、一根铜丝、一个耳机、一根铁丝当天线,回家一番鼓捣,组装起来的东西竟能发声。当梅兰芳的京剧从耳机里流出,他兴奋得一宿没睡,对无线电波的好感顿生。


1956年,即将高中毕业的王小谟面临考大学。“当年考清华没有十足的把握,北方昆曲院相中了我,但家里反对。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挑上了我,我对无线电也有兴趣,就听从父母的安排,读了无线电系。”


对于这次命运的抉择,王小谟说,“那时候年纪很小,没有说非做哪一行不可。当年一起听戏、唱戏,进了艺术院校的小伙伴们,很多人都成了有名的艺术家,比如那时的‘当家花旦’柳石明,后来成为中央歌舞剧院院长。人生关键在于坚持,坚持努力,不管干什么都会有出息。”


大学里王小谟的成绩在班上算中等。“我属于没好好上晚自习的。”王小谟说,“学校的京剧团、模特队,我都是活跃分子。大二时,因为相位没有讲清楚,我物理口试才得了2分,用现在的话讲,‘挂科了’。但《无线电原理》等一些专业课成绩还是拔尖的。毕业设计时,我首次应用最佳相速方法设计雷达八木天线,获得优秀毕业设计的成绩。”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大学毕业后,王小谟被分配到南京第14研究所。14所的前身,是国民党的一个雷达修配厂,解放后,一批老的技术人员留在了这里,新中国的雷达事业在这里起步。王小谟来到这里之前,14所就已经做出了我国第一部自行设计的警戒雷达406。到14所之后,王小谟听到了很多老一辈专家艰苦创业的故事,如“向北望,学雷达”:一开始科研人员不知道怎么做雷达,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雷达是什么样的,他们就坐绿皮火车,跑到中苏边界去,用望远镜看对面苏联“老大哥”的雷达什么样,回来仿制。


早期的雷达只能给出目标的距离和方位两维坐标,不能给出高度。20世纪60年代开始,三坐标雷达成为当时国际雷达技术研究的前沿领域。14所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就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三坐标雷达的研制。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撤走了援助专家。1961年,研究室主任薛国伟找到刚到14所报到的王小谟:“你负责做三坐标雷达吧。”


“跟谁一起做?”王小谟问。


“就你一个人先做吧。”薛国伟说。然后,他就把厚厚的一沓资料放在了王小谟桌上。那沓资料,是苏联专家留下的手稿,也是当时所里仅有的资料。读完了那些资料后,王小谟又从各种渠道搜集国外资料。然而,资料都是英文的,对一直学俄语的王小谟来说,必须在短时间内掌握英语。他每天早晨起来就念单词,找雷达方面的经典文章,边看边查字典,花了一年时间,既把文章读通,又把英语学起来了。


正当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雷达技术时,1965年,他被派到苏北溧阳的农村“搞四清”。直到半年后,才从溧阳回到14所,这时,所里正在“闹革命”。一些留过学的科学家被扣上各种帽子打倒了。王小谟还算幸运,被“打入”机房管计算机。这对王小谟来说,可谓是因祸得福,方便了他熟悉计算机,有时,他甚至用计算机下下棋、唱唱歌。后来他说:“我感谢这段时间,因为在这里,我切实掌握了计算机,为后来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三坐标雷达上打下了坚实基础。”


人是第一战斗力


1969年,王小谟接到了一个新的调令:到三线去。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响彻天南地北。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向三线战略转移。


跟王小谟一起从14所去贵州的有八九百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所——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38研究所)。


“38所在贵州黔南自治州的都匀大坪,四面环山,其中有一块平地。我们盖了一些‘干打垒’,相当于毛坯平房,没有厕所。吃菜很奢侈了,下面弄点柴火,上面从房梁上吊个锅,烧点儿开水,很少的菜,加很多的红辣子和盐。”王小谟回忆,“我们还开办了子弟学校,一开始由所里的技术人员轮流兼任教师。开办了医院,因为贵州山区冻雨多,那种毛毛雨,从空中下来就冻了,每年都要摔伤一些人。”


大坪离都匀市区十五六公里,大部分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走路得翻过几个山头,走得快也要五六个小时。“我没办法为大儿子创造好一点儿的学习环境,他后来大学都没能上。”王小谟哽咽。


虽然山沟里条件苦,但政治运动也少。青山绿水中,适合静心搞研究。王小谟说,“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比较平静,是出成果的时期。”这时期的王小谟,挑起了三坐标雷达总设计师的担子,带领一批技术骨干,开始了三坐标雷达长达13年的研究。



以前的雷达车上没空调,四五十度的高温,经常待在里面做试验的王小谟深知其中的辛苦,于是,他提出在雷达机里装空调器。这种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挑战了当时“以苏联为师”的顽固理念,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王小谟斩钉截铁:“人是第一战斗力!人都不行了,你那设备有什么用啊!”这种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后来我国预警机的设计中,也得到了贯彻,比如在预警机上装厕所、减噪等。


1986年,王小谟担任38所所长。此时的38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暴露了很多问题,253名技术人才“南飞”。地处边远山区,每年分配来的大学生不仅数量少,而且报到率低。怎么办,对此,王小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工资和住房采取按贡献分配。对技术尖子给予浮动两级工资的重奖;对长期不干工作的人先是黄牌警告,如不改正就请出所。经过改革,人的积极性被调动,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38所逐步走向国内一流水平。


王小谟强调说:“我多次到美国出差,无论是旧金山、洛杉矶还是纽约、华盛顿,从事高科技工作的大多是中国人。中国人不笨啊!关键要有赶超国际先进技术的雄心壮志,并很好地组织起来,创造好一些的工作环境。”


中国自己的预警机


20世纪90年代,通过多年艰辛的谈判,我国与外方签订合同,共同开发一架发展型预警机,王小谟担任中方总设计师。这是一项技术高度密集的系统工程,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研制能力。然而,2000年,迫于西方某大国压力,合作方单方面终止预警机合作研制合同。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王小谟向上级建议“立足自主、研制国产预警机!”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中央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一定要做中国人自己的“争气机”。


西北大戈壁上的试飞现场,夏日骄阳似火,把漫天黄沙烤得热气腾腾。预警机封闭的机舱内,温度达到了40多摄氏度,在里面工作就像是在蒸“桑拿”;冬天滴水成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即使裹皮大衣也瑟瑟发抖,每次下机后耳朵都不停地轰鸣,两三个小时听不清声音,而且预警机试飞会有生命危险。年近七旬的王小谟,经常带着技术人员苦干,一上机就是4个多小时,晚上经常加班到凌晨,一工作就是整整两个多月。



仅一年时间,王小谟带领的团队就把地面样机做好了,又过了一年,样机飞上了天。随后,他们又打破了从科研样机到研制成功至少需要10年的预言,仅花费了5年时间。


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由王小谟主导研制的空警2000预警机作为领航机型,引领庞大机群,米秒不差飞过天安门广场!2010年,这一预警机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中国采用相控阵雷达的预警机,比美国的E-3C整整领先一代!”美国政府智囊团“詹姆斯敦基金会”如此评论。最终,国产两型预警机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9个第一,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


“我这辈子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国家也给了我足够多的荣誉,我该知足了。”


知足,让这位老人笑对晚年。即便躺在早期淋巴癌的病床上输液,他依然关心我国的预警机事业,把设计师们请来面对面探讨交流。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赶赴热火朝天的试验现场。生活中,京剧和胡琴依然是良伴,《苏三起解》、《杨门女将》……他把京腔京韵唱得悠扬婉转,把胡琴拉得如泣如诉。戏里琴外,寄托着对那些为我国雷达和预警机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战友、同事的怀念,他让自己一辈子都是一个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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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5 15:1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科技英才」陈洪渊院士:穷究物性,敢为人先


迄今培养了130余名博士和硕士,其中包括3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8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及2位中国青年女科学家获得者……这位打破了多项研究领域“不可能”、在专业领域极具威望的院士,在教学领域不断创造着育人佳话。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陈洪渊。

科研每天都要有进步

走进南京大学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陈洪渊院士从廊道尽头快步走来,他笑脸相迎,热情与我们一一握手致好,谦逊的陈老,让人很难将他与平常人眼中“高高在上”的院士联系起来。

他一边领着我们参观实验室,一边介绍着沿路的点点滴滴,如数家珍。按照常理,第一站应该是去参观科研成果,但是,没想到,第一站却来到一间精心布置的陈列室。

放眼望去,红色的荣誉证书和各种聘书、金灿灿的奖杯,还有挂满墙面的团队合影……耀眼的光芒,让记者对即将探访的团队多了一份期待。“这里陈列的都是陈院士带领团队近年来所取得的荣誉。”随行的科研人员向记者介绍。

这些证书还只是很小一部分,展示的仅是 2013 年以来的获奖和聘任情况。据了解,他带领的团队是我国生命分析化学领域最早的几个团队之一,细数其与分析化学相伴50多年来的荣誉,就更无法穷尽了。

虽已80岁高龄,但陈院士的日常仍是在科研中度过,每天都在产生新的成果。“每天都要有进步。”他笑言。

“最近,我们承担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科学仪器研制项究能揭示单个细胞里发生的反应、单个细胞间有什么差异等问题。”陈洪渊院士说。

纳米尺度分析单个细胞

陈院士口中所说的重大仪器项目,其实就是2013年开始主持的一项总经费达 6400 万元的重大仪器专项——单细胞高时空分辨分子动态分析系统。

据了解,该项目旨在建立能精准测定单细胞中分子动态变化的工具,从而为研究癌症等疾病的致病机理提供数据,也有助于精准化个体化治疗。

陈院士坦言,在承担这个重大专项的时候,自己也有压力,因为该专项的经费数额在当年同批专项中可观,所以团队的关注度自然就很高。是压力,也是动力,经过5年研究,如今终于有了成果,他的这颗心才算踏实!

