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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成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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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4 17:32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常进:求索20年 让“悟空”问天

2017年11月30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登载了“悟空”上天后首个重大发现。在1.4万亿电子伏特(TeV)的超高能谱段,电子宇宙射线突然出现剧烈波动,这是近年来,科学家离暗物质最近的一次发现,也标志着人类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物理学大门。

随着这一成果的发布,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暗物质卫星首席科学家常进,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打开宇宙观测“新窗口”

1992年,常进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来到紫金山天文台,进入空间天文实验室。年轻人的思维是最活跃的,很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创新都是科学家在年轻的时候做出的。那时,刚过而立之年的常进就提出了一种新的电子宇宙射线探测方法。

“刚开始国内的科研经费紧张,尤其是上世纪80到90年代,经费预算还是以千元计算,这对动辄上亿元的空间仪器来讲,并不足够。”但这没有阻挡常进追逐的脚步。

上世纪90年代末,从德国回国后,他就开始不断寻求合作,比如,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合作、与美国合作等等。“每一次合作都朝自己的梦想走近一步,每一次合作都在增添成功的砝码。”

2008年,常进一篇关于电子能谱超出的文章在《自然》上发表,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国内外高能物理学家心中的涟漪,荡起了空间观测暗物质的波澜。论文发表第一年即被引用400多次。

2015年12月17日清晨8时12分,“悟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点火升空。经过3个月的在轨测试,探测器功能性能稳定,上下行指令均正确执行,星地链路通畅,完成了所有既定测试项目,卫星各项技术指标达到或超过预期。

中国科学家在暗物质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干科研“小心翼翼”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吴季依然记得,12年前,在一台DOS系统的电脑屏幕前,年轻的常进向他展示“超出”图像时激动的表情。“常进跟我说,如果我能做一个更大的探测器放在空间,一定能发现了不起的风景。”

早上醒来先看前一天卫星数据的总结报告,每晚看完当天已下载数据分析才能入眠。“我出生在江苏泰兴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在世时一年大概能挣两三万元,而一颗卫星的造价则是7亿元。”常进说,空间试验没有任何改正错误的机会,一个很小的错误都可能造成卫星失败,几百人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必须对得起国家的这份信任与支持,对得起团队多年的努力,认真负责地干好自己的事情。

常进流过很多次泪。

看到伽马射线天图时,在火车上的常进,流泪了。“这个结果证明我们200多人4年的工作没白费,探测器能工作,化解了我最大的担心。”干暗物质卫星的事,常进一直小心翼翼。

在韩国一个国际会议上,看到日本人的研究结果,常进再次喜极而泣。“暗物质探测属基础科学,基础科学有个特点,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我们两个团队的科学目标一样,我们俩还是好朋友,但是他们发射比我们早几个月,结果是他们的成果比我们小。他的图一出来,我就流泪了。我当时就想,中国人还去日本买马桶盖,但现在这个暗物质,你不需要去日本了,到我们紫金山天文台就行了。”

成果是团队的功劳

“卫星工作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功劳,我一个人没办法干出来。”

常进经常用老鹰捉小鸡的游戏鼓励团队。“所有人的行动、思想、意志都和核心聚集在一起,这样就不是老鹰捉小鸡,而是神鸡戏老鹰。”常进说,“手指只有团在一起变成拳头,才能挥出成功的一击。”

这群小鸡就是紫金山天文台的暗物质团队,这支年轻而又成熟的空间科学研制团队组建了中科院暗物质与空间天文实验室。

人类对暗物质的孜孜以求究竟能换来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对于常进和他的团队来说,走出人类认知局限的“沙漠”,是驱动他们投身科学的“初心”。这条路上,有苦,但更多的是乐趣。

现在,常进和他的科研团队又为“悟空”定下全新的“小目标”。常进说:“新的一年,卫星在继续积累高能电子、伽马射线探测数量的同时,会把收集和分析重点放到50TeV以上的超高能宇宙线粒子上来,力求尽快解开宇宙中的粒子加速之谜。”(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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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4 17:3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闻玉梅:奋战乙肝三十年|天下英才


有一种人

他们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他们是文明进步的领跑者,是开拓创新的实践者;

他们以知识的力量承载着国家前行的希望。

他们就是中国知识分子。

“广开进贤之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讲述当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情怀与担当。

第五篇《闻玉梅:奋战乙肝三十年》

闻玉梅,女,1934年1月生,中共党员。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1957年留校任教,1999年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闻玉梅院士长期从事医学微生物学教学与研究,特别是在研究乙肝病毒的分子生物学与免疫学领域中作出了系统、有创新性的贡献。她所研究乙肝治疗性疫苗已进入三期临床研究,被认为是研制治疗性乙肝疫苗的开拓者之一,被德国艾森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问:您跟学生的关系怎么样?

答:每一个学生经过你的手以后他都在他的事业上提高一大步,这就是个好老师,不能把它当成助手。

问:那您现在还带?

答:早就不带了。我现在带博士生导师,我培养博士生导师不是比我培养一个博士更重要吗?

问:科研和医学你更喜欢哪一个?

答:其实它是分不开的,因为对我来讲我们一切的科研是要为解决人健康和疾病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考医学院的研究生,我不考科学院的研究生。

问:我们了解到您也擅长唱京剧的老生?

答:惭愧,我是一个京剧爱好者。唱不动了现在。

闻玉梅(右)接受记者采访

和学生在一起,永远年轻;和理想、和事业在一起,永远年轻。两句常见于老师和科学家身上的开场,用来描述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闻玉梅,并不是客套。仔细修饰的黑短发、透亮的银边眼镜,桌上的绿色圆珠笔、玫红色手机外壳,处处是83岁的随性和自在。


前半生,“书香门第”、“闻一多侄女”都曾是她的标签;到了后半生,人的经历慢慢写进外表,闻玉梅的神情里,写满几十年的辛苦和甘之如饴。


闻玉梅:我们的治疗是什么呢?就是给你打针,激活你身体的免疫功能,通过你身体的免疫功能来清除病毒。我们治疗的方法每个月才打一针,比较简便,病人六个月六针打完了,而且价钱也会很便宜。




这是闻玉梅领衔的“乙肝治疗性疫苗”。



闻玉梅:我们当时在动物试验里面做,大概也就25%到30%有效,可是现在你知道肿瘤的靶向治疗也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有效,也不是百分之一百。



疫苗从不为人知到追求“有效率”,整整三十年;很难说是闻玉梅一天天熬出技术的成长,还是技术年复一年见证她的执着。1987年,闻玉梅首先提出“消除对乙肝病毒抗原免疫耐受性”治疗观点,我国“治疗性免疫”的研究由此起步。在面对资金、人员、产业化这一系列问题前,她甚至需要先要向同业者说明白,自己究竟要干什么。



闻玉梅:当时我们提出来治疗性疫苗,最大的问题,不认可。当时你要去批的时候,人家就说你去治疗吗?你是药,那就应该按药物的程序来走。可是我们不是药,我们打的是疫苗,人家说疫苗都是预防性的,而且预防乙肝疫苗已经有了,你怎么又说是个治疗性的疫苗?所以你又不像是疫苗。当时很新的情况下你要突破,你要这些专家们都明白。



根据公开资料,在国际上,我国在乙肝治疗,尤其是抗病毒治疗方面,数十年来处于“尾随”状态。乙肝疫苗的研究则大不相同。尤其是治疗性乙肝疫苗领域,闻玉梅的研究独领风骚。二期临床研究结果的不理想往往令制药巨头们望而却步,而闻玉梅的项目,目前已进入三期临床研究。



闻玉梅:中国的企业家相当一部分是今天投资,明天就要拿一个大金娃娃的,他们不愿意投这种长期的项目。所以主要的还是靠中国政府,靠的是我们科技部,然后企业配套。所以现在为止还是企业在配套做三期临床,铁心了帮你做完的。



从科研投入到疫苗产出,不同的病种,不同的药物,相似的漫长周期。投身乙肝病毒分子生物学与免疫学研究之初,闻玉梅对这个过程早有预期,但病人的等待仍然让她焦灼。



闻玉梅:那个时候病人就希望你很快就能够做成。我现在留着的是1998年到2000年的时候,很多病人写信都说这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很想(尝试)。可是实际上任何新的东西它是要经过一期临床,二期临床还有2A、2B,还有三期临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够作为一个真正用的。其实我是很知道其中的难度。



三期临床,一线曙光。长久的期待变成这一丝投射,千万人等它燎原。在有9300万慢性乙肝感染者的我国,无数闻玉梅们的努力才能推动乙肝患者生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其中有疫苗的功劳,更离不开观念的变化。但当年为乙肝病人权利鼓呼的人,如今转而呼吁恢复对乙肝的筛查。



闻玉梅:现在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不检查了,好像这样就不歧视了。其实这是一种“鸵鸟”的表现。现在应该是说我们国家(乙肝)携带者越来越少,因为我们预防性疫苗做得非常好。可是至少我们估计大概还有两三千万已经感染的人。你不告诉他,你不早期给他治疗,早期给他预防?要恢复对乙肝的筛查,这样的话对保护每一个携带者很有用。




乙肝治疗性疫苗一旦通过三期临床试验,即可迎来最后的上市评估。对科研者和患者,“6针控制乙肝”都将是一种飞跃。2015年,闻玉梅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还没有遇到一生中最开心的事情。如果有,那就是我研制的药物乙克能够最终把乙肝病人从病痛中解脱出来。”这一天,看来已经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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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5 14:3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专访“风云四号”总设计师董瑶海

发布日期:2017-10-16

■记者吴海霞
  “今年春节前夕,我走进中国气象局卫星地面接收站的一个大房间时发现,左边是‘风云三号’的接收云图,右边是‘风云四号’的接收云图,作为总设计师,这一刻,我特别自豪。”昨天下午,2006年起先后担任“风云三号”“风云四号”气象卫星总设计师的董瑶海,在飞虹新村姐姐家里接受了记者的独家采访,讲述了他自1986年起与“风云”系列卫星结缘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首创用表格化描述卫星运行
  董瑶海说,填报高考志愿,大学毕业被分配进上海航天局下属的研究所,这些按部就班的步骤,都不是他的自主选择。
  “当时知道有‘东方红一号’卫星,但小时候我没有伟大的航天梦、科学梦,觉得那离自己很远。”先后从姜山镇的董家跳小学、茅山中学、姜山中学毕业,董瑶海和许多普通农村孩子一样,只想考上大学,对未来的人生没有规划过壮丽蓝图。
  “考上大学后,就长期离家在外了。回想在家乡学习的那些年,最让我受益的就是在茅山中学学习时,初中物理老师引导我们养成自学习惯。工作后,我几乎不断地自学各种领域的知识。”董瑶海在哈工大读的是光学专业,毕业后到研究所,从事的是卫星地面遥测数据处理编程,整天坐在计算机前,运行各种数据。
  1988年,“风云一号”A星发射。在最初从事与卫星有关的工作中,董瑶海凭着刻苦的自学精神,创造性地成为首个运用表格化来描述卫星运行状况的人。在他之前,大家都是用文字来描述,这一创举获得“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五大系统大总师任新民的赞扬。
  “当时,我国气象卫星事业刚起步,大家对运行规则和空间的认识也不足,‘风云一号’B星在高速旋转中就出现了状况。”为了抢救B星,研究所成立了两组团队,董瑶海成为其中一员,抢救持续了72天并获得成功,而董瑶海也因此自学了卫星动力学的相关知识。
  后来,董瑶海先后在电源系统管理和总体主任设计师等岗位工作。2003年,年仅37岁的董瑶海担任了“风云三号”的副总设计师。董瑶海能在航天科技领域快速成长,离不开他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
  坚持“实事求是,技术第一”
  在十余年担任总设计师的生涯中,董瑶海的一大特点是喜欢呆在现场,第一时间了解卫星的相关动态,和技术团队一起攻克一道道难关。
  穿着白大褂出现在挑高十五六米、安置着十余颗卫星的总装总测现场,是他的一种工作常态。
  “风云三号”是我国第三代极轨气象卫星,作为国家“十五”计划重大项目,它的主要探测性能要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相比“风云一号”,“风云三号”增加了微波遥感器,可实现全球三维、全天候、多光谱、定量气象探测。这样一个重大项目,给董瑶海带来神圣感的同时,也带来了沉甸甸的责任感。为此,董瑶海更加用心地学习相关领域知识,如卫星轨道、太阳运动、结构动力学、姿态动力学等。
  2000年到2008年,董瑶海见证了“风云三号”设计研发的每个阶段。因为技术难度太高,业界都不看好,董瑶海顶着巨大压力而上。以他为主的三人团队,从卫星的构型布局开始,一上手就把原先由权威专家设计的卫星形状、方向给推翻了。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但当时质疑声一片。”董瑶海认为自己提出的设计思路更实用、更合理。从设计胜出的那刻起,他在科学实践生涯中更坚定了信念:实事求是,技术第一。
  卫星研制和发射成功,要攻克多少难关,付出多少心血,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知道。2004年,为了解决卫星姿态控制系统不稳定的难题,董瑶海带着一队新组建的人马跑到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钻研,他深入到代码件系统等最一线的研制中,和研发团队一起整整苦战了一年多,“很多时候,我们一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
  “风云四号”的攻坚,犹如从100米深坑中爬出来
  2009年,董瑶海担任“风云四号”气象卫星总设计师。
  “‘风云三号’8年干下来了,我知道接手‘风云四号’意味着什么,常常会思考到半夜睡不着觉,常常会在凌晨接到电话,神经始终处于紧绷状态,可是,面对领导的期望,我没有二话,全力以赴地踏上新征程。”董瑶海回忆说。
  “风云四号”实现了新的跨越:搭载了多通道扫描成像辐射计、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闪电成像仪和空间天气监测仪4台遥感仪器,不仅实现了我国高轨气象卫星的升级换代,进一步提升了卫星气象观测能力和水平,而且成功突破了高精度图像定位与配准、微振动测量与抑制、定量化遥感等20余项关键技术,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使我国静止轨道定量遥感卫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一直到去年12月11日凌晨零时11分,“风云四号”气象卫星科研试验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在差不多7年的时间里,董瑶海觉得自己就像突然掉进了一个100米深的坑里,历经艰辛终于爬了出来。
  当时,面对着那些技术难关,四处求索,经常碰壁。那么尖端的科技,在一些人看来,要突破简直是不可思议,而董瑶海硬是带着团队,一路拼了过来。
  “比如,卫星需要一个精度到1角秒的扫描控制仪器,当时欧洲有个国家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卖价却是我们无法承受的,谈判不成,对方还说我们搞不出来。”董瑶海并不气馁,四处寻访,后来了解到有家民企的老工程师掌握类似技术,他于是将他请来和整个团队一起攻关,最后终于研制出了符合要求、能与欧洲国家媲美的先进设备。这个攻克过程,整整花了五年时间。
  “有意思的是,那个国家至今还没发射类似的卫星。”董瑶海说话间充满自豪。
  他又说起另一项核心技术,涉及一种专门用来给大气做切片的干涉仪,这是种无比娇嫩的仪器,当时团队把它设计出来时,是在地下20米的恒温恒湿又隔震的空间。这个吹口气都会影响它正常运作的仪器,怎么才能把它弄到卫星上去呢?又是一个看似无法实现的大难题。
  “我在攻坚的过程中又学到了一门知识——微振动系统。我们白手起家,自己组建博士团队钻研,等成功之后,我还出了本微振动系统的书,开创了学术新领域。”
  在定下的发射时间前,发射团队从2016年的正月初四开始,就制定了三班倒制度,日夜工作。到年末,“风云四号”成功发射。
  “我当时在测控现场,不在发射现场,星箭分离后,等待卫星帆板放下,中间有无法知道状况的26分钟。”董瑶海说,其间整个大厅鸦雀无声,他经历了一生中最紧张的一颗心从提起到慢慢放下的过程。
  他是家里晚辈们学习的榜样
  董瑶海工作繁忙,但每年都回家看望父母和家人。
  昨天,父母、哥哥、妹妹等带着各自家庭成员来到董瑶海姐姐家。
  “他从小就很努力,读书比一般同学刻苦,上大学后,假期会帮家里干农活,对父母很孝敬,跟我们兄弟姐妹都处得很好。”哥哥董瑶山说。
  外甥女杨可奕是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大二学生,她告诉记者:“从小就知道舅舅的故事,他一直是我们晚辈们学习的榜样。我在朋友圈里发送和舅舅有关的信息,心里感到特别骄傲。”
  每年都回家看看的董瑶海,必回的地方是老家董家跳村,看看童年生活的地方,看看熟悉的乡亲们,他说自己的乡音已经有些不地道了,而浓浓的思乡之情永远不会变淡。
  在宁波,他最喜欢逛的地方是老外滩和天一阁,因为那里有历史沉淀,有文化气息。
  今天,董瑶海将在鄞州区图书馆、母校姜山中学举行《风云卫星的发展与应用》科普讲座。
  “我平时很少接受这类邀请,但这次是回家,能为父老乡亲做点事,我心里特别高兴!”董瑶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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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5 14:3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厉害了天朝! 于 2018-8-25 14:37 编辑

青年女科学家李赞:在通信研究的路上砥砺前行


随着通信在经济建设、国防安全、尖端科技等领域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对其安全性、可靠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有这样一位青年女科学家,她带领科研团队,针对国家实际应用需求,解决了高安全、高可靠通信中的一个又一个难题,先后研制出我国独立自主的新一代应急通信系统、认知抗干扰跳频芯片、频谱感知传感器网络……因此荣获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她就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学院教授李赞。

青年科学家李赞。

李赞,1975年生于陕西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综合业务网理论与关键技术(ISN)国家重点实验室“通信信号处理”研究中心主任。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第十三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被授予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等称号、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资助。以第一完成人主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28项。

求索之路,路漫漫兮夜以继日



一路“保送”又一路“破格”的李赞,却坚称自己是一个“反应迟钝”的人——原来,“聪明”竟然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必备素质。

小时候上学,老师经常跟李赞父母谈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孩子上课从来不举手发言?李赞说,因为上课听不懂,就怕老师提问,站起来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答不上来。“当考试得了第一名,别人都说我是好学生,却不知道我在背后付出了比其他同学多好几倍的功夫和时间。”

读博士的时候,李赞写论文也是最慢的。别的同学在博士一二年级就出论文了,李赞快上博三了都没有写出来。姑娘急了,又像小时候一样天天给自己加班加点。在博三一年的时间,李赞竟写出了7、8篇论文,发表在了级别很高的国际期刊上,还获得了学校的优秀博士论文资助。

李赞从小性格外向,兴趣广泛,唱歌、跳舞、练素描、写书法、办板报,还参加了学校鼓乐队……在唱歌方面更是得到了名师指导,并获得过不少奖项。当年和她一起学习的三十位学员,二十多人都考上了音乐学院。后来很多人都好奇李赞为什么没有选择唱歌,她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听话。我一度也想以唱歌为职业,父母却不同意,认为既然功课好,就该去学理工科,将来好找工作。父母为我选专业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未来会成就一个科学家。”而李赞自己也是在上研究生以后才逐渐明白科学是什么。

在李赞看来,该做的事情就要全力以赴,不讲条件,不计得失。一如她的父母,明明没有打算让女儿走音乐之路,却仅仅因为女儿喜欢就给了她极其“专业”的投入——一小时80元的学费、一套又一套昂贵的演出服、录制三四百元一盒的金属带……每次老师上课,妈妈都会用录音机录下来,把自己也学成了半个老师,女儿在家练声,妈妈能听出好坏对错,给她纠正。在那个并不重视孩子业余爱好的年代,得是多么不功利的父母,才能为孩子“业余”的事情做出如此不业余的努力,也因此造就了这个毫不懂得功利的孩子——所有的回报都不是求来的,水先到,渠自成。

科研高峰,峰巍巍兮锲而不舍



打开百度百科,键入“通信”,这个词的浏览次数是42.64万次;而键入“跳频通信”,这个词的浏览次数却只有3.36万次。

跳频通信是通信中一个很特殊、但却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它是一种最常用的扩展频谱无线通信方式。

李赞说:“在20世纪40年代,通过跳频技术能够实现抗干扰的可靠传输,也就在那时跳频通信被正式提出。”目前,跳频通信已广泛应用于卫星通信、蓝牙设备以及短波、超短波通信等多种领域和场合。“跳频通信通过频率跳变,带来了很多良好的性能。它的抗干扰、抗衰落能力强,可实现高安全、高可靠传输。”李赞介绍到。

2001年,硕士毕业的李赞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青年教师。面临团队力量、经费支持均不足的艰苦困境,她毅然选择了“跳频通信”这一极为特殊、难度系数很高,但又是国家科学发展中亟待突破的研究领域。

针对日益复杂的无线电磁环境导致跳频通信性能逐步下降的现状,是否存在更优秀的跳频序列使得系统传输性能有效提升呢?带着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李赞带领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并实现了多方面的理论和技术突破。

“打个比方,如果说频谱监测是‘眼睛’,我们就是要让可靠通信系统用上这个‘眼睛’,让它‘看得见’‘分辨得出’能用的信道在哪儿。”李赞介绍说。

2015年底,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共同颁发的“中国女科学家奖”,这让一直默默从事科研事业的李赞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颁奖词中是如此评价李赞的:“她研制出了我国独立自主的新一代流星余迹通信系统,出版了国内该领域第一本专著。”

这一次,李赞带着她的新的研究成果亮相。新一代的流星余迹应急通信系统,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为我国进入科技强国行列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流星余迹通信,通俗地讲就是利用天上流星的余迹,能够起到传输信号的一个通信电路的作用,来实现一种通信,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应急通信的方式,也是高安全、高可靠的通信方式之一。”李赞介绍到。

“许多人喜欢做纯理论研究,而不愿做实际的系统开发。因为做系统的周期很长,且需要集体智慧和团队协作,个人很难作为第一完成人署名,影响找工作、评职称。”李赞说。而李赞是一个“另类”的科学家,她既喜欢做“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东西”,也同样重视学术理论研究。

为师之道,身先士卒而后授业解惑


“可以说是我的导师把我领上了科研之路,也可以说是导师改变了我的人生。”李赞对导师金力军教授充满了感激和崇敬之情。

李赞永远记得这样一幅画面:那年冬天,导师金教授带着她和一位师弟到河北霸州(原霸县)做实验。由于信号接收不理想,李赞和师弟从破房子里钻出来准备爬上去调整天线头。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气温已经让天线塔上的铝条被晶莹的冰包裹成冰棍,两个人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金教授从屋里出来了,年近60岁的她一个箭步抓着天线杆子就往上爬,没有片刻犹豫。

这件事给李赞留下深刻印象。金教授用行动告诉她为师之道的奥义;为师生涯,她用行动传承师者品德——身先士卒、言传身教。

如今的李赞也是一名博士生导师。在引导青年人才特别是学生从事科研工作,她也有自己的见解,“导师对学生科研教育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导师能给予学生榜样的力量。”

李赞认为:“导师要全力扶持学生去做,利用自己的平台,多给学生机会,让他们了解国家需求,激发他们创造力。”

在进行关于流星余迹通信研究时,由于要避开信号杂乱的闹市,寻找偏僻无人处设置通信设备,李赞带着学生住在破旧的招待所,每天早晨背着沉重的频谱仪、示波器等近百斤重的东西到十几公里外的实验点做测试。到晚上,再把这些沉重的家伙悉数背回。一起做测试的学生来来去去,只有她日复一日地坚持了将近两年。

李赞认为,导师的作用就是承上启下。“比如需要好的研究方向,学生在高校看不到市场,无法把握方向,此时考验的便是导师的能力。其次,导师需要激发学生的创造力,给他们更多的平台,多参加国际会议等。”

科普之路,事虽小而益无穷


2016年6月初,李赞作为陕西省最年轻的代表参加了中国科协九大,有幸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的重要讲话。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习总书记强调,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李赞认为,这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创新的主体是科技人员,未来的科技人员就在硕、博士研究生,大学生,甚至中小学生之中,他们直接决定着中华民族的持久创新能力和未来。因此,培养全民的创新精神,提升我国整体科学素质,使青少年由崇尚明星转为崇拜科学家,科普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全民科普是一条必经之路。而科学家做科普责无旁贷。”

李赞获得中国青年科技奖等一些奖项后,便融入了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群体中,加入了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协会定期组织活动,包括科普进校园。“让院士去给中学生、大学生做基本的科普,会安排不同学科的代表,有学医的,学海洋的,像我是学通信的,学生显示出极大的兴趣,而且去的都是比较偏远的地方。”

“我觉得走进校园、走到基层做科普很有意义,心灵上得到满足,是我以前做科研获一个奖项或者写一篇论文的成就感完全无法比拟的。”在李赞看来,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不仅要在研究领域有所贡献,更重要的是积极投身社会公共服务。

在当选2016《中国妇女》时代人物时,李赞说:“能够获此殊荣,我觉得不是对我个人的认可,而是整个社会大众对于科技女性的认可。社会需要发展,发展需要科技,科技需要女性。希望通过广泛的宣传,鼓励更多的女性投入科技事业,使中国科技女性迅速成为高科技创新行业的重要角色,让科技女性也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撑起我国科技事业的半边天。”(中国青年网记者 刘芊芊 实习记者 王思雨)

记者随笔:

在李赞的身上,我们看到很多可贵的精神,正所谓: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求索之路道阻且长,唯有夜以继日、艰苦奋斗,方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言传身教,上行下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乃教之根本。唯有身先士卒、修身正范,方能桃李满天下。

全力以赴的做事,不讲条件,不计得失。唯有不畏困难、锲而不舍,方能攀上科研高峰,一览众山小。

目前,我国从事科研工作还远未实现科技队伍的多元化。希望在不久的未来,科技女性真的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撑起我国科技事业的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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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5 14:3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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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6 14:4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以钢之坚韧结构丰厚人生——记“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同济大学李国强教授团队


他30年如一日,静心躬耕钢结构教苑,培养的学子出类拔萃,已成为国内外高校、企业的骨干;

他埋首钢结构抗震和抗火创新研究,自主研发的技术创多项世界第一,转化应用于数百项重大工程;

他带头持续推动我国土木工程专业教育改革,推动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土木工程师培养;

他,就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李国强。他带领着团队,以钢之坚韧执著,书写着别样精彩、丰厚的人生奋斗篇章!

