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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成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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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3 15:0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严东生:“出将入相”的两院院士

今天(2016.9.18)早上,我国先进无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奠基人、两院院士严东生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作为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严东生被誉为“出将入相”式的人物——作为“将才”,他带领团队解决了我国重大国防工程项目的材料难题,为大型粒子对撞机提供了闪烁晶体;作为“良相”,他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国际合作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特刊出2014年9月19日在《中国科学报》“印刻”专版刊发的“采集工程人物周刊”文章一篇以示缅怀。


严东生,1918年2月10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我国著名材料科学家。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1949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陶瓷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曾任中科院冶金陶瓷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上海硅酸盐所副所长、所长,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等职。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作为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严东生被誉为“出将入相”式的人物——作为“将才”,他带领团队解决了我国重大国防工程项目的材料难题,为大型粒子对撞机提供了闪烁晶体;作为“良相”,他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国际合作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

年近百岁的严东生仍念念不忘材料科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念念不忘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念念不忘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

2013年6月11日,神舟十号飞船在酒泉发射成功,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在这艘飞船上,有一个名为“天线窗”的部件,它具有优越的防热性能,确保了宇航员与地面指挥控制中心的通讯。

“神舟”系列飞船天线窗所用的耐高温烧蚀材料,正是由严东生院士主持研制的。这种独创的高温复相耐烧蚀复合材料,获1981年度国家重大发明奖一等奖。

严东生院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我国科技界享有崇高声望的领导人。上世纪80年代,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在改革开放初期领导了中国科学院的改革,并推动中科院与国外众多知名科学团体建立了合作关系,使一大批中国的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国门,到发达国家深造。

亲情:家族扶助学有成

1918年2月10日,严东生出生在上海,满月后随父迁往北京。父亲严治毕业于国立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长期担任京汉铁路局工程师。不幸的是,46岁时,严治因染上伤寒而英年早逝,那一年,严东生才6岁。

从那以后,严东生和他的姊妹、弟弟六人全靠母亲一人抚养。母亲朱渊毕业于杭州女子师范学院,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她身体不好,经常咳血,倒不是肺病,而是喉咙血管很容易破。”一讲起母亲,严先生就向采集小组成员们打开了话匣。严母虽然病弱,却非常坚韧、好强,从不训斥孩子。这种性格深深地感染了严家兄妹六人,成为他们读书向上的动力。除了母亲的悉心教育,严东生所在的大家族也给予了兄妹六人大力资助。严东生的二姑公陈叔通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在他的倡导下,各家亲戚捐款设立了家庭基金,由大伯操作,接济六兄妹的学习和生活。

在温馨、殷实的家族环境下,严家六个子女都学有所成:大姐严棻毕业于燕京大学,二弟严机曾任长春汽车厂研究所总工程师,三弟严棠曾任广东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院长,四弟严棣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数学系的终身教授,小妹严杜是北京大学教授。

谈到成才的原因,严东生除了归功于母亲和亲戚们的支持,还对他读过的学校大加赞赏。从11岁到17岁,他在北京崇德中学住读。这是一所英国教会学校,从那里走出了杨振宁、邓稼先、梁思成等一批名人。该校的英语、世界历史等课程都由英国人讲授,这种语言环境使严东生在高中时就能通读英文名著,并用英语写长篇文章。“我的英语和母语说得一样流利,靠的正是那时打下的底子。”严先生对采集小组成员们说。

中学毕业后,严东生的大伯希望他报考税务学校,今后可以捧个“金饭碗”,但他的第一志愿却填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因为积贫积弱的祖国催生了他心中的一个梦想,那就是“科学救国”。而化学,是他最喜欢的学科。

爱情:比翼双飞伴终生

1935年,严东生如愿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大学一年级时,他接受了一流的通识教育:吴有训、萨本栋教普通物理,张子高教普通化学,雷海宗教中国通史,萧蘧教经济学,叶公超教高等英语……这为严东生深厚的综合素养打下了坚实基础。

群英荟萃的清华园,培养了众多人才,仅严东生所在的班级,就出了不少名人,如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叶笃正院士、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文晋、著名美籍华人工程师施铨元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9日,北平失陷。正在读大二的严东生本想随清华师生南下,但由于要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只得留在北平,转入了有美国背景、未被日军占领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这所名校的最大特色是崇尚自由学风,鼓励学生自学。在这种教学模式的培养下,严东生练就了独立研究课题的能力。

在燕大校园,严东生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并收获了爱情——与同班同学孙璧媃结成一生的伴侣。孙璧媃娴静好学,大三时初学德文。那时,转学到燕大的严东生已学过两年德文,就自告奋勇辅导孙璧媃学习,两人逐渐培养出感情。谈到他的爱人,严东生深情地说:“璧媃也是研究化学的,退休前是上海交大的化学系主任。我们早过了‘钻石婚’啦,这么多年的共同生活让我感到,一个和谐的家庭,对人的状态有积极的影响。”

从燕大毕业后,与严东生一样,孙璧媃也被推荐去美国留学,但为了解除丈夫的后顾之忧,她放弃了这个机会。解放后,孙璧媃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不仅在事业上有共同语言,在业余爱好上也兴趣相投——每天晚饭后放几段世界名曲,夫妻俩一起欣赏,听完后交流感受,其乐融融。

1946年,受燕京大学化学系主任窦维廉推荐,严东生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航程。在伊利诺伊大学,他主修陶瓷工学,辅修无机化学。1949年春,他以全A成绩获得陶瓷学博士学位,并被授予四个荣誉学会的“金钥匙奖”,这在毕业生中是罕见的。毕业后,他受邀留在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继续从事陶瓷等无机材料的研究。



1961年,严东生夫妇交流学术问题

爱国情:许身报国积硕果

正当严东生科研之路一片坦途时,祖国的政治局势牵动了游子的心弦。严东生和华罗庚、殷之文等十几名同学加入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伊利诺伊大学分会,每两周聚会一次,谈论中国政局。聚会上,他们看了毛主席的著作,还在《华侨日报》上看到解放军进入上海后睡在街头的报道,都非常感动,萌生了回国参与建设的想法。

那时,严东生获得的待遇优厚,对于他想解除博士后合约的念头,许多美国朋友表示很不理解,劝他不要走。要知道,一个处在科研“黄金期”的年轻人,一旦回到内战刚结束的中国,科研生涯势必受到影响。但在严东生看来,他走上科研道路,就是为了“科学救国”;他赴美留学,也是为了“科学救国”;如今,新中国即将成立,他怎能不回到祖国怀抱,用自己的才华实现这个梦想?

1950年,在克服美国当局设置的困阻后,这位爱国青年乘船途经香港,回到了故土。当踏上天津塘沽港码头时,他看到了爱妻孙璧媃和两个孩子的身影,泪水顿时夺眶而出……

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严东生出众的科研实力和管理能力得到了充分释放。

1954年底,中央组织部发出调令,任命严东生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主持无机材料研发。20世纪中叶,国际上对新型无机材料的研制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严东生的学成回国,让国人掌握了该领域的前沿动态。

包头白云鄂博的铁和稀土共生矿,是新中国发展重工业的资源宝库,但包头铁矿石的含氟量极高,在冶炼过程中会侵蚀耐火材料。于是,严东生带领团队开展科研攻关,为包钢炼铁高炉各部位的选材提供了一整套解决方案。

严东生带领团队发明了金属—陶瓷过渡型复合涂层,解决了火箭高速飞行进入大气层时,会因与大气摩擦而损毁的难题,已成功应用于多种火箭发动机上。他主持研制的耐高温烧蚀材料也获得成功应用,获得了1981年国家重大发明奖一等奖,这种材料作为“神舟”系列飞船天线窗的框架材料,仍在现役使用。

事业情:建言献策为“良相”

严东生不仅在科研中展现出“将才”的一面,多次取得重大成果,还参与了新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决策,为成为“良相”打下了基础。1956年,党中央提出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下称《规划》),号召“向科学进军”。参与讨论和制定《规划》的科研人员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而年仅38岁的严东生也在受邀之列。1962年,严东生出席广州会议,参与制定了我国下一个十年科技规划。

“文革”期间,严东生受到冲击,一度离开科研领导岗位。但幸运的是,他一直没有远离心爱的科研工作。

1977年7月,严东生收到一封会议邀请函,邀请他参加8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

那次会议的受邀者共有33人,包括苏步青、吴文俊、叶笃正等全国科技界、教育界的精英,而主持会议的是刚刚复出的邓小平。“8月4日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小平同志一坐下就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对大家说:‘这次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会议一共开了9个半天,邓小平一天不落地参加了整个会议。各位专家依次发言,邓小平不时插话、提问,使会场上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严先生回忆道。

在谈到高校课程设置时,严东生对小平同志说:“理科大学的学生究竟应该如何培养?现在是学的面太窄了。我们希望大学的专业不要分得太细。专业窄,知识易碎,到研究单位工作困难,结合典型产品进行教学有问题。”在作中心发言时,他着重谈了科技规划制订和科研组织管理问题:“科技不仅本身可以现代化,而且要走在前面,为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作贡献。要搞好大协作,搞好协调分工,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我们物质条件比人家差,发挥制度优越性,是我们赶超的本钱。”在发言过程中,邓小平不时提问,严东生一一作了回答。

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经过与科学家、教育家的讨论,小平同志作出了恢复高考、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两项重要决定。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1980年,严东生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当选为中科院副院长。1984年,他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总结在中科院领导岗位上作出的业绩时,严先生说了两个词:“改革”和“开放”。

改革的中心议题是科技体制改革。1984年11月,严东生代表中科院党组向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汇报了《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并获得批准。改革的另一个中心议题是如何在“十年浩劫”后,调整中科院下属各个研究所的科研方向,赶上发达国家的步伐。为此,严东生带领团队,花两三年时间跑遍了全国各省市的15个中科院化学学科研究所。他们在每个所待一周左右时间,听所领导的汇报,与他们一起讨论,确定了各所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

严先生说的“开放”,是指在上世纪80年代,中科院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学术团体建立了合作关系,如美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瑞典皇家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并输送了一大批科研人员去国外做访问学者。在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严东生展现了“科学外交家”的风范。

上世纪90年代初,从中科院领导岗位退下来的严东生敏锐地发现了纳米材料研究的国际趋势。在他的大力推动下,“纳米材料科学研究”成为国家“攀登计划”首批项目之一,该项目在5年后又被列入国家“973”计划,至今仍在继续拓展。而他倡导并组建的中科院高性能陶瓷与超微结构开放实验室,已成为同类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的佼佼者。



1992年,严东生在实验室与学生们交流。

友情:闪烁晶体跨国缘

2012年7月4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大型强子对撞机的CMS和ATLAS两个对撞点的实验显示,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粒子,其特性与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一致。消息传来,严东生十分欣喜,因为CMS探测器上的钨酸铅(PWO)闪烁晶体是他带领团队研制的,正是这种晶体,捕捉到了“上帝粒子”的踪迹。

据严东生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他就带队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研制闪烁晶体,并与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82年,丁肇中在北京找到了严东生。当时,丁肇中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主持建造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中的L3探测器,准备采用新型锗酸铋(BGO)闪烁晶体做探测器中的电磁量能器,从事高能物理实验研究。闪烁晶体是一类用人工方法生长的晶体,在高能粒子的撞击下会把粒子的动能转变为光能。科学家根据仪器记录下的发光曲线,就能判定高能粒子的性质,从而发现新的粒子。

一见面,丁肇中就问:“你们能不能做闪烁晶体BGO?尺寸要很大很长。”严东生立即答应了下来,因为他意识到,参与这项工程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而他长期领导的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闪烁晶体领域已有一定的积累。于是,他立即组织硅酸盐所的科研团队进行攻关,开发出一套新的生长工艺,并建立了生产流水线。从这条流水线上输出的“Made in China”晶体,在与美、法、日等国的竞争中胜出,最终拿下了L3探测器所需要的12000根BGO晶体的供应合同。

从那以后,丁肇中碰到同行就说:“谁要BGO晶体,就去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2007年10月,丁肇中夫妇到上海后专程去拜访了严东生夫妇。1994年,欧洲核子中心决定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用它来寻找质量之源——希格斯玻色子。要捕捉到它的踪迹,就需要用数以万计的PWO闪烁晶体打造出CMS探测器的“心脏”——电磁量能器。



2007年,丁肇中夫妇看望严东生夫妇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找到严东生,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2003年底,已经85岁高龄的他,仍亲自领导PWO晶体课题组进行攻关。在一次与欧洲科研人员的会谈中,这位老人居然在不看书面材料的情况下,准确无误地说出了一连串PWO晶体的性能测试数据,引起了与会者的惊叹。有段时间,生长PWO晶体用的原料质量不稳定,他亲自跑到江苏昆山的原料生产厂,与工厂领导和师傅们沟通,讨论提高原料质量的方案。2004年,预生产的350根晶体在欧洲核子中心及意大利、美国等地分别进行性能检测,结果显示,它们的发光量比俄罗斯提供的高20%~40%,综合性能更佳。2008年3月,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向欧洲核子中心成功交付了约5000根高质量的大尺寸PWO闪烁晶体,并被该中心授予“晶体奖”和“工业成就奖”。那时,作为项目主持人的严东生已是90岁高龄。

如今,96岁的严东生仍关心着材料科学的发展。他告诉采集小组成员们,介孔材料是材料科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孔径在2纳米至50纳米的被称为“介孔”,具有这种孔道结构的纳米材料有许多特殊性能。将这种材料修饰、组装后,能把汽车尾气中的有害气体转化成无害物质。目前,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研发的汽车尾气净化装置已通过中试,汽车跑了8万公里,依然有95%的净化功能。“汽车尾气是PM2.5的主要来源之一,所以我觉得,介孔材料净化装置会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严先生说道。(作者系解放日报社记者:俞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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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海归的典范 我辈后生的楷模

纪念严东生先生

严东生先生作为老科学家中的杰出代表,学术历程的时代特征非常鲜明。在铭记其精神和信念的同时,我们还需要管窥严先生的很多成功经验,以求从中获得某些启示。

一是将个人置于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大业之中,勇于承担匹夫之责。与很多老科学家一样,严先生生于战乱年代,目睹了国家衰亡的种种败象。新中国建立后,怀着对国家未来的憧憬和对同胞的热爱,他与许多留学生一样,毅然舍弃了西洋的浮华诱惑,踏上了回家的路,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正如他本人所言:“在建立新中国时,我们没有出什么力,现在建设新中国的时期已经到来,没有理由再留在美国。”

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之后,严东生首先意识到的,并非背离祖国重赴西洋,而是抓紧时间,尽快补课,追赶发达国家科技发展的步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面对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外发展差距,以及一部分出国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现象,他都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并向周围年轻人进行讲解,教诲大家保持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信心。

二是将个人研究工作融于团体合作之中,与团队成员共同攻关、共同成长。从包钢铁矿石含氟难题的刻苦攻关,到无机涂层材料的悉心钻研,从闪烁晶体领域熠熠生辉的辉煌成就,到介孔基纳米复合材料方面义无反顾的矢志攀登,严东生始终强调团队合作,在集体攻关、共同拼搏的过程中,无论是作为领导,作为导师,还是作为科研工作者,他始终展现出自身的专业素养、科学精神和聪明睿智,将个人能力的发挥从单向度的科研能力扩展到战略思维能力、科研管理能力、交流合作能力与科研攻关能力协调发展的最佳状态。同时,将所在团队(集体)从单一的科研攻关团队衍化为研究生教育基地、青年科技人才训练场、学术交流与合作平台、产学研一体化的重要合作方等,打造了全国甚至全球领先的核心研究团队。

三是始终坚持民主平等、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严东生长期身居科研管理岗位,并长期担任研究生导师,但正是他在研究工作中注重平等参与、共同协作,才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团队的整体科研潜力,从而提升了科研管理的效率与质量。严东升不仅妥善处理了领导者与科技工作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处理导师与学生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也坚持一种平等、平和的态度。正是严先生对学生、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平等相待和精神鼓励,为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营造了良好氛围,也为各种创新潜力的发挥提供了空间。

近年来,虽已年近百岁,但他念念不忘材料科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念念不忘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念念不忘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这是严先生成长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三件事,也是对老科学家学术生涯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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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3 15:0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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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3 16:56 | 显示全部楼层
自力更生奋发向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从来就不靠别人的施舍过得好,过得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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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4 20:2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微波和光波导学家,他是我国单模光纤技术的开拓者——黄宏嘉

黄宏嘉,祖籍石门县新铺乡,微波和光波导学家,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现任上海大学名誉校长,博士生导师。

光纤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黄宏嘉长期从事微波与光纤传输研究,创立了“超模式”概念,取得理论上的突破,使微波与光纤研究的模式耦合理论建立在理想模式、本地模式和超模式的完整理论体系上。他是我国单模光纤技术的开拓者,最早研制出了中国的单模光纤,为我国微波技术及光纤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事迹入选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传记大辞典》。

黄宏嘉教授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电机系,1949年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生院,获理学硕士学位,旋即回国。1950-1979年先后任北方交大、中科院电子所、光机所教授、研究员。1979-1987年任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1980年当选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1987年任上海科技大学名誉校长,1989年被聘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磁学科学院院士,1991年被授予美国欧罗理工大学名誉科学博士,1994年任上海大学名誉校长。

黄宏嘉的曾祖父黄道让,是晚清著名诗人。宏嘉是民国0学家和诗人黄右昌第三子,1924年8月出生于北京。他在北京念完了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入川,就读于合川中学。

1940年,黄宏嘉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工学院机械系。大学二年级,他获准入电机系攻读电信专业。黄宏嘉从年轻时起就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1944年,大学毕业,随即应征服兵役,在抗日战争中任远征军少校翻译官,在滇缅公路上一直服务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战后,复员到重庆,一度任当时的国际广播电台英语播音员。

1946年,黄宏嘉回北京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参加并顺利通过了官费赴美留学考试。1947年,转到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任助教。1948年,去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深造。1949年8月获硕士学位,并以优异成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他毅然放弃了在美国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顶住了来自台湾的各种0,冲破重重-和阻拦,离开美国,转道香港,于1949年10月抵达天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最早归国的科学家之一。黄宏嘉于当年8月28日致其美国友人沃汉先生夫妇(Les and luicell Vauhan)信中的如下几句话:“我急于回国的唯一原因,我想,不是我爱美国少一点,而是我爱中国多一点,我爱中国的整个,不仅爱她的美德,而且甚至爱她的贫困和不幸,……”

回国后,黄宏嘉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1950年至1964年间,在北方交通大学执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代系主任等职。其间,1956年至1964年兼任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微波传输研究室主任,从事微波理论与技术的研究;1959年起参加国家重点项目“毫米-导传输”研究,并任北京中心研究室副主任。1962年,中国电子学会成立,黄宏嘉当选为理事,并任中国微波专业学会主任委员,至1987年。

1964年,黄宏嘉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与精密机械研究所,任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从事激光、微波理论与技术的研究。1963-1964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100万字的《微波原理》一、二卷。黄宏嘉的《微波原理》的出版,国内外许多学者评论这部书时,认为这是一本“为中国人争气的书”。黄宏嘉的“耦合模式理论研究”成果,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被授予重大贡献奖。

1965年,黄宏嘉根据科学理论所作出的正确分析,发表了著名的《从微波到光》论文,并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关于光纤可能用于通信的最早文献。1966年,“0”浪潮席卷神州,黄宏嘉受到不公正对待,科学研究亦随之-中断。

1979年,黄宏嘉调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任教授、第一副校长,并于1987年起任名誉校长。在此期间,他创建了波科学研究室,后扩建为光纤技术研究所,并兼任所长。由他领导的由几个单位组成的科研小组于1980年试制出我国第一根单模光纤,引起国际上的注目。继后,又完成了上海市重大科研项目“单模光纤研究”。1985年,国家科委下达的“六五”攻关项目“单模光纤技术”也胜利完成并通过了鉴定。