“本项目实现了对单个活细胞中高时空分辨的生物分子动态变化的精准测量。”他向记者解释,这其实就是说,可以在更小的50 纳米尺度、更快的纳秒时间尺度上进行分子测量。通过时空分辨率的提升,可以对细胞进行更加精细的研究,为进一步理解生命过程的化学本质提供更多的数据。

“在纳米尺度上对细胞内蛋白化学活性进行电化学测量,是我们在国际上率先实现,相关工作发表在国际一流刊物《美国科学院院报》上。 ”他自豪地说。

南京大学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取得多项成果。

基础研究不要急于应用


在科研生涯中,陈洪渊院士最关注的还是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在采访中,他多次向记者强调,该专项是一项基础研究,不要着急追问它在临床中的应用。

他认为,从事基础研究就是要坚持做基础的事,不要基础的没做完,就想着如何转向应用,如何进入市场,甚至是赚钱。他坚定地对记者说,我国向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进军,最需要的就是要做好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就像是基石,只有基石夯实了,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成科研的大厦。”

说起做学问,陈洪渊院士总结了八个字:穷究物性,敢为人先——必须无止境地探究物质的本性及其相互作用,要琢磨透彻。

这八个字一直贯穿于其研究中。“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我要求大家要能溯源物质性质,从源头上设计实验方案,在这样的原则下,项目组的老师和学生们都开展了具有高度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在一系列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这些成果也极大地推动了仪器平台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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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6 11:5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追忆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艾兴
光明网11-26 03:45
原标题:大师远行 咸仰懿德——追忆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艾兴

【追思】

光明日报记者赵秋丽李志臣

“艾院士作为我们人生道路和学业道路上的一盏指路明灯,他的事迹和精神永远激励和感召着我们……”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爱国奋斗精神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今年9月底以来,山东大学举办的“学习艾兴精神,勇做时代先锋”系列活动,在校内掀起了热烈反响,让莘莘学子领略了一代大师的风范,更激起了他们奋勇拼搏的斗志。

今年4月7日,我国切削加工研究领域开拓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艾兴,走完了他95年的人生旅程。大师远行,但风格永存。艾兴的离去,留下让后辈仰止的背影和追随的足印!

学者之专注和师者之坚守

“学者之专注,师者之坚守”,了解艾兴的人们常常这样评价他。

诚如斯言,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艾兴一直专注于切削加工及刀具和刀具材料、超硬材料加工等机械加工领域的理论与技术研究:研制成功专用铰刀和切削液,解决了重大关键技术;主编了中国第一部《切削用量手册》,在全国广泛应用;在国内外首创融合切削学和陶瓷材料学于一体的、基于切削可靠性的陶瓷刀具研究和设计的理论新体系;先后研制成功六个品种、十二个牌号的新型氧化铝基陶瓷刀具,填补了国内空白,其中三种为国内外首创……获国家发明奖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0项,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1项,国家级和部级优秀教材奖各1项,专利5项。发表论文400多篇,著书7部,为促进我国机械工程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际国内机械工程教育领域和学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艾兴数十年如一日,耄耋之年仍然耕耘在教学科研一线。无论是艾兴的亲传弟子,还是受艾兴影响成长起来的专家学者,抑或是他的家人,都对艾兴勤奋学习的态度有着很深的印象。

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国家杰青刘战强回忆起老师就难以平静:“艾老师的毅力非常人能及,他牙疼时咬着棉签也要坚持科研。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腰椎颈椎怕受凉,在四五月份已经温暖的天气,他穿着厚厚的棉裤,忍痛坚持每天到办公室。”

刘战强说,艾兴还有非凡的记忆力,他对制造学科、国家经济形势如GDP等数据信手拈来,从来不用查资料。

超人的记忆来自他的勤奋。“感觉父亲从没有退休,也没有周末,回到家他也一直在学习,到90多岁依然如此。”艾兴的女儿艾量说,“为了练习外语,父亲在50多岁时背诵整本俄语词典,七八十岁高龄依然坚持收看英文频道;一直坚持手抄报,家里手抄报一本本摆得整整齐齐,堆积如山。”

恰如机械工程学院院长黄传真所说,正是艾兴面对挫折从不低头的坚毅品格,使他在经费、设备等不足的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一直坚持切削加工领域的研究从未间断,才有了目前全国最大的切削加工团队,山东大学才有了“切削加工的圣地”的盛誉。

严师与“慈父”

“教不严,师之惰。”是艾兴院士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终生坚持的为师信条。

“在学术上,我们都有点怕艾老师,因为他要求太严格了,数据的来源、公式的推导,他要求绝对准确。”艾兴的秘书刘继刚说,一直到去世前仍坚持亲自批改研究生论文,小到字里行间的标点符号,大到论文结构,艾兴都与学生一起反复推敲和讨论。而对于论文中的公式,艾兴更是亲自推算,曾有学生向艾老师辩解说,这些公式都是引用他人论文上的,结果艾兴却说,任何公式,无论来源于哪里,都应得到反复的演算和推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博士论文的严谨,这才是治学的态度。工科学生容不得半点马虎,任何错误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正是在艾兴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下,他的学生们才成为了加工制造领域的翘楚。

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万熠提起老师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仍感怀于心,尤其对老师晚年修改学生论文的印象特别深刻。艾兴右手拿着放大镜,左手手指头指着文字,一行一行地看,用红色的铅笔在旁边做很多标注。学生们都说在别人那里60分及格,在艾兴那里75分才算及格;别的课程都能得到90分以上的高分,艾兴的可能85分就算很好了。

虽然对学生非常严厉,但学生们都说艾兴是“慈父”。

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泰山学者邓建新说,艾兴对我们学生们要求严格,但是很关心大家的生活。他亲自带学生做实验,对每个实验数据都亲自核对,尽可能给学生提供学习提高的机会。在与青年教师、研究生合作写论文、著书时,艾兴常常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后面。他把荣誉让给别人,默默奉献,自己提出的研究项目,却支持自己的研究生去申报。当有学生生病时,他帮助联系大夫,60多岁时还冒着高温去病房看望。

既淡泊名利又“锱铢必较”

“艾老师的一生就是对‘做事先做人,做人先修德’的最好诠释。”山东大学教授赵军说,他在科研工作中一贯谦虚谨慎,待人诚恳,从不以权威和专家自居。每当有学者来访或企业家来校咨询艾兴院士时,他总会笑着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授,不要叫我什么院士,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向你们学习呢”。

每年学校会有各类评优、评先进的工作,因为艾兴德高望重,大家都会推荐他。机械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刘玥清楚地记得,每次要上报学校推荐材料时,艾兴总是坚决不同意。他说:“不要报我,不要宣传我,把机会给其他老师。”艾兴总是说自己的荣誉已经够多了,要将机会都让给年轻人,给年轻人铺路搭桥。

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唐委校说,正是艾兴辛勤耕耘、严谨治学、教书育人、奖掖后学、提携晚辈的品格,为学院为学校培养了一支优秀的教学科研创新团队和大批优秀人才,为我国切削和先进制造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既淡泊名利却又“斤斤计较”,这是艾兴的价值观。

“俭朴已经是融入父亲血液里的品格。”艾量动情地说。艾兴手中的科研经费数额不小,但在使用过程中却“锱铢必较”。因为他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国家和人民给你的钱,是用于科研工作的,是要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我们要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的重托,我们要让国家的每一分钱得到充分的利用。”

在赵军眼中,艾兴生活异常简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件外套,他穿了几十年,常穿的几件衬衣都是补丁重重;家里的物件几乎没有40年以下的,办公室里的几个木橱,也用了几十年;草稿或非正式的文件,要使用打印过的纸,这早已成为了一项不成文的规定。艾老师就是这样用自己的行动,为国家节约每一点资源。也就是这样一个舍不得多花一分钱的人,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向党组织缴了5000元的特殊党费。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大师远行,咸仰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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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7 16:0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科学家坚守石墨烯研究十余载,打通产业落地新道路

十年前,人工智能还被叫做模式识别,中本聪也才刚刚提出区块链概念。现如今,人类发现了石墨烯的新制法,利用CRISPR-Cas9战胜了过去不可治愈的病症,甚至发射了可回收的运载火箭。然而,这些在十年前可能连想都不敢想。

科学家们的薪火不断传承,推动着社会的车轮向前跃进,最终造就了美好生活。其实今天的我们和十年前是一样的,仍无法预测科技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然而,这份未知和神秘也正是科技的独特魅。

我们依然会继续畅想,今后的生活会是怎样。憧憬明天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前进的动力,维克多雨果曾说过,“没有什么比梦想更能创造未来。”

例如,坚守石墨烯研究十余载的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成猛。他突破高品质石墨烯规模化制备技术,通过产学研合作走自主创新之路,最终打通石墨烯从原料、材料、器件到应用的创新链。

神奇材料石墨烯只有一层原子厚,是炭材料的基本结构单元。由于其十分良好的力学、导电、导热和光学特性,在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储能和环保等领域都有巨大应用潜力。2004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成功分离出石墨烯,在科学界引起轰动,二人也因石墨烯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于201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自此,石墨烯及相关应用的研究迎来了井喷。

我国的石墨烯研究始于2006年左右,那时石墨烯还只是材料人眼中的海市蜃楼,虽然看上去很美好,但无论从理论、制备还是应用来看,石墨烯研究都仅仅是初级阶段,还未披上诺奖光环的石墨烯在国内其实并不受重视。