TJI型屈曲约束支撑研发试验(右一为李国强教授)

以“育人”为先 为国倾情培养土木工程专业栋梁

2014年,由李国强教授指导的博士张超,荣获国际火灾安全科学学会最佳博士学位论文“杰出研究”奖,这是中国(含港澳台地区)首获这一奖项。该论文还作为全球首篇土木工程领域的学位论文,获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最佳博士论文奖”。

中国青年在国际学术舞台斩露头角,得益于像李国强教授这样的名师,以师者、学者的深厚学养和高尚人格,一路悉心指引,长年如一日,自觉守护三尺讲台。

“我们做李老师的学生,很幸运,很骄傲。”这是他的学生们共同的心声,也是国际同行们的心里话。学生们时常会遇到世界顶尖名校的专家,他们都会说,“你们做李老师的学生很幸福。”

不仅是李国强教授,团队其他老师也是“爱生如子”,长期耕耘在教学第一线,乐在其中。看这份骄人的教学教研成绩单:团队主持的教学研究成果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上海市教学成果特等奖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负责的《荷载与结构设计原理》课程和《建筑抗震设计》网络课程入选国家级精品课程;编写的《工程结构荷载与可靠度设计原理》(第4版)、《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第4版)和《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入选高等教育土建类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这一项项荣誉,凝结着一个个师者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忠诚、倾情投入与责任担当。

以“创新”为魂 潜心钻研学术推动科技进步

凭借具有“消能+承载”双功能的关键构件及其高性能减震结构项目成果,李国强教授和团队成员孙飞飞教授获颁201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3年前,他和团队成员楼国彪副教授承担完成的“大跨度钢结构防火防腐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项目,荣获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一系列自主研发的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成果,源于李国强教授数十年的潜心研究和厚实的学术积淀。他带领团队成员长期专注于高层钢结构、钢结构抗震、钢结构抗火和结构抗爆方向的研究,执著坚守、矢志创新,不断攻克一个个科技难关。

我国钢产量居世界第一,钢结构在建筑工程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然而,高温下钢材的强度和刚度急剧退化,极易遭到火灾破坏。早在1980年末,李国强就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系统的钢结构防火研究,创建了我国钢结构防火安全性能化理论与设计方法,在国内外率先解决了钢结构防火涂料性能定量评定的问题,和团队成员蒋首超副教授、楼国彪副教授一起于2000年主持编制了我国首部钢结构防火技术标准,解决了传统钢结构设计方法不考虑实际火灾升温、结构受力水平、构件截面特性的重大不足,以及在安全、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引领了我国结构防火技术的创新发展,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结构防火领域专家的高度认可,主编的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51249-2017于2017年7月被住建部批准颁布施行。

强震之下,钢结构怎样才能屹立不倒、完好无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李国强就瞄准“钢结构抗震”,带领团队对建筑钢结构抗震技术展开了一系列技术攻关,解决了多高层建筑钢结构非线性分析与设计、钢结构抗震理论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提出了“屈曲约束支撑框架结构”“半刚性连接结构”“钢-混凝土混合结构”这三种新型抗震结构体系的抗震设计理论与工程实用方法,为在我国建筑中推广应用这三种抗震结构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以“应用”为核 成果转化为国家重大工程安全保驾护航

上海世博中心、上海虹桥交通枢纽工程、国家会展中心、中国大飞机总装厂、天津117大厦……在这些重大工程项目中,都有李国强教授团队科研成果烙下的“同济印”。

李国强教授团队非常注重将自主研发的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直接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需要。

团队研发的一种柱状的建筑构件:外壳,是钢材做的方形套筒;内面,则填充着混凝土或砂浆。虽然模样不起眼,倾斜地支撑起高楼的梁和柱,其抗衡地震的本领可不容小觑。这就好比人骨折了,在外面绑上石膏后,受伤部位就固定不易弯折一样,在支撑构件外面加上钢套筒这一保护装置后,相比普通支撑构件它就不容易弯曲变形,也就是“约束”了其“屈曲”,从而具有很好的抗震工作性能,避免房屋倒塌。

由李国强教授团队自主研发,率先在国内成功实现了产品化的“屈曲约束支撑建筑系列减震产品”。特别是超大承载巨型屈曲约束支撑技术,更是被国际学界评价为“为世界领先”。

这些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同济牌”系列减震新产品,应用于上海世博中心、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等200余项国内外新建或改建重大高层工程中成功应用,节省工程造价数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在天津117大厦中,运用到了长度48米、承载力为3千7百吨的支撑产品,创下了世界同类产品长度、承载力之最,显示出了研发团队将该技术应用于超大吨位、超高层领域无可比拟的实力。

此外,团队的钢结构防火安全性能化理论与设计方法等理论成果,应用于2010上海世博会四大场馆、广州白云机场、上海铁路南站、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广州新电视塔等40多项重大钢结构工程的抗火安全评估,为保障我国大型钢结构工程设施的抗火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团队工程结构抗爆理论成果应用于上海虹桥交通枢纽工程、上海中心、乌鲁木齐机场扩建工程等多项国家重要工程。

为更好地推广钢结构新理论与新技术,团队还创办了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建筑钢结构进展》。迄今已出版100余期,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认可,2016年获第二届上海市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奖、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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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6 14:4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了共和国的海天长鹰
——记两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北航无人机团队
记者 史越
在自然界,鹰以敏锐的视力而闻名。它不仅能在几千甚至上万米的高空尽情翱翔,而且地面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它的眼睛。
在现代国防和军事作战中也有一种“鹰”,它飞得高、看得远,能在万里之遥不分昼夜、源源不断地传回信息,常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力。这就是无人侦察机。
2018年1月8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长鹰高原型远程无人侦察机系统”摘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8年1月8日,向锦武(中)和北航其他获奖者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现场
伴随全场如雷般的掌声,项目第一完成人、北航无人系统研究院向锦武教授接过印着国徽、颜色鲜红的获奖证书。那一刻,他的心“砰砰”跳着,想起系列某型号无人机在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上经过天安门时的壮观场面,想起8年前自己第一次站在这里的情景。


系列某型号无人机在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上经过天安门
“长鹰”系列无人机已先后获得2009年度、201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长鹰”的诞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以色列之后第三个自主研制出远程长航时无人机的国家,将我国无人机设计、制造、试验水平提升至国际一流行列。
对此,作为“长鹰”系列无人机总设计师的向锦武并不愿居功。他说,“长鹰”振翅高飞的背后,是团队100多人长达18年的不懈付出,“成绩属于北航无人机团队,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攻坚:一群“最可爱的人”
长航时无人机有着“大气层内的人造卫星”的美誉,足见其对现代战争的变革性意义。为了更好地保家卫国,我国无人机必须实现从中近程到远程、长航时的跨越。这一历史重任,交到了北航无人机团队的手中。
2000年,北航正式承担“长鹰”型号研制任务。“你还得搞型号”,面对校领导的重托,面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尽管正常的科研教学将因而中断,尽管型号研制结果茫茫未可知,向锦武仍肩负起使命,走上了型号研制前线。
但在当时,北航研制长航时无人机可谓筚路蓝缕、困难重重。
一难,难在“人员”。“一开始只有30多个人,还分散在多个地方办公。”向锦武回忆道。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时任副校长费斌军兼任型号执行总指挥,科技处(现科学技术研究院)处长李新军兼任无人机所所长,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马军任无人机所党委书记,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科带头人向锦武为型号总设计师,科技处副处长刘玉战任型号工程办公室主任。他们多方努力奔走,从学校相关院系抽调了一批骨干教师,留用了一批以本科毕业生为主的青年学生,还动员了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优秀人才,队伍建起来了。很快,专门的科研楼也落成了。
二难,难在“研制”。无预研、无样机、无参考资料是“长鹰”研制面临的最大难题。“万事开头难,”总质量师郭宏说,“很多人都是学校里的老师,没有型号研制经验,别说‘做’飞机了,‘坐’飞机的次数都屈指可数。”大家废寝忘食地看书、琢磨。团队最初设计的无人机外形与如今的形态有天壤之别,记不清画过多少图纸、演算过多少数据。付出的辛苦、攻关的煎熬,团队成员今天说起来已是云淡风轻:“没觉得坚持不下去,就是一门心思要把它干出来。”
三难,难在“生存”。无人机要飞起来,只能上跑道真操实练。2002年,团队驻扎到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一个废旧的营房,在附近某留守机场试飞。“条件非常艰苦。”如今已是无人系统研究院院长的王养柱感慨万千。当地的水碱性很强,人喝了闹肚子,衣服洗完发白,肥皂都不出沫。废弃了快20年的营房没有暖气,“冬天在屋里呆不住”,睡觉戴帽子还冻得哆嗦。女同志们半个月才能进城洗一次澡,上厕所得走上一公里,“后来干脆不喝水”。生存环境如此恶劣,却丝毫不能打消团队攻坚克难的决心。每天工作11小时,周末无休,一些骨干一年里有300天奔波于外场,“回北京反而成了出差”。苦中作乐,甘之如饴,大家在日夜协同作战中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北航无人机团队里也发挥得淋漓尽致。面对诸多艰难困苦,不仅没人叫苦叫累,大家还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工作。副总设计师韦志棉在外场一泡就是5年,丈夫几次动手术都不能陪在身边,一次丈夫心脏病发在医院抢救,而她当天有飞行任务,“我姐姐去陪护了,我没回去”,言语虽轻描淡写,个中滋味又有谁人可知?王英勋3岁的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总装车间,放上些糖果,等他从试验室出来,孩子的嗓子已经哭哑了。危急时刻,也是共产党员身先士卒。一次飞机正在跑道试验,狂风暴雨骤降,费斌军、李新军、向锦武等人率先冲过去,用塑料布盖住飞机,自己却被淋得透湿。团队一名支部书记说:“很多同志没有因为自己的党员身份而特别做什么,只是做好本职工作,但他们的敬业精神、对业务的钻研、对同事的关怀帮助,本身就能感染一大批人。”
而这群“最可爱的人”,本来也可能有世俗眼光中更“成功”的人生。2000年,26岁的王养柱博士在读,加入无人机团队后,他把博士论文推迟了半年,找好的工作也没去,那家IT企业如今的年营业额已接近千亿美元。同一年,张翠萍留校后第一个月拿到了900元工资,而她在外企的同学们却有五六千元月薪。十八年如一日,青春献给了“长鹰”,但他们无怨无悔。
苦心人,天不负。2004年12月12日,团队没人会忘记这一天。“长鹰”系列首架无人机在这一天成功首飞!当飞机停稳在跑道的那一刻,操作手王英勋任脸上幸福的泪水流淌。所有的委屈和辛苦都值得了,圆满了。
2007年,型号定型交付。2009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团队成员心中,获奖固然值得高兴,前进的脚步却一刻不能停。正如王英勋说的:“成功了,这是北航的成功,是我们北航人的成功。‘昨天’已经过去,‘明天’岂能等待!”
这一次,他们把目光投向了高原。


北航无人机团队在川西高原
攀登:向着高原更高处
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为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无人机的飞行足迹需要遍布祖国各个角落,但高原独特的气压条件却让普通无人机望而却步。
自从确定要研制“长鹰”高原型后,提升高原高空性能、实现全疆域到达就成为团队的首要攻克难关。2013年,团队的外场变成了位于川西的某高原机场。“去了就干这个事了。”副总设计师马铁林回忆道。
身处4260米的海拔高度,严重的高原反应随之而来。水烧不开,饭做不熟,晚上睡不着,一走快就呼吸不畅。国道318路况凶险,可大家每天要驱车几十公里往返于驻地和机场之间。低温、低压、缺氧,飞机动力下降,发动机起动很困难,团队成员不分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反复试验,调整控制力。从前在平原上3个人就能拖动的测试设备,副总设计师田波和四位同事累得气喘吁吁也难以为继。就这么拼了2个月,终于研发出了全新动力控制模式的发动机。“能即时发动,承载能力也没变,跟低海拔一样。”马铁林自豪地说。
“长鹰”高原型的另一项技术首创在于有源/无源全天候信息获取,通过搭配光电与雷达,解决夜间或雨雪天气无法成像的问题。但为了实现二者的完美配合,需要多次调试分析。长航时无人机一旦启动,两天两夜的时间里一直得有人盯着,飞机飞多久,下载数据就要再等多久。型号副总师丁文锐回忆:“2013年,川西高原的冬天来得早,9月就开始下雪”。她说,机库特别冷,但是技术人员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工作进度,连夜分析数据,连厕所都没有时间去。
高速率远距离实时测控信息传输,则是“长鹰”高原型的第三大技术突破。由此,“长鹰”能够快速实时传输图像,且画面清晰度高。向锦武总结道,“长鹰”高原型解决了“飞、看、传”三方面的技术难题。正是对现代国防与军事作战的重要支撑作用,让它再次得到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青睐。
而这背后,是北航无人机团队愈加忘我的艰辛付出。时至今日,在祖国各地,在能提供极端气候条件用以试验的地方,北航无人机团队仍然驻守着、研究着。用郭宏的话说,“现在(的苦和难)比当年不差”。每次型号胜利完成,都意味着新的挑战开始。“得奖了(很好),但必须从旧有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来,才能实现更大的突破。”丁文锐说。
无人机团队取得今天的成绩,与北航无人机研制的厚重历史和精神传承密不可分。


北航无人机团队在川西高原忙碌着
传承:三代人的“长鹰志”
北航是中国无人机事业的先驱者、开拓者。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北航无人机创造了中国无人机历史上若干个“第一”,也因而成就了一段佳话——三代人的“长鹰志”。
50年代,中国第一个无人驾驶飞行系统“北京五号”诞生于北航,实现了中国无人驾驶飞机历史上“零的突破”。1956年,学校飞机设备系提出这一设想时,面对的是“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设备”的艰难情形,但北航师生硬是在学校的加工车间中造出了无人驾驶飞机控制系统需要的上万个零件。1958年7月到1959年2月,“北京五号”顺利完成三个阶段的试飞。项目组总指挥、总设计师文传源自豪地说:“大鹏劲搏凌霄志,红日高去飘彩云!”
70年代,我国最早研制成功的高空无人驾驶照相侦察机“无侦 5”诞生于北航,是我国最早装备部队、且是迄今为止唯一出境参战的无人机。总设计师兼总指挥杨为民带领千余名师生奋斗了近十年。试飞期间,杨为民的脸部受伤缝了40多针,他硬是40多天坚守在现场,结果伤口化脓感染,留下永久疤痕。“无侦 5”是中国无人机历史的一个里程碑,至今仍在服役。北航由此成为中国唯一一所研制无人机投入实战的高校,这一功绩也被永久镌刻在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
进入21世纪,接力棒交到了北航无人机团队手中,研制出了我军目前航时最长、航程最远、战技综合指标最优的无人机。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向锦武和团队自主创新,在国内首次突破了大型长航时无人机系统系列关键技术,建立了我国完全自主的长航时无人机系统技术体系。如今,团队主持研制的新型系列无人机系统多次参加重大活动,特别是在海洋、高原维权活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型号研制,走的是国防科工“两线三师”的路子,这在以教学和科研为主的高校并不常见。但生长于北航土壤,无人机团队身上自有着鲜明的“北航烙印”。13年获得12项国家一等奖的科技创新“北航模式”,以“大团队、大平台、大项目、大成果”为核心的“四大”模式闻名遐迩。无人机团队正是“四大”模式的典型代表。
现在,北航无人机团队又瞄准了国际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在新概念无人飞行器设计、智能感知与自主飞行控制、新能源动力等方向展开研究工作,向着更高、更远、更长、智能化、集群化的方向进发,旨在引领下一代无人机技术创新。近年来,他们已发表关键学术论文300余篇,申请国家专利200多项。
不悔:祖国需要即吾选择
北航无人机团队一路走来,真正诠释了何谓“祖国的需要,始终是北航人的选择”。
每个型号首飞在哪天,外场驻地离机场多远,甚至自己住的房间号是多少,即使过了十余年,团队成员仍能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为了长鹰翱翔天宇而付出的一切,早已深深地镌刻这群北航人的生命里。
团队成立之初,平均年龄不到30岁。到今天,他们已先后获评教育部创新团队、科技部863计划优秀团队、国防科工局国防科技十大创新团队等荣誉,开创了高校科学研究、型号设计、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成为追逐蓝天梦想、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的典型代表。由于需要长期在外场开展试验试飞工作,团队的许多年轻人都在研制取得阶段成功之后才婚育。
北航人,从来攻坚克难。一穷二白,他们敢为天下先,迎难而上,咬紧牙关,冥思苦想,总能成功实现“从无到有”,并始终追求“从有到新”。
北航人,从来空天报国。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他们全身心奉献,不计付出,不求回报。本科未毕业就加入无人机团队的小女孩,在18年后的今天说出“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事业,个人价值体现和成就感更高”时,眼中仍是满满的真诚和笃定。
谈到自己,向锦武总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团队成员艰辛攻关的点滴丝缕、同舟共济的风风雨雨,他却如数家珍。
“我们会始终坚定创新自信,不畏艰难,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强国贡献我们的力量。”向锦武如是说。
为了让共和国的海天长鹰飞得更高、更远、更长,北航人,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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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6 14:5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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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7 13:12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汤继华:只为玉米收满仓

如果不是出差,你只能在两个地方找到他,一个是实验室,一个是试验田。他叫汤继华,河南农业大学省部共建小麦玉米作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作物学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原学者。

在汤继华的心中,装的满满的都是玉米,他“琢磨”玉米已经到了几近疯狂的状态。

攻克育种难题天道酬勤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上大学到读硕士、博士再到工作,从懵懂少年到师从著名玉米育种家陈伟程教授、郑用琏教授、戴景瑞院士与李建生教授,再到成长为国内玉米育种研究的佼佼者,汤继华的人生轨迹与玉米息息相关,玉米就是他的世界,他的世界也只有玉米。

玉米是雌雄同株异花的作物,天然杂交率在90%以上,因此配制杂交种子时需要去雄。我国玉米播种面积约5.4亿亩,每年用种量约为10亿公斤,但长期以来传统的人工去雄方式导致玉米制种成本高,每年仅人工去雄制种成本就达到6.25亿元,不仅增加了制种成本,更严重制约玉米种子产业的发展。

因此,开展玉米雄性不育利用研究,培育出天然去雄的玉米新品种是每一个玉米研究者的梦想,汤继华也不例外。

做梦容易圆梦难。在玉米C型胞质不育化制种研究中,遗传机理不明确导致恢复系选育难度大、杂交种恢复性差是阻碍不育化制种技术的关键。鉴于此,汤继华和他的课题组成员相继克隆了不育和育性恢复的候选基因,开发了恢复基因内的功能标记,建立了恢复系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技术体系,明确了恢复性选育困难的遗传学机理,提出了恢复系选育策略,并在我国多个主推品种的玉米杂交制种上得到应用,每亩节约制种成本250元以上,提升了我国种子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如果说“玉米细胞质雄性不育利用”是汤继华的第一研究方向,那么“玉米杂种优势的遗传机理研究”更倾注了他无数的心血。

众所周知,玉米杂种优势的利用对提高籽粒产量、增加抗性、改善品质具有重要作用。但杂种优势遗传机理复杂,研究难度大,导致突破性玉米新品种选育困难。

紧紧瞄准这一难题,汤继华一如既往地忘我工作。他已经记不起多少次在玉米地里挥汗如雨、记不起多少次研究资料熬得眼睛红肿。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带领团队优化了杂种优势研究材料平台,将杂种优势复杂性状剖分为单个性状的单基因,鉴定出控制玉米穗部性状杂种优势的特异染色体片段,定位了玉米产量性状的杂种优势位,为强优势玉米新品种的选育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献身玉米育种废寝忘食

在学生吴向远的眼里,汤继华是最勤奋、也最能吃苦的。“实验室里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永远都是汤老师,也不知道他怎么有那么大精力。”

吴向远说,她跟着汤继华一起在长葛的试验田为玉米授粉,虽然七八月份酷暑难耐,但是在玉米田里试验必须全副武装,因此常常是浑身湿透、汗如雨下。可到了晚上,汤继华却就近住在5块钱一天的小旅馆里。“因为试验田距离住宿的镇上较远,汤老师在早上走的时候买几个烧饼、带点水,一干就是一天。”吴向远说。

“收玉米的时候,查看玉米生长情况,寻找心中理想的育种材料是他的第一要务。一个试验点100多亩地,近百万株玉米,他都一行行看过来。”说起汤继华的敬业精神,吴向远内心的敬佩油然而生。

“有师兄跟他去海南育种,想着白天授粉干活儿,晚上可以休息下了,谁知道汤老师把自己关在闷热的屋子里查资料、写材料,忙得不亦乐乎,搞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休息。”汤继华的学生王雅飞说。

当好科研榜样无私朴素

“从老一辈玉米人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宝贵的品质,他们教会了我怎样做科研、怎样做人,希望我能把这些宝贵的品质传承下去,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事业中来。”汤继华如此说。

汤继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把好的传统带到他的团队里,并把团队打造成一个最棒的团队——用心工作、合作默契、成绩斐然。目前,汤继华带领团队开始了第三个研究方向——“筛选出籽粒灌浆调控的关键基因、选育出宜机收玉米新品种”,以解决困扰我国农业机械化进程中机收玉米品种选育难题。

汤继华的学生都知道,他从不藏私,很多宝贵的实验材料,有的人藏着生怕其他人知道,汤继华是谁来要都给,还给人家讲清注意事项。

在汤继华的学生眼里,他们的老师特别“土”,衣服穿来穿去就那几套,鞋子也经常沾着泥巴,不像科学家。

8月的河南省原阳县试验田里,汤继华不仅亲自驾车将他的学生们送到地方,还跟着学生们一起做玉米授粉前的准备工作。“玉米授粉也就这几天的时间,要是错过了,这一年就耽误了,所以必须得加班加点。”汤继华说。

做玉米育种研究,不下地是不行的,这也是汤继华的鞋子上经常沾着泥巴的原因。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汤继华每次招收研究生的时候,都会问他们特别是女生一个问题:能不能在天最热的时候往玉米地里钻。

“心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这是我们河南农大校长张改平院士跟我说的话,我的心没有那么大,但我的心里装的满满的都是玉米。”汤继华说。

《中国科学报》 (2016-11-11 第2版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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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7 13:1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邱志明:即使中国舰炮是打狗棍 也要“硬邦邦

邱志明常说,一个科研团队就像一个篮球队,既有前锋又有后卫,合作是基础,赢球是关键。

南海深处,波诡云谲,一支舰艇编队列阵波峰浪谷。

突然,一枚反舰导弹凌空来袭。雷达搜索目标、末端防御系统紧急启动,只见新型舰炮万弹齐发,织出密集弹网,来袭导弹凌空开花。

这令人惊叹的海上火力背后,有一支不断突破舰炮武器系统应用工程关键技术的科研队伍。

这就是我国新一代舰炮武器系统和舰载武器系统与运用工程领域知名专家、海军研究院某所所长邱志明和他率领的科研创新团队。

近年来,邱志明带领他的科研创新团队紧密结合舰炮武器装备建设实际,瞄准学科发展前沿,先后承担完成50多项科研项目,7项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20余项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研发5种19型武器装备,填补了十余项国内空白,研制的武器装备已列装200余艘海军各型水面战斗舰艇;制定17部国家军用标准,解决了近百项关键性技术难题,开辟了我国舰艇火力兼容控制技术新领域;获得41项国家、军队级科技进步奖,13项国防发明专利,军队首届科技创新群体奖,为海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当人们纷纷议论舰炮已是夕阳产业之时,他们一举推动我国舰炮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即使是打狗棍,也要硬邦邦”

手捧2004年9月出版的英国《简氏海军武器系统年鉴》,看着印刷精美的某型近程反导舰炮武器系统的照片,邱志明心潮难平。

照片旁,有一段引起世界关注的文字:对掠海导弹的攻击,美国海军4次3中,中国海军8次8中。这段话,让邱志明想起了多年前曾许下的一个心愿。

1982年,邱志明即将完成本科学业时到工厂进行毕业实习,看到我国舰艇的舰炮还处于人工、手动操作状态,他暗下决心:要尽自己最大努力使我国舰炮系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当时,邱志明注意到某型舰炮在设计、生产定型时遗留下一个“老大难”问题:发射200发左右炮弹后,输弹装置就发生断裂,失去连射能力。此前,不少科研人员苦心研究这一问题,却都无功而返。这是当时国内同行不愿触碰的难题,也成为制约我国海军舰炮武器战斗力生成的瓶颈。

令人意外的是,在事关能否顺利毕业的节骨眼上,邱志明毅然将其选择为毕业设计课题。有人劝他:“这个课题难度大,有风险,短期内难有结果,搞不好还会影响你毕业。”

搞科研哪能怕失败?为了提高战斗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邱志明连续奋战10个月,进行大量分析和运算,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提出了改进思路和技术方案,写出题为《某型舰炮输弹簧断裂分析及提高弹簧寿命的技术方案》的论文,受到评委充分肯定,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此时的邱志明,并不满足于“纸上谈兵”,而是一定要通过实践突破难题。在导师的帮助下,他奔赴工厂进行试验。在当时条件下,邱志明只有一次试验机会,令人惊叹的是,经过技术改进后的舰炮从二百发、五百发、八百发,一直打到近一千发,输弹簧都安然无恙。

邱志明终于成功了,此刻的他才21岁。正当邱志明准备在舰炮科研领域大展青春宏志的时候,世界新军事变革曙光初绽,精确制导武器向传统的“海战之神”——舰炮提出了严峻挑战。

当时业内专家议论纷纷:导弹满天飞,舰炮是“战争之神”的地位和作用彻底下降,在现代兵器的家族里,舰炮顶多算是“看家用的打狗棍”。

邱志明也陷入沉思:随着时代发展,现代舰炮承担的使命不断拓展,既要对海、对岸、对水下目标进行攻击,还要防空、反导。这就意味着,要用信息技术使得舰炮系统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直至拦截导弹!