黄宏嘉先后担任《电子学报》编委、《应用科学学报》主编。受《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之聘请,黄宏嘉同时担任物理学分编委、电磁学主编,以及电子学分编委、微波技术与电磁场主编。在国际学术活动方面,黄宏嘉曾先后担任IEEE通信学会国际活动委员会委员,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场与波委员会中国代表和分主席和国外几个刊物的主编。1980年,黄宏嘉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6年9月,他应邀参加了在马德里召开的国际光波导理论讨论会,在会上作了“光纤单偏机理”的报告,随后参加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的第12届欧洲光纤通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题为《准匹配型下凹型单模光纤的设计与制造》的报告。同年10月又参加了在美国佛罗里达召开的第10届国际光纤通信会议并在开幕式上作了“关于中国光纤以及单模光纤的研究与发展”的报告,受到国际光纤技术同行的关注。

1987年4月到8月,黄宏嘉在麻省理工学院、通用电信公司(GTE)和康宁公司的学术专门讨论会上作报告或开设讲座。黄宏嘉在康宁公司访问期间,康宁城的康宁研究所和康宁博物馆广场两处,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989年10月,被聘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电磁学科学院院士。1991年被美国夏威夷欧罗理工大学授予名誉科学博士。

黄宏嘉教授。在电子学报、数学学报及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6部,其中“微波原理”、“耦合模理论”、“光波导科学”等是奠基性经典著作。黄宏嘉教授先后主持了数十项科研项目,我国第一根单模光纤传输线在他主持下诞生。1981年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出版了他的《耦合模理论》。1994研究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8种特种光纤。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授予他重大贡献奖,1986年上海市人民0给予他记大功奖励,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第一名),1988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第一名)。1990年以来获美国发明专利3项,新的专著“非常不规则纤维光学中的微波方法”即将由美国John Wiley&Son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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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4 20:2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气动弹性专业奠基者管德院士:一生淡泊明志

2018年1月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德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这位中国飞机气动弹性专业的奠基人曾在航空工业沈飞任职多年,他的离世让我们感到无比沉痛。

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的管德进入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工作。1956年8月,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当时管德已是第四局党组关键部门的一名科级干部。按现在有些人的观念,这应该是一个很值得留恋的职位,可是他放弃了仕途,来到沈阳从头做起。1956年,管德奉调到刚成立的沈阳飞机厂飞机设计室,任设计员、空气动力组副组长,参加了歼教1飞机的设计试制工作。当时设计室主任徐舜寿给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计算歼教1飞机的外形数据。这项工作就是没完没了地用手摇计算机解三元一次方程式,但他完成得很好。之后又安排他去做歼教1飞机的气动弹性力学专业工作。他把全部精力用到了这个新的专业上。1958年,管德在参与设计歼教1飞机之后,又经历了“东风”107、“东风”113飞机的设计等工作。

1982年至1985年,管德任沈飞副经理、总工程师。期间,他分管“厂所协调”,使“厂所关系”空前好转。1983年,管德兼任歼8Ⅱ飞机研制现场总指挥、试飞领导小组组长。他按照系统工程方法,组织了设计和试制生产准备、试制生产准备和试制生产、试制生产和首飞准备的平行作业,使歼8Ⅱ飞机首飞大大提前,荣立航空工业部新机首飞一等功。1985年,歼8飞机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管德作为主要设计者之一,受到国家的嘉奖。

管德是我国气动弹性专业的奠基者和带头人,是航空动力协作攻关办公室气动弹性组组长,从国家“七五”开始,一直承担着航空预先研究中心气动弹性力学领域的组织工作。1991年,管德因病动了手术,手术后还坚持工作直到1993年底离开领导岗位。此后,管德继续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他所钟爱的气动弹性研究。1994年,管德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在航空工业表现得尤为明显。科技人员是我国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力军,没有广大航空技术专家及技术人员的努力,发展航空工业就是一句空话。在某种意义上说,沈飞的发展史,就是科技人员奋斗史。管德院士就是在沈飞工作过的科技专家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忠诚奉献、求实创新、淡泊名利的可贵精神。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管德院士身上所昭示的正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无数埋头苦干的航空人对历史、对社会、对民族所固有的那一份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管德院士用自己毕生精力钻研航空科学技术中的一个学科领域,用自己对世俗名利的淡泊抒写着航空报国的远大志向,用自己一生的默默坚守彰显出科学技术大家应有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

尽管管德院士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沈飞人将继续传承他坚毅明确的理想信念、对事业成功始终如一的追求和执着果敢的意志品格,学习老一辈航空科技工作者和老一辈航空人的事迹,在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和制造业发展的征程上,不断迈出踏实前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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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4 20:5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寻找创新女神” 哈尔滨工业大学谭立英

谭立英,女,1957年8月出生,博士,光学专业,教授/博导,卫星激光通信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主任,实践13号卫星副总师(国家国防科工局正式任命,负责星地激光通信系统),星地激光通信项目总指挥和副总设计师,空间光通信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卫星激光通信具有通信容量大、传输距离远、保密性好、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将给空间高速信息传输领域带来革命性变化。为在空间高速信息传输领域掌握主动权,美国、欧洲、日本先后在上世纪60、70、80年代开始了卫星激光通信技术的研究,但当时在中国,卫星光通信研究尚属空白领域。

谭立英自1991年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卫星光通信研究工作,研究初期,没有国家投入,没有实验设备,她拿出自己家的钱开展研究工作,就这样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开拓了我国卫星光通信研究领域。他们从概念研究开始,不断创新,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研究历程,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卫星激光通信技术在卫星上进行的空间工程应用试验,使我国卫星光通信技术在短短二十余年就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二十六年来,谭立英及其团队掌握了卫星光通信核心技术,研制了系列卫星光通信终端和星地、星间激光通信系统,拥有全部知识产权。共获有关卫星激光通信技术奖项11项,其中国家发明一等奖1项,国家发明二等奖1项,国防发明特等奖1项,省发明特等奖1项,所取得的卫星光通信研究成果2013年和2017年两次入选“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获有关卫星激光通信技术国家发明专利70余项;承担卫星激光通信研究重大和重点项目等40余项;发表有关卫星激光通信论文3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4部。为了卫星激光通信技术在我国的全面应用,谭立英带领团队已将卫星激光通信技术进行了创新成果转化,建立了生产基地,她现任哈工大卫星激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并兼总经理。

多年来,谭立英带领的哈工大卫星光通信创新团队秉承不断创新发展的宗旨,在卫星光通信研究方面进行了理论创新、终端和系统技术创新以及系统集成创新。

1.理论创新:建立了卫星激光通信系统理论

针对卫星激光通信研究中的科学技术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基础理论研究,为新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推动了大气光学、激光传输理论、空间激光通信理论等科学领域的发展,并创立了小波光学理论。发表有关论文3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4部,奠定了卫星激光通信和系统性能优化设计的理论基础。

2.技术创新:自主创新研发了星间、星地系列激光通信终端

发明并研制了卫星激光通信系统功能实现模块,突破了激光通信终端高精度装调及地面模拟验证及测试技术,自主创新研发了星间、星地系列激光通信终端。

目前,卫星激光通信终端研制已进行了5代技术发展和不断创新,激光通信终端实现了小型化轻量化,终端重量已由80公斤降至20公斤左右,通信数据率不断大幅度增高,已达5-10Gbps,研制的光通信终端形成了产品型谱,为卫星光通信技术的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系统集成创新:突破了星地、星间激光通信系统技术,进行了系统集成创新并圆满完成了低轨星地和高轨星地激光链路系统空间试验

突破了星地、星间激光链路系统技术,进行了系统集成创新,研发了星地和星间激光通信系统。

2011年10月,她率领团队成功进行了我国首次卫星光通信在轨工程试验,完成了将近两千公里远的海洋二号卫星(HY-2)星上光通信终端与地面光通信终端之间,两束非常窄的激光光束双向精确对准、快速捕获、稳定跟踪和高质量高速通信,实现了星地间动态条件下的针尖对麦芒般的高精度稳定跟踪和高质量高速通信,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海洋二号低轨星地激光链路试验在国际上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双向多种数据率在轨激光通信(下行20、252、504Mbps,上行2Mbps);第一次完成了双波长同步在轨激光通信(波长800nm和1550nm);与国际同类在轨试验系统相比,链路捕的快、跟的稳、通的好,项目鉴定意见指出:“海洋二号星地激光链路试验……综合技术居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性能处于国际领先。”海洋二号星地激光链路试验是我国卫星通信技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2017年5月,谭立英率领团队再创佳绩,成功完成了国际首次高轨卫星星地双向高速激光通信,在近4万公里距离的卫星与地面间,实现了上下行双向光束相互高精度对准和跟踪;圆满完成了星地下行和上行高质量高速激光通信、数据实时转发和存储转发,双向通信最高数据率均达到5Gbps,这在国际上已进行和计划进行的高轨卫星激光通信系统中传输数据率最高,而且是唯一的上下行双向均为5Gbps的高速通信系统。

项目鉴定意见指出:“该项目系统技术十分复杂、难度极大,在技术上有重大创新,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促进了航天新兴信息战略领域跨越式发展,在国际、国内影响巨大,对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意义特别重大,综合效益巨大,影响深远。”

同步轨道卫星星地双向高速激光通信的圆满成功,是我国卫星通信技术领域又一新的里程碑,也是我国航天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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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5 14:12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94岁两弹一星功臣袁承业辞世:国家的需要就是我责任

据文汇客户端11日报道,又一位为“两弹一星”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大家离我们而去。

今天(1月11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获悉,“两弹一星”功臣、著名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袁承业,因病医治无效,于1月9日晚在上海与世长辞,享年94岁。

作为“中国萃取剂化学之父”,袁承业穷毕生精力,为中国的核事业和工业发展,全心倾注了智慧和精力。直到九十高龄,依他然在为我国战略资源——锂的提取、回收和利用,殚精竭虑。“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责任!”这是他一生的格言。

得不到满分,他就要坚持重考

袁承业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小越镇。父亲袁开基毕业于金陵大学,是一名有机化学家。为儿子起名“承业”,就是希望他能够“子承父业”。

家里都是化学书籍,培养起了袁承业对化学的兴趣。战乱中,他随母亲逃难辗转川、桂、粤等省份,困难时只能摆地摊卖衣物。尽管度日艰难,但父母依然坚持让袁承业接受教育,他先后在七所中学、两个补习班读书。袁承业在学习上特别争强好胜,考试只要没有得到满分,就要坚持重考。

1948年,从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中国药科大学前身)毕业后,袁承业在上海人民制药一厂任技术员。1951年7月,他作为建国后首批公派留学生,赴莫斯科全苏药物化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当时,他一点俄语都不懂,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刚开始学字母。靠着一位苏联老太太每天辅导几个小时俄语,他开始了在苏联的学习和工作,并于1955年9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苏联科学副博士学位。

当年10月,袁承业学成回国,在化工部医药工业管理局任副总工程师,1956年9月调入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从此踏上了有机化学的科研人生路。

每一种萃取剂都来自生产一线的需求

袁承业先生是中国萃取剂化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立足基础、着眼应用,在国家需要和科学探索之间找到了最佳结合点。

1959年,为了“两弹一星”等国防任务急切需要,他毅然从已取得良好进展的氨基酸与多肽合成药物研究改行,组建并领导核燃料萃取剂研究组,成功研制P-204、N-235和P-350等萃取剂,为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著名核物理专家钱三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提取铀的萃取剂研究,在当时是对国防建设起关键作用的,没有它,就提不出铀。”

袁承业因此获得国防科工委颁发的“献身国防事业”的奖章与奖状,1997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99年,作为中国科学院40名代表之一,袁承业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的接见。

在完成国防科研任务后,袁承业又带领团队成功研制了一系列新型实用的萃取剂,并得到广泛应用,其中11个品种的萃取剂实现了工业化生产。这些萃取剂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萃取剂工业的全部。

“很多萃取剂不是我们想出来的,也不是谁要求我们做的。而是生产实践提出这样的需求,我们才用自己的知识加以实现。”数年前,他回顾自己的科研生涯时说,稀土元素萃取中,有一个课题是将铌钽分离。由于这个过程不能碰玻璃,可实验室所有瓶瓶罐罐都是玻璃的,他们不得不先把所有玻璃仪器都换成塑料的。后来,由此研制成功的N503,不但成功萃取了铌钽,还为上海污水治理的“废水脱酚”作出了贡献。

国家的尊严和需求至高无上

幼年饱经战乱带来的颠沛流离,在袁承业心中,祖国的尊严和国家的需求至高无上。

上世纪80年代,袁承业在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时,曾两次碰到会议主办方挂错国旗,他发现后,立刻向大会主席提出,要求更换成五星红旗。“这样的原则问题,一定是不能含糊的!”

生命不息,为国家发展奉献的心意不竭。即使已到耄耋之年,他仍然倾心关注科技前沿。中科院上海有机所所长丁奎岭院士告诉记者,钍基核能锂同位素分离、青海盐湖锂资源,这些关乎国家战略需求的课题,一直受到袁先生的关注。十几年前,他就提出,要注重锂资源的回收利用,珍惜这一战略资源,果然在今天成为科研和产业的热点。


中科院有机氟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胡金波说,自己在承担锂同位素分离项目时,经常请教袁先生,他把自己多年工作积累所形成的工作思路和具体做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年轻的研究人员。

他常对青年科学家说:“没有兴趣是做不好研究的,但个人兴趣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他以钢铁英雄保尔?柯察金的名言激励年轻人:“作为科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应该问问自己,我这一辈子为国家做了哪些有用的贡献。”

胡金波说,袁先生为这些国家重大项目付出了很多心血,却连名字都坚持不出现在项目书中,如此不计名利、一心为国的精神,为科研后辈在面对社会纷繁芜杂的影响时,升起了一盏指路明灯,“他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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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5 14:1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云天之上报国心 —— 记通辽籍中科院院士闫楚良教授

一架飞机能在天上飞多久?一架飞机的一生有多长?

他静静地仰望蓝天,那里未知,辽阔无垠。

歼击机、歼击教练机、空中预警机、“战神”轰6—K、歼10……一架架空军战机呼啸着冲破云霄,飞过天安门上空。

2015年北京九·三大阅兵,举世瞩目。

他从青春年少,一直到两鬓风霜,为了让中国的飞机能在天上多飞几年,飞得更远,更安全,燃烧着生命的全部能量。

眼前飞过的一架架战鹰,机身上的多个数据都经过他的检测,每一根神经都承载着他的强军之梦、强科技之梦,更承载着他的航空报国之梦。

闫楚良,我国从事飞机寿命与结构可靠性研究的科学家。他花了近四十年时间,把中国飞机飞行安全技术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的科研成果,正穿越云天之上,展现在世界面前。

钻研——为祖国担当

也是北京,1979年,盛夏。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在滂沱大雨中奔跑,任狂风暴雨抽打。他狂奔了整整20多分钟,仰天发出一声声长啸。

这人怎么了?路人惊讶不已。

人们不知道,这个发狂的年轻人刚刚经过一千多个日夜的苦熬,终于将中国飞机载荷谱数据处理从手工统计带进了计算机时代。

这项成果是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当时,科技比较先进的国家早已开始借助计算机处理飞机载荷谱数据,而中国还处在手工处理的原始阶段。

这是闫楚良从事飞机研究后迎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闫楚良早年在吉林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读书,1975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从事机械结构安全性与可靠性研究。1976年他参加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的疲劳学习班,与中国科学院院士高镇同先生相遇,开始主攻飞机结构可靠性研究。

高镇同先生是我国飞机结构寿命可靠性领域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非常欣赏闫楚良身上那股子勤恳钻研的劲头,开始引导闫楚良走进航空领域。他在授课时讲到载荷谱二维数据统计处理这个很难搞的课题,鼓励闫楚良攻克。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计算机处于“穿孔纸带”阶段。当时闫楚良的研究室刚从美国引入两台Z80C档计算机,对我国科技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1978年,是闫楚良最难忘的一年。整个冬天的夜晚他都是在机房度过的。有时为了一个计算模型,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常常早上把饭带到办公室,晚上再带回去。有一次,闫楚良在机房整整呆了7个昼夜。深夜,他躺在办公桌上,听北风呼啸,门窗不时发出吱嘎声,整栋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

就这样一直忙碌到了次年夏天,闫楚良负责的高级语言设计初步完成。为争取时间,闫楚良冒着倾盆大雨到中科院找一位王姓科学家实现汇编语言对接。回来时,两人骑着自行车,路过清华园铁道时,只听一声巨响,那位王姓科学家被一声惊雷从自行车上震了下来,当时不省人事……

经过三年的努力,闫楚良破解了飞机载荷谱编制这个举世公认的难解之谜。这是科研上的一次重大飞跃,为我国飞机安全事业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这次的成功,让闫楚良看到了前行的方向。科学就是探索未知的世界。仿佛一片被墨色浸染的荒原,前方没有路。追随着导师高镇同先生的脚步,闫楚良坚定地出发了,他在茫茫夜色中寻找着属于中国飞机的安全之路。

献身——为强军筑梦

科学研究是寂寞的,艰难的,更是充满风险的。在闫楚良多年来的科研生涯中,曾多次经历生死考验。

一次他乘坐飞机进行数据检测,飞到黄河上空时,飞行员忽然发现,飞机导航系统出现故障,这实在太危险了!

