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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成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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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2 11:3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为飞机装上一颗“中国心”——记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科技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尹泽勇

在见到记者之前的半个多月里,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科技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尹泽勇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忙碌着:10余天在国外试验室里与同事、同行讨论问题、研究方案;经因延误而长达近30个小时的国际航班于凌晨回到上海,当日在上海开完两个技术讨论会后就赶往湖南,第二天又从湖南赶回北京……当他准时出现在集团“七一”专题党课上时,同事们都很感动。很难将这样高强度的作息与一位73岁的科技工作者联系起来,他如此不辞辛劳地奔波,为的就是尽快给中国的飞机装上一颗“中国心”。

必须走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尹泽勇的人生历程几乎可以丈量中国航空动力的航程:主持研制我国第一型独立自主研发的涡轴发动机;主持研制我国第一型严格按型号规范要求研制的输入转速最高、传动比和功重比最大、寿命最长、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传动系统;主持编制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型号研制可靠性大纲;主持研制我国第一型设计定型的涡扇发动机;主持研制我国第一型大推力大涵道比民用涡扇发动机验证机。

而他的航空梦在40多年前已经种下。尹泽勇1967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1970年来到刚组建不久的中国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进所不久,他就以超前的眼光,率先开展“有限元”这一前沿学科的研究及应用工作。他以顽强的毅力边开展日常型号研制工作、边学习研究先进技术,解决了多种发动机复杂结构的强度分析问题,使当时研究所在“有限元”技术应用方面一直处于行业前列。

由他负责全面技术工作的某涡轴发动机,是我国首台从预研开始全新自行设计的航空发动机。这一技术打破了国外在此领域的垄断和对发动机产品的封锁,走出了自主创新、自我发展的道路,并为先进直升机发动机研发扫清了障碍。由此,我国成为能够独立研发有自主知识产权先进涡轴发动机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2013年,“玉龙”航空发动机工程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它的研制生产并投入使用,扭转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有效地推动了直升机产业发展。尹泽勇带领团队在研制中自主创新完成了数千个图号设计和数万份技术文件编制,研究性试验及试飞项目是过去项目的4~16倍,走出了一条以大量计算分析、试验试飞为基础的航空发动机创新研制之路。

以严实作风为品质护航

在采访过程中,尹泽勇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实”。“科研工作必须求真务实”“严慎细实是发动机可靠性最重要的保证”“没有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作风,就没有中国航空发动机的今天”……

航空发动机研发背后是大量的计算分析与试验验证,古稀之年的尹泽勇依然尽可能多地到设计、试验现场实地分析研究,他说:“自主创新不可能在办公室里实现,必须在研发一线寻找破题之道。”

尹泽勇的“严”在行业里是出了名的。多年来,他对待科研工作总是严格要求、精益求精,对于提交给他审阅的技术报告,他必定亲自修改,数易其稿,直到完全符合要求。

质量是航空人的生命,当质量与进度发生冲突时,无论任务多紧,压力多大,尹泽勇始终坚持“质量第一”,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不姑息任何疏忽懈怠。即便是在某发动机研制进入后期阶段并且进展顺利时,他还提出关注发动机细节设计这一重要问题,并多次组织了发动机设计复查,清查出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隐患,提前避免了问题的发生,确保了型号研制进程。

正是因为他总是直面困难,正视问题,从而及时解决问题,才使得发动机研制工作少走弯路。在他看来:“发动机攻关容不得半点纰漏,必须把‘精心’的管理思想始终贯穿于研制的全过程,精工出细活,只有精益求精,我们的航空发动机才能真正经受住市场的考验。”

把握创新的脉动前行

“宇宙浩渺,人生短暂,尽心尽力,庶几无憾。”在《院士春秋》一书中,尹泽勇这样表述自己的人生观。航空发动机承载着几代航空人的梦想,尹泽勇深感重任在肩、时不我待。

对尹泽勇而言,浪费时间是一件奢侈且决不能容忍的事。在中国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时,他被称为所里“最忙碌的人”,出差回来,他首先不是回家,而是直接回到办公室。即使出差在外,他也会充分利用乘坐交通工具的时间修改论文、书稿或者审阅一些技术文件。

多年来,他把时间都给了工作和学习,饮食起居简化到极致,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20世纪90年代初,尹泽勇的健康状况一度恶化,多次胃出血。经常性的失血导致头晕眼花,影响工作。为了尽快恢复正常工作状态,尹泽勇选择接受胃切除手术。

“今天中国航空动力突破之路关键在于四点:一要注重应用基础性研究,这个学者、专家、工程师各方工作的交叉接合部是我们的短板,这一课必须补上;二要加快夯实我国的综合工业基础,提升综合工业发展水平;三要注重军民融合,以市场化手段降低成本、提升品质;四要加强行业内外以及国内外的合作。”对于未来,尹泽勇充满信心:当前是进行技术创新最好的时代,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和本质要求,我国的航空动力之路会越走越快、越走越宽。(记者 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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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2 11:3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陈清如院士:做学问就要顶天立地

陈清如院士致力于煤炭分选研究60余年,独创干法选煤技术

1994年6月,世界上第一座空气重介质流化床干法选煤示范厂在中国调试成功。这一工程科技项目的研究成功,在世界选煤界引起了轰动。从此,缺水和高寒地区及遇水易泥化的煤炭分选有了高效的选煤方法,为洁净煤技术中煤的加工和利用开辟出一条新的途径,从而使煤这种古老的能源焕发新的生机。让人颇有些意外的是,带队攻克这一世界性难题的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他就是中国矿物加工工程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教授陈清如,在业界,他还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干法选煤之父”。

早年经历让他体会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陈清如1926年生于浙江杭州,幼时的他亲身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各种灾难。从小学到高中,陈清如在战乱和社会动荡中先后辗转杭州、上海、南京等地求学,饱尝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艰辛,更深切体会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相连。陈清如回忆:“那时,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中国人生存的自由,凡是有血气的青年都不会无动于衷。”1942年,陈清如加入进步组织洪流社,积极参加沦陷区学生的救亡活动。通过学习革命真理,他更坚定了以身报国的决心。

1948年,陈清如报考唐山工学院采矿工程系。“当时我抱有科学救国的思想,也很喜欢学习深造,就说服父亲,让我考一所奖学金高的大学,那样就不需要家里负担我的费用了。”他说。1952年,陈清如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从事选煤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做起了这门“灰头土脸”的大学问。

煤炭为什么要分选?这要从煤炭的形成和开采说起。煤炭是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和地壳运动,经过生物、物理、化学作用,而逐步形成的。煤炭在形成过程中就混入了各种矿物杂质,在开采和运输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混入岩石和其他杂质。为剔除煤炭中的灰、硫等杂质,就要对煤炭进行分选加工,这个分选加工过程就是选煤。选煤能够把煤炭按质量分成各种产品,以满足不同用户对煤炭质量的要求,提高利用率。

1958年,陈清如被公派前往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回国后,他组织建成了应用放射性同位素选煤基础理论和测控技术实验室。为解决“难选煤”的分选问题,1964年,作为技术负责人的陈清如,全过程指导、参与了我国第一座用重介质旋流器处理末煤选煤厂的建设。同年,他还指导研制了我国第一台筛下空气室跳汰机,从而解决了选煤用跳汰机的大型化问题。

一定要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的选煤之路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科学春天”的到来,让陈清如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随着研究重新步入正轨,他对各种煤炭性能、种类、特点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这时,一个大问题开始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当时,湿法选煤技术已有200多年的应用历史,是世界上普遍使用的选煤技术。因此“选煤厂”往往直接被称作“洗煤厂”。但对于我国来说,大的煤炭基地都位于中西部缺水地区,用湿法选煤既浪费水资源,又污染环境。陈清如曾亲眼见过,西部不少煤矿需要定时、定量供水,甚至只能拿用过的洗澡水去选煤。于是他暗下决心:中国一定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选煤之路!

1984年,陈清如率先提出空气重介质流化床干法选煤。然而,这一想法却遭到了不少质疑。有人说: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开始研究,还一直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国外多年都没有搞出来的技术,我们怎么能搞成?陈清如这样回答:“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就算外国人搞不成,我们也一定要搞成!”

流化床干法选煤以气固两相悬浮体作为分选介质,在一定流速均匀气流的作用下形成具有一定密度、均匀稳定的气—固悬浮体,用其近似流体的性质,使轻重物在悬浮体中按密度分层,经分离脱介后,就能获得两种合格的轻重产品了。这项技术分选精度高,处理能力大,可省去煤泥水系统,建厂投资和生产费用也大大低于湿法选煤系统,而且环境污染小。

然而,在工程技术领域,成果要转化为大型的工业化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加快干法选煤技术的推广,陈清如奔波于全国的大小矿山,寻找试验点,最后选定了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燃料公司桃山煤场。为了尽快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工业示范性空气重介质流化床干法选煤厂,陈清如带领科技人员吃住在现场,前后工作了近两年时间,终于在1994年6月调试成功,干法选煤的“天方夜谭”就此成为现实。

干法选煤是煤炭产业的重大技术变革。国际选煤会议主席、美国能源部匹兹堡能源研究中心选煤部主任德布洛克表示,美国将采用由中国矿业大学提供的干法选煤技术和设备,来开发美国西部缺水地区的煤炭。

身患癌症、动过大手术,仍要求出院继续工作

七台河冬天的气温有零下30多摄氏度,南方人一般受不了,年过六旬的陈清如却像个年轻人一样,在厂房里爬上爬下。没人会想到,他前不久刚刚做过癌症手术。

1990年底,正当干法选煤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时,病魔却悄悄地降临了。陈清如由于长期熬夜工作,生活不规律,身体日渐衰弱。12月18日,陈清如突然便血,后被诊断为肾癌。学校领导去医院看望他时,他提了两条意见:“如果癌细胞还没有扩散,就尽快手术;如果癌细胞已经扩散,就立即出院,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左肾切除手术后20天,病情刚刚稳定,陈清如就坚决要求出院,没休息几天就坐火车赶往七台河。当时从徐州到七台河需要38个小时,中途还要转一次车。对于刚动过大手术的病人来说,不仅辛苦,而且危险。

为了结合现场实际开展研究,陈清如每年都要奔波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陕西、山东等地,去的煤矿一般都在距离城市几十里、几百里的地方,转车换车是家常便饭,有时还要步行数公里才能到达。“吃饭,路边店的一碗面就能解决;住宿,十几块钱的大通铺他也照住。”陈清如的学生、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赵跃民说。

晚年的陈清如仍心系洗煤事业。面对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他将干法选煤研究进行拓展和延伸,提出了中国洁净煤战略的构想。这一战略思想,为我国发展洁净煤技术、保卫蓝天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清如常对学生讲这样一句话:“做学问要顶天立地——顶天,就要站在国际前沿,瞄准世界一流;立地,就要结合行业和产业需求,解决我们国家的重大问题。空气重介质流化床干法选煤从科学理论到工程技术都是开创性的,需要几代人长期不懈的努力。”

1998年起,赵跃民教授带领团队继承、创新和发展了空气重介质流化床干法选煤技术,在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工程实践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引领着世界干法选煤技术的发展。据悉,该技术已被列入我国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记者 谷业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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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3 13:2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记宜兴籍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瑞松

“导弹试飞的时候,实际飞行曲线与理论弹道曲线完全重合,就意味着成功。我们个人的成长也是一样,只有与国家的需要相结合,才会出彩。”近期,市档案局组织工作人员奔赴北京等地,为宜兴籍乡贤归集、整理相关档案资料。其间,黄瑞松院士言语中流露出的爱国之情,深深打动着相关工作人员。

黄瑞松1938 年出生于和桥镇西锄村,是飞航导弹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飞航导弹的研究、设计、试制和试验工作,曾担任多种型号飞航导弹的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总指挥。“爱国”是黄瑞松一生的信仰。而这样的信仰从他年少时便已刻入了他的骨髓。

黄瑞松的童年是在血与火的交织中度过的。太滆地区,是赫赫有名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战士就曾住过黄瑞松家。他的父亲黄鸿法,因为掩护新四军而被日本人抓起来严刑拷打,这与众不同的经历,让年幼的黄瑞松迅速成长起来。他刻苦读书,成绩优异、思想上进,各方面都是佼佼者。1956 年,高考前夕,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军事学院)来宜招生,黄瑞松顺利过关,如愿以偿进入哈军工。1957年,哈军工开设导弹专业,黄瑞松进入导弹专业学习有翼导弹自动控制,从此结缘导弹,并为此奋斗一生。

从中国第一型飞航导弹“上游一号”开始,黄瑞松参与飞航导弹研制工作长达半个世纪。他重点参与和负责的导弹型号,射程上覆盖了近程、中程、远程,发射平台上涵盖了海(舰)、陆(岸)、空(机),导弹速度包含了亚音速、高亚音速、超音速、高超音速;上世纪80年代,他组织研究高超音速飞行器技术,奠定了我国高超音速技术发展的重要基础。黄瑞松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防科技奖特等奖,并于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得知市档案局工作人员此次赴京的目的,黄瑞松非常高兴,他拿出两本签名的《黄瑞松院士传记》和一架“爱国弹”导弹模型赠与市档案馆收藏。为了这枚“爱国弹”导弹,以黄院士为核心的团队呕心沥血、历经坎坷,才完成定型飞行。作为我国第一型装备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涡喷发动机的导弹,“爱国弹”以其体积小、重量轻,超低空掠海飞行、突防能力强,机动性能好、射程大,命中精度高、战斗部威力大等优异性能,定型后很快批量装备部队,成为我国海军水面舰艇的主战装备。

黄瑞松的工作历程,正映射着我国飞航导弹的发展轨迹,面对为国家所作的贡献,他十分谦虚,反复说:“我是靠祖国的培养,加上自己的努力,才取得了一点成绩。这些成绩,我只是提要求、出点子,工作都是大家做的。”黄瑞松不仅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国家的飞航导弹发展事业,而且也把自己的家献给了国家航天事业。目前,他的儿子在航天系统工作,外孙女也开始从事航天事业,一家三代人,传递着国家航天工程的接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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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3 13:2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爆炸力学之父”郑哲敏成功三部曲

196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北京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操场上,围着一群物理学研究员。此前两分钟,研究所所长钱学森组织了一次爆炸实验:他制作了一套爆炸装置,由专业人员引爆后,一块马口铁立马变成平底碗。他的思路由此展开,目光从每一位学员身上扫过,最后停留在一位中年男子身上。

“小郑,你过来一下!”

若有所思的小郑随钱学森到操场一角。他首先发问:“所长想谈刚才爆炸成型的事吗?”

钱学森点点头。

“其实,爆炸既然能成碗,就能成核武器的模具,这对核武器的研究很有帮助!”小郑思路很清晰。

钱学森很欣慰,因为小郑到力学研究所才两年,刚从副研究员转为研究员。他再次打量这位来自北方的精干汉子,就像丈母娘看女婿般越看越喜欢。思忖良久,钱学森郑重地说:“用爆炸生成我们所需的形状,这将是力学研究的新课题,姑且命名为爆炸力学吧。这个东西交给你,有信心吗?”

小郑使劲地点头。从此,他后半生爆炸力学研究生涯拉开序幕。若干年后,小郑成为闻名世界的“爆炸力学之父”,力学界的泰斗,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学院和美国国家工程院三院院士。他大名叫郑哲敏,广为业界传颂的是他成功路上的三部曲。

一、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郑哲敏生于1924年,老家在山东济南。他出生商人家庭,父亲郑章斐对他影响很深。郑章斐吃过不少苦,后来进城当学徒,千辛万苦做起钟表生意,让时人称叹。鉴于当时商人的地位不高,郑章斐要求小哲敏以后不要经商,而是学技术,最好“实业救国”。13岁时和父亲的一次谈话影响很深。

那时,小哲敏、哥哥和父亲三人住在成都。一天,父亲把小哲敏叫到身边,严肃地问:“你对拆表、装表很感兴趣吗?”

小哲敏老实回答:“是呀。没事的时候,就拆拆、装装,很简单的事儿。”

父亲缓缓说道:“感兴趣就好。你想过没有,以后是当修表匠,还是搞科研?当然不能卖表。”

小哲敏认真想了一下说:“搞科研,当科学家!”

父亲很高兴:“不管你选择什么,我都支持。只要你认准一个方向,就不要摇摆,不要总是改变。对于年轻人而言,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所以,你要尽快订下自己的目标。”

许多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郑哲敏在专业选择上就走了不少弯路。21岁,他在西南联大学的是电机工程专业,学了一年后就转为机械工程专业。这段时间,青年郑哲敏其实是迷惘的。1947年,他到清华大学当助教时,有幸遇到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科技三钱”之一的钱伟长。钱伟长的名师风范,对科学的执着深深地影响着他。钱伟长在机械系开了一门课,叫应用力学,郑哲敏只听了一堂课就深深迷上了。半年后,由于表现突出,他留校任钱伟长的助教;次年,他获国际扶轮社奖学金,并由钱伟长等推荐到美国加利福利亚理工学院深造。

郑哲敏经过探索,选择力学研究之路,这一干就是60年。想当初,如果他的职业定位不准确,选择方向不对,或许没有此后的精彩:1949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的他,一面刻苦攻读,一面准备回国;1955年,他与同学回到祖国,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56年,他任力学研究所弹性力学组组长,全力研究水坝抗震;1960年,他受命研究爆炸力学……

二、遇不到数十次失败,绝不会成功

从接手爆炸力学那一刻起,郑哲敏就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怎样一条坎坷路。他曾听科学家王中林说,科研有突破那一刻是最美的,就像作家辛苦创作的文字被发表一样;突破之外,多是枯燥与乏味,以及独自品尝失败的滋味。

具体在爆炸力学上,郑哲敏最苦恼的是,他以前没见过炸药和雷管,也不知道爆炸怎么搞,引线怎么点。毕竟那是危险的项目,很容易受伤。还好郑哲敏天生胆大心细,摸索几次后就找到了门道,也会一些基本的操作。

会点引线,知道地雷构造的郑哲敏经过思考,决定用爆炸生成汽车零件:“炸”核武器不易,“炸”个汽车总行吧?带着这种兴奋劲,郑哲敏和同事一起来到北京汽车厂,向厂长申请,要“炸”一个汽车后盖。

当时人们思想“开放”,连亩产稻谷一万斤都成为“常识”,听说“炸”个汽车零件也没多大惊奇。厂家提供了一套钢板模具,郑哲敏则带人研究爆破方案。20天后的某个中午,郑哲敏在工厂小院,小心翼翼地点燃引线。“砰”地一声巨响后,只见那套模具彻底变形:不但没达成理想的样子,连模具也大面积损坏。

一股失落与挫折涌上心头。郑哲敏失败了!

经过一天一夜反思,郑哲敏决定降低难度,从头再来:“炸”个汽车后灯罩。经过一个月的摸索,郑哲敏再次在同一个地方点燃引线。那知巨响过后,炸出来的只是一个黑不溜秋的圆桶!

“我居然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不能再这样了!”郑哲敏把自己关在屋里反省:是自己太心急了?还是自己没进行系统研究就开始实践,从而本末倒置了?抑或不应该选择汽车零件作实验?

痛定思痛,郑哲敏带着小组成员回到实验定,静心研究。此后,还遇到不少失败,但他总会总结经验,继续前行。四年后,经过无数次的爆炸实验和计算分析,郑哲敏独立提出一种新的力学模型——流体碳素性体模型。这种与国外同行同步提出的模型,为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爆炸力学学科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71年,从干校返回中科院力学所后,郑哲敏继续致力于爆炸力学的研究,经过十年努力,郑哲敏先后解决了穿甲和破甲相似率,破甲机理、穿甲简化理论和射流稳定性等一系列问题,大大改变了中国常规武器的落后状况。由于郑哲敏在爆炸力学上的卓越贡献,人们称他为“爆炸力学之父”。

值得一提的是,郑哲敏研究的爆炸力学不仅是为我国国防力量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国家经济建设上同样也是功不可没;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港口建设中,郑哲敏就利用爆炸原理解决了构筑防波堤问题,为国家节省资金上亿元。后来,在三峡三期围堰爆炸拆除方案的研究中,郑哲敏再次发挥所长,提出并详细论证了爆炸拆除的倾倒方案。在一次又一次的爆炸中,郑哲敏精确掌控了爆炸的各种机理,使爆炸成为一种经济建设的手段,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他开辟了爆炸加工,瓦斯突出,爆炸处理水下软基等关键技术领域,解决了国家多项重大工程建设的核心问题。

三峡三期围堰“天下第一爆”爆炸瞬间

三、会工作,更会生活。

世界上有些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成就斐然,但个人生活却一塌糊涂。郑哲敏则不然。他不但会工作,更会生活,长寿就是最好证明。

年届九旬的他每天生活很有节奏:早上洗衣、做家务,再到国家力学所;下午上网两小时,或出去散散步。闲暇之余,他会看一些关于哲学、科学史方面的书籍,听听巴赫或贝多芬的音乐。

最让人称道的是郑哲敏与夫人卢凤才之间相敬如宾的感情。两人结婚几十年来,相濡以沫,很少红过脸,更不用说吵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郑哲敏包揽了家里的大部分家务,比如洗衣机、晾衣服。“家务事是我们的共同语言!”卢凤才曾自豪地对朋友说。

最难得的是两人的相互鼓励和支持。2013年1月18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郑哲敏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当天上午领完奖,中午回家时,卢凤才的第一句话就是:“老郑不错!我要向你学习呀!”卢凤才是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她的一句话,让郑哲敏脸上立刻溢满阳光。毕竟,家人的夸奖才是最大的荣耀。


生活中,郑哲敏对许多东西都感兴趣。比如,赴宴途中,他看到瓦工师傅,就会去问这个怎么砌砖怎么弄;有空时,还要到单位的炊事班去做饭,做的时候他就告诉大家,一二百人用的锅那么大,炒菜不均匀,消耗能量太大,建议按照空气动力学的原理,换种炒法。

晚年的郑哲敏,把工作的目标订得更高。据消息透露,他目前正着手于研究天然水合物(即可燃冰)。这种耋耄之年仍向新能源挑战的精神,是郑哲敏成功的最大秘诀,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最宝贵品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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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3 15:4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铸剑|谢光选院士:“豹子”不土,战力威武


个人简介

谢光选(1922.11.5-2016.2.22),江西南昌人,战略导弹与运载火箭专家,中国导弹与运载火箭技术主要开创者之一,曾任我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期间,提出了17项大型地面试验程序,任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时,使中国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攻克高空失重场二次启动氢氧发动机技术难关的国家,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率先进入国际市场。2016年2月2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谢光选:无私奉献仁者风



作为一名“土专家”,谢光选更把中国学者勤奋、务实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自行研制中国的第一枚导弹,到主持设计中国的运载火箭,他用一生的心血,奠定了中国战略武器和航天事业的基础。

2016年2月22日,我国战略导弹与运载火箭技术专家和主要开创者之一谢光选院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谢光选院士的去世,使航天事业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学术高超的科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我国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的开拓和发展,为中国的火箭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书香门第走出的导弹专家

1922年11月5日,谢光选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祖父曾立下“宁存千卷书、不置万亩田”的祖训。父亲留给子女的家训是“读千卷诗书,学一技之长”。

1942年,谢光选考大学,国内几所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寄来。可是由于家境艰难,一时拿不起学费,谢光选只好选择了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他怎么也没想到,从这所当时不算太有名的学校里,先后走出了任新民、李乃暨、徐兰如等一批著名的中国航天专家。

五年寒窗,谢光选不遗余力地扩大知识面,培养能力。著名的土木工程学教授丁观海先生把国外弹性力学理论引进中国,他便挤出时间去听丁先生的课。

从那时起,他开始认识到:导弹不是一个硬体,而是软体,就像一根抖动的教鞭。之后,谢光选成为弹性力学理论的应用者。



1947年初,谢光选来到沈阳兵工厂工作。1956年初,兵工厂来了一位身穿便衣、头戴皮帽子的中年人,还来了8位陪同者。厂长和党委书记开会外出,临时抓了谢光选的差。对于这位陌生中年人,谢光选表现得严肃而谨慎,先是制止他在车间抽烟,又因其提出的问题涉密而不予回答。在随同人员说出中年人是“陈赓大将”时,谢光选还是严谨地给厂党委办公室打了确认电话。

陈赓对生产环节、机器设备、人员素质等问题问得很详细,谢光选回答得也令陈赓十分满意。特别是对导弹在现代化战争中的作用,谢光选表述得清晰明确、有条有理,陈将军深为赞赏。参观结束时,陈赓大将对谢光选说:“准备调到中央工作吧。”

1957年3月,谢光选调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不仅研制“中国”导弹 还要两弹结合

涉足航天,遇到的第一件事是仿制苏联P-2导弹。为此,谢光选掌握了英语、德语、俄语,还自学了陀螺力学、控制论、可靠性数学、微机应用、低温传热学、二相流和热传递的新进展等专业知识,给自己“充电加油”。

1960年9月10日,在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20天,中国航天人用自己研制的燃料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仿制导弹。可是,谢光选心里却很复杂,毕竟这是仿制他人的成果。他暗使心劲,一定要研制出名叫“中国”的导弹。

1960年11月5日,在谢光选38岁生日的时候,他和其他研制人员一起仿制的第一枚东风一号导弹顺利发射升空。这一年,他被任命为第一研究院总体部副主任。



从仿制到研制的道路并不平坦,当第一枚自制的东风二号导弹出厂时,总体部政委刘川诗问专家,发射到底有多大把握。在场的人有的说八成,有的说九成,可谢光选却唱了个六成的低调。

他实事求是地说道:“我们没有数据,没有计算机,想法又得不到验证,只好上天做试验。”结果,第一枚自制导弹发射后约20秒就掉了下来,航天人精心孕育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

失败并没有使航天人气馁。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他们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研制经验,制定了必须进行17项地面试验后才能进行飞行试验的制度,又相继成立了计算机、元器件等科研机构。

1962年底,谢光选被任命为东风二号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1964年6月29日,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东风二号导弹终于发射成功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全世界。但外电报道说:中国是有弹无枪。

1966年10月19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聂荣臻元帅等领导听取了来自发射基地的任务准备情况汇报。当总理提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方针时,谢光选作为导弹核武器技术协调组长,便举手站了起来表达了“做不到万无一失”的顾虑。

周总理解释说:“只要你们把能想到的问题都想到了,能做到的都做到了,能够发现的问题都找到了,就是做到了万无一失。如果客观条件不具备,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问题,属于吃一堑长一智的问题。”这些话使谢光选受到了鼓舞,也受到了鞭策。

不久之后,新疆罗布泊戈壁滩上空传出的一声巨响,全世界为之震惊!