初出茅庐的邱教员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掷地有声地说:“同学们,虽然世界上高新技术武器不断发展,舰炮的地位受到严峻挑战,但我们要记住一个事实:舰炮是集机械、电子、液压、光学于一体的综合体,也是当今世界量最大、使用范围最广的舰载武器之一。即使舰炮是‘打狗棍’,也要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它变得硬邦邦!”

他是言者,更是行动者。1987年6月,邱志明放下教案走下讲台,来到海军研究院某研究室,在过传义、朱锡斌、毛炳祥、舒长胜等一批火炮界知名专家的指导下开展舰炮论证和科研工作。此刻,他感到如同一粒种子回到期盼已久的土地,如饥似渴地向老前辈学习,更加废寝忘食地工作。

舰炮武器系统的优化研究,一直是舰炮界难以攻克的难题,刚刚步入工程研究实践的邱志明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倔强地瞄上了这座“标靶”。

从此,邱志明的生活开始与机房相伴。当时,研究所机房只有1台小型计算机,运行速度慢,各单位的科研人员按小时轮流上机。邱志明和同研究室的年轻人孟庆德一起,事先编好程序,白天上机运行验算,晚上加班推导修改。每天早早地来,争排第一个,带着冷馒头进机房,盯着屏幕看结果。傍晚机房清人锁门,赶巧还没算完,他们总是央求管理员宽限再宽限,可一“放闸”往往就是数个小时。

半年过去了,邱志明和他的战友一起进行了数万次的推演计算,最终创造性地解决了舰炮武器系统性能、参数的优化难题,奠定了我国舰炮武器系统总体性能、指标论证和参数优选等重要理论技术基础。该成果后来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为让国产军舰的舰炮论证设计研究早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邱志明和他所在的团队一起拼尽全力、狂飙突进。在同事眼中,他们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冲刺”。

汗水浇开绚丽花。邱志明和他率领的团队论证并参与研制的某近程反导舰炮武器系统,在对反舰导弹的拦截试验中打出8次8中的好成绩,使我国舰炮武器系统一举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当人们疑惑于“舰炮打超音速导弹”是否可行之时,他们已将神话变成现实。

“突破迷障,唯有不断创新”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古往今来,武器装备矛与盾的博弈与对抗一刻也没有停止。

随着科技进步和战场需求的变化,反舰导弹在增大射程、提高速度、提高精度和提高抗干扰能力方面有了很大发展,攻击能力越来越强。特别是近年来,大多新研反舰导弹的飞行速度从过去的亚音速发展到2马赫,有些甚至达到3~4马赫,突防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由此,加快发展拦截超音速反舰导弹的超高射速、小口径舰炮,并将其作为舰艇最后一道防线,已成为十分紧迫和重要的问题。

带着这份紧迫感和危机感,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到我国舰炮身上的时候,心中产生一个巨大的疑问:我国的小口径反导舰炮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往后如何发展,才能拦截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呢?

“用舰炮对抗如此先进的导弹简直是个神话。”此时有人提出,将舰炮在未来海战中的作用地位由主战装备降为保障装备,放弃舰炮对抗导弹。

无疑,这是舰炮行业发展前进的巨大迷障。如何破障突围?作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邱志明面前是一道难解的人生考题。

“前方没有路,我们就要蹚条路!”面对生存危机,邱志明和他率领的团队团结一心、攻坚破难,拼了!在他的统一指挥下,课题组兵分两路,一路外出调研,摸清部队需求和支撑舰炮武器系统发展的工业生产水平;一路“闭关”在家,查阅资料,推导建模仿真验证。

经过摸索,邱志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某近程反导舰炮武器系统基础上,大幅提高小口径舰炮的射速,达到以快制快的效果。

这个思路,一直是国内外火炮技术领域专家希望解决,但又鲜有人敢于尝试的难题。因此,邱志明的大胆设想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在业内引起强烈震动,质疑声迎面扑来。

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邱志明以沂蒙汉子特有的刚毅和坚韧,不为所动,主持研究所、工厂和军代表室联合组成的课题组,进行多方案论证和分析,进行大胆设计。

随后,工厂按确定的技术方案进行了试制加工和调试,解决了十余个技术难题,攻克了三大关键技术,性能指标实现了跨越式突破,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标志着我国小口径火炮在提高射速技术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舰炮打导弹”。

一个科研团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于持久的创新力。当人们惊叹于他们所取得成绩的时候,邱志明和他率领的团队早已把目光投向了更新的领域、更大的系统。

一次,邱志明和自己的前辈舒长胜、毛炳祥到部队做试验,听到有位舰长反映,现在很多新型舰船都配备了对空、对海、对陆、对潜等多种不同用途的新型武器系统。然而,舰载武器种类和数量增多后,作战效能却没能同比增强。

“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紧紧抓住这个问题。随着调研不断深入,答案越来越明晰。

原来,过去舰艇上的武器系统相对较少,人工判断、调度全舰火力即可满足需求。如今,高速、隐身、精确制导武器不断涌现,舰艇火力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配置越来越杂,武器之间存在的射界重叠、火力交叉容易产生误射误伤。为保证舰艇自身和舰载武器使用的安全,多武器火力很少同时交叉使用,使全舰武器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作战效能。

困扰部队作战的难题,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在舒长胜、毛炳祥等行业前辈开拓性工作的基础上,邱志明带领他的团队持续奋斗、创新发展,在舰艇火力兼容控制技术这一崭新的研究方向上砥砺前行,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承担“新型驱护舰火力兼容自动控制系统”的研制任务。

新事物的诞生总是会伴随阵痛。舰炮、舰空导弹、反舰导弹、反潜深弹武器、鱼雷武器、电子战系统和直升机等武器的研制相对独立,上舰后要进行火力兼容自动控制,将涉及很多工业部门。其间,既有技术难题又有体制障碍,有时一个接口就要协调十几次,反复磨合,而接口协议确定后,还需要建立模型,进行实时解算、实时控制。

“当时的计算机速度慢,推算火力兼容的模型,并对其进行验证,就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邱志明的老领导舒长胜回忆道。

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多次舰上试验,他们终于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然而,邱志明并没把获奖作为项目研究的终结,在解决单舰的火力兼容问题后,他带领团队乘势而上,针对编队内各舰艇装载的几十座,甚至上百座多种武器,开展海上编队火力兼容自动控制系统研制,对实现编队内武器系统的自动管理和兼容控制等重大技术难题展开攻关,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现已应用到海军新造的各型舰艇之中,为提高海上编队整体作战能力作出了突出贡献。

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确立了他们在行业内的领军地位。

当人们惊叹于他们取得的丰硕科研成果之时,一个创新群体悄然崛起。

“后继有人,事业永恒的基础”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谈及取得如此众多成果的原因,邱志明深情地说。作为团队领军人,他思考最多的是如何把团队凝聚起来,发挥团队的协作能力。

邱志明常说,一个科研团队就像一个篮球队,既有前锋又有后卫,合作是基础,赢球是关键。一个研究室就像是一条船,这条船要想走得快,必须有掌舵的、有拉帆的、有摇桨的,各司其职。

在邱志明的团队里,有几对堪称“黄金组合”的科研搭档。张缨性子急,干活快。他们就让比较稳健的蔡凌跟她搭档,张缨编完程序都让蔡凌看一遍,就不会有大的漏洞。张、蔡联合主研的舰炮数字交流随动系统,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获得4项国家发明专利。邵秀明和崔东华则是“老少配”,十余项成果奖已经转化成了战斗力。徐鲁威和夏学文都属“稳健型”,这对搭档在舰艇火力兼容控制技术这个充满风险的全新领域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明白,大家处在同一条船上,齐心协力让船快速到达胜利的彼岸,人人都受益;如果船走得慢或是翻了船,大家都耗着甚至是落了水,则是害人又害己。其实,这种凝聚力不仅仅来自大家对团结的理性认知,更来自于邱志明的率先垂范。

邱志明29岁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开始担任研究室副主任、项目组长,后来担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所长、所长。因忙于科研,他在孩子出生7天后才见上第一面;经常是卷个煎饼去加班,30多岁就得了肾结石和胃出血,住院第三天又跑回试验场。同事们都说,他身上有股凝聚力。

孟庆德与邱志明年龄相当,在校学的是信息系统工程专业,可干的是武器系统专业。在与邱志明的长期合作中,两人配合默契,互相启迪,互相促进,现已成为舰炮武器系统的知名专家。张世英与邱志明是同班同学,几十年和谐相处互相支持,已成为新概念武器的论证研究专家。

“在这里工作,你不用为前途操心,唯一需要操心的是工作能不能干好,以及如何干到最好。”邱志明团队里的人都这样说。张缨刚刚结婚的时候,邱志明还是室主任,当时根本没想过结婚还需要房子的时候,邱志明就把房子的钥匙给她送了过去。年轻工程师顾晓东到单位报到后爱人没工作、孩子上学没学校,都是邱志明亲自出面协调的。

良好的团队氛围,让邱志明领导的研究室先后两次荣立集体二等功,他带领的项目组5次荣立集体三等功。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2007年12月,邱志明走上某研究所所长岗位。他把履职岗位当成创业机会,凝聚起了更大的科研创新团队,在更高层次上谋划舰载武器系统的建设发展,研究所2008年被评为海军从严治军先进单位,2009年被评为全军人才培养先进单位,2010年被评为海军“四无”先进单位,2011年被评为海军人才建设先进单位。

2000年,邱志明针对海军舰载武器“冷、热”发射并存的实际情况,整合研究所、牵头工业部门的计算机控制、导弹控制、软件工程、空气动力学等10多个专业方向的100多名人员联合攻关,经过近10年的时间,突破了多武器冷热兼容发射技术,攻克了发射系统总体、一体化发射模块、通用发控等技术,实现在舰艇有限空间内高火力密度发射多类型武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12项发明专利。

“一个个具体科研成果的作用毕竟有限,后继有人,才是事业永恒的基础。”邱志明从过传义、朱锡斌、毛炳祥、舒长胜等老专家身上总结出一条经验:“一定要让年轻人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继续前进。”

每干完一项工作,邱志明都特别注重总结,撰写的《舰艇火力兼容技术》、《舰炮武器系统优化》、《舰炮武器系统分析》等著作相继问世,把成果从理论上固化下来,使行业发展的基础不断夯实。其实,邱志明著述的出发点,是为了让国防事业后继有人。他从事科研30多年,手把手帮带过的科研骨干和亲手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达几十人,崔东华就是其中一位。

2011年12月,崔东华因科研成绩突出,成功当选第八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而她的70多位本科同学中,目前有50多人在美国发展。崔东华说,“从偶然进入这个领域到最终坚持下来,其实有很大的必然性”。

崔东华所说的必然性,就是一直以来,被团队里充满和善与友爱的环境所吸引,更被前辈创造的业绩所震憾。她刚刚进入部队时有些茫然,是邱志明参与主编的厚厚一本60余万字的《舰炮武器系统射击效力评定》,成为她从事舰炮武器系统论证与研究的启蒙。

崔东华从邱志明身上汲取的,更多的是执著理想、不懈奋斗的精神力量。她经常下部队搞试验,难以照顾家庭,孩子从上小学起就在脖子上挂起钥匙和手机,每到放学时间,崔东华就在试验现场打电话摇控指挥孩子拿钥匙开门、开微波炉做饭。崔东华说,正是邱志明等人的拼命与忘我,激励着她把事业举过头顶。

在邱志明的团队里,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的并不是崔东华一个人。徐鲁威、肖亮等科研骨干迅速崛起,支撑舰炮武器系统向着更广的领域发展,顾晓东、王亮、桂秋阳等年轻干部崭露头角,让舰艇作战武器系统发展有了新生力量。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邱志明和他率领的团队路正长,书写海军武器建设发展的辉煌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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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7 13:1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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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8 11:2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师者!山东师范大学唐波团队荣膺“黄大年式团队”实至名归


齐鲁网1月11日讯(记者 田进 通讯员 田学超)近日,教育部公示了“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名单,山东师范大学唐波教授领衔的分析化学教学科研教师团队荣登榜单。全国共有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00所高校的201支团队入选。山东师范大学唐波教授领衔的分析化学教学科研团队名列其中,凸显了科技创先、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山东师范大学分析化学教学科研团队以973 首席科学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家杰青唐波教授为带头人,承担了分析化学学科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一个具有扎实过硬的专业知识、勇于创新的学术氛围以及团结协作的良好风气的优秀集体。该团队共有教师23 人,其中教授9 人、副教授8 人,有18 名教师具有博士学位,7 人为博士生导师、18 人为硕士生导师。唐波教授是973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工程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入选“泰山学者攀登计划”。张春阳教授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科技部重大疾病相关生物标志物的检测与成像研究创新团队负责人,山东省“泰山学者”优势特色学科人才团队领军人才。董育斌老师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李娜老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和山东省杰出青年基金;李平老师由于在生物分析研究中的出色表现被选聘为2013年山东省重点实验室首席专家并在2014年荣获山东省青年科技奖,被评为2015年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团队带头人唐波教授,1994年于南开大学化学系获理学博士,同年引进到山东师范大学任教。面对社会上诸多诱惑,唐波毅然选择教书育人,并投身到科研创新中去。他先后培养博士研究生20余名、硕士研究生100余名。毕业的博士生中有的成为中科院的研究员,有的成为知名大学的教授、博导。2006年被评为“山东省首届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并成为分析化学省级教学团队的带头人。

在唐波教授的带动下,团队承担了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及相关学院每年共950人次的分析化学相关专业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他们立足世界科研的前沿领域,创新思维、勇于争先,在荧光探针的设计合成及生物学应用、活体及细胞内重要活性分子传感和肿瘤早期诊治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相关工作的研究水平已处于世界领先。目前,团队合成探针的研究成果不仅被各类著名期刊多次引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多个科研机构也来函索要所合成的探针。近五年来,团队教师作为项目申请人已完成或正在主持的国家级科研项目40余项(其中973首席单位项目1项,国家杰青项目2项,国家基金委重点项目4项,重大科学仪器专项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1项、国家重大研究计划973项目课题1项、国家863项目课题1项)、省部级科研项目13项;在国际著名化学期刊杂志J. Am. Chem. Soc., Angew. Chem. Int. Ed.发表论文400余篇,引用10000余次,其中影响因子大于5的200余篇,多个重要研究成果被选为杂志封面文章并被权威学术机构评述。

“身体健康是每个人最大的财富,保证身体健康一方面是要在生病之后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未出现明显疾病症状之前,早发现早治疗。要实现对重大疾病的早期诊疗,就要让细胞及活体组织内的多种重要生命相关物质能够成像监测,能看到相关物质的变化”,在谈到团队科研目标时,团队负责人唐波教授这样勉励大家。团队所做的就是研究新颖实用的分子与纳米荧光探针,并将成果用于细胞生命物质的成像检测。这一成果也获得了山东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合成探针是监测到疾病的早期发生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针对相关疾病开发新型药物,实现疾病的靶向治疗。近年来,团队进一步与山东省医学科学院进行合作,用所研发的技术来筛选治疗重大疾病的新药。在未来的两到三年里,将筛选出三到四种新药来帮助人类更好地战胜疾病,为人们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筛选新药的项目也获得了科技部重大专项的支持,新的科研成果正在向应用转化。

唐波教授团队还根据植物光合作用原理,研究开发出“光生态”新型棚膜,减少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的使用量,提高农产品品质,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解决了现有转光膜发光单一、透光率降低、因生产成本高推广应用受限等问题。2010年,该产品已在我国山东、安徽、河南、山西等地推广应用,累计实现农作物种植面积4万多亩,农产品收入6亿元,以增产15%计算,农户增收9000万元,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实现科技兴农,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生态农业具有重要意义。成果获山东省“百千万富民工程杯”金奖,山东省专利奖二等奖;山东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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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8 11:2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历史不容忘记:慈云桂”中国巨型计算机之父”

慈云桂教授1917年生于安徽省桐城县。在1990年7月21日病故于北京市。他是我国著名的计算机专家、教育家,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总设计师,第一台百万次级集成电路计算机总设计师,也是中国第一套舰用雷达和声呐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开拓者之一,被誉为“中国巨型机之父”。

云桂是世界著名的计算机专家。1958年,他领导研制了我国第一台电子管数字计算机。1961年,他主持晶体管通用计算机441B的研制,成为我国最早研制成功的晶体管计算机之一。1969年,在国家组织“远望”号测量船中心处理器的论证方案时,率先提出国产化、集成化、百万次级双机系统的方案,终在“十年动乱”极其艰难情况下,使中心处理机研制成功,完成了试验任务。1977年,他提任“银河”亿次计算机研制的技术总指挥和总设计师,经过6个春秋的奋斗,终于取得研制工作的成功,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中国巨型计算机的空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巨型计算机的国家之一。为此中央军委授予他科技成果特等奖,并记二等功。80年代,国际上刚刚开始智能计算机研制工作。他一方面向组织建议,要开展此项研究;另一方面又组织和带领一批博士生开始智能计算机研究,建立中国智能计算机学会和智能计算机专业组,为汉语语音输入及单字、词组识别与应用做了大量工作。1989年,他积极组织并主持召开人工智能工具第二届国际会议,为多种型号计算机的研制开拓出新的途径。

慈教授等先辈开创的事业在该院几代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取得了新的成就和辉煌,诞生了“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等一大批国家军队重大成果,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科技人才。与会者纷纷表示,一定要牢记慈教授的嘱托,传承和弘扬银河精神,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攀登世界科技新高峰,为国家和军队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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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9 15:5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厉害了天朝! 于 2018-8-29 16:10 编辑