从2007年起,陈成猛在碳素领域前辈王茂章研究员指导下,在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以硕士课题为起点开始研究石墨烯,2009年开始攻读博士并于2011年赴德国马普协会弗里茨哈伯研究所学习。2012年,陈成猛学成归国,顺利通过博士毕业答辩,并在27岁时被破格提拔为课题组长,创下了煤化所的历史纪录。

自此,风华正茂的陈成猛受命组建709课题组(石墨烯与新能源材料研究组),开展石墨烯的基础科学研究、合成与应用技术开发。作为我国石墨烯首批研究者之一,他亲历了石墨烯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从样品到产品、从制备到应用的蜕变,也见证了国内石墨烯研究和行业发展的历程。

陈成猛

2010年前,由于没有规模化生产,市场上石墨烯多源自实验室合成,每克粉体价格高达3000多元。性能虽十分诱人,但高昂的价格让大多下游用户望而却步。因此,在课题组成立之初,陈成猛选择了石墨烯制备作为主攻方向,这是石墨烯研究和产业发展的起点,也是制约石墨烯应用的瓶颈环节。

石墨烯是结构精细的二维纳米材料,如何在可控的成本内制备高质量石墨烯材料难度很大,陈成猛选择了经典的氧化还原法,这是一种先将石墨氧化插层合成氧化石墨中间体,再热还原制石墨烯的方法。该方法简单易行且原材料广,与化工单元操作和粉体过程十分匹配,具备进一步放大的可行性。

然而石墨烯是全新的领域,国内外都没有可供借鉴的工程化案例,所有的工艺和装备都必须自己摸索。在陈成猛的带领下,团队与晋能集团合作,突破了石墨烯制备工程化技术,解决了中间体分离纯化和连续膨化炭化等多个工艺和装备难题。2014年底,吨级石墨烯中试线在太原投产,一举将石墨烯的生产成本从每克500元降至20元。材料终于出来了,而另一个挑战又摆在面前,那就是怎么去用?因为对于石墨烯这种新材料,其应用尚不成熟,市场也亟待培育。

因此,他们不仅要供给用户一流的材料,还要提供配套的应用解决方案。于是,陈成猛的709课题组与山西三维合作,打造了新型储能器件中试平台,通过系统集成打通了石墨烯从原料、材料、器件到应用的创新链,组装了新型的石墨烯增强超级电容单体和模组,仅添加2wt%的石墨烯,就将储能能量和功率密度分别提升了30%和40%。

石墨烯在学术界的热潮依然高涨,诺奖加身更令其光芒闪耀。而历经十余年间我国科学家的奋斗,我国在石墨烯上的研究已位列世界先进水平,论文发表数量居世界首位。但是,石墨烯研究与应用之间依然存在着断层,也面临“文章一大片,材料看不见”的窘境。

而作为我国石墨烯科研国家队的领军人物之一,陈成猛特别注重材料的应用基础研究。他认为,石墨烯应用存在“木桶效应”,我们不能只看材料特性的长板,更应关注那些制约商业化应用的短板。只有立足实际应用,通过技术创新打通产业与市场的通路,实现产业落地,才能真正让石墨烯服务于中国和世界。

科学家们是各自领域的“大梦想家”,一起畅想着未来世界,并为之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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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9 17:0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青年科学家苏良碧:为世界先进激光装置“量身定制”新材料

中新网上海11月29日电 题:青年科学家苏良碧:为世界先进激光装置“量身定制”新材料

年近40岁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人工晶体研究中心主任苏良碧,进入新材料领域已有16年,他具体研究的是激光晶体。

10多年前,苏良碧和同事一起研制的新材料,出口后用于德国、奥地利的激光装置;现在,他带领团队,为中国正在崛起的国之重器“量身定制”新材料。

“以前,业界专家评价我们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国内研制的新材料,在国外用;而今随着中国大科学装置的兴起,我们是‘墙内开花可以墙内香’。”苏良碧说。

钻石、食盐、水晶,这些都是自然界中常见的晶体材料,而激光晶体则是用于激光装置的人工晶体材料。苏良碧解释说,“激光晶体材料是激光器的心脏,通过激光晶体才能产生激光。”

苏良碧出生于湖北,在武汉理工大学读了6年的材料学专业后,2002年来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攻读博士,开始接触激光晶体,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工作。

一代材料,一代器件。苏良碧介绍,以前中国的各种大型科学装置,即所谓的国之重器相对较少,对材料发展的牵引不明显,“以前,我们的需求牵引都在国外,我们的材料都是以原材料形式出口到国外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出来的工作,在国内的显示度就没那么大。”

这几年中国国内开始建造一批大科学装置,其中就包括超强超短激光装置等,苏良碧说,这对做激光材料的人来说,是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以前很多时候别人会问,你们的材料做出来用在哪?答案并不明确,做材料研究的人闷着头做实验,做出来的新材料短时间内难以实现真正的应用”,苏良碧说。


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多种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大力发展,各种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国之重器”正在建造,这对苏良碧这些做材料的人来说,就有了需求牵引,让他们可以助力中国一些高端技术的发展。

苏良碧的团队目前正在研制的便是新一代激光晶体,现在处于攻关的关键阶段,希望用于未来能够以重复频率工作的超强超短激光装置。

他透露,目前面临的难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大尺寸,以满足激光工程所需;二是光学均匀性要好。

“这个材料行不行,未来能不能用于新一代超强超短激光装置,国际上没有先例,需要我们去探索。我们若做出来,能用得上,将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他说。

去年年底,苏良碧团队在大尺寸新材料的光学均匀性上取得重要突破,“很激动,我们当时度过了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因为前期是以基础性、探索性研究为主,到2013年开始转向实际应用,这个过程的跨度比当初预想的要大得多。”

苏良碧说,新材料从研制出来到实现真正应用之前,这个阶段的研发工作显示度并不高,“因为这个阶段主要是解决一些关键技术问题、工程化问题,很难发表高影响因子的论文;再加上其实你也不确定最终是否能成功,这个过程就比较痛苦。”

他坦言,能够长时间地坚持做一种材料,实际上并不容易,很多时候即使科研人员愿意坚持,但难以得到经费的支持。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得到了中国国内许多有远见的激光科学家的支持,“他们很有战略眼光,不会只关注这个材料在国外有没有用过、用得怎样,而是从我们研制的材料本身出发,去判断它有没有应用前景,这是难能可贵的。”

得益于这批新材料的“伯乐”与“千里马”,中国在激光新材料领域越走越快。谈及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情况,苏良碧说,中国在激光领域一直没有落后于国外,基本上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现在发展得更快些,“随着一些重大工程的需求牵引,比如说上海超强超短激光装置等,中国在部分领域已处于领先地位。”

这两三年,苏良碧的团队通过不懈努力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未来,他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谈到梦想,苏良碧说,做材料的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做出的材料能被用上,“做出有用的材料,为国家发展作出一点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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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9 17:0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40年向创新者致敬」为中国做世界最好的预警机 空警2000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陆军

时间倒回至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阅兵仪式。一架背驮着“蘑菇云”的预警机腾空而起,作为空中编队的排头兵引领着庞大机群,米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这架预警机就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国产预警机——空警2000。

空警2000不仅看得远,而且第一次全面采用相控阵技术,是一款技术先进的预警机。它的成功研制,打破了国外封锁,标志着中国完全具备了自主研制预警机的能力,同时也标志着我国装备信息化建设进程取得了突破。空警2000是一项集全国之力的“国字号工程”。中国电科首席科学家、预警指挥机总设计师陆军在各方积极配合下,带领出一支优秀团队完成了这个任务。

今天,中国制造的预警机也已经走出国门,成为继美国、以色列、瑞典之后世界上第四个预警机出口国。据悉,中国在2011~2014年间向某国提供了4架预警机。有趣的是,陆军也是我国第一型出口预警机的总设计师。

立志报国

儿时的陆军曾经有一个梦想——成为一个对祖国有所贡献的人。

如今身为预警机总设计师,陆军无疑是圆了自己童年的梦想。而圆梦的背后,是陆军与团队成员们数年的埋头钻研,是中国电子信息领域几代人不懈的努力与付出。

1964年,陆军出生在苏州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名转业军人,母亲则是教师。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自古以来便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

生长在风景秀丽古吴郡的陆军,从小就受到了父母严谨细致的家庭教育,父母的言传身教让年幼的他自小便明白“凡事需自立自强”的道理。

陆军从身为转业军人的父亲的口中,很早了解了中国近代被侵略与奴役的历史,中华民族所经历的那段从苦难到自立自强的拼搏过程深深地感染了年幼的他。

于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自此便成为他始终坚定不移的人生目标。

“不是绝顶聪明的人,但是个刻苦的人。”这是少年时期老师们对陆军的普遍评价,而陆军自己也常以“勤能补拙,笨鸟先飞”这句话来自勉。

这种勤奋努力的劲头让质朴肯干的陆军以优异的成绩赢得了老师的认可。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雷响起,中国的教育、科技事业迎来跨越式发展的契机。随着高考的全面恢复,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和尊重科学的浪潮。

面对这朝气蓬蓬的时代,原本对学习就很有兴趣的陆军,在1981年以优异的成绩挤过“千军万马”的高考独木桥,顺利考上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

而在选择专业时,由于父亲所从事的是与电子领域相关的工作,抱着“子承父业”的想法,陆军没太多迟疑就填了电子专业。而这一选择,成就了陆军一生的事业。

陆军回忆道,当时的南京工学院提倡“止于至善”的校训,当时他的很多同学都觉得这种日子很苦,但陆军因为打小就受父亲“家庭军事化管理”的缘故,不仅不觉得苦反而乐在其中。

陆军自幼家贫以致身体不是太好,但南京工学院这样的半军事化管理不仅为他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打下了基础,更为他锻炼身体打开了便易之门——一直到现在,陆军仍然保持着坚持锻炼的好习惯。

在这样严格的环境之下,陆军不仅提高了身体素质,在专业学习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他日后长期从事电子科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85年,成绩优异的陆军顺利拿到了心仪已久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此时,陆军遇上了他人生道路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导师——即后来引领他走向雷达、预警机研究之路,时任中国电科第38所所长王小谟院士。

王小谟所长求贤若渴,一举花了40万元到中国科技大学招录培养7名定向生,毕业后需要去38所工作,陆军因成绩优异被幸运选上。这一个偶然的选择改变了陆军的人生轨迹。

“人的一生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机遇,遇到王小谟院士就是我一生当中最幸运的事。”陆军感慨地说。

回顾自己多年来的求学成长经历,陆军认为:“人要立长志,不能常立志。”多年来,他坚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初衷始终未曾改变,“一定要认准方向,并且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初出茅庐

1988年,24岁的陆军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按照定向培养的约定踏上前往贵州38所的道路。

当时38所地处贵州都匀大坪镇,交通闭塞、环境恶劣。陆军从上海出发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再倒汽车,接着步行才终于看到38所的厂区。

当时的他真的很难想象,王小谟所长是怎么带着一两千人在这样“连飞机都看不见的山沟沟里研究找飞机的雷达”?