没有了导航系统的指引,飞机在高空中相当于盲飞。在这危急关头,飞行员硬是凭着记忆把飞机开回北京,最终安全着陆。

对于从事他这种科研工作的人来说,双脚离开大地,生命就交给了蓝天。

最为惊险的一次经历是在他研究水上飞机时发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架水上飞机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突然落水,机毁人亡。这种飞机是从国外引进的,除了水上训练外,还担负着护航、布雷、运输、投弹、搜潜等任务,是我国当时惟一能水上服役的机种,确定它的飞行安全寿命极其重要。重担落在了闫楚良肩上。

选择做一名科技工作者,就意味着牺牲与奉献。由于当时条件与技术的限制,飞机试验需要科研人员亲自乘坐飞机进行。工作开始后的一天,三架测谱飞机同时起飞。其中一架飞机突然空中解体,坠入大海,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而此时,闫楚良乘坐的另一架飞机还在天空中飞行。

究竟是飞行员操作失误,还是飞机到了使用寿命?这次事故的原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影响到了我国水上飞机的生死存亡。为了国家安全,为了国防事业,闫楚良义无反顾。那些日子,每次上飞机之前,他都凝望着蓝天大海,心想,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其实个人生死事小。在那种时刻,我想到更多的,是国家的科研项目,是我们中国的飞机飞行安全,是我们国防建设的强军理想,这比我个人的生命重要得多。”

在导师高镇同先生的指导下,在中国科学院软件试验室的支持下,闫楚良奋战了两年多,最终拿出了研究成果,这项成果在国内创下多项第一。由于闫楚良周密的科学结论,中国水上飞机机群保住了,而且飞机后来又安全飞行了10年。这不仅为我国自行设计水上飞机赢得了时间,而且为小机群定寿、延寿闯出了一条新路。

获得一次次巨大的成功,该是何等喜悦!然而,闫楚良在其中体会更多的,是艰辛,甚至,还有悲壮。

太多的过程,已散落在我们今天看不到的时光深处。人们能够清晰地记忆起的,是灯光。办公室的灯光,设计室的灯光,资料室的灯光,机房的灯光,从深夜亮到黎明。

“你做出了什么,让你的祖国更强大?”闫楚良捧着一颗热切的心,投入日复一日的“战斗”。

立志——为中华崛起

从一个偏远贫困山沟里的农村孩子,到一步步成为掌握中国飞机寿命最核心技术的科学家,闫楚良走过了一条艰辛的求索之路。

穿越岁月的烟尘,时光回溯到五十多年前。一个严寒冬天的深夜,奈曼旗青龙山中学的一间教室里,透出些许微光。一个衣衫单薄的少年,正伏案读书。破旧的长条桌上,一只簸箕倒扣,拢住一截小小蜡烛的光亮。少年眉清目秀,眼神刚毅,凝神思考之间,颇似那樽著名的雕塑《思想者》。

他是刚才在宿舍里假睡,瞒过查宿的老师,待休息的钟声响过之后,悄悄溜出来的。塞北冬夜,气温零下二十几度,滴水成冰。他的手脚都冻裂了,形成冻疮。

那年闫楚良12岁,刚刚从白音昌完小考入青龙山中学。闫楚良的父母都是新镇博等沟村农民,小时候父母给他取名“存良”,因与人重名,后改名为楚良。闫楚良在家中排行第二,自幼聪明勤奋,学习成绩拔尖,在学校一直担任班长、少先队中队长、学生会副主席等职,深受老师爱重。

闫楚良在读小学、中学的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一学期交四元钱的伙食费,自己从家里带小米,交到食堂。那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把肚子填饱,有的学生因此辍学。闫楚良的父母虽然没多少文化,但他们宁肯自己吃苦,也要供儿女读书。母亲不论多忙多累,也抽出时间给孩子们梳洗干净。虽然贫穷,但做人的那种朴素的尊严,自小在他心里刻下烙印。

那是一个饱尝艰辛的年代。他们承受着贫穷、饥饿的困扰,精神上却明朗而饱满。

虽然生活艰苦,这个农家少年却早早立志,为报效祖国而读书。当时的青龙山中学校长王洪照经常告诫学生们,要好好学习,长大了为祖国建设出力。对于家国责任的担当,那时就在这个早慧而刻苦的农家少年心里生根。

贫寒生活给他的磨砺,是一笔最丰厚的人生财富,在他后来无论面对多么艰苦卓绝的科学研究时,都激励着他勇往直前。

闫楚良从三十几岁便开始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攻克一道道科学难关。以他年轻的修为与资历,在当时的中国科学界都是很少见的。

2015年12月7日,在中国科学界最高殿堂——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闫楚良接过由白春礼院长颁发的院士证书,成为一名中国科学院院士,跻身中国最精英的科学家团体。

2015年中国科学院新增选院士61名,在院士大会选举中,闫楚良的得票数名列榜首。

院士,世人仰慕。于他,感受最深的,却还是责任。

他的目光永远在前方。

开拓——为民族复兴

一个人的伟大,是在远离鲜花、掌声、聚光灯的寂寞中坚忍地前行着的。

从1976年至今,闫楚良主持和承担国家22个重点型号飞机载荷谱飞行实测与研制项目,为数千架飞机定寿、延寿。自闫楚良始,中国有了完整的飞机经济寿命可靠性理论支撑与评定准则,取得了重大的军事、经济和社会效益。

对于飞机载荷谱飞行实测与研制,欧美国家采用多架飞机进行。闫楚良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最少空测采样次数设计准则,建立了一套高置信度中值载荷谱理论,只利用一架飞机,便可进行实测,并用于机群定寿、延寿,保障飞行安全。这是一项重大的关键技术,将我国飞机定寿、延寿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闫楚良还发明了悬浮式多点协调载荷标定方法,建立了我国独有的飞机空间载荷实测技术。他创建北京飞机强度研究所,承担歼10等重点型号飞机载荷谱研制任务,形成飞机寿命研究与载荷谱实测试验基地,实测346.5万亿飞行数据,成为我国飞机定寿、延寿,保障飞行安全的数据支撑平台,对国家飞机安全与研制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与影响。

这些年,他获得的部级成果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际发明金奖等各类证书摞起来,有近两米高,光国家授权的发明专利就有52项。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授予的博士生导师、北京飞机强度研究所所长、空军飞机可靠性专家组专家、中国发明协会理事、六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十大“当代发明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他还带出了36名博士、博士后。直到现在,他还同时主持和承担着5个机型的实验研究项目,工作在科研和教学一线。

在几十年上下求索的漫漫征途中,闫楚良始终怀揣着一颗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他是导师高镇同先生心中最好的学生和学术上的继任者,他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路。正是有了他们的艰难探索和开拓,中国飞机安全事业在穿越了黑暗、迷雾、险滩之后,站在了世界的平台。

高镇同先生曾为闫楚良写了一首诗,以表达对他的肯定与赞赏——疑团困扰二十年,数据采集亿万千;一旦思维灵感至,拨云见日现蓝天。

闫楚良上中学时,一年只有一双布鞋。第一次打篮球,鞋底磨穿了。后来再打篮球,他就光着脚上场。一场球打下来,脚底一片血淋淋的。正是凭着这种“光脚打球”的精神,闫楚良一步步走上人生的高峰,实践着他报效祖国的理想。

抬起头,再一次仰望天空,他的心又飞到云霄之上。闫楚良,一位成就辉煌的飞机结构专家、草原人民忠诚的儿子,以其毕生的信念与奋斗,将一颗炽热的中国心,镌刻在中华民族的百年航空史册,镌刻在祖国的万里长空……

通辽日报记者 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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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5 15:4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封面人物 | 王华明院士: 应国家所需·瞄准科技前沿·立足自主创新

    “十三五”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窗口期,也是“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作为 21 世纪最具有颠覆性的高科技技术之一,3D 打印成为了“中国智造”崛起的重要催化剂,随着李克强总理请院士“敞开讲”3D 打印课以来,3D打印技术发展的热浪此起彼伏。

    3000 年的等材制造,300 年的减材制造,30 年的增材制造,这是人类发展史上制造工艺的基本呈现方式。一直以来,由于大型金属结构件制造技术的壁垒,我国无法自主生产许多大型机械的核心构件。2012年1月18日,王华明院士主持的“飞机钛合金大型复杂整体构件激光成形技术”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标志着我国的 3D 打印技术在大型金属结构件直接制造方面已经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打破了国际上本领域迟迟不能突破的局面,成为了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为了全面探索 3D 打印的奥秘,了解金属 3D 打印科技发展前沿,弘扬科学精神。近日,记者采访到了金属3D打印领域的传奇人物——王华明院士,感受了这项 21 世纪最具有颠覆性的高科技之一的来世今生,并为这位科学家的卓越科研成就和坚毅科研精神所深深地感染!

    勤育英才泽神州 潜心科研结硕果

    王华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金属3D 打印”的第一位院士、中国激光 3D 打印引路人。他主持的“钛合金大型复杂整体构件激光立体成形技术”项目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打破美国等国家长期技术封锁,在我国金属 3D 打印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89 年,王华明获中国矿业大学摩擦学博士学位;1991 年,在中科院金属所做博士后期间破格晋升副研究员;1992 年,获“洪堡学者”称号;1994 年,回国后即全力投入到北航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现任大型金属构件增材制造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国防科技工业激光增材制造技术研究应用中心主任、大型整体金属构件激光直接制造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大型关键金属构件激光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中心主任。

    在几十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王华明始终践行科学家精神,急国家之所需,不断攀登一个又一个科技高峰。他勇于创新,甘于奉献,淡泊名利,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和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表现出一位科技工作者的远大抱负和卓越才识。他教书育人近三十载,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材料加工行业的科研学者、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科研探索三十余载,为激光表面改性与激光增材制造的理论创新与技术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工程实践三十余载,为激光增材制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书育人,诲人不倦

    “教授首先是教师,教书育人是本职工作”,王华明以切身行动诠释这一理念。他一直工作在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第一线,自 1995 年以来讲授了《金属学原理》、《物理冶金原理》、《先进材料制备科学与技术》等主要课程 14门。他对课堂教学十分认真负责,力求讲授生动、富有启发性和创造性,授课时结合当今材料科学与工程的最新发展动态和自己的最新科研成果,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精神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所教授的课程《增材制造技术》入选2014 年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他本人也被评为北航“学生最爱戴老师”和北京市总工会教育创新标兵等荣誉称号。

    20 多年来,他始终以“先做学生的朋友,再做学生的老师”为座右铭,坚持教书和育人并重。在培养研究生期间,从研究课题选择、方案制定、进度安排到论文撰写,每个环节他都亲自把关,并坚持定期听取学生汇报,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和工作进展。目前,他已累计培养研究生百余人,大多数已在金属材料加工领域成为兼具理论底蕴与实践能力的行业骨干,为祖国的科技事业贡献着光和热。

    技术创新,团结奋进

    王华明始终认为要想创新必须脚踏实地,必须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创造具有实际价值的创新成果。从 2000年开始,王华明和他的科研团队启动攻关,采用与我国主要飞机设计所、制造公司产学研结合模式,进行激光增材制造技术的研究。经过近 20 年的持续努力,突破一系列重大关键技术瓶颈,形成了钛合金等大型复杂整体构件激光成形“工艺 - 质量 - 装备 - 标准”整套技术成果,使我国成为迄今世界上唯一掌握钛合金大型整体主承力结构件激光快速成形技术并实现装机工程应用的国家,完成了高性能金属构件激光增材制造技术从“追赶”到“超越”的发展历程。

    王华明始终坚持团队的力量,繁重的项目研制和科研管理工作没有使他忘记作为团队领导人的职责,先后组建了大型整体金属构件激光直接制造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北京市大型关键金属构件激光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中心、国防科技工业激光增材制造技术研究应用中心和大型金属构件增材制造国家工程实验室,在完成科研任务中打造人才队伍。他的团队入选了“高性能大型复杂构件激光直接制造”教育部创新团队及首批万人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同时,他不断跟踪和引领科研前沿研究,积极开展新课题新技术的布局,带领团队围绕国家重大国防装备发展需求,展开新的技术攻关。

    严谨治学,硕果累累

    王华明治学态度严谨,不断追求完善。为了寻求科学理论的新突破,他常常从细节入手,与学生一起分析研究过程中的“新”现象,并十分注重试验数据的翔实、可靠,力求试验结果具有较好的可重复性。

    他把科研当成是自己最大的快乐源泉,科研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他对科技事业的热爱、对建设国防事业的强烈紧迫感与使命感,离不开他及所率领的团队的钻研奋斗。他已发表 SCI 收录论文180 余篇,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部级一等奖以上科技成果奖励 4 项,其中“飞机钛合金大型复杂整体构件激光成形技术”成果获 2012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为表彰他在航空工业领域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特授予他“航空报国金奖”一等奖。

    这就是王华明院士,一个教书育人的实践者,一个学科发展的开拓者,一个科学研究的探索者。今天,他依旧满怀激情,斗志昂扬,带领团队继续实现新的跨越!

    机遇与挑战并存 发展与改革并重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3D打印技术已出现了近 30 个年头。一直在机械产品的设计制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较长的发展历程中,3D 打印由于技术、经济等因素的限制,没有对现有生产模式产生质的改变,进入2012 年之后,随着美国一系列制造业振兴计划的宣布,3D 打印作为制造业振兴的新技术而备受关注,由一个冷门的名词变得家喻户晓,资本市场也开始对其十分看好,堪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工艺!

    王院士表示,至今为止,诸多新方法、新应用还在不断地涌现。无论从结构、从材料还是从制造三个方面来讲,都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一,3D 打印带来了结构设计的革命。3D 打印与传统制造技术的最大区别在于产品成型的过程上。在传统的制造业,整个制造流程一般需要经过开模具、铸造或锻造、切割、部件组装等过程成型。3D 打印则免去了复杂的过程,无需模具,一次成型。因此,3D 打印可以实现一些传统制造技术无法满足的设计想法,制造出更复杂的结构。

    第二,3D 打印带来了材料制备的革命。在金属零件的打印过程中,通过逐层熔化沉积,可以合成制备出很多用传统方法制备不出来的材料,可以控制局部的化学成分和局部的组织结构,实现同一个零件中不同部位具有不同的化学成分、组织结构和使用性能。因此,它不仅仅是一个零件制造技术,还是一个材料制备技术。

    第三,3D 打印带来了制造模式的变革。3D 打印能极大的降低制造业建立工厂的基本要求和投资额度,以前的制造都是在工厂里面,就是一条生产线,现在这个制造可能就是一台 3D 打印机,不一定安装在工厂里面,你也可以进行作坊式的操作。它可引发新一轮的小型企业兴旺和扩张的潮流,未来制造工业的进入门槛将会大幅度降低,很多企业将可以重新将制造从现在的专业分工的OEM 状态解放出来,全球产品近似化、雷同化、“科技以换壳为本”等现象将会得到终止。

    王院士强调,3D 打印无论是对装备的设计、装备的制造,还是对材料的加工,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然而,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以金属 3D 打印为例,毫无疑问,我国钛合金、超高强度钢等高性能、难加工的大型复杂整体构件 3D 打印技术在重大装备领域的成功工程应用走在国际先列。但未来还有诸多制约因素有待解决:

5

    首先是 3D 打印技术自身。我们还要做更多的研究,让工艺更优化,质量更稳定,标准更完善,装备更先进、更可控,构件性能更好。而且除了现有的钛合金、合金钢,还要对其它的材料体系做更多的研究,建立更加完善的标准。

    其次,需要人们对技术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3D 打印技术现在受到较多民众和媒体的关注,然而,真正对产业了解的人还很少,尤其是对核心技术的了解与掌握。打印过程中材料经历了熔化、凝固和固态相变等,属于材料科学。因此,该技术需要材料学科和制造学科的融合,“形状”和“性能”两手都得控制好。

    再次,3D 打印优势体现在高性能、复杂、关键的构件,3D 打印在结构简单的领域里没有太大的应用优势。

    再就是,不是所有的材料都适合打印。便宜材料、脆性材料等就不适合 3D打印,这也是局限性之一。

    最后,3D 打印目前尚未进入大规模工业化,其工艺与装备都有待进一步开发。如何形成规模经济,是目前科技界和工业界有待解决的难题。

    谆谆教诲催奋进 誓以科技报国恩

    王院士感慨道,看着零件像树苗发芽一样,一毫米一毫米地堆积成长,激光扫描一下,零件就长高一层,那种感觉非常神奇。这是产学研结合的结果,也是大家团结协作、集体攻关的成果!众人拾柴火焰高,他觉得他的每一点进步和每一点成绩,都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国家科技、经济、社会全面高速发展的大好环境密不可分,和北航及材料学院领导、同志们的关怀、培养和鼓励密不可分,同老教师以及同事们的无私帮助与支持密不可分,同激光材料加工制造技术实验室研究团队全体老师和同学们的辛勤努力密不可分。能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奋斗终身是每个科研工作者的责任和光荣!

    他强调,做人、干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要尽最大努力把每件事情做好。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当然是最幸福的事情;搞科研,须做国家所需、勇于担当,然后坚定不移地拼下去!坚信总会有拨开云雾见阳光的大好明天!

    他谈到,要做好每项科研工作,需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定好目标,坚持不懈。科研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所谓十年磨一剑,甚至几十年磨一剑,不能急功近利,需定好科研方向,然后坚持不懈地干下去。

    第二、做国家所需,一定要去做对人类社会进步有用的科学研究。国家需要什么、缺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影响因子不是衡量科研的唯一标准,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实际的工程应用。

    第三、一定要去做前沿的、先进的科学研究。我们须理清技术发展方向,至少得知道我们研究的东西应该是具有应用前景的。

    后记: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作为工业 4.0 时代最具发展前景的制造技术之一,作为提高航空航天装备设计和制造能力的一项关键技术,3D 打印与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智能材料等多项先进技术的结合,必将成为高端装备制造行业关键环节。我们相信,未来它不仅让人类在航空航天征途上飞得更快、更高、更远!更将颠覆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人类未来发展的卷轴上增添更加浓墨重彩的一笔!

    ● 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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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华明,1962 年 5 月生,四川省合江县人,金属增材制造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83 年毕业于四川工业学院(现西华大学),1986 年获西安交通大学硕士学位,1989 年获中国矿业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大型金属构件增材制造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国防科技工业激光增材制造技术研究应用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增材制造分会副主任委员。

    长期从事大型金属构件增材制造和表面工程技术研究。突破钛合金、超高强度钢等高性能难加工金属大型复杂关键构件激光增材制造工艺、成套装备和工程应用关键技术,开拓机械装备严酷环境关键摩擦副零部件激光熔覆多元金属硅化物高温耐蚀耐磨特种涂层新领域,成果在飞机、导弹、卫星、航空发动机等装备研制和生产中工程应用。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80 余篇,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1 项、部级科技一等奖 3 项。

    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航空报国金奖一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国防科技工业杰出人才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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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5 15:4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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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6 11:4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追记中国铸造领域的育人大家周尧和院士

周尧和,我国凝固科学与技术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国际著名的物理冶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7月30日5时28分在上海逝世。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尧和致力于中国冶金、铸造事业的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作为中国冶金锻造领域德高望重的科学大家、桃李满天下的教学名师,周尧和院士在科学研究、教育管理、教书育人方面的卓越贡献让后辈学人深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一、代表中国铸造走上国际舞台,研究成果被收入我国和前苏联的教科书

1950年,周尧和从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3年后被公派到前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冶金系深造。从机械工程转读冶金,开始俄语又不过关,但他凭着每天学习十六小时以上的毅力,半年时间就自修完了冶金专业本科的所有课程,并在学业上暂露头角。留苏期间,他发明的铸型表面高温强度测试方法和装置获苏联创造发明专利,关于造型材料退让性的博士学位论文,因见解独到,被收入前苏联的高等院校教材中。1957年获得前苏联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圆满结束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学成归国后,周尧和被分配到西北工业大学,领导组建铸造专业。靠着满腔热忱,他和同事们白手起家,经过5年努力,硬是在西北工业大学建起了当时国内最为先进的铸造实验室,西北工业大学铸造专业也因此跻身国内领先水平。此后一个时期,围绕液态金属停止流动的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充型能力的计算方法,利用绝热涂料解决了航空大型薄壁铸件的欠铸问题,研究成果被收入我国高校铸造专业的教科书。

上世纪70年代,周尧和提出用效能系数估算保温冒口效益的新方法,并研制出新型保温材料,使铸钢件实收率提高20%,冒口耗用金属减少40%,在全国推广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979年9、10月间,第46届国际铸造会议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这是恢复中国在国际铸造学会席位后的第一次世界铸造会议,周尧和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被特意安排在10月1日那天进行第一个大会学术报告。当他用朗朗之声将作为中国官方论文的“保温冒口研究”宣读完毕时,全场掌声雷动,国际同行无不为演讲者精湛的演讲技艺和高水平的研究工作所折服,所宣读的论文也被评为大会优秀论文之一。代表团回国以后,《铸造》《光明日报》等媒体对之作了广泛的宣传报道。从此,周尧和先生为国际铸造界同行刮目相看。以后周尧和又分别于1983年(开罗)和1985年(墨尔本)参加了国际铸造会议,成果也获得了1986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88年,周尧和被推选为全国铸造学会理事长,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铸造会议上,被选为国际铸造学会的执行委员,开始正式介入了国际铸造界领导层的活动和工作。从1989年到1992年,周尧和出任历次国际铸造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1992年,任国际铸造学会副主席,1993年,升任主席,为争取1995年第61届国际铸造会议在中国召开做了大量的工作。1995年,第61届国际铸造会议首次在中国召开,以周尧和为代表,中国铸造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世界舞台。

二、中国铸造专业的第一位院士,开辟生态材料新方向

上世纪80年代,周尧和主持了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大型铸件凝固组织控制”,采用计算机模拟和物理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在优化浇注系统和外冷铁设计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其宏观偏析形成机理与控制研究被鉴定委员会认定为国际先进水平,由此成功解决了葛洲坝大型水轮机叶片铸造成形及30万千瓦发电机组高压外缸铸件的凝固质量问题,克服了因补焊而产生的叶片气蚀现象,叶片寿命提高20%。成果获得了1986年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年,因应铸件轻量化发展需求,周尧和主持发明了“调压成型精铸法”,实现了轻合金薄壁异型构件的高精度成型,该技术在精密机械、航空航天、电子和通讯领域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优势,在法国国际展览会上赢得赞誉的同时,获得了1990年国家发明三等奖。