雷达专家吴顺君,是什么让他与雷达厮守一生|西电故事  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到一个享誉国内的雷达专家,是什么造就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一起来听雷达专家吴顺君讲述他妙趣的科研人生。  意外来陕 结缘西电  问:吴老师,您是上海人,为何来西北求学?为何选择雷达专业?  我1942年出生于上海西南远郊金山县(现上海市金山区),中学在上海市重点中学——松江二中读完。1959年高考报志愿之初,我并没有报西电,因为那时军校很少在地方招高中毕业生,对此不太了解。在高考发榜前的一个月,我们中学校长找我谈话,问我想不想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学院学习。我很快便答应了,一是出于对解放军的一种朴素感情:上小学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见到通信兵架设电话,感到很新奇;二是当时家里经济比较贫困,上军校不需要学费,能解决我的后顾之忧。    我记得初到西安的那个夜晚,学校派车把我们从火车站接回来,大老远就看到学校的大楼,灯火通明,像宫殿一般辉煌耀眼,十分震撼,这在当时的西安似乎算得上最高最好的建筑了。  当天晚上学校领导就宣布了我们这批上海新生的专业分配,我被分到了雷达系。但雷达是什么,我能学到什么,当时并不知道。分配专业后,老师就带领大家去宿舍,途中有人指着远处说:看!这就是雷达。我睁大眼睛望向远方,除了眼前的一片漆黑,什么也没看到。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迫不及待爬起来,原路返回去找寻所谓的雷达。哇!一个三层楼高的庞然大物矗立在那儿,我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真雷达,那种兴奋劲儿就别提了,霎时间充满大脑的好奇与欢喜,开启了我与雷达的“一生厮守”。  苦中作乐 教学相长  问:谈谈您在学习期间在雷达课程教学中记忆深刻的片段?  我们是学校招进来的第一批正规高中毕业生,属于五年培养体制。雷达作为一个新专业,那时候的课程学习任务比较繁重,数学、电路、脉冲技术、电磁场、信息论、雷达原理等课程都比较系统,每门课还得保证一定的课时量。我们学习和军训是在一块儿的,既做学员又当兵。平日里,大家总是整队后一起唱着歌去吃饭、去上课,一起喊着口号去出操、去训练,浑身都有用不完的劲儿,充满着激情和快乐。  那时候除了上课与军训,我们还要参加大量的劳动。比如在院内栽树种草、打扫卫生、参加西大楼建设、在南院挖游泳池、帮实习工厂建设打墙基等等。虽然每天都很忙,但也过得很充实,大家的积极性很高,丝毫没有因为劳动而影响学习。像“五好战士”、“四好连队”、“一帮一”、“互助对”等名词都成了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1964年我毕业后留校任教。我们学校的雷达专业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雷达专业的教材都被全国其他大学拿去当作教材用,包括清华、成电、北理工等知名高校,这一点在当时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会儿我们学校还是中央批准的全国20所重点大学之一。    “你要给人一碗水,你先要有一桶水”,意指身为老师必须对所授课程融会贯通,这是我校教师的优良传统。记得当年毕德显老师给我们讲信息论,他知识渊博、造诣深厚,讲课条理清楚、深入浅出,理论虽然深奥,但我们听来有兴趣,理解也就快。这使我深刻认识到教师要做好课前准备,根据学生的实际去传道、授业、解惑,才能达到课程讲解的最佳效果。  科研之路 勇于攻关  问:您长期活跃在科研前线,在雷达信号处理领域取得了卓越成绩,获得了许多国家和省部级奖项,能介绍下您的科研历程和感受吗?  我国早期的雷达技术是从国外引进的,国内工厂主要搞仿制生产,研究所从事产品研究。一个雷达的研制周期要5-10年左右,甚至更长,换句话说,我们很多搞雷达研究的人,一辈子从研发到生产服务能研制一到两部雷达,基本也就到头了。  1974年前后,我国为解决国内航空安全问题,从法国进口一种空中交通管制雷达,但法国人拒绝将雷达的“数字动目标分机”出口给我们。后来,国家决定自行研发,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西电,我还记得当时拨款20万元,由保铮老师牵头,组建课题组攻关研制“0.2微秒数字动目标显示”技术,我有幸参与其中,也开始了我的雷达研究历程。    当时我们的科研条件相当艰苦,几乎是从零起步。由于之前“三位一体”的防空系统是指“雷达、指挥仪和火炮”,故雷达中没有数字电路,我们学雷达专业的人也就没学过数字电路。当时仪器设备也非常缺乏,没有5兆赫带宽的示波器无法看0.2微秒波形,计算最多能用手摇计算器或计算尺。要搞研究怎么办?我们的办法就是自学布尔代数,基于与非门等知识设计数字相消电路;国外禁售A/D变换器,我们以比较器、运算放大器等元器件为基础自行研制;我们还自己动手在白纸上粘贴一根根黑色胶带线来设计电路板、用磁芯手工绕制存储器件等等。硬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突破了0.2微秒数字动目标显示关键技术,不但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开创了数字技术进入我国雷达研制的先河,也扩大了学校在全国的影响力,荣获了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此项技术应用于多型雷达装备后,明显提高了雷达抗地物杂波的性能。  从美国的AD报告上了解到麻省理工大学林肯实验室正在研究“雷达动目标检测技术(MTD)”后,我们就积极向国家申请项目,组织人员着手MTD研究。通过团队成员的良好协作,攻克技术难关后,又进一步研究和突破了可编程雷达信号处理技术,以后又成功地将此项技术应用于地基三坐标搜索警戒雷达和炮位侦察校射雷达等装备上,此项成果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虽说获奖本身并不值得炫耀,但能为国家雷达事业的发展和雷达装备的进步做一点实事,还是很高兴的。  在我看来,雷达科研要紧紧把握住两点:第一,理论研究要占据学科前沿。搞科研的人要学会高瞻远瞩,不能只埋头于手头的工作。要及时关注国内外的研究趋势和动态。否则,难以与别人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更难以实现突破和超越的目标。第二,要理论联系实际。我们搞工程科学的,就必须将理论与工程紧密结合,要用科学理论指导工程实践,在工程实践中解决了问题,对科学理论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刻。  团队建设 竭心尽力  问:吴老师,我们知道您不仅仅是一个雷达专家还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您曾担任雷达信号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电子工程研究所所长多年,想请您谈谈实验室和电子所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90年代初,实验室刚筹建时,我就建议电子所和实验室应该是一个单位两套牌子,这样既便于人员的协调和管理,也有利于集中优质资源谋划长远发展。我亲眼见证了实验室由原先的十来个人发展到如今的数百人(包含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一路成长确实不易。要想走得更远,建设好基地和团队至关重要。我认为必须通过建章立制来做好实验室管理,既让大家各司其职、高效工作,又要保证团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我们实验室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保铮老师在科研方向上的把握,他在指导团队科研方向上起了关键作用。近年来,实验室更加注重人才引进与梯队建设,我们实验室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  另外,从学校长远发展来看,科研要提升就必须打造更多的优秀团队。那就意味着学校要立足高远、从长计议,从学校发展的宏观角度与科研团队建设的微观层面结合起来研究,适当为科研团队提供相应的政策引导和资金保障。  访学之旅 获益颇丰  问:您在1981至1983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者,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出国的感受吗?  1981年到1983年,我有幸作为国家教委(教育部)选拔的第二批赴美学习人员,到美国夏威夷大学进行访学。那时,我们学校与美国两所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一所是宾州大学,另一所就是我去的这个夏威夷大学。    除在业余克服语言难关、跟随当时的导师学习计算机技术,我还联系到夏威夷大学工学院的袁院长,一个从事雷达原理教学的美籍华裔,开始了近代谱估计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所以英语口语、计算机技术、近代谱估计理论是我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三大收获。  出国最大的感受就是“开放”所带来的益处。过去大家认为美国什么都好,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开放程度不够,经济落后人家太多了。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科研投入的持续增加,我国国力的提升正在加速,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一定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回国发展,为国出力。  育人治学 与时俱进  问:根据您的求学经历,请您对现在学生的科研和治学提点建议?  我们那会儿上大学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高中毕业能考上大学的比率在5%左右,所以每个能来大学读书的人都对知识如饥似渴,异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如今,办学条件优越了,有些同学的学习热情反倒不如从前。我常对我的学生说:年轻时候不学习,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学呀?  不过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学风和学生的基础还是可以的。学校要多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忆苦思甜那一套肯定不行了,新时代就要用新办法去启发和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我建议学校首先要做好新生的入学教育,让学生真正明白来到西电学什么、怎么学、有什么用。只有加强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和专业方向的引导,才能从源头上解决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其次,就是学校要与时俱进地对课程设计和人才培养方案进行适当调整和改进,以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再次,学校要针对研究生和本科生开展不同层次的学术报告和实习参观等,为他们提供专业前沿资讯,帮助他们了解专业发展现状,激发他们热情,提升专业素养。    最后,我很想告诉我们年轻的同学们,干什么事首先要对自己有要求,而且干一件事,就一定要把它干好!西电是一所具有优良传统的好学校,已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电子科技人才,希望大家在这良好的学习环境中,珍惜你们一生中最美好时光的分分秒秒,在探索科学真谛的大道上奋勇向前,祖国的光明未来在你们的努力下一定会更加美好!    人物简介  吴顺君,男,1942年出生于上海市。1964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雷达导航系,后留校任教。1981年至1983年受国家教委派遣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进修二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信号与信息处理学科带头人,曾任雷达信号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电子工程研究所所长。1992年被批准为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评为陕西省优秀教师,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中国电子学会会士,曾任中国电子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雷达分会副主任,遥感、遥测、遥控分会常委;IEEE高级会员,IEEE 宇航和电子系统学会(AESS)北京分部主席,IEEE AESS理事会理事。  来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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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9 16:0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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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9 16:0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厉害了天朝! 于 2018-8-29 16:09 编辑

记陕西科技大学材料学院院长黄剑锋教授潜心钻研二十载锲而不舍结硕果  ——记陕西科技大学材料学院院长黄剑锋教授   一套运动装、运动鞋,黄剑锋教授生活朴素;一副乒乓球拍、一根鱼竿,黄剑锋教授又颇有情怀。这简简单单的人生背后却承载着厚重的荣誉和责任。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陕西省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博士生导师等标签,对于他来说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和团队迄今已经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5项,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7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4项,发表SCI收录论文350余篇,被授权专利240余项,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励15项,转让应用专利技术20余项。  国家的发展需要是科研的最终方向  步入二十一世纪后,复合材料的迅猛发展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志。当时,黄剑锋在西北工业大学读博士,敏锐的洞察力和直觉告诉他,只有尽快在碳/碳复合材料方面做出一些成就才能使我国军事实力有飞速的提升。这个想法,坚定了他在复合材料研究上的信心,并历时二十载潜心钻研,取得了杰出成就。  科研的路上,黄剑锋无数次遭遇实验的失败,屡败屡战、从不气馁,反反复复思考,一次次分析、一遍遍查找原因,直至完全掌握实验过程和性能,取得预期结果和突破性进展。黄老师回忆说,为了研究碳/碳复合材料的抗氧化,曾经和学生连续一个月在团队打磨试样,那份辛苦至今难忘。  功夫不负有心人,基于大量的研究,黄剑锋发现并解释了多相涂层中热应力释放与再分配规律,提出了应力弥散理论和微胶囊高温应力条件自愈合理论,大幅度提高了涂层的高温稳定性和自愈合性能,实现了涂层在多种服役环境中的长时间抗氧化,完善和发展了高温长寿命抗氧化涂层的理论,并为解决各类涂层的开裂和脱落难题提供理论指导,使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国外大规格超薄建筑陶瓷薄板步入产业化时,我国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在国家科技项目支持下,黄剑锋教授与行业龙头企业广东蒙娜丽莎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功开发出包括万吨陶瓷板压机在内的成套装备,组建了高效绿色生产线,首次实现了1200mm×2400mm系列大规格陶瓷薄板工业化生产,并合作制订了《陶瓷薄板》系列国家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规范。黄剑锋教授与行业知名科研院所咸阳陶瓷设计研究院合作,系统研究了陶瓷干法制粉原料配方特点,优化设计了合理的工艺路线和参数,解决了陶瓷干法短流程生产的关键技术问题,开发研制出大型陶瓷原料干法粉碎、细磨及干法造粒设备,建成了陶瓷干法制粉生产陶瓷砖的生产示范线,大幅度降低能耗,并在山东新空间陶瓷公司实现产业化,为企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当国家利益和个人科研方向高度统一后,每一项科研成果都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随着研究的深入,黄剑锋及其团队先后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技术发明一等奖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等多项省部级科技奖励,促进了我国高温防氧化涂层研究的飞速发展。  学生的成长成才是老师最大的心愿  深夜,当学生们做完实验准备回去时,总看到楼道一端的地板上依然映射着灯光,于是大家就自发地踮着脚悄悄离开,不想发出一点轻微声音打扰到他。灯光来自黄剑锋的办公室,他仍在工作。  言传身教是教育的最高境界。目前,黄剑锋团队已经成为行业内一流的新技术研发平台、创新人才培养平台以及产学研用合作创新平台。  在黄剑锋多年的引导与帮助下,杨海波博士、费杰博士和欧阳海波博士先后荣获“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荣誉称号,8名青年教师评为校级学术骨干,逐步形成了结构合理的学术人才梯队。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成为学校实施“卓越工程师计划”的三个专业之一,建设了陕西省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陕西省硅酸盐行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等多个专业平台,组建了陕西省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教学团队,并荣获2013年陕西省教学成果特等奖。  2013起连续三年,他指导的冯光帆、李文斌、李瑞梓大学生团队分别荣获第十三届“挑战杯”国家级二等奖,“创青春”大学生创业竞赛国家级银奖以及第十四届“挑战杯”国家级二等奖。  同时,在黄老师的带领下,团队逐步探索出了“核心层-吸附层-流动层”递进推进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出了“兴趣驱动、导师引领、充分论证、及早实践”的创新项目原则,形成了“以学生为中心,创新能力提升为目标”的运行理念,最终,“以重点创新团队为核心,构建多层次协同培养创新人才体系的探索与实践”的研究成果,荣获了2015年陕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并推广到多个科研团队。  马上就要结束采访了,黄老师告诉笔者,“现在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有时不能静下心来,不利于高水平成果的获得。为避免这种情绪,我提倡大家和我一样用垂钓的方式,既能陪伴家人,又能培养心性,一举两得。”  原来,黄剑锋教授难得的休闲也是为工作考虑,真是一个可爱可敬的科技工作者。  (本报记者 吕培涛)   https://lt.cjdb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95811&mobi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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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30 23:1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记新晋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李天来
【人物档案】李天来,1955年11月生,1982年1月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蔬菜专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3月获农学硕士学位,1996年7月获农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两次赴日本留学和合作研究。1993年5月破格晋升为教授,1996年6月被遴选为博士研究生导师。

李天来是我国最早研究日光温室蔬菜的设施园艺专家之一,为我国设施园艺学科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30多年来,教授主持、参与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40余项,获国家及省部级科技奖19项。1990年以来,先后获得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先进个人、中华农业英才奖、全国优秀农业科技工作者、国家科技计划突出贡献奖、国家教学名师、辽宁省领军人才等殊荣。

12月7日,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

在沈阳东郊的沈阳农业大学,一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科学家如平常一样穿梭在实验基地各个温室大棚中,看叶片的发育、花芽的分化,给学生们耐心细致地讲解。

他叫李天来,沈阳农业大学教授,今年刚刚迈进花甲之年。

当天上午,备受关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名单出炉,李天来当选院士的喜讯传来,来自全国各地祝贺、祝福的信息溢满了他的手机屏幕。

与大家的兴奋相比,李天来显得很平静。回顾过往30多年,李天来笑称:“我只做成了一件事———让千家万户四季都能吃到各种新鲜嫩绿的蔬菜。”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事,不仅丰富了人们的“菜篮子”,而且鼓起了菜农们的“钱袋子”。

33年将果菜生产区北推300公里

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代大学生,李天来与同龄人有着同样曲折的成长历程,也赶上了同样的时代机遇。

1982年在沈阳农业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从事蔬菜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

“那年冬天我就想:难道我们北方老百姓,冬天只能吃白菜、萝卜、土豆和酸菜吗?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蔬菜在北方的冬天里照常生长,让千家万户四季都能吃到各种新鲜嫩绿的蔬菜呢?”

就这样,李天来把解决辽沈地区蔬菜周年生产、均衡供应当作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并立志此生为此而奋斗。

最初的几年,科研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直到1988年,李天来才品尝了科研攻关后的第一颗果实。当年,他跟随张振武教授,参与设计建造第一代节能型日光温室,实现了在海城以南冬季不加温可以生产果菜。这次参与完成的“北方冬淡季鲜细菜生产技术开发研究”,获得了辽宁省星火科技奖一等奖、国家星火科技奖二等奖,这也是我国在日光温室方面颁发的第一个奖项。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此后,李天来钻研新技术,不断将日光温室的采光、保温、蓄热三要素设计挖掘得更加合理。1996年,李天来主持设计建造出第二代节能型日光温室,将冬季不加温生产果菜的地域北推100公里,到达沈阳;2007年,第三代节能型日光温室诞生了,冬季生产果菜的地域再次北推100公里,到达康平、阜新;2010年,第四代节能型日光温室面市,冬季生产地域又北推100公里,到达通辽。随着四代节能型日光温室将果菜冬季不加温生产区,由北纬40.5度北移到43.5度,日光温室冬天夜间内外温差也由25℃、30℃、35℃,一直升到39℃。

在沈农校园实验基地,记者看到正在紧张建造中的一座第四代日光温室。李天来向记者介绍,“与此前相比,第四代温室实现了全自动现代化,在外形上有很大突破,由90度弧形改为180度半圆形,这样夜间保温可以启动三段式自动保温滑盖。没有土壤、石头等蓄热体,而是采用侧壁水循环装置保温,不仅白天蓄热晚上散热,而且采用配件组装式建造,目前全国已经推广建造了30个。”

随着四代日光温室技术的突破,李天来还探明了果菜主要逆境生育障碍发生机制,研制出低温弱光下果菜栽培关键技术,创建了日光温室集约化育苗、冬春茬栽培、长季节栽培、全季节栽培模式与技术体系,使-28℃以上寒区,日光温室不加温年亩产果菜达2.5万公斤,是上世纪90年代初产量的3倍,开创了我国北方寒区全季节不加温生产喜温高产优质果菜的先例,为我国日光温室蔬菜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作物生长关键环节没有“差不多”

李天来为人谦和,总是面露微笑,但对待学术研究从来都是一丝不苟。

他的学生、青岛农业大学教师杨延杰至今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沈阳冬夜里的刺骨寒风。为了研究低温对番茄畸形果实的影响,李天来带领课题组成员,连续30多天,在寒冷的冬夜记录温度,进行小拱棚覆盖、加强通风降温试验。

“他对温度控制要求极其严格,亲自标定温度计,对低温的要求误差不超过1℃。”因为过程上精益求精,实验必然慢下来。为了完成当天的实验任务,经常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深夜,连饭都在实验室里吃,最终提出防止番茄畸形果产生的温度管理技术指标。

“他一直强调,设施作物生产的关键环节必须严格控制,田间处理获得的数据要用来指导生产,不能有‘差不多’‘可能是’等情况出现。”杨延杰告诉记者,李天来要求试验用的秧苗必须整齐一致,整地施肥、秧苗株行距、定植深度和灌溉等要处理准确,他跟学生、工人一起干活,确保试验各个环节处理可靠。

谈起对科研的体会,李天来说,科研必须创新,而创新最关键的是善于提出“真问题”,遇到问题就要实事求是地面对,解决时不能有半点含糊。

沈阳农大园艺学院2003年毕业的博士孙红梅给记者讲了一件小事。一次在学校的温室大棚里做无土栽培试验,种植初期,试材生长不良,老师用手挖起种植槽内的珍珠岩问我,“你测量过基质的PH值吗?”我立即取样去主楼的实验室检测,发现PH值居然高达8.6,难怪番茄长不好!当时已是晚上8点多,天已全黑,我一度犹豫是不是第二天再说,可当我回到大棚时,发现老师仍在温室里等候结果。此后,我再不敢懈怠和耽搁,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我逐渐领悟,科研路上无捷径,唯有踏实与勤奋才是硬道理。

农大博士后田素博说,李天来老师经常叮嘱我,做好科研,要有除了吃饭和睡觉都在琢磨的精神。

1998年,李天来负责建设蔬菜学科,他以敏锐开阔的视野,紧盯世界前沿新理念、新动态,带领学科开拓发展。1999年,该校蔬菜学科被农业部评为重点学科,2002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好的作风与作风好的团队

身边的青年教师、学生都知道,李天来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科研进展,还关心学生的思想动态,他时常教导学子摒弃功利与浮躁,多些质朴和正直。学生们感到迷茫或遇到困难时,都愿意找李天来谈谈;而李天来不管多忙,总是欣然应允,几乎有求必应。

记者采访中,就有一个2016年将毕业的本科生拿着一沓推荐信请老师提建议:报考国外大学硕士,哪个专业好?未来就业前景怎样?在分析交流的过程中,李天来始终满面笑容。

沈阳农大2012级蔬菜学博士张晓林说,李天来老师的每个学生研究领域各有不同,从文献阅读、选题立项、制订方案、设计实施,直至论文撰写、毕业答辩等各个环节,老师无不亲力亲为,严格把关。李天来老师的腰不好,为方便在家办公,特意买了一把半躺式的电脑椅。学生毕业论文修订的时候,给老师邮箱发过去论文,第二天清晨打开电脑,总会收到老师的回复,邮件发送时间多是凌晨一两点钟。

“看着那密密麻麻的修订与批注,大到一个段落,小到一个字母、一个标点,满腔的感动,对老师肃然起敬,再也无法容忍自己浪费时间、心不在焉。”

李天来非常注重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对青年教师的成长更是不遗余力。

每年春节,为青年教师修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书,是他的一项固定安排。在他细致的指导下,团队里大部分青年教师都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2005年,李天来创建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他亲自为每位教师设定研究方向与主攻领域,围绕教授建立研究梯队,为人人发展提供平台。研究生开题、论文答辩,团队建设等会议,但凡涉及团队的,他都参加,认真听仔细记,给出意见与建议。

33年来,为实现北方冬季蔬菜生产供应,他不辞劳苦,奔走于全国主要蔬菜产区,经常在温室内、外温差50℃的环境下工作,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研究取得成果后,经常有人“提醒”李天来:“抓成果转化一定会有大的收入”,而他却说:“我的工资是国家给的,科研课题也是国家的,我的成果只能回报国家、回馈社会,让更多农民使用这些技术,让人们冬天有鲜菜吃,让农民都富起来。”

如今,他的技术成果被无偿地大面积应用推广,在我国东北、内蒙古自治区及华北、西北和黄淮流域等18个省、市、自治区,已累计推广1684万亩,占区域内日光温室面积70%以上,增效649亿元。不仅解决了北方寒区主要果菜冬春供应难题,丰富了人们的“菜篮子”,而且促进了农民增收,鼓起了菜农的“钱袋子”。

北方广袤的大地,也必将铭记李天来不计得失、以民为本的博大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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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30 23:1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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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30 23:22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最年轻院士邓中翰:终结了中国无“芯”历史

大洋网讯 颜值颇高,身形高大,步履轻快,言语亲和,在科学家队伍里出现的邓中翰特别抢眼。这张充满朝气的年轻面庞,是中国最年轻的院士。

更让人赞叹的是,他被称为“中国芯之父”,他将自主研发的数亿枚芯片打入国际市场,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历史。他所创办的企业,如今成功占领了全球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市场60%以上的份额,位居世界第一。

有人说他是中国无“芯”历史的终结者,邓中翰微微一笑,前面的事业远不止此,2016年,围绕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他们研发出了一款芯片“星光智能一号”,具有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处理器,而今年将发布能耗更低、运算速度达到第一代16倍的“星光智能二号”。

“未来,没有芯片的安全就没有信息的安全,也就没有国家的安全。”邓中翰向记者吐露:“我们希望能真正从过去的跟跑、并跑,走向领跑。”

邓中翰在书写一段传奇,只是这位传奇的主人公一直“浑然不觉”,每当遇到外界的褒扬,他总是保持着一副“当之有愧”的谦逊。

他是最年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41岁新增入院士名单,刷新了工程院院士的年龄线。

他曾在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工作,负责超大规模CMOS集成电路设计研究,并提交了多件美国发明专利申请。

求学阶段,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校130年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三学科的学者。

认真劲敲开伯克利大门

从小在南京长大的邓中翰和所有同龄的男孩一样,喜欢科学,崇拜科学家。这种天然的喜爱和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理想下,邓中翰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系就读。

邓中翰的认真和“钻”劲很快引起了老师的注意。大二时,在一次物理课上,胡友秋教授讲解关于电磁学的一道题,邓中翰认为老师讲错了,一口气将自己的想法和五种试验方法写了8页稿纸,投到胡友秋的信箱。没想到这一“冒犯”之举,得到了老师的赏识。胡友秋将他推荐给黄培华教授,自那时开始,一个大二的学生就开始走上了科研之路。

在1992年,一个中国学生能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的录取是罕见的事,不过,发生在邓中翰身上,大家觉得一点也不奇怪。在这个产生诺贝尔奖大师最多的高校里,邓中翰感受到硅技术和信息技术最前沿的冲击,他决定选修与自己专业有一定距离的电子工程专业。面对学校对他“知识结构有欠缺”的担忧,邓中翰闭门苦读,最终以全A的成绩顺利拿下到电子工程博士学位。

1997年,邓中翰结束了学习生涯,来到硅谷自主创业。上天对邓中翰似乎格外优待,他创办的一家研制高端平行数码成像技术的公司很快获得了成功,公司市值顶峰时达到1.5亿美元。看起来,他已经实现了富裕而安逸的美国梦。

就在这时,邓中翰遇到了祖国科协主席周光召,他向邓中翰提出了一个沉甸甸的问题,“中国半导体工业可能要走一条新的道路才行,你想想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听完介绍,邓中翰意识到: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中国的芯片技术必须发展起来。

一种时代赋予的责任感让邓中翰心中为之一动。1998年,在一次中央领导的座谈中,邓中翰汇报了关于企业创新发展的大胆见解,他提出在中国科技体制下,不能仅仅靠国家实验室的方法来创新,还要建立起支撑创新的产业,通过产业来推动国家的创新发展。

他的报告得到了高度赞赏,前方的路豁然开朗。1999年的7月,邓中翰正式踏上了归国创业之路。

打破中国“无芯”历史

回国创业落户中关村,接下来一系列实际的问题迎面而来。万事开头难。公司成立不久,就遇到了一些让邓中翰颇为费神的事:“为什么注册公司要先有办公室?为什么招聘的清华毕业生需要北京户口?”

到了1999年冬天,办公地的暖气不足,而且下班之后暖气就停了。初创企业,节约为本,邓中翰想着省一省,熬过这个冬天就好了。到了2001年,账面上真的只剩下100万美元,资金断流的危险即将显现。经过反复权衡,邓中翰和几位创始人狠下心,决定用他们的个人存款、房产和股票抵押给银行贷款。

除了资金“断流”,邓中翰还面临人才“断流”,当时,国内几乎找不到有经验的芯片设计人才,邓中翰不得不亲自上阵,到清华去兼任教职,培养芯片人才。

直到2001年,第一枚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码图像处理芯片“星光一号”正式研制成功,第一块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领先的多媒体芯片诞生,终结了中国“无芯”的历史。

之后的几年,中星微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星光一号”到“星光五号”数字多媒体芯片接连推出。2005年11月,中星微顺利实现了又一次华丽转身——在美国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凭借核心技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大陆高科技公司。

如今,中星微电子多媒体芯片全球销量更是突破了几亿枚,成功占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市场份额65%以上。

对话

科技工作者的责任更大了

广州日报:“星光中国芯”团队现在芯片研发的现状如何?

邓中翰:近期围绕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我们研发出一款芯片“星光智能一号”,它具有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处理器,简称“NPU”,今年将发布“星光智能二号”,这个芯片能耗更低,运算速度达到第一代的16倍。

我们与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合作牵头推动我国GB25724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数字视音频编解码国家标准的制定,为我国在“十三五”期间能建成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程可控、全时可用的天网工程和雪亮工程,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广州日报:目前我国芯片发展情况怎样?

邓中翰:过去,我们在信息产业里没有核心的芯片,没有话语权。当时3G推迟,也是因为我们有标准,没芯片。这些年来,我们申请了大量的专利,并推出了我们核心的芯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关国家标准,推动了整杆济艽锴能化的天网工程、雪亮工程,为老百姓打造平安城市、平安中国。中国在安全方面,已经是世界上的一个名片。

然而,我国的芯片产业与世界领先水平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今后主要三条路同时进行:第一,要在成熟技术路线上追赶国际巨头;第二,要在市场旺盛的一些新兴领域与国际巨头并跑,争取弯道超车;第三,需要有换道超车的思维,敢于在国际前沿的无人地带自主创新,制定标准,打造新动能、新模式和新产业链。

避免出现“帽子人才”

广州日报:现在应如何吸引高端人才回流?