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导弹携带原子弹弹头,从酒泉发射基地起飞后,准确命中预定目标,并成功实现核爆炸。罗布泊上空升起的巨大蘑菇云,标志着中国继美、苏、英、法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用自己的导弹发射核武器的国家。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

发射这天,当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起飞100秒后,因劳累加上感冒再加上神经处于紧张状态,穿着皮大衣的谢光选身上的汗一直顺着脊梁骨往下流。谢光选体验了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感受到了汗流浃背是个什么滋味。

他一直珍存着一张发黄的《人民日报》号外,上面的日期是1966年10月27日星期四,是中国人进行两弹结合试验成功的日子。

担当“长三”重任 破解发射技术难题



1977年,谢光选被任命为一院副院长,随后出任长征三号火箭总设计师。这位没有留过洋的“土专家”以“勤奋”和“务实”为座右铭,致力于新型火箭的开拓和发展。他与科技人员一起,解决了长征三号火箭的许多技术关键难题,为采用液氢液氧作为推进剂铺平了道路,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采用氢氧发动机技术的国家。

长征三号火箭在1984年1月首次发射时,只获得部分成功,但取得重要成果。这次发射使科研人员认识了低重力场三相流、高真空度下的三相流的危害。70天后,长征三号火箭再次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火箭成功高擎起亚洲一号卫星,圆满地完成了长征火箭第一次对外商业发射服务的重任。

谢光选清楚地记得,他以总体设计负责人的身份参加的各种型号导弹、火箭飞行试验达49次,成功率为93%。作为总设计师的谢光选感到欣慰的是,担负过国内外卫星发射任务的长征三号火箭,为中国新型火箭的发展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长征三号火箭的运载能力约为1.45吨,由于运载能力较大,飞行时间长、技术新、要求高,在研制过程中,要解决低温技术、发动机在高空失重条件下二次点火和大型火箭纵向耦合振动等重大技术难题。

面对艰巨的任务,谢光选和他带领的长征三号火箭研制队伍,抱着“中国不能在静止轨道上缺席”的壮志,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他说:“掌握这种发射同步定点通信卫星的技术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我是总设计师,必须全力以赴做好这项工作。”



谢光选一生以勤勉务实为座右铭,尊重规律、科学求实、锐意进取、勇于创新,是老一代航天科学家的杰出代表;他襟怀坦荡、品行高洁、虚怀若谷、行为世范,扶助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们迈向新的征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的名字将永远刻在中国航天的史册上。

(整理:葛志强)

干掉洋专家的“土豹子”



他是钱学森的手下大将,他是没有喝过洋墨水的土专家。但他不把自己当作“土包子”,而是凶猛的“土豹子”。在专业上,他自信自己业务能力不比“洋专家”差多少。他把中国学者勤奋、务实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

从自行研制中国的第一枚导弹,到主持设计中国的运载火箭,他用一生的心血,奠定了中国战略武器和航天事业的基础。他将自己那“脉脉含情”悉数送给了他眼中的“孩子”——每次他都对即将发射的火箭轻声说:“孩子啊,什么技能我们都教给你了,你乖乖的,别淘气,按照我们教你的去做……”那股温柔劲是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无比羡慕的。

即使功勋簿上,他没有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奖章,但这并不意味他功劳不大,因为在谢光选自己看来,最大的成就他已然获得——终生致力于他爱得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开拓发展事业。

(作者:李露)

祭谢光选

你的凶猛和温柔



你说自己是一头“土豹子”

一个没有喝过洋墨水的“土专家”

从中国第一枚导弹

到自主设计的运载火箭

你的战力如此凶猛

主持的每次火箭发射

你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现场

你的表情甚是温柔

抱着火箭喃喃低语

孩子别淘气,按照教你的去

(作者:张贺铭)

“豹子”不土,战力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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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3 15:4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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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4 15:2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奔赴祖国和人类最需要的地方”——学习钟扬教授的家国情怀

在追逐梦想的宏伟征途上,总有一些人选择“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在学术研究的浩瀚星空中,总有一些人甘愿“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年仅53岁的生物学家钟扬,便是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时代楷模。他放弃别人求之不得的位置,援藏支教过着苦行僧般的日子,为科研倾注全部心血。16年里奔走高原50多万公里,致力摸清西藏“生物家底”,用心血建立起西藏大学“双一流”学科,培养出一个个博士生,建成“穿越时空”的种质资源库。一片赤诚在世界屋脊铸就科学丰碑,无私奉献在时间荒原播下忠诚之种,钟扬用自己的言行,标注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梦想、责任与担当。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钟扬,1964年5月出生,湖南邵阳人,199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藏大学校长助理。2017年9月25日,在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为民族地区干部讲课的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2018年3月29日,中宣部追授钟扬“时代楷模”称号。

作为中国植物学家,钟扬曾立誓,要为祖国守护植物基因宝库;作为对人类负责的植物学家,他更立下大志,要在生物多样性不断遭到破坏的当下,为人类建一艘种子的“诺亚方舟”。这个想法,因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结缘而得以实现。自2001年钟扬选择援藏开始,16年时间,他带着西藏大学的学生开启了为国家搜集种子的征程。

16年来,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累计搜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近西藏植物的1/5。这些年来,他们的一个个创举惊动学界:他们追踪整整10年,在海拔4150米处发现了“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的崭新生态型;他们采集的高原香柏种子里,已提取出抗癌成分,并通过了美国药学会认证;他们花了整整3年,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西藏巨柏逐一登记在册,建立起保护数据库;他们揭示了红景天、独一味等青藏高原特有植物对环境的分子适应机制;他们的杂交旱稻重大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意味着,万一全球气候发生变化,干旱缺水地区也有机会让农业“平稳着陆”;他还带领团队耕耘10年,在上海成功引种红树林,创造了世界引种最高纬度,为上海海岸生态保护打造了新的屏障……

“最好的植物学研究,一定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钟扬与学生共勉之语,成为他一生的写照。

“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经年累月的高原工作,让钟扬的身体频发警报。2015年5月2日,51岁生日当晚,钟扬突发脑溢血。所幸,抢救及时,钟扬得以死里逃生。睁开眼的第一件事,便是给组织写信。经他口述,学生一字一字地敲下钟扬的心声:“西藏是我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屏障……我建议开展‘天路计划’,让更多有才华、有志向的科学工作者,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奋斗……就我个人而言,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对国家的忠心赤胆,对事业的执着认真,让人动容、令人敬佩。

住院半个月后,钟扬出院了,连午餐盒都没力气打开的他,在学生搀扶下,拖着“半身不遂”的右腿一步步爬上25级台阶,“瘫坐”在二楼的办公室里,开始恢复工作。

从医院出来,医生给他定了3条“铁律”:一是戒酒,二是吃药,三是绝不可再去西藏。这个一顿能喝两瓶白酒的汉子,心一横,把酒戒了;可这个对青藏高原爱得深沉的汉子,无论医生如何警告,无论家人如何担忧,终究没“戒”得了西藏。仅仅半年后,他又进藏了。很多人不解,他连命都不要,到底想要什么?多年前,他放弃33岁副局级的“大好前程”,到复旦大学当了一名没有官职的教授。直到去世,他的行政级别还是处级。钟扬的学术成果300余项,早有资格坐在办公室里,指挥手下一批人干活。可钟扬就是“不通世故”,非要撑着多病的身子去高原采集种子,既无经济收益,又无名无利。名,钟扬看不到眼里;利,就更与他无缘。对此,钟扬曾这样深情解释:“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奔赴祖国和人类最需要的地方,这就是生长于珠穆朗玛峰的高山植物给我的人生启示。”

对自己,钟扬近乎苛刻。穿29元一件、从地摊上买来的牛仔裤,破了补好再继续穿,也舍不得扔;戴几十元钱的帽子,学生看不过去,帮他扔了,他捡回来一直戴着;材料边边角角的空白被剪下来当记事贴……对事业、对他人,钟扬却极尽慷慨。对西藏当地老师和学生一资助就是几十万元!为让藏族学生开拓视野,他私人出资发起“西藏大学学生走出雪域看内地”活动,组织80多个藏大学生赴上海学习;只要是藏大老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无论成功与否,他都补助2000元……妻子张晓艳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钟扬两度出国进修、做访问学者。回国时,他把在国外送报纸、端盘子的收入和省下来的生活费都买了计算机,准备捐给单位。过海关时,工作人员怎么都不相信,“个人回国都带彩电冰箱,哪有人买这种‘大件’捐给公家?”

“我愿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愿接受党的一切考验。”钟扬入党申请书上的话,字字铿锵。这是高原植物的品格,也是钟扬,这个有着2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



“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

“教师是我最在意的身份。”钟扬经常说,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全心浇灌就会开出希望之花。这些年,除了为国家收集植物种子,钟扬倾注了巨大心血培育最心爱的“种子”——学生。

凌晨5点多,爬起来给学生做早饭的,是钟老师;爬坡过坎,以身涉险为学生探路的,是钟老师;高原上,上气不接下气陪着困乏司机聊天的,是钟老师……从小,钟扬抱怨当老师的父母,关爱学生比管自己多。如今,他撇下一双心爱的儿子,陪学生的时间远超陪伴自己的孩子。

作为老师,钟扬有着植物学家的独到眼光,底子薄弱的少数民族学生、想办退学的“老大难”、患有肌无力症无法野外工作的学生……钟扬经过“选苗”,照收不误。他用心浇灌、培育,一个个学生竞相开出希望之花,成长为有用之才。

2016年的一个夜晚,西藏拉萨。钟扬像往常一样吞下一把降血压、降血脂、扩血管的药物,打开电脑。“我自愿申请转入中组部第八批援藏工作组……”他不假思索,郑重写道。第六批、第七批、第八批,这已经是钟扬第三次申请援藏了。

“不拿到博士学位授予权,我就不离开西藏大学!”来西藏大学第一天,全体大会上,钟扬对全校师生拍了胸脯。那时的藏大,连硕士点都没有。16年艰苦磨砺,钟扬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申请到西藏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个理学博士点,为藏族培养了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如今,钟扬培养的少数民族学生已遍布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云南等西部省份,不少已成长为科研带头人。

事实上,钟扬的视野从没离开过下一代。谁能想到,一个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的大学教授,每个月却坚持抽出两天去中小学开科普课。多年来,钟扬以巨大热情投入科普教育中,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建设,承担了自然博物馆500块中英文展板的文字编写工作,出版了3本科普著作和6本科普译著,每年主讲30场科普讲座。他去世后,他的家人作出决定,把钟扬138万元的车祸赔偿金和利息全部捐出来,发起成立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用于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工作。这不是遗愿的“遗愿”,恰是钟扬家国情怀的最好体现。

钟扬的骨灰被他的学生庄严地撒入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江。江水呜咽,雪山巍巍。钟扬的生命融入了祖国山河,永远与青藏高原在一起,与他挚爱的一草一木在一起,与祖国和人民在一起。他的事业永续,他的精神永在,他的英名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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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4 15:3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铸剑|导弹院士陈福田:惜时如金、一生为国

2016年4月7日


陈福田,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地地固体常规导弹技术开拓者之一,著名弹道导弹技术专家。1964年7月北京航空学院导弹总体专业毕业后进入第七机械工业部一院第一设计部工作,历任研究室主任,国家某重点型号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200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担任技术领导职务,为我国导弹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2015年3月20日,陈福田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一辈子都献给了导弹事业

1938年生于辽宁省抚顺市,原籍山东临朐。1964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导弹总体专业。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型号系列总设计师。曾任国家某重点型号总设计师,是我国地地固体战术导弹技术开拓者之一。他主持和参与了多个国家重点型号研制工作,在国内率先实现了某型号飞行技术跨越;提出并实现了独具特色的突防方案;在国内第一个提出并实现了捷联惯组加减振、放宽发动机装药初始温度,为工程研制做出重大贡献。

在公开见诸报端的报道中,对老人一生进行了简要介绍。由于涉及国家国防机密,陈福田和同事们以及他们所做的工作根本没有什么公开亮相的机会。

直到记者走进一院,才初步了解了陈福田的具体工作经历和他为国家国防作出的突出贡献——

他领导了我国第一代地地固体常规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首次提出并攻克捷联惯性制导及全数字控制等技术难题,填补了我国近程常规导弹的空白,该型号因此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他敏锐地分析国际军事斗争形势,颇具前瞻性地领导并研制出新型地地固体常规导弹武器系统,使我国导弹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巩固国防实力作出突出贡献。

他领导研制的导弹武器系统至今仍是我军的主战装备之一,多次参加军事演习和国庆阅兵,有力地震慑了敌对势力,彰显了我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实力和决心。

他对自己的生活标准很低,对工作的标准极高。在被认定为成功的一次型号飞行试验结束后,他对导弹打击精度仍旧不满意,花甲之年还深入戈壁荒漠捡拾导弹残骸,工作了7天终于找到了残骸,分析出了问题。驻守戈壁的军人说:"场站建成几十年来,第一次有型号总设计师来这里亲自找残骸,也是第一次有这么大岁数的专家走进我们场站。"

他经常勉励年轻人,从事导弹武器研制工作,就要"严谨细致、勤勤恳恳、默默无闻、甘于奉献"。尽管后来不再分管具体型号,他仍带领同事在技术基础和预先研究领域开展大量前沿技术跟踪、军事战略理论研究等创新型工作,在技术创新、型号发展、领域开拓、人才培养方面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勇斗病魔,临终著书传千古


2007年的一天,国家某重点型号的一次飞行试验在我国西部戈壁成功实施。年近七旬的陈福田,作为该型号系列总设计师,与几位型号“两总”一同乘飞机返回北京。

飞机飞行途中,陈福田突然感到行动不便。回到家不久,症状没有缓解,陈福田在儿子陪同下前往北京航天总医院检查,发现胃部长有恶性肿瘤。经北京肿瘤医院进一步检查,被诊断为胃癌和前列腺癌转移。他随即被转入301医院进行治疗。

老人了解病情后表现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强和乐观,他自己研究病例和药品,与医生沟通治疗方法,积极配合治疗。手术治疗加住院观察半年后,陈福田顺利出院,重新投入到工作中。

恶性肿瘤极易转移复发,医生要求陈福田术后每年必须进行一次约30天的全面复查体检。可是陈福田连这每年一个月的复查时间都“斤斤计较”,怕耽搁工作,他知道自己的时间非常宝贵,有许多东西要研究,有许多事情要考虑。

2014年5月的那次复查结束后,陈福田没能顺利离开医院,医生发现肿瘤已发生转移,必须留院治疗。仍然放不下工作的陈福田,只得托人在探望他时把自己精心收集的科研资料从家带到病房,继续工作。有时陈福田还发动儿女到北京图书大厦等地,帮他寻找一些参考资料。

陈福田的住院生活被他规划得井井有条:上午接受各种治疗,下午午休起床后14:30开始工作,直到17:15晚饭,晚上自己记录治疗日志,了解病情进展。他唯一的休闲活动就是晚上打开电视收看《新闻联播》、《海峡两岸》、《今日关注》等节目,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军事领域动态。

一辈子从事导弹研制,陈福田见证了我国地地固体常规导弹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积累了宝贵的专业技术经验。病重期间,他开始考虑要在身后为别人“留下些什么”。

结合他对近年来国际形势、周边安全环境和导弹技术发展趋势的思考,住院期间他开始着手《“空海一体战”及其引发的思考》一书的写作工作。

陈福田离世前,6万余字的《“空海一体战”及其引发的思考》一书的完整稿送到了他的手中,也算了却了老人的一桩心愿。这本书是陈福田长期研究国际军事战略和航天型号应用的系统总结,也承载着陈福田对国防科技工业未来发展和所从事专业发展的期待和深情。

一代大师陨落

2015年3月20日,陈福田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弥留之际,陈总脑海中念念不忘的还是型号工作,都没来得及给自己的家人留下只言片语。”谈及陈福田3月20日辞世时的情景,一院某型号总设计师张海瑞悲痛不已。

“老陈从年轻时起就对时间精打细算,要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他做到了。”陈福田的老伴陈月琴讲到这时眼中闪动泪光。

(整理:葛志强)

祭陈福田

一个解放前捡煤渣谋生的孩子

怀揣强军理想成长为一名导弹院士

50年默默耕耘在导弹领域

他一生就一个追求:为国家造好武器。

弥留之际,割舍不下。

他说:“国家不强大,受人欺负”。

他患癌症八年,从不让用营养药

每笔药费都要记账

他说:“我要给国家省钱”

他,对生活的标准很低

不计较吃饭穿衣,对午休却很在意

那样下午工作才更有精力。

他,对工作的标准极高。

为了提升导弹打击精度

花甲之年还冒严寒勇闯戈壁

他,晚年罹患癌症依然笑对病魔

把体检项目都用航天系统工程规划

只为与死神赛跑时争取更多的时间

他,甚至连做梦都在想着工作

病床上的呓语全是项目型号

惜时如金、一生为国

一直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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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4 15:3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邢文革:让军舰“千里眼”看得更清、望得更远

“舰载雷达就是军舰的‘千里眼’,它的功能是看透战场,服务于中国海军。”前不久,记者见到了我国舰载雷达领域的领军人物、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首席专家邢文革。身着西装的他身姿笔挺,军工人的英气扑面而来。

今年5月,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进行首次海试,其舰岛关键设备“有源相控阵雷达”由邢文革团队研制。“军工装备的研制要瞄准打胜仗。”在他看来,只要我国军事装备和国际一流装备还存在差距,那么就要永不停歇地追赶。

从事雷达研制工作30余载,“追赶”是邢文革一路走来的关键词,这是他前进的动力,也早已成为一种习惯。

像很多男孩一样,小时候的邢文革喜欢战争电影,也很崇敬保家卫国的英雄。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尽管专业不对口,他毅然服从分配,投身国防事业。

光凭一腔热血是不够的,专业上的劣势很快就显现出来。周围同事多数是雷达专业出身,大气物理专业毕业的邢文革当时对雷达一无所知。“有差距就有追赶的动力,跨行业或跨专业的门槛肯定是可以突破的。”邢文革说。

很快,他就用单位的资料共享平台,补上了雷达专业知识这块短板。而且,他还参与到国家级重大新型防空项目的研制中,提升自身的工程实践能力。仅用十年,邢文革就蜕变为一名国家级雷达总体设计师。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海军对国产舰载有源相控阵雷达的需求十分迫切。随之“中华神盾”雷达项目立项,邢文革担任“中华神盾”雷达副总设计师。面对祖国与军事强国在雷达技术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以及遭遇技术封锁的窘况,邢文革带领团队经过十年攻关解决了长期困扰海用雷达的“海杂波”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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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5 15:4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员邵明安

新华社西安8月14日电题:为了大西北的绿水青山——记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员邵明安

新华社记者许祖华、姚友明、陈晨

他生长在南方的鱼米之乡,却在西北旱塬默默耕耘了36年。为研究水分在干旱半干旱土壤中的运动轨迹,他常年与荒山野岭为伴,为黄土高原生态恢复做出杰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员邵明安扎根西北36年,将科学报国、严谨治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播撒给一代代知识分子。

(小标题)将坚韧的心植于黄土

20世纪80年代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工作过的人,几乎都对邵明安搭建在温室内的数个大型“土柱”印象颇深:为精确测量小麦根系在不同供水条件下的生长状况,邵明安放着研究生宿舍不住,在温室里一住就是一年多。有一次,为避免下雨时水分渗入影响实验数据准确性,他在将遮雨棚推到实验土柱上时不慎触电,差点危及生命。

“有人说邵明安是个‘疯子’,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做任何事都力求完美的人。”邵明安的同事刘文兆研究员回忆说,邵明安用简单的设备、新颖的方式解决了大量科学问题,在读研期间就发表8篇论文,其中1篇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1篇名为《植物根系的吸水数学模拟》的论文发表在国内顶级学术期刊《土壤学报》上。

1982年怀揣着一腔热血来到杨凌的邵明安,面对着的是一个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简陋、每年都有大量科研人员“孔雀东南飞”的荒凉之地。但他却在毕业后留了下来,针对西北旱区的特点,拓展了土壤干层的相关研究:即黄土高原地区的深厚土层中,有雨水和地下水均难以补给到的区域,如果种植的植物耗水量过大,可能该区域会随着植物根系的不断生长而扩大面积,最终不仅会制约植物本身的生长状况,还会对临近植物以及后续在附近栽种植物的生长产生制约影响。

通过对黄土高原植物——水分关系实验获得的大量数据,邵明安终于研究出来根据土壤水分的再分布过程推求土壤导水参数的新方法,有效解决了困扰该领域相关参数的准确性和实用性问题,其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国际土壤物理学界的肯定。

(小标题)“科研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992年11月,邵明安被公派到美国开展合作研究,其间转而攻读博士学位。毕业时,面对导师的挽留,他态度坚决。毕业答辩刚一结束,邵明安就乘机飞回国内,甚至连毕业典礼都没有参加。

作为土壤物理学家,邵明安的工作场所多在荒郊野外。如今虽已年过花甲,他仍坚持每年要在野外试验站住上一段时间。在位于陕北的神木试验站驻站时,为尽可能地多获得一些实验数据,他经常清晨5时和学生一起上山采集样本,8时下山分析实验数据,下午4时再上山,天黑后才回来。7平方公里的小流域,他走了不知多少遍。

西农大水保所研究员王力说,邵明安自1996年回国至今,仅在神木站就培养出硕博研究生50余名。“邵老师总说‘科研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经常去神木站指导学生的实验,让远离家乡的同学们感受到温暖。”

西农大水保所副研究员朱元骏说,邵老师建立了植物根系吸水的机理模型和土壤水分有效性的动力学模式,这些成果在理论上明显优于国际上已有模型和模式。最近,邵老师又将研究目光落在了土壤水分植被承载力的相关科学问题上。

“通俗来讲,就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测算出不同质地土壤中的含水量及对植被的承载能力。这样一来,今后人们在造林固沙、退耕还林时,就会有更准确的信息作为支撑。”朱元骏说,这对提高还林还草效能、恢复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加快“美丽中国”建设都意义重大。

(小标题)为绿水青山奋斗一生

邵明安经常工作到凌晨,夜深人静时,他往往还要修改学生们的论文,整理科研项目的汇报材料。去年4月的一天,在连续几个通宵指导博士生的毕业论文过后,邵明安准备驾车去中国科学院大学上课,但车辆刚一发动,他心脏骤停、陷入昏迷。20多分钟后,他才在血泊中苏醒,发现汽车撞在停车场的墙上,油箱险些被撞坏,命悬一线。

就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邵明安曾在住院期间在病床上为学生讲授“土壤物理学”,曾挂着心脏和血压动态监测仪为研究生做关于“如何更好地做科学研究”的报告。同学和同事经常劝邵明安多休息、注意身体,邵明安总说:“人的一生太短暂,我想在有限的生命里为国家多做一点事。”

虽有诸多荣誉加身,但邵明安却对简朴的生活甘之如饴:记者见到他时,他衣着朴素,穿的是一件学术会议的纪念T恤。妻女都在北京,他却常年一个人住在杨凌。去过他家的人,都对房屋的简陋印象深刻:20世纪90年代的老房子,水泥地、80年代的旧棉被、旧家具……

“邵老师常说,如果太过关心物质生活就会分心,他的心思都在科研上。”西农大研究生赵春雷说。

邵明安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与土壤打交道,我还会坚持下去,为大西北的绿水青山奋斗一生。我还会带领更多年轻人致力于土壤科学研究,争取让我们的下一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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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5 15:4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沉痛哀悼|中科院地学部马瑾院士逝世


构造物理与构造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马瑾院士于2018年8月12日逝世,享年84岁。

构造地质与构造物理学家 1934年11月27日生于江苏如皋。1956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1962年获苏联科学院大地物理研究所副博士学位。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从野外调查、实验模拟及理论分析等方面研究构造变形的物理机制及与此相关的实际问题。20世纪60年代研究褶皱构造应力场及其形成机制,并应用含油构造分析中。结合地震需求又转向断裂形成机制研究,得到了断层几何与失稳类型及前兆特征的关系、断层物质类型与断层活动性状的关系以及环境因素的交叉影响等有价值的结果。围绕缝(断)块系统的变形与地震活动性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揭示了板内地震过程的一些特点,在地震预报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领导建立了中国地震局构造物理开放实验室。代表作有《几种构造变形体的光弹性模拟实验研究》、《构造物理学概论》和《从断层中心论向块体中心论转变一论活动块体在地震活动中的作用》等。

马院士生平及成就:

1934年11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如皋。1952—1956年在北京地质学院普查勘探系学习。1958—1962年在前苏联科学院大地物理研究所攻读研究生,主修构造物理学,获副博士学位。1956—1958年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1962—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78年在国家(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工作,1978年晋升副研究员,1981年晋升研究员,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1986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此间曾多次赴美、日、苏、加等国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并于1983年在美国地质调查所作访问学者。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政协委员,中国地震局构造物理开放实验室主任,中国地震学会常务理事,构造物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中国小组成员,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

创新是科学的灵魂,也是优秀科学家必备的科学精神。同许多优秀的科学家一样,勇于开拓、不断创新是马瑾院士在科学上取得成功的关键。自1958年赴前苏联深造开始,她在构造物理学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发展中进行了许多具有开拓和创新性的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她关于褶皱和断层成因机制及应力场的实验研究,不仅在中国构造地质研究中具有开拓意义,并受到前苏联和日本等国学者的重视,在石油会战中,她提出岩性组合决定构造变形特征的新认识,加深了对构造变形规律的认识,并在油气构造研究中起到了指导作用。

20世纪70年代,她率先开展了构造变形与地震成因机制及地震前兆的实验研究,这一研究在中国地震构造物理学的发展中具有开拓意义,以此为基础的研究成果,如构造控震作用与地震迁移的准则和类型、水库地震类型与断层类型的关系、地震前兆和后效的概念、地震前兆类型与构造类型的关系等,都是有创新性的研究;20世纪80、90年代,她对缝块系统变形特征、物理场演化及其与地震活动关系等问题的实验与理论研究,被国内外学者誉为独具特色的研究;关于断层宏观力学性状与断层物质微观变形机制的实验研究,是国内高温高压岩石摩擦及实验岩石变形显微构造方面最早的研究成果。

以实验研究为重要基础的构造物理学,科研上的创新需要实验技术的不断发展。马瑾院士和构造物理实验室的同事们对实验技术的创新极为重视,几十年来,该实验室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率先把光弹和重力离心机等相似材料实验装置引入地学研究;研制开发了国内最早的固体和气体介质高温高压三轴岩石变形装置;在国内地学界率先研制了多通道数字化全波形声发射测量系统及声发射三维定位技术,研制开发的多通道数字应变仪及分析系统不仅在国内,在国外同类实验室也处于领先地位;等等。其中多项技术被国内近10家教学、科研和生产单位所采用。正是由于技术上的不断创新,使实验室在构造物理研究的诸多方面取得了开拓性和创新性的成果。

马瑾院士的研究领域为构造物理学,她从野外调查、实验模拟及理论分析等多方面研究构造变形的物理机制及与此相关的实际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关于褶皱形成机制及应力场的研究在中国实验构造地质学的发展中具有开拓性;围绕构造变形与地震活动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包括在断层几何与失稳类型及前兆特征方面一系列有特色的实验和理论研究、高温高压下断层力学性状和失稳条件与变形机制方面的实验研究等,其中许多工作在中国实验地震学和构造地质学的发展中具有开创性;基于实验结果和野外调查,在区域构造的控震作用、水库地震机制、地震前兆类型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认识和新观点,并在地震预报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论着逾130篇(部),获部级以上奖励的科研成果达10项。她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其论着被国内外学者广为引用。



作为主要负责人,马瑾院士领导建立了可研究地壳和上地幔物质物理力学性质、变形过程及其物理响应的构造物理实验室,该实验室不仅在实验构造物理学和高温高压岩石力学研究中取得了大量成果,并为推动中国相关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马瑾院士先后多次组织中国性和国际构造物理学术讨论会,扶持和培养了一批年轻人才和高质量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为中国构造物理学和高温高压岩石力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她在科学研究上的显着成绩和学术上的突出贡献,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1年7月起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被授予“中央国家机关巾帼建功标兵”称号;1996年被国家地震局和人事部授予“中国地震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马院士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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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5 15:4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最大的乐趣在于发现——记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崔铁军团队


“隐身衣、人造黑洞……”这些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事物,如今在中国科学家的手中正一步步迈向现实。1月9日,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现场传来佳音:东南大学2014年度科技成果再获全面丰收,囊括五项国家科技奖。其中,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东南大学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崔铁军教授领衔的研究项目“新型人工电磁媒质对电磁波的调控研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该研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资助下,深入探究了人工媒质对电磁波的调控理论、结构设计、实验验证及实际应用,其核心是通过等效媒质理论,用人工的方法形成材料结构来控制电磁波,由此实现某些特定性能,为社会带来前瞻性的应用,隐身功能、电磁黑洞等都在其中。

核心解读:人工电磁媒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自然界的材料,如桌椅、空气等由分子和原子构成,它们的属性是受限的,因其受限属性,很多功能就无法实现,而崔铁军团队致力于通过提出一个等效媒质理论用人工的方法实现某种新的材料结构,形成一种新型的人工电磁媒质。崔铁军形象地解读道,“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光在空气这种均匀媒质中沿直线传播,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彼此。而如果我们构造一种人工媒质,光穿过这种媒质的时候可以沿曲线传播,绕过你,那么我就看不到你了,从而实现隐身效果。不仅是光,电磁波、红外线等也是同样道理。通过构造具有一定特性的人工媒质,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各种新奇特性。”崔铁军的团队正致力于这样的人工电磁媒质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究。在电磁领域通过定制这样的人工电磁媒质的属性,就可以打破自然界的受限性,而运用这样的媒质控制电磁波,实现一些特定性能,就可以为我们的社会带来极高的应用价值。

实现第一个三维“隐身衣”

“隐身衣”是崔铁军团队的重要科研成果之一,其准确名称叫做“三维微波段地面隐身衣”。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科学界就出现了对于一种神奇媒质的畅想,到了2000年左右,有科学家观察到产生负折射率的媒质,2006年美国杜克大学构造出了隐身衣,但是频段相对还比较窄。自2004年以来,崔铁军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制造宽频段、低损耗的新型人工电磁媒质,并围绕这一瓶颈做了很多攻关工作,最终实现了宽带低损耗的人工媒质。崔铁军研究组与美国杜克大学史密斯教授研究组合作,在“隐身衣”研究上实现了新的突破,研制出微波段地面目标的二维宽带隐身衣。2009年1月15日Science(《科学》杂志)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这标志着“隐身衣”终于从理论成为了现实。2010年,崔铁军研究组和一个德国/英国研究组相互独立地在世界上首次研制出三维隐身衣原型,并发表于2010年6月的NatureCommunications(《自然通讯》杂志)。至此,隐身衣出现在了三维的世界。相对于德国/英国的研究组仅适用于特定极化、以一定角度入射的三维光波段“地面隐身衣”,崔铁军团队的三维隐身衣具有宽带、低损耗、隐身效果好等优点,适用于不同极化、任意方向入射的电磁波,可以对地面目标在微波段进行全方向、宽频带的隐身。

研制突破传统的新型扫描天线

物理学家R.K.Luneberg于1944年基于几何学法提出了龙伯透镜的概念,这是一种能够将点源发射出的球面波转换为平面波进行辐射,并通过改变点源在球形表面不同位置实现平面波束辐射扫描功能的透镜。然而,传统的三维龙伯透镜的形状都为球形,平面馈源或平面接收阵列很难与之兼容。崔铁军团队突破传统观念,在国际上首次研制成了具有平坦聚焦面的三维变形龙伯透镜,并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了其频带宽、损耗小、增益高、副瓣低、双极化、无相差、辐射角度大等优点,大大增强了扫描天线的探测性,其整体性能远优于同口径的传统天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工程价值。基于此,崔铁军项目组研制了高性能的新型扫描天线,并在多领域获得了应用。

打造第一个人工电磁黑洞

黑洞是现代广义相对论中,宇宙空间内存在的一种超高密度天体,由于类似热力学上完全不反射光线的黑体,故名为黑洞。其实,基于引力场的真实黑洞很难用实验来验证,而崔铁军项目组应用电磁波在非均匀媒质中的传播轨迹类比于物质在引力场下弯曲空间中的运动轨迹,揭示了真实黑洞的部分性质,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数值仿真相吻合。
  人工电磁黑洞的核心还是使用新型人工电磁媒质控制电磁波。据介绍,超常介质材料黑洞并不像引力黑洞那样的贪婪和无情,这种针对电磁波定向设计的人造黑洞并不具备吞噬周围其他物质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空间里到处存在携带能量的电磁波,如果可以有一个装置吸收电磁波,并将其转化为有用的能量,那么这种应用就非常有意义。该研究入选NewJournalofPhysics(《新物理学期刊》)2010年度最佳论文。而新型人工电磁媒质领域的先驱者之一、美国科学院院士JohnPendry(约翰﹒潘德瑞)爵士曾在Nature(《自然》杂志)、ScientificAmerican(《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对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最大的乐趣在于发现

隐身衣、龙伯透镜、电磁黑洞等这一系列引人注目成果的背后,是一支专注前沿、潜心研究的精英团队。团队由崔铁军和他的学生们组成,共有七名教师,其中,除了崔铁军和程强博士,剩下五人都是“80后”(马慧锋、蒋卫祥、汤文轩、鲍迪、万向)。崔铁军对这支年轻团队的定位是“顶天立地”,所谓“顶天”,是要求团队的研究应不断创新,走在时代最前沿,与国际最前沿的研究接轨,而所谓“立地”,则要求团队的研究成果能够产生实际的应用意义,做就做接地气的研究!
  33岁的年轻副教授马慧锋坦诚地说道,“最开始从硕士阶段跟着崔老师做研究的时候觉得太理论了,常常怀疑每天在实验室做这样的研究究竟值不值,后来在崔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入了门,渐渐发觉自己深深爱上了这个研究方向,我们项目组最大的乐趣是总有新的东西被发现,而我们最终的目标则是把抽象的理论应用于实际之中,让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切实为社会发展做贡献!”
  目前,国内外很多研究团队都瞄准了新型人工电磁媒质这一领域的广阔前景,该领域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也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炉。然而,从实现三维“隐身衣”,打造第一个人工电磁黑洞,到推动新型人工媒质在微波段的工程应用,崔铁军团队一直走在该领域的国际前沿。(吴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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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6 14:4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西邮电子工程学院商锋教授

2017年5月2日

商锋教授参加陕西省庆祝“五一”劳动节暨表彰省劳动模范大会

商锋,男,1966年6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西安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系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商锋教授长期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坚持“科研进课堂”。利用大量课外时间,指导学生进行各种专业课程的学习、设计,实现“技术落地”。坚持10余年辅导考研学子进行专业课学习。开创性地完成了我国北斗天线的研制,其中国防项目北斗二号手持用户机小型化天线的设计与实现,荣获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主持科研项目主要有XX-2系统研制、BD2射频通道、抗干扰天线阵列、LD2天线阵及通道板、BD-2天线基片研制、同步卫星天线研制、水面目标北斗一体机系统研制等。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在IEEEAntenna&Propagation发表论文1篇,SCI检索1篇,EI检索3篇,核心期刊10余篇。曾多次荣获西安邮电大学十佳教师、优秀教师等荣誉。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看到商锋教授的第一印象,记者脑子里突然想到一则公益广告的宣传语。

他,是奋斗在基层一线的人民教师,“教书育人”是他的追求。

他,是勤劳严谨的科研工作者,“大学匠心”是他的标签。

他,是学生眼中的良师益友,“默默奉献”是他的品质。

平凡铸劳模

商锋教授是西安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教师,2017年4月28日上午,商锋教授参加陕西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省劳动模范大会,荣获2017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也是我校首位获得五一劳动奖章的教师。对于这样的殊荣,商教授却显得很平静,谦虚的告诉记者,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并不激动,反而有一些小小的忐忑,他觉得自己只是一名基层的人民教师,立足本职、默默无闻的奉献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这个奖项的意外降临代表的是全体人民教师的荣誉,而不是个人的荣誉。

商锋教授笑了笑说“这个奖项还是挺意外的,颁给了我们这样的基层一线教师”顿了一下“不过,我想说这是一种肯定,是对基层工作者的肯定,也是给一线教师提供了证明自己的机会。”采访中,商教授反复用“基层教师”四个字来概括自己,在他看来,即便是获得了这样的荣誉,自己也仍然只是小小民众中的一员,没有任何的骄傲可言。反而,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更加注重为人师表,踏实认真的教书育人,并且在工作中做到科学严谨,坚持以人为本,努力践行“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记者被他为人正直、做事干练、不计个人得失,有高度责任感的魅力所折服。

匠心为科研

当谈到科研项目话题时,商锋教授侃侃而谈,他那发自内心的自豪感感染着学生记者:“我曾经获得过‘军队科技进步奖三等奖’,这个奖一般都是颁发给军队里在科研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而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能获得这个奖出乎意外,这是对祖国军工科技奉献的一种荣耀。”据了解,该奖项是截至目前,我国对北斗天线授予的唯一一个科技进步奖。商教授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天线广泛地应用于军用、民用和航天领域。研制开发的北斗一代手持天线,成本低,技术指标优异,成功在国内市场量产使用,打破了美国波普公司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垄断。他长期以来从事天线领域的各类课题的研究,产品主要用于军事领域,尤其在无线导航天线、无线导航天线系统方面有较为突出的贡献。

商锋教授以历史为例告诉记者:“以清朝甲午海战为例,当时我们输在了落后,更输在了技术上。所以技术的发达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需求。”商教授说,“现如今,我们既然作为科研工作者,就承担着时刻为祖国做贡献的责任。无线导航天线技术是自己所擅长的,那就应该潜心钻研,争取在自己有为之时多做一些贡献。”随后商教授谈了自己早些年的科研经历,即使是条件艰苦,资金衔接不到位,他仍带着自己的科研团队,迎难而上,不断破解各种难题。画图、计算、实验,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困难被攻克,他将全部精力与汗水留在了实验室,只为科技进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师魂育人才

在采访前,记者刚好遇见了两位商教授的学生过来交笔记,记者便和他们聊了起来,学生一直在夸赞商老师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老师。后来我们带着好奇在采访时寻求答案,“我不是一个特别严肃的老师,和学生算得上亦师亦友的关系。学习过程中,我会严格要求学生,并且在课下会认真辅导他们的作业和毕业论文。课余闲暇时间,我会跟学生打成一片,但是我也给我的学生们讲,玩要会玩,学要会学。为人随和,可能就是学生们喜欢我的原因吧。”

在来采访之前,商教授还在给几个即将毕业的学生辅导毕业论文,很多不是本专业的学生也在咨询。商教授说不仅自己专业的学生是自己的学生,其他专业的学生也是他的学生。帮助学生是老师的职责,自己何乐而不为呢?尽管工作忙碌,但是仍然坚持着为师之本,义务给学生进行补习答疑,进步大的学生,还会给予一些小惊喜用来鼓励学生继续向上向前。除此之外,商教授一心为学生着想,经常资助一些家庭贫困且热爱学习的学生,这一做就是十几年。

研究生王欣伟说:“商老师在硕士研究生培养上,要求学生无论做什么课题,都必须完成文献搜集研究、理论分析、仿真设计、加工制作、测试分析等内容。严格要求学生做好实验测试,实事求是,同时要不断总结、查找问题、寻求路径和探索创新。”商教授在教书育人方面,一直践行着“认真”两字。做老师要认真,做人更要认真,认真的去对待你所遇到的一切,这样才会是一种享受。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建立在认真二字之上的。他经常把这个词讲给自己的学生,用来当作衡量吾日三省吾身的准则。所谓的教书育人,其实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

这是一次平凡的采访,却聊着不平凡的话题。从历史发明谈到现代科技,从教书育人谈到保家卫国,每一次的话题深入都是一次质的飞越,知识的升华。我们在商锋教授的身上感到一股向上的能量,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一直都在强调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然而他的辛勤和汗水凝结的平凡却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商教授的师魂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莘莘学子,影响着每一位西邮人。

记 者:姜毅龙 王雨婷 薛晨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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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6 14:5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黄大年:用生命铸就探地利器


本报记者 操秀英 高博

习惯是种可怕的力量。

好友马芳武总是习惯性翻开他的朋友圈,但再也看不到那些或激情澎湃,或充满诗意的文字;

助手于平遇到什么难题,总是习惯性想去找黄老师,但那个“戴着鸭舌帽的胖老头”再不会背着双肩包风尘仆仆出现在她们面前;

学生们晚上离开实验室时,总是习惯性看一眼黄老师办公室,然而再也看不到深夜里地质宫507室的灯光……

黄老师走了。2017年1月8日,年仅58岁的“千人计划”专家、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病逝。

在他去世近半年后,同事和学生们依然“不太会主动谈及黄老师,太痛苦”。

几年前在一个深部探测相关项目研讨会上见过的一面早已模糊,如今,记者走进地质宫,从他的领导、同事、朋友、学生们的讲述中,“黄大年”逐渐清晰起来——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中国人、不可多得的战略科学家、视科研如生命的科研人员、把学生当成孩子的老师。

梦想:让中国地球物理勘探仪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如果黄大年能看到近日那条“我国‘深地’探测有了国产核心装备”的新闻,他一定会发一条欢欣鼓舞的朋友圈吧。从他17岁做一名地质队员到成为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领域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这就是他心心念念牵挂的事业。

参与“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是他回国后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担任专项第9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的负责人。

搞清楚地球深部的秘密,是人类一直以来不断探索研究的重大课题,这不仅是科研人员的梦想,也是国家的战略需求,地球深部探测计划就是找到开启“地球之门”的钥匙。2009年4月22日第四十个“世界地球日”当天,我国正式启动“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

向地球深部进军,迫切需要高精度探测仪器装备。此前,我国地球物理的仪器主要依赖进口,但国外高精度的仪器对我国是封锁的。

“如果说我们是‘小米加步枪’的部队,人家就是有导弹的部队。”黄大年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道。他深知,这是国家发展无法回避与绕开的话题,必须突破发达国家的装备与技术封锁。

2009年底,阔别祖国17年之久的黄大年,放弃英国国籍,说服妻子卖掉经营多年的两家诊所,“逃离”了英国,“必须立刻走,我怕再多待一天都有可能改变主意”。

是的,如今我们可以用“毅然回国”这个很常见的词来形容他当时的决定,谁又能理解他的难以割舍——担任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研发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带领着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300人团队,从事海洋和航空快速移动平台高精度地球重力和磁力场探测技术工作;精英阶层的高配生活……如果说这些尚能果断割舍的话,那么英国同事们含泪的拥抱、妻子卖掉诊所后的痛哭、独在异乡的女儿,着实是他离开的最大牵绊。

但没有什么比祖国的召唤更激动人心。他回来了。

当年吉林大学的优秀青年教师黄大年已经成为一个顶尖科学家。他带领团队用5年时间完成“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5年前我们是跟跑,到了今年(2016年),进入并跑阶段,部分达到领跑,专家评价是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对于成果,黄大年一向很自信。

让他骄傲的成绩单包括: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取得显著成果,为产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基础;

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

国内首台万米大陆科学钻探钻机“地壳一号”在大庆油田投入工作,我国成为继俄罗斯和德国之后第三个拥有这项装备和技术的国家;

建成首个国家“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野外实验与示范基地”,为规范管理仪器装备研发和引进程序提供了验证基地……

这些成果为实施国家地球探测计划积累了人才和技术经验,全面提高了我国在地球深部探测重型装备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加速了我国地球深部探测进程。

除了这些和当年学习、工作时同样出类拔萃的成绩,黄大年昔日的同学和领导们惊喜地发现,多年沉浸在剑桥提倡包容、鼓励发散思维的氛围,养成了他更大的格局和视野,“黄大年是一个战略科学家”。这几乎是所有相识的人给出的评价。

说他是战略科学家,是因为他放眼未来,满足国家所需。翻看黄大年的名片,上面的头衔是“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主任”。这个中心正是他回国后力推成立的。

在所有航空物探仪器中,最关键的是航空重力梯度仪,它历来是探测装备领域的制高点之一。它可以反映地下密度突变引起的重力异常中的变化,探测精度非常高,可以探测出海面下几百米深度内,一辆卡车大小的目标,并且效率也很高,不受地形限制,一天就可以完成传统方法几个月的工作量,这种装备对资源探测和国土安全意义重大。

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就是要以航空重力梯度仪为核心,建立立体的探测系统,“千人计划”专家王献昌说,黄大年关注未来几十年在航空地球物理领域要达到的目标——巡天探地潜海,向深地深海深空进军。

如今,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重力梯度仪已完成原理样机制备,“十三五”期间将搭载在飞机或船上进行测试。

说他是战略科学家,因为他能跳出一己、一团队、一校之利,站在国家战略层面考虑问题。服从于国家需要,站在国际前沿上去思考问题,把所统领的领域集成和提高到国家需求、国际领先的高度。

说他是战略科学家,是因为他能跳出专业所限,畅想交叉带来的无限可能。回国仅半年多,黄大年就统筹各方力量,绘就一幅宏大的新兴交叉学科蓝图。

在他的感召下,王献昌、马芳武、崔军红等一大批在海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千人计划”专家纷纷加入,2016年9月,一个辐射地学部、医学部、物理学院、汽车学院、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国际政治系等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区初步形成,黄大年担任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首任部长。

“大年的这个战略设想涉及卫星通讯、汽车设计、大数据交流、机器人研发等领域的科研,可在传统学科基础上衍生出新的方向,有望带动上千亿元的产业项目。”现任吉林大学交叉学部副部长的“千人计划”专家马芳武说。

执念:不浪费一分一秒

2016年12月13日,手术前夜,黄大年谢绝了所有人的来访。难得独处的一晚,过去几十年像电影镜头一样闪过。到了“大战”前夕,他才真正意识到,“事业重要,生活和家庭同样重要,但健康最重要”。

差不多所有人,包括护士都说,他没有一丝紧张,一直乐呵呵乐观面对手术。但那不过是怕大家担心的伪装。只有在最亲近的人那里,他才会袒露自己的脆弱。

他拨通大学同学和好兄弟、中国地质科学院前党委书记王小烈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我这手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王小烈宽慰了他一番。

“我俩每次见面都会互相说要注意身体,但他根本做不到。”王小烈几乎是怀着怨恨地语气说,“总是作息不规律,饭也不好好吃”。

王小烈何尝不理解他的身不由己:“他读书的时候就要什么都做到最好,带着理想和目标回国,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大年做的事情千头万绪,牵涉多个部门和单位,我觉得这是他压力最大的地方。”王献昌说。

正因此,黄大年成了“拼命黄郎”——成为地质宫唯一不在被“清楼”之列的人,永远坐最晚一班航班,手术前一天还在谈工作……

办公室墙面上巨大的日程表更直观地说明了主人的忙碌:赴西北地区指导地方科技建设、省内部分地区调研地方产业转型、“千人计划”和教育部“长江学者”评审……

这还不是全部。“有时候太忙了我们都来不及写。”秘书王郁涵说。

日程表上的时间停止在2016年11月29日。上面潦草地标记着“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那天凌晨2点,北京飞成都的最晚航班刚一落地,黄大年被急救车接走。经过简单检查,他逃出医院,“因为第二天的会太重要了”。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等结果的那两天,他又去北京出了趟差。

他要抓住一切机会谈工作和构想,像一个布道者。“每次一见面,不论原来主题是什么,他说不了两句,就会开始讲他的科研。我说大年啊,你有完没完。”比黄大年高一级的学长、吉林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韩晓峰说。

黄大年有无限的好奇心,乐于跟专业以外的人探讨合作,与机械领域专家合作物探专用无人机,与计算机专家合作地球物理大数据处理与解释……

“千人计划”联谊会、欧美同学会……他不放过任何一个能结识有识之士的机会。神奇的是,凭着执着和热情,他总能打动这些人。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他的身边迅速聚集了一群有着同样追求和信念的人。

时间是海绵里的水,黄大年挤掉了工作以外的几乎全部。夫人张燕常在傍晚拿着切成小块的水果来办公室看望几日不得见的他,“黄老师总是说,放那儿吧,正忙呢,你先回去。”学生马国庆说,虽然师母会要求看着他吃完,但经常还是无奈地走了。

受英国文化熏陶多年的黄大年其实是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会拉小提琴,对美食感兴趣,会提醒学生注意很多生活细节。但忙碌让他顾不上讲究。面包和烤玉米是他最常吃的食物,衣服就那么几件,“有一次我看见他的衣服手肘那破了个洞他都没发现”。王郁涵说。

他希望别人能跟上他的节奏。 两个助手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每天晚上十点后都会接到黄大年的电话。“他是个性子很急的人,我们以前也经常被他骂。”王郁涵说。

2010年春天的一个早上,项目进度安排会现场。要开会了,材料还没交齐,人也没到齐。

黄大年急了。突然,他把手机砸到地上,屏幕摔了个粉碎。王郁涵吓了一跳,她没见黄老师发过火。

“我们拿了纳税人这么多钱,就这么糊弄事儿?材料不写,开会不按时。有没有契约精神!”黄大年叫道。

事后他自己承认:“我无法忍受有人对科研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下去,中国会赶不上”。

他就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骏马,想跑得更快,却由于各种原因拉不动身后那辆车。“他也有过退缩的时候,一度失去信心和方向。”王小烈说。

2010年7月,中组部组织“千人计划”科学家代表到北戴河度假,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先后来探望,倾听他们的困难,听取他们的建议。国家的关心和鼓励让黄大年振奋不已,他又坚定了信心。

同事们也慢慢理解了他的“急躁”。“他见过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什么样,所以他非常着急。”于平说。带着一身本领和抱负回国,他希望能以最快速度追上去。这一代“海归”的爱国情怀在黄大年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年少时父母的引导种下了最初的种子。“三钱”的事迹、人才发展对国家的意义、科学家对祖国的忠诚占满了他的记忆,连画册、游戏都与科学知识相关。随下放的父母辗转多所学校,他接触不同的知识分子,感怀于他们身处逆境的淡泊、坚毅和家国情怀。

不知不觉中,他也成为这样的人。

原则:只看谁能干 不搞你好我好

这样的人,将科学放在第一位。

一回国,黄大年就搅动了国内学界。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平说:“大年不讲‘关系’,不搞‘你好我好大家好’。他是学界的一股清流。”

黄大年担任首席专家的项目经费4亿多元人民币;如何分配调度这一大笔钱,他的发言权最大。

项目启动前写规划,有大专家挂名,却没来。黄大年说:“想挂名点卯,就不用来了。”开论证会,他发言不从客套开始,第一句话就讲问题。

有机构和单位想参加的。黄大年不提前通知,直接去人家实验室和车间看,有没有资质。

于平说:“我们给一个科研单位打电话,说有个项目要给他们干。对方第一反应:骗子吧。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根本不认识,就要给他们送钱?”