这一时期,由于认识到金属凝固理论是铸造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周尧和积极倡导在国内开展金属凝固理论的研究,开始了个人历史上的第二次创业。在借来的房子中,他带领课题组的老师和研究生加班加点,向新的科学高峰攀登。随着透明模型合金凝固与晶体生长实时观测实验室、快速凝固实验室、定向凝固实验室、计算机模拟实验室等实验基地的陆续建成,一批批成果也相继问世了,大型铸件凝固控制、强制性凝固组织形成原理、大型铸件凝固过程宏观偏析形成、大体积液态金属深过冷与快速凝固、凝固前沿动力学与形态选择等,每一项成果的发表,无不吸引着国际学术界的关注。1988年,在原西北工业大学铸造实验室的基础上,“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准建设,周尧和的凝固理论研究团队在国际上也名声鹤起,国外学者纷沓而至,希望开展合作研究。周尧和也因其对中国科学与技术进步所作的巨大贡献,于1991年被选为全国铸造专业的第一个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同期获得了5项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还是在任国际铸造学会副主席期间,周尧和负责主持主题为“铸造和环保”的技术论坛。他发现,世界上很多矿产资源正在趋近枯竭,如果不开源节流、有效地循环利用,一些矿产将在几十年中被人类用尽。为此,周尧和1996年应聘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建立了生态材料学梯队,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次创业。他一方面开发先进的金属材料回收技术,以提高循环利用率;另一方面研究提高金属材料性能方法,以节省材料的使用。经过十余年时间的拼搏,他领导的梯队在金属熔体纯净化和高性能材料合成方面获得了数十项国家发明专利,并开始向社会提供成套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与此同时,相关基础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快速凝固理论、块体金属玻璃的成分设计理论、块体金属玻璃的塑性变形、电磁场作用下金属熔体中夹杂物的运动规律等方面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获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4项。

三、“从严、重导、求新”,立足国内培养高水平研究人员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的数十年里,周尧和始终把教书育人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无论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和问题,课堂上的他总是精神饱满,侃侃而谈。周尧和在文革前即已是教学楷模,所教《铸造原理》课被树立为国防科工委高等院校的样板示范课。其深入浅出的讲述,准确清晰的概念,丝丝入扣的推理,整洁美观的板书,发人深思的问题,以及从无赘言和从不出错的精确,构成一个感染力极强的科学系统。学生从中学到的不仅是扎实准确的知识,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的科学方法,更有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被美仑美奂的精妙学问激发的探索热情。

1981年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后,周尧和先生已是享誉神州的学者,众多学子慕名来到他的门下求学,培养研究生成了他另一重要任务。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体会,周尧和先生总结出了一套“从严、重导、求新”的教学方法,1989年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从严”,就是要求做事一丝不苟,学术上要有“一流水平”。他的学生从来没有见过周尧和发脾气,他也极少责备人。但在他面前,学生们总是有种敬畏感,甚至有些战战兢兢,生怕自己做得不够。这种严,不仅体现在研究计划的制定、实施和数据结果的分析上,乃至对论文中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求弄得很准确。他的学生常讲,周先生修改过的文章,可以说是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变得不完美。

“重导”,就是要求学生要有悟性。他对学生信任并“放手”,让学生自己去探,用悟性去体会,而不是越俎代庖地告诉你怎么做。周尧和认为,只有逼着学生去动脑经、想办法,学生的能力才能得到培养,潜能才能得到发挥。

“求新”,就是要求学生做研究起点一定要高,一定要搞新的东西,一定要做世界科学前沿的。周尧和对学生的评价,不是简单看你写了多少篇文章,更重要的是要求能说清楚学术上有哪一点的贡献是你的。

进入九十年代后,博士生数量越来越多,并日渐成为高校科研工作的主力军。如何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就成为了重要的课题。总结过去几年培养研究生的经验,借鉴发达国家培养博士生的方法,周尧和认为,培养博士生,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学位论文题目要有挑战性,甚至带有比较大的风险,不仅实验方案要学生自己设计,甚至连实验装置都要自己搭建,唯有这样,才可能引领世界。再就是要放眼世界,掌握领域内各个团队的研究进展,同行间经常交流的同时,利用好国内外的研究条件。周尧和从不轻易否定学生的想法,即便是“奇谈怪论”,也主要是提出学生逻辑上存在的问题。博士生课程教学,他也一改传统讲课模式,给学生一个大纲,让学生自己去学,导师不定期检查,课程小组定期听学生汇报。这套“立足国内培养高水平博士研究生的途径”,获得了1993年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后,博士生开始主要由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人构成,他们在强调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集体观念有所淡薄,周尧和又不失时机地以生态材料学的英文单词Ecologicalmaterialogy开头三个字母“ECO”作为课题组师生的座右铭:“Excellent、Cooperative、Original”,即“卓越、合作、原创”,要求要有出色的成果、合作的气氛和创新的思维。周尧和对课题组成员和博士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有志气,教师要有志气成为组内最优秀的成员,学生要有志气成为课题组内最优秀的研究生。但这还不够,学生要有志气赶超自己的老师,超过世界上的名家,没有这种成为杰出人才的志气,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二是要讲团结,竞争意识是要有的,但不是组内的明争暗斗,而是和国内外同类研究小组的较量。要想在这种较量中取胜,课题组必须是真城合作的集体;三是肯拼搏,不能只有愿望而不付诸行为,要赶超别人,就要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就要创新,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劳动。后来,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环境,他又进一步提出,课题组的教师和同学要“心怀祖国,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的数十年里,周尧和院士先后培养博士50余名,硕士30余名。其中,1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7人获国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8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30余人在国内外大学和科研机构任教授。先后发表各类学术论文500余篇,出版专著1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国家发明奖1项,省、部级科学技术奖13项,1991年获国防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197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6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同年被航空工业部命名为“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优秀教师。1987年,作为航空工业部和兵器工业部受表彰的20位专家之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89年,被全国教育工会授予为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教育工作者称号,并获“尊师重教、为人师表”奖,是全国10位受表彰的优秀教育工作者之一。1991年,获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授予的最高荣誉奖——“科技成就奖”,成为该会成立55年来有重大贡献的10名科学家之一。1991年,获得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颁发的航空工业个人最高荣誉奖——“航空金奖”,成为获此殊荣的10名专家之一。1997年,当选亚太地区材料科学院院士。2011年,获上海交通大学“杰出校友卓越成就奖”。2012年,获首届“中国铸造终身成就奖”。

获得“航空金奖”不久的1992年12月21日,周尧和收到了来自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的贺信,信中表示“得知您荣获中国航空工业颁发的最高荣誉奖励—航空金奖,这相当于中国航空工业的‘诺贝尔奖’。我作为中国第一个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对您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中国正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胜利前进。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下一世纪初,华人科学家必将领导人类科学新潮流。祝愿您在航空工业发展上做出新的贡献,祝愿您在新的科研领域里取得新的成就。”周尧和院士在其职业生涯中,忠于职守,成果卓著。2012年,周尧和获得了“中国铸造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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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6 11:5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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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6 11:5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樊会涛:惟知跃进 惟知雄飞

革命先驱李大钊曾经说过:“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惟知跃进,惟知雄飞!”从樊会涛进入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开始,这句话就铭刻在他的心里,给了他莫大的勇气和信心,激励着他在空空导弹研发的广阔天地内不断开拓,攀登科技高峰。

今天,作为中航工业副总工程师、航空装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会涛已经是中国空空导弹事业的领军人物。五十载春秋风华,三十年丹心铸箭。创新,是他不懈的人生追求和拼搏的主旋律。他带领着重点型号研制团队,填补了我国空空导弹发展领域的多项技术空白,成功实现了研发方式从跟踪发展到自主创新的跨越。

报国梦:潜心铸箭壮国威

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上个世纪末。

当时,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的作战样式震惊了世界,也揭示出夺取制空权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性意义。作为夺取制空权的主要武器,空空导弹是空中实力较量的关键。乘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世界强国纷纷更新换代武器装备,先进设计、先进技术层出不穷。一旦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后果将不堪设想。

强我国防,壮我国威,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拍板研制我国新型空空导弹。作为空空导弹的“国家队”,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将承载起新时代的使命。汲汲于多年从事空空导弹研制的经验,汇聚两代人的智慧和力量,导弹院人要紧跟世界发展的潮流,开创中国空空导弹的新篇章。

樊会涛,就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怀揣着“航空梦”,他来到洛阳,投身到空空导弹这个领域中。当他第一次扛起新一代重点型号总设计师的大梁时,还不到38岁。他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么重。空空导弹包括八大组件,8000多个元器件,牵涉100多个学科领域。复杂的系统,高精尖的技术,是以往的研制型号中绝无仅有的。而新型空空导弹,一跨越就是十几年,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十几年的课补过来,难啊!没有过硬的技术实力和献身精神是啃不下这块硬骨头的!

面对使命与责任,期许与疑虑,年轻的樊会涛不止一次在科研楼前的林荫道下思考、徘徊,他反复告诫自己:“能承担重点型号任务是人生的幸运,是一个绝好的报效国家的机会,就是搭上性命,也要把这个型号拿下,让自己的人生因重点型号而与众不同!”

顶住压力,斗志昂扬,樊会涛和团队成员们义无反顾踏上了型号研制的征程。当首发产品试验失利的时候,他没有气馁、沮丧,而是憋着一股子劲,带领大家共同实行“712”工作制。他们集中就餐,有什么问题,就在饭桌上讨论,节约时间投入工作;现场哪里有问题,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及时排故保障进度。他们的身影活跃在办公室、会议室,他们的心脏与数据、曲线一起跳动。当第一轮攻关结束,紧接着还有第二轮第三轮的攻关。每一次进展增强了他们攻克难关的信心,每一次挫折更让他们认识到科学研究的艰难和无情。

“科学是六亲不认的,它不喝茅台酒,不抽大中华,唯有精益求精,勤于思考,实事求是,集思广益,慎之又慎,遵循规范,严格考核,做到一次成功,方能求得生存与开拓。”这是樊会涛通过型号研制所归纳出来的科学态度。他把这些看作是科研成败的命根子。在质量问题上,樊会涛显得异常严格,要求严把设计、试验、生产等各环节质量关,使研制全过程信息反馈闭环、问题及时归零。在研制工作中,他是公认的完美主义者,最不爱听的话就是“差不多”。常常强调说:“发射试验要求就是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九就不行。”面对汇报,他要参试人员回答行还是不行。如果有人没有把问题说透,他决不放过。每天的试验数据他都详细过问,亲自分析。每天送来的报告文件,他看得很仔细,连标点符号和错别字都不放过。文件上总是写满密密麻麻的批注,有时甚至连页眉页脚再也塞不下一个字。为了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他虚心向别人学习,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包容各种不同的思想,营造一种特别容易沟通的氛围;他也批评人,虽然句句击中要害,却从来都是慢声细语。凡是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无不为他严谨、民主的作风所深深感动。

樊会涛常讲:“天道无亲,天道酬勤,搞科学研究,唯有苦干、实干加巧干。”三个“干”字,概括了他的科学精神。正是凭借这股子精神,樊会涛和他的团队十年跋涉,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以优异成绩圆满完成该型号的设计定型,推动事业的跟踪发展,实现了我国空空导弹的历史性跨越。在祖国的蓝天上,写下了导弹院人的报国梦。

强国梦:敢上九天缚苍龙

更远、更快、更高,始终是樊会涛不懈的追求。

新型产品是由我国自主研制,对抗世界先进水平的利箭。它要求看得更远、打得更远、性能更强。因此,它的研制首次采用了竞标方式决定承研单位。这是对我国空空导弹现有技术和能力的一次飞跃,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未来空中战场的能力,关系到中航工业的创新能力,关系到导弹院的生存与发展,是中航工业和导弹院的“生命工程”。

重任又一次落在了以樊会涛为代表的新一代铸箭人上。这一次,为了实现中国空空导弹的跨越,他们毫不畏惧,迎难而上:“作为‘国家队’,我们不但要和国内的对手竞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和世界上的强者进行竞争。这样,我们的技术才能得到提升,我们的事业才能常青。”

本着“有效攻击新型目标,全面超越竞争对手”的目标,樊会涛带领研制骨干们,集思广益,对竞标工作进行总体策划。围绕四大关键技术,他们大胆创新,决定采用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方案,首次将新技术应用在空空导弹上,这将极大提升产品的性能和竞争实力。然而,该方案在国际上尚无应用先例,技术难度太大,风险太高。究竟创新是否可行,一切都是未知。

“坦白说,采用新部件,不仅评审专家们意见不一,就是在首长和机关那里的阻力也很大。我们自己对于能不能打成,能不能满足性能要求心里都是没有底的。”一位型号副总师的一席话,确实代表了当时型号线大多数人的心声。

面对竞标的压力和重重质疑,樊会涛没有退缩,他带领研制人员,通过反复计算、比对与思考,坚信采用新的技术方案,在技术和工艺上是可行的,唯一需要的就是吃透原理,吃透技术,用实实在在的成果来证明自己。

这是险中求胜的一招棋,成功与失败、困难与希望交织在一起。樊会涛带领研制团队埋头苦干,背水一战,一干就是三年。他们紧盯研制目标,科学谋划,砥砺前进。外协部件性能上不去,就依靠自己研制;试验性能达不到要求,就反复运算、选型、验证;一个个不曾预料的问题暴露出来,就不怕麻烦,把方案推倒重来,寻求更合理的道路。无数次的“白加黑”、“711”,专注于每一个细节,不放过每一个疑点。从原理设计到实际验证,先后两次大规模更改,不计其数的细微改进,使设计方案逐渐固化下来,技术状态也趋于稳定。

随着研制工作深入,问题越来越多,风险也越来越大,樊会涛带领研制团队一起直面挑战,奋战到底。他提出试验工作要“从难从严考核、充分暴露、彻底解决”的总体方针,针对关键技术,他带领团队开展封闭式“大会战”,争取问题早日解决,关键技术早日见底。他要求在研制中坚持“三提升、四试验、五加强”,不放过质量问题,不遗留质量问题,不带质量问题上天,确保产品稳定可靠。在型号研制最困难的时刻,樊会涛和大家一起坚守在现场,他记不清究竟开了多少次协调会,也记不清拍板了多少次决策。就在新年的第一天,樊会涛和大家还一起在茫茫戈壁,战黄沙、斗冰雪进行试验。一沓沓厚厚的笔记本,一张张机票和车票,见证他不眠不休、转战千里的毅力和意志,也鼓舞着研制队员们咬紧牙关、超常拼搏。型号线的一位职工回忆说:“那个时候,依靠樊总坚持不懈的指导与鼓励,我们才能走完全程。”

一战到底的决心,坚韧不拔的毅力,让研制团队啃下了一块块“硬骨头”,把多个“不可能”变成“可能”。作为竞标方案最核心的新部件研制任务,经过多年的拼搏,终于打通了技术原理。当看到装着新型部件的产品直接命中目标那一刻,樊会涛和大家一道高兴得跳了起来。千辛万苦没有白费,导弹院创造了“一次成功,个个成功”的优异赛绩,以远超对手的创新设计和过硬的技术、质量实力一举中魁,刷新了中国空空导弹的试验纪录,迈出了开创性的第一步!

樊会涛常说:“如果你了解我们跋涉泥泞的艰辛,就会理解我们为什么对鲜花如此珍爱!”追寻强国强军的梦想,凭借不屈不挠的意志,他引领着中国空空导弹事业实现了从跟踪发展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为祖国的战鹰装上尖锐的“钢牙利爪”。

中国梦:日积跬步为蓝天

追逐梦想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

现代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空中实力的较量,空中战场正在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战场,谁掌握了制空权,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从跟踪发展到自主创新的跨越,接下来我们争取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领先发展。我们不能追求第二,只能追求第一,第二就意味着失败。我们应该有这种雄心壮志,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发展的使命、紧迫的现实,驱使着樊会涛和他的同事们向着更远的目标进发。

今天,樊会涛与他的战友们已经在考虑更新一代产品的研发。把握军事需求和科技发展趋势,他提出新一代导弹新的发展需求和支配性技术发展主题,集中力量向核心关键技术发起冲击。他更进一步提出必须坚持“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的发展思想,规划了未来二十年的发展路线图,把眼光瞄准了世界领先的未来。

未来的道路应该如何走稳走好?如何让风险最小化?对此,樊会涛有自己的心得。从事空空导弹事业30余年,他一直在总结和探索空空导弹的发展特点和规律。“不能探索出规律,总结传承,我们的事业发展可能还会走弯路,踩老坑。”作为空空导弹领域的技术带头人,樊会涛常说,“我有义务和责任,带领大家总结以往型号的经验和教训,让大家共享成果。”

在导弹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他担任总编,主持编制《空空导弹设计丛书》。该套丛书共十二个分册,300多万字。这是我国第一套系统阐述空空导弹设计与工程研制知识的专著,是对空空导弹四十年来工程实践的高度概括、精心提炼和理论升华。为了编好丛书,樊会涛在百忙之中仍挤出难得的休息时间,梳理思路,收集资料,虚心向老专家们学习请教,常常直到深夜,他的办公室里还传来热烈的讨论声。

为了更好地消化理论,掌握知识,樊会涛带领型号团队,先后总结出型号研制十二准则、空战制胜“四先”原则等一批简明扼要的研制理念,供大家学习领会。他主编或组织编撰的《空空导弹方案设计原理》《空空导弹70年发展综述》《故障启示录》等著作,成为科研人员案头必备资料。这些探索和总结成果,饱含着他巨大的心血,见证着他对空空导弹事业的热爱与付出。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樊会涛深知,没有世界一流的创新人才就研制不出世界一流的先进导弹。他特别重视对年轻人才的培养,鼓励他们尽快成长,脱颖而出,殷切希望他们能够“献身航空、崇尚科学、学会做人做事”。在成立型号线时,他要求必须要有中青年的副总师和主任设计师,要让年轻人在型号中摔打磨炼,研制一个型号,培养一支队伍。每次开技术讨论会时,樊会涛都要求先让年轻人发言,他说:“不能老同志说完年轻人就不敢说了,要让年轻人独立思考,不善于思考的设计师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师。让年轻人尽快成长起来,工作也就一代代传承下去了。”在他的悉心培养带领下,不少青年才俊已经崭露头角,走上型号副总师、主任设计师岗位,成为型号研制的中坚力量。

“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那崎岖的小路上攀登、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悬挂在樊会涛办公室的一幅书法中堂,道出了他坚持创新、不断突破的源泉与艰辛。作为一名型号总师,樊会涛孜孜以求的是型号实力的领先,倾心聚力的是航空事业的腾飞。从事型号研制三十多年,他先后获得“第六届光华工程奖青年奖”、“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建设工程重大贡献奖”和“第二届国防科技工业杰出人才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当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国防发明专利10项,出版著作3部,发表论文30余篇。面对荣誉与掌声,他并没有止步,继续在型号研制中奋力求索,要让我国新一代空空导弹领先发展,跻身世界先进空空导弹的前列!