邓中翰:这些年来,国内芯片设计企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不断冒出来。据统计,现在有1000多家芯片企业在国内。

国家首先要提供一个创新创业的环境。第二,要在风险投资、证券市场和资本市场上有所扶持,这也是吸引高端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硅谷创新创业这么火热也是因为有纳斯达克、有创新创业的神话。应该说,从融资成功、上市角度来说,要更多发挥国家政策的力量来扶持。这样高端人才看到成功故事后,就会更向往在国内扎根,为国家的创新创业做贡献。

第三,避免创新创业中出现“帽子人才”。我们的人才还是要“以用为本”,一定要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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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31 21:5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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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守槃:神机妙算的导弹怪杰


导弹发射失败,而且是连续三次失败,该怎么办呢?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把发射导轨锯掉1.2米即可,你一定会觉得他是个痴人说梦的怪人。然而,锯导轨的事儿还真的在“航天四老”之一的梁守槃身上发生过。

1966年底的一天,导弹发射场万里无云,好天气给科研人员们带来了好心情。我国研制的海防导弹“海鹰1号”被装上发射架,整装待发。随着一声令下,导弹在轰鸣声中如离弦之箭一样飞了出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打中目标。

“再来一枚吧!”大家都说道,毕竟失败是常有的事儿,说不定第二枚就成功了呢。可经过仔细检查和调试后,第二枚导弹再次玩起了捉迷藏。这下人群开始骚动起来,一番讨论后大家都认为是由于气温太低,雷达受到了影响。

既然如此,那就来年天气转暖再战吧。可到了来年五月,第三枚导弹发射还是失败了。尽管人们头上是蓝天白云,但心里却乌云密布:明明是严格按照苏联人的导弹仿制的,咋到了中国就水土不服了呢?当众人纳闷之际,一辆军用吉普车疾驰而来。从车上走出一位长者,他眼睛明亮,身板敦厚,虽是一副工人老师傅的模样,但没人不认识他,他正是闻名遐迩的导弹技术专家梁守槃。

“海鹰1甲”飞航导弹(来源:环球网军事)

只见梁守槃走到发射架前,先是绕着发射架走了几圈,然后转身问问身边的技术人员,又拿起笔算了算。没多久他便对大家说:“你们把发射导轨锯短1.2米就行了!”很多人对梁守槃的回答将信将疑: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解决了高大上的导弹难题?梁守槃看出了众人的疑惑,继续说:“试一下不就行了吗?”于是发射导轨被截掉1.2米,导弹再次上架,瞄准目标,成了!

原来,导弹发射架也是仿制苏联的,梁守槃计算发现,由于发射架过长,在发射时会产生剧烈振动,导致雷达撞击弹体造成损坏,如此一来,导弹发射出去后就像一个盲人,自然打不到目标。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但却只有独具慧眼的梁守槃在第一时间找到了问题症结并给出了最巧妙的解决方法。

梁守槃领导研制的“海鹰2甲”飞航导弹(来源:环球网军事)

其实,在此之前梁守槃便有了“导弹怪杰”的尊号,他在科研上表现出来的种种奇思妙想总能令人击节赞叹。

1960年,苏联从中国撤走了专家,还在襁褓中的中国航天事业开始自力更生,但整个研究团队中除了钱学森几乎没人见过导弹,想自力更生谈何容易。当时担任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的梁守槃也面临一个重大难题:发动机贮存燃料的容器需要耐高压抗腐蚀,可国内压根儿就生产不出制造这种容器的特殊材料。发动机所里人人都在想办法,方案倒是提了不少,却都被逐一否定了。作为所长,梁守槃也是夜不能寐,毕竟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不解决好发动机的问题,火箭上天完全就是妄想。

一天,冥思苦想中的梁守槃忽然听到远处传来阵阵叫喊声,他走近窗边,看到一群人在踢球。梁守槃凝视着在人群间穿梭的足球,顿时来了灵感:足球之所以既耐磨又有弹性,原因在于它里面是一个有弹性的内囊,而外面则是一层柔软耐磨的皮革,既然找不到既耐高压又抗腐蚀的材料,何不像足球一样采用双层结构呢?

在梁守槃和技术人员的努力下,双层结构的容器很快就造了出来,其里层采用抗腐蚀性能好的铝材,外层则采用了强度高、耐高压的钢材。经过试验,双层结构的容器完全符合要求!


抱着足球的火箭:多亏了足球,我才能上天啊

足球和火箭发动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物,却在梁守槃的“异想天开”中有了联系,顺利解决了制造燃料容器的难题,从而大大加快了我国研制火箭和导弹的进程。

类似上面的事儿在“导弹怪杰”梁守槃身上不胜枚举,神机妙算的他还解决了诸多技术难题,比如大胆提出了离心泵并联和使用偏二甲肼作燃料的设想,使大推力火箭发动机进入实用阶段,后来他还成功研制出技术先进的超低空超音速导弹,被外媒称赞为“最令人惊讶的导弹”。梁守槃就像一位技艺超群的钢琴大师,他长于巧思、勇于独创的演奏,让导弹研发中每一个难处理的音符都发出动人的旋律。


梁守槃领导研制的“鹰击8号”超音速反舰导弹(网络图)

同梁守槃一样,《黄纬禄:不惧失败的“导弹医生”》面对失败,也从不畏惧逃避,总能勇担责任,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收获最终的成功。


人物小档案:

梁守槃(1916.4.13 – 2009.9.5),“航天四老”之一,导弹技术和发动机技术专家,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中科院、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著有《发动机动力学》、《飞机发动机设计》、《内燃机》等教科书,填补了我国相关领域的空白。20世纪50年代起从航空转向航天,参与创建了我国的导弹与航天技术事业,领导研制了多种型号的海防导弹,被誉为“中国海防导弹之父”。

名言:

我们中国的科技人员脑子绝不比外国人差,解决问题只要不盲目迷信,善于运用理论、敢于创新,经过严格试验的验证,办法总能找到。

参考文献:

[1] 胡士弘. 航天英杰[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 杨小林. 梁守槃对中国导弹事业的贡献[J]. 科学学研究,1994,12(4):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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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31 21:5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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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天使”的传奇——记全国人大代表、著名重症肌无力诊疗专家乞国艳教授

河北共产党员网(特邀记者仇进忠 记者翟新建)治病救人的医生被人们誉为“白衣天使”,而我们眼前这位天使因着她的传奇般的经历更让人刮目相看。



全国著名重症肌无力研究治疗专家、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河北省重症肌无力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乞国艳教授,用她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挽救了成千上万患者的生命,被誉为“给力天使”。而谁能想到,她自己也曾是一个近乎“判了死刑”的重症肌无力患者。如今,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她,不仅精心医治每一位慕名而来的患者,而且倾其所能地为更多得不到医治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患者奔走呼号。

8月6日,记者走进石家庄市第一医院重症肌无力诊疗中心采访,一睹乞国艳这位悬壶济世的天使风采。

不幸降临

1989年夏天,23岁的乞国艳以优异成绩从河北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石家庄市第一医院肿瘤科工作。风华正茂的她对未来充满了美好憧憬。

有着校花般容貌、身材修长的乞国艳上中学时就是篮球运动员,在校园的运动会上她是百米跨栏、跳高、跳远等田径能手。然而,她做梦也没想到,命运之神把她与一种罕见的疾病捆绑在了一起。

1990年,乞国艳突然患上了她学医四年都很少听说过的——“重症肌无力”。这是一种罕见病,也是医学界久攻不下的疑难杂症,属于与胸腺功能有关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没有治疗的特效药,患上这种病就相当于判了“死刑”。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对刚刚大学毕业的乞国艳如雷轰顶,她的精神就要崩溃了。

“那时,我死的念头都有了,真的想去死,也尝试过。”回忆当时的情景,乞国艳内心充满酸楚。她说,“记得我患病后不久,有部电影叫《过把瘾》上映,王志文扮演的主人公方言就是患了重症肌无力,因无法医治而死去了。这更加重了我的恐惧和绝望。”

在求医的路上,疾病纠缠了乞国艳9年。为治这个病她身心交瘁,失去了青春、健康、爱情,也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经济负担。2003年,病愈后已经36岁的她才重新恋爱、结婚,建立了幸福家庭。

俗话说得好,有失必有得。“上天对你关闭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个窗。”疾病祸害了她9年,也成就了她后来的事业。

因祸得福

乞国艳患病之后,走上了漫漫求医路。

现实无法改变,但心态是可以自己决定的。作为学医的乞国艳,不甘心命运的摆布,更不甘心“坐等死亡”。

为治病,她上北京,下广州,飞上海,四处求医问药;为治病,她广泛搜集资料,潜心钻研重症肌无力这个顽疾的治疗方法;为治病,本来学西医的她,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广州,她曾找到我国治疗重症肌无力最权威的中医大师邓铁涛求治,并利用治病的机会钻研中医理论和治疗方法。

乞国艳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她的病情多次出现反复,但没能动摇她彻底战胜疾病的勇气和信心。她手术摘除了胸腺后病情仍不稳定,就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进行治疗、调养。1998年,经过长期的理论、技术积淀和思想准备,乞国艳决定自己给自己治病,并制定了不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在摸索治疗过程中险象环生,她的白细胞曾经下降到过1.0×109。就这样,她反复在自己身上进行着试验,终于找到中西医结合治疗该病的有效方法,她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停药至今从未复发过。

乞国艳认真总结自己求医治病的经历,研究各类药物的利弊,对比中西医在治疗重症肌无力方面的优劣,形成了自己对这一疾病的独到见解。一场厄运,使她成了重症肌无力研究治疗专家。

1999年病愈后的乞国艳重返工作岗位。她把自己创立的“乞氏疗法”:“西医快速抑制免疫,中医重建免疫稳态”理论运用在临床实践中。



“乞国艳病好了,又治好很多人。”那些曾经的病友们纷至沓来,一传十十传百,一个个“没劲”的病友成了“有劲”的健康人。乞国艳的名字伴随着她良好的医术、口碑和网络的力量走红全国,闻名海内外。从2000年至今,由她亲自接待和诊治的患者累计超过2万人,抢救危重病人5000多人,在网上免费义诊5万多人次,临床患者痊愈率达80%,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全心全意

乞国艳出名了,全国各地的患者通过各种方式找她看病,其中有来自东南亚等地的海外患者。曾经也是患者的她,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每一位患者。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开始,乞国艳更多的是通过网络与病友和患者服务。随着她知名度的提高,找她看病的患者应接不暇。2004年,她所在的石家庄市第一医院肿瘤科正式接受肌无力患者,并开通了重症肌无力门诊。从此,这个只有50张床位的科室,除了少数肿瘤患者外,全都是肌无力病患者,而且床位常年爆满,还不得不加床。如今,重症肌无力诊疗中心已发展到 84张床位,但仍然不能满足患者需要,记者看到,在病房的走廊里已经加上了10张床位,还有患者需要排队等待床位住院。



来找乞国艳治病的患者,很多是在其他地方治疗无效或因各种原因没有得到正规治疗的患者。一名来自辽宁的女孩李囡,从小父母离异,19岁得了重症肌无力,姐姐陪着她从东北老家到北京、上海等地辗转求医,最终经病友介绍来到了石家庄。乞国艳根据李囡的病情,制订出一套个性化治疗方案。手术10天李囡便能下床走动了,可这时李囡哭着找到乞国艳,说家里没有钱继续为她治病了,主动要求出院。乞国艳深知停止治疗就意味着前功尽弃,为继续治疗又节省医疗费,乞国艳毅然让李囡住到了自己家里,每天给他输液、吃药,还给她做可口饭菜,直到李囡病情全面好转。临别时,李囡感动地对乞国艳说:“乞医生,你就是我的亲妈妈。”就这样,乞国艳以无私大爱感动着一个个患者,也吸引着更多病人奔向石家庄。

乞国艳全身心投入到了与重症肌无力疾病的斗争中,在解除病人痛苦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在她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双休日、节假日的概念,每天上班也不是按8小时的节奏,从早上7点半上班常常工作到晚上8、9点钟。剩下不多的业余时间还要在网上回复病人咨询、接听电话、远程指导病人等。

付出总有回报。乞国艳中西医结合疗法不但在临床应用上取得了成功,她还通过实验对乙酰胆碱受体抗体、CD4、CD8、CD4/CD8及免疫细胞因子等指标进行了对比检测和分析研究,得到了有力的理论支持,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她的研究课题“中西医结合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临床研究”获石家庄市科技成果二等奖;“重剂补中益气治疗重症肌无力的疗效和分子机制研究”获河北省中医学会一等奖;主持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和河北省科技厅支撑计划项目各1项,河北省卫计委和石家庄市科技局项目10项。

十多年来,乞国艳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科研论文20多篇,其中被SCI收录8篇,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乞国艳被推举为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重症肌无力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重症肌无力中医诊疗指南专家组成员、中国中西医将诶和学会神经免疫学组重症肌无力诊疗指南专家组成员等。近年来,乞国艳在上级卫生部门大力支持下,先后组织召开了三届重症肌无力多学科诊疗进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业界产生广泛影响。

乞国艳的事业越做越大,并得到医院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2009年1月,成立石家庄市重症肌无力研究所,任命乞国艳为所长。2013年10月,经河北省卫生厅批准,河北省重症肌无力诊疗中心暨省重症肌无力医院正式挂牌,乞国艳任中心主任。

乞国艳攻坚克难、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精神,得到广大患者和社会各界的赞誉。她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第九届中国医师奖、中国最美女医师、全国大医精神代表、全国医德楷模、全国医德标兵、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道德模范、河北省十大新闻人物等荣誉称号,当选石家庄市、河北省和全国人大代表。

大爱无疆

“重症肌无力虽是罕见病,发病率约为十万分之二,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患者绝对数在二百多万人以上。”乞国艳介绍说。

由于该病发病率低,很多医院对该病的诊疗缺乏经验,即使是一些大医院也没有专门的医生和科室,造成很多人求医无门。国内对于该病的科研也落后于国外,治疗方法陈旧,医保可用药物寥寥无几。加上有病乱投医,一些患者得不到规范有效的治疗。此外,治疗该病的人才、药物奇缺,成本加大,一些患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十分严重。这些现实问题,让乞国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2018年3月,重症肌无力医院来了一位40多岁的黑龙江女性患者王淑君,她是在某地医院做了胸腺瘤手术后,因病情恶化,听病友介绍慕茗来找乞国艳大夫治疗的。全家为了给王淑君治病,已经倾其所有,她的女儿也为此休学。面对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连住院押金都交不起的重症患者,乞国艳毫不犹疑地把她收下了。为了给王淑君治病,乞国艳自己带头并发动医生护士和病友们为她捐款5万多元,医院又为她减免医药费2万多元,为她精心治疗了70多天,出院时病情明显好转。至今,吃饭、走路都跟正常人一样。而10多年来,像这样得到乞国艳等帮助的病人已经不计其数,也习以为常。

有的病人只身而来,在手术等治疗过程中,乞国艳和她的团队不仅要当好医生护士,也充当着家属的角色。而大部分慕名而来的患者,大多走过治疗上的弯路家境贫寒,但乞国艳总是千方百计帮他们完成治疗。几年来乞国艳个人为贫困患者捐助5万多元,未收取过患者一分钱的礼,在她的影响下,医护人员们共为贫困患者捐款30多万元,使一些贫困患者得到及时救治。不少患者把乞国艳视为“活菩萨”、“华佗在世”、“重症肌无力的克星”。还有的患者很崇拜乞大夫,向她索要照片供奉在家里。

然而,在乞国艳眼里,她关注的绝不是自己个人的得失荣誉,而是怎样为更多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2018年,乞国艳当选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后,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她的目标也更加远大。



今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乞国艳结合自己治病救人的切身体会,为使更多重症肌无力患者得到更好医治,减轻他们的负担,提出了《关于将重症肌无力疾病纳入国家有关医保政策的建议》的提案,建议将重症肌无力在全国范围内纳入医保范围,各地医保机构为患者开辟绿色通道,及时办理转诊手续,公布诊疗机构,建立诊疗标准,使患者少走弯路。

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全国人大提案委员会致函乞国艳,国家卫健委采纳她建议,建立“中国罕见病目录”并于6月8日正式发布了首批121种罕见病名录,将重症肌无力收录其中。这对许多罕见病患者,无疑是件喜大普奔的事,有利于重症肌无力疾病的临床研究、药物研发和扩大患者医保等。

谈到今后打算,乞国艳诙谐地说:“我似乎就是为重症肌无力这个病而生的,这一辈子恐怕就与这个病打交道了。”



党的十九大以来,乞国艳的工作日程安排的更紧了。她领衔的科研攻关团队已经建立起全国首家重症肌无力样本库,收集样本近万例;她主研的重症肌无力中药成剂转化项目已经启动。她率领课题组正紧锣密鼓的加快科研步伐。“从中药中发现根治的有效提取物,分离出新型结构的有效成分,研制出更好的药物制剂,就等于找到了人类开启根治重症肌无力大门的一把金钥匙!屠呦呦老师做到了,我更有信心!”乞国艳对此充满期待。乞国艳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建立一个重症肌无力社会公益基金,为更多不起病的患者提供医疗资助。

彻底战胜重症肌无力,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崇高事业。我们期待乞国艳这位卫生战线的白衣天使,在其倾情奋斗的事业上书写新的传奇。

乞国艳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河北省重症肌无力医院)名誉副院长

河北省重症肌无力诊疗中心主任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河北省文史馆馆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免疫学组重症肌无力诊疗指南专家组成员

中国重症肌无力中医诊疗指南专家组成员

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

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重症肌无力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河北省预防医学肺癌防治中心常务理事

广州中医药大学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的学术传人

获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专利一项

承担河北省科技厅支撑项目、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市科技局科研课题10余项;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共发表等学术论文20余篇;编著著作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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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2 14:5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80载·工大荣光|刘梦庵:大海深处听水声


建校八十载,西工大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在各行各业成就了祖国的星河璀璨。在过去的岁月中,一代代西工大人努力拼搏、无私奉献,始终坚定矢志不渝的报国精神,志存高远的拼搏精神,科学严谨的求学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将学校的发展和国家进步、民族振兴的伟业紧密联系。

为庆祝80周年校庆,我们精选了一批生动的西工大故事,愿新一批青年学子,能从他们的故事中汲取奋发向上的强大动力。

刘孟庵,1937年生,四川省富顺县人;1962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水声工程专业;毕业后一直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第七一五研究所工作,历任所长、总工程师、所科技委主任等职;曾任国防科工委水声专业组副组长、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水声专业组副组长。主持完成过多项声纳技术研究和多型声纳研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



2004年5月,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五研究所主办了刘孟庵研究员先进事迹报告会。会上,获得中国国防邮电工会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劳动模范称号的刘孟庵,向大家介绍了水声技术的快速发展形势,报告会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报告中,刘孟庵用切身体会对大家说,“我们声纳研制者的职责,就是要对国家安全负责,要使我们研制的产品性能先进、质量可靠、顶用。”

时光倒转,回到1956年。那时的刘孟庵,还不知道“声纳”是什么?而命运就如此奇妙地将这份事业和他联系在一起。

“六年学了三个专业”

1956年,刘孟庵在西北工学院学自动武器专业。一年后,在院系调整中,根据个人爱好,转到西安航空学院学习飞机设计。同年,西北工学院与西安航空学院合并成为西北工业大学。3年后,因学校专业调整,根据国家需要,他服从组织安排,又转学水声工程专业两年。1962年,他成为西北工业大学第一批水声工程专业毕业生。在6年的大学生涯里,刘孟庵学习了3个专业。其实,飞机设计专业是他在大学阶段的最爱。

毕业之后,命运的选择再次跳转到刘孟庵的面前。最终,他并未实现他的飞机设计梦,而是服从组织分配,从上天转到入海,来到船舶工业系统,研究了一辈子“舰艇的水下耳目”——声纳。

对于声纳,许多人会感到陌生,而对雷达人们往往比较熟悉。实际上,声纳就是“水下雷达”,所不同的是,雷达是利用电磁波在空中传播探测目标,而声纳则是利用声波在水中的传播来探测目标。如果把雷达比作空中的“千里眼”,那么,声纳就是水下的“顺风耳”。

在神秘的海洋中进行远程目标探测、导航、跟踪和通信,目前只能用声波这个信息载体。在今天,几乎一切用于水下的声学仪器和设备都可称作声纳。

“人看见了,声纳还没探测到”

声纳的发展虽有数百年的历史,但真正具有实用价值的声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问世。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的爆发,则开创了声纳发展的新时期。当时,潜艇已成为威胁严重的海上力量,为对付潜艇,首先要发现潜艇,而只有声纳才能起这样的作用。因此,在二战期间,声纳在舰船上已普遍使用。声纳技术迅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果,是在二战后短短几十年中的事。

刚从校门出来的刘孟庵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声纳设备,就真切地感受到外界对我国声纳技术水平的评价。由于当时我国水声技术研究刚起步,对海洋的认识还很少,声纳的性能还很落后,其作用距离最多20-30链(3.7-5.6公里),严重满足不了海军的作战使用要求,水声工作者面临着重大挑战。当时的“人都看见了,声纳还探测不到”的评价,深深地刺痛了年轻的刘孟庵。

誓为水声事业作贡献的决心,在刘孟庵心中悄然萌生。

20世纪60年代中期,而立之年的他,便挑起了研制某声纳设备的重担。“文革”时期,他带领项目组用两年时间完成了我国第一代自行研制的某型声纳设计工作。1969年,刘孟庵率领项目组带着设计资料来到某厂进行联合研制,一待就是10年,直到该声纳设计定型,列装我国自行研制的驱逐舰。该项目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从此,他对水声事业的认识由理性上的“应该热爱”逐渐转变成真正热爱,而他本人,也因此被称为“国产声纳之父”。

“试验成功,他睡着了”

2001年3月,天气晴好,是个做海试的季节,多个国家重点项目同时在某海区试验场进行海试,七一五所某声纳装备也在此紧张地进行试验。海军领导人纷纷上舰“督战”。这是某声纳装备第一次正式亮相。

作为中船重工第七一五所所长、总工程师,他感到舰艇上的空气异常凝重。因为,就在同一个试验场,前几天某项目在试验中受到了挫折,整个试验场充满了紧张的气氛。科研允许失败,但刘孟庵不允许他的研究失败。刘孟庵经受着巨大的压力,脑力的、体力的,人就像一根绷紧的弹簧。



出航前的晚上,刘孟庵又在试验现场检查设备情况,直到凌晨才回去休息了一会儿,一大早又准时上舰准备出航。最终,试验在全体参试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项技术指标达标,关键的作用距离得到了极大突破。

试验成功了,这表明我国海军装备性能又跃上新水平!在海试现场的海军装备部首长当场表示:我要亲自主持召开总结会。听到好消息的刘孟庵,就像绷紧的弹簧突然松开,感到非常疲倦,在别人的一片欢呼声中,倒头就睡着了。

“两会制度”

最忙碌的人总是最快乐的。刘孟庵深爱着水声事业。在他眼里,就连小河的流水声,深夜听起来也和研究工作中碰到的噪声一般美妙。他的一名研究生说,只有刘老师才能听出那竟然和一种水声信号相像。

1999年,当一项研制任务正处在正样技术设计的紧张时刻,另一项新的科研任务又准备立项。由于产品的多项关键技术不在七一五所的主专业领域之内,又是国内首次研制,没有先例,技术难度高、风险大,时间紧、任务重。再加上原科研任务正在关键的攻关阶段,人员任务高度交叉,人力资源极其紧张。自然地,希望寄托在了刘孟庵身上。

此时,刘孟庵已经年过六旬,本来他早就可以从繁重的工作压力中解脱出来。可是为了祖国的水声事业和研究所的长远发展,他毅然接下了任务,立即着手编制计划:总体方案设计、技术设计、湖试、海试……每一个节点什么时候完成,每一个节点要完成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他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不断地向新的目标冲刺。



就这样,新老两项重大科研任务,同时按不同要求、不同进度铺开了。

在科研任务紧张关头,刘孟庵提出:向管理要时间,抢进度。与有关管理部门商量后,在项目研制过程中建立了“周技术协调会”和“月计划协调会”制度,这在当时被称之为“两会制度”的有效做法,使项目的各个环节润滑了、顺畅了。