有亲近专家来找他拉经费。黄大年说:“在科学上,我没有对手,也没有朋友。”

吉林大学也没因为黄大年而多得好处。承担着年底科研经费考核任务的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不理解:“我找他来。说大年啊,你光给国家办事,也得想想多给院里争取点什么。”

但他说:“有些事吉林大学做不了,就要分给有本事的单位去做。”

“国内的科研项目基本都能通过验收,但黄老师从来不糊弄。他一定要做出实在的成果来。” 于平说,“黄老师常跟我们说,国家给了这么大一笔钱,这么信任我们,我们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黄大年要求,设备采购货比三家,要提交调研报告;他说“技术指标不能模棱两可”,说不清楚他就不签字。

黄大年的一个决定引起了许多人的不安——项目管理要“公司化”“绩效化”。

黄大年提出:“借鉴欧洲大公司的相关管理经验,在总目标下,赋予相关负责人具体任务,层层抓落实、责任全覆盖。”他从国外引入一套在线管理系统,把技术任务分解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每晚11点,他在电脑上检查,看谁落后。

不少人埋怨:“我们是科学家,不是机器人!”但黄大年坚持这套办法。后来,某科研管理部门甚至联系吉林大学,想要这套软件,学习黄大年办法。

他不在意名利。回国之初,为了尽快推进项目进展,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财曾陪同黄大年拜访财政部。“两个小时,他都在说他在国外做的事儿,怎么把这些技术更快带到中国,没提一个‘钱’字”。刘财说,这让接待他们的一位司长感慨良久。

但他在意自己的成果。由于是第九专项,所以每次汇报时他都是最后一个,通常有部分专家有事离开现场了,“他就很不高兴,觉得自己的成果没有得到重视,后来项目负责人就调整了汇报顺序。”王小烈说。

不倦:只想把一身本领快点传给学生

又是毕业季,吉林大学的校园里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毕业生。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周帅多么希望,那个看着他成长的“胖老头儿”能出现在他的毕业照里。他多希望,“老头儿”能再给他拍张照片。

不会再有了。

“以往答辩时,黄老师会在下面‘罩着’,我们很有底气,可今年他却不在了。”5月26日完成毕业论文答辩后,周帅和同学三人来到黄大年办公室,把一束鲜花放在办公桌上。

“老师,我已顺利留校任教,以后一定会沿着您的道路,好好做人、做研究。”他轻声说。

这是对老师最好的告慰。

周帅此前一连发表了5篇SCI论文。“黄老师帮我逐字逐句地审改,还帮我搜集国际学术资料,我想把老师名字署上,他却再三拒绝了。他说:这都无所谓,你们将来出息就行。但要记住,做科研绝不是写写文章就行。要耐得住寂寞,要坐得住冷板凳。”

知道他对无人机感兴趣,黄大年就推荐他去北京参加无人机驾驶员考试培训。两个月高昂的培训费、食宿费用和考试费,黄大年都无偿资助。“当时我觉得黄老师对我真好,后来发现其实他对每个学生都好。”周帅说。

黄大年对学生是出了名的好——自讨腰包给全班学生买电脑、给学生交学费、学生母亲生病帮助筹款……这样的事儿,每个学生都能说很多。

“他觉得培养人才是第一位的事。”黄忠民说。正因此,这位大科学家愿意担任“李四光实验班”的班主任,将他科研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给学生。

每次出差前,他会布置学习任务,回来后查看教学清单,询问每个人读了哪些书、有什么启发、还有什么问题。外出开会间隙,还要视频答疑,通过邮件批复学生的学习笔记和读书报告。

在黄大年眼中,每个学生都是一张白纸,可以自由发挥,而他负责把关。于平说,他会根据个人特点和国家需要来规划每个学生的发展方向,只要学生把想法说出来,他就会尽量满足。

在准备做手术的前两天,晚上十二点多,博士生周文月收到了黄大年的短信。短信里说,她去剑桥交流的推荐信已经写好了。“一定要出去,出去一定要回来;一定要出息,出息一定要报国。”周文月说,老师的叮嘱她记在心里。

这是一种传承。正是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滕吉文教授的一次讲座,给了当时读本科的黄大年国际视野,并让他终身受益。他要像自己的恩师一样,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追求卓越的精神。这些年,黄大年资助过26名学生出国交流和参加学术会议。

即使是不认识的年轻人,他也毫无保留。经常有慕名而来的青年学者来拜访他,黄大年总是会大步走出办公室,将他们迎进来,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我在外面急得很,因为有不少安排,但黄老师聊科学就停不下来。”王郁涵说。

追悼会上,20多位学生站在亲友席送别老师。仪式结束后,所有学生跪倒在地。此情此景,让多年不曾流泪的黄忠民泪流满面。

壮志未酬,斯人已逝。黄大年的事业将会继续。

1月13日,参加完遗体告别仪式后,于平便与科研团队的同事连夜赴京参加项目申报。“那时突然有种‘以后要独自闯世界’的感觉,”于平说,“努力投入工作,这大概是黄老师最希望看到的纪念。”

如今,学生们泡在实验室的时间比以前更长,少了黄老师的唠叨,他们比任何时候都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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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6 14:52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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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6 14:5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成功研制全球首例“淀粉塑料” 他带领团队攻克世界环保难题

大洋网讯 糖果“塑料盒”可以降解,五彩缤纷的快递“泡沫塑料”可以吃进口中,药物胶囊有了成本低且安全无害的替代品……专注于天然高分子材料研究的余龙教授,在世界上首次成功研制并产业化了全淀粉可生物降解材料,在业界获得“starchman”(淀粉人)的美誉。37年前,他本科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3年前,他从澳大利亚以广东省创新团队带头人回到母校,继续拓展生物可降解材料的应用,并担任“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院长,在华南理工大学的大力支持下,不断夯实研发平台,积极拓展国际合作的新空间。

触类旁通:首次成功研制出“淀粉塑料”

余龙1977年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高分子化工专业。毕业工作几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成为当地第一批获得该国国家奖学金的海外留学生。不到3年时间,他便获得了莫纳什大学的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将研究方向定位在天然高分子改性加工领域,在用淀粉替代塑料方面取得重要突破,被业界誉为“淀粉人”。

“搞科学思路一定要广,要善于引而申之,触类旁通”等理念,一直贯穿了余龙的职业生涯。在澳大利亚科学院工作期间,他主攻生物降解包装材料的研制。

初期,余龙对淀粉的结构、流变性能、热性能做了大量研究,但一直未找到对淀粉分子进行改性以防止变脆的有效方法。而与其合作的一位研究员无意中提供了一条有益线索。原来,番茄酱在制作过程中同样遇到类似问题:如果番茄酱黏稠度不够,就会与水分离,番茄酱会沉淀在调味瓶底部;假如番茄酱里的淀粉太黏稠就会结晶变成胶体,这样番茄酱又难从瓶子中倒出。在食品行业,这一难题已通过特殊化学手段解决了。余龙听说后,立即参考番茄酱的加工工艺和改性方法,研制出了降解包装材料中稳定淀粉属性的新方法。2006年,他在世界上首次成功研制并产业化全淀粉可生物降解塑料包装材料。在这项创新成果的技术支持下,一家生产可降解包装材料的企业诞生了,该企业生产糖果、饼干和巧克力等食品的内包装,如今已在伦敦上市。

专注研发:新材料能“吃”能“玩”还能用

从澳大利亚科学院回到华南理工大学工作后,余龙又陆续开发出全淀粉可生物降解的快递缓冲(泡沫型)包装材料、药品胶囊、环保型保水缓释化肥包裹物等国际新型产品。

在余教授的实验室里,放着十多个透明袋子,里面装着一颗颗五颜六色的小圆柱体。这些材料既能吃,又能玩,还能用。近几年,中国的快递业发展迅猛,在运送快递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大量使用缓冲(泡沫型)包装材料。以石油基塑料泡沫为主的缓冲包装,为环境保护带来了极大负担。余龙利用其独创的“全淀粉可生物降解塑料”生产工艺,和自主研发的加工装备——反应型挤出加工体系,制造出全淀粉、可降解的环保缓冲包装材料,同时对传统发泡装备进行小型化和智能化设计,极大地降低了运输和贮存成本。

余龙解释,普通的泡沫塑料中98%是空气,运输时占据的空间大、成本高,一个大货车运输过程中装的绝大多数是空气。而研究团队将原来的巨型发泡装备重新设计成售价只需要6万多元的小机器,提供发泡前的颗粒原料,这样生产商可以根据需求,随时随地发泡使用,同时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一定范围的送货半径。他进一步说明:“由于这种材料完全由淀粉制成,可以用作动物饲料。同时,还可制成儿童玩具,用一个个的小圆柱体拼出各种造型,既安全又能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

环保型保水缓释化肥包裹物是余龙的研发团队正在攻关的另一项产品。团队即将研制出新的“淀粉胶体”外壳,它一方面有保水性,可以吸收自身重量几百倍的水分,保证化肥施用过程中的最大效益。另一方面“外壳”本身又是可彻底生物降解的材料,杜绝了土壤的二次污染。

国际合作:担任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院长

2015年底,“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落户在“中新广州知识城”,成为中国与新加坡在科技成果产业化、人才交流等方面的重要平台。华南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是研究院的主要建设主体,余龙被委任为研究院院长。

余龙介绍,研究院定位为产业化平台,提倡与工业界合作,产业化的成效是项目成果评估的重要标准。目前研究院大多数立项的项目已得到工业界认可和合作伙伴的直接资金支持。

围绕广州市重点发展的产业,研究院一期建设包括了污染控制与环境修复、新能源、生物医用材料、食品营养与安全、人工智能、绿色建筑和智慧城市等6个研发平台,首批启动了23个产业化项目,其中16个是中新两国科技合作项目。

余龙说,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建立引进国外高校和科研单位应用型技术模式。“研究院正在寻找一个新模式,使得国外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高新技术通过这个平台获得经济利益,同时提高中国高新企业的科技水平。第一是要打造孵化平台,共同孵化项目;第二是要通过成果产业化产生经济效益,建立互利模式。”余龙表示。

余龙

现任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澳大利亚MONASH大学名誉高级研究员。

本科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曾任澳大利亚科学与工业研究院材料研究所首席科学家,2002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皇家化学学会Fellow。

2015年回国任广东省海外引进创新团队负责人。现担任6个SCI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

研究方向

余龙近年来主要从事可再生资源高分子材料方面的研究,已经发表SCI收录学术论文160多篇,论文累计引用超过7800次(h-index 47)。目前产业化8项科研成果,包括全淀粉包装材料和全淀粉药用胶囊等。

创新感言

“创新”应该指的是应用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才是创新和发明的主力。而随着工业尤其是现代工业的发展,很多应用型科研就变得有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目的性。所谓“创新”,需要具备非常规思维,能够“天马行空”,不走别人的老路。技术上投机取巧绝对不行,但在思路上要尽量广阔、多元,善于将各领域的知识点连接起来为科研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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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7 10:4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为AI装上中国芯的“双子星”——记寒武纪科技创始人陈云霁、陈天石

原标题:

为AI装上中国芯的“双子星”

——记寒武纪科技创始人陈云霁、陈天石


“样片研制成功并不是让我们最高兴的事,我们最在意的是,让智能芯片方便大家的生活。”

“他们研发的人工智能芯片,再一次让世界领略到不一般的中国科学……”音乐响起,寒武纪科技创始人——陈云霁和陈天石两兄弟走上科技盛典的舞台。哥俩一水儿的深色西服搭白衬衫、寸头加眼镜。不过,哥哥陈云霁配合西服打了领带,高出半个头的弟弟陈天石则随意地敞着衬衫领口。

当他们分别从李国杰院士和邓中翰院士手中接过2017年度科技创新人物奖杯时,眼神笃定,不乏改变世界的热忱。在不远的将来,他们深信会把AlphaGo装进手机。

自嘲是“学渣” 成绩排名常垫底

1月30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发布了2017年度中国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英雄榜,陈云霁继2015年后再度入围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榜。

不少人好奇,这对来自江西的“双子星”,缘何能在学术上屡有建树,创业也能搞出个“独角兽”公司?

陈云霁9岁上中学,14岁考入中国科大少年班,24岁取得中科院计算所博士学位,29岁晋升为研究员,33岁荣获中国青年科技奖和中科院青年科学家奖。小两岁的弟弟陈天石,几乎是沿着哥哥的脚步从中科大少年班追到了中科院计算所。

在很多人眼中,这种开挂的人生无疑将所谓的学霸远远抛在身后。“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我并不是学霸。相反,多数时候都是一个学渣。”看到记者诧异的神情,陈云霁笑着说,19年的学习生涯中,不但考第一名的次数不多,还常在班上排名倒数甚至垫底。

让陈云霁迷茫和痛苦的是,进入科大少年班后,同学们都很优秀,自己成绩却在班上处于后半段。这段被刺激的经历让他受益至今,和真正的学霸在一起,会养成谦虚低调的品格。

“我有一个比较大的优点,心理素质特别好,碰到大事反而更镇静,所以影响人生走向的关键考试比如高考、考研没有失过手。”每临大事有静气,这种过硬素质的炼成,陈云霁打心里感谢父母“放水养鱼”式的教育。

在父母引导下,哥俩打小的梦想就是上科大少年班、做科学家。“父母很注意培养我们的好奇心和获取知识的能力。家里书架上的书,不管是工程还是历史方面的,我都爱看。”如今身为一对双胞胎女儿的父亲,陈云霁对于启蒙教育有了更深感受。“培养兴趣比指明方向更重要。希望她们健康成长,进一步的奢望是她们能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陈云霁说。

研制芯片 这是场没有攻略的“游戏”

与陈云霁聊天,并没有想象中理工男的呆板沉闷。说到怎么“混入”胡伟武研究员门下,他得意地笑出了声,“本科毕业考研时,导师胡伟武看到我打星际争霸的水平还可以,觉得我有科研潜力,所以力排众议,把本科成绩并不拔尖的我招为研究生。”

2002年,陈云霁跟随胡伟武做“龙芯”,一干就是12年。“没有‘龙芯’,就没有今天的陈云霁,是胡老师的言传身教,带我走上芯片行业。”他说。

陈云霁最敬佩胡伟武老师强大的意志力,“他能想别人不敢想,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他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我,以及后来的寒武纪团队。”

在陈云霁看来,芯片设计乃至科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成是一个非常复杂、激烈的游戏。只是,这个游戏没有可参考的攻略,也没有对手,我们需要做的是探索方法、超越自己。

行走于科研之路,多数时候是寂寥的。可陈云霁并不孤独,因为有弟弟一路相伴。

陈云霁主攻芯片研究,陈天石聚焦人工智能。2008年,哥俩遵从内心的选择,决定联手做人工智能和芯片设计的交叉研究。经过数年努力,国际首个深度学习专用处理器诞生。他们为之取名为“寒武纪”,用地质学上生命大爆发的时代寓意人工智能的未来。

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2016年,全球首款可商用的深度学习处理器寒武纪1A问世,它模拟了人脑的运算方式,使其可以更迅速、更精准地进行分析。

“样片研制成功并不是让我们最高兴的事,我们最在意的是,让智能芯片方便大家的生活。”陈天石还记得,寒武纪芯片的第一款版本,大部分是身为码农的哥哥没日没夜熬出来的。

把AlphaGo装进手机 敢于挑战不可能

将时间倒回至2017年11月,寒武纪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荣耀时刻:发布新一代AI芯片,面向云端的高性能智能处理器产品线,以及三款全新的智能处理器产品。

看着在台上口若悬河的陈天石,哥哥选择在台下注视。陈云霁说,商业的事情交给弟弟,他比较慎重,每走一步都会想好可行性,能规避产业发展中的“坑”,适合带领一个企业往前冲。

“我性格偏外向、胆子大,喜欢做一些天马行空的事情,更适合搞科研。”陈云霁说,哥俩的交流方式直接而简单,小时候常打架,长大后一言不合就吵起来,“要不是有血缘关系早就闹崩了。吵归吵,我们最终还是会让真理来说话。”

“寒武纪”AI芯片可在计算机中模拟神经元和突触的计算,对信息进行智能处理。通过设计专门存储结构和指令集,每秒可处理160亿个神经元和超过2万亿个突触,功耗却只有原来的1/10。

陈云霁给科技日报记者展示了装有寒武纪1A处理器的华为Mate 10手机,他用手机扫了一页英文论文,微软翻译软件实时将其转化为中文。而手机、电脑等智能终端嵌入该处理器后,对图片、音频等的理解速度能提升近百倍。

“寒武纪的长期奋斗目标是,让人工智能芯片计算效率提高一万倍,功耗降低一万倍。”陈云霁说,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AlphaGo放到手机里,让手机帮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通过长期观察和深度学习后,最终可能出现人类想象不到的智能。

芯片要聪明一万倍,节能一万倍,形象地说,未来一个手机的聪明程度将超过阿尔法狗,会学习人、自然、社会处理问题的方式。而制造和人一样聪明的机器人,是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陈云霁表示,或许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还看不到目标实现的那一天。

对于寒武纪芯片的市场商业化,弟弟陈天石显得信心满满,今年将通过终端和云端来推进。终端产品就是手机、智能眼镜、手环等,需要芯片去识别图像、影音和文字;而在云端,像科大讯飞、曙光、阿里、联想等知名的云端客户,都已是寒武纪的合作伙伴。

如今的陈云霁,身为中科院计算所寒武纪基础研究团队的领导者,他喜欢把感兴趣的事情做到极致,比如搞科研要忠于兴趣,而不是为拿项目、发论文转投热门领域。

“搞研究要敢于做大多数人不敢尝试的。胡伟武老师做‘龙芯’时可谓石破天惊,大家都觉得做不出来,但他无畏打击、坚持前行。”在陈云霁看来,当一项科研变得热门再跟风就晚了,要在大家还没扎堆、处于冷门时,提前做些基础研究。当风口来临时,你才能迎头赶上。(记者 刘 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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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7 10:5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南京大学马小松: 潜心走入量子世界

2016-11-11 11:57科学网

日前,由我国自主制造的全球首颗“量子卫星”成功发射;今年年底,全球首条量子通信保密专线——“京沪干线”将如期建成,这无疑将把量子通信领域的研究再度推向新的高潮,也标志着我国的量子通信的科研水平处于世界前列。

量子是现代物理的重要概念,描写微观世界的物理理论就是量子力学。量子力学的基础研究到量子通信,意味着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正在逐渐转化为有应用前景的前沿技术。这一成功,离不开来自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技大学为代表的众多科研团队的努力,也离不开那些为数众多、在该领域默默耕耘的年轻科研人员。这其中,来自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年轻教授马小松就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

维也纳归来的年轻人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最一般规律和物质基本结构的学科,也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带头学科。选择物理学作为研究领域的人,一般都对这个世界有着足够的好奇心。马小松也不例外。

“从初中起,我就对物理特别感兴趣,喜欢动手做一些小实验,验证课本中的理论知识。加上高中的班主任无锡一中的倪亚青老师也是物理老师,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了南京大学的物理系”,马小松笑言,自己可谓对物理学“从一而终”。大学毕业后,他前往荷兰莱顿大学开始硕士的学习和研究。

那么,马小松为什么当初会选择量子信息作为此后的研究重点呢?说起来,这还和科幻电影有关,他当时被电影《星球大战》中的瞬间移动等科幻情节深深吸引。1998年,马小松注意到一篇关于潘建伟院士及同事实现量子隐形传态实验的新闻报道,“当时我觉得很神奇,原来科幻电影中的情节可以在实验室里实现。在此基础上,我慢慢加深对量子信息的了解和学习,最终选择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

2005年,马小松前往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师从Anton. Zeilinger教授开始博士的学习和研究,主要致力于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处理。毕业后在奥地利科学院开始博士后研究,延续拓宽之前的工作。

2012年,马小松入选“欧盟玛丽居里学者”人才支持计划,前往美国耶鲁大学进行集成量子光学芯片方向的研究。2014年,他入选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随后回到南京大学任教。

为什么放弃国外的舒适生活和优厚待遇回国?马小松坦言,南京大学是自己的母校。出国的12年间,自己一直与南大保持联系,“特别是母校的祝世宁老师,对我的学习、工作一直非常关心,为我的研究方向也给予了很多指导”。同时,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是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也是南京大学一直想要发展的学科。国家和南京大学也为海外学子归国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因此“回南大,义不容辞”。

量子信息领域的后起之秀

量子是物理学中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基本单位,许多物理学理论和科学如原子物理学、固体物理学、核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都是以量子力学为基础。马小松在量子力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日益深入后,其工作重心开始逐渐转向量子通信,“科学不能总是高高在上,量子力学的成果也应该应用于大众生活”。

凭借着持续的努力,马小松近年来在量子信息领域取得了不少新突破。

比如,在实验基础量子物理学领域,马小松团队实现了名为“延迟选择纠缠交换”的“思想实验”,这项实验由A·Peres于2000年提出。他们首次在实验中证明,有关两个粒子是否处于纠缠或分离的量子状态,或许可以由这些粒子被测量后和不再存在时来决定,从而实现对过去事件的模拟和操纵。在非局域性的延迟选择量子橡皮擦的实验中,马小松和他的同事们首次在实验中实现了量子橡皮擦的非局域特性。这个实验对于量子力学的基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鉴于马小松在此方向的工作,今年3月,他受邀于权威期刊《现代物理评论》,撰写了延迟选择量子实验方面的综述长文,彰显了中国科学家在该领域的影响力

在量子通信的应用领域,2012年,马小松和同事们凭借143公里的成绩,打破了量子隐形态传输的最远距离世界纪录,也为建设一个基于卫星的全球性量子通信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理想中的量子通信网络中,量子机械效应能够大幅提高信息交换的安全性,进行确定计算的效率也要远远超过传统技术,量子隐形态传输也将成为量子计算机之间信息传送的一个关键协议。这项成果刊登在《自然》杂志上,也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2012世界百大科学进展之一。

在实验量子模拟方面,马小松和他的同事们首次在实验中用多光子纠缠态实现了模拟自旋四聚体。他们的实验利用了线性光学的精确量子调控和多光子干涉引起的光子-光子相互作用展示了量子纠缠的单调性,对于理解并且模拟量子多体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量子失谐是一种比量子纠缠更广泛、更易于访问的关联性质。马小松团队首次在理论和实验中展现了在远程量子态制备中,量子失谐比量子纠缠更加重要,具有高量子失谐的量子态能够制备保真度更高的远程量子态。

量子通讯逐渐步入实用

尽管包括马小松自己在内的众多中国科学家近年在量子通讯方面取得系列成果,但马小松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国内的量子通讯研究水平处于世界领先,但在量子计算方面和世界一流研究者还有距离,需要继续加强”。

在马小松看来,量子通讯和国计民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过去的电子通信时代,信息安全十分脆弱,随着计算能力的提升和数学的进步,基于计算复杂度的经典加密体系终将崩塌。量子通信以其绝对安全性等特点,得到全球科技界、产业界普遍重视,许多国家争相将量子通信研究作为战略项目。可以说,量子信息研究对于我国信息安全建设不可或缺。对于普通人的生活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比如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个人的财务,身体健康信息的绝对保密”。

目前,由潘建伟院士等人牵头的京沪量子保密干线正在建设。对此,马小松认为,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需要指出的是,量子中继可以解决光子信号在光纤内指数衰减的重大难题,是未来实现超远距离量子通信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满足远距离量子中继的实际需求,量子存储器需要对单量子态进行长时间存储且具备高读出效率。下一步应该将量子中继整合到这个网络中。“尽管还有很多挑战(特别是量子中继),但目前量子通讯逐渐进入实用阶段。乐观估计,10年或许更短的时间内,这种新的通信方式能够得到大规模推广”。

“科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部分时间是挫折和失败,有时候甚至是90%的时间是不成功的。但剩下的10%是成功的硕果,而这10%的喜悦是其他所有东西都无法取代的”,马小松坦言,这也是他能够在量子力学和量子通讯领域坚守多年的原因。他的梦想,是希望依靠自己的努力,不断在量子力学基础研究和量子信息的应用领域取得突破,“希望有一天,凭着我们这些科学家的努力,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共享量子互联网带来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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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7 10:5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院士马远良 倾听海洋的心声



《陕西日报》2017年12月28日(记者 吕扬 侯燕妮 通讯员 吴秀青) 题:院士风采 马远良:倾听海洋的心声


“胆子是越做越大的,勇气也是越做越大的。我们很多的成功,都来自于敢想敢做、敢闯敢拼。”