这是樊会涛的报国梦、强国梦和中国梦,也是一名航空人报效祖国的赤子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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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6 12:0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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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6 20:0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敢为一流的型号“宗师”——记航天科工朱坤

听朱坤总师讲述型号研制经历,觉得像听科幻电影剧本,这一点也不稀奇。现任中国航天科工三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朱坤,是一名负责国家杀手锏武器研制的型号总师,他和他所研制的型号被称为“厉害的角色”,就像影片《战狼2》中的冷锋、《007》中的詹姆斯邦德。

“解决100多项关键技术,取得300多项发明专利。他主持的某国家新一代潜射反舰导弹系列武器跨越式提升我国反舰导弹水平,推动海军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 卫战略转型;某反舰系列导弹全面装备多型飞机和舰艇,成为海军空军主战装备。”这是对朱坤的介绍,而当人们脑海里带着这些信息初次见到朱坤本人时,他休闲 的着装、平易的微笑、朴实的语言和手中的保温杯则更具冲击力,留下更多想象空间。

失败是扭转乾坤的佳机

某型号首次演示验证试验当天,晴空万里,试验场周边细细碎碎的声音时而急促、时而舒缓,一如试验队员起伏不定的紧张心情。

之前,针对一项关键技术的试验进行了10多次,70%遭遇失败。在当时的情境下,专家们并不看好,就连用户也发出了疑问:“他们能行吗?”果不其然,试验 前的两次测试任务均以失败收场。然而,队伍的士气并未因此受挫。大家没有过多纠结当天的试验结果,而是迅速回到各自的岗位上,把各项数据集中到一起,盯紧 每一个环节分析问题,讨论到深夜,定下将要采取的措施。转天的试验现场,队员用力控制着每一口呼吸,以使自己保持镇定。一道白光闪过,在场的人眼睛都瞪圆 了,几秒钟的安静像持续了几个小时,忽然,震耳的掌声将人们“唤醒”,也点燃了现场的热情。

后续三次试验接连获得成功,一些队员忘情地呼喊着,更多人眼中闪着泪花。直到当天夜里,很多队员谈及白天的一幕幕,还不时地攥紧拳头,摆后羿射日状,口中发出“耶!”的一声,兴奋不止。

如今回想起这段经历,朱坤感慨:“原本的计划是一次能行就是成功,真没想到从那以后,数十次试验连续成功,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组成每个产品的零部件数以十万计,能做到100%无误难度可想而知。事后,很多人称之为奇迹。

团队成员介绍,这一型号的技术创新率高达70%,而以往型号能达到30%~40%就已处于创新率的高位,这也意味着朱坤和他的团队面临着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

在一次动力试验中,悬挂装置上的试验品在点火后突然飞向试验间侧墙,把墙洞穿,试验品落到了路上。“好在没有人受伤,但大家惊出了一身冷汗。”如今,队员 们对这一幕仍心有余悸。在一次国内从未进行过的关键部件试验中,十几次启动过后,要么部件被烧坏,要么产生控制力不足,80%都失败了。此外,部件爆炸、 开裂等突发情况也时有发生。

2016年底,一次型号试验结束后,朱坤和试验队员们欢呼了起来,这次关键的成功也让大家激动的泪水流得更加忘情。

作为长沙人,朱坤非常推崇曾国藩的名言“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当你沉浸于研制其中,专心 钻研,心无杂念,失败就让你离成功不远了。”朱坤和众多技术人员有着这样的共识。他的果敢让人拍案叫绝,这也使他带出来的队伍压不垮、打不烂。

一代宗师“吵”着创新

新一代潜射反舰巡航导弹系列型号是国家重大型号,朱坤主持型号预研、立项、研制、批产全过程,在核心技术上自主创新,主要指标国际领先,综合指标国际先 进。但在预研立项时,很多人质疑:“你们比国外同类型号‘迷你、轻便’,指标还要比人家翻倍,凭什么?”“凭我们中国人聪明,凭我们敢想敢干。”朱坤以近 乎条件反射的速度回答。

当时,朱坤提出的想法,被解读为“各项指标成倍翻番,非常吸引人”。但他的老领导表示坚决反对,认为朱坤不可能实现这个想法,甚至拍着桌子和他大吵。朱坤一边讲述自己的理由,一边把具体的实施方案拿给老领导看。最终,老领导被说服了。朱坤称之为“吵出来的创新”。

一位上级领导听完型号汇报后吃惊地说:“这是一代宗师啊!”朱坤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这个提法太高了。”7名院士对该型号做成果鉴定后,作出了“主要性能指标世界领先”的评价,被称为“鲜有的最高评价”。

如今,在加工该型号某一部段时,接触到的技能人员都会不禁赞叹:“真薄啊。”正是这些近乎苛刻的要求让型号具备了卓越的性能。

在三院,“朱坤带领的团队胆子最大、最敢干”已经成为公认,创新成为了这支团队前行的驱动力,而朱坤就是团队创新的灵魂人物。

“要赢得立项,必须通过创新超越前人”,这是朱坤一直在团队推行的思想。“我的思维比较开放,不受约束,所以能提出很多奇怪的想法。”朱坤将此归因于一种随性的性格。

虽然以当年高考成绩被清华录取是分分钟的事,但朱坤将父母期望的清华放在了第二志愿,将北航填在了第一志愿,随后他如愿以偿地从事了钟爱的航天事业。

“创新离不开一些怪想法,但奇思妙想也需要继承和积累。”在朱坤看来,团队经验积淀是创新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的运气比较好,承担了承上启下的角色,经 验丰富的老一辈专家手把手带着我参加了国家重点型号的研制,后面来的这一批年轻人敢想敢干,我带着他们一起奋斗,把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传给了新 人,成就了一个创新团队。”

目前,朱坤的团队中已有32人担任不同型号总师、副总师。他担任研究生导师培养出硕士38人、博士后1人。他将科学严谨的学风和敢闯敢创的作风传给学生、助手和身边同事。

路在脚下 实践说话

在朱坤看来,与优秀的人为伍是一件快乐的事。他觉得自己是受了前人的影响:“在三院三部工作时,跟着几个老专家学了好多东西。比如刘总,因为敢想敢干,人称‘刘大胆’,还有姚院士、马老都是有想法、能充分听取大家意见、鼓励年轻人放手去干的人。”

今天,朱坤像当年自己的领导一样,带领着年轻的团队披荆斩棘。朱坤和大家约定:“可以不墨守成规,不迷信权威,我说了,你也可以说,也可以吵,但核心是要提想法,必须讲明白为什么这么做,是怎么推出来的。”

朱坤嘱咐团队成员,要在大胆创新的基础上小心求证,不能光敢想,还要能实现。因此,团队中的成员多有质疑精神、严谨的思维和超强的执行力。

“用技术说话、用事实说话”是朱坤在团队中提倡的另一个指导思想。在一次零部件改进工作中,新人提出的方案与老同志的方案存在巨大差异。新同志阐述了自己 的设计缘由,老同志则列举了之前哪些型号采用了自己这种方案,稳定性毋庸置疑。结果,双方争执不下,最终,朱坤当了裁判:“做试验吧。”

试验现场,老同志的方案使该零部件性能瞬间提高了50%,的确有效,但最终零部件还是折了;新同志的方案使性能提升了120%,并且仍在增长……孰优孰劣,立见分晓。最终,新同志的方案被采用,并被三院很多其他型号选用和参考。

朱坤在国内首次提出亚超结合潜射反舰导弹总体方案,解决大射程与超声速突防双重难题,比俄罗斯和美国的导弹更短更灵巧,射程更远。同时,他提出水下有动力 有控发射方案,主持突破海上复杂环境下各种技术难题,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型水下点火导弹。该型号国内水下发射深度最深、适应浪高最高。

此外,该型号国际首创随海况自适应超低空掠海飞行技术,创造世界上掠海飞行高度新纪录。而朱坤首次提出的反舰巡航导弹“360度”全向方案,使我国潜射反舰导弹攻击区域扩大600倍,是我军在复杂电磁环境下命中率最高的反舰导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国防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央企业劳动模范、国防科技工业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511”人才、国家津贴、中信航天防务人才奖、高新工程重大贡献奖……这众多荣誉的获得者就是这位“接地气”的型号总师朱坤,而这些荣 誉则与那句“失败是一个经历,不是一个结果,咱们目标很明确,最后肯定是成功”相映成辉。(文/王绍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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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7 09:1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领跑者彭承志:与量子对话的人

2017年5月5日
中国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项目科学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和卫星系统副总设计师彭承志,从事量子物理研究已经十多年,他和实验团队的研究,使量子通信从实验室走向太空,从基础前沿研究走向实际应用。不仅如此,随着墨子号量子卫星的升空,彭承志和他的同事一起开展了一系列天地之间的量子实验,正在让中国的量子通信领跑世界。

他将微小的量子变成通信密钥,为国家通信安全提供有力保障;他与遥远的墨子号进行星地对话,开展千公里级别的量子实验。他是中国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项目科学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彭承志。在微观的量子世界里从事科研,他甘之若饴,从容面对,用一项项科学发现和实际应用,领跑世界。

4月份的一个夜晚,在量子卫星过境的瞬间,彭承志和实验团队通过位于丽江的观测站和天上的卫星进行了7分钟的数据传输。这样的星地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

2016年8月16日凌晨,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墨子号”将首次在国际上开展空间量子科学实验研究。彭承志和实验团队设计完成了星地量子科学实验中最关键的两个部分:量子有效载荷和量子通信地面站。


彭承志:这边摆的就是我们量子卫星上的载荷,我们叫鉴定件,它跟这个天上的飞行件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以往的量子纠缠源又大又笨拙,里面布满了各种光学器件和结构器件,但是这么大的纠缠源根本放不进卫星里,彭承志他们大胆出新,把量子纠缠源的光学器件和结构器件做成了一个一体机,既稳定又灵活。

彭承志:我们看一下它是可以动的,这个望远镜呢就会对准另外一个地面站,把这个纠缠光送到另外一个地面站去,通过这样一个装置,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量子纠缠光子分开到一千公里的这个尺度上。

十七年前,正在中科大读博士的彭承志,加入潘建伟教授组建的量子信息实验室,他的任务是在地面做量子传输实验。2003年,在合肥大蜀山,彭承志带领团队进行了第一次远程的量子通信实验。

彭承志:我们那个时候激光器的功率很大,纠缠产生的效率又很低,所以一定要水冷,但是我们在那个山顶上,没有自来水,我们搞了两个大水桶,一个水桶的水就这么旋转过来,就是这样冷。

用买来的天文望远镜自己搭建整个收发系统,就是这样小米加步枪的组合,成功完成了10公里级别的实验。后来,实验的难度不断升级。那时候,还没有量子卫星,彭承志和团队的任务,就是如何在地面模拟天上的卫星做量子通信实验。在青海湖进行的模拟实验中,他们甚至用到了热气球和卡车。

彭承志:工程师说那你肯定要模拟整个链路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在青海湖那里,2011年,距离一下就做到百公里链接,彻底验证了这个卫星的可行性。



2011年底,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正式立项,彭承志和团队要开始研制空间量子实验的载荷,进行真正的星地量子科学实验。在当时,世界上从未有任何国家做过相关的实验,毫无疑问这种想法风险极高。

记者:当第一次要从地面转为天地之间的情况的时候,你们不害怕吗?

彭承志:害怕呀!火箭发射的过程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那个时候压力会很大,但是压力再大又怎么样呢?就好像打仗的时候,你那个碉堡在那里,再怎么难炸你也要去炸呀。

将近4年半的时间里,研制工作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眼看卫星载荷终于做好了,可就在卫星总装测试的最后阶段,彭承志和同事突然发现,卫星携带的激光发射设备,功率正在逐渐衰减,设备出现了致命的问题。

彭承志:因为如果这个激光器到了天上,真的最后不能用了,那我们所有人十年的心血就没有了。我们当时的选择,要么就带着问题上天,要么,把问题找到,而且必须要在一个月之内把这个问题找到定位到。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激光器的故障终于得到彻底解决,赶上了2016年最后的发射机会。卫星上天八个月以来,激光器状态非常良好。

中科大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 汪喜林:我觉得彭老师也是一个特别有毅力的人,在合肥大蜀山上面完成了一个十几公里的信号传输,一直走到今天,到2016年又实现了几百公里,彭老师沿着这一个方向不断开拓创新,非常难得。

量子卫星在轨运行八个月后,彭承志现在的目标是要突破夜间实验的局限,使量子通信可以在白天进行,从而为未来利用高轨卫星进行量子通信打下基础。下一步,他们还将与欧洲同行合作,开展“洲际量子密钥分发”实验计划。

彭承志:通过我们的量子卫星,要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立起量子密码。以后我们的卫星可以成为一个公共的密钥分配平台,我们确实很幸运,动作快,决策也快,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也争气,我们就开始甩开同行,我们有压倒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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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7 09:1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尹玉:铸造国之重器,让中国雷达稳站世界第一梯队

从喜马拉雅山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甘巴拉英雄雷达站”(海拔5374米),到南沙群岛的大型监视雷达,国之重器“三军之眼”布下天罗地网,默默守护着祖国每一寸土地的安全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尤其是国防科技工作者的攻坚克难和艰辛付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研究所(以下简称38所)雷达结构设计师尹玉就是其中的一员。

“设计世界上最先进的雷达,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筑梦中国之盾,守护祖国大地的安宁祥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国防科技工作者,尹玉将以引领国家实体空间安全的智慧感知为己任,在主动攻克难题中不断创新,为打造新时代大国重器而奋斗着。

梦想苦练内功开启全新征程

尹玉生于1994年,2016年硕士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制造工程专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多重就业选择的他,毅然决然回到家乡安徽走进38所。

“我本科、研究生期间学的都是和飞机、导弹设计制造相关的专业,现在从事的工作却是雷达设计,而雷达的一部分功能是用来探测这些目标的。”说起自己的职业选择,尹玉直言有点戏剧性。


尹玉是个喜欢不断挑战自我的人,凭着对雷达设计的一腔热爱,初出茅庐的他铆足了干劲,在全新领域开始了科技研究之路。刚开始工作那段时期,他会从图书馆、同事那里借来大量雷达相关的书籍和资料,利用业余时间研读,并积极向他人请教。

尹玉的刻苦努力,领导都看在眼里,认为他是个好苗子,便有意识地多给他项目、压担子。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他从最“简单”的芯片布局和板卡插件设计开始,到现在已经熟练掌握模块至系统整机的研发设计,并先后承担了重点型号和课题研制任务20余项。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就去了6次新疆,进行产品测试调试,做一些实验。”2016年8月,某新型雷达作为我军下一代主战装备预研项目“亮剑”新疆某戈壁滩执行检飞试验任务,尹玉主动请缨,放弃原本规划好的高温假,远赴大漠戈壁磨练自己。

清晨,天刚蒙蒙亮,尹玉一行就从驻地驱车前往大漠深处的雷达阵地。一到中午,骄阳似火,酷暑难耐,即便是做过一些简单的防晒,几周下来他的胳膊和脖子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晒伤。

“我们午饭一般吃盒饭和泡面充饥,每次一阵风吹过,米饭里会飘进好多沙子。”尹玉苦笑说,大漠戈壁中的空气中有很多沙尘,在外面待一会再回屋里洗脸,能洗掉一层“泥”。

在新疆工作虽然十分忙碌、艰苦,但是尹玉也会忙里偷闲,日落时分静静感受丝丝微风的温柔,欣赏浩瀚大漠的广袤无垠,对话深蓝夜空中眨着眼睛的点点繁星……新疆对他而言,是苦的,更是美的。

作为国防科技工作者,连续几个月连轴转驻扎在偏远山区是家常便饭,“去年9月份的一次出差,我先去了趟海南,紧接着飞去了东北,之后又直接去了新疆喀什,这三个地方连起来差不多能画出中国境内最大的三角形。”尹玉笑着说,这次前前后后大约一个月时间的出差任务让他印象深刻。

使命创新进取托举雷达强国梦

1988年以前,38所还坐落于贵州山区,在那里,老一辈雷达科技工作者兢兢业业刻苦钻研近20年,终于自主研制出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填补了中国雷达史上的一个空白。

如今,在38所新区门口的广场上,一个巨大的雷达雕塑格外引人注目,这座取名为“使命”的雕塑正是以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为原型创作的,象征着38所以国家使命为己任,与时代同行的创新、开拓、进取精神,也激励着包括尹玉在内的一代代38所雷达科技工作者继往开来续写使命担当,为使中国雷达稳站世界第一梯队奋力前进。

2018年6月,38所自主研制的空警-500预警机雷达成功入选2018年度“世界十大明星雷达”,这是利用先进的数字阵列雷达技术构建新一代预警机伟大设想的成功实践,实现了“小平台、大预警、高性能、新一代”的目标。而这一伟大成功的背后是一群年轻的设计团队,24岁的尹玉就是其中的一员。

“型号攻坚的关键阶段是一个不断建模、迭代、改进的优化过程,一直到定型投产,我们不停地奔波在设计室、实验室、试验阵地现场和工厂一线,还需要不断地协调设计生产的各个环节……”回忆起空警-500预警机雷达的研制,尹玉坦言并不轻松,他几乎每天都要设计十几份图纸,经常加班到凌晨才下班回家,而这一坚持就是三个多月。

在38所,80后、90后青年人已然是奋斗在科研生产一线的骨干,90后常被冠以的“个性”“张狂”等标签并没有在尹玉等科技工作者的身上得以体现,他说:“我身边的90后同事工作起来都非常认真负责,大家都在积极思考钻研国内外先进技术,致力于电子信息产品的创新设计工作,为下一代雷达的研发提供核心技术储备。”

“实现强国目标,就要一代接着一代苦干实干。新时代的科技工作者在科技创新前沿应当信念坚定、能成事、敢担当,要忍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尹玉说,要想真正扎根军工行业,就要有极高的奉献精神、责任感和使命感,每一位38所军工人都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地诠释着“使命”的深切含义,为铸造国之重器贡献着青春力量。(中国青年网记者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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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7 19:5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玉宇琼楼把剑临风
  庄逢甘小档案

  中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世界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空气动力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反邪教协
会理事长。

  1925年出生,江苏常州市人。1947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和数学,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50年回国,1956年调入国防部五院,历任空气动力研究室副主任、空气动力研究所所长,七机部一院副院长,国防科委29基地副司令员,七机部及航天部总工程师等职。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主任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科院力学所兼职教授。

  长期从事导弹、火箭再入飞行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试验和计算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工作。主持我国空气动力学试验研究基地及许多重要风洞试验设备建设,对高超音速再入体热防护理论研究获实际应用。组织并参加运载工具和弹道导弹弹头气动研究和设计,研究发展风洞实验技术特别是非定常实验技术。

  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被航空航天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1993年获航天奖。

  庄逢甘轶事-不抽烟的“害处”

  在加州求学期间,一次庄逢甘参加了“玫瑰游行”打工,即要给车身上粘满玫瑰花。他一连粘了五六个小时,累得筋疲力尽。看着一起打工的人停下来抽烟,庄逢甘也歇了下来,却被监工阻止住:“不抽烟的必须接着干活!”庄逢甘这下可体会到不抽烟的“害处”了,只得继续埋头苦干。粘一小时玫瑰的报酬是一美元,3天下来,手里攥着24美元,庄逢甘见到鲜花就条件反射。导师李普曼知悉后笑道:“要打工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手上可有一堆高附加值的活。”-空动专家成了“空洞专家”

  庄逢甘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兴奋之余与几个同学在一家华人照相馆拍了一张蟒袍玉带的古装照,殊不料,“文革”时这成了他“迷恋封资修”的罪状。一张大字报贴到了庄逢甘办公室门上,攻击空动专家是“空洞专家”。庄逢甘佩服写大字报人的聪明,虽然一字之差对他来说有着天壤之别,但他也不过一笑泯恩仇。不管时局怎么乱,他都每天骑着一辆24小车准时上下班,坚持他那不空洞的空动事业。-风洞选址伊始,庄逢甘和同事们把仪器架在山坡上,老百姓把他们当成了看风水的阴阳先生。-洲际导弹研制中的“淮海战役”打响了,庄逢甘被委任为前线指挥长。-“文革”时期,庄逢甘这位空动专家被戴上“空洞专家”的帽子,他只是一笑泯恩仇。

  2001年5月,坐落在川西北绵阳崇山峻岭中的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迎来了一位神秘的专家。他逐一巡视了亚洲最大的激波风洞、电弧风洞以及最大的模型自由飞弹道靶,当他看到以2.4米风洞为代表的亚洲规模最大、综合试验能力最强的风洞群建成,并为我国民用飞机、汽车、高层建筑等提供了大量的风载风振试验时,脸上渐渐泛起了笑意。

  这位专家便是我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奠基人之一庄逢甘。黄昏时刻,他来到川西北苏包河畔,哺育了一代“空动人”的河水从他身边静静流过,沉淀在时光之河的峥嵘往昔也从他的心底潺潺流出……开辟风雷洞天

  1980年5月18日,我国成功地向太平洋海域发射洲际导弹。一石击起千层浪。西方航天专家立即做出推断:中国已经建成了专门从事飞行器空气动力试验的秘密机构,而且具备了相当规模和较高水平。