在一次周技术协调会上,刘孟庵说,在项目工作中,技术和计划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必须统一考虑。这种态度使得参与项目的几位工程助理都觉得跟刘总配合十分默契,容易全身心地投入。“两会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在初样机研制阶段,试验设施正在建设中,条件十分艰苦。一边是试验条件在紧张施工,一边是初样机试验装置在未完成的水池中争分夺秒地安装调试。刘孟庵和项目组人员一起吃住在工地,和大家一起动脑筋、想办法,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2001年,在刘孟庵的主持下,通过项目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新产品顺利地通过了海上鉴定试验;2002年,产品批准设计定型;2003年,产品顺利地通过设计鉴定审查,填补了我国海军水声技术中的又一空白。

“问题人员”

外出考察时,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刘孟庵把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考察学习上。和他一同前往的技术人员谈起每次出国经历时,更多的是对工作的记忆。因为他们除了和刘孟庵一起工作、一起考察外,哪里也没去,什么异国风光、民俗风情都无从体会,更别说购物了。

出国考察时,刘孟庵的问题总是最多,就连年轻的技术人员都觉得不必再问了,但刘孟庵还有问题。他也因此被大家冠以“问题人员”的雅号。殊不知,刘孟庵想把人家的设计思想、甚至是失败的教训都吸收进来。一次,在某国考察的一天晚上,同行的翻译从梦乡里突然被电话铃吵醒,原来是刘总请她一同推敲某技术资料中的一句话,显然,他已经完全忘记了那时已是夜半时分。

“给爱人送红包”

2000年春节,初一一大早,刘孟庵认真地对妻子说,看看枕头底下有什么。看着丈夫,妻子疑惑地掀起枕头,一个红包平整地放在下面。回头看看一直盯着自己的丈夫,妻子会心地笑了。刘孟庵发自内心地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这是他对妻子默默支持自己的科研工作、担负繁重家务的一种愧疚心情的表达。

刘孟庵从结婚后与妻子两地分居十多年,妻子生小孩时他不在身边,第一眼见到自己心爱的儿子时,儿子已经6个月了。1981年,结束两地分居后,44岁的刘孟庵已经是研究室主任,担子更重、任务更多,家务、孩子还是得由妻子一个人操持。独生子远在成都,每年过节只有老两口。事后听一位老职工回忆时说,爱人看到刘孟庵给的红包时,真是所有的怨言都没有了。

1989年刘孟庵的独生儿子高中毕业,12月正值驻地劳动局招工,研究所有60多个招工指标,其中劳动局同意给所内招指标40个,以照顾所里职工子女就业(这是历年指标分配最多的一次)。

当时所内应届毕业生够招工条件的有70多人,竞争激烈,几乎每天都有家长为了孩子来找领导,有哭的,有闹的。

刘孟庵时任一所之长,论权力,他的儿子应该就业,并能分配好工种。刘孟庵何尝不想让儿子就业,更何尝不想通过给儿子安排工作来偿还十几年来对儿子关心不够的歉意。思前想后,他与妻子商定,把儿子送往成都继续学习。他对儿子说,你靠自己的本事去发展吧。妻子含着眼泪送走了儿子,现在儿子已在成都工作、定居。



退休之后,他还担任了浙江省声学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继续为我国声纳技术的进步贡献力量。“我喜欢听大海的声音……”他说,那是一种心灵被冲击的感觉,自己的心胸也变的豁然开朗,什么不开心的都忘了,会完全陶醉在它的声音里。这也是他一生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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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2 14:5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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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2 15:0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立浧: 特高压工程实现了我国 在电力领域的主导权


由李立浧牵头的“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成套设计自主化技术开发与工程实践”、“恶劣环境中电气外绝缘放电特性及其在电网中的工程应用”先后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一二等奖。

日前,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两个与电力相关的项目荣获国家奖励,其中,由南方电网公司专家委员会主任李立浧主导的“特高压±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获得201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而由南方电网牵头完成的“特大型交直流电网技术创新及其在国家西电东送中的应用”项目则获得201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据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正式设立于2000年,是中国五个国家科学技术奖中最高等级奖项,每年评审一次。两个重量级的国家奖项均花落南方电网,如此瞩目的成绩的背后,无疑离不开一线科研人员的矢志攻坚。

“国外没有的东西,中国能不能搞,敢不敢搞?”1月16日,作为特高压±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的第一完成人李立浧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详细介绍了该技术在科技领域的突破以及商业应用层面带来的贡献。

年过七旬的李立浧,如今依然大部分时间在实验室和高校中度过,在业内有着“中国直流输电第一人”称号的他,笑称自己的履历伴随着我国电网建设的发展步伐,“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再到珠江流域”,主持和参加了中国几乎所有特大型输电项目。

引领国际标准

事实上,与特高压工程相关的项目并不是首次获得国家层面的殊荣。由李立浧牵头的“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成套设计自主化技术开发与工程实践”、“恶劣环境中电气外绝缘放电特性及其在电网中的工程应用”先后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一二等奖。

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实现了从中国创造到中国引领,对于加快我国能源转型升级、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在李立浧看来,尽管我国幅员辽阔,能源资源总体来看比较丰富,但资源与电力负荷分布却极不均衡,80%以上的能源资源分布在西部、北部,而70%以上的电力消费却集中在东部、中部,那就需要远距离输送能源。

电力的输送是能源输送最核心的部分,发展大容量、远距离、高效率的输电技术便成为了电力跨区域输送当前最迫在眉睫的难题。

李立浧告诉记者,随着金沙江下游向家坝、溪洛渡等水电的规模开发,近4000万千瓦水电需远距离高效送出,实践发现交流输电方案技术并不可行,以±5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为例,每回输送300万千瓦电量,需要至少13回,且直流输电方案占地大、损耗高,极不经济。

在此背景下,从2004年开始,在李立浧院士主持下,特高压±800kV直流输电工程开始建设。“原来我们国家的±5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技术需要从国外引进,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各种技术壁垒。”李立浧表示,当初团队决定要研究突破±800千伏直流输电时,由于当时国内外都没有相关产品和经验,从技术到设备研发都遇到了不少质疑的声音。

绝缘材料的选择则是其中一个重大的突破。目前在电网输电线路绝缘材质中,钢化玻璃、瓷质是主流材质,而云广特高压跨越滇、桂、粤三省,线路长度1400多公里,面临重污秽、高海拔、重覆冰等复杂环境,常规的绝缘材料无法满足特高压直流的安全运行要求。

李立浧表示,当时为了突破材料瓶颈,他结合自身数十年在直流工程建设运行的经验,提出采用硅橡胶复合绝缘材料的技术路线。为了进一步确定设备定型和设计方法,李立浧与项目团队组织了国内厂家在短短半个月时间拿出了试验样品,最终力排众议确定了硅橡胶复合绝缘是云广工程的最佳选择。

李立浧介绍说,通过160多家单位联合攻关,在世界首次研发了13大类73种主要电气设备,形成国家标准54项,行业标准38项。“从引进到消化吸收,再到创新引领,中国在特高压领域已完全摆脱了西方的技术封锁,掌握了话语权。”

西电东送电量首破2000亿度

经过六年的研发,2010年,我国成功建成世界上首批技术领先的云南-广东、向家坝-上海特高压±800kV直流示范工程。目前,南方电网已建成“八条交流、九条直流”共17条500千伏及以上西电东送大通道,最大送电能力超过3950万千瓦。

根据南方电网提供的数据,2017年全年,南网西电东送累计输送电量达2028亿千瓦时,减少发电标煤0.5亿吨,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1.4亿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00万吨。

南网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在运在建特高压直流工程14项(12项在运、2项在建),累计换流容量2.2亿千瓦、线路长度2.5万公里,总输电能力11060万千瓦,输送电量中80%以上为清洁能源。

经过近10年的发展,目前看来,国内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骨干网架基本搭建完成。在李立浧看来,特高压“出海”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市场相对饱和的问题,特别是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方面大有可为。

事实上,特高压工程的投用不仅解决了国内的电力输送问题,更推动我国能源领域高新技术强势“走出去”。2015年7月,国家电网中标巴西美丽山水电特高压二期项目,这是我国首个在海外独立开展工程总承包的特高压输电项目。

据悉,与我国能源分布相似,巴西地域辽阔,80%用电负荷集中在东南部发达地区,而发电资源则集中分布在北部亚马逊河流域,供需分布极不平衡。

在李立浧看来,特高压直流输电为全球能源互联提供了中国方案,极大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电力标准领域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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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2 15:0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发动机领军人金东寒:给新型舰艇装上“中国心”


2014-04-02 07:40



1961年1月生于黑龙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七一一研究所所长兼总工程师。他是动力机械工程专家,特种发动机动力系统技术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

金东寒最突出成就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型舰船装备了被誉为“中国心”的新型动力系统,使我国新型动力系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而今,他仍在琢磨斯特林发动机民用化的问题,希望让自己的成果尽早被广泛使用甚至进入家庭,造福民生。

发动机被称为“工业的明珠”,先进的发动机技术,尤其是军用发动机技术也一直是发达国家对我国严密封锁的技术,只能靠我们自主研发。

整整四个五年计划,20年的时间,作为我国著名的动力机械工程专家,金东寒见证并亲历着中国斯特林发动机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

影响他一生的四个人

今年53岁的金东寒,祖籍浙江新昌儒岙,1961年1月出生在黑龙江省绥化,15岁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校办工厂当钳工。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在父亲金奕新的影响下,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现为武汉理工大学)内燃机专业,成了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对于机械兴趣非常浓厚的他,后来又继续攻读硕士。母亲潘燕芬回忆,儿子爱逛五金店,那里有他熟悉的工具,更有一些构思奇特、很有创意的东西。爱学习、爱思考的他曾经在自己的一本工作笔记的扉页上写下这样一行字:只要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忘掉僵化的旧观念,掌握正确的方法,人人都能创新。1985年金东寒来到七一一所攻读博士学位, 开始了对斯特林发动机长达20多年的钻研,此后留在了七一一所工作。

金东寒对早报记者表示,这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有四个人,一是硕士导师张钰教授,在他读硕士的时候,国内研究发动机的人凤毛麟角,导师为了申请5000元的研究经费非常困难,这个领域不仅很多人不了解、做不了,当时还有不少人说风凉话,但是导师坚持下来了,也让金东寒看到了坚持的力量,金东寒自己对于发动机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发动机的研究也成了他工作的主攻方向,数十年都没有放弃,始终坚持着。

到了七一一所攻读博士,金东寒遇到了人生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第二个人,就是他的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发动机专家沈岳瑞先生,沈先生的学识和人品都让金东寒敬佩,由于成就卓著,沈先生的收入比较高,在七一一所发展艰难的时期,沈先生要求自降工资。那时候金东寒认为他是行业权威,不太敢主动跟他说话,“有一次他找到我,跟我说了一段让我终生难忘的话:不要崇拜权威,更不要迷信权威,要用质疑的眼光看问题。”金东寒坦言这句话对他的学习、工作包括人生的发展都有了重大的启发。

第三个对金东寒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七一一研究所原总工程师、研究员李国瑞。李国瑞和金东寒说了一个故事,两个人一起看了场演得不好的话剧,一个总在抱怨,另一个却从导演的角度试想如何改进。付出了同样的时间,好的东西让他得到了享受,不好的东西让他得到了成长。这启发着金东寒,面对任何事情,都要保持积极的心态。

第四个人对金东寒有影响的人,是原七一一所所长黄永碇,黄永碇对金东寒说过一段话:能做小事才能够做大事,年轻人不要一心只想干大事,认为小事不值得干,别人通过小事来认识你,小事做到极致,就能做成大事,世界上没有小事,如果能把小事做到尽心做到极致,就能成就伟大,就像一句流行语说的那样: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这四个人的人生态度影响了金东寒,也让他能够在20多年的科研道路上坚守着,科研的路很艰苦,需要有国家的投入,但更重要的是需要研发人员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心无旁骛、持之以恒、百折不挠,才能取得成功。

让军用发动机造福百姓

发动机被称为“工业的明珠”,无论是飞机还是船舶,汽车还是火车,发动机都是其中最关键、最复杂、最昂贵的设备。先进的发动机技术,尤其是军用发动机技术也一直是发达国家对我国严密封锁的技术,只能靠我们自主研发。

金东寒研发的特种发动机实现了由科研成果向实用装备的转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使我国该型装备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他最突出的成就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型舰船装备了被誉为“中国心”的新型动力系统,使我国新型动力系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金东寒在读研究生期间就被斯特林发动机优良的特性所吸引,并立志开发这种新技术,使其实用化。

科研之路是艰苦的,但他们始终在坚持,在申请了市科委的启明星计划后,项目可获得的资助比较少,没有办法和国外大量金钱的投入“土豪”模式相比,金东寒和他的团队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甚至一些加工和试验过程也只能“纯手工”。样机用的回热器丝网厚度不一致,按道理需要滚压定型,但当时他们缺少经费,他带领五个人通宵不睡觉,利用简陋的模具,轮流用大锤子砸,就这样解决了问题。

金东寒说:“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工作,如果不出成果,项目就会被砍掉,我们就都失业了。”努力有了回报,每五年为一个阶段,20年来,奖项一个比一个多,荣誉一个比一个大。

整整四个五年计划,二十年的时间,金东寒见证并亲历着中国斯特林发动机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而今,他仍在琢磨斯特林发动机民用化的问题,也让自己的成果尽早被广泛使用甚至进入家庭,造福民生。他带领团队开发的动力技术已经在民用市场上闯出了一番新天地:把它装在宾馆、医院,用一套装置就能为用户同时提供电、热、冷三种形式的能量,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这就是“分布式供能”;将它装在垃圾填埋场,则可利用垃圾散发的沼气发电,一边为电网分忧,一边减排甲烷。

斯特林发动机的应用还有更广泛的远景,金东寒团队研发的斯特林发动机节能、环保,用途广泛,中国今后要进行深海和深空开发,都能用这种发动机。即便在太阳系之外没有太阳能的地方,利用这种发动机可以用同位素作“燃料”来发电。今后还可以用这颗“中国心”为国家干更多的事,这是金东寒继续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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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3 20:2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潜心探索合成生物学 他10年来大胆“跨界”做研究
傅雄飞,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合成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大洋网讯 80后、戴着黑框眼镜、穿着polo衫休闲裤、文质彬彬一派从容——博士生导师傅雄飞,打破了人们对科研工作者身着白大褂、埋头做研究的印象,而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傅雄飞已潜心探索10年。

合成生物学,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新兴交叉学科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被认为将带来继“DNA双螺旋发现”和“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之后的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其实,合成生物学家傅雄飞并非生物学出身,而是以物理背景,为合成生物学打开数理方向的新思路。他跨界探索未知领域的经历,也是交叉学科的科学家们日常科研工作的缩影。

这些年轻的“另类”学者,如何打破学科壁垒,在新技术背景下以“反传统”的方式在充满未知的领域“开疆扩土”?



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合成生物学研究所里,一个“机器人研究员”在做合成生物学实验。

“另类”跨界:物理男投身生物学“玩”细菌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先进院”)位于深圳南山西丽大学城。在一栋砖红色大楼里,一股正在崛起的合成生物学新生力量——先进院合成生物学研究所(筹)(以下简称“合成所”)隐身其中。

众所周知,滥用抗生素导致了“超级细菌”的产生,但一直缺乏应对耐药菌感染的有效手段。而噬菌体的出现,让耐药菌有了“克星”。科学家们需要采用自动化高通量分析手段解析研究对象,才能提出有效的策略。

合成所针对这一难题,组建了一支人工改造噬菌体治疗超级耐药菌研发团队。团队学术带头人是游凌冲教授,傅雄飞是该团队核心成员之一。

现年32岁的傅雄飞是浙江嘉兴人,在浙江大学物理系读本科期间,女友(如今的妻子)就读于浙大生物系。“虽不能说完全受了女朋友的影响,但当时确实看到了生物学新兴领域充满了未知和可能。”提起老婆,傅雄飞言语中仍带着理工男的羞涩。

2008年到2012年,傅雄飞在香港大学读物理博士期间,为“老本行”注入了“新活力”,他以物理背景在合成生物学领域进行理论、建模、分析等方向的研究,更带领学生团队参加了由麻省理工创办、被誉为“合成生物学世锦赛”的国际遗传工程机器设计大赛并获得金奖。

2013年开始,傅雄飞在美国耶鲁大学分子细胞发育生物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16年9月他加入先进院,成了第三个加入合成所的青年课题负责人。2018年5月,他所负责的课题组利用合成生物学手段揭示了细菌群体迁移的协调机制,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回国是大趋势,国内科技投入越来越高,科研条件也与国外相当,甚至超越国外,产业环境和政府支持力度也很好,很多人愿意回来。”傅雄飞的心路,也是这个年轻的科研团队选择投身祖国科研领域的一个缩影。

研究细菌的耐药机制和开发噬菌体药剂,只是傅雄飞以数理背景在合成生物学研究进行有力“助攻”的课题之一。傅雄飞在合成所所带领的课题组实验室,主要方向是通过数理模型和定量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手段,研究生物系统中的基本问题。前期成果已发表在Science(《科学》)、Phys Rev Lett(《物理评论快报》)等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

头脑“风暴”:天马行空的想象换来新突破

合成生物学是基于生命科学、工程学、信息科学和其他定量基础科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学科的内涵决定了“交叉互补”是组建研究团队时需要把握的第一要义。

这支平均年龄只有36岁的队伍,专业背景各不相同——所长刘陈立来自微生物学研究方向,戴俊彪是合成基因组学方向,马迎飞是生物信息学方向,戴磊是研究生态进化,来自分析化学的黄术强专攻微流控芯片,有化学生物学背景的李楠从事蛋白质组学研究,于寅是组织工程方向,胡勇主攻干细胞,傅雄飞有理论物理背景……虽然曾经主攻的学科不一样,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身份——“跨界”合成生物学家。

每一两周,全所的PI(课题组组长)会召开“头脑风暴”,“天马行空”地思索如何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实现创新突破。

一次,马迎飞在与游凌冲教授交谈时,想到在人体感染和水产养殖病害中,如何能结合大家的差异化优势,发挥合成生物学的强大功能,并在耐药菌感染治疗中实现具体产业化应用。

“因为噬菌体是细菌的天敌,而且对细菌有很强的专一性。”傅雄飞介绍。大家经过简单讨论,一拍即合,迅速将目标锁定在了噬菌体,一种针对于细菌的特异性病毒生命体。

相比传统抗生素,噬菌体有明显优势。噬菌体可依赖体内的宿主进行复制,因此仅需很小的剂量即可达到治疗目的;噬菌体比抗生素专一性强,对机体本身正常的微生物群落影响很小,副作用较小。而且不受细菌多重耐药的影响,可用于对抗生素过敏的患者,可单独使用也可结合抗生素使用以减少抗性菌的出现。

于是,该团队成员迅速利用各自专长将整个项目分解开来:马迎飞可以预测如何对噬菌体进行合成生物学改造;游凌冲可以做超级耐药菌的产生和传播机制;来自分析化学的黄术强可以快速对改造后的噬菌体进行筛选筛查;理论物理方向的傅雄飞可以构建噬菌体和细菌之间互作的定量数学模型。如今,该项目已获得2017年度海外高层次人才孔雀团队项目资助。

“首先,团队中的生物学家抛出一个生物学问题,我们以目的为导向,利用大家的专长和不同的眼光对问题进行剖析。这就相当于集团军,海陆空各个兵种都有,围绕同一个问题尽力解决。”傅雄飞表示。

由于研究的是新兴交叉学科,该研究中心以差异化招聘拥有不同专长的科研人员,就像是在做一幅合成生物学的拼图,每个人的研究方向都不一样,观察同一个问题的角度也就不一样。这支队伍虽是“杂牌军”,但即使在国际上,像这样拥有灵活机制、“兵强马壮”的科研团队也是少见的。

“快乐”科研:“埋头实验室”的日子一去不返

目前,该研究团队中很快将拥有近20位PI,他们来自众多世界知名学府。

“科技带头人年纪最大的也才40岁出头,绝大部分是80后,马上就有90后了。”傅雄飞笑着说:“生物领域的科研出成果都是很慢的,特别需要时间和耐心。”许多年轻人在一起的工作氛围,让原本枯燥的研究工作充满了活力。

除了喜欢喝美式咖啡,以傅雄飞为代表的先进院年轻科学家们,在工作之余也喜欢休闲和运动。随着技术的进步,没日没夜地在实验室埋头苦干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合成所实验室里,身着白大褂的研究员们在专注地操作仪器和摆弄试剂;实验室左侧,仅一玻璃墙之隔,一个拥有灵活机械臂的“机器人研究员”忙碌地高速穿梭在各种设备中,全程不需人为操控。

傅雄飞介绍,这套小型自动化研究设备属于自动化实验室的一部分,也是近两年国际流行的科研方式。越来越“自动化”的高通量实验室,极大地解放了科研人员的“双手”,让他们有更多精力释放“脑力”,碰撞出更多创新成果。

“先进院本身是多学科交叉的单位,比如想要一套自动化试验设备,需要设计软件、机器人方面的人才,不需要找外单位的,找隔壁的人就行,这个氛围很好。”傅雄飞说。目前,合成所在合成生命体设计原理、人工合成酵母染色体、人工改造细菌治疗肿瘤等方面取得了突破。

据介绍,目前由先进院牵头打造的“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简称“大设施”)已经获深圳发改委批复立项,该项目计划投资约10亿元,预计今年年底动工。它将成为我国首个将软件控制、硬件设备和合成生物学应用进行整合的大型规模化合成生命体制造系统,将实现全流程高度集成和流水线作业,居国际领先水平。

“生物研究的趋势,一个是自动化,一个是标准化,这将会大大减少人手操作造成的误差。未来,传统劳动密集型的生物实验方法,将由机器人来替代。”

“全自动化实验室全世界都是刚刚起步,我们打算做的合成生物‘大设备’,将会为国内自动化科研设备打破国际垄断、实现弯道超车提供契机。”

“珠三角区域,有非常适合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的土壤。这里有良好的产业基础,政府重视、政策环境好,年轻人机会多,大门开放着,人才自然愿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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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3 20:3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导弹设计研究“专家”曾兴权

开州日报记者:向 萍

说起导弹,相信很多人都觉得神奇而陌生,这一高科技国防尖端技术对于寻常百姓更是深奥莫测。然而,就在我们身边,有一位从事导弹设计研究达50年之久的开县人,他承担多项导弹型号的研究、设计和生产,所在团队数次立功,他个人曾屡次获得“航天创业奖”等部级嘉奖。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航天事业,如今虽已退休,却仍然担任着导弹专家组的部分工作。他就是75岁的开县籍导弹专家——曾兴权。

“几十年从事导弹研究工作,我的家人不晓得我做啥”

曾兴权老人是温泉镇人,他于1956年毕业于开县中学,1960年毕业于昆明工学院机械系。那一年,国家从各大院校选调了优秀的专业人才,统一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学业优秀的曾兴权被选中,从此,他走进了国防部研究院,从事导弹的研究设计和生产工作。

“我们从事的工作具有很强的保密性,家人都不晓得我是在做啥子。”曾老说,他们研究院属于军事化管理,家人只晓得他在北京0038部队,至于干什么工作一概不知,甚至单位的具体地址都不清楚。“我们和外界联系,都只有一个统一的通信信箱。直到1987年改革开放后,家人才知道他所从事的工作与导弹有关。”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专家,我永远是航天战线的一位老兵”

“最先从事导弹研究工作,完全就是白手起家。”曾老回忆起1960年到1965年间,他初到国防部研究院工作时,面对尖锐激烈的国际斗争,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为了自卫,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研制导弹。由于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导弹的资料,所有研究只能从零做起,这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自力更生,艰苦朴素,发奋图强,急起直追。”曾老说,他现在还依稀记得那时研究院提出的口号,他们一直在这样的口号里奋发图强。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没有住房住帐篷,没有办公室,床就是办公桌,紧接着是“三年自然灾害”,曾老和他的战友们多数都得了浮肿病,但仍然坚守在一线。

“我本来学的是机械专业,属于地面装置,为了能尽快熟悉航天知识,只有自己给自己加压。”曾老为了提高业务能力,总是抽空时间刻苦钻研,认真拜读钱学森的“航天概论”,许多次,领导看见他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地“啃”资料、“充电”,便劝他要注意休息。

“当时确实劲头足,没想别的,就是觉得既然干上了这个神圣的工作,就要尽自己的全力,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同时,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是中国人不受欺负,各方面要强大,而导弹的研制,就是强大的一种象征,必须尽快拿出成果来。”曾老说出自己当初最质朴的想法。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5年时间,曾兴权和他的同事们研制成功了第1枚海防导弹,这是属于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导弹。

“我非常荣幸和自豪,至少我也是创建者之一”,曾老多次提到,导弹的研究设计都是集体的智慧,属于小智慧融于大智慧之中的共同“结晶”,是一个团队的功劳。尽管曾老因此荣获了航天部的“航天创业奖”,但他仍然强调这是上级和领导对自己的认可,更是一种激励。

曾老是一位极其谦逊的老人,说到成绩,他避而不谈,声称都是大家的功劳。他在1991年已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2年任航天三院三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总工艺师。他编译的《复合材料结构设计》以及著作的《飞航导弹典型结构》等,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曾老在《航天工艺》、《飞航导弹》等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有影响的论文。“专家这个词,是领导给我的鼓励和厚爱,我觉得,我永远是航天战线的一位老兵!”他满怀深情地说。

“是家乡养育了我,是老师培育了我,我感恩于开县”

曾老这次回来,特意组织了他们56级的高中同学,一起探望了母校——开县中学。

“无论我们飞得多高,走得多远,我们永远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开县人。”曾老回忆当初参加高考,还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翻大垭口,走路步行去万州参加考试。“那时的求学经历太艰苦了,从家里带一点粮食,根本没有菜,放一点盐就算好的,要到冬天了,还是打赤脚,没得鞋子穿。”曾老说,想起过去的艰苦,现在感到无比欣慰,因为苦难已成为过去。看到发展中的开县,他更是情不自禁地感叹:“比想象中更美!”