——马远良

  
浩瀚无垠的大海波涛汹涌,但海洋“内心”的波澜却是常人难以觉察到的。西北工业大学航海学院的马远良院士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专攻海洋声学和声纳工程技术,倾听海洋的心声。他为我国的航海工程科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标志性成果。2003年,马远良因在工程科技领域的重大成就和对国防建设的重大贡献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探索“水声”专业


“水声”是一个国家海军最重要的秘密,“水声”的典型应用就是声纳。科学研究表明,声波是目前海洋中唯一能远距离传输信息的有效载体,声纳通过声波完成水下探测和通讯任务。声纳技术可以用于鱼群探测、海洋石油勘探、船舶导航、水下作业、水文测量和海底地质地貌勘测等。
1957年10月,西北工学院和西安航空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业大学。1958年,西北工业大学决定开办水声工程专业,马远良等8名同学被派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
马远良学生时代引以为豪的事就是研制成功“K4声管测量装置”。“那是一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科研任务,是一个完整的测量系统,用于测量吸声材料的性能。”马远良领头和他的同学在1959年暑假完成了该装置的研制,成为哈军工海军工程系“国庆十周年”的献礼成果之一。正是由于在哈军工经历了水声专业的全部教学环节和初步的科研锻炼,马远良一行回到西工大后,立即加强了本校的教学力量,并在1962年为国家送出本校第一届水声专业的毕业生。


潜心科研攻关
  

如果说马远良从哈军工的“初露锋芒”到西工大的“首战告捷”归因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话,那么后来科研攻关的一次次成功便要归功于他的“大智大勇”了。

1978年11月至1979年3月,马远良应邀参加了海军赴法国技术考察团的工作,详细考察了法国的吊放声纳和空投鱼雷,观察了对方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比斯开湾的海上演示。这些国防领域尖端技术让他大大地开拓了视野。回国后,马远良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提出了在已有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声纳性能的创新技术方案。SKD-41A型声纳项目随即上马,并在1981年初春的海上试验中获得令人振奋的结果——探测潜艇的作用距离达到赴法考察所见美、法同类装备的2—3倍。
1981年至1983年,马远良到英国拉芙堡理工大学进修水声信号处理,他夜以继日地学习和研究,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完成了4个研究课题。回国后,马远良组织了全国首次有关水下噪声控制的国外专家讲学,兼作英语翻译。持续的劳累使他患上严重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住进了急救病房。
马远良在我国的航海工程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标志性成果。他在海洋声学、信号与信息处理等领域主持完成30多项重大技术课题,获授权发明专利10余项,合作出版专著和统编教材3部,发表论文300余篇。他主持了多种型号航空声纳研制,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航空声纳装备技术领域的开创者和领军人。


续写深海传奇

  
谈起“水声”研究的未来,马远良依然双眸炯炯,睿智中涌动着一种深沉的渴望。他说:“国家要走向深海,我们还有哪些问题没有搞清楚?我们要向国家提什么建议或争取什么项目?我们要从哪里入手去开展突破性的工作?还有许多问题让我夜不能寐啊。”
科研与育人,在马远良的心中如同“飞机的双翼”。在科研工作中,他肩负国家使命,越战越勇,硕果累累;在教学实践中,他牢记根本使命,精心育人,桃李葱茏。“做教师是快乐的,看到学生的成长和成就,尤其快乐!”谈起自己的弟子们,他满心欢喜。
马远良的育人成果与科研成果相得益彰。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水中兵器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是我国水中兵器学科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培养出我国第一位该学科的工学博士,迄今,在水声工程和水中兵器领域培养硕士、博士和博士后100余名,为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马远良的团队及众弟子正在向深海进发,那里正悄悄地酝酿着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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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8 13:5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千人计划”专家陈宇翱:量子世界追梦人

2017-10-24

因在光子、冷原子量子操纵和量子信息、量子模拟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而获2013年度“菲涅尔奖”,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教授陈宇翱,因此成就获评凤凰卫视联合两岸三地富有影响力的十余家华文媒体共同评选的2013—2014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菲涅尔奖由欧洲物理学会设立,每两年颁发一次,每次奖励两名35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陈宇翱是获此奖项的第二位华人科学家,而前一位获奖者正是他的导师潘建伟院士。

量子,是一个很多人听说过却并不理解的科学名词,其实它离我们并不遥远。人们常说双胞胎之间有神奇的相互感应,而在微观世界,这种真实存在的现象更为神奇,有共同来源的两个微观粒子间具有纠缠关系,无论相距多远,只要一个粒子状态发生变化,另一个立即产生相应变化,这种量子纠缠正是量子通信技术的基础。量子纠缠特性赋予了量子通信许多突出优点:独特的加密方式使密钥具有不可复制性和绝对安全性,一旦有人窃取密钥,整个通信信息会“自毁”并告知使用者;量子通信还可以消除线路时延,实现最快通信等。

如果说量子间的纠缠关系是一道美丽的科学谜题,那么陈宇翱与量子之间“纠缠”着的就是某种命中注定的缘分。

在中国科大的学生时代,陈宇翱就与他人合作搭建了世界上首个五光子纠缠实验平台,奠定了中国在多光子纠缠操纵方面的国际领先地位。2004年,陈宇翱跟随潘建伟到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而在前往海德堡之前,潘建伟就对陈宇翱表示,希望他学成后能回国从事科研工作。

2011年底,陈宇翱入选中国首批“青年千人计划”,全职回到中国科大工作。从那时起,陈宇翱便开始像候鸟一样穿梭在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大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和位于上海的中国科大上海研究院之间,开展基于光子和超冷原子操纵的可拓展量子信息处理方向的工作。

陈宇翱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制备出八光子薛定谔猫态,并利用八光子簇态实现量子计算中容错率最高的拓扑量子纠错;在发展高亮度纠缠源技术的基础上,实现百公里级自由空间量子隐形传态及双向纠缠分发,推动了星地远距离量子通信的发展,为发射全球首颗“量子实验卫星”奠定技术基础,并被《自然》杂志称赞为“有望成为远距离量子通信的里程碑”。

正是有了陈宇翱这样在量子世界巅峰不断攀爬挺进的青年科学家,在实现量子通信的长跑竞赛中,中国已成为“第一方阵”选手。

想取得超乎寻常的成就,要以超乎寻常的梦想做动力,也必然要付出更加超乎寻常的努力。陈宇翱的生活每天就像定好了时钟:早餐后,来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午饭和晚饭是他和家人相聚的时间;晚上8点,他会带着笔记本电脑回到家里,继续工作到深夜。这种旁人看来苦行僧式的状态,却让陈宇翱很享受,量子世界本质上的不确定、不可知性是他孜孜以求的动力。

3月29日,站在“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的领奖台上,这个量子世界的80后领军人一如既往地展示了他对量子世界的热忱:“量子物理是对事物的本源进行全新的认知,打开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问号,就能了解更多人类未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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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8 13:5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寸丹心谱华章——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李正名


天津广播网8月2日消息: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李正名是我国农药科学领域的泰斗。他几十年持续攻关,突破国外垄断,创制出我国第一个百姓用得起的“绿色农药”。如今,这位头发花白、85岁高龄的老者依然坚守着科研一线,即使是暑假,也经常可以在实验室内看到李正名带领学生创新攻关的身影。

在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内,李正名教授带领几名博士生正在进行“加速农药降解、减少残留影响”的相关实验,化学学院2015级博士周沙从一入学起就跟随李正名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周沙:“我们会到田间试验,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先生也不让我们给他打伞。自己热的满头大汗给我们做讲解,一讲都是好几个小时。”

创制适合中国国情、属于中国自己的农药,是李正名60多年来不变的追求。1953年,李正名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归国留学生,听从时任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教授的安排,也为了国家最迫切的需求,从自己感兴趣的有机化学转到了农药化学领域。从此,这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和田间地头结了缘。李正名说:“因为到农村去对我触动很大,住在一个队长家里,每天做饭没有火柴,到邻居麦秸点火做饭。我就说火柴当时一分钱一盒的,你为什么不买火柴呢?他说我一分钱没有。所以我在科研工作当中,同样设计一个新的结构我考虑成本,我第一个要求就是用的化工原料非常便宜几乎不要钱,人家的下脚料。”

为了实现我国农药生产“零”的突破,李正名带领团队将突破点瞄准了“除草剂”。他们从源头创新基础理论,跳出国外几百项专利保护范围、自主设计合成一批新的结构分子,并从上千个结构中筛选出最有效的两种成分,前前后后摸索了十几年。李正名介绍说:“我们在天津郊区自己带了药下去做,这个是一个麦田,用了以后所有杂草都死了,就是这个狗尾草不死。当时我有个逆向思维,我问一个生物学同事能不能找到一个作物,和狗尾草同一族的。他说有啊,谷子小米就是狗尾族,这样才想到用到谷子上面去。”

从1992年拿到发明专利,直到2014年,李正名和团队才最终完成除草剂的开发和全部审批,真正创制出了我国第一个自主研发的创新农药。期间,面临资金短缺、手续复杂等种种困难,李正名都坚持了下来。这种“超高效除草剂”每亩地只需使用1到2克,就能达到平均97.6%的防治效果,毒性仅为普通牙膏的五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三年来,在各地示范推广达2亿多亩,销售额已达1.5亿元。李正名带领团队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重大奖项,可他还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南开大学化学院2014级博士刘敬波告诉记者:“先生经常提出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让那些老师都感觉到惊讶。有一次我跟先生汇报了工作以后,第二天下着毛毛细雨,先生还骑着自行车,单手打着伞,还来实验室跟我讨论问题。当时心里想,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还不如一个86岁的老先生这么刻苦,这件事对我激励非常大。”

几十年的教学中,李正名先后培养博士生、博士后和硕士生140多人,创新是他教导学生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李正名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很好的培养我们年轻的同志,树立起创新的思维、辩证的思维,对国民经济重大问题或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发展到了能够自己谈自己创新的历史阶段了,这是大好的时机,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发挥我们自己潜力,在这方面多做贡献。 ”(新闻广播记者谷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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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8 13:5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霸气校长杨学军:把银河交到我手上

杨学军,获得在线教育奖励基金(全通教育)2016年教育信息化突出贡献奖。作为我国第一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的总设计师,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1983年11月,我国首台“银河-I”亿次巨型计算机在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实现了我国巨型机“零”的突破。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促使刚刚大学毕业的杨学军做出了一个决定:报考国防科大的研究生,从事我国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

那时,要报考另一所学校的研究生,不但需要一定勇气,还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当时国家高等教育教材并没有统一,考试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录取的难度自然大得多。事实上也是如此,当时包括杨学军在内的6人报考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最终只有杨学军如愿以偿。

“当时我觉得国防科技大学有非常深厚的学术积淀,有事业的舞台,到这儿来,应该能学到很多东西。”杨学军在国防科技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他在读硕士时,写的一篇关于向量巨型机编译技术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曾获得“银河-I”总设计师慈云桂教授的青睐,慈教授在杨学军的论文旁加了一行批语:“此人要想办法留下来”。此事杨学军当时并不知晓,直到两年后,他的博士生导师才跟他说起时,杨学军深为慈老爱才、惜才的良苦用心所感动。

1992年“银河-Ⅱ”研制成功,不久,“银河-Ⅲ”立项上马。这时,学校宣布了一个几乎让所有人都吃惊的决定:任命杨学军为“银河-Ⅲ”高性能计算机的总设计师。那一年,杨学军才31岁!

杨学军回到家里,对妻子说:“叫我当总设计师助理,出出点子还可以。现在叫我干总设计师,这等于把银河交到了我的手上,担子实在太重。”

当时,“银河-Ⅲ”面临两个挑战:一是科研队伍正值换代期,二是技术难度大。“因为过去做的机器是向量并行的,现在要走到大规模并行的技术路线上来,这是一个重大的跨越。在研制“银河-Ⅱ”的那个时代,能使用的器件是中小规模的,到“银河-Ⅲ”的时候,要自己来设计大规模集成电路。”杨学军回忆说。

令人欣喜的是,杨学军没有辜负领导和导师们的期望。1997年,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前一个月,我国第一台“银河-Ⅲ”百亿次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2009年10月29日,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在国防科大横空出世,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能够自主研制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的国家。

熟悉杨学军的同志都知道,为了我国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杨学军比其他人付出得更多。

1993年,“银河-III”立项上马,31岁的杨学军被任命为总设计师,工作繁忙可想而知,当时,他的女儿刚刚6岁,妻子也是研制团队里面的骨干。两人谁都没有时间料理家务、照管孩子。经过反复思考和商量,杨学军动员在老家一所中学担任老师的母亲提前退休,来到长沙为他们照顾孩子。“当时,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境界,当时妈妈54岁还没到退休的年龄,我给她打电话,说我们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妈妈当时做出了退休的决定,现在想起来心里还过意不去。”每每说到这里,杨学军总觉得十分惭愧。

“天河一号”研制期间,中风瘫痪多年的老父亲身体越来越差,杨学军都没有办法挤出太多时间回家探望,只得托付母亲和妻子照料。没有多久,老人驾鹤西去,从机房匆匆赶来的杨学军“扑通”一下跪倒在病床前,泪流满面。处理完老人的善后,杨学军又投入到攻关战斗中。

杨学军的爱人是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的科研骨干,曾担任国家“863”计划重大攻关课题的主任设计师,也多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家发明专利,两次荣立三等功。为了能让杨学军专心于科研工作,她只得忍痛割爱转入教学岗位,这样,能更好地照顾家庭,孝敬公婆。

长期以来,杨学军和他的科研团队全体人员“一天三个班,每周六天半”,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周末和节假日。在实行封闭式攻关期间,一干就是大半年,连家人都见不着。杨学军几乎每天都要深入一线了解攻关进展情况,遇到难题,连夜组织大家开“诸葛亮”会,常常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杨学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机领域专家。担任某系列五个型号高性能计算机和2010年世界TOP500排名第一的“天河一号”总设计师。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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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9 16:02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走近科学家|郑健龙:力克“公路工程癌症”
  

【名片】

郑健龙,1954年生,湖南邵东人。长沙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公路养护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公路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2003年至2014年任长沙理工大学校长,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致力于道路工程领域的教学、科研、技术研发及工程实践,解决了公路膨胀土治理与路面工程的一系列重大科学技术问题,被中国公路学会聘为“公路膨胀土工程首席专家”,先后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交通运输部“交通科技杰出成就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湖南省“光召科技奖”、“湖南省科技领军人才”等10多项荣誉称号。

【故事】

他,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传奇校长。

科研,是他的兴趣所在。一辈子致力于解决道路工程中的技术难题,攻克了被称之为“公路工程癌症”的膨胀土问题,“让全世界工程师从中受益”;建立的公路沥青路面设计标准,指导了我国95%高速公路的建设;研发的高速公路养护管理智能化与路面维修技术,让高速公路的运营更加高效、更为快捷……

校长,是他的工作岗位。11年无私奉献,将一所四校合并的新大学,带出湖南,走向世界。

他就是郑健龙,长沙理工大学原校长,我国道路交通领域为数不多的几位院士之一。

“既然做研究,就要甘于清贫”

4月的长沙理工大学新校区,绿树掩映着红楼,青春追逐着书香,处处洋溢着生机与活力。

郑健龙的办公室就在新校区的一隅,公路养护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3楼。

“我年轻时也曾搞过文艺呢。”中等身材、温和儒雅的郑健龙微笑着说,让记者一下子消除了陌生感,觉得亲切。

郑健龙是湖南邵东人。初中毕业后,修过铁路、机场,后进入工厂当工人、化验员。修机场时,参加过文艺队。19岁进入湖南交通学校念书,毕业后留校任教。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中南大学读书,后又考到湖南大学读研,所学专业为力学。

他进入道路工程研究领域,还有个小故事。

1984年,湖南交通学校只有一台电脑,正在湖南大学读研的郑健龙,为计算力学问题,常往学校电脑机房跑,遇到了同样需要用电脑的张起森教授。张起森教授是国内道路工程的知名专家,看到郑健龙勤奋好学,便邀请他一起搞道路工程研究。

就这样,郑健龙走上了道路工程研究之路。

“不久,张教授要出国做访问学者,他手头承接参与的3个国家项目,一下全落在了我和另外一位老师身上。”郑健龙回忆。

这3个项目,是“七五”期间国家组织的重点攻关项目,云集了国内一流的道路工程研究专家联合攻关。他说:“我很幸运,这些专家们对我的科研方法和思想的形成很有影响。”

5年攻关,郑健龙做得很辛苦。“全部的科研经费仅2.4万元,除了必要的出差外,我们能省则省。记得有半年时间,为了一项道路结构计算,我每天从学校踩自行车到河西的计算中心算题。结果出来的那一天,非常开心,走出计算中心,却发现自行车被人偷了……”

“后来,学校有了20多台计算机,但计算速度不快。我的计算工作量大,常常等到晚上无人用电脑了,一个人在机房操作20多台电脑。当电脑出批量计算结果时,是我最兴奋的时候。我将这些结果全部打印出来铺在机房的地板上,趴在地上进行分析,一干就是一个通宵。”郑健龙说。

科研经费如此捉襟见肘,在一次学院收入分配方案讨论大会上,埋头搞科研的郑健龙却语出惊人:“既然做研究,就要甘于清贫。”

“我将来获国家奖,一定是从头至尾参与的项目”

提出“做研究就要甘于清贫”的郑健龙,很快面临一次现实的名利选择。

他参与的联合攻关项目,获国家科技大奖。攻关小组给长沙交通学院2个署名名额,并征求郑健龙的意见。郑健龙表示自己不署名,将名额给张起森教授和另外一个参与者。他说:“我将来获国家奖,一定是从头至尾参与的项目,这样才心安理得。”

“郑健龙肯定能做出大成果。”攻关小组专家对他刮目相看。

1995年,在楚雄到大理的高速公路修建过程中,参与解决施工工程中技术难题的郑健龙,对公路工程中施工中遇到的膨胀土治理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膨胀土是一种不良土质,因其失水迅速收缩开裂,吸水急剧膨胀变形,路基和边坡难逃过垮塌、滑坡的厄运,令全世界的工程师们都感到头疼,被称为“公路工程中的癌症”。我国26个省区分布这种特殊土质,每年膨胀土地质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百亿元。

1995年,在他的努力下,“膨胀土路基加固技术研究”在云南省立项。2002年,交通部启动西部交通建设重大科技项目“膨胀土地区公路修建成套技术研究”,郑健龙为项目领衔专家。

15个寒暑,郑健龙团队走遍了全国10多个省区,梳理国际上膨胀土滑坍处置方法后发现,无论是抗滑桩,还是重力式挡土墙,这些“刚性”处置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堵”。而“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何不采取“柔性”手段,设法释放膨胀土滑坍前聚集的能量呢?郑健龙团队在室内做了4000多组实验,野外实验多达500多组,发现采用土工格栅将膨胀土边坡分层包裹,并相互连接,让其适度膨胀并受到必要的约束,同时通过植树种草,防止水土流失可使边坡的坍塌得到有效治理;采用膨胀土做填芯料,再在外围铺上一定厚度的非膨胀土控制水汽入侵,找到一个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的平衡湿度,可使得用膨胀土填筑起来的路基保持长期稳定。

这一全新的以“柔”治胀的思想和技术,在楚雄到大理高速公路、广西南(宁)-友(谊关)高速公路上得到成功应用,并在12省区30多条高速公路得到推广,攻克了膨胀土边坡治理这一世界性技术难题。

2009年,“膨胀土地区公路修建成套技术研究”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美国新技术导向性期刊《Civil Engineering》主编称赞:“项目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膨胀土工程处置范例……使全球工程师从中受益。”

郑健龙真的出了大成果,而且成果不断。其领衔的沥青路面结构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获201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高速公路养护管理智能化与路面维修技术,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中国公路学会科技一等奖。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而不在于大楼,但也不能没有大楼”

1997年,潜心专业的郑健龙被提拔为长沙交通学院院长助理,后又担任长沙交通学院院长、长沙理工大学首任校长。

从思考攻克技术难题,到思考如何建一所真正的大学,郑健龙当作又一个科研命题。

当校长后,郑健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学科建设,为学校争取博士学位授予权。他自己答辩,使交通运输工程成为长沙理工大学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

“博学、力行、 守正、拓新”,这是长沙理工大学的校训,也是郑健龙对办学的思考。

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新校区,占地2000余亩,是一座风景优美、设施齐全的美丽校园。

这个校区的建设,也是郑健龙办学思想的一部分。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而不在于大楼,但也不能没有大楼。一所新学校没有实验室及其相应的科研条件,引不来也留不住大师。因此,我们就建了这座新校园。”郑健龙说。

郑健龙担任校长期间,长沙理工大学相继突破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第一个博士授予学科、第一个省部重点实验平台、第一个国家级工程实验室。

“如果两天没沾书,就像丢了魂似的。这辈子书没读够”

郑健龙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有一年农历大年初一,张锐和几个同学一早上门给郑老师拜年。进门后,发现郑老师没在客厅,旋即听到书房里的声音:“在这儿呢。过来,过来。”他们发现郑老师正伏在案头,桌子上摊着一堆书籍,几张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许多公式的推演。郑老师的除夕夜就是在书房度过的。

每完成一项研究,郑健龙就用“看一个星期的小说”犒劳自己。他说:“如果两天没沾书,就像丢了魂似的。这也许是因为初中毕业时,未能如愿继续读书。这辈子书没读够。”

从校长岗位退下来后,郑健龙更加全身心投入到他钟爱的科学探索中,其团队瞄准了道路工程中所遇到的各种不良土质,先后成功解决了洞庭湖区软土路基、南方广泛分布的红黏土路基、广东省全风化花岗岩路基等问题。

“我们的工作就是解决道路工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郑健龙说。

【评说】

不带讲义,把力学公式写满黑板

郑健龙教授是我校培养的第一位院士。他长期致力于国家战略需求和行业发展重大课题开展科学研究,践行着学校坚持服务行业、引领行业发展的理念,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敢为人先、执着坚韧,生动地诠释着学校“博学、力行、守正、拓新”的校训精神,是我校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代表。郑院士作为著名的科学家,坚守初心,潜心育人,几十年来,坚持为本科生授课,是全校教师“信道”“传道”的楷模,彰显出了大师的风范。

——长沙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付宏渊

我对郑健龙教授研发的膨胀土路堑边坡柔性支护技术和膨胀土路基填筑技术印象非常深刻。这两项技术经济有效解决了膨胀土地区公路路基建设中边坡反复破坏,膨胀土填料难以直接利用的技术难题,为国际相关工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膨胀土工程处置范例。我很荣幸将相关成果在我的最新专著中进行了介绍。

——美国著名膨胀土专家、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资深教授John Nelson

我和郑院士在学术上的交流和探讨很深入,时间长了,就发现郑健龙院士的研究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为根本出发点,而且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提出科学问题,工作具有很强的基础性、前瞻性与实用性。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沥青材料委员会主席、路面力学委员会前主席Professor Zhanping YOU

郑健龙院士在路面结构与材料方面,对结构设计理论、工程实施方面具有深厚造诣和见解。同时,作为学科领军人物,他培养了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在我国交通行业相关标准规范的制、修订与宣传贯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显著贡献。

——国务院参事、交通部专家委员会成员张元方

记得研二时,郑老师给我“一对一”主讲“板壳理论”课程。这门课耗时整整一个学期,采用单周授课和双周自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每逢单周授课,郑老师每次都只带几支粉笔,从来不带任何书面讲义,却不假思索地把力学公式写满整块黑板。下课前5分钟,郑老师都会指定5本参考书,布置我在双周的时间去阅读其中章节,然后在下次上课的前10分钟进行系统小结,阐述观点。这是我读书以来从未碰到过的一种教学方式,感受新颖独特,获益匪浅。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工程总监张劲文

【手记】

亦柔亦刚亦智慧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郑健龙是一位经历丰富、颇具传奇色彩的人。

他修过铁路、机场,当过工人,其高中知识是在工人夜校中完成的。早年经历,让郑健龙对知识有种近乎饥渴的渴望。他说:“我这辈子好像读书没读够似的,一有学习机会,就会积极争取。”

在工厂,他争取到了进长沙交通学校学习的机会。留校任教后,他又争取到大学学习,从本科念到硕士。

他说,早年蹉跎了岁月,32岁才硕士毕业,非常珍惜时间。毕业后,他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和教学中,乐在其中。

“兴趣很重要,尤其是搞科学研究,必须心无旁骛、全心全意、扎扎实实地做。只有完全钻进去了,你才会有所发现,并取得成果。”郑健龙深有体会地说。

郑健龙是一位工科专家,但2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他的温和儒雅、谦和亲切,完全颠覆了记者以往对工科专家比较“刚”的印象。

而他的标志性科研成果——“膨胀土地区公路修建成套技术研究”,正是采用“以柔治胀”的思路,解开了公路膨胀土治理这道世界性难题。

学生评价他说,郑老师的人生态度和治学方法是统一的,始终能举重若轻,水利万物而不争。

他待人温和,但在治学中对学生要求严格,非常注重细节,不失工科专家“刚”的本色。团队成员张军辉教授回忆:有一次,在写一个申报材料的时候,郑院士发现他“的、地、得”这3个字分不清,就认真给他讲解它们的区别,告诉他写材料要字字斟酌,不能有任何瑕疵。

项目组为了研究膨胀土路堤的水分迁移规律,从广西拉来20多吨膨胀土准备进行实验,郑健龙来到施工工地,发现工人们将还没有风干到指定含水率的膨胀土往模型槽里面填,马上打电话给负责人:“你们也太不负责了,这么湿的土不能往里面填。”随后,他现场指挥工人将已经填进去的土挑出来。

“科学是严肃的,一定要注重细节。很多发现,往往就在细节中。”郑健龙说。

正是这种亦柔亦刚、充满智慧的思维,以研究为乐趣的本色,使郑健龙成了我国道路交通领域为数不多的几位院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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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9 16:0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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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9 16:0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核武器的“半导体”:核理论学家黄祖洽传奇



从核武器专家到大学教授,有人说黄祖洽“一生两辉煌”,并用“殚思求火种,深情寄木铎”来总结他科学人生的两大阶段。辉煌背后,是他对人生的不懈思考与追求。

黄祖洽1924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理论物理学家。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0年清华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同年8月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80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核理论、中子理论、反应堆理论、输运理论及非线性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在缔造“两弹一星”伟业的诸多科学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祖洽有着较为特殊的一段经历。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核武器研制进入理论设计阶段。当时的黄祖洽,是唯一同时参加原子弹和氢弹两方面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

在2004年黄祖洽80岁寿辰的纪念活动上,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曾这样评价:黄祖洽对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历史性的贡献。那天,前去给他祝寿的人中不乏德高望重的科学界泰斗,更有曾与他共事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黄祖洽总会被问起这样一个问题:与“两弹一星”元勋的荣誉失之交臂,是否觉得留有遗憾?