“当时的‘三线’大坪镇,是那种一到那里就能深刻体会到王小谟院士他们的工作是多么艰苦。”陆军说。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三线”生活的艰苦。贵州的冬天虽然不像北方那般寒冷,但透骨的湿冷却更让人难熬。

初到38所的陆军并不惧怕艰苦,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好好工作,干一行爱一行!”

在王小谟具有长远战略性的布局考虑之下,38所虽地处偏远,但正在通过引进人才和合作等方式,集全国优秀资源做一些极具战略意义的科研课题。

“七五”期间38所共承担11项课题,新人到来后王小谟将他们一一加入课题进行锻炼。

“胆子最大,敢闯敢拼,是个先锋。”这是王小谟对陆军的第一评价。当时陆军共参加了两项课题,并且担任了其中一项课题的负责人。领导给予了陆军最大程度的信任和帮助,让陆军得以放下一切包袱,潜心投入到自己所负责的项目之中。

初生牛犊不怕虎,甫一上任,陆军就将自己“敢想敢干、敢闯敢拼”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正是这股精神,加上领导和团队成员的帮助与科学方式、方法,使陆军收获了成果——11项课题中,他分别参加与领导了两个项目,并且完成速度最快。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通过初来乍到的出色表现,陆军为自己迎来了新的机会。

1991年,王小谟正式委派他担任炮兵某重点新型目标指示雷达的总设计师。这也是年仅27岁的陆军第一次担任总设计师,距离硕士毕业仅3年,而且他还未获得工程师的头衔。

“一个小毛孩能担起总师的重任?”那时团队内部和各方面对王小谟的任命质疑声不断。但王小谟对陆军的能力很有信心,陆军也并未因自己资历尚浅而畏首畏尾,而是毅然接下这一重任。

为圆满完成平均无故障间隔达到400小时的艰巨任务,陆军努力消化前辈积累的相关技术,另一方面积极调动各方力量的配合,在5年内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如今在很多军区信息化演练场里,经常还能看到这部出自陆军科研团队研制的雷达的身影,同时该部雷达还出口至国外,备受买方青睐。

委以重任

对于中国从事装备信息化系统研究的科研工作者而言,预警机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一个坎。

预警机,又称空中指挥预警机。

最早的预警机只是将雷达搬上飞机,而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今的预警机集情报探测、指挥控制、通信导航、电子对抗、信息传输于一体,是现代空中作战体系的核心,更是体现国家综合实力和科技水平的标志性装备。

自预警机诞生以来,已经多次在全球各局部战争中大显身手。同时,除指挥引导战斗机对目标实行攻击外,预警机还担负起了空中加油的协调工作,并肩负起空中救援的指挥工作等。

正因为意识到预警机的重要作用,美、英、俄等国家不惜花重金竞相投入到预警机的升级与研制中。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已经开始自主研制雷达;60年代末期,我国自行研制的预警机空警1号,因技术问题未能装备部队。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再次在预警机研究领域得到验证。

2000年7月,某国在西方国家的重压下单方面撕毁了与我国共同研制预警机的合同。时任国家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做出了“研制部门一定要争口气,否则总是要被人卡脖子”的重要批示。

早在20世纪80年代,王小谟已经敏锐地捕捉到预警机对于国防的重要性,数十年来通过合作、引进、消化、吸收以及再创新的方式推进了预警机的相关基础工作。

因此,当外方突然中止与我国的预警机合作后,在上级部门的推动和重托之下,中国的预警机自主研制之路得以在王小谟的带领下立刻启动。

自此,这一批优秀的中国科技工作者踏上了一条坚苦卓绝的漫漫“争气路”。预警机立项之初,完全是“一张白纸”。

航空和电子孰轻孰重、究竟应当如何融合?为解决这一首要问题,预警机团队的总装备部领导高瞻远瞩,拍板在预警机领域试行双总师制——即分别在电子和航空领域挑选帅才担任总设计师,由电子领域总设计师统领全局。

2001年4月,航空方面的总设计师已经选定,但直到2001年12月底,电子方面的总设计师却迟迟未定。这也可见电子系统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对总师的要求非常高,面对国家使命,中国电科经过了层层选拔。

2001年12月22日,这是一个陆军终身难忘的日子,负责总体布局工作的王小谟将担任空警2000总设计师的任务以不容回绝的方式委派给了他。

经过一周时间的考虑,陆军最终决定接下这一重任。“开弓没有回头箭。在决定接受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过要回头。”

很快,年仅38岁的陆军带着全家迁往北京,马不停蹄地全身心投入到空警2000的推进工作中。

众志成城

在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上任后,预警机总设计师陆军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建立科研体系,这着实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陆军认为:“预警机团队技术精英人才济济,要推进技术并不困难,但如果体系不健全,技术工作只能是事倍功半。”

在集团领导的帮助和支持下,他开始着手“调兵遣将”,在短时间内荟萃各路精英,研究院预警机团队的研究体系雏形迅速搭建完成。紧接着,陆军又开始全力以赴着手推进技术。

虽已有大量前期积累和系列论证,但由于这是我国第一次真正自主研制预警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作为总师的陆军在吸收前人宝贵经验的同时,走出了“集成创新”的特色之路。“统筹全局、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这是团队成员对陆军的普遍评价,这一风格贯穿于空警2000的研制始末。

他带领的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仅为30岁出头,他们按照军方的研制需求,制定了整个工程的顶层文件,系统论证了预警机任务电子系统的组成、功能、指标,规划了系统研制的各个程序,并分析了可能存在的风险,提出了规避风险的措施,为研制工作的全面开展铺平了道路。

系统顶层设计第一个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将预警机上的七大分系统、数百套设备有机结合起来。陆军带领他的团队创新性地采用开放式体系架构,在机载电子设备的集成中第一次引入网络架构实现数据传输,从而为系统搭建了一个强有力的“骨架”。

这种开放式体系架构保证了系统集成的实现,这与世界各型预警机集成方法的新潮流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资料显示,在空警2000之后,美国的E-2和E-3预警机也开始着手相似的改进。

预警机的研制过程固然是困难重重,但试飞阶段的艰辛更是难上加难。通常飞机试飞由试飞团负责,但由于预警机试飞情况特殊,后舱没有试飞员负责,短时间内又不可能为此专门培养出试飞大队。因此,预警机研发团队成员除了作为技术人员之外,常常还要参与试飞。

为了验证产品的功能和性能,陆军不仅要研究试飞理论和方法,制定合理的试飞方法,而且他也是参与试飞最多的人员之一。他常常身先士卒、抢着试飞,多次身临危险处境而不退缩,甚至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几年来,陆军带领着一群勇敢的预警机试飞团队,东进西出,转战南北,先后在多地开展试飞,在不同地形地貌、气候环境、海域和电磁条件下,严格考核了产品性能。

豪情在胸

2007年,经过重重艰辛磨砺,空警2000最终完成设计定型并交付部队。陆军及其团队仅仅用了5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研制工作,系统集成一次成功,没有反复。而西方国家差不多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研制。

空警2000加入装备序列,标志着我军预警机装备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装备部队以后,空警2000先后参加了奥运空中安保、世博安保、亚运安保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以及和平使命等重大军事演习,充分展示了预警机在现代信息化战争中的“杀手锏”作用。

2008年空警2000获得国防科学技术奖特等奖,2010年更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2011年,当空警2000预警指挥机总顾问王小谟、总设计师陆军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证书时,全场掌声雷动。这是祖国和人民对预警机团队研制成果的最高肯定,也是对中国电科人创新图强、勇攀高峰的最高褒奖!

在陆军看来,空警2000的成功是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整个团队的成功,绝不是仅仅依靠某个人就能完成的。“预警机团队是个协同攻关的大家庭,包括我的老师——王小谟院士,以及其他团队的总师等等。大家都是空警2000的贡献者。正是因为他们能为了共同目标团结合作、不计个人利益、不计个人得失,才能使这项工程圆满完成!”