“其实我很感谢这一段苦难的经历,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是这样苦难的经历,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决心,磨砺了自己坚强的意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曾老说,在导弹研制工作中,正是中学生涯的这段苦难经历,给了他深深的启迪,也正是老师们给予了他中学时代最宝贵的人生财富。

“看到母校建设得如此美丽,我很感动也很自豪。”曾老和他的同学们专门给学校送了字画和匾牌,《母校情深似海,老师恩高于天》。

“听说家乡开展‘三品两德’教育,感触颇深。”曾老说,当初,他去航天研究院的时候,同去的都是各大名牌院校的高材生,基本上都是同一起跑线上的,但是最后能否有所成就,还得看人的品德和责任,或许最先拼的是“知识”、“技能”,到最后,却是如何做人的“较量”。曾老说,当初周恩来是负责“两弹一星”的组长,他提出的要求就是16个字:“严谨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严谨认真是态度问题,周到细致是工作作风问题,稳妥可靠是技术问题,万无一失就是殷切希望和要求。“我们中也有人,不甘于清贫,不安心研究的,所以,如何做人真的很重要。”曾老语重心长地说。

如今曾老虽已退休,但他依然是个大忙人,每天“热线不断”。曾老说,目前在导弹研究设计生产上虽然作出了一定成绩,但研制的导弹从速度到射程都有巨大的跨越,成绩只属于过去。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导弹正向精确制导化、机动化、隐形化、智能化、微电子化的更高层次发展。他要利用有限的时间,继续勇攀高峰,作出应有的贡献,用特殊的方式展示开县人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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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4 21:5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载人潜水器设计师叶聪:探寻万米海底奥秘

来源:科技日报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

上午9时接到电话:“计划有点变化,我现在忙完了,你找个地方咱们聊聊。”

一个小时后,记者见到了中船重工702所水下工程研究开发部主任、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叶聪。

一身黑色休闲装,单肩挂着一个黑背包,当时他已离家4天。

“先去沈阳开总师组会,然后在北京看了球壳焊接工艺的进展,昨天还在北京上海间往返了一次。”甫一坐下,叶聪感慨,现在压力太大,日程计划得满满当当,但往往还是赶不上变化。

但叶聪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国家对海洋事业的重视,在不到20年参与3个深海载人潜水器型号,而且是3个完全不同的型号。

修改百遍完成“蛟龙”号设计任务

长江边长大的叶聪对水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2001年毕业时,国内船舶行业还比较景气,不少同学选择传统行业时,喜欢尝鲜的叶聪却对水下的新概念船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去了中船重工702所。

幸运的是,一到702所,他就接触到了“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项目——对业内从事水下机器人技术研发的科研人员来说,这是一辈子才可能等到的机会。

虽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打杂之余,凭着自己的理解,叶聪坚持做设计图,一版不行,再来一版。

这给“蛟龙”号总设计师徐芑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个很有想法,做事踏实、细心、执着的年轻人。”

2003年,刚刚工作两年,叶聪以助理工程师身份担任“蛟龙”号总布置主任设计师,也是该项目最年轻的主任设计师。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总布置主任设计师类似办公室职能——所有潜水器设备的功能、指标、接口都需要通过它来协调和配置。

从立项设计开始,“蛟龙”号每个设计阶段的潜水器总图均出自叶聪之手。他需要熟悉“蛟龙”号的每一个零件,把正常和应急状态下的每一个的操作和应对分析清楚。

叶聪自认不是个优秀学生,但优点是喜欢自己动手设计,并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耐压构件密封、控制、水声通信……面对研制中一块块难“啃”的骨头,叶聪从零开始,边学习边设计,从最初的草图到完工图,几年下来修改了几百遍,在没有母型船提供参考借鉴的情况中,完成了“蛟龙”号的总布置设计任务。

在下潜中完善设计

比起设计师,叶聪更出名的身份是试航员,俗称“深海的哥”。

海试4年,“蛟龙”号累计执行51个潜次,叶聪参与的下潜任务就达38次,这一数字甚至超过职业潜航员。

叶聪说,对设计师来说,如果不下潜,设计只能来源记录的数据,如果亲自下潜,将多方数据进行有效关联,是提高潜水器实用性、总结设计方法的绝佳机会。

4年间,“蛟龙”号首部的灯光、采样篮布局并不一样,都是通过边海试边改进的方式完善,从注重潜水器的机动性到向作业性能倾斜。

因为不同作业特点,蛟龙、深海勇士和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外形也并不相同。

“深海勇士”号更强调作业性能,身为型号副总设计师,叶聪将潜水器前脸设计得类似越野车的车头,给予灯光、摄像机和作业工具很大增改装的空间。

在设计全海深潜水器时,因为在经验、方法上已有很多积累,可以很好地平衡和优化机动性和作业性能。

“协调地完成潜水器的功能和性能指标是设计的第一层次,经过优化,精准极致地完成是第二层次。”叶聪说,自己一直努力的方向,是能够在方式、方法和模式上取得创新。

希望能乘自己设计的潜水器造访万米深渊

2016年,全海深载人潜水器项目正式立项,37岁的叶聪正式挂帅总设计师。

“蛟龙”号在7000米处的压力是700个大气压,万米级载人潜水器还要增加400余个大气压。这样的高压对潜水器的结构设计、材料等,都提出了巨大挑战。

今年7月,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完成设计,转入全面建造阶段。叶聪形容,是骡子是马,要开始遛了。

作为总师,他感到空前的压力。“在研制的每一个阶段,从方法、材料到部件、装置都需要像体检一样做评定。考核的多个指标里,可能会有些偏差,这都需要总师综合平衡后拍板。”

这些年,国内参与载人潜水器的核心单位已经多达40多家,部分装置级的项目甚至引入了PK机制,作为这支平均年龄只有34岁的团队少帅,叶聪还有个小目标,2020年项目完成时,他希望搭乘自己设计的潜水器,造访万米深渊。(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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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4 21:5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无私奉献的岩石学学科奠基人——池际尚


她是我国著名岩石学家、地质学家、中国岩石学学科主要奠基人;她亲手培养出3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我国和国际地球科学事业无私奉献了一生。她就是池际尚。

1938年,池际尚与地质结缘。那一年,原本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的她,到昆明上西南联合大学,改学地质专业。地质专业虽艰苦,却符合她吃苦耐劳的坚强性格。野外实习时,在一座旧锡矿一尺多高的矿洞里匍匐前行,她浑身浸满泥水,脚上划破了一道道血口,却不叫一声痛,更没有动摇她学习地质的决心。

1946年,池际尚获得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布伦茂大学研究生奖学金,只身远涉重洋赴美深造,1950年8月,她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毅然回国。

1952年,池际尚来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授并担任地质矿产专修科主任,领导和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急需人才,在地质勘探的第一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她长期担任繁重的社会工作,但始终站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她的研究选题,一直处于当时的学科前沿,与地质科学的整体发展步伐相吻合,与矿产资源紧密结合。

1958年,池际尚担任大队长兼总技术,负责率领北京地质学院200多名师生参加了山东中、西部1:20万区域地质测量和普查找矿工作。经过3年奋战,他们向国家提交了14幅地质图及图幅报告。这为山东沂沐断裂以西的找矿勘探工作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在中国东部首次认识到沂沐大断裂带(即现称的郯庐断裂带)的存在,对指导山东找矿和大地构造研究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为查明山东磷矿的分布情况,池际尚特意请来专家教师生如何配制和使用钼酸铵化学试剂,以确定岩石中磷的含量,并要求对每条路线进行地质测量时必须进行岩石含磷量测定,从而查明了区域含磷分布特征。在河北宽城时,她首次发现了中国华北的偏碱性超镁铁岩中的岩浆岩型磷灰石矿床。这一发现,为在北方寻找同类型矿床、扭转中国南磷北调局面开辟了新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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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6 23:2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央视揭秘 | 我国防空导弹总师钟山院士的导弹人生

“导弹技术是一个国家科技强军水平的最高体现!”

“没有导弹就没有国家安全。”

他,科技强军,

主导了我国第二代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

他,热爱生活,

用诗词歌赋描绘了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

他,就是我国著名防空导弹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山。

央视财经频道CCTV-2《对话》栏目于2018年2月25日重磅播出“我是总师”系列节目之二院钟山院士专辑,回顾他为我国导弹工业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讲述他在新一代导弹研制中的那些感动故事。


钟山,1931年生于成都。

我国防空导弹专家、低空防空导弹武器的开拓者和技术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

先后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领衔研制的武器已装备于我国陆、海、空三军,其中两种武器参加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式。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8岁的钟山从重庆大学数学系弃笔从戎,投身解放军, 1958年3月,以优等生身份毕业的钟山被选调到新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工作,从此开始了毕生从事的导弹事业,并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入地空导弹。


按照“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的思路,钟山所在的团队在1964年成功生产出以仿制苏联“萨姆-2”导弹为主的“红旗-1”导弹,两年多后又自行研制出了“红旗-2”导弹。就是这些“红旗”系列导弹,在1965到1967年间,多次将侵犯我领空、不可一世的美国新型U-2高空侦察机成功击落,成就了一段至今仍被军迷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

1980年,一个艰巨而紧迫的天字号任务交给了二院——研制“红旗-7”导弹武器系统。“红旗-7”被看作是我国填补空白的第二代武器系统,钟山被任命为该系统的总设计师。


“红旗-7”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武器系统,仅全系统的电子元器件数量就多达5万多件。为实现国产化,钟山带领团队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荒漠中动辄几个月的靶场试验,一干就是8年。

几十年的防空导弹事业,让钟山有了一肚子惊险刺激的故事和人生感悟。如今,他经常带着这些故事和感悟走进校园。他说,要把这些分享给年轻人,也让更多的人投身国家的科技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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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6 23:3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国著名轻武器专家、光学专家,他设计的瞄准镜让我军打得更准

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西南腹地,诞生了一批军工企业,它们隶属于兵器工业部,其中就有以生精密仪器而闻名的“光”字辈企业:明光、华光、金光、永光、兴光,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着枪炮、子弹、望远镜、高射炮瞄准镜等物品的生产,其中明光厂更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成功仿制了前苏联的SVD狙击步枪,在前线战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迎着新世纪的曙光,明光厂正式改制成为重庆珠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从一家响当当的军工企业,成为如今的“珠江光电”,期间离不开无数前辈的耕耘与努力,这其中就有西安工业大学79级校友吴安律的身影。


吴安律

吴安律,1962年出生,西安工业大学光学测量专业79102班校友,我国著名轻武器专家、光学专家。曾任重庆珠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开发中心主任,现为重庆珠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吴安律校友的工作经历

1983年9月,吴安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明光厂工作;

1984年至1990年,吴安律在明光厂从事照相机设计工作;

1991年至1992年,吴安律赴德国、荷兰光学公司工作;

1993年至2006年,吴安律在明光厂从事军用光学仪器的开发设计工作,期间曾赴伊朗、巴基斯坦从事技术工作;


吴安律校友所获荣誉

2004年

吴安律获得兵器装备集团公司科学技术类一等奖;

2005年

吴安律获得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一等奖、二等奖;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三等功。

吴安律校友参与、完成的项目

吴安律曾参加85式7.62mm狙击步枪白光瞄准镜和88式5.8mm狙击步枪白光瞄准镜的研制和生产工作,主持完成了03式5.8mm自动步枪白光瞄准镜、05式5.8mm微声冲锋枪白光瞄准镜、外贸M99式12.7mm狙击步枪微光瞄准镜等项目,目前,他主持设计的多款光学瞄准镜被选为我国制式装备。

注:以上数据截至2008年。

不可忽视的差距——亟需奋进的国产狙击武器系统

2007年,吴安律校友受《轻兵器》杂志的邀请,撰写了《不可忽视的差距——亟需奋进的国产狙击武器系统》一文,讲述了他在巴基斯坦参与狙击步枪竞标项目后的感悟。

2006年5月,吴安律与9656厂郝坚总工程师及射手蒋润民赴巴基斯坦参加了该国国防部主持的大口径狙击步枪国际招标过程中的部队用户试验,并且亲眼目睹了英国兰奇一蒙斯塔公司(RANGE—MONRTER)的RM50 12.7mm非自动狙击步枪、英国国际精密仪器公司的AW50FT 12.7mm非自动狙击步枪和美国麦克米兰公司生产的TAC一5012.7mm非自动狙击步枪的射击试验。从现场实际射击精度看,国外报道中描述的狙击步枪射击精度水平是真实存在的,这也说明在高精度狙击步枪技术方面,中国的确相对落后。吴安律教授认为,当下我国应尽快开展已列装狙击步枪的高精度弹和兼容型微声弹的研制工作,这样才可以迅速提升已有装备的实际作战能力,同时为下一步高精度狙击步枪的研制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轻兵器》杂志专访吴安律校友——军队需要什么样的武器


2017年,吴安律校友接受了《轻兵器》杂志的专访,他结合多年工作的经验,提出了从瞄具配置方面枪械经历几代发展, 并对我国未来枪械设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吴安律指出,新一代枪械要紧盯先进国家的发展, 因为随着战争形态的变化, 潜在敌人的狙击步枪、精准步枪发生改变, 我们也要改变。不能再像以前大集团作战那样, 生产普及型的、傻瓜型的枪械。

建校60多年以来,西安工业大学培养出了很多像吴安律这样的杰出校友,以吴安律为代表的一大批校友不忘母校的培养,经常关心着母校的发展。2008年1月31日,吴安律校友怀着对母校的牵挂,重返母校,受到了母校师生的热烈欢迎。我们相信,在西安工业大学建设特色鲜明、影响广泛的高水平大学的道路上,吴安律等杰出校友会提供更多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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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7 22:02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专家55岁参军被授予大校军衔 填补多项技术空白



央视网消息:“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表达了保家卫国的责任担当和弃文从武的价值选择55岁投笔从戎献身海防,一穿军装就授予大校军衔,今年62岁,军龄却只有7年,他就是我国海洋遥感专家,海军某部首席研究员黄韦艮。

黄韦艮

穿上戎装的黄韦艮带领一支年轻的创新团队潜心钻研军事前沿技术,接连取得重大突破,填补多项技术空白。

我护航编队组织的一场反海盗演练

海军第26批护航编队组织了一场反海盗演练,演练模拟行驶商船附近海域出现多批可疑小目标,编队指挥舰“黄冈”舰官兵利用由海军某部首席研究员黄韦艮团队研发的某型作战保障系统,实时对护航海域的战场环境进行监测,避免被护商船遭受袭扰。

“海洋环境是海军作战能力的先决保障。”在黄韦艮所在部队政委谭波看来,“不懂海洋环境很难打胜仗”。


实战演练中某型作战保障系统实时对护航海域的战场环境进行监测

利用遥感技术研究海洋环境,并将其应用于一线部队,这正是黄韦艮团队在做的事。入伍7年,黄韦艮带领团队先后在多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创新成果,曾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海洋科学技术一等奖、二等奖,海洋创新成果一等奖等。

授人以渔

有很多人都曾问过黄韦艮:“你去军队干什么?”

“我当时给自己定了3个目标:突破关键技术、开拓新的领域、培养一支团队。”如今,黄韦艮团队里的研究人员大多都已能独当一面。

黄韦艮团队正在开会

提起自己的团队,黄韦艮难得的话多了起来。“在退休前培养出这个领域的领军专家,这是我的目标。”黄韦艮说,自己能做的就是为他们营造尽可能好的科研环境,搭建成长的平台,把自己的工作方法、思路多和他们交流,让他们少走弯路。

黄韦艮建立的推稿机制曾让团队里的很多人“吃不消”,有时一个实验方案就要修改不下10稿。“但推稿实际上是老师把思维方式落到实处展现的最好方式。”邵浩认为,人才培养主要是思维方式的培养,自己的工作思维方式就是在一遍遍的推稿中得以建立的。


“花甲”新兵黄韦艮

“他们还很年轻,有很大潜力,只是还需要些时间实践。”在黄韦艮看来,这个团队“唱出的戏已经比舞台要大得多”。

博士生范开国在2011年春节见到黄韦艮并证实老师参军的消息后,也于次年回国并追随老师的脚步迈入了“蓝色方阵”。“做科研跟对学科带头人很重要,我参军主要是受黄老师人格魅力的感召。”回国6年,范开国先后参与了多项重大专项任务,研制的某型软件系统填补了某领域空白。

(原标题:专家55岁参军被授予大校军衔 填补多项技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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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7 22:0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他是中国“疫苗之王”,一个必须写在世界医学史上的中国人

曾经有一位无双国士,把中国疫苗带到世界级水平,拯救无数人生命。他是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唯一一个中国人,他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

近日,长生生物的疫苗事件引爆了整个朋友圈,微博、公众号、知乎上的各路消息也在不断发酵,越来越多的真相爆出,舆论一片哗然。

为了拯救更多人的生命而研究出来的疫苗,变成了医药厂商的暴利工具,甚至造假伤害别人的生命。

如果汤飞凡先生知道了今日发生的一切,他一定会十分痛心!

“衣原体之父”汤飞凡

他是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

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他称得上举世无双的国士。

20世纪20年代恰是病毒学的拓荒年代,日本和欧美相继发现重要的病原菌。

年轻气盛的汤飞凡扬言:“日本能出东方的寇霍,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的巴斯德?

彼时巴德斯和寇霍是细菌学和传染病学的天骄,寇霍的学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被称为“东方寇霍”。

汤飞凡立志要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所以当同学邀请他一道开业行医时。

他断然拒绝:“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

刚毕业他便获得哈佛医学院奖学金,赴美深造。

他更是第一个投身病毒学研究的中国人。

3年转瞬即逝,导师看中他的才华,极力挽留他在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吸引住了当时汤飞凡的心。

但没想到国内的一封来信,让他毅然决定离开哈佛,写信的是他的老师颜福庆,信中没有天花乱坠的许诺,只如实列出中国医学院的困境,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正是这种开诚布公,让汤飞凡当即决定回国。

回到祖国的他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疫苗事业的贡献,一度成为快速疫苗的代名词,拯救了中国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抗日时期,他本可躲在租界继续搞研究,一个一直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人们也不苛求他做什么,但汤飞凡却跑到一线的救护站,离火线仅有几百米。

战火纷飞的场地

战争期间瘟疫猖獗,需重建中央防疫处,此重任非汤飞凡莫属。

短短几年时间,中央防疫处从一穷二白,到研制出国产青霉素……挽救无数国人生命。

再到牛痘苗扑灭流行天花,狂犬疫苗、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汤飞凡的成就令世界震惊。

其中,他领导选定的牛痘“天体毒种”和由乙醚杀灭杂菌的方法,能在简单条件下制造,大量优质牛痘疫苗,为我国提前消灭天花奠定了基础。

1961年,采用其研究的方法,中国成功消灭天花病毒,比世界早了16年。

与同时代的日本人野口英世相比,两人在科学上的造诣不相上下。

然而野口英世因为渡边淳一的书被人重新发现,成了日本的国宝,他在纽约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游的圣地,新版日圆上印上了野口英世的头像。


然而,汤飞凡在中国除了卫生系统一些老人外几乎无人知晓。

国士无双不应该被人忘记。中国邮政还曾发行过印有汤飞凡先生头像的邮票。但是如今的年轻人,提起这个名字,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HPV疫苗的背后,那位鞠躬尽瘁的中国人

战争年代有伟人,在当代,中国的科学家也从来没有缺席疫苗的研发,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9年,已经小有名望的弗雷泽到英国剑桥大学学术休假。

当时,弗雷泽已经研究了许多通过性传播的传染病。弗雷泽对HPV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想生产一种疫苗来预防这一疾病。

但是,如何找到HPV病毒依然是一道科学界难解的命题。

在休假期间,他“幸运地”遇见了改变了他一生的人,这就是来自中国的青年科学家周健博士。

由于工作的实验室,弗雷泽渐渐与周健夫妇成为了朋友,并曾经多次和周健谈起自己的关于HPV的计划。

但那时,两人在剑桥没有办法做太多事情,弗雷泽回国前,他热情邀请周健夫妇去澳洲工作。

1990年,周健和孙小依带着儿子来到澳大利亚,夫妇俩在昆士兰大学的免疫实验室和弗雷泽共同研究HPV。

1999年,当疫苗的第三期临床研究还在进行时,该疫苗的重要发明人之一的周健博士回中国进行学术访问,42岁的周健因积劳成疾,突发肝病英年早逝。

在周健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005年年底,默克公司成功研制预防宫颈癌疫苗并于2006年6月在美国、墨西哥和澳大利亚上市。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周健的纪念文集中亲笔作序,向合作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支预防宫颈癌疫苗的周健博士表示崇高敬意,称赞他“使全世界千百万妇女包括200万以上的澳大利亚妇女得以受益”。

周健的早逝让弗雷泽认为自己还有一份特殊的责任:“中国是周健的祖国,宫颈癌也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我认为自己有责任确保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能获得我和周健合作发明的这种疫苗。”

他多次来到中国,推动中国在HPV方面的科研工作。

2017年,HPV疫苗终于在国内上市。

疫苗是用来救人的,而不是资本家暴力的工具

这几日的疫苗风波折腾得人心惶惶。

一位又一位的生物学家向我们证明了疫苗对于全人类的重要性。

疫苗是用来救人的,而不是资本家拿来利滚利的工具,甚至连最后的底线都没有了。

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说过:

“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希望违法者被制裁,希望无辜者被善待,希望善人永远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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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9 22:1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了这项工作 周光召隐姓埋名18年!