“不是因为可以当功臣,我才去做这件事。它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我个人的兴趣。”黄祖洽的回答总是平静如水。

每一次面临事业抉择时,上面这句话,也的确是黄祖洽所遵循的朴素原则。1980年,正处于科研事业巅峰期的他,决定在自己迈向花甲之年的人生旅途中开启全新的事业——走上大学讲台,开始默默无闻的教书生涯。

从核武器专家到大学教授,有人说黄祖洽“一生两辉煌”,并用“殚思求火种,深情寄木铎”来总结他科学人生的两大阶段。辉煌背后,是他对人生的不懈思考与追求。

倾心物理的“文学少年”

在黄祖洽出版的一本名为《三杂集》的书中,收录了他中学时期所写的“少年作文十篇”。这些作文均来自60多年前的两本作文簿,由黄祖洽的母亲留存、珍藏下来,直到母亲辞世前才最终转交给他。

《月明之夜》、《爱国贵于自爱说》、《论建设心理国防之重要性》……单从篇名来看,当年那个心系天下的少年黄祖洽便已跃然纸上。

作文簿上,一篇题为《读庚信小园赋书后》的文章后,语文老师写下这样的评语:“骈散一炉,文情俱胜。使季绳而专研文学,不难出人头地也。勉之望之!”

“季绳”是黄祖洽的字,老师建议他专攻文学,并寄予极高期望。然而,初露文笔锋芒的黄祖洽其实对理科更感兴趣,特别是物理。

1943年高中毕业时,黄祖洽听说西南联大物理系云集了当年最好的教授,便决心前往内地投考。他未曾料到,原本并不算遥远的一段投考之路,却因战乱充满了艰辛坎坷,直到一年后他才如愿走进理想的大学。

在西南联大的4年生活,用黄祖洽自己的话说,就是“游进了知识的海洋”。期间,有数学老师曾建议他转入数学系,但他还是坚持最初的选择——物理系。

“学了物理,能够解释许多原来说不清楚的事情。”黄祖洽说,他为物理学的精确性着迷。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黄祖洽随复校的清华大学北上,继续选入物理系,1948年毕业时恰逢解放前夕。他回忆,当时北平的政府机构和有钱人纷纷南迁,市场萧条,就业困难。

“我不愿放弃物理,又没能在北平的学校或研究机构找到合适的工作,唯一的选择是考研究生。”在老师王竹溪的建议下,黄祖洽最终报考了刚刚留学回国任教于清华的钱三强的研究生。

进入清华研究院,黄祖洽先是跟随钱三强研制核乳胶,一年后又改跟彭桓武研习理论物理。彭桓武比黄祖洽大9岁,做黄祖洽的导师时刚刚34岁,已是国际物理学界的知名学者。此后,两人一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特殊情谊。

1950年硕士毕业,黄祖洽离开清华园,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室工作。

“半导体”书写传奇

走进近代物理所没几天,黄祖洽就经历了他人生中最为难忘的一次事故——遭遇严重车祸。有半个多月时间,他躺在医院病床上昏迷不醒,以至有人说:“黄祖洽从此做不了理论工作了。”

“我并没有就此趴下。”黄祖洽回忆道,尽管车祸对他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但他当时非常性急,疗养半年后就重新投入研究工作中。

头上缠着纱布条,行动迟缓,步态蹒跚,不少人叫他“黄老”。黄祖洽觉得奇怪,明明自己还年轻,怎么一下子就被称作“黄老”了。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他写道:“我从12岁开始离家。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心理上总觉得自己还是12岁,没有意识到在不断长大。考虑问题也老是保持12岁的少年心态。”

随着身体慢慢恢复,黄祖洽承担起越来越多的任务,开始与同事们一起调研核理论。忙碌的工作中,他说自己早已没有功夫去纠结年龄的问题。

1953年初,按照钱三强的部署,黄祖洽开始从事核反应堆理论研究。两年后,彭桓武调至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兼任理论研究室主任,时隔5年,二人从师徒变为战友,并肩成为我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也正是在两人开始共事的1955年,苏联答应向中国援助“一堆一器”,即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于是,黄祖洽被分配到反应堆组,跟随钱三强、彭桓武等前往苏联接受援助项目培训。

“在莫斯科,我们住在十月宾馆,当时我正好和彭桓武住在一个房间。每天早上,我们一起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研究所学习反应堆理论。除了苏联研究人员开办讲座以外,我们还一同研读资料,并且对其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黄祖洽回忆,正是在这种频繁的研讨中,他们发现了对方的设计方案存在着巨大失误。

“苏联专家介绍,该反应堆需要63根铀棒才能达到临界大小,而我自己计算的结果是56根,中间相差百分之十以上。”黄祖洽深知,反应堆如果超临界,将会引发事故,不可怠慢。

向领导汇报、与苏联专家沟通、双方反复测算,黄祖洽计算出的反应堆临界值,最终在临界实验中得到了证实。

回国后,彭桓武与黄祖洽合作,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举办为期一年的反应堆理论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反应堆理论研究人员。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加速核武器研制,原子能所按领导指示成立了“轻核理论小组”,由黄祖洽带领十几个年轻人进行氢弹预研工作。不久之后,为了加强原子弹和氢弹预研工作的联系,黄祖洽又被要求用一半时间在核武器研究所兼职,一方面参与设计原子弹研制所需的“状态方程”,一方面仍继续参加氢弹预研。

由此,黄祖洽得了一个“半导体”的绰号——按保密要求,他在原子能所的工作情况可以提供给核武器研究所,以促进他们的工作;但核武器所关于原子弹的研制,却绝不能向外界有丁点透露。

与许多人一样,黄祖洽在那个极度困难的年代里废寝忘食,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两弹研制,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奇迹。时隔两年零八个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全世界为之震惊。

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的最快纪录。这一辉煌成就,无疑凝结着黄祖洽和他的同事们日夜为之奋斗的血汗。

后来,每当有人称黄祖洽是两弹功臣,他就淡淡回应道:“搞原子能、搞核武器都跟机遇有关,那是时代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作为学理论物理的人,理所当然要参与进去。”

“杏坛二三子”

回忆自己与原子能打交道的30年时光,黄祖洽特别提到,“两弹传奇”是在他们遭受大字报围攻和群众组织批判的情况下坚持研究而创造的。

1969年,在领导完成一种新型号氢弹的设计后,黄祖洽被送到河南上蔡县的“五七干校”进行“学习改造”。在那里,他播种、收割、养猪、种菜,还干过建筑小工。而就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工作。

“虽然尽力完成了应当完成的任务,但在培养年轻人方面却做得不够。”黄祖洽意识到,“文革”也将造成严重的“人才断层”问题。

1980年,就在黄祖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后不久,他出人意料地接过教鞭,受聘出任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长,那一年他56岁。

为何选择教书育人作为自己最终的事业?

“希望能培养更多的人才,使得中国的人才断层问题有所弥补。”黄祖洽的选择,是对“五七干校”期间自我反思的回应。

从事教育工作后,黄祖洽最为深刻的体会是要“教学相长”,他觉得“只有学得好了,才能教得好”。80岁寿辰纪念活动上,黄祖洽向前来祝寿的嘉宾致答谢词,仍是谦虚地说:“这么多年来,我始终保持着一名学生的心态。”

在《抒怀》一诗中,黄祖洽写下“杏坛二三子,起舞亦婆娑”两句。看到青年才俊的出现,他总是满腔喜悦、心情舒畅,并把它看作从教的最大成就。而“雏燕离巢去,良才异国挪”,则是他痛惜人才流失的写照。

自1999年起,黄祖洽开始为一年级本科生讲授选修课“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从微观、宏观、宇观多个层面介绍现代物理学的前沿发展,希望让同学们从接触物理学一开始,就生发出浓厚的兴趣。

兴趣,让黄祖洽在动荡的求学时代坚持着自己的理想;投身科学和教育事业,他又时时不忘国家和时代的需要。一步步走来,对于这位文学功底深厚的物理学家,我们很容易想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样的句子,来描述他一生的追求。(记者郝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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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9 16:0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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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0 16:5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八旬华科女:倾尽一生,只为造出一枚中国芯


黄令仪,1936年出生于广西南宁市,其父是广西博物馆创始人、首任馆长廖葛民,母亲是广西化学研究院前辈。

年近八十的黄老师依然精神矍铄

她在抗日战争中长大,随新中国一起成长,遵循毛主席和周总理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指示,怀揣科技兴国的理想,1958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被华工派到清华大学半导体专业深造。1960年学成返校,24岁的她在母校创建了半导体专业,讲授半导体器件与材料课,同时带领一批更年轻的教工和学生,风风火火地创建了实验室。什么都自己动手干,并研制出了半导体二极管。当时居然得到大家心中敬仰的科学院院长、著名诗人、作家郭沫若的视察及鼓励。随后三年困难时期来临,由于粮食紧张,国家制定了调整方针,学校对一批刚上马的专业也调整了,半导体下马。

1962年她加入中科院计算所,一心投入到科研工作当中。在随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二极管、三极管、大规模集成电路,到中国自主研发设计的第一枚CPU芯片,黄令仪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微电子行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

设计一块高水平芯片参展来洗刷耻辱

1989年黄令仪被公派到美国一家公司进行合作,但怎么也没有料到,一生中最大的刺激迎面而来。11月在加州拉斯维加斯有一个国际芯片的展览会,她们在那里参观了一周,成千上万的摊位几乎跑遍,都找不到我国的摊位。好不容易在拥挤的人群中看到了几个国人手中拿着长城公司的塑料袋,她立马迎上去,亲切地问:"你们是来参展的吧?" "不,是来参观的。"心中猛然一震,只有她最明白,1963年我国的集成电路的研究水平与国外是同步的啊!为什么现在差距如此?内心的痛苦使她掉下了眼泪,她暗自下决心,一定要设计一块高水平的芯片来参展,洗刷耻辱。

1990年回国后,黄令仪就潜心钻研各种集成电路的设计方法,从建立版图库、时序库开始,到寄生参数对性能的影响、时钟树的生成、全局规划、时序驱动布线等等,全定制、标准单元、宏单元的设计方法都研究过,用户包括华为的程序控制芯片、计算所的模糊控制芯片等等,批准了两个发明专利。

有关单位在2000年推荐她参加了一个国际发明专利博览会。这个在德国纽纶堡召开的博览会于1949年创立,2000年第一次邀请中国参加。全国大约去了32人,别人摊位是一个公司,我们则是一个国,摊位小而拥挤,但毕竟突破了"零"。归国的大巴走了约一半车程,黄令仪被通知所送的专利被评为银奖,她感到十分的高兴。但是兴奋之余,定下心来,她仔细一想:真正用上的芯片在哪里?虽然在设计时,就像一个老迈之年的人,用战战兢兢的双腿爬上了一个山峰,仰头一看,又一座更高的山峰堵住了前进的路,然后一咬牙,又顽强地一步一步地爬上那更高的山峰,可是令人痛心的是:芯片做出来了,没有用,锁在抽屉中,得了奖,又怎样?它只是一张纸。

因此,当江绵恒副院长视察微电子所时,召开了座谈会,在会上黄令仪说:"一个科技工作者最大的痛苦,就是他用心血灌溉的珍贵芯片做出来了,没有用!"好心人对她说:"你只会干活,不会说话",可是,这是她的肺腑之言。

激情再次燃烧---参加龙芯物理设计

2002年,66岁的黄令仪老师第一次见到胡伟武,共同的理想促使黄老师加入龙芯,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六年之久的真诚合作,系统设计与物理设计无缝地结合了。

那时,每一周,她都要召开会议,要每一个人汇报自己做过的工作,而且请胡伟武到会指导。在那一段合作的时间中,龙芯课题组的全体年青人,尤其是胡伟武那种对崇高理想的执着追求深深的感染着她。那里没有无聊的纷争,只有一颗颗炙热的心,要把龙芯做出来,她感觉到一个激情燃烧的时期又来到了,因此下决心一定要把CPU的物理设计做成功。


一晃十五载,从1B,1C到3A,3B,再到GS464E,龙芯的每一块芯片中都凝聚着黄老师的辛勤汗水。参加156(集成电路)及龙芯的工作,是黄令仪一生中最紧张、最艰苦的工作,然而也是心情最舒畅和感到最幸福的时刻。用黄老师自己的话说,人生取决于思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命运取决于选择,成于正挑,败于诱惑。一生取决于内心,大爱常乐,小我恒苦。一世坚持于正念,风雨无阻,雷鸣失声。她时常联想到:如果计算所86年不彻底地解散大规模集成电路室,留下几个种子,或许龙芯不至于15年后如此艰辛的从零开始做物理设计,进展也许会更快。


时至今日,耄耋之年的黄老师仍然精神矍铄的站在研发一线,在屏幕前拖动鼠标查看版图,如此辛勤付出又何曾有一丝一毫是为己为私?她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敌机的扫射中度过的,我就躲过防空洞,亲眼目睹过敌机炸死了两个在洞口抽烟的无辜同胞。国破山河碎的痛苦,四处逃难的恐惧,已深深地印在了我年幼的心灵中。我的少年时期,是在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中,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中成长。因此,在我心中最大的愿望是为祖国的强大而出力。今天,龙芯的理想,就是增强中国国力,加强信息安全,为千万老百姓能用上龙芯而努力。愿以生命的余辉与龙芯人一起,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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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0 19:0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致敬|大漠深处,八旬院士一生追寻一个梦:无人靶机

大漠深处,一生追寻一个梦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某试训基地高级工程师赵煦

初夏时节,空旷宁静的戈壁滩响起发动机的轰鸣声。

轰鸣声中,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某试训基地高级工程师赵煦正在指导官兵检查靶机放飞前的最后工作。顺着这位年近八旬老人的眼神望去,机场跑道上,一架无人靶机蓄势待发。

“起飞!”指令传来,靶机高速滑行、腾空而起。目送着靶机飞向天际,赵煦开始了他在戈壁滩上54年如一日的工作。

“我这一辈子就有一个梦想,把中国的无人靶机研究好!”在赵煦的办公室里,书架上泛黄的书籍和厚厚的靶机档案,见证着他几十年的大漠追梦。回望当年选择,赵煦由衷感慨:“人这一辈子能为国家干点事,是最大的幸福!”

指控舱内,屏幕上闪烁的飞行航线,仿佛映照着赵煦的追梦航迹。

1964年9月,赵煦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在周恩来总理勉励他们为祖国建设出力的感召下,那年秋天,赵煦放弃留京机会,只身一人来到西北戈壁深处的某试验训练部队。

“黄沙漫天的戈壁滩、空白的无人机领域、紧迫的试验任务需求、急缺的科技研究人才……”一谈到党和国家需要,院士的说话速度明显加快;一说起无人机,老人更是如数家珍。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还没有无人靶机。没有靶机,武器再好也定不了型。这是摆在那一代航空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开疆拓土,意味着超越常人的挑战、担当和汗水。赵煦和团队成员拿着本、笔、卷尺、万用表,趴在飞机上一点一点测量,手工计算设计模型。

1966年12月6日,“长空一号”无人靶机首飞成功。从这一天开始,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无人靶机。

科研的路是漫长的,更需要不断突破前进。随着航空武器快速发展,一种更真实的靶机成为制约武器试验的瓶颈。同样性能的靶机,在国外需要花费上千万元。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努力的方向。”赵煦大胆提出把已退役的某型飞机改装成无人靶机的设想。

经过数千次试验验证,退役多年的飞机被成功研制成全尺寸、实体型、高亚音速靶机。

“不管做什么事,要想成功,除了认真还是认真。”又是千余个深夜、几百个通宵,赵煦带领团队用4年时间攻克国外8年才解决的技术难题,超音速无人靶机一飞冲天……

多年来,在赵煦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下,我国大型无人机实现了跨越发展,一条集研制生产、试验试飞、提供使用、质量保障于一体的中国特色无人机发展道路已经形成,一支新型作战部队逐渐成型,多名专家和高层次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新时代要有新状态!”近年来,看到国家和军队改革发展不断向前迈进,赵煦既感到欣慰,又感到重任在肩。

激情不与岁月老,信念且随年华坚。赵煦的学生说,现在赵老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晚上、周末他常常像上班一样来到办公室,保持着年轻人一样的激情干劲。

科研不停,脚步不止。前不久,某新型靶机在赵煦和团队的努力下研制成功,为新装备试验提供了更贴近真实战机的全新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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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0 19:0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访谈]龙桂鲁:在量子世界“三十年磨一剑”


量子保密通信与量子计算正在渐渐成为科技新时代的主题。量子保密通信与量子计算跟国家的信息安全密切相关,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将此列入国家战略, 欧盟也正在构建量子互联网,日本也制定了量子信息技术长期发展路线图。在中国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下,目前中国在这一领域也正在实现“弯道超车”。

那么,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墨子号”量子卫星与光量子计算机,还有什么其他方式来实现量子保密通信与量子计算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蝌蚪五线谱网站在清华大学独家专访了亚太物理学会主席、清华大学教授龙桂鲁。亚太物理学会联合会是杨振宁先生在1989年创立的包括亚太地区18个国家和地区的物理学会的联合会,与美国物理学会和欧洲物理学会一起,是国际上三大洲际物理学会联合会组织。


龙桂鲁教授告诉蝌蚪五线谱,他主要从事核磁共振量子计算的研究,同时致力于研究一种新的量子安全直接通信的理论与相关的实验。

青少年时代的经历

龙桂鲁的父亲是广西人,广西简称桂,而龙桂鲁的母亲是山东人,山东简称鲁,所以他的父母给他取名叫龙桂鲁,寓意两地的结合。龙桂鲁从小受父母的影响,读了很多书,他立志要当一名科学家。在山东烟台的牟平一中上了一年高中后,龙桂鲁在高一时就直接参加了高考。他考上了山东大学物理系,成为1978届的大学毕业生。随后他提前半年毕业,到清华大学攻读硕士与博士,1987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在龙桂鲁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堆满了房间的是满满一屋子的书籍,简直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从这个办公室也许可以看出,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但龙桂鲁一直保留着少年时代开始的那种爱书读书博览全书的好习惯。

龙桂鲁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当教师以后,一开始主要研究原子核与核磁共振的理论,1996年以后从事量子信息的研究,并慢慢萌发了做核磁共振量子计算的想法。

核磁共振量子计算

在龙桂鲁教授的实验室,有一台供量子计算研究的核磁共振谱仪。在2017年10月11日,清华大学、阿里巴巴-中科大、本源量子-中科大在同一天发布了量子云计算平台,这台核磁共振量子计算谱仪就是当时发布的量子云计算平台之一。

早在2016年,美国的IBM公司就向公众开放了基于云的量子计算平台,用户登录后能使用一台5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进行算法演示或实验模拟。加拿大D-Wave系统公司也已经商品化了一些初等的量子计算机,谷歌和NASA也正在测试它们自己研发的量子计算系统。

2017年,上述的中国研发机构也发布了类似的量子计算云平台,与其他量子计算云平台不同的是,清华大学龙桂鲁合作组发布的是国际上首个基于核磁共振谱仪的量子计算云平台。

龙桂鲁教授核磁共振量子计算实验室的博士生李可仁与辛涛向蝌蚪五线谱网介绍了核磁共振量子计算的基本原理。他们表示,无论做什么类型的量子计算机,首先要有一个量子系统。在核磁共振量子计算中,需要实验样品编码量子比特,换句话说这个样品就是量子系统的载体,以两比特样品氯仿分子为例,这是一种有机物。氯仿是四氯化碳中的其中一个氯原子被氢原子取代以后产生的有机分子。而且为了做量子计算,氯仿分子中的碳原子还应该是具有奇数个核子,所以他们采用是同位素标记的碳13原子,只有这样它的核自旋才是1/2,所以这可以看成是一个量子比特(1/2核自旋可以在一个很强的磁场中产生能级分裂,这叫做塞曼分裂,能级分裂以后就形成了一个二能级系统,正好相当于一个量子比特)。氯仿分子中的氢原子的核自旋也是1/2,因此也是一个量子比特。

所以氯仿样品可以作为一个2比特的量子处理器使用。当然,如果换成一个复杂的分子,就可以携带更多个量子比特了。这就是核磁共振的量子比特的来历。博士生李可仁告诉蝌蚪五线谱,现在龙桂鲁教授研究组里的核磁共振量子计算能做到5个量子比特或者7个量子比特了。

那么,如何才能操控这些量子比特呢?通过包裹在样品周围的线圈所发射的射频脉冲,这些射频脉冲可以激发样品的塞曼能级,这些射频脉冲可以激发样品中的原子核在塞曼能级之间跃迁。这就可以对单比特的量子态进行操作,也叫做单比特门。因为每个原子核(比如这里的碳13原子与氢原子)的塞曼能级的共振频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可以通过改变射频频率来对各个量子比特进行操作。这样就实现了对单比特的操作。在这个基础上,也可以构造出通用的多量子比特的门。

龙桂鲁告诉蝌蚪五线谱,核磁共振体系是八大类开始研究最早的做量子计算的物理系统之一。目前他的研究组还在做另外的基于光学微腔与金刚石色心的量子计算实验平台。目前来说,已经存在的八种量子计算的方案彼此都在竞争,看最后到底哪一种方案能最先实现实用化的量子计算。一旦实现实用化的量子计算,那么某个方案就成为实现量子计算机的主流方案,其他的七种方案就很有可能被淘汰。

直接量子保密通信

除了量子计算实验平台,龙桂鲁教授的研究组还正在做量子安全直接通信的实验。量子通信包括量子密钥分发、量子秘密共享和量子安全直接通信等不同模式。

龙桂鲁说:“量子安全直接通信是2000年我与我的博士生刘晓曙一起提出来的新的量子保密通信方案,这种量子通信在量子信道里不用密钥,直接传输信息。它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它能够发现窃听,而且在发现窃听之前传输的数据不会丢失——而量子密钥分发一旦发现窃听那么之前传输的信息就丢失了。”

据蝌蚪五线谱了解,量子密钥分发不是一种直接的量子保密通信,那是一种间接的方法——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间接量子保密通信“(当然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量子保密通信手段)。量子密钥分发一边在传输数据的时候,一边在做抽样检测,一旦发现误码率的增大,就表示通讯已经被窃听。量子密钥分发的密钥是从量子信道产生传输的,但信息的传输过程走的还是经典信道(每次都加密,在经典上这个就是一次一密的方法。)

据2017年6月14日科技日报报道,龙桂鲁教授等独创的量子安全直接通信被中科大和南京邮电大学在冷原子量子存储系统得到实验验证。该实验引起了美国资深情报官员的高度重视,认为中国很快将实现量子安全直接通信并用于特种部队作战。最近,据新华网报道,量子安全直接通信的实用化进程上再次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2017年11月14日,清华大学与南京邮电大学联合实验组首次在500米光纤中实现了量子安全直接通信。他们使用一种叫做量子纠缠的方法来实现量子安全直接通信。目前,量子安全直接通信的实验结果表明,基于光纤的量子安全直接通信能够实现接近当前商用量子密钥分发所需要的传输率。这次实验是直接量子保密通信走向实用化迈出的关键性一步。

量子搜索的中国算法

除了量子安全直接通信的原创性成果,龙桂鲁教授还在量子搜索上有一个著名的算法,被称为Grover-Long算法。对于一个1亿的数据,经典计算机需要搜索5000万次,而用这个量子搜索算法,则只需要搜索8000次就可以了。Grover-Long算法是一个量子精确搜索的算法,这个算法是不管数据量有多大,按照这个算法它的搜索成功率都是100%,是量子搜索的中国算法。这个算法目前已经被证明是优化的量子精确搜索算法了。量子搜索算法和大数分解量子算法是量子计算的两大算法。

访谈到了尾声,龙桂鲁教授说,目前他的研究组在量子计算、量子保密通信、量子算法等方面正在努力探索,他们希望把这些研究成功努力推广到应用领域。从龙桂鲁博士毕业到现在也正好30年了,他在量子世界“三十年磨一剑”。这真正是为了中国的量子科学事业的发展砥砺奋进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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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1 13:0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李屹东:“翼龙”绝杀千里之外 他却这样谈创新

无人机是现代战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装备。无论是在军用还是民用领域,无人机都越来越普及。但是长航时察打一体军用无人机,却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研制,我国就是其中之一。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察打一体无人机——翼龙,因飞行高度、速度、以及外挂能力,成为我国无人机制造领域的“当家明星”,它也是首款进入我国军队服役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李屹东就是这“明星”无人机的总设计师。

“翼龙II无人机已经达到了国际察打一体无人机的一流水平。”李屹东微笑着说,这个笑容绝对是能“暖化”冷兵器的那种。“翼龙II”身长11米,高4.1米,翼展达20.5米。外挂能力从200千克增加到了480千克,续航时间20小时。一架翼龙无人机需要的零件超过13万个,涉及300多家生产单位。作为一个军民融合的典型代表,2017年2月,翼龙II完成了首飞,同年12月进行了一架次连续发射5枚不同类型导弹的打靶试验,创造了国内无人机打靶试验的新纪录。

“从翼龙I到II,看上去只是型号的变化。可在背后,无数的技术空白需要填补,无数的关键技术需要突破。” 翼龙II从研制到首飞仅仅用了十八个月。更值得一提的是,翼龙II在首飞之前就拿下了当时中国军用无人机最大的一笔订单,这种模式也走出了中国无人机一条创新的道路——先有订单,后有研发生产。但在奇迹的背后,李屹东和他的团队也经历了一段漫长又艰辛的研发过程。

李屹东回忆说,在设计过程中最纠结的问题是,在没人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没有数据链的情况下,如何让无人机处理各种极端的、复杂的情况。为此,他带领团队研发了翼龙II无人机的三大系统:飞管系统、任务系统和指控系统。飞管系统相当于是人的小脑,保持着人的平衡和行动力;任务系统是人的大脑,它来进行决策,人往哪儿走;指控系统相当于人的外部环境,可以输入所处环境。

这三大系统都是我国独有的技术。“有了三大系统,使我们的无人机更加聪慧。核心技术就是别人有的我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也得有,独创性的技术,带有杀手锏意义的技术。”李屹东说。

翼龙II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翼龙I的经验和技术的积累。回忆那段艰辛的过程,李屹东说,在刚刚开始研制翼龙I的时候,由于物资缺乏,他们用了一架报废滑翔机的机翼,再配上一个机身,就这样“东拼西凑”地做出了第一架“翼龙”无人机。在第一次试飞的时候也并没能做到完全地自主飞行。

考验接踵而至,造出第一架飞机后,李屹东和他的团队受到了海外用户的百般“刁难”:你说你能抗干扰,地面站的电给你停了,看你能飞多远?你说你能打靶,那我让你打移动靶能打中吗?后来在一次打靶演示中,翼龙I一出手就直接摧毁了一辆美军武装直升机打了八年都没打中的无人SUV,这才获得了海外用户的信任,也让世界见识了“中国制造”的实力!