  这样的判断是必然的。空气动力学在航空航天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先行官”作用。德国、美国、前苏联等世界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成立了国家级的研究试验机构。即使是战败后被禁止发展军事工业的日本,也在禁令解除后迅速组建起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室,使其在很短时间内一跃成为世界航空航天大国……

  1956年10月,我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最早组建的十个研究室中的第七室就是空气动力学研究室。年仅31岁的庄逢甘被任命为该室的技术负责人。

  在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的三大手段中,风洞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风洞是一种能产生人工气流,并能观测气流或气流与物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管道装置,不同流速、密度和温度的气流能模拟各种飞行器的真实飞行状态。对于飞机、导弹、卫星来说,没有风洞,就意味着要做实弹试验,而一次试验的花费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

  空气动力室(701所的前身)成立不久,我国的火箭、导弹等一大批型号相继上马。某型号导弹因为做不成风洞试验,环境试验要到最热的西双版纳、最冷的

长白山和气压最低的唐古拉山口去做。在唐古拉山口,一个女工程师追一张被风吹走的数据卡片,追着追着倒在地下就再也没起来……
  庄逢甘深感重任在肩。1960年,在外援中断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条件下,庄逢甘带领701所的年轻队伍开始了逆风飞扬的艰苦征程。7载寒暑,从设计、加工、安装、调试到投入型号试验,他们只用了不到美国一半的时间,便在北京云岗建成了十几座从低速到高超声速的风洞试验设备,成为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的第一个基地。

  1964年,国防科委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的16专业组,庄逢甘任副组长,与著名科学家郭永怀等人亲自主持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试验基地建设。低速风洞与高速风洞及其他特种风洞并举,历时15年,先后建成的12米跨、超声速风洞,05米高超声速风洞,2米大激波风洞和200米自由飞弹道等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地面试验设备,使我国卫星、导弹研制进入了一条高速通道。

  美国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们面对如此壮观的风洞群,震惊的同时,怀疑是苏联“老大哥”帮着干的。而庄逢甘心里清楚,这些风洞是地地道道的“Made in China”,当年从北京701所输送来的398名技术骨干与中科院和航空部的科研人员踏遍蜀道,愚公移山般地选址凿洞,老百姓看见他们把仪器架在山坡上,甚至当他们是看风水的阴阳先生。

  想要问问庄总是如何攻克“音障”和跨音速抖振等难题的,庄总则与记者打起了“

太极拳”,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我们是纸上谈兵,一线科研人员才是最苦的。风洞调试时,冷吹联调,人爬进去像掉进冰窟窿;热吹联调,高温的气流传到洞外还热气逼人。严冬季节用水砂轮磨风洞壁顶时,凉水从他们的衣袖灌进去,从裤腿流出来。难怪一位美国风洞设计专家感叹到——你们的风洞很有内秀!”“淮海战役”前线指挥
  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与氢弹爆炸后,外界称:“东方巨龙终于打进了世界核俱乐部。”实际上,我们当时并未真正具有核威慑力量,因为我们的核武器运载工具——洲际导弹还没有研制成功。由于“有弹无枪”,弹只能“呆”在家里。

  1969年、1971年接连两次洲际导弹飞行试验,弹头再入时被烧穿,致使试验失败。试验人员从捡到的端头帽上发现导弹头部都有一条7~8毫米的沟槽,正是这个发现,触发了中国洲际导弹研制史上一场规模空前、被钱学森称为“淮海战役”的弹头再入气动、防热研究战役。庄逢甘被国防科委和七机部委以“淮海战役”前线指挥长的重任,承担“烧蚀防热研究”攻关。

  “淮海战役”集中了全国气动领域的精兵强将,庄逢甘俨然一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将之风,他与同事们制订了周密的攻关计划,调兵遣将,组织实施。在科研一线,经常可以看到庄总像一位普通技术人员一样,亲自参加试验甚至记录各种数据。他说,惟有这样做,决策起来心里才踏实。

  15年来,无论是“文革”的动乱还是技术上的山重水复,庄逢甘和同事们始终牢记国家对战略武器早日成功的厚望,他们超越了美国曾走过的热沉式防热的弯路,径直走上钝锥外形烧蚀防热的佳径,取得了“淮海战役”大捷。

  洲际导弹远征之日庄逢甘不在发射现场,他坐在家中的电视机前,目光追随着那优美的弹道,感觉到从小孜孜以求的梦想与这弹道在一起和谐地翩跹起舞……栉风沐雨赤子情

  1925年2月,江苏常州一户以榨油为生的庄姓人家喜得贵子。大概为了表达他们那久旱逢雨的盼子之情,父亲为儿子取名逢甘。

  在日本侵略者炮火中成长的小逢甘数学成绩出众,他也喜欢国文,苏武和文天祥等英雄人物的事迹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民族气节教育,他恨不得自己也能跃马横刀走上抗日战场。

二战后,航空技术发展中心由德国转移到美国,为寻求航空救国之道,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的庄逢甘决定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
  爱因斯坦、摩根、冯·卡门等世界级的大科学家都先后在被称为“诺贝尔奖得主摇篮”的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庄逢甘入校后,在著名流体力学专家李普曼教授的指导下攻读航空工程和数学专业。当时,钱学森正好在校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庄逢甘不仅有幸得到了钱学森的业务指导,还有机会与他交流发展中国航空事业的理想。由于庄逢甘在湍流统计理论方面的杰出才华,在他获得博士学位前,已收到学院让他留校当研究员的聘书。

  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大洋彼岸,庄逢甘听到祖国的召唤,再也按捺不住了——回祖国去!1950年9月初,《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将庄逢甘等首批回国人员名单全部予以刊登。

  1953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陈赓将军点名将庄逢甘要到哈军工,讲授空气动力学并筹建实验室。2年后,钱学森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冲破重重阻力回国。不久后,他到哈军工参观,一到学校,便要求见加州理工学院的庄逢甘和罗时钧。分别五年后重逢,庄逢甘兴奋地说:“你回来了,这下可以好好研究一些理论了。”钱学森对他说:“现在主要不是搞理论研究,而是要搞工程建设。没有工程建设,研究就是空的。”这一席话,给庄逢甘以很深的启迪。

  很快,钱学森向国务院递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草拟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发展规划,开列了参与此项工作的21位高级专家名单,其中便有任新民、梁守、庄逢甘等科学家。

  此后,庄逢甘开始了他在钱学森直接领导下从事火箭、导弹空气动力学研究的漫漫天路,并逐渐成为一名饮誉世界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五彩斑斓的天疆

  作为前任中国科普协会副主席,庄逢甘兴趣所及,绝不局限于空气动力学。听他深入浅出地讲述卫星遥感、高超声速飞行器、月球探测等知识,你会觉得豁然开朗。

  “信不信?未来10年内卫星将排着队给你报信?某一地庄稼每天的长势,某地区的生命资源都将通过排着队的资源卫星得到更加科学的监控。”复杂的天地一体化卫星信息系统经他这样一“科普”,顿时变得人性化了。

  “嫦娥奔月,吴刚献酒,过去仅仅是神话故事、诗人的遐想。进入新世纪之后,我认为中国也应该制定一个月球研发计划。”说起月球研发,庄总的话匣便打开了。他从月球表面积蓄的氦3,谈到怎样在月球上建核电站,怎样通过月球这个天然的宇宙空间站,研究厄尔尼诺现象、太阳黑子的活动等等。他的想像力是那样丰富,思路是那样开阔。

  2000年11月,中国反邪教协会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成立大会,庄逢甘被于光远、何祚庥、司马南等知名人士推选为协会理事长。在对邪教势力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庄逢甘认为科学家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使命,揭露邪教的本质。所以他每天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都要读一些相关书籍,以使反邪教的剑锋更加犀利。沉思的玫瑰

  今年已76岁的庄逢甘依然活跃在国际空间周、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等高层论坛上,并不时应邀去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学府作学术报告。探讨起前沿科技问题,他是那样滔滔不绝;而谈及自己,他则有些像“惰性气体”。他的研究领域可谓丰富多彩,业余生活却略显单调。偶得空闲,除了看书和听听古典音乐,他就爱静静地思考。

  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主任,庄逢甘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所以要完成对他的采访,必须另辟蹊径。于是,记者便成了一个十足的“追星族”,接连三天,无论这位“科技明星”出席任何会议,记者都“跟踪”左右。当我看见他那高大却不再挺拔的身影出现在各种评审会、学术交流会上,当我看见他托着那颗光洁透亮的智慧脑瓜陷入沉思,当我听到他那精练得当的发言赢得听众掌声雷动,除了心悦诚服外,我也感受到了他的超负荷付出,常有一种不经意的怜惜涌上心头。而庄总则像鼓足了劲的风帆,他说,北京申奥成功了,他还要发扬运动员风格,继续攀登科学高峰。

  由此,我想起世界著名画家巴利的一幅油画——《沉思的玫瑰》。画面上是苍穹下一朵浓艳欲滴的玫瑰。玫瑰有思维吗?当时的我不解其义。采访庄总后,我联想起恩格斯写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他把人类“思维着的精神”比作“地球上最美的花朵”。那么,这由科学思维、科学精神凝聚而成的最美花朵,该会在庄逢甘心中常开不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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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7 20:02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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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8 11:5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追记中国航发动力所“太行”发动机总设计师张恩和


辽宁日报
2017年1月16日
【人物档案】张恩和,1939年6月出生,我国知名航空发动机专家,“太行”发动机总设计师,中国航发动力所(606所)原副所长。


在张恩和的精心组织下,“太行”发动机研制攻克多项重大关键技术,突破了涡扇发动机高低压部件、主机和加力、整机和系统的匹配技术,成为我国第三代战机的主要动力装置。

张恩和先后被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太行”发动机先后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月12日,是“太行”发动机总设计师张恩和“离开”60天的日子。

在中国航发动力所党委副书记徐庆泽的脑海里,张总师没有走,他们与张总师一起工作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一辈子为了一件事而来,51年专注干好一件事。

张恩和就是这样的人!

太行,素称“天下之脊”。中国第一台大推力涡扇发动机取名“太行”,足见其寓意深远。

研制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大推力发动机,张恩和把“太行”看作是自己的孩子,视如己出。

随着镜头的回放和推移,人们又看到了那位自信、慈祥、有棱角、有骨气的“老爷子”。

“太行”是他生命的全部——

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发动机

1991年,已过天命之年的张恩和出任“太行”总设计师,主持研制我国新一代大推力、加力式涡扇发动机。

在徐庆泽看来,张总师既是领导者、组织者,更是实践者。

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其质量、动力性能如何,直接决定飞机飞多高、飞多远。

今年75岁的中国航发动力所原副总设计师刘国玉,比张恩和小两岁,两人从上大学开始,一直在一起学习和工作。

他俩曾相互鼓励:“这辈子把太行发动机干出来,就值了!”

刘国玉说:“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全靠我们自己钻研和探索。”

“做任何事情都要坚定信念,太行发动机是生命工程,成功了,我们付出多少辛苦都值得!”张恩和说。

“设计—试验—修改设计—再试验……”循环反复,数百次,几千次,上万次……

“研发过程,来不得半点疏忽,试验测试数据,一丝一毫也不能差!”张恩和始终这样要求。

一次,为了验证“太行”在结构上是否符合装机要求,张恩和要爬上2米高的装配架观察运转情况,考虑到张总师年龄大了,大家不让他上,却拗不过他。

张恩和爬到装配架上,不料,左脚踩空,摔了下来,一个金属楔子扎到了脖子上,鲜血瞬间流淌出来,殷红红的一片,张恩和昏了过去……

大家把他送到医院,医生检查伤口后缝了5针,昏迷的张恩和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发动机怎么样了?”

打那以后,张恩和脖子后面留下了一条约10厘米的疤痕,每次摸着疤痕,他都笑着说:“为了‘太行’,这个代价,值啊!”

研制过程中,有苦有乐,而更多的是苦。张恩和经常是高兴没过三天,就又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发动机会不断地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故障和毛病,一道难题破解了,随之而来的是更难的一道……

爬坡过坎,张恩和带着他的团队几乎每天都在“赶考”,每天都在破译“太行密码”。

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发动机!

一次,外场试验,半夜十点多,寒风凛冽,厂房温度降至零下20多度,但距测试温度仍有差距,张恩和一遍遍地给气象台打电话询问天气变化情况……

凌晨四点多,终于等到了测试所需要的低温天气,如愿以偿。

张恩和说:“试验必须较真,测试数据一点也不能含糊!”

一个成熟的飞机,配上一个新发动机,会如虎添翼,而发动机能否装进去,飞机和发动机能否匹配并融为一体,这是张恩和最关心的事儿。

“太行”厂房是张恩和常去的地方,在那里,张恩和“零距离”体验“太行”的“心跳”,把握“太行”的“脉搏”。

“‘太行’上的一个微小零部件,他都能脱口而出,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问题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让我们装配工人十分佩服……”工人技师何永良感慨地说。

“怕就怕认真,没有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张恩和总是这样说。

在赵亮副所长的记忆里,“太行”就是张总师生命的全部。

赵亮说,和张总师“聚会”最多的场合是会议室、汽车里、厂房、外场,每次话题都离不开“太行”……

“老爷子所有的生活就是发动机,发动机设计就是他生活的唯一!”

2016年1月,张恩和离开工作岗位,但他闲不住,找到赵亮悄悄地说:“退休了,我不要返聘,不要工资,给我留个电脑和一张办公桌,看还能帮着做点什么。”

赵亮说,在张总师身上体现出一种忠诚和信念。

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和杰出楷模。

三大历史性跨越——

第三代主战飞机有了强劲“中国心”

没有航空发动机的快速发展,何谈大国崛起,何谈国防建设强盛!

打破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垄断,张恩和凭借的是对中国航空事业的执著追求和无限忠诚。

张恩和十分清楚,长期以来,为保持航空发动机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西方发达国家将其核心技术高度垄断。

航空发动机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核心技术产品。在张恩和看来,只有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才能彻底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没有现成的技术与经验可资借鉴,没有时间与财力可以消耗,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曲折接踵而至,“太行”研制工作曾几度举步维艰。

然而,无论前路多艰险,张恩和一直信念坚定,历久弥坚。

其实,张恩和就是一台“永不停歇的发动机”,他在用心血和智慧铺设“太行”的“通天之路”!

2001年6月的一天,中国北方某机场,“太行”首飞之日。

张恩和忐忑不安,好像一个刚走出考场,等待成绩的考生。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装配着“太行”的银色战鹰滑出跑道,犹如一柄利剑,直刺苍穹。

空中翱翔的战机,从容、稳健……

一颗颗心在激动地跳跃,一双双眼睛充满期待!

当呼啸的战鹰安全着陆后,张恩和眼里噙满泪花,他快步冲上跑道,紧紧握着首席试飞员毕红军的双手连连说:“好啊,太好了!”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而摘取这颗璀璨明珠的人就有张恩和!

2005年12月28日,一个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是“太行”设计定型审查考核大会,作为总设计师的张恩和再次流泪了。

那是一个何等令人激动的场面——

台下,雷鸣般的掌声一次次响起,经久不息。

台上,签字桌前,张恩和向大家深深地鞠躬。

此时,张恩和想得很多,“太行”定型之路坎坷艰难,全国数百家单位,逾10万人参与,这个成绩属于中国航发系统!

“太行”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在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的三大跨越——

由中等推力到大推力的跨越,由涡喷发动机到涡扇发动机的跨越,由第二代发动机到第三代发动机的跨越。

从此,中国第三代主战机种有了一颗强劲的“中国心”!

随后的10年,“太行”发动机成批量装备部队,我国空军主战飞机的性能和战斗力跃上了一个新高度。

一飞惊天!“太行”的研制成功,解决了我国主战机种动力不足的“短板”,向世人展示了中国航空动力行业的整体实力和水平!

热血铸“太行”——

完成一个型号,培养一批年轻人才

慈祥、善良,风趣、幽默,对年轻人疼爱、鼓励、赞赏有加……这是人们对张恩和的评价,大家背地里尊称他“老爷子”。

李嘉瑞研究员回忆说:“2004年,定型强度试验最困难的时期,刚到‘太行’项目组,老爷子常来办公室和我聊,问有啥想法?”

“老爷子”是个有气场的人,思维活跃、敏捷,他鼓励年轻人大胆说出想法,即便说错了也没关系。

开会时,张恩和让每一个人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就算说得不对,也会给予鼓励。

在年轻人工作出现纰漏的时候,张恩和从来不会直接批评,而是很委婉地提出意见,他常常告诫年轻人:“脑袋里要多装参数,多装信息,这些你们都应该记在心里。”

张恩和的研究生王军告诉记者,导师常告诫我们“发动机是有生命的,你怎么对它,它就怎么对你!”

“这些话时时提醒我们年轻人,研发上要精益求精!”王军说。

2007年,张恩和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老爷子”最先想到的是鼓励年轻人。

张恩和把20万元港币奖金全部拿出来捐给动力所,设立“青年科技创新基金”。

“航空发动机的未来就靠年轻人了!”这是张恩和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完成一个型号,培养一批人才。

事实上,“太行”的研发过程,也是锻造中国研发航空动力顶尖人才的过程,我国开始拥有一支独立研制大推力航空发动机的高级人才创新梯队。

“太行”研制团队先后成长出十几名所领导、副总设计师,数十名学术技术带头人,这些高端人才如今已成为各个型号、重要岗位的技术骨干,成为中国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的中坚力量。

尤为弥足珍贵的是,在张恩和的带领下,不但研制成功了“太行”发动机,更是培育出一种“太行精神”,那就是:矢志不渝,创新超越!

刘德宏副总设计师说,“老爷子”身上,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自信、忠诚、骨气、坚强、智慧、担当……生活中无欲无求,生命中却无限辉煌。

从“太行”立项到“定型”,整整18年!

从“定型”到装备部队使用,又是10年,风风雨雨28年!

张恩和一生殚精竭虑,“太行”就是他的生命!

“直到今天,‘老爷子’仍是激励我们年轻航发人继续前行的精神动力!”刘德宏说。

在大家眼里,张恩和心里装的是“太行”,再没有旁的东西了。

张恩和的儿子张德军告诉记者,其实老爸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会唱京剧,会拉京胡,可为了“太行”,都舍弃了,每天就是琢磨型号,研究工作,家里成了旅馆,基本见不到他。

国之重器,以命铸之。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张恩和仍牵挂着他的“太行”。

去世前一个月,张恩和就因为发烧在所里医院住院了,可他不让家人将生病的情况告诉所里领导。

张恩和说:“临近年底,他们工作忙,知道我生病肯定要来探望,又要耽误他们的工作了。”

去世前几天,张恩和还作为评审组长,带病参加在四川江油召开的评审会。回到沈阳后,张恩和腿肿得已上不去楼了,是老伴和儿子把他搀扶上楼的。

评审会回来后,张恩和病情加重,不得不转院治疗,但他拒绝进入加护病房,拒绝一切特殊照顾……

2016年11月13日晚6点多钟,张恩和突发心力衰竭,悄然离世……

张恩和把自己的生命和研制“太行”发动机连在了一起,那是他生命的全部!