回首40余年所走过的历程,而今的陆军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成为一个对祖国有所贡献的人。“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作为中国电科首席科学家、预警指挥机总设计师,如今的陆军正不断思索如何使预警机团队登上更高的舞台,建立和完善体系、扩充队伍、形成梯队,用行动践行不竭的创新精神。

回首自己多年走过的科研历程,陆军以能在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工作,并因研究雷达、预警机技术而逐步融入到我国电子信息技术研究大潮中而感到自豪。

他从不愿提及自己的功绩,只是一个劲说作为预警机总设计师感到光荣,一个劲说感恩培养他的导师,一个劲说是祖国强大才让我国预警机事业走向辉煌。“未来,我要从一名预警机总师变成信息系统总师。”——这是采访结束时,陆军给笔者说的最激情澎湃又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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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 19:11 | 显示全部楼层
神经生物学家鞠躬的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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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超级大本营军事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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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 14:4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总设计师林宝军:北斗三号卫星攻克了100多项技术难题

中国网直播27日讯 2018年12月27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介绍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建成,提供全球服务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北斗系统工程副总设计师、北斗三号卫星系统总设计师谢军;北斗三号系统卫星总设计师林宝军;北斗三号系统运控总设计师陈金平出席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局局长、国新办新闻发言人胡凯红主持会议。

会上,北斗三号系统卫星总设计师林宝军向大家介绍了北斗三号卫星在技术上的突破。他说:我们在研制北斗三号的时候,确实遇到了很多难题,我们攻克了100多项相关技术,今天在这里,我重点向大家介绍三项突破:

第一项突破是在时频方面。我们突破了新型氢原子钟以及原子钟的无缝切换技术,可以说原子钟是导航卫星的“心脏”,这项技术也是决定整个导航精度的一个核心技术。这项突破使导航系统的时频精度提高了一个量级。另外,使我们的原子钟可以连续无缝、不间断地工作,这使北斗系统运行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更稳定、连续、不间断,性能会更好。

第二项突破是星间链路技术。为了使北斗从区域走向全球,全球首创突破了Ka频段这种测量型的星间链路技术。这项技术使我们所有北斗卫星连成一个大网,每颗星之间可以“通话”,可以测距,一星通、星星通,使卫星定位的精度大幅度提高。另外,各个卫星的星载原子钟之间可以同步走,也就是提高了整个导航系统时间同步的精度。

第三项突破是在信号设计方面。我们设计了全新的信号体制,在高精度的信号生成、信号播发以及设备稳定度等方面也获得了突破。我相信,北斗三号系统在信号质量、精度以及稳定性方面,会给大家带来全新的感受。
https://m.toutiaocdn.com/item/6639591794516427267/?iid=53421770633&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546410928&group_id=663959179451642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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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3 12:5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梦·践行者】“船舶设计大师”何炎平:16年研发“大国重器”打破国外垄断

大洋网讯 一小时能把一个足球场增高一米,通过近些年建造的基建工程项目,很多人见识了大型挖泥船在“疏浚造岛”方面所展示出来的威力。不过,也许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就在2000年之前,中国的大型挖泥船还是主要依靠从国外引进,整船设计、关键设备及相关核心技术更是被牢牢掌握在国外的两、三家企业手里。而现在,仅仅是十余年后,中国目前不仅可以造出亚洲最大、最先进的绞吸挖泥船“天鲲号”,而且整个中国的疏浚装备正在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这个转变来自数位中国船舶工程师不懈的努力,何炎平就是其中的一位。近日,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设计研究所所长何炎平被授予了“船舶设计大师”荣誉称号,至今共设计了56艘绞吸挖泥船、并有数项设计为国内首次开发的他也成为全国高校中首位获此殊荣的学者。

“船舶设计大师”荣誉称号主要是表彰在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船舶设计专家,是船舶与海洋工程设计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2008年起每两年评选一次。

从小练就强大的自学能力

何炎平何以能成为全国高校中首位获此殊荣的学者?梳理他的科研生涯不难发现,在过去的10余年里,生于1971年的他不仅深度参与了系列大型挖泥船的自主研发,更见证了中国疏浚装备的崛起。

何炎平出生在湖北的一个农村,自己家里曾经先后有过好几艘木船,学生时代的他一有时间还会和家人一起划着桨去撒网捕鱼,渔船不仅是儿时美好的回忆,也是他对船的最初印象,它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工具,对于常年在船上的人来说,船可能还是他们的家。

因此,当高考放榜何炎平取得所在高中理科第一名的好成绩的时候,他并没有听从父亲希望他留在武汉读书的建议,而是坚持要去上海,于是填报了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系船舶工程专业。何炎平笑称,自己当时对何谓船舶工程几乎没有什么了解,选择这个专业仅仅是因为从小的生活环境让他对船不是那么感觉陌生而已。

很快,枯燥和复杂的船体制图让很多同学心生畏惧,而何炎平却依靠自己强大的学习能力在大学期间依然保持了不错的成绩。对于这种学习能力的养成,何炎平归根于从小就没有很好的教育资源和求学环境,“我印象中即使到了后面的高中阶段,老师还在经常换,有的老师可能是刚刚毕业就来教我们,所以,基本上学校里成绩比较好的学生都是自学能力比较强的学生,到了大学后,却因为这个学习习惯而受益匪浅,对于老师布置的作业都能去思考和自学来完成。”

而显然,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强大的自学和钻研能力,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可能。

大国重器打破国际垄断

1993年,本科毕业后,何炎平选择了继续在本院攻读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三年后留校任教,并在1997年开始攻读博士研究生。

而就在1998年,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经国务院批准实施。这是一个关系到上海经济发展,关系到长江沿岸城市的进一步开放,关系到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腾飞的国家战略。资料记载,上游的泥沙在长江入海口形成了三级分汊、四口入海的格局及60公里的泥沙沉积区,这里被称作“拦门沙”,曾一度仅能维持7米水深,令许多大型船舶望而却步,死死掐住了长江航运的咽喉。“治理长江口,打通拦门沙”,发挥长江的水运优势,早在1918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就曾发出这样的呼声。

要打通长江口深水航道就需要大型挖泥船,大型绞吸挖泥船是疏浚行业的最重要船型之一,是结构复杂、技术含量高的特种工程船。当时,中国的大型挖泥船都是依靠进口,不仅需要巨额资金,而且国外相关公司的生产能力也较为有限,已经不能满足国内基础建设的需求。2002年,为满足长江口工程建设需要,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航道局率先开始了海上大型绞吸挖泥船的研制,此前已经参与了长江口深水航道整治的何炎平负责的是挖泥船的总体设计和专业疏浚设备技术协调工作。

此前国内尚无大型绞吸挖泥船的建造先例,所以,第一次“吃螃蟹”的过程并不轻松,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何炎平感慨不已,“我们从2002年开始商讨设计方案,实地调研了国内所有的船型,最早的方案是不装绞刀,一方面是因为缺乏设计和使用绞刀的经验,另一方面是觉得长江口的沉积物多为细粉砂,应该可以通过吸泥船来解决。”

何炎平所在的上海交大船舶设计研究所团队在疏浚船舶设计与疏浚技术研究为我国疏浚行业快速进入世界疏浚大国和强国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完全实现了绞吸挖泥船设计制造国产化和自主知识产权,为我国疏浚技术发展和远海开发战略提供更大的技术支撑和智力支持。

自主研发国产大型绞吸挖泥船

可是,在随后的实验中却发现,采用吸泥船的效率非常低,吸泥船很难将板结的细粉砂沉积物吸上来,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设计团队对挖泥船最初的方案做了一次颠覆性的修改,改为增加机械破土装置——绞刀。这样一改之后,又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绞刀需要动力,就需要给挖泥船增加动力设备,于是,又对方案做了一次颠覆性的修改。

由于国内当时不仅大型挖泥船全靠进口,而且在生产配套方面也是较为缺乏,比如新增的绞刀,国内当时却连一家生产绞刀的专业厂都没有,无奈之下,团队只好自己来设计绞刀和绞刀的驱动轴系等,无形之中也加大了设计团队的工作量。

“上海航道局在外滩,那段时间每个星期我至少要跑两趟他们那里,和他们反复交流,后来就住在船厂了,在江苏南通,碰到问题都要现场解决”,何炎平笑称,虽然那时自己只是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但从1997年开始,自己陆续设计了10多艘软体排铺设船,主要做海上地基处理,以及自己在本科阶段曾经辅修过机械制造和设备第二专业,这些知识和经验最后都融会贯通在整个设计方案当中。

边设计、边建造、边修改,2004年,国内首艘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大型绞吸挖泥船“航绞2001”建成,它的成功建成和投产为中国自主设计建造大型先进绞吸船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揭开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序幕。

至今共设计了56艘绞吸挖泥船

2006年,由何炎平带领团队设计的“天狮号”大型绞吸式挖泥船完工交付,是同期国内建造的最先进大型绞吸挖泥船,一举打破了国外制造总功率在1万千瓦以上的大型、现代化绞吸式挖泥船的垄断地位,且造价仅为国外的1/2,引领了国内大型绞吸式挖泥船新潮流。何炎平告诉记者,“天狮号”采用了钢桩台车定位系统,可以浅水机械操作倒桩。

还有2010年交船的“天鲸号”自航绞吸挖泥船,装机功率、疏浚能力均居当时的亚洲第一、世界第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三艘自航绞吸挖泥船之一,技术先进性和结构复杂程度在世界同类船舶中位居前列。何炎平为设计负责人之一。

而在大型绞吸挖泥船船型开发的过程中,何炎平带领团队持续引入和使用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材料,不断突破和创新,先后引入了电轴、变频、双电机驱动和超长轴驱动等技术,自2002年至今共设计了56艘绞吸挖泥船,使得上海交大占据了70%以上的绞吸挖泥船国内设计份额。何炎平本人主持或参加了近百艘船舶或海洋工程装备的设计,负责船舶总体设计、特殊作业装备开发和作业机理研究,十余型船舶或海洋平台为国内首次开发。

从2000年以前的大型挖泥船都要全靠进口,到如今,中国年疏浚量已超16亿立方米,已经成为少数几个能够自主开展大规模吹填造陆和航道疏浚工程的国家之一。

作为见证者之一的何炎平却淡然地说:“对我们来讲好像有点理所当然,其实不仅仅是疏浚装备行业,在很多其他行业也都有这样的表现,从大环境而言,国家非常重视知识和人才培养,重视综合国力的增加,而需求更是最大的动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工业制造水平自然实现飞跃,当然,大家也是恰逢其时的尽了自己的努力。”