“行以致胜,谋以致远。每一代航空人都有时代赋予的目标使命,前辈不懈努力追赶着世界的脚步,也让我们更有底气和勇气把目标放得更高——仰望更远的天空,由中国人来定义航空的未来。”李屹东说,未来无人机会越来越“聪明”——它将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一键上天之后就能够完全自主,即使中间发生任何的变数,甚至是危险情况,它也能自动处理并安全返航。

“只有具备了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足够实力,才有可能实现武器装备研制的最高目标——以戈止武,守护和平!”李屹东说。不久的将来,无人机将会和有人机相互协同作战,和有人机一起发挥更大的作用。谈到创新李屹东说,创新从来不是浪漫的过程,但回首这个过程,创新也变成了一件“浪漫”的事。(文稿综合:新华社、华西都市报)

来源: 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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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1 13:12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李兰娟:从“赤脚医生”到院士 心系患者送福音

在近日举行的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以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项目获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该奖项由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领衔,联合11家单位共同完成。

李兰娟是夏履镇夏履桥村人,高中毕业后,她选择回家乡当“赤脚医生”,尽其所能为乡亲们解除病痛。看到疾病对大家带来的痛苦,也更加坚定了她当一个好医生的决心。从步入医科大学,到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为越来越多的患者带去福音。其间,她始终心系家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努力为改善家乡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作贡献。

一把草药一根针 全力为乡亲解除病痛

1947年,李兰娟出生于夏履镇夏履桥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60年,步入初中的她因家庭经济困难,一度面临着辍学困境。后来,在老师大力的鼓励下,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再加上奖学金的资助,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学业。

1968年,高中毕业的李兰娟选择回家乡当“赤脚医生”。在当时医疗条件有限的农村,她只能依靠一根针,一把草药为乡亲们开展常见病的治疗。她常上山采药,流感袭来时,就煎了预防流感的草药一户一户发下去;她一有空就会背着药箱,直接到田头给村民看病。外科脓肿切排、帮助产妇接生、给儿童接种疫苗……在一天天的摸索中,她逐渐成长为熟练的全科医生。在给村民看病打针的同时,她还走家串户,积极开展健康宣传教育,普及卫生知识。

李兰娟的工作还涉及公共卫生领域,她当“赤脚医生”的那几年,农村血吸虫病肆虐得厉害。于是,她带领村里的妇女一个个查钉螺,挨家挨户把村民的大便标本收集上来,做大便孵化检查,为有效治疗争取了宝贵时间。

因为条件所限,李兰娟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每每看到一些乡亲因为血吸虫引发肝癌和肝硬化,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而去世,她总是心如刀割。这也更加坚定了她当一个好医生,为更多患者谋幸福的决心。

坚持十年攻坚 推动“人工肝”实现新突破

做了两年“赤脚医生”后,1970年,李兰娟被推荐到浙江医科大学学习。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浙大一院感染科工作。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她接触到了大量的重型肝炎患者,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突然患上重型肝炎,导致肝功能衰竭,常常熬不到一个月就死亡。她决心攻克难题,有效治疗重型肝炎。

一次偶然的救治,给了李兰娟极大的启发。在一次救治一位重症肝衰竭、昏迷不醒的患者过程中,病人经过血液过滤透析等一系列治疗后,竟奇迹般地康复了。“血液净化技术会不会对治疗重型肝炎有帮助呢?”这个病例让她看到了拯救同类型病患者的希望。

1986年,李兰娟以“人工肝治疗肝炎”为课题申请了青年科研基金,并带领课题组展开了“攻坚战”。经过团队10多年的努力钻研,才最终解决国际上人工肝治疗中易出血、低血压等难点,成功创立了一套独特有效的人工肝支持系统。

据了解,这套完整的技术规范和治疗方法,使急性、亚急性重症肝炎治愈好转率从过去的11.9%一举提高到78.9%,慢性重症肝炎治愈好转率从15.4%提高到43.4%,开辟了重型肝炎治疗的新途径。如今,以李兰娟命名的“李氏人工肝支持系统”已经成为全世界医治人数最多、治疗指数最为成熟的人工肝系统。

2005年,李兰娟成为国际上最大的人工肝科研联盟的主席,并以“中国传染病学第一人”的身份,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13年,以李兰娟为第一完成人的“重症肝病诊治的理论创新与技术突破”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放弃申请专利 让更多人享受技术红利

作为我国人工肝技术的开拓者,人工肝治疗重型肝炎取得成功后,李兰娟放弃了申报人工肝专利的机会,并编写制定了人工肝治疗指南和操作规范,毫无保留地向全国同行传授这项技术。浙一医院先后举办了八期国家级人工肝成果推广学习班,在全国30多个省市300余家医院推广应用人工肝技术,让更多重症肝病患者享受到先进医疗技术带来的红利。

李兰娟还多次应邀去北京、上海等地应用人工肝技术抢救肝衰竭病人并获成功。北京人民医院血液科一位接受移植的患者,出现严重的肝功能衰竭,黄疸迅速上升,生命危在旦夕。在接到要求会诊的电话时,李兰娟正在舟山出差,但她立即决定带领人工肝治疗组火速进京,为患者做了4次人工肝支持系统治疗,使患者转危为安。

这些举动是李兰娟用知识回报社会的集中体现。李兰娟常说,受益于社会,就要加倍反哺社会。为了感恩家人、老师的支持,也因为助学金的资助圆了自己的医学梦,她和丈夫郑树森院士一起捐资,联袂社会各界力量成立了“树兰人才基金”,奖励在医学科研和临床领域中取得突破性创新成果的中国杰出科技人才。

如今,年过七旬的李兰娟仍坚守在一线,始终坚持临床诊治和实验室研究相结合的严谨科学精神。作为博士生导师,她倾其所学,传道授业解惑,希望学生们把科研做得更好,为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心系家乡建设 助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在很多夏履人眼里,李兰娟是一位有出息了仍不忘家乡的好人。这些年,在李兰娟的关心和支持下,夏履镇卫生院添置不少大型医疗器械,并成为全省首个和浙一医院对接实施远程医疗的镇级医疗机构,当地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专家的医疗服务。

与此同时,由李兰娟和丈夫郑树森一起发起创办的树兰医疗集团,与我区中医医院、妇女儿童医院等分别签订了合作协议,开始了为期5年的医疗合作。

此外,李兰娟还积极与我区高校开展合作,致力培养高质量护理专业人才。去年4月11日,由浙江树人大学与树兰(杭州)医院共同建立“浙江树人大学·树兰国际护理学院”正式揭牌。这是国内首家通过教育部和卫计委审批、由院士领衔的护理学院。医校合作的不断加强,必将为我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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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1 13:1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80载·工大荣光|新型空空导弹领军人:梁晓


建校八十载,西工大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在各行各业成就了祖国的星河璀璨。在过去的岁月中,一代代西工大人努力拼搏、无私奉献,始终坚定矢志不渝的报国精神,志存高远的拼搏精神,科学严谨的求学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将学校的发展和国家进步、民族振兴的伟业紧密联系。

为庆祝80周年校庆,我们精选了一批生动的西工大故事,愿新一批青年学子,能从他们的故事中汲取奋发向上的强大动力。

梁晓庚,1960年6月出生,河南孟县(现改为孟州市)人;1982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导弹飞行器控制专业;现任中航工业武器系统设计技术首席专家、导弹院副总师、国家某重点项目总设计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先后参加并主持了多个国家重点项目的研发及相关配套设备的研制工作,获中国专利11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部级成果奖 10 余项;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名单;曾被授予“国防科技工业百名优秀博士、硕士”、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及“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提起梁晓庚,在中航工业系统内可以说是“大名鼎鼎”,获得过众多的荣誉。面对荣誉,梁晓庚说:“有人说我机遇好,我觉得机遇是国家和单位给予的,成绩是和战友们一起取得的,可国家和人民给了自己太多的荣誉和肯定。荣誉只代表过去,只能说明自己没有虚度时光,我们要面对的是明天和未来,要把这一荣誉作为里程碑,作为为国防事业奉献的动力。今后要更加努力工作,负起我应该负的责任。”

在事业中精彩人生

梁晓庚1960年出生于河南孟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岁那年,他考取了西北工业大学航天系飞行器(导弹)控制专业,1986 年获得硕士学位,1995 年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成为中航工业导弹院屈指可数的青年博士。

当年和他一起攻读导弹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的 30 多位同学中,如今仍在国内从事导弹研究的已为数不多了。他们有的选择了出国,有的下海改了行。在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和对外协作工作中,也有不少单位以高过当时几倍乃至十几倍的高薪聘请梁晓庚,还有的单位位居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对孩子未来的发展极为有利。面对这些诱惑,他都婉言谢绝了,导弹事业是他无悔的选择。

30多个春夏秋冬,他付出了常人不能想象的巨大心血,流下了无数辛勤的汗水。他牺牲了几乎所有的休闲娱乐,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为之奋斗的事业,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登上了事业的巅峰。

自参加工作以来,梁晓庚先后参与了多种型号空空导弹总体设计、制导控制系统的研究及多种相关设备的研制工作;创造性提出了与红外成像空空导弹控制系统相适应的多模制导规律;参加了制导系统极限环频率超差排故,创直接经济效益数百万元。他主持了国产支线某客机运襟翼分档控制装置的方案设计,成功地解决了相关适航问题。

他参加了第二代仿真系统的设计,负责总控台的调试、试验交付,缩短了研制周期并为国家节约研制经费数十万美元。他创造性地完成了新型导弹数字信号处理和控制方案的设计,成为高新工程一期航空工业第一个交付部队的国家重点工程项目。

在拼搏中丈量责任

同事们都说,工作中的梁晓庚是个拼命三郎。他曾反复强调,某重点工程要全部实现自主研制,基础差、要求高、困难多,解决这么多的理论和试验问题,如果按部就班地去做,需要数十年的精力,不忙、不拼命是不可能抢在时间前面的。因为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繁重的脑力劳动,梁晓庚的体质过敏日渐严重,因为担心抗过敏药物影响思维,他白天强忍着过敏反应,坚持不吃药。

梁晓庚自己明白,祖国的国防事业容不得一丝懈怠。他告诉记者,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学习,“科学的发展是很快的,不学习跟不上形势。我们科研人员更应该多看书,补充尽量多的新知识。这样,在科研上,才能有预见性,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不断更新的知识储备让梁晓庚在困难面前常充满勇于突破的底气和信心。

某重点工程早期方案的设计解决不了诸如探测距离近、抗干扰性能低、超大攻角稳定控制等问题,对此,他大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他带领设计团队经过了数年的时间的艰苦攻关,解决了大量的技术难题,并在最后的发射试验中以全部命中的好成绩完成定型试验,受到各级领导机关的好评。该项目的完成,在提高我军装备水平、改善我军在未来战争中的作战能力方面将起到重要作用。

从失败中收获成功

科研离不开试验,试验就意味着有失败,有危险,甚至有牺牲。套用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梁晓庚提出了重点工程研制“成功才是硬道理”的口号。“为了成功,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梁晓庚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不记得经历了多少次风险。

有一年年底,某型号导弹的研制被纳入国家重点计划。曙光就在前头。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首次空中发射试验失利,研制工作被迫中断!

失败的阴影笼罩着型号线上的每一个人,首先受到质疑的是梁晓庚。批评、质问、埋怨,如潮水般向他涌来。梁晓庚并没有慌乱,相反他异常镇静。他和同事们通宵达旦一遍遍地分析数据、查找资料、反复验算、讨论和试验。

最后得出结论:新型制导导弹的总体方案是正确的,试验失利表明了设计还存在着不足。他相信以导弹院多年研制新型武器积累的技术实力作后盾,没有攻不破的难关。

在讨论新型制导导弹的后期试验要不要继续下去的专家会上,梁晓庚平心静气地回答了专家们的种种质询,诚恳地陈述试验进行下去的必要性和取得试验成功的各种有利条件。经过几个小时的“舌战”,专家们被他缜密的研制思路和解决方案说服,同意恢复试验。

试验顺利推进,梁晓庚和试验队的同志们再次挺进大漠,进行某型号导弹的最后一次试验。

随着指挥员下达发射令!新型导弹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正在高空中做着逃逸和干扰动作的靶机顷刻化作了一团巨大的火球和烟雾。发射场站、基地指挥大厅以及数千里之外的总指挥部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对于从事过多种型号研制任务的梁晓庚来说,他对型号研制过程的体会可谓“独到”。

他表示,型号研制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研制初期的顶层策划是型号研制按计划完成的关键。如果不能在型号研制的初期按照系统工程管理的方法开展好顶层策划,把各项需要开展的工作规划好,就会造成研制过程中的缺项,最终使型号研制难以达到完美的状态。

事实证明,出问题的地方往往都是我们考虑不周的地方,而经过充分论证和试验的环节是不会出大问题的。其次,在项目研制中,试验工作要安排充分,还要对研制工作中必须开展的各种试验进行充分的设计,安排尽可能多的试验项目,在验证主要项目的同时对可能采用的新技术进行验证,促进新技术的不断成熟。此外,型号研制要注重指标体系的完整性、配套性,尽可能选用经过充分使用、验证过的技术和产品,对必须采用的新技术、新产品的指标体系给予充分关注,避免因技术、产品不成熟而出现问题。

在奉献中走向崇高

为了空空导弹事业,梁晓庚从来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被大家戏称为每周“10 天工作日”。作为重点型号总设计师,不论大小外场试验他都要到场,以掌握第一手资料。仅 2009 年一年,他先后去试验外场 220 天。这一年的2/3时间,梁晓庚和他的同事们都是在大漠中度过的,夏天顶着40-50℃的高温,冬天冒着-30 ℃的严寒,为了祖国的航空事业在奉献,在尽责!

有奉献就有收获。梁晓庚的荣誉纪录也一次次被刷新,而他更关心的,则是中国空空导弹事业未来的发展。


作为中航工业武器系统设计技术首席专家,梁晓庚表示,空空导弹于20世纪40年代诞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夺取制空权、决定战争胜负的主战武器。我国空空导弹研制虽然起步较晚,但后发优势明显。

现在我国的空空导弹事业,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和应用,而未来中国的空空导弹将面对更大的挑战。这一点,梁晓庚更是清楚。

未来空战将首先实施超视距和中距前半球攻击,最后进入近距大机动格斗;因此,各国都在致力于改进和发展近距格斗导弹和中、远距拦射导弹。同时,世界各军事强国也在制定新一代空空导弹发展计划。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经过 50多年来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技术积累,研究院培养出了具有丰富经验的设计团队、工程团队和技工团队,建立了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体系,配备了成套齐全的科研试验设备和科研试制生产线,形成了一整套设计、试验、试制规范等,这些都为型号研制和试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成为了空空导弹研究院的核心竞争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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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2 16:4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陈和生:打造国之重器 71岁奋斗不止

央视网消息:广东东莞大朗镇,是被称为“国之重器”的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基地。从2006年5月在这里选址,到2017年中子源首次打靶、顺利产生第一束中子,再到2018年启动首批实验……陈和生院士带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以下简称高能所)散裂中子源项目团队在这里奋斗了整整十二年。

怀抱理想 投身科研

1946年8月,陈和生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的一个中医家庭。中学时期,偶然得到的一本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进化》点燃了他对物理学的浓厚兴趣。

1978年,陈和生顺利考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此时,恰逢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为国培养高能物理研究人才,陈和生以扎实的专业功底脱颖而出。

“中国的高能物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去奋斗。”怀着这样一番干事业的理想,陈和生奔波于科研一线。

1998年,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乃至高能物理所发展陷入困境时,陈和生被任命为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制定正确的发展规划,带领大家冲出低谷期,成为他上任后的当务之急。他提出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BEPCII)方案。

方案刚刚获得国家批准,就遭到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严峻竞争。美国康奈尔大学宣称,其对撞机CESR采用“短平快”的方法,能比BEPCII早两年达到同样的性能指标。

“我和国际上的专家讨论后认为,美国康奈尔大学‘短平快’的方案,不一定能实现,中国的设计方案,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做成。”陈和生回忆道。

于是,陈和生在团队中喊出了一句催人奋进的口号:“两军相逢,勇者胜。”之后,迅速带领团队对BEPCII方案做出重大调整,大胆提出在现有短且窄的隧道里采用当时国际最先进的双环对撞机方案。

“我们最后的这个性能是比对方高14倍,而我们本身的性能提高了一百倍。牢牢地把握住了我们在这个领域主导权。”陈和生自豪地说。

打造“超级显微镜”

同样让陈和生信心满怀的还有他领导的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

“散裂中子源就像一台‘超级显微镜’,可以研究DNA、结晶材料、聚合物等物质的微观结构。”为诸多学科前沿领域的研究提供最先进的大科学研究平台。

2006年5月,陈和生来广东为中国散裂中子源选址,最后选择了东莞。克服了重重困难,2011年10月中国散裂中子源终于奠基,陈和生担任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和工程经理。这一年,他65岁。

因当地施工队伍缺乏大科学装置的施工经验,这个项目的土建工程拖后一年半以上,能否按期竣工验收成为摆在项目部面前的一个重大挑战。

“不管前面出现什么困难,我们对国家承诺的,六年半完成工程建设,达到验收指标,不能够耽误。”

为了把工期赶回来,陈和生和他的团队决定把通用设施的安装调试与隧道土建施工交叉并行,即先在地面把设备装一次,调试好,再搬到地下去重新安装,工作量成倍增加。“国家急需要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我们不管怎么辛苦,都可以付出。”陈和生说。

2014年夏天,连日的酷暑和高负荷的工作让陈和生持续感到身体不适。在这之前,他就已经进行过多次心脏手术,同事们都为他感到担心,但他还是一直坚持到工作结束。


2017年8月,中国散裂中子源顺利实现第一束质子打靶产生了第一束中子。2017年11月,在加速器、靶站和谱仪首轮联合调试中,中国散裂中子源实现了25Hz束流打靶运行,平均束流功率超过10kW,提前达到打靶束流功率的验收指标。

为国奋斗 深感幸福

让陈和生觉得欣慰的是在高能所东莞分部培养出一支年轻加速器和中子散射研究和应用队伍,近400名科研工程人员平均年龄不到35岁。

陈和生说他很羡慕年轻人,赶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能够大有可为、大有作为。他最想传给年轻人的有三样:“严谨的科学作风,对国家科学事业的责任感,以及对国家的忠诚”。

现在,陈和生又参加了我国2035年和2050年大科学装置发展路线图的规划,虽然年逾七十、曾经做过多次心脏手术,但他每个月仍然要乘坐飞机飞行6到8次,很少休周末,业余爱好只有散散步……

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让人放松下来的岗位,但能为国家的强大去奋斗并有所贡献,陈和生由衷地感到幸福。

来源: 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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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厉害了天朝! 于 2018-8-22 20:17 编辑

98岁中科院院士洪朝生去世:我国低温物理开创者

据微信公众号“中科院理化所”(ID:TIPC_CAS)8月20日消息,著名物理学家、我国低温物理和低温技术研究的开创者、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洪朝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8月19日10时10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98岁。



洪朝生先生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5年赴美国留学,1948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在美国普渡大学和荷兰莱顿大学卡末林昂纳斯实验室工作。1951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物理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兼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教授。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82年任中国科学院低温技术实验中心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洪朝生先生于1950年在半导体锗单晶输运现象的实验中发现杂质能级上的导电现象,提出半导体禁带中杂质导电的概念,这一工作后被半导体物理界称之为“洪朝生效应”,成为无序系统电子输运现象实验研究的开端,引发了国际上对无序电子输运机制的探索。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组建了国内第一个低温实验室,主持研制低温研究设备,先后在国内首次实现了氢的液化和氦的液化,并使该技术在国内得以推广,为我国科学研究,特别是“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做出了贡献。1970年代领导低温科研队伍,完成了大型空间环境模拟系统KM3和KM4低温氦制冷系统的研制任务,提供卫星上天的空间环境模拟试验条件,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KM4大型航天环模设备的研制”获得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洪朝生先生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制冷学会副理事长,国际低温工程委员会副主席。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表彰的全国科技工作者,1989年获中国物理学会胡刚复物理奖,2000年获国际低温工程理事会门德尔松奖,2011年获美国低温工程和低温材料大会塞缪尔科林斯奖。

洪朝生院士:低温世界拓荒人

据中国科学报2015年报道,洪朝生物理学家,中国低温物理与低温技术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1920年10月10日出生于北京,祖籍福建闽侯。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后留校任助教。1945年公费赴美留学,1948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在美国普渡大学和荷兰莱顿大学实验室工作。1952年回国,先后任中科院应用物理所(物理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物理所低温物理研究室主任、副所长,中科院低温技术实验中心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数理学部学部委员(院士),并任常务委员。1982年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表彰的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中国物理学会“胡刚复物理奖”、国际低温工程理事会“门德尔森奖”以及美国低温工程和低温材料大会“科林斯奖”。

上世纪50年代初,他放弃国外优厚条件,毅然回国,投身到新中国低温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中。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竭尽一生,致力于低温工程技术与低温物理的研究与发展工作,致力于低温技术研究、低温工程技术装置研制,并为促进低温、超导技术在中国科学实验与新技术中的推广应用和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没有如果”

洪朝生1920年生于北京。父亲洪观涛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后赴法国、比利时留学八年,专习铁路工程。回国后任陇海铁路潼关至西安段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及铁道部路政司技正等职。外祖父高梦旦为近代著名出版家。

洪朝生的中学阶段是在北京育英学校和汇文中学这两所教会学校度过的。初中开学不久,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育英学校英文教师崔先生和任太太在课堂上诵读英文报纸关于事变的报道时,不禁失声恸哭,顿时整个教室哭声一片,这个场景在洪朝生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烙印。在汇文读高中期间,他在物理名师张佩瑚等人的引导下,对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做一名物理学家。张佩瑚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而且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在民族危亡紧急时刻,他在课堂上对同学们说:“一旦战争爆发,你们青年学生都应当参战,我也将用我所学的无线电知识去为抗战服务!”他那掷地有声的话语对同学们触动很大。在此期间,洪朝生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并参加了“一二·一六”学生大游行。

1936年,洪朝生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但笃信“工程救国”的父亲坚决反对他学物理而令其转入工科,并以不提供学习费用相胁。无奈,他只好转入工学院电机工程系。1937年抗战爆发后,清华南迁至长沙,他曾和同学商议好奔赴延安,后因交通封锁等原因,未能成行。1938年,学校再度南迁,他随学校“湘黔滇旅行团”步行三千余里至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1940年联大毕业后,他又在该校电机系做了4年助教。




1944年,洪朝生同时通过了庚款留英和留美考试。他接受范绪筠老师的建议,于194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电子物理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入普渡大学作研究。

其间,洪朝生在半导体锗单晶低温运输现象的实验中,发现杂质能级上的导电现象,形成杂质导电的概念,这一工作引起了国际上对无序系统电子输运机制的探索,其所发表的论文引用寿命长达60余年。