“为了国家荣誉,张总师真正做到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刘国玉说。

徐庆泽说,“太行”已进入系列发展轨道,张总师为之眷恋、为之拼搏一生的研制国产发动机事业在新一代年轻人中延续,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张恩和的心脏虽然停止了跳动,但装载着“太行”的战鹰正啸傲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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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8 11:5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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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8 11:5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飞机设计大师顾诵芬的22年入党之路



顾诵芬是为航空而生的。他把毕生的全部心血都投入到我国航空产品的科研中,在歼教1、歼8、歼8Ⅱ等多个飞机型号的研制中,顾诵芬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还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我国飞机研制以及航空产业发展,殚精竭虑,提出许多前瞻性的真知灼见。“顾总一心扑在飞机设计事业上,作为战略科学家,顾总高瞻远瞩,紧盯世界航空的技术前沿。顾总身上有一种航空报国的情怀,他为人低调、淡泊名利,值得我们年轻一代尊重和学习。”歼15舰载机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孙聪这样评价他的前辈和老师顾诵芬。

一定要研制自己的飞机

1951年,顾诵芬大学毕业,带着自己的航空梦想,听从祖国的召唤,离开父母,来到北京报到。与他同一批的毕业生都被分配到飞机设计和航空技术研究部门,唯有他被留在了重工业部局机关。一心想设计飞机的顾诵芬,因此还有一点小小的不开心。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家设计飞机的机构。然而在工作实践中,他对于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的愿望愈来愈强烈。他回忆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自行设计飞机?对于这个问题,在具体技术岗位工作的我是有着很深体会的。”

20世纪50年代,苏联派了大批专家来华,提供了大量用于飞机制造的资料,指导中国人学习如何制造飞机。然而他们的原则很明确,并不教中国人如何设计飞机。顾诵芬觉得,要设计飞机,必须有设计规范等资料。在每次向苏方提出订货和资料需求时,他都填上设计飞机所需要的《设计员指南》《强度规范》等,这些资料都是根据苏联航空教科书提的,但苏方都没有给予回应。

当时我国仿制的苏联飞机,有时由于条件限制,需要在生产中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更改,按照当时苏联飞机的设计规范,只有设计局才有权更改飞机设计,而当时我们中国的工厂充其量为复制厂,自然无权改动设计。每每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都会写报告给苏联航空工业部,等待回复,常常一等就是半年。

这些事情,使顾诵芬感受颇深:“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自己没有任何主动权。徐舜寿和四局领导想法是一致的,都认为我们必须要有中国人自己的设计机构。”

徐舜寿、黄志千、顾诵芬是幸运的,他们梦寐以求的自行设计制造飞机的想法与中国航空工业的决策者不谋而合。刚刚建立的新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空军,同样需要创建强大的航空工业;需要得到苏联的无私援助,更需要培育独立自主的航空科研和飞机、发动机研究、设计以及制造的能力。

1956年8月,国家《关于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终于发布了,决定从1956年8月15日起,在112厂、410厂分别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任命徐舜寿为飞机设计室主任设计师,叶正大、黄志千为副主任设计师。

《命令》确定了飞机设计室的主要任务:集中一批技术力量,一面学习苏联的产品设计资料和有关的基本规范,掌握设计计算程序和方法;一面在工厂进行生产实习,熟悉产品的工艺过程。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始部件或整机产品的实习设计,为将来建设飞机、发动机设计所准备条件和培养干部。

成立飞机设计室的命令一下,四局首先调徐舜寿、黄志千、顾诵芬和程不时四人到设计室工作。

一纸命令,开创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发动机的历史。

年轻的飞机设计师勇挑大梁

1956年“十一”刚过,黄志千带着顾诵芬、程不时先行出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相对舒适的北京、相对优越的机关和相对强势的职位,到了基层单位的基层,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几经筹备,新组建的新中国第一支飞机设计师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2岁。

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和精心策划,徐舜寿本着“需要与可能相结合”和“在实践中培养、锻炼队伍”的原则,决定飞机设计室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架亚声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这架飞机的临界马赫数不超过0.8,选用平直机翼、两侧进气方案。

为了保证飞机能实现预期要求,设计工作从确定一系列技术参数开始,而这就必须依据空气动力学的基本理论和计算方法得出,并经过大量的试验给予验证。任务明确以后,顾诵芬负责气动,同时,确定这架飞机总体参数的任务落也在了顾诵芬的肩上。

“我感到压力很大。”去北京查资料,去北京和哈尔滨做风洞试验,一次又一次,不知遇到了多少困难。但是,顾诵芬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我们一定能研制出自己的飞机。

“我在学校学的都是螺旋桨飞机,对于喷气式飞机的设计,根本就没有概念,只能学习,我找来苏联的教科书和毕业时刚出版的1950年Perkins的《飞机空气动力学》看。苏联当时的教科书,讲喷气式飞机的也不多,尤其对如何设计喷气式飞机,讲得都不详细,所以困难很多,希望有老专家来带一带,但根本没有条件,只能自己硬撑着,手头也没有得心应手的资料。”顾诵芬回忆说。

面对种种难题,顾诵芬没有退缩,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学习,把所能搜集到的苏、美、欧洲国家的技术资料、书刊、研究报告等有价值的信息全部装进头脑中,又将其与面临的课题结合起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分析与计算。边学边干,进步飞快。

风洞试验是飞机设计制造绕不开的环节,需要通过吹风来最终确定飞机外形尺寸在内的各种参数。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沈阳不能做试验,顾诵芬就跑到哈军工和北航去做试验;没有试验设备,他们就动手自己造。1957年的冬天,天气很冷,黄志千、顾诵芬在哈尔滨做了两个月的进气道方案试验。为模拟发动机抽气,黄志千与马明德商量决定用鼓风机抽的方法。但需要的鼓风机外面买不到,顾诵芬就自己动手设计鼓风机。

歼教1的设计制造和试飞都是新中国飞机制造史上从未做过的全新的事。

经过飞机设计室和112厂全体参研人员努力,1958年7月26日,装备喷发1发动机的歼教1飞机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8月4日,叶剑英元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等亲临沈阳出席了庆祝大会。10月,两架歼教1飞机从沈阳飞到北京南苑机场,接受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

歼教1飞机从1956年10月开始设计到1958年7月首飞成功,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其速度之快,在国外也属罕见。“顾诵芬在飞机设计选型、歼教1气动布局设计、尤其是两侧进气确实是立有首功的。”黄德森回忆说。

1959年,顾诵芬向党组织提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这是他思想上的一次飞跃。爱国之情,以及对共产主义的向往,转化为自觉的行动,那就是坚信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出身于旧知识分子家庭,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曾幻想过工业救国和航空救国。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无情地打碎了我的幻想。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恢复和发展工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个人的一切。因此,我要在党的教育下,不断改造自己,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为祖国的航空科研事业做出贡献,早日成为党组织的一员。我愿接受党的任何严峻的考验。”

这是顾诵芬的心里话。但是,就在他决定迈出人生最有意义一步的时刻,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由于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党小组长认为他走“白专道路”,属于被“改造之列”,竟没有接收他的入党申请书。然而,在挫折面前,顾诵芬没有灰心,他严格要求自己,把对党的忠诚,无声无息地倾注到歼击机的设计上。

21年倾心铸就大国重器

顾诵芬多次说过,徐舜寿、黄志千这一辈人,就是为祖国和民族的飞机设计事业而生的,一心就是要为国家设计出好飞机来,他们尽心尽力了,但留下了太多未能如愿的遗憾。他义无反顾带领着前辈和兄长们培育了中国最优秀的飞机设计师队伍,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1964年,34岁的顾诵芬以副总设计师的身份参加到歼8项目中,为歼8飞机付出了全部的心血精力,与歼8飞机共同经历了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由于种种难以预料的原因,负责歼8总设计师工作的主帅在研制设计工作启动之初相继离去,歼8飞机的设计团队遭受了一次次打击,但顾诵芬和全体设计人员、干部职工面对危机没有退缩。1972年,顾诵芬接过帅印,带领着这支队伍坚定地沿着崎岖坎坷的道路继续前进。

史无前例的“文革”,顾诵芬的心灵受到了更大的创伤,他这个技术尖子被视为“白专”典型,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但顾诵芬想,只要不离开心爱的设计工作就行,他深信一片赤子之心一定会得到党和人民的理解。然而,新的打击接踵而至,由于一次试验的失败,顾诵芬差一点被调离设计所。顾诵芬的全部心血都凝聚在歼击机设计上,让他离开不亚于夺去他的生命。顾诵芬痛苦,但更多的是思索,他分析试飞失败的原因,写出了一份特殊的长篇“交待”,针对试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14个重要的技术关键,详细列出解决办法。

顶着政治和技术的双重压力,顾诵芬最牵挂的还是歼8的研制。进了“学习班”,不能亲自去试验现场,他就用耳朵听,直到试车台上传来歼8飞机发动机那高亢独特的声音,他才放下心来。

在极“左”思潮肆虐的时期,歼8飞机的研制设计任务仿佛是海啸中的红树林,抵御着“文革”劫难而顽强生长。在顾诵芬的影响下,歼8研制团队的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干部仍坚守岗位。其他机种生产已全部瘫痪,只有歼8的研制在加班加点。他们心中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一定要研制出我国自己设计的高空高速歼击机。

1969年7月5日,歼8成功首飞。顾诵芬并未去赴庆功宴,悄悄地离开人群。1985年7月,歼8全天候型设计定型。定型会后,大家聚在112厂干部食堂,吃了一顿团圆饭。顾诵芬不喝酒,但那一天,他用的是大碗——喝醉了。

歼8的研制,前后经历了21个寒暑春秋,终于迎来了全面胜利。对于人的一生来说,21年是一个太长久的概念。

1985年10月,经国家科学进步奖评审委员会评定核准,歼8项目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顾诵芬的名字,位列代表获奖者名单的第一位。

与此同时,1980年初,歼8Ⅱ飞机开始酝酿。作为歼8Ⅱ飞机的总设计师,顾诵芬劳累过度,在一次会议上摔倒,造成了脑震荡。即使这样,他还念念不忘飞机设计。

在歼8Ⅱ飞机的研制周期之短,创造了国内的纪录,从立项到首飞,只用了4年时间。这是在歼8Ⅱ飞机的研制中首次应用系统工程的显著成效。“在歼8Ⅱ飞机设计、研制中,我国首次运用现代化系统工程管理办法,要跨行政建制单位落实以型号总设计师为首的技术责任制。”“不仅节约了经费,在研制速度上创造了历史新纪录,各种管理方式也属首创,为以后的新机研制开创了成功的范例。”黄德森回忆说。

此时,顾诵芬的党龄只有三四年。此前,1981年4月,已经担任601所总设计师兼副所长的顾诵芬由吴正勇、赵沛霖介绍入党,距离他提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已经过去了22年。当顾诵芬入党的消息传开后,所内许多职工都在讲:“顾总早就该是党员了。”

为祖国大战略殚精竭虑

1982年,顾诵芬来到北京,担任航空工业部第二届科技委主任。这个岗位使他逐渐脱开具体型号的研制,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思考我国军民用航空工业的发展。“863”计划、航空研究院的恢复建立、军机研制课题、通用航空、大飞机,等等,都是顾诵芬所关心的。新支线飞机可行性报告的审查和批复,大飞机产业的发展,通用航空体系的建设等,无不彰显了顾诵芬的远见卓识。

2001年,在王大珩、师昌绪、顾诵芬等人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和中国工程院机械运载学部成立以院士为主、吸收行业内外专家参加的我国大型运输机发展战略咨询课题组。2007年2月26日,国务院决议发展大飞机,这是中国30多年来第四次大飞机决策了。顾诵芬等科学家们功不可没。

如今,88岁高龄的顾诵芬,仍然每天8点准时到办公室,守望着他钟爱的蓝天。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豪言壮语,几十年来,他一直用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为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用行动践行着自己对党、对祖国、对事业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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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8 11:5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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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8 15:1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心系祖国航空事业的拼搏者

——中航工业沈阳所结构部新型功能结构实验室主任、高级工程师苏亚东
苏亚东,中航工业集团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结构部新型功能结构实验室主任,高级工程师,博士。201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同年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工作,先后从事飞机后机身结构设计、飞机材料应用研究、飞机结构与材料综合设计、飞机新型功能结构技术研究等工作。参加工作以来,他勤奋钻研、敬业实干、大胆创新,为飞机设计研制及突破相关技术瓶颈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与贡献。

勤奋钻研 开辟技术新途径
2010年,苏亚东来所后,分配到结构部中后机身室工作,任设计员。当时正值某飞行器组建研究团队,根据部领导安排,他参与了相关研究工作,开始接触飞机的热防护结构与材料技术。研究中,他渐渐发现该类飞机的热防护系统占用了飞机重量的较大比重,给飞机结构实现带来巨大压力,成为飞机性能与功能实现的关键技术壁垒。如何实现热防护系统的轻质化与高效化,成为困扰他心里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为此,他查阅大量相关文献,但均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技术途径。
2013年,苏亚东被调配到新型功能结构实验室工作,实验室倡导的利用新材料和新工艺“创造”新结构的理念,在他脑海里逐渐形成并不断加深。他开始思索能否利用这一理念从传热原理上设计创新的轻质高效结构,解决热防护关键问题。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与沉淀,逐渐将点阵结构与热防护系统减重问题关联起来,并着手开始了设计尝试。依托沈阳所庞大的设计平台,开展了大量的结构设计与计算工作,并逐渐优化出原始构型。经过近两年的设计细化与完善,并实时记录研究过程中的技术要点,最终创新地提出了“周期性微桁架多功能一体化结构技术”,有效地将结构与功能部件融合为一体,实现了结构/功能一体化设计,同时通过近3年的关键技术攻关,取得了局部结构减重35%,空间节约57%的实际效果,为飞机承载与功能融合设计的实现开辟了新的技术途径。
大胆探索 突破技术瓶颈
针对飞机指标严格、热防护结构增重严重、无法满足飞机设计要求的严峻形势,苏亚东抛弃了传统的热防护技术思路,从全新的技术角度,依托3D打印技术发明了热防护结构。经过大量的试验考核验证,证实该类结构不仅达到了飞机设计指标要求,而且对飞机性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实现了减重29%的优异效果,为飞机的成功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
某型飞机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高性能战机,苏亚东负责该机材料体系的全面论证工作,由于该型飞机性能特殊,将应用多达近200种的全新材料。面对无先例可依、无资料可查的现状,苏亚东与论证团队一起,加班加点对上千种材料一一梳理,判别其适用性。经过近半年的技术攻关,完成了所有材料的性能适用性评估,从上千种材料中遴选出200余种,建立了适用于该型飞机的材料体系谱系,其评估结论得到了总装备部机关领导的充分肯定,为该型飞机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材料技术基础。
2016年起,苏亚东担任结构部功能结构实验室主任。他带领室内技术人员,在3D打印技术的工程应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我国已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3D打印飞机结构的规模化应用,研究成果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苏亚东及沈阳所的研究团队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响应“军民融合”的国家战略,实验室依托技术优势与省市多家技术单位合作开展了军民融合技术研究,在苏亚东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实验室连续被批建“国家国防科技工业激光增材制造技术研究应用中心创新设计部”、“辽宁省增材制造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新型功能结构设计与验证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2015年,接轨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被沈阳市纳入“沈阳市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成为推动沈阳市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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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8 15:12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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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9 15:1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宋玉泉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的金属材料超塑性专家、教育家,吉林大学教授宋玉泉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7月27日22时30分在长春与世长辞,享年85周岁。

超塑性专家。1933年6月12日生于河北张北。195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吉林大学教授。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对超塑变形及成形规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和理论体系。建立了拉伸的动态流变方程及拉伸和胀形的变m(应变速率敏感性指数)值本构方程提出一系列拉伸和胀形m值的测量公式,并建立了拉伸和胀形m值的解析理论发展了球面胀形的解析理论,求得最佳胀形视律建立了非球面胀形和在背压作用下胀形的解析理论提出函数模拟求解法,求得挤压应力平衡微分方程的通解,研究了条件系数对挤压的影响设计了动态密封加热炉、高精度m值测量仪、胀形的光电测量实验装置和薄板精冲模从实验上提出大幅度提高胀形速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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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9 15:12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光学泰斗林祥棣院士与世长辞 人生大半在成都度过


生于1934年2月,江苏南通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5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先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中科院成都分院院长等职,1993年当选为中共十四大代表,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12月至2004年10月任西南科技大学首任校长,2004年10月至今任西南科技大学名誉校长。

林祥棣院士是我国光学和光电跟踪测量系统工程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领导和参与了多项国家重大光电工程的研制,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和组织开展微光学研究,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次,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二等和三等奖6次,光华科技二等奖1次。

“空中飞人”林祥棣院士去世了。2018年7月29日凌晨2时15分,他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4岁。

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西南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四川大学……这些他工作过、奉献过的地方,甚至我国整个光学与光电跟踪技术领域,都有人在想念他,悼念他。

这位光学泰斗,今年年初重病入院。而就在他住院前,80多岁高龄的他还频繁以飞机往返于成都北京之间,放不下学术工作的重担。月月飞、周周飞,是他多年的工作常态,因此他被同事们称为“空中飞人”。

据了解,林祥棣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定于7月31日上午9时在成都市东郊殡仪馆(成都市锦江区三圣街办大安桥村6组)举行。

他一心扑在光学研究中

人生大半在成都度过

林祥棣是江苏南通人,抗战期间曾全家迁居上海,后迁返南通,1952年考入了浙江大学,毕业后,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前半生,他在祖国的南北辗转。直到1973年,他到了祖国西南,也就是成都。此后,这里成为了他后半生的家。

与林祥棣一同从长春来成都60年的老同事张礼堂记得,初到位于成都大邑县的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林祥棣被任命为科技负责人,也就是技术“扛把子”。而那时,他所从事的研究任务,就是飞行器运动轨迹的跟踪测量技术研究。数十年的研究后,他和同事组织研制的该类设备,在国家任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荣誉。

在成都的这半生,他扑在光学与光电跟踪测量技术的系统研究之中。

他研究光电跟踪测量系统的误差分析方法并建立了其数学模型;提出光电扫描交会测量时不同步误差的实时校正法和交会测量多目标的相关判别法;用空间目标的亮度变化判别其性质法;指导低温光学系统研究,能在100K(零下173摄氏度)低温环境下保持其成像质量接近衍射极限,达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先进水平……这些许多人看上去复杂难懂的科研成果,却为我国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97年11月,林祥棣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既是学术泰斗

又有非凡的管理才能

81岁的刘建纪在上世纪90年代曾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党组书记,那些年,林祥棣担任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院长,两人共事了多年。在刘建纪的印象中,林祥棣记忆力非常好,理解力非常强,不管是不是他擅长的领域,也不管多么复杂的事物或理论,他只要听一遍别人的讲述,就可以条理清晰地讲给他人了。

林祥棣学术能力固然强,但在院里共事工作,刘建纪却又觉得林祥棣的管理天赋“更不一般”。他从不严肃生气,却从来井井有条。2000年,两人都已退休,省委组织部找到刘建纪,希望他能推荐一位有威望有学识的人担任刚成立的西南科技大学的校长,刘建纪当即推荐了林祥棣。

林祥棣欣然接受了这一工作,成为西南科技大学的首任校长。那期间,加快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学研联合办学等一系列的工作在他的牵头下开展。这位学术泰斗,让人看到了他非凡的管理才能。

爱吃零食、爱逛数码城

努力跟年轻人学计算机

刘建纪和林祥棣还是同住一栋楼的邻居。平日在院子里看到老林,“肯定就是两件事跑不脱”,他说,要么是出门买零食,要么是去数码城买电脑的配件硬件。

没退休时,刘建纪常同林祥棣一起出差,他知道老林每天都要吃点小零食才睡觉,“都是超市里头买的小零嘴,小饼干啊,小豆豆之类的……”

买电脑配件,老林也去的很勤,刘建纪知道,对于自己和林祥棣这一代人而言,电脑是很有距离感的。上世纪90年代电脑兴起,但彼时他们都五六十岁了。但刘建纪还记得,林祥棣常自学电脑,还找年轻学生教他如何使用。后来,他对电脑已经很熟练了,“毕竟做科研,做光学,他不仅要会电脑,还要深入使用”,刘建纪说,老林的这股劲儿,他一直佩服。

而原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党委书记汪光泽,更佩服林祥棣长期奔波于成都与北京之间的执着。“做了院士之后,他要经常去北京开展工作,有时候一周甚至去两次”,也正是这个原因,林祥棣被称为“空中飞人”。汪光泽就住在林祥棣楼上,每次林祥棣出差,他都知道,即便2015年就被查出患病,林祥棣依然没停止奔波。今年1月,林祥棣入院后,院中有工作要请教他,他还是会处理。