原标题:周光召隐姓埋名18年之谜


周光召,1929年5月出生于长沙。他既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又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粒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后称院士),是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研制中不可或缺的功臣。

受父亲周凤九——“湖南公路界泰斗”的影响,周光召从小就对自然科学特别是电机很感兴趣。但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的巨大冲击波,改变了他专攻电机的初衷,转而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兴趣。194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有幸得到周培源、钱三强等教授的栽培。1951年考取研究生,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彭桓武教授,从事基本粒子物理研究。1954年毕业后执教北大物理系。1957年被国家选派赴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理论研究。1958年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粒子的螺旋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成为当时国际学术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20世纪五十年代,原子弹成为美国、苏联等少数几个国家手中的重要军事砝码。朝鲜战争中,美国总统杜鲁门曾毫不隐讳地声称,美国一直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苏联曾经答应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但后来却突然撤走全部专家,致使中国原子弹研制一度陷入困境。国际上甚至有人幸灾乐祸地断言:中国20年也休想搞成原子弹。

面对公然的“核讹诈”和残酷的“掐脖子”,中国人民憋足了气,也铆足了劲。毛泽东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得还。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用8年的时间研制原子弹,且这项科研的代号就叫“596”,即1959年6月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的日子。得悉此消息,当时在杜布纳原子弹研究所的周光召、何祚庥、吕敏迅速召集在苏联的中国专家展开讨论,并致信中国核工业部: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科学家,我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只要国内需要,愿意立即转行从事国家最急需的研究工作。从此,周光召开始潜心钻研流体力学、爆炸力学。

1962年2月,周光召奉命回国。他名义上任教北大,实际上出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部院)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全身心投入到原子弹的设计和研制之中。

研制核武器需要绝对的保密和安全。当时,负责该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对这次试验要严格保密,万一不成功,让外国人知道了,风险会更大,凡与试验无关的人员都不能知道,包括妻子、儿女。因此,为了这项超级机密的任务,周光召这位著名物理学家在世界学术界从此“消失”,开始了长达18年隐姓埋名的国防科研生涯。当时,周光召所有国际上的朋友一下子突然与之失去联系,且长时间杳无音信,“与世隔绝”,纷纷猜测他出什么事了,有人甚至曾传言他在回国时有人制造了爆炸事件,飞机失事了。

对于试验基地,第一不能冒顶,第二不能放枪,第三不能污染。通过多次对新疆戈壁沙漠地区的空中、现场勘察和筛选,最后将试验基地定在新疆面积达十多万平方公里渺无人烟的荒漠——罗布泊。为了研制核武器,周光召宵衣旰食,殚精竭虑,常年驻扎大西北,以高原和荒漠为家,生活环境异常艰苦,甚至冒着被辐射、被伤亡的生命危险。然而,周光召他们从来都是无怨无悔、无私无畏,硬是凭着‘“脱了裤子当当”也要造出原子弹’的超凡毅力,于1964年夏天将原子弹技术难关全面攻破。

试爆开始想定在国庆15周年之际,但出于国际因素的考虑, 周总理指示:“把客人(建国15周年国庆典礼上的外国友人)送走以后再说。”

10月15日,中国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进入倒计时。位于东经88度30分、北纬41度30分的罗布泊基地,即将上演一场惊天动地、决定命运的“大戏”。

等待的过程激动而焦躁。可以说,原子弹一刻没成功爆炸,大家一秒钟都无法安神。共和国领袖、科学家、技术员工……所有人都屏住气息,神经绷到极限。在这个节骨眼上,留守北京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的周光召更是不敢有半点松懈。他说这也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整个是紧张兮兮,一颗心一直悬在嗓子眼上。他曾形象而诙谐的说:假如把我装进去原子弹就能爆炸,就让我进去好了。就在这时,他再次接到周恩来的命令:再计算一次它能不能保证绝对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讲,失败的机会有多少?因此,他更不敢有丝毫的侥幸心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尽管之前已反复计算过多次,成功率在99%以上,且所有数据早就送达罗布泊基地;尽管此时已连续工作了近11小时,体力和脑力严重透支,但周光召仍然在一丝不苟地对每一个原子弹爆炸理论数据进行最后一次全面验算。 第二天早晨,爆炸的数据被计算出来,周光召和几位科学家一一签上自己的姓名,确证爆炸成功率在99%以上。

16日15时,随着一声声“加电!”“开机!”“预热!”“起爆!”的口令,主操作员激动地按下了牵动人心的最后一个按钮。瞬间的寂静后,巨大的的火球腾空而起,冲击波如飓风般席卷开来。随后,传来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渐渐地,火球与地面冲起的尘柱连成一体,形成极为壮观的蘑菇云……这是一个经典时刻,惊喜程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计指数。

当得到几方面核爆炸的确切证据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晚会上宣告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随即,新华社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它像一股强劲的冲击波迅速传遍了全世界,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独立自主地掌握了核技术,它意味着中国不仅树立了国防尖端科技的丰碑,更铸就了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的基石。

接着,周光召又马不停蹄地投身到紧张的氢弹研制工作。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

直至1980年春,在广州举行的国际粒子物理会议上,“人间蒸发”了18年的周光召才重新出现在国际物理学同行的视线中,并很快赢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赞誉——意大利政府授予他“意大利共和国爵士勋章”,美国、俄罗斯、欧洲科学院等11个国家和地区接纳他为外籍院士。1996年3月,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观测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46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周光召星”。作为“两弹一星元勋”,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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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9 22:2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梅国强 精研伤寒五十载(走近国医大师(15))

梅国强将一本本大部头的中医古籍视若至宝,遇到疑难杂症,白天观察患者症状,晚上在灯下查阅中医文献,往往手到病除。精研伤寒五十余载,善于治疗急重症。年近八旬,梅国强依然保持着白天看病、带教,晚上读书、研究病案的习惯。

在湖北中医药大学昙华林校区,经常能看见一位满头白发但步伐矫健、精神矍铄的老人在散步,他就是该校博士生导师、全国伤寒名家梅国强。

东汉名医张仲景写出中医经典名著《伤寒杂病论》,其中外感热病的部分被后人整理为《伤寒论》。今年79岁的梅国强,便是以精研《伤寒论》著称。如今虽年近八旬,但他仍坚持每周出诊5次,带学生临床实践,其余时间则研读经典、整理医案,一刻也闲不下来。

“当医生无非两看,即白天看病,夜间看书”

“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1800年以后还要学习《伤寒论》。但要想学好中医,读懂吃透中医经典是‘捷径’。”走进湖北中医药大学名医传承工作室,一本本大部头的中医古籍整齐排列在书架上,有的纸张已经泛黄。但梅国强仍视若至宝,时时翻阅,从中寻找启迪。

梅国强的父亲是一名乡村中医师。“小时候,每天天还没亮,就有乡亲上门请父亲看病。”梅国强回忆道。只要是来求医的人,无论贫富,父亲都一视同仁,全力为他们诊治。父亲常对他说,行医是积德行善的事情,要对病人负责。受到父亲的影响,梅国强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扶危济困的医生。

因家中兄弟姐妹众多,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身为长子的梅国强初中毕业后便考取了武昌医学专科学校,后来因学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湖北中医学院(现湖北中医药大学)。在这期间,他系统学习了西医和中医理论,还正式拜湖北伤寒名家洪子云教授为师。

“当医生无非两看,即白天看病,夜间看书。”梅国强至今还记得老师的教诲。他白天侍诊于老师,目睹了很多疑难杂病的治疗过程,深觉中医的博大精深和自身的不足;晚上则埋首于中医典籍,除主攻《伤寒论》外,还研读《黄帝内经》《难经》等医书。因老师主张“寒温汇通”,他便找到明清时期温病大家的著作仔细研读,涉猎各家学说。在老师20多年的言传身教之下,梅国强博览古代医学典籍,逐渐形成了以伤寒理论为基础,囊括心系、脾胃系等多个疾病领域的诊疗方法和心得。

除了大量典籍,梅国强的办公室里还有一沓沓排列整齐、分类归纳的复写原始病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已留存两万余例。“保存这些病案是为了传承经验、启迪后学。”精研伤寒五十余载,梅国强依然保持着白天看病、带教,晚上读书、研究病案的习惯。

“做医生要胆大心细,既勇于创新,又勤于思考”

梅国强以善于治疗急重症著称。

“梅老师,求求你,快救救我爱人吧!她发高烧40摄氏度不退,还一直腹痛,吃什么药都不见好。”上世纪70年代,在湖北麻城县,为响应国家“把课堂搬到农村”的号召,带着学生在当地上课的梅国强,遇到了行医以来最危急的一起病例。患者不仅高烧不退,而且下利脓血频繁,腹痛里急后重,更让梅国强和学生们焦虑的是:这是一个怀有8个月身孕的孕妇。

经过初步诊断,梅国强断定患者得的是急性细菌性痢疾。由于他们只带了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材和药品下乡,最稳妥的做法是把孕妇送到县城医院进行全面诊断和治疗。但此地距县城有100多里,当时交通不发达,若以人力将患者送到县城大约需要两天,恐错过最佳治疗时间。学生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都很慌张。

“大家不要慌,这其实是中医常见病,只不过症状比较严重,我们可以治。”一人两命,容不得半点差错。梅国强安抚大家的情绪后决心接诊。他用白头翁汤加行气理血、缓急止痛药,其中白头翁、生白芍都用到了30克。

“这是以前从没用过的剂量。”梅国强至今还有些后怕。当天晚上他彻夜难眠,唯恐有失。所幸药效很快显现,患者母子平安。

临床治疗并不总是这么一帆风顺,梅国强也遭遇过不被理解的时候。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的梅国强,接诊一例急性皮肌炎患者,不仅发着高烧,而且遍身布满红疹,奇痒微痛。此前已用西医的激素治疗,不见效果。梅国强便采用中医的清热解毒法为其治疗,没想到过了一个月,病情依旧。

“有人告到院领导那里,说我拿病人当试验品。”梅国强委屈之余,又认真反思:用了那么多名方都不见效,是不是治疗方向偏了?他白天观察患者症状,晚上在灯下查阅中医文献。“赤白游风,由表虚腠理不密,风邪袭入化热而成。”翻到《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的记载,他眼前一亮:这不就是病人的现状吗?

“看来患者并没有真正的内热。”梅国强顿悟。他便改用温性的桂枝汤加减治疗,终于找到了病的症结所在,患者很快痊愈。

“做医生要胆大心细,既勇于创新,又勤于思考。”行医几十年,每当遇到病情危急的病人,梅国强总是敢于“亮剑”,勇做“中医之侠客”,多次帮助病人转危为安。

“看病开药都要凭良心,我这一辈子要对得起我的病人”

“中医的伤寒并不是某一个病种,而是六经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现代中医运用这个原理可以治疗多种疾病。《伤寒论》历代研究成果众多,发展到今天,已广泛应用到心血管病、脾胃病、肝病甚至妇科病等,伤风感冒只是里面的一粒‘小芝麻’。”梅国强形象地解释中医的“伤寒”。他将这种辨证论治的方法发扬光大,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医诊疗体系,成为精通多个领域的中医杂家。

除了临床治疗,梅国强在学术领域也著述颇丰,主编、参编了《伤寒论讲义》等10余部全国规划教材及专著,发表了40余篇医学论文,为经方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思路和方法。由于在中医研究和临床运用领域的突出贡献,他先后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湖北中医大师、第三届国医大师等荣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尽管成名已久,梅国强并不以大师自居,仍然坚持在一线行医和治学。虽近耄耋之年,每周仍出诊5个半天。早上8点,梅国强会准时到达诊室。由于前来求医的人多,看完往往要到午后。但他尽量照顾到所有患者,常有“如厕难”之感。学校担心梅国强太辛苦,每次严格限制在30个号,但他总是说:“碰到病人有难处,还是通融通融吧。”遇到一些从外地来的患者,即使没有预约,梅国强也尽量加班为他们诊治。

“有一件事曾经让我很费解,梅老师擅长治疗消化系统疾病,可他自己却长期患有胃病。”梅国强的学生周贤说,“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他经常加班工作,不能按时吃饭的结果。”

医者仁心。梅国强的诊费很多年一直保持在15元,他开方从病情实际出发,普通疾病一般只用12—15味药,多为常用药,价格相对低廉。常常有病人质疑:“这么便宜的药,治得好吗?”结果药效显著,让病人心服口服。一些经梅国强看好病的人,深感其医术精湛,全家老小生病都找他医治。“看病开药都要凭良心,我这一辈子要对得起我的病人。”他说。


《 人民日报 》( 2018年09月06日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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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10 20:0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科技英才」南大物理学院缪峰教授:在原子世界“搭乐高”

穿着防尘服、带着防尘帽,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在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实验室,记者见到了缪峰教授,他正和团队仔细讨论着一个被称为“三明治”结构的电子元件。

29岁,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随后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科技部青年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等荣誉;36 岁,担任国家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开挂”的人生令人羡慕,但聆听他的故事后,才发现成绩来之不易。

痴迷“三明治”结构

看见我们,缪峰热情相迎,脱下防尘服的他,温和帅气,十足的大男生模样。一谈起他的研究,尽显稳重、干练。

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电子设备都设有高温保护机制,一旦温度过高就会自动切断电源。因此,电子元件“耐高温”是科学界共同的难题之一,很多科学家都在从事相关研究。

今年2月,他和团队在国际电子学顶级期刊Nature Electronics(《自然·电子学》)上发表了一项最新成果,提出了一种被称为“三明治”结构的电子元件,因此他还一度成为新闻媒体追逐报道的“网红”科学家。

“三明治”结构奇妙在哪里?缪峰解释:“一般电子器件的工作温度极限在 125℃,比如手机、电脑都会因为过热而关机,而我们研发的新结构,让电子产品在340℃ 高 温 下 仍 然 可 以 稳 定 工作。”他说,其中的奥秘就在于,这种元件两头电极是石墨烯,硫氧化钼作介质层夹中间。

说起来轻松,研究过程中,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我们要将块状材料剥离成原子尺度材料,然后在原子世界里‘搭乐高’,保证结构稳、性能好,实验中的每个数值要经过千锤百炼。”

缪峰表示,目前这项成果还分别在国内和美国申请了专利,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应用。“‘三明治’结构的电子元件,不仅能在高温下稳定工作,还有高性能的存储功能,其擦写次数是普通优盘的百倍。”

童年的科学梦想

缪峰评价自己,是一个典型的“80 后”,他的科学梦想也正萌芽于这个年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动玩具很少见,可这也挡不住他的热情。“还记得上小学时,第一次见到装了小电风扇的太阳帽,好奇得不得了,就把小电风扇拆了下来,各种摆弄。”他说,大人都没想到,后来他加了点木工材料,最后居然做成了一艘小的电动轮船。

自此以后,但凡家里的电子产品出了小毛病,都是他这个孩子来修。也许,正是童年对科学的偏爱,影响他最终走向了科研工作,成为一名科技工作者。

缪峰说,做科研热情最重要,就像孩童时的喜爱,外界的动力不一定能支撑你在科研路上一直走下去,只有真心热爱才能抵御科研路上的风雨。

一个特殊的实验室

推动中国物理电子学的发展,是缪峰的梦想。2009 年,缪峰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又在硅谷的惠普实验室磨练了 3 年。

2012 年,29 岁的缪峰入选第二批国家“青年千人计划”,选择回到母校南京大学。“无论是在美国读博,还是在硅谷工作,心底始终有牵挂,就是单纯想回来。”他说。

“现在看,国内的科研环境越来越好,如今我们的不少实验室,都拥有着国外实验室不可比拟的优势。”缪峰说,做科研也好,遇上重大抉择也罢,“从心”最重要,只有遵循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避免功利性的研究,才能真正在科研路上越行越远。

南京大学实验室,如今成为他和团队科研的“大本营”。他告诉记者,因为基础与应用研究重心有很大区别,所以一般实验室只专注于一项。“但我们的实验室却很特殊,一个团队干两个团队的事!”

缪峰自豪地说:“我们的实验室既开展基础研究,也关注应用,希望通过基础研究获得原创成果,并将其具体应用明朗化。”未来,他和团队还有个更宏伟的计划,“希望在物理电子学的交叉领域,通过对新材料和新原理器件的前瞻性研究,最终影响到未来电子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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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10 20:1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林:以化学“催化”育人之美

原标题:以化学“催化”育人之美

化学之美,严谨之美、创造之美。

几百年来,通过化学,人们认识了物质的组成、性质、结构与变化规律。

今天,还有更多的化学家,为了更广袤的未知,为了让世界更好,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

周其林,正是其中的一员。

上世纪70年代,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二批大学生,周其林踏入化学世界的大门,40年来,初心不改,在化学领域里躬耕不辍,如今,更是以化学“催化”育人之美,鼓励更多的青年学子爱上化学,进而打开创造世界的大门。

为 学

“在大学里主要学什么?学习知识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科学精神。”9月4日,南开大学2018级新生开学典礼上,作为教师代表,周其林寄语全体新生。

这样要求学生,周其林也这样要求自己。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当时的周其林是南京农村的一名普通回乡知青,耕田、除草、收割是他每天生活的全部。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他重新拾起荒废已久的学业,第二年,21岁的他成为兰州大学化学系的一名学生。

从农田到课桌,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周其林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临近毕业,便已明确未来的人生方向——从事有机化学的基础研究。

此后的十几年,周其林在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并先后赴德国、瑞士、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1999年,受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一职,周其林到南开大学任教。自此,这所高等学府严谨的学风、厚重的文化,为周其林提供了最佳的科研环境。

周其林所带领的课题组主要从事金属催化的有机合成反应、不对称催化、手性药物合成等研究。创造和发展精准、高效的合成方法与技术是当前合成化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因具有高效、原子经济性的特点,不对称催化已成为合成化学关注的焦点,并为社会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手性物质。手性催化剂是不对称催化的关键,它决定了反应的效率和选择性。在过去的研究中,虽然已出现许多手性催化剂,但真正对多种反应都有效的所谓“优势手性催化剂”仍然是凤毛麟角。

周其林潜心十余年,设计发展了一类全新的手性螺环配体骨架结构,从这类骨架结构出发,合成了系列手性螺环配体和催化剂,共计数百个。手性螺环催化剂对多种合成反应都有很高的催化效率和选择性,成为名副其实的“优势手性催化剂”。

这些催化剂被国内外同行称为“周氏催化剂”,已经成为南开化学的标志性成果。同时成为合成化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被全球40多个研究组借鉴使用,还被多家制药公司用于手性药物的生产。

瑞典化学家舍勒曾说,“世间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发现世人从未见过的新物质。”对周其林而言,最快乐的事,就是带领学生们畅游在化学世界里,尽情享受化学创造之美,尽情畅想未知世界的无限可能。

为 师

“我首先是一名教师,也永远是一名教师。”

周其林热爱自己的教师职业,尽管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多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术委员和兼职教授等诸多角色,周其林始终珍惜和坚守自己的教师身份。

从教多年,周其林曾不止一次对同事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高校里做基础研究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周其林的答案是,教育和培养学生。通过将学生引领到学科的前沿,帮助他们学会探知未知世界的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他们培养成栋梁之材,才是高校之根、为师之本。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周其林发展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从到南开之日起,周其林就承担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选修课《有机立体化学》《当代化学前沿》等课程的讲授,这些课程是前沿课程,也是基础课程,学习效果的好坏事关学生能否打好科研基础,能否对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能否建立起科学的学习方法。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只有动手实践,方能接近真理。”课堂上,周其林先是通过大班教学让学生了解前沿课题,再要求学生从能源、环境、催化、材料等方向确定兴趣点,查找资料后在小班讲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尽可能在课堂增加互动和学生自主提问环节,不仅给学生以知识,还给学生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周其林的课题组还有一个特点,在学生中已传为佳话,那就是它的开放性。

周其林的课题组对全校学生开放,无论本科、硕士或博士,只要对他的研究方向感兴趣,都可以到他的实验室里体验一番。

几十载春风化雨,几十载桃李满园。

在周其林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学生纷纷投身化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如今,周其林已为国家培养了70余名优秀博士和硕士,他们大多在国内外知名大学、研究机构、制药公司任职,其中有多人获得国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在周其林的办公室里,有许多档案袋摆放整齐,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着学生的名字,里面是他悉心保留的每名学生的实验报告,在周其林看来,这是他最宝贵的财富。

为 人

人生有很多东西,就像原子的最外层电子,失去以后核还在。但只要守住自己的“核”,就不会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迷失自我。

周其林的为人,也是如此。为人、治学、做事,踏实而严谨。

“周老师科研选题的标准,从来不是‘好发论文’,而是‘学科前沿’和‘国家需要’”,南开大学2014级直博生李茂霖告诉记者。

“直到我自己成为一名教师,才真正理解其中的不易和坚守。”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朱守非从2000年读研开始进入周其林的课题组,一直师从周其林,直到博士毕业留校任教。从进入课题组之初,他就发现导师的文章数量并不多, “不为发文章而发文章,而是要真正解决科学问题和满足国家需要。这份定力,值得后辈学习!”

周其林的严格与极重规则还表现在对于学生的要求。2017级硕士研究生王宸进课题组之初,半年时间都在做单调的实验操作训练,只是因为周其林的一个要求,“遵循规则,练好手艺”。“周老师做人做事都非常遵守规则。”王宸介绍,比如课题组或者研究所的仪器出现故障,周其林会要求学生按照研究所的流程报送相关部门检修,而不是“打个招呼”“说句话”,寻求便利。

周其林,一名人民教师,质朴从容,大道至简。

引领更多年轻人走入化学大门,以化学“催化”育人之美,几十载耕耘,周其林,矢志不渝,躬耕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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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12 19:1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熊远著:我国第一位养猪学院士


有这样一位学者,他与猪相处了半个多世纪,对猪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只要走进猪棚,心情就特别好。”同事打趣说:“猪是他心头的宝贝疙瘩。”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第一位养猪学院士熊远著。熊远著是我国著名的动物遗传育种学家,长期致力于动物遗传育种,特别是猪遗传育种的科研教学,为我国畜牧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诸多贡献。

熊远著是一位“大器晚成”的科学家。他青年时代因病几度休学,29岁大学毕业,53岁被评为副教授,56岁成为教授。为了育种,他在猪场吃住,正是由于他严谨执着、厚积薄发的治学精神,69岁时,他成为我国养猪学界的第一位院士。

熊远著出生于鄂西北山区——竹山县,熊家在当地属于书香世家,潜移默化下,少年熊远著对中国文学、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余,他阅读了大量的古文、诗赋和史书。1950年,熊远著凭着坚实的文化基础被多所高校录取,最后他选择到华中农学院学习。进校之初,他先后选择了植物保护、园艺、森林、兽医等专业试读,最终在机缘巧合下选择了畜牧专业。熊远著勤奋好学,除了完成正常的学习任务以外,他还自学了达马克的《进化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孟德尔的《遗传学》……

上世纪70年代,熊远著和同事提出大胆设想――选育瘦肉猪。主持承担“湖北白猪选育”课题后,他吃住基本在猪场,当起了名副其实的“猪倌”。

20世纪80年代,熊远著带领团队培育出我国自己选育的第一个高瘦肉率的猪母本新品种——“湖北白猪”及其品系,又优选出瘦肉率高、质优味美的“杜湖猪”。

在成功面前,熊远著和他的团队并未止步。他们跟踪世界猪育种研究前沿开展攻关,承担了多项国家及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其中,中国瘦肉猪新品系选育与配套技术、DIV系优良种猪示范推广分获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DIV1系持续选育与配套利用获“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奖,瘦肉型猪新品种(系)及配套技术的创新研究与开发获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熊远著的心里,猪的哼叫声就是最美妙的音乐。在他看来,猪育种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坚守。2017年1月30日,熊远著逝世。他的一生耕耘不止、奋斗不息,人们将铭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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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12 19:1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四光


李四光(1889.10.26-1971.4.29),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蒙古族,地质学家、教育家、音乐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为新中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元勋,2009年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李四光1910年7月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11年,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1928年1月,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1年4月,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9月,任中国科协主席;1969年4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今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的一个贫寒人家。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原名李仲揆,因报名时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最后将错就错,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李四光”至此得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长春地质学院教务长兼地矿系主任。[1]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李四光官费赴日本留学读大阪高工船用机关科,宣统二年毕业(1910)。因其在日本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并获孙中山赞誉,送其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其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1917年,李四光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获得硕士学位。1918年,他回到国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0年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1928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院长蔡元培任命李四光为武汉大学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选定了武汉大学的新校址(武汉大学内还有李四光选址的雕像)。1932年任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7年任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系名誉教授。1944-1946年,任重庆大学教授,并在重庆大学开设全国第一个石油专业。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然做好回国准备时却被伦敦的一位朋友(凌叔华.陈源夫妇)告知,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其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将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中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折叠毅然回国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1949年初,其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可惜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提前一年预订,归期只得拖延。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1951年8月中国长春地质专科学校、山东大学地质矿产学系、东北工学院地质学系和物理学系合并为东北地质学院(后名长春地质学院,现为吉林大学地学部),李四光担任首任院长。1952年李四光再次应邀回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1958年李四光经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折叠历史镜头

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少年有志,为了要造出"第一流兵舰" ,15岁东渡日本,学习造船专业。但是,当时中国没有钢铁不能造船,李四光又转赴英国,学习采矿。可他觉得采矿离不开找矿、勘探,还需要掌握地质学的专门知识,于是,他最终选择了地质专业。后来李四光为中国的地质学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889年10月26日 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

1904—1907 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学习。

1905年8月 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7年—1910年7月 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毕业归国后任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

1911年10月—1912年8月 先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事,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湖北省同盟会支部书记。

1913年10月—1918年6月 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采矿,后学地质学。毕业时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1920年 归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28年1月 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1931年 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34年—1936年4月 在英讲学,接受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37年11月 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广西桂林。

1944年,地质研究所经贵阳迁往重庆。

1945年4月,兼任重庆大学教授。

1948年8月 赴英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1950年5月 回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员会主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1951年4月 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51年8月 担任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校长(吉林大学地学部前身)。

1952年9月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

1956年2月 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兼室主任,1958年室改成所,兼任所长。

1958年6月 被苏联科学院授予国外院士。8月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9年4月 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8月 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1971年4月29日 逝世于北京。



科学救国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质学家李四光的名字真正为普通大众所熟知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那次大灾发生后,坊间流传着李四光能够预测预报地震的说法,据说李四光曾经提醒从事地震研究的科研人员要注意河北河间、沧州,要注意渤海,要注意云南通海,要注意四川炉霍,要注意云南的彝良大关,要注意松潘,要注意唐山等等,这些被李四光点了名的地方后来大都发生了地震,不过,李四光是不是讲过这番话,何时讲这番话至今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四光主张地震是可以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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