对于中国疏浚装备行业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在哪里?何炎平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国内疏浚行业提供了很多技术装备,短时间内,这些装备可以满足需求,而随着“一带一路”更加往外扩展,产业的升级是必须的,但不会像以前那么迫切,国家和行业既要注重对工业价值的创建,也要注重对科研的积累,提高技术水平,“不宜盲目追求大型,要由需求来牵引,适度超前。”何炎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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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4 14:5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内蒙山村走出的“航母英雄”:他助推我国首艘国产航母顺利下水
航空母舰,被称为“浮动的海上机场”, 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是一个国家海军装备和国防实力的象征。2012年,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入列中国海军。2017年,我国第二艘航母正式下水,至此,我国国产航母的建造迈入了全新篇章。而在我国军事国防实力日益强大的背后,活跃的是一批为之日夜兼程、不懈奋斗的人,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赵刚就是其中之一。

1998年,来自内蒙古偏僻山村的赵刚,考入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冶金专业。寒门学子更知求学机会来之不易,在这里,他努力上进,积极进取,4年后,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走上工作岗位——鞍钢集团。工作2年后,他又重返母校,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在工作中,他一直牢记西安建大“为人诚实、基础扎实、作风朴实、工作踏实”的校风,认真埋头搞科研,一门心思地做好国家重点工程、重点型号关键材料的研制工作,并因为出色的工作表现屡受重用。

提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赵刚动情地说:“大学四年,母校教会我要想做好事,先要做好人,做人最注重德行;大学四年,母校教我要有刻苦钻研的态度和精神,强化专业基础知识学习,为后续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大学四年,母校为我们所有学子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2年毕业时,我以专业课第一的成绩走上工作岗位,这份小小的成绩也算是自己回报母校深情厚谊的一份心意吧。”

2007年,鞍钢首次派代表队参加国际钢铁协会组织的“第三届国际网络炼钢挑战赛”。赵刚每晚加班练习,经常通宵达旦不断琢磨,最后从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的比赛中脱颖而出,打败26个国家的千余名参赛选手,夺得了企业组冠军,为鞍钢在国际舞台上争得了荣誉。颁奖典礼上,鞍钢总经理问他,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刚拿到硕士学位半年的赵刚当场自豪地说,我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

建造航母,用到最多的材料就是钢板了,但用作航母的钢板并不是那么容易制造的。就像航母上的甲板,舰载机训练时会经常跟甲板接触。而这些舰载机起飞重量往往都在20吨左右,每一次的起降都是对航母甲板的巨大的摩擦和冲击力。此外,航母甲板还要承受上千度发动机尾焰的烧蚀。这样的消耗对于钢板质量的要求近乎严苛,能制造这种钢板的国家在世界上为数不多。而坐落于我国鞍山、有“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之称的鞍钢集团,就是具备这种能力的企业之一。

作为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军工产品研究所副所长、我国航母关键材料研发总师的赵刚,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乘坐高铁赶到距离鞍山100多公里外的鲅鱼圈,跟踪军工钢的生产。这个2008年建成投产的钢铁基地,拥有国内最先进的钢铁生产加工设备,更令人瞩目的是,被称为“世界轧机之王”的五米五超宽轧机,就装配在这里——这个世界最宽的轧机,拥有世界顶级的轧制能力。高达10万吨的下压轧制力,可以轧制宽度5.5米的钢板,轧制长度可达40米以上。是当之无愧的“轧机之王”。2013年,我国首艘国产航母上的甲板钢,就是在这里生产下线。

这样世界顶级的装备“利器”,为国产航母超宽甲板钢的生产提供了保障。然而,尽管具备生产能力,要想真正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并不容易。2011年,刚接到航母甲板钢研制的任务时,赵刚就深感任务艰巨——航母的钢板制造区别于普通钢板之处,首先就是用于航母的钢板尺寸非常之大,超宽、超长、超厚;此外,航母钢板对于力学特性的要求也极其严格,整块钢板要质地均匀,这样才能保证整体强度和韧性。在钢板制造完成后,还需要用精密仪器测量,即使出现微小的数值偏差也不能算作合格。

在这样的高要求下,赵刚和他的研发团队始终脚踏实地、保质保量地完成国家交付的各项任务,为我国军工建设事业发挥专长、贡献才智。从前线到后线各个工序进行跟踪,攻关从现场一直到检验室,再到实验室,连续作战,采集重要数据不断进行改进。有力确保了鞍钢集团完成了建造首艘国产航母所需的甲板钢、球扁钢等关键型号钢材的生产,为国产航母建造提供了70%的航母专用钢材。直到2017年4月我国首艘国产航母顺利下水之前,他和团队一直奋斗在第一线。


如果说,航空母舰是大国重器,那么无数个像赵刚这样为我国现代化国防建设而奉献青春的人,则就是当之无愧的国之栋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造我航母,建我国防,赵刚始终走在奋斗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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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5 12:1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35岁考上清华,52岁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攻破一系列国防技术难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时期,绿色发展是一条创新跨越式发展道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这既是现实需求,也是长远战略,更是形势所迫。而在这背后活跃着的,则是数以万计为之奋斗的人。我国著名环境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78级校友侯立安就是其中之一。

12月4日,侯立安荣归母校,他的院士工作室也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正式揭牌。学校对侯立安院士多年来的科研成果与学科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充分肯定了侯立安院士工作室的建立对提高西安建大人才培养质量、学科建设水平,扩大社会影响,推进开放办学的重要意义。

今天,就请跟随小编一起,认识一下这位为我国军事环境工程事业恪尽职守、奉献一生的人——

侯立安,1957年8月出生,江苏省徐州市人。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1982年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给排水专业学习。任第二炮兵后勤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央联系专家,中国未来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顾问,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人-机-环境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膜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发明协会副理事长。侯立安是我国特种污染防控技术的开拓者之一,2009年12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江苏省徐州市的西北部,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县城——丰县,这里因是汉高祖刘邦的家乡而名满天下,被誉为“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乡”。1975年,怀抱着军旅梦的18岁少年侯立安从这里走出,成为了一名基建工程兵战士。3年后,经部队推荐,侯立安考入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给排水专业,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在古城的求学生涯。

1982年,学成毕业的侯立安被分配至第二炮兵某基层部队,历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技术专家等职。众所周知,战略导弹部队被誉为中国人民挺起民族脊梁的大国长剑,在这里,侯立安将个人的成长与国防事业有机结合,在追逐理想的道路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一次军事演习中,一股刺鼻的臭味扑面而来,那时,侯立安才真切意识到,这种空气严重危害着部队官兵的身体健康,他暗下决心,发誓要改变这一现状。于是,他向组织递交了一份科研立项论证报告,要研发污染物净化装置,去除有害气体,解决多年影响部队官兵生活和训练的污染问题。从此,他与军事环境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6年初,侯立安作为项目负责人,又向组织递交了一份要承揽污水处理装置科研任务的军令状,当组织决定由他承担该课题后,他从建筑情报所到国防专利局又到北京图书馆,先后走访了多位专家学者,翻译整理了20多万字的国外文献,了解和掌握了国内外污水处理方案。尔后,面对更高层次科研需求,侯立安深感自己后劲不足,于是,1992年,他来到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彼时已经35岁的他是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已远离学生时代多年的侯立安却硬是凭着自己的刻苦和努力,“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此后的很多年,他长期致力于军事环境工程领域的研究工作,率先提出并成功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水处理及空气净化技术和系列装备,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创新发展了国防工程特种环境污染控制研究理论,成功解决了国防工程水污染治理和密闭空间有害气体净化等一系列技术难题;研发出了多项对国防工程密闭环境综合治理具有前瞻性、关键性的技术和装备……团队先后有50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军队级科技进步奖和国家专利,为探索和构建我国特种污染防控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富有创造性的成就。

2002年9月,在科研道路上孜孜不倦,不断深耕的侯立安来到解放军防化研究院,攻读环境工程专业博士学位。多年来,他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5项,军队、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3项,获国家专利22项,出版专著3部,编写国家军用标准5项,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荣立一等功1次、三等功4次,并于2009年12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侯立安院士致力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为之奋斗终生;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也将继续发挥院士工作室的高端引领和集聚效应,不断提升学校的科研实力,更好地服务行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建设特色鲜明的国际知名、国内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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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6 15:3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他,30年致力于武器装备研究,成果运用于军队,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个谚语强调了材料与工具的重要性。现代科技发展的历程表明,每项新技术的出现和新兴产业的形成都以新材料及其产业的发展为前提,高性能金属复合材料就是其中一种。而今天我们要说的主人公——西安工业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李建平教授,用三十年心血研究的成果"高性能多尺度颗粒协同增强铝、镁基复合材料关键技术与应用"获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庆60周年阅兵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时,我军地面装甲突击装备动力全部使用这个项目制造的高性能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活塞。

李建平,西安工业大学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陕西省首批),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一完成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和陕西省"三秦人才"津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陕西省先进工作者,2008北京奥运会火炬手,省级重点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带头人,国家国防科工局材料热加工成型国防特色学科带头人。

从"天上"掉到"地下"