在美期间,洪朝生还积极参加了“北美中国学生会”和“留美科协”的进步学生活动。新中国成立时,正在普渡留学的他心潮澎湃,按照《华侨日报》转载的五星红旗图样和制法说明,在坐标纸上精心绘制了五星红旗图样,以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炽烈情感。



新中国成立时,正在普渡大学留学的洪朝生心潮澎湃,在坐标纸上精心绘制了五星红旗图样,以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炽烈情感。

在普渡大学期间,洪朝生与清华大学联系,了解回国后从事哪方面的研究工作为宜,得到钱三强、彭桓武两位先生的回复说,低温物理很重要,我国也应开展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并建议他再去西欧一年,以增长低温物理方面的见识。于是,洪朝生进入以著名物理学家昂内斯命名的荷兰莱顿大学低温实验室,从事超流氦实验研究。

洪朝生在普渡大学所取得的成就得到室主任哈洛维兹的高度认可,他多次挽留洪朝生继续从事该项研究,并允以加薪等条件,及至洪朝生到荷兰后,仍多次写信动员其重返普渡,后利用与洪朝生同时参加国际低温会议的机会,又一次反复劝说。与此同时,洪朝生的才华也得到著名物理学家莫特的赏识,他热情邀请洪朝生到他所在的英国利物浦大学跟他一起做位错理论研究,这对于对物理理论研究情有独钟的洪朝生而言,自然有着相当大的诱惑力。但此时的洪朝生回国志向既定,婉拒了他们的盛意,毅然于1952年初回国,投身新中国低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

数十年后,他的学生张殿林曾问他,如果您当年不回国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会不会有更大的学术成就时,洪朝生摇摇头说:“没有如果”——他从未动摇和后悔回国的决定。

开拓新中国的低温事业

洪朝生在荷兰期间,收到中科院应用物理所所长陆学善来信。信中说,中科院决定建立低温物理实验室,并与清华大学商妥,邀其到应用物理所筹建该实验室。而且,在新中国百废待兴、抗美援朝战事又起的困难时期,中科院决定拨款10亿元(即币制改革后的10万元)购置建立低温实验室所需的基本设备,这令洪朝生欣喜不已。

他了解了西欧一些氢、氦液化设别的设计原理、机器配置情况和少部分实验仪器的规格,并向厂家询价。当时,西欧厂家与我国尚无贸易往来,而东欧厂家则不与个人联系。所幸,1951年夏,我国派出科学仪器采购团到前东德,钱临照先生召洪朝生到东柏林洽商,他们在那里用了一周时间,向前东德厂家订购了小型液化空气机、氢与氦压缩机等机械设备和有关仪表。钱临照还汇给他少量美元,从昂内斯实验室作价拨给了一些必要的特殊材料。就是这些设备、仪表和材料,构成了低温物理实验室筹建时的全部家当,新中国的低温事业也正是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开始起步。

在欧洲期间,洪朝生曾天真地希望回国后立即开展低温物理基础性研究,也曾认为低温实验技术条件,包括氢、氦液化等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事,不应主要由研究人员承当。回国后的现实使他认识到,组建低温物理实验室的任务首先要从为“基础研究准备技术条件”入手。

刚回国时,吴有训曾问他:你是不是买一个液氦机?你在国外不是也用现成的液氦机吗?洪朝生深知,能买到液氦机固然最好,直接买来可以做更多新的东西,而现实情况是欧美具备氦液化机生产能力的国家对华禁售,根本不可能买到。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下定决心:“这个我得自力更生,自己来干。”

氢、氦液化系统的设计工作,其原理是清楚的,但将原理通过一步步的设计、研制、安装、调试来实现,这对一位多年来一直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来说,谈何容易,加之当时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所需加工材料和加工精度往往达不到工艺设计要求,所遇到的困难、挫折可想而知。

1953年,从前东德订货的设备陆续到位。洪朝生带领几名高级技工、新毕业的大学生和见习员立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先是于1954年利用购入的空气液化设备生产出液体空气。在此基础上,1956年由他们自行设计、自行加工的我国第一台液化器调试成功,在国内首先获得了液氢。1959年,在经历“试验—结果分析—改进—再试验”的多次反复之后,又在国内率先实现氦的液化。1964年,周远等人又成功研制出长活塞膨胀机预冷的新型氦液化器,使液氦技术在国内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

实现氢与氦的液化以后,我国的低温物理研究,特别是超导物理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高温超导国际竞争中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液氢、液氦的获得也促进了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在小规模液氢上的经验对于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酝酿大规模液氢技术应用起了重要参考作用,同时为了在国内推广液氦技术,发展了多种低温制冷机技术和相关的低温技术,并应用于卫星地面实验和卫星通信等新技术中。



洪朝生在工作中

组建中科院低温技术实验中心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超导研究和航天技术的发展,国内对低温技术的需求不断增加,中科院决定以物理所低温技术研究部分与中科院气体厂合并,组建一个综合性低温技术研究发展机构——中科院低温技术实验中心,开展氦制冷技术、低温实验技术和低温技术的应用基础研究,任命洪朝生为中心主任。

根据国家科委关于把低温中心建成全国低温技术实验中心的要求,中心除开展磁制冷、低温测试、低温传热等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小型透平膨胀机、制冷系统自动控制装置等方面的研制外,在液氦技术、低温容器研制等最基本的低温技术方面组织了专门力量,同时逐步建立起液氦实验室、低温强磁场实验室、低温温度测试实验室、低温力学实验室、低温热物理及磁性实验室等多个面向全国开放的公用实验室,为促进超导技术、尖端技术和基础研究的进步提供实验条件和技术服务。

1981年,在第三届全国超导学术讨论会上,许多专家认识到,过去在如何适应国情发展超导技术应用的问题上有过不恰当的估计——在各方面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把过多力量放在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方面,而对于最基本的技术却放松了注意,以致在当时,除少数单位外,液氦实验还很困难。

针对这一局面,1983年,中科院根据洪朝生等人的建议,决定将超导技术列为中科院“六五”科技攻关项目,并成立了以洪朝生为组长、韩朔为副组长的超导技术攻关学术组,负责项目的组织领导。

学术组在组织攻关项目时,明确把加强技术基础作为主要目标来安排。他们以超导技术实用化为目标,从材料、磁体和低温技术的基础工艺入手,重点抓了6个项目、10个子课题的联合攻关。参加攻关的单位有低温中心、新疆物理所、上海冶金所、金属所、物理所、电子所、等离子所、中国科技大学等多家单位。低温中心液氦集中供应示范点和氦容器的研制列入“六五”攻关项目。

从1983年开始,低温中心对国产液化系统进行了外节流输液、冷冻纯化氦气杂质等多项技术改造,液氦产量提高了28.5%,生产成本大为下降。为了减少液氦使用单位的经济负担,洪朝生坚持以无利或微利的价格向用户单位提供液氦。在满足科研需要的同时,低温中心液氦生产技术及措施开始在一些单位推广,在国内起到了示范作用。

低温容器是低温物理、超导研究及其他低温相关工作最基本的设备。1983年前,低温中心完成了金属液氦容器的系列化生产,当时国内使用的这类金属液氦容器几乎都是由低温中心提供的。“六五”攻关期间,为解决液氦贮存和输运设备,中心分别研制了HeA-100型输运式液氦容器、He-30型液氦容器及稳态气泡式低温恒温器,满足了不同用途的需求,同时很大程度地减少液氦容器从国外的进口。

上世纪80年代,低温中心的其他科研工作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一是完成了中科院中法合作项目“101重水反应堆中子冷源的制冷系统工程”,该系统自1986年在反应堆前建立以后,经受了几十次运行和长时间连续运行的考验,标志着我国低温设备水平的显著提高;二是开展了液氦超流转变温度研究,发明了密封瓶超流氦转变温度复现技术;三是在制冷机部件研究中,研制成微型透平气体轴承、压力平衡活塞膨胀机、喷油冷却氦压缩机等创新性成果,同时开发了一批高技术产品。这一时期,低温中心先后有多项成果获国家级、中科院及省部级奖项。



洪朝生参加第十八届国际低温工程大会时在孟买留影。

弟子们眼中的洪朝生

在回国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科研和教学生涯中,洪朝生为国家培养了众多的优秀科技人才。他指导的研究生张裕恒、张殿林,在科技大学教过的学生赵忠贤,在半导体联合科技攻关中指导过的青年科技人员陈星弼、王启明等人,后来都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在弟子们眼中,洪朝生是一位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和对学生要求严格得近乎苛刻的指导教师,而在共识外,他们对他又有着比较深刻的个人感受。

“我大学的低温物理实验课是洪先生讲授的。”弟子赵忠贤对洪朝生感受最深的是他的创业精神,他表示对发展我国低温技术的先导者及他们的创业精神,从事低温物理及超导技术研究的科技工作者一直怀有深切的敬意。“我们今日之果都是源于这个‘根’,我们要感谢记住这个‘根’,特别是学习这种精神。”

弟子陈星弼感触最深的当属洪朝生的认真与谦虚。在中国科学院,陈星弼最佩服的是洪朝生,“他工作严谨,对待资料文献查询异常认真”。洪朝生在带陈星弼作研究时,也常就相关资料与其讨论。“这位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家为人谦虚,口头禅就是‘不懂’。他不了解的东西都老老实实说不懂,并认真向人请教。但他自称‘懂’的东西都‘非常厉害’,国内几乎无人能出其右。”

“1964年我考取了洪先生的研究生,并于次年春进入实验室。先生给我拟定的研究课题是,利用磁光法拉第效应观察超导体的磁通运动特性。这个题目也有很强的应用背景。”弟子张殿林曾回忆道,“洪先生敏锐地看到更本征的时间尺度,即磁场进入超导体破坏超导态所需的时间。早在1965年就提出这个课题,反映出先生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和远见。洪先生的人格魅力,对科学问题的严谨、深刻和务实,是我终生学习的目标。”

弟子张裕恒感触最深的一点则是洪先生富于挑战精神和敢于质疑的学术品质。他是洪朝生1961年招收的研究生,在洪朝生指导下进行“超导In-Sn合金膜临界场的非线性非定域效应”研究。有一次,洪朝生拿来一篇国外文献给他看,过了几天后问他看后有什么感想。张裕恒说出后,洪朝生告诉他,这篇文章中有错误,这令他很是诧异。后在洪朝生指导下,张裕恒对In+2%Sn、In+3%Sn的不同厚度合金膜的临界场Hc进行了研究,从实验上第一次提供了电子平均自由程L≠∞时的Hc-d的数据。通过由合金膜的实验结果与定域及非定域理论作比较后发现,线性定域和非线性定域的某些理论不符合于实验结果,线性非定域的某些理论也不符合实验结果,只有非线性非定域的吴杭生、Toxen理论符合于实验结果,从而得出“超导膜的临界场问题只能被非线性非定域理论描述”的结论,并指出一部分文献中给出的某些结论是由于那些作者分析结果的方法不恰当所致。而洪朝生当初拿给张裕恒去读的,正是这样一篇文献。

“创业精神”“严谨”“异常认真”“谦虚”“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和远见”“深刻”“务实”“质疑精神”勾勒出洪朝生的科学精神和学术品质。这些精神和品质令众多学子深得教益,从而成为他们科研、教学乃至人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洪朝生写给孙孚凌的信件(摘录)

1996年,洪朝生随全国政协考察团赴四川参观考察。考察结束后,就如何建立企业自主技术开发能力和如何改进接待工作中存在的不良风气等问题,向考察团团长、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写信反映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下文节选自该信件:

1.在重庆的参观中看到XX集团与XX集团在转产摩托车中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中尤以XX为甚。但是当前生产主要靠引进日本技术,自主开发能力还极薄弱,而XX总公司在摩托车技术方面也无研究力量支持。

我对经济问题当然是外行,只是看到日本至少有三家大公司生产摩托车:铃木、本田和雅马哈,他们能够并存。我们这么大国内市场应该也能够容纳本国几家大公司。日本政府机构,在某些关键技术方面,组织一些大公司合作攻关以与外国对抗。我们,除部级研究院、所将来可能提供技术支持外,是否也可以通过行业工会,组织几家较大的集团分工合作建立自主技术开发能力?我向XX总裁说起这想法,他说去年十家摩托车大厂开会,提起过这事,但不好办。我当然明白办事不像书生一句话那么简单。但是企业领导还是需要看远一点,争取联合对外。不能把心思完全放在“不公平竞争问题”(表现在XX那次“座谈”中安排完全重复的发言),争当中国的“摩托车王”上。否则,大家都会垮台。

2.参观学习团到达四川后,市内、市外一路上警车开道,声势浩大(去年我参加赴赣南老区参观团时也是如此)。我和几位团员感到很不安。我团并非负有紧急公务,仅只为了保证本团的日程安排(或“安全”?),如此扰民,似乎不妥。另外,接待过于铺张,宴请频繁,住宿和伙食费用大大超过政协标准。从地方上讲算是尊重中央,但是铺张浪费却严重损害了政府、政协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同时也加重了地方和企业负担,他们有苦说不出。去年赴赣南团从北京出发前还说:要按政协规定标准办,不接受地方宴请,只是到赣州市时恐怕有一次宴请是难以推却的。结果是,到江西后,规定一概冲破,还多次受到小学生在上课时间的列队迎送。我想建议全国政协做出榜样,破除这种陋习,密切政府、政协与人民群众间的亲切关系。我以为解决的关键在于全国政协的决心,而不在地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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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2 20:2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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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3 15:2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雷达专家胡敏 克难攻坚心系国防

【新时代的劳动者】雷达专家胡敏 克难攻坚心系国防

荆州新闻网消息:对于雷达,军迷们都不会陌生,它在现代国防建设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系列报道《新时代的劳动者》,今天为您介绍一位我军雷达界专家,他就是2018年湖北省劳动模范称号获得者、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胡敏。

2001年,风华正茂的胡敏从武汉大学毕业,来到了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荆州南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军工产品的研制开发以及技术管理工作。从此,胡敏开启了与雷达的不解之缘。由于工作出色,进公司第二年,胡敏就在某型雷达项目中承担信号处理设计工作,并探索性地运用了当时国内的最新技术,完成了该项目的信号处理。此后,胡敏多次担任公司多型雷达产品的设计师、主持设计师和型号总师,在米波雷达总体技术和测高技术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突破。

该型雷达产品还参与了2016年9月杭州G20峰会的空中安保,在火箭军、空军某竞赛考核等演习中,均取得优异的成绩。目前,该型雷达产品已转入量产,成功进入高机动情报雷达、海军岸基防空、火箭军基地防御市场。

科研工作不仅辛苦枯燥,更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平淡。胡敏告诉记者,每次任务的交付,总是伴随着紧迫的时间和极高的要求,为了让产品达到各项指标要求,他带领团队加班加点,攻克各项难关。

由于研究项目的特殊性,致使胡敏常年征战在各地试验场和试验基地,特别是在西北外场的沙漠环境里,胡敏就整整呆了一年。作为项目带头人,为了带好技术团队,胡敏经常和同事们交心谈心,并且根据每个人的技术特点,制定了针对性的培训计划。

十七年的潜心钻研,胡敏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他先后获得湖北省青年科技奖、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励。胡敏用攻坚克难的决心,为国防事业和军队装备建设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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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3 15:22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创新争先,他一直在路上——记全国首届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七一九所张锦岚

2016年1月9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现场,手捧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荣誉证书的张锦岚虽面带微笑,内心却多了一份沉重;2017年6月,刚随船出海归来的他得知自己获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的消息时,欣喜之中同样伴有一份沉重。

责任使然。作为中国新一代重点项目产品总师的张锦岚知道,我们的产品要攻克关键技术,实现超越,做到弯道超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很长的路要走,有沉甸甸的担子要去挑起。

尽管,在这条创新之路上,他和他的团队,已经走了很久很久。



创新路上,他敢为人先

32年前的总体所,某专项产品研制事业处于窘境:型号断线,人才断档。刚分到所的张锦岚,一到岗便被老一辈科研人员寄予厚望:“专项产品研制事业要创新,就看你们这些毕业于重点大学的年轻人了!”

张锦岚记住了这句话,带着大学四年学到的专业知识,与立志献身项目产品研制事业的同事们一起,在研制任务不太饱满的寂寥岁月中,琢磨找一些事练手,为创新之旅做“功课”。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提高业务水平和拓宽知识面的机会:主动争取和参与预研课题;自学有关电子、电器等本专业外的书籍;自学电脑知识,掌握最新的设计手段……

3年之后,他25岁。

作为中国某重点项目产品研制史上最年轻的技术人员,他争取到参加一代产品首次深潜试验的机会。两次随船出海,为试验的圆满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创新产品研制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那时候,画图纸还全部用手工,直尺、三角板是最原始也最可依赖的工具。张锦岚喜欢捣鼓计算机,甚至有些痴迷。他知道这东西效率高,并敏感意识到CAD应用必将成为一种趋势,带来项目产品设计史上一场大变革。他独立完成了“七五”期间CAD的移植工作,完善了程序功能,实现了程序的汉化和菜单化,并独立编写了约800页的研究报告。为推广新技术,他利用一次民品设计开发的机会,带领几个年轻人,边实践,边学习,在学干结合中熟练掌握了CAD技术。大家不仅能够使用软件现成的工具,还熟练掌握了二次开发技术,可以根据设计需求,开发专用菜单和程序。在设计工作结束后,他自告奋勇地当起了老师,在全室推广计算机技术。所以当项目相继上马、繁重的任务山一般压过来时,他身边的设计人员都已“利器”在手。CAD的应用,为他们如期供图、高效完成在常人看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提供了坚强保证。

有人说,某项目产品绘图由手工转向CAD,张锦岚是倡导者、开拓者,也是领路者。“现在看来,那些他力推的技术有些过时,然而在当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开了历史先河,为后续高阶计算机辅助设计和仿真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黄文华,一位比张锦岚晚近十年进所的技术骨干,提起20多年前的往事,提起张锦岚,眼里写满了钦佩。

创新路上,他从不知足

上个世纪90年代,在苦盼多年之后,张锦岚与坚守下来的同事们迎来了项目产品研制事业的春天。

“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张锦岚说,“如果国家不给我们提供战场,创新争先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张锦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在这方面,他容易知足。

然而,在科研之路上不停地向上攀爬时,他又是不知足的。

新项目上马后,可供借鉴的东西不多。张锦岚他们研制的产品技术复杂,系统众多,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科技城堡。这个科技城堡内一个最小的设备“使坏”,都可能影响甚至破坏整个建造的进度。可以说,产品研制建造过程中,每天都需要新的决断,每天都需要突破过往。

张锦岚原本是个喜欢挑战和创新的人,他总是力求用最新的技术、最优的方案解决问题。在某产品技术攻关项目“建造原则工艺研究”中,作为课题组长,他组织相关专业的人员,经过广泛调研,充分论证,提出了既满足设计要求,又符合实际的建造方案、主要建造工艺措施,为新产品的顺利研制奠定了基础;在某产品建造中,时任副总师和现场行政负责人的张锦岚,和总师一起,向未知领域挑战,攻克了大量技术难题,并首创大型舱段结构型式、首创大面积采用新型船体材料、首创减振降噪新方法……

张锦岚和团队成员们的多个“首创”,使项目产品在总体性能、安全领域和系统集成技术等方面,均实现了重大跨越。

创新路上,他不惧艰辛

“能者”往往离不开“多劳”。

2006年,张锦岚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某重点项目总设计师。自此,研制节点掌控、产品性能提升、技术故障处理等等问题……千头万绪,他一肩挑起。

一次,当得知某服役多年的产品因从北到南水土不服,出现通海系统管路腐蚀泄露故障后,他立即敏感地意识到,新产品也可能面临同样问题。他组织人马对尚在建造阶段的新产品进行探伤检查。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所有预埋管路在新环境下几乎全部不合格!他带领技术人员,分析原因、判断危害,防患未然,通过更换材料、细化工艺、优化设计等一系列举措,提前消除了隐患。新的方案和工艺为后续新研产品劈开了一条新路,彻底解决了可能出现的隐患。在某产品专项试验时,某金属波纹管变形超出预计值,由于试验计划已确定,必须当天提出解决方案。张锦岚和总师一起,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分析实验数据,反复现场勘验,深入分析。一个一个方案被否决,一个一个新的设想产生,最终研究形成了可行的优化方案。当他们走出会议室时,已是凌晨2点……

创新之路多艰。然而,有一股信念支撑着,张锦岚和他的同事们,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

10余年奋战,张锦岚带领团队成员研制的项目产品,比第一代产品有了巨大跨越和提高。

“我们首次建立了完整的某系统建造质量控制体系。通过新技术综合集成及总体优化,该产品综合性能得到大幅提升。”

“当然,这得归功于我们的团队。”一向内敛的张锦岚,提起团队成员总是如数家珍:“李华良是个拼命三郎,龚君来成长很快,孙新福特别倔……”

几多创新几多艰辛。32年里,张锦岚心无旁骛,心心念念都是产品研制事业。他亲历并见证了创新之路的艰辛,也收获难关攻克后的喜悦和欣慰。如今,年过50、荣誉等身的他,仍然做着“空中飞人”,一年里200多天奔波在产品研制事业创新路上。虽然累,但他愿意,做好“导师”和“班长”,带着年轻人继续“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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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3 15:2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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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4 17:2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记“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郑大左其亭教授及其团队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郑州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左其亭教授和他的水资源与水环境教师团队入选其中。

郑州大学水资源与水环境教师团队,是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重要指示精神中创建的“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也是郑州大学多年来在师德师风、教书育人、科研创新、社会服务、团队建设方面实践创新的结晶。立足于水资源与水环境前沿科学问题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需求,这支队伍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黄大年式的优秀教师。
团队为家 厚积薄发铸辉煌

“以前的工作设施都在北校区保留着,虽然很旧,但一看到它,我们就会想起这是我们的开始,就更加弥足珍惜现在的条件”,左其亭教授说道。万事开头难,团队创始时,仅有四名教师。2000年,左其亭博士毕业,几乎没有从事过相关项目,是一个十足的“新兵蛋子”,学院没有水资源学科和本科专业,基础条件也非常有限。但困难并没有难倒团队,在水利与环境学院院长、团队先锋吴泽宁教授的带领下,团队成员紧密配合,相互协作,共同努力,形成了蓬勃的发展势头,吸引了大批青年学者,最终形成了如今20余人的大团队。

十几年的努力,团队成效显著,先后建立了水资源与水利经济研究所、水科学研究中心、水环境综合调控基础与新兴学科平台、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水资源模拟实验室、水环境综合调控实验室等科研平台。

“我们团队有着浓厚的凝聚力与责任心,所以从不担心老师们因出国交流而离开团队。”左其亭表示,进行相互交流学习是提高团队科研水平的重要方式,所以团队内每年都会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出国交流学习,而这更加快了团队的发展速度。在团队不断壮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完善的教学合作机制,形成了团队例会、教师教学经验交流会、学术交流和教学科研考核制度等平台和体系。

刻苦钻研 科技成果惠人民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水资源与水环境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团队面向国际学术前沿,积极探索,在人水和谐、水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多年来,团队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专题25项,横向课题200余项,经费累计6000余万元,出版专著25部,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获得奖励13项。

“科研工作者是祖国和人民的子弟兵!”这是左其亭团队所坚守的理念。就在18年寒假开学前,左其亭来到山西宝鸡峡灌区与云南陆良县,深入基层去调研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情况,同时通过承担基层水利设施建设项目、开展讲座、建立水利QQ群的方式向基层农民讲解水知识,传播水科学。“老百姓听不懂咱就用最通俗的语言,我曾经还被邀请去高中为孩子们讲解水利与水环境专业的知识与报考事项”,左其亭笑着说。

多年来,团队一直与国家水利部、环保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水文水资源局等多家单位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团队也一直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坚持技术开发与应用推广,将新技术应用于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经济等学科领域,解决学科发展和应用中的理论和技术问题,为国家和区域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教书育人 教授勇当排头兵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教书育人方面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每一位老师的努力”,左其亭说。的确,不论是青年教师还是教授,都将教学任务放在第一位。目前,水资源与水环境教师团队已主持完成国家、省部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10余项,拥有国家和省级资源共享课程2门,省级双语课程1门,校级MOOC课程2门,为教育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左教授课堂气氛活跃,时不时会来一个冷笑话,但对于学术,他眼中容不得学术造假,即使是没有标注引用来源,他也会批评我们”17级研究生李东林说道。团队负责人左其亭教授是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自来到郑州大学工作以来,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工作在教学一线,主讲多门本科生课程,并主持十余项国家级课题,科研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但仍积极与学生交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学习中的问题。团队中的胡彩虹教授在学校活动中不慎骨折,为了不耽误学生课程,坚持拄拐为学生上课。管新建、马细霞、窦明、王慧亮、陶洁等老师组成的工作团队承担着历时一年的本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为了不影响日常教学工作,他们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利用周末进行调研和材料撰写。

近年来,团队教师培养硕士研究生152人、博士研究生15人,指导学生科研立项、创新创业项目32人次。与此同时,团队教师也获得“全国水利高等学校水利类专业带头人”、“宝钢优秀教师奖”、“郑州大学‘我最喜爱的老师’”等全国、省、校各类荣誉称号。“我们整个学院也会以左教授团队为模范,加快学院整体发展,紧跟一流大学建设。”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秀林高兴着说道。

凝聚力始终是团队发展的不竭动力,求是担当、互帮互助、尽职尽责、砥砺奋进是团队始终不变的信念。左教授指出,团队下一步将从城市防洪、水环境治理、一带一路水资源治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继续科研创新,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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