上世纪80年代,李建平师从著名航空材料与冶金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傅恒志教授,从事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材料研究。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西安工业大学从事坦克、装甲车发动机材料研究。从航空发动机的心脏部件到军用柴油机的心脏部件,李建平笑称是从"天上"掉到"地下"虽然研究的对象变了,但核心的东西依然是相通的。李建平意识到先进材料对发动机的重要性,认为要研制出我国自主的发动机,首先必须解决高性能金属复合材料的问题。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1990年7月,当时还是一名普通讲师的李建平,为了争取"八五"计划兵器材料与工艺项目,不顾酷热,买了一张站票,连夜赶到北京。然而,由于种种特殊原因,申报项目材料未能如期送达主管部门。如果第二天一早汇报开始却没有完整的申报材料,那这个项目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赶回住处后,斜靠着墙面,他趴在一张破烂矮小的方桌上,连夜把二十多页、几万字的申报材料硬生生地抄了下来。狭路相逢勇者胜,李建平最终获得了首批国防科研计划资助项目。

攻坚克难 树立典范

历经三十年潜心研究,李建平团队终于攻克了长期制约颗粒增强铝基和镁基复合材料制造与应用的一系列重大技术难题,发明并产业化制造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微纳米颗粒协同增强铝基和镁基复合材料。这项成果一举夺得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个项目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军民深度融合。李建平团队发明制造的全新结构整体铸造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活塞综合性能超过国际王牌活塞,无论是极端的高寒低湿环境,还是空气稀薄粉尘弥漫的高原恶劣环境,甚至是东南沿海地区的高辐射高湿环境都有出色的表现。

三十年沧海一粟,李建平和他的团队用满腔的热情和辛勤的汗水创造着新成就,谱写着辉煌。在他的努力下,西安工业大学材料加工工程学科被评为陕西省重点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被批准为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谈及未来,他说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新的平台和新的高度竞争更为激烈,风浪也更为猛烈。但是,他前进的脚步不会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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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7 11:4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考上清华博士,当选院士,他成为中国大陆首位获STLE国际奖的学者

作为一门边缘学科,摩擦学在公众中的认知度有限。但从航空航天的材料研究到能源和环境的保护,从产品质量到人类健康,摩擦学却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近年来,我国在摩擦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系列重要突破,目前已达世界先进水平,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摩擦学作出巨大贡献。而这些突破和贡献与一位中国科学家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雒建斌教授。

雒建斌于1961年出生于陕西户县(现鄠邑区)。1978年,高考恢复的第二年,年仅17岁的他如愿考上东北大学材料系。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大学生活的憧憬,他背起行囊只身离开陕西老家,不远千里北上求学,并由此开启了他的“科研之路”。4年后,学成毕业的雒建斌被分配至西安电缆厂任裸线车间的技术员。当时,工厂的拉拔铜丝一到夏天就因高温氧化而变成了废品。于是,一向勤学好钻的雒建斌为解决这个问题,开始了多次演算和反复实验,最终建立了铜线拉拔过程的温度计算公式,为控制铜线氧化提出了工艺和润滑指导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至此,雒建斌与摩擦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坚定了今后从事科研工作的决心。

1985年,雒建斌考取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冶金系硕士研究生,在导师严崇年教授的指导下,他开始从事高速钢丝拉拔过程的固体润滑研究,并在该领域研究中取得了突破,获得国家奖,并于毕业后留校工作。留校任教后的雒建斌认为自己在摩擦学研究方面根基尚浅,需要进一步深造。之后,他又来到清华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摩擦学专家温诗铸先生。1994年,雒建斌凭借一篇清华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当时还没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审)取得了博士学位。

从模仿到超越 填补国内空白

读博士期间,雒建斌开始从事纳米级的薄膜润滑研究。当时,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空白。可以说,这是一个从模仿国外到超越的过程——英国帝国理工的Spikes教授首先提出了测量纳米润滑膜厚度的"最大光强法",正在帝国理工访问的温诗铸先生随即提出要学习英国的方法,并寄来了实验用的钢球,希望能设计出测量纳米膜厚度的方法。作为温诗铸先生的学生,雒建斌和同事尝试着复制英国的技术,但却遇到了许多问题,他们意识到这个方法“又困难又做不好”。之后,经过长时间的实验和研究,他们课题组研制出了分辨率更高、摩擦副与实际工况更为接近的新型纳米级润滑膜厚度测量仪,并于1996年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2001年薄膜润滑理论研究工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目前,薄膜润滑仍是清华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在薄膜润滑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雒建斌敏锐地将目光投向新的研究分支———计算机硬盘润滑和表面抛光技术。在一次去一家计算机硬盘磁头制造公司参观过程中,雒建斌了解到,在硬盘制造工艺中,该企业正面临着提升磁头表面平整度和光洁度的难题。而提高平整率,则可以降低磁头与磁盘的碰撞几率,从而避免划伤磁盘。于是他开始尝试将在实验中发现的纳米颗粒微抛光作用投入磁头生产领域应用。经过多次尝试,他成功地将磁头表面粗糙度降低了50%以上,带来了巨大的效益。

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摩擦学实验室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做摩擦学的怎么去做抛光去了?但面对质疑,雒建斌却不为所动。他认为抛光过程其实是摩擦学知识的一个综合应用过程。之后,他将获得的国家杰青项目经费投入该方面的启动研究。后来在该领域,课题组也成功申请到了国家基金委的重大项目、国家973项目和02专项等支持,并且逐步延伸到了磁盘抛光、硅晶圆抛光、CMP装备等相关领域……一路走下来的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艰苦的过程,可是雒建斌却异常坚定,他说,在方向的选择上,只要你认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不管别人说什么,你都要坚持往下做。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雒建斌在工作中的拼命与忘我广为称道。在他的课题组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聚餐时的闲聊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学术讨论会。学生们不但不觉得有压力,反而更钦佩他这种科学家的真性情。此外,雒建斌治学以严谨著称,在学生培养上,他也同样从严要求。“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他时刻告诫学生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科学研究。按照他的规定,学生每年发表论文不能超过3篇。目的是保证论文的质量,培养学生严谨的科研精神——“我们那时受到的教育是‘向陈景润学习’,我自己也很敬佩这种科研精神”在雒建斌心中,做科研是为国家作贡献的最好方式,是“无上的光荣”。现如今,身为一名父亲和教师,他也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和学生们“出国留学可以,但学成一定要回国,为祖国作贡献”。

获美国摩擦学者和润滑工程师学会最高奖国际奖

2011年12月,凭借多年来在研究领域的累累硕果,雒建斌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年,他荣获2013年STLE国际奖(International Award),并成为中国大陆首位获此殊荣的学者;2016年9月,雒建斌院士荣归母校,参加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办学120年暨并校60周年庆典活动,他深情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激之情,并向母校华诞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办学120年并校60周年师生校友联欢晚会 左三:雒建斌

从十多岁离家求学,到1994年博士毕业,雒建斌在他科研理想的支撑下,依靠自己的敏锐、执著与热情,一步一步走出了自己的研究之路。在雒建斌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句友人赠言:“激流更掀千重浪,策马横跨万丈渊”。雒建斌也常以此自勉,孜孜不倦地策马前行。如今,他仍坚持在科研一线,迎接着一个又一个新的挑战!

STLE国际奖始于1948年,是美国摩擦学界的最高荣誉,该奖每年在全球只授予一位在摩擦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摩擦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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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8 13:4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钱七虎:科技铸盾六十年,强军报国终不悔
科技日报记者 张晔 通讯员 张巍 李浩



【人物简介】

钱七虎,1937年10月出生,江苏昆山人,防护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军工程大学教授。

60余载从事防护工程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建立了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体系,解决了核武器空中、触地、钻地爆炸以及新型钻地弹侵彻爆炸等若干工程防护关键技术难题,对我国防护工程各个时期的建设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二、三等奖各1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以及军队重大技术贡献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

古城南京,岁暮天寒,朔风凛冽。位于钟山脚下的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一角,有一座不起眼的小楼,几位科研人员正在围着一台貌似锅炉的设备忙碌着。

这个看起来结构简单、毫不起眼的设备,却有着特殊的作用。科研人员可以用少量普通炸药模拟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压力的作用效应,并据此研究相应的防护技术。

这里就是我国唯一的“爆炸冲击与防灾减灾国家重点实验室”。而这座小楼里的多个神秘装置,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教授亲自设计,并为我国研究设计防护工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为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的奠基人、防护工程学科的创立者、防护工程科技创新的引领者,钱七虎是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陆军工程大学教授,著名的防护工程和岩石力学专家。

奋斗一甲子,铸盾60年。他用毕生心血,为我国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立下了不朽功勋。今天,他用坚不可摧的共和国“盾牌”,赢得了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奖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峥嵘岁月

矢志强军报国

1937年10月,在一艘小船上,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因家中排行老七,取名“七虎”。

那一年,淞沪会战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血腥的战争逼迫邻近的江苏昆山人民流离失所。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钱七虎在母亲逃难途中出生。

“侵华日军把杀害的游击队员尸体放在学校操场上示众,还有美军残暴打死一名三轮车车夫……”七十多年前的一幕幕,依然时常在钱七虎脑海中浮现。

解放后,依靠政府的助学金,钱七虎完成了中学学业。强烈的新旧社会对比,在他心中深深埋下了矢志报党报国的种子。

1954年8月,钱七虎迈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门,成为哈军工组建后招收的第三期学生。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启了他一心为党、忠贞报国的壮丽人生。

1954年保送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当时防护工程专业没人选,因为要跟黄土铁铲打交道,但是我始终服从组织分配,让我学什么就学什么。”钱七虎说,大学六年他只回过一次家,年年都被评为优秀学员,是全年级唯一的全优毕业生。1960年,钱七虎又被选派到前苏联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深造。

1961年留学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

1965年,钱七虎学成回国。从那时起,为国家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就成了他毕生的事业追求。直到现在,82岁高龄的他仍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孜孜不倦地为国家和军队贡献智慧力量。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只有始终不忘初心、心怀感恩,把个人理想与党和国家的需要、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有所成就、彰显价值!”

回顾自己八十余年的人生岁月,从亲身经历被侵略欺凌的旧社会,到满怀激情跨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从切身感受国家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到无数次在个人志愿与组织需要时的无悔抉择,钱七虎道出了自己的深切感受。

科技支撑

建起钢城坚盾

上世纪70年代初,戈壁深处的一声巨响,荒漠升起一片蘑菇云……当人们欢呼庆贺之时,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迅速冲进了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钱七虎便是其中一员。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有矛必有盾”。那个年代,我国面临严峻核威胁环境。在钱七虎看来,如果说核弹是军事斗争中锐利的“矛”,那么防护工程则是一面坚固的“盾”。

“防护工程是我们国家的地下钢铁长城,‘矛’升级了,我们的‘盾’就要及时升级。” 从那时起,为国设计打不烂、炸不毁的“钢城坚盾”成了他一生未曾动摇的目标。

上个世纪70年代初,飞机洞库防护门的相关设计计算均采用手算的方式,计算精度差,效率低。钱七虎受命设计空军大跨度机库钢筋混凝土防护门研究设计任务,率先引入了有限元计算方法,加班加点翻译整理出了十多万字的外文资料,通过当时中国最大的晶体管电子计算机计算,圆满设计出当时跨度最大、抗力最高的机库大门。



“当时,中国的武器装备和美国苏联有差距,所以我们立足于‘防’。我主持设计计算的某空军最大的地下机库大门,跨度最大,抗力最高,能抵抗原子弹爆炸压力最高的核爆炸冲击波。”

“矛”与“盾”总是在攻防对抗的进程中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特别是世界军事强国开始研制精确制导钻地弹,给防护工程造成了巨大威胁和挑战。

为此,钱七虎决定开展抗深钻地武器防护的系统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已解密公开的前苏联地下核试验等大量资料,经过近千次细致的推导计算,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深地下防护工程的总体构想,并带领团队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在实验室进行科研项目数据分析

组织教员研究讨论重大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达10多年的研究,他和团队攻克了一个个难关,构建了破碎区受限内摩擦模型,研究了地冲击诱发工程性地震的不可逆运动规律和深部施工灾变孕育演化机理,为抗钻地核武器防护工程的设计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我战略工程安全装上了“金钟罩”。

在室外爆炸试验现场

独具慧眼

再造地下新城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城市病’问题并不突出,但是钱老师就让我研究地下空间,当时我还有点无法理解。”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决定,陆军工程大学陈志龙教授作为钱七虎带的博士生,在地下空间领域已经进行了近20年的探索,至今仍然十分敬佩导师的战略眼光。

当时,钱七虎敏锐地发现,国外一些大都市已经出现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城市水涝等问题,地上空间利用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长。而中国城市的规划建设并没有充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如何向地下要空间,让城市更紧凑,这是钱七虎必须面对的科研新挑战。

钱七虎利用自己研究地下工程占有大量国内外学术资料的优势,开始从事相关方面研究工作,率先提出开发地下城市空间、发展城市地下物流等创新观点,竭力为解决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出力献策。

指导南京玄武湖隧道施工

上世纪末,钱七虎带队完成了中国工程院首个咨询管理课题《21世纪中国城市地下空间利用发展战略与对策》。

“1999年钱院士首次提出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的战略,现在来看,他当时关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地下快速路、地下物流等理念依然是处于世界前沿的。”陈志龙说。

1999年,在莫斯科地铁胜利车站考察

2000年,他参与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关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方面的专著《中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2004年,他开创了城市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规划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探索,先后组织编制了全国20多个重点设防城市的地下空间规划,有力促进了我国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发展;他还主持了北京、深圳、南京、青岛等十几个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的评审工作。

“做科研工作,不能仅仅着眼当下看得见的事情,更应该站在国家的全局进行前瞻思考,哪些事情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我们的兴趣和爱好就要向哪些事情聚焦。”谈及自己的经历,钱七虎斩钉截铁地说道。

矢志开拓

探秘深部岩体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向地球内部的探索愈加深入。

现在,我国已经能在埋深2500米的地下建水电站,在1000米深的地下建煤矿。但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岩石极易反弹,一开挖容易产生岩石爆炸(简称岩爆),易造成人员伤亡。

“建设某水电站时就发生过岩爆,出现了亡人事故”这场事故让钱七虎格外揪心,这也给科学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深部岩石力学与浅部完全不同,如不加以研究解决,将束缚人类探索地球深处的脚步。

2000年,钱七虎开始带领团队研究深部岩土力学。钱七虎介绍说,作为岩土工程的一个分支学科,地震、大变形、岩爆等都是深部岩石力学所涉及、研究的内容。当前,深部岩石力学可广泛应用在高层建设时土体爆炸压密、地震波预报、页岩气开采等方面。

2008年,主导建成南京长江隧道盾构

“岩石要爆炸首先会裂开,也可能裂开了没有爆炸,但可以以此进行预测。大连理工大学和中科院岩土力学研究所共同进行的试验显示,我们的微震监测预报准确率在80%以上,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他告诉记者,过去国外对岩爆局限于定性研究,而中国学者则在应变型岩爆定量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即将要上马的川藏铁路,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必然要开挖大量的隧道,我们就可以利用岩爆研究成果,进行微爆探测,监测隧道挖掘的过程。”

2014年,指导地下工程现场建设

钱七虎认为,深部岩石力学学科的发展是由工程牵引的,而目前我国的大规模深部岩石工程建设比较多,所以中国最有条件引领国际岩石力学发展。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首次赢得国际岩石力学学会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大会主办权,在国际岩石力学学会现有的9个专业委员会中,有5名中国学者担任主席。

2011年,主导的第十二届国际岩石力学大会首次在中国举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对于中国在世界岩石工程领域的实力,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前主席J.A.Hudson教授这样评价说:“无论是理论岩石力学,还是地面、地下岩石工程方面,中国正在引领全世界”。

立德树人

育才是最大课题

满头白发,和蔼可亲。这是钱七虎留给很多人的印象。

然而,很多学生提起师从钱七虎的经历,却觉得“痛苦而有收获的煎熬”,因为经常会受到批评。对学生的论文,他总是不厌其烦,逐字逐句推敲。他常说,“我要是哪一天不批评你们了,就是对你们失望了”。

在实验室指导学员试验

“写论文不能仅仅是为了拿到学位,你的科研成果是要运用到实践中去的,来不得半点马虎,理论和技术都要经得起实践检验。”

1996年,赵跃堂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第7次修改完成交给导师钱七虎时,钱七虎正好动身去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半个月后,钱七虎开完会返回南京,赵跃堂从导师手里拿回自己的论文时,发现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从观点、公式到表格、数据,200多页的论文几乎每页都有增减和修改。在钱七虎的严格要求下,赵跃堂的论文先后做了4次大的调整。



科研学术中,钱七虎从不争名争利。学生们有时写的文章要署他的名,他规定:凡是署他名的文章必须经他审阅,凡非他执笔的,一律不许署他第一。有一次,一名学生发表论文未经他审而署了他的名,事后钱七虎对该学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数十年来,钱七虎创建了我国防护工程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了长江学者、杰青、勘察设计大师等大批优秀人才,先后共指导博士研究生55名,博士后40名,帮带10余名国家级科技人才。



“耄耋之年自有狂,固北疆,战南洋。磨剑数载,建万里国防。黄卷青灯伏书案,披繁星,戴骄阳。三尺讲台八千日,传师道,育儒将。十步芳草,立中外首榜。谋无不当举有功,铸利刃,断金刚。”听闻导师获奖的消息,钱七虎的学生吕亚茹写下了这首词。她说,她庆幸人生遇到了大师,让她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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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9 18:5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心系国家,留学夫妻回国创业,成功研制出高性能碳纤维材料

王霄飞和吕娟都是典型的“80后”,他们恰巧都出生于1987年。而他们的缘分始于大学时代,当时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让他们从未想过将来的创业梦。

2009年大学毕业二人远赴英国求学深造。在那里他们深深体会到科技改变生活的力量,开始关注之前从未有过过多研究的高性能材料领域。

生活逐渐适应让夫妻二人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观察当地社会,去了解最前沿的科技。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们接触到大量的最新资讯,了解了大量关于材料行业的信息、产品,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2010年夫妻俩回国之后,双双就职于国内某大型外企,恰好仍然从事高性能材料的生产、研发。

待遇十分优厚,生活也逐渐稳定,同时经过多年的爱情长跑,霄飞和吕娟在2012年初终于步入了婚姻殿堂,并在青岛海边举行了自己的小型婚礼。

当日,王霄飞和吕娟深刻长谈了一晚,毅然决定辞去当时待遇优厚的工作,携手共创未来,不能再碌碌无为,平庸平凡地度过一生。

随后,夫妻二人创建北京碧岩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专注于新能源、新材料产品的生产及研发,并关注与高性能材料的民用化研发及推广。

然而公司创立后,面对无资金、无人员的情况,所有的手续文件,日常事务都需要王霄飞和吕娟自己处理解决。

2013年上旬,北京碧岩特种材料有限公司成功研发碳纤维发热纸、碳纤维纸钢、电波暗室等产品,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公司创新发明的新材料也被市场广泛接受。

自主研发,道阻且长。从最简单的电镜分析,材料化学性质分析入手,他们开始了自主研发的道路。

最开始的条件务必艰苦,没有资金租用现代化的厂房,没有资金购置昂贵的实验设备,两人带着自己的小规模的研发团队,就在自己家里的地下室里开始的研发的工作。

正是在这无比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成功的研制出了高性能碳纤维发热纸及碳纤维纸钢材料,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纸钢产品更是极大的发明创造,是复合材料行业的一次改革。

产品一经面世,凭借其优异的性能及出众的理念,以及对能源的极大的节省,迅速打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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