如今,林祥棣与世长辞。汪光泽希望,他的精神永存。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汤小均

原标题:光学泰斗 林祥棣院士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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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9 15:1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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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0 11:4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院士风采|杨孟飞:潜心追梦 向月高飞

院士简介

2017年11月28日,杨孟飞研究员当选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院士。


杨孟飞是我国空间技术领域专家,长期从事空间飞行器领域的科研工作,在空间飞行器高速再入返回、甚高精度姿态控制和高可靠控制计算机等方面取得了系统的创造性成果,为探月工程、载人航天和卫星研制做出了重大贡献。曾任国防973项目技术首席,是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创新团队奖1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部级奖11项(一等奖8项)。发表论文70 篇,编著2 部(英文1部),译著1部,获授权发明专利41项。

院士业绩

提出空间飞行器月地高速再入返回系统方法,突破月地高速半弹道跳跃式再入返回关键技术,实现我国首次再入速度达11km/s的月地安全准确返回


月地高速再入返回是国际公认难题,风险很高,美苏经多次试验才取得成功。杨孟飞作为飞行器系统总设计师,带领团队加强技术创新,确保了飞行试验任务的圆满成功。对于此项重大技术突破,成果鉴定委员会给予高度评价:“月地高速再入返回工程的圆满成功,开拓了我国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的深空探测新领域,对火星、小天体和载人深空探测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对临近空间研制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开伞点精度和返回器重量等六项技术指标处于国际领先”。发射成功后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反响,2014年被两院院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之首,美国科学杂志网站、空间日报网站等对此进行了报道,俄罗斯航天新闻杂志社主编评价:“中国月球开发领域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面对再入走廊窄、初始导航精度要求准及首飞风险高的难题,杨孟飞构建了由服务舱和返回器组成的双平台协同运行飞行器系统,创造性地提出多学科系统设计方法、绕月自由返回轨道方案、高轨卫星导航定位方案和控制系统在轨联合标定方法,实现再入角偏差优于指标近一个数量级的跃升。

针对气动不确定性大、再入热环境恶劣、落点精度要求高等难题,杨孟飞迎难而上,在技术原创性上苦下功夫,创建了新型气动力预测方法,设计一种返回器气动外形,保证全速域、全空域仅有唯一气动稳定配平点;率先采用新研低密度烧蚀材料,突破轻量化热防护技术。多项创新成果不仅有效解决了返回器升阻比小、气动控制能力弱及航程长的国际难题,更实现我国空间技术在气动、防热和制导导航与控制(GNC)等领域的重大突破,为我国加快向更远深空进发铺平了道路。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杨孟飞加强技术的总结和知识产权的整理,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研发成果,获2016年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1)、授权发明专利10项、2016年第四届中国工业大奖。

发明一种复杂卫星甚高精度姿态控制方法和装置,解决空间飞行器甚高精度、强适应控制关键科学问题,突破高分辨率遥感卫星控制技术发展的瓶颈,为高分辨率遥感卫星控制系统研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

国内遥感卫星向着分米级地面高分辨率和米级高定位精度的目标发展,复杂卫星甚高精度姿态控制方法是其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大基础问题,与空间飞行器结构密切相关,它涉及复杂卫星建模、甚高精度姿态测量、变结构变参数不确定系统的强适应控制和分布式控制等方面。杨孟飞带领团队,连续攻关,实现了我国在空间高精度控制领域的重大飞跃,为我国高分辨率遥感卫星水平迈进国际先进行列打下了坚实基础。

杨孟飞识别出卫星仪器平台结构抖动、平台姿态基准与有效载荷(如相机)基准的相对变化是影响卫星高精度控制的关键要因,在大量飞行试验任务的支撑下,提出了有针对的测量与控制方法,构建了三层分布式控制系统,实现了有效载荷平台的超静。通过发明新型姿态测量方法和控制方法,测量精度与控制精度明显提高,对于卫星姿态控制做出重要贡献。这些新技术已在高分四号卫星上得到应用。

针对复杂卫星在变结构变参数、未建模等不确知因素下的甚高精度控制问题,杨孟飞提出并制定了系统研究的总体思路与方案,确定关键问题解决途径,并且与他人合作提出一种基于特征模型的复杂卫星智能自适应控制方法,卫星姿态控制精度大幅提高,为海洋二号、遥感十四号等卫星遥感分辨率的大幅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杨孟飞还发明了基于宽视场自准直原理的星敏感器标定方法和装置,提出不同处理机制下数据更新率方法,推动了我国星敏感器产品研制不断迈上新台阶。

提出空间飞行器控制系统星(船/器)载计算机(以下简称控制计算机)抗恶劣环境的容错方法,突破多机容错控制计算机故障诊断和系统重构关键技术,应用于神舟飞船、月球探测器、卫星等多个系列空间飞行器


控制计算机是空间飞行器控制系统核心,如何确保在空间辐照、温度、振动等恶劣环境且不可维修情况下可靠稳定运行,一直是国内外航天界面临的难题。从1982年开始,杨孟飞研究空间环境对控制计算机运行的影响及机理,建立空间辐照条件下的故障模型,结合不同应用需求,提出系统的容错解决方法,实现了我国在该领域与国际一流技术的“弯道超车”。

他提出软件表决硬件仲裁的三模冗余容错方法,实现了我国空间首台强实时高可靠三模冗余/单模变结构控制计算机容错系统结构。为满足我国神舟飞船双故障情况下可靠安全运行需求,他提出三机热备份加一机冷备份的混成容错方法,负责研制神舟飞船控制计算机,应用于神舟1号至11号飞船。

他提出多重故障检测与恢复相结合的多机冷备份容错方法,负责研制了我国空间首台长寿命高可靠三机冷备份控制计算机,首飞成功后,在我国多种空间飞行器中广泛应用。

他提出空间控制计算机系统软件体系架构,形成了我国首个星(船、器)载控制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针对空间控制软件可信构造和验证难题,建立空间嵌入式软件可信保障技术体系,主持研发了可信软件保障集成环境,广泛应用于空间飞行器软件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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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鼎院士做了哪些贡献?看看刘光鼎院士的生平


刘光鼎院士做了哪些贡献?看看刘光鼎院士的生平。

刘光鼎,1929年12月29日出生,山东蓬莱人,海洋地质地球物理学家。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58年组建中国第一个海洋物探队。1980年任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司副司长、石油地质海洋地质局副局长。1989年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1993年当选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并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名誉理事长,享有“中国海洋地质之父”美誉。

1948年,刘光鼎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并于同年9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回忆说,当年他曾与华罗庚的女儿华顺一起散发过新华社的宣传单,也曾到街头暗中调查傅作义的兵力配置。

刘光鼎与石油结下不解之缘是在1951年夏天,他与另外9名同学到陕北实习。这次实习也是党组织为了创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而特意安排的,地质矿产部和燃料工业部正焦急地向北大延请人才。当时指导刘光鼎的老师是陈贲——中国石油地质界的先驱。

作为一名老地下党员,陈贲曾与刘光鼎彻夜谈心,他说:“一个国家要发展,需要全方位的强大。中国要国富民强,不能没有石油,石油是国家经济的血脉,没有石油就等于贫血。”谈话从晚上7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7点。刘光鼎思绪万千:“爱国就要报国,报国就要急国家之所需,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由此,刘光鼎的志向及全部精力都投向了石油。

很快,刘光鼎成为中国第一支地震勘探队的成员。

那时地震勘探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勘探石油:用炸药引发地震波,通过收集反射情况,判断地层情况,最终发现石油。

野外地震勘探异常艰苦,经常是脚踏黄土,面迎风沙,扛着沉重的炸药,还要拉着胳膊般粗细的电缆……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苦!累!不过刘光鼎心中明白,以地球为实验室,就得克服困难;也只有克服困难,才能换来成功和喜悦。在地震队的日子让刘光鼎受益多多,终生难忘。他对地震勘探技术有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认识。从测量到钻探,刘光鼎一下子走出了“象牙塔”,将理论知识和工作实践第一次有机结合起来。
我们在渤海捞了一条‘大鱼’,已经听到海底石油哗哗流淌的声音了”

中国对海洋石油的关注始于1954年。当年,有两兄弟在位于海南岛西南端的莺歌海捕鱼时,发现海面上冒出了开锅般的气泡。

不久,我国组建了第一支海上地震勘探队,主要任务就是在南海从事石油勘探。

刘光鼎当时乘坐的是1918年美国制造的“金星号”轮船,这是一艘经改装的专业海洋科学调查船。

由于缺乏仪器,刘光鼎和同事用手榴弹做震源,把沥青灌到罐头瓶里作为密封材料。望着烟波浩渺的大海,刘光鼎热血沸腾,然而,神秘莫测而又难以驯服的大海却给这位心比天高的年轻人上了一课。

作为震源的手榴弹在海面爆炸后,只能溅起十几米高的水柱,而地震仪上,却没能显示出一点点的结果。地震仪再次改装后,同样没有结果……“固执”的大海依然深不可测。

刘光鼎望海兴叹:科学光凭热情是不够的!他并未沮丧,更没有放弃。这次“失败”的勘探,让他基本摸清了海洋物探的难点,知道了我国在这方面的欠缺。此时,机遇再次垂青于他:1959年,既懂勘探又会俄语的刘光鼎被选派到苏联考察海洋物探。

在苏联的短短几个月里,刘光鼎眼观耳听心记,认真地参与、学习、思考着海洋物探的全过程,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技术细节。1960年初,他掌握了一手海洋物探知识,满载而归。

等到再次进行海洋物探时,刘光鼎和同事们在海上力战风浪,终于获得了有效的地震记录。作为技术负责人,刘光鼎欣喜若狂。“1960年秋有了记录,出了结果。”刘光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中国海洋物探事业由此进入了收获的季节。

1965年,海洋地质研究所组织会战,在渤海地区开展大规模地质和地球物理综合调查。10月底,刘光鼎和他的团队终于圆满完成任务。这次勘探成果,被评为1965年国家科委重大成果。“我们在渤海捞到了一条‘大鱼’,我们已经听到海底石油哗哗流淌的声音了。”刘光鼎说。

中国海洋地质勘探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我要站在国家的高度,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事情”

1966年6月,刘光鼎从到长江中游地区做调查的工作中结束后返回南京。

此时恰逢“文革”爆发,刚到南京,他就受到批判。36岁的刘光鼎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可此时他牵挂的仍是那些刚刚获得的数据,那些躺在抽屉里的资料。

1970年,曙光再现。一年后,刘光鼎返回南京。中央要求海洋地质科研部门到北部湾进行勘探,刘光鼎等人就此摆脱了困境,研究所从南京搬到了湛江,更名为第二海洋地质调查大队。

大海扬帆天地阔。刘光鼎再次踏上了进军海洋的征程——目光聚焦在油气储量远景巨大的南海上。

此次北部湾地质与地球物理调查意义重大,在他们提交的7份调查报告中,不仅发现了涠西南大型背斜构造,还为以后渤海、南黄海、东海大陆架、珠江口、北部湾、琼东南等6大近海沉积盆地的发现奠定了基础;解决了“过河架桥”的技术问题,使中国海洋勘探事业走向成熟。

1980年,刘光鼎向中央反映:东海极有可能找到两三个海上“大庆”。这一年,50岁的刘光鼎被调入原地矿部,出任海洋地质司的司长。

在这个岗位上,刘光鼎仍在全力推进东海勘探和钻探,并指挥了东海“龙井”系列的钻探。

他记得,“龙井一号”开钻时,5公里外就是日本的“白龙尾”钻井平台。对于这场暗中较量,刘光鼎曾赋《念奴娇》词一首:波涛东海,又惊风细雨。远方烟火阑珊处,应是龙井屹立。平湖深陷,长垣峰起,冷落千年寂。

每当人提起文革往事,刘光鼎总是说:“我一直都在为国家干事,我要站在国家的高度,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事情,我忙还忙不过来呢!”

“我感到责任重大,我们应该在中国的大地和海洋里找出更多的石油”

“十载寒窗苦读经,万里山河踏歌行。”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为寻找油气,刘光鼎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巡遍了渤、黄、东、南四大海域。他在海上做了30年的地球物理实测工作,为一个个海上大油田的发现,也为实现“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的宏伟目标奠定了基础。

然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油气消耗量剧增,自1993年起我国又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牵动了国人的神经,更令刘光鼎坐立不安!刘光鼎再次站在了中国能源开发的风口浪尖上。

“我感到责任重大。我是中国的资源科学家,我们应该在中国的大地和海洋里找出更多的石油。中国不能再次成为贫油国。”刘光鼎的这种信心来源于他潜心研究多年的“前新生代海相生油理论”。“我这个理论不是从天而降的。大学毕业至今,不论在什么岗位上,我从没放弃对寻找石油、天然气的研究。”[!--empirenews.page--]

“用地球物理强国”是刘光鼎一生的梦想。2001年,刘光鼎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中国油气资源第二次创业的建议》,很快获得批示。

在刘光鼎建议后的几年时间里,海相19地层争相喷油。2001年,胜利油田的“胜海古二井”钻遇工业油流,日产1059吨;2005年,川东北的普光大气田获得每天5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2007年,还是在川东北,又发现无坝、罗家寨、龙岗大气田;接着,在塔里木发现塔河——轮南大油田……中国油气勘探捷报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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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0 15:0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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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0 15:12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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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媛:为航母舰载机起降装上“神灯

航母舰载机起降,是一项世界性技术难题,它关乎飞行员的生命安全,也因此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蹈”。

4月的上海,春意盎然,阳光温暖着街头的每一处角落。当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如约见到中船重工第七〇四研究所专业科科长李媛时,被她的优雅与精致惊到了,她的气质中流露出自然独特的温柔,与记者对科技工作者的以往想象相去甚远。

作为辽宁舰某重点特种装置主管设计师,李媛带领团队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技术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她带领团队圆满完成装置研制,为航母工程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曾先后被评为上海市科技系统三八红旗手、2015年度上海市三八红旗手、2015~2016年度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标兵,2017年当选十九大党代表。是当之无愧的时代榜样和女性楷模。

种下一颗凌云壮志的种子

李媛和航母的联系,要从20多年前说起:还在读书时,她在宿舍观看了美国电影《壮志凌云》,影片中,汤姆·克鲁斯扮演的飞行员驾驶F-14舰载机在“卡尔·文森”号航母上弹射起飞、定点着舰的场景让李媛热血沸腾,从此在她心中种下了一颗“壮志凌云”的种子——让我们自己研发的舰载飞机在自己国家的航母上飞起!

在后来的学习中,李媛也渐渐理解了,航母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代表,大国重器,除了国土防御和维护海外利益,还要更好地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这更加坚定了李媛想参与其中的决心。

“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该多好。我22岁进入中船重工研究所第七〇四研究所。刚到单位的时候,看到走廊上挂满了世界各国航母的照片时我告诉自己‘我真的做这个了。’”回忆往昔,李媛如是说。

初出茅庐不怕苦

航母舰载机起降,是一项世界性技术难题,它关乎飞行员的生命安全,也因此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蹈”。

李媛年仅27岁就接手了研发工作,负责“辽宁舰”某特种装置设计研发。它的精度要求高,高到目前国内已没有合适的设备来检测确定它的精度;使用环境恶劣,安装在振动冲击最为剧烈的试验区域。就连军事装备水平较高的法国、俄罗斯也对这些技术难点望而却步,转向外购或研制替代产品。

李媛负责这块研发,年纪轻且是一位女性,这是少有的情况,曾受到各方的质疑。

李媛说:“刚接手研发工作后,经常要出差参加各类研讨会。印象中,会场一般都坐满了头发花白的老专家,我就扎着马尾坐在中间,觉得特别不协调,当时就有人开玩笑说‘你们所里是不是没有人了,怎么把你派来了?’”“有质疑没关系,我们要用事实说话,要有创新思维,就是别人没有搞的我们要敢想敢闯敢试敢干,别人搞失败的我们要迎难而上,做排头兵和先行者。”

李媛开始埋头进行各类试验,她要用科学打破质疑。没有资料可借鉴,她牺牲了无数个周末和节假日,往返于北京、上海等各接口单位,调研用户需求和总体要求;查阅各专业的资料,建立数学模型,认真研究、总结,反复验证。加班是常态,李媛和她的团队一心扑在工作上。

工程进入试验阶段,李媛面对的是数不清的挑灯夜战、野外试验,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地方安装调试。

李媛在试验场连续工作的5个月时间内,放弃了大部分的休息时间,全身心投入到试验工作中,有时为了提高效率节省时间,李媛甚至少喝水、不喝水。

由于试验时间提前,而土建工程仍处于施工状态,现场粉尘弥漫,停电频繁。“当时距离几百米远的地方正在炸山,调试用电都不能得到保障”,李媛说。

船上生活条件艰苦,女同志的日常工作生活更为不便。李媛在困难面前没有丝毫退缩,在试验阶段,为了掌握更多的数据样本,还需要在恶劣海况下进行。

有一次,海区迎来了大风降温天气和极端海况,随着船的高速航行,试验区域相对风速达到每秒数十米,接近飓风风速。一踏上试验区域,人就会被狂风吹得倒退几步,身体必须与地面成夹角才能保持平衡。然而越是风浪大,李媛越是“兴奋”,因为这是测试设备在极端情况下稳定性的最好机会。

为了项目,她还推迟了要宝宝的家庭计划。当在办公室挑灯夜战,她错过了不知多少与家人的晚餐。当身在千里之外驻厂监造时,她错过了宝宝的第一声“妈妈”。

她的孩子今年4岁半,孩子还不太懂妈妈为什么不能经常陪伴在自己身边,每当李媛开始收拾行李时,孩子就会不住地哭闹。“后来每次我要出差之前,我妈都会把孩子带到看不到我的地方,我去收拾行李。”在回答“是否后悔牺牲这么多时间错过陪伴家人”的提问时,李媛说“有遗憾但不后悔”。

天道酬勤终有成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李媛带领团队人员走完了美军半个世纪的道路,自主创新,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完成了从科研到装备的研制,填补该项领域国内空白,性能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功地将“中国创造”铭刻在了亲手研制的装置上。

“取得今天这些成绩,是因为有好的平台好的团队。”李媛告诉记者。

李媛团队研制的特种装置被飞行员们亲切地称作“阿拉丁神灯”。“阿拉”是沪语中的“我”,代表着它来自上海;而“神灯”体现出设备的高精度、高可靠性,也体现出飞行员对它的信任。

2012年11月23日,5名飞行员们成功完成了辽宁舰的首批起飞与着舰,成为海军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成为国防建设史上的里程碑。缩短了我们与强国海军的差距,实现了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再到“弯道超车”,为我军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增添筹码。李媛也践行了强军梦、中国梦。

任务成功后第一时间,海军首长亲自来到七〇四所驻地进行慰问,并对她和团队给予了高度评价。

由于李媛出色的表现,整个工程总师办特地向七〇四所发来表扬信,对她的忠于职守、兢兢业业提出表扬,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和海军装备部也授予她“工程决战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

2014年,这项装置获得了集团公司科技奖,李媛作为第一完成人受到了特别嘉奖。她所在的专项工程团队也因为辽宁舰工程的出色表现,两次获得中华总工会全国工人先锋号,并入选2016年感动上海十大人物评选。

“这份工作能给我带来巨大的荣誉感和满足感。”在李媛看来,航母在国人心中激起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是无法比拟的。“科研女性比较理想主义,她们在物质追求方面比较少,更多的是对从事工作的热爱,这份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光荣。有的公司是用薪水留人,有的公司是用职位留人,而我们研究所就是在用事业留人。2017年,我作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向党中央汇报了军工科研战线上的建设成就,认真履行职责使命、圆满完成了会议的各项议程。”

“人不能沉迷于过去已获得的荣誉,而是应该继续开疆拓土,寻求专业领域里新的发展方向。我最近在组织课题组开展技术攻关,研制出新型装备,并以高可靠性,远超出美国同类产品。并且与大家一起总结了十几万字的使用方法、指挥策略,填补了又一项国内空白。” 李媛告诉记者。

李媛喜欢一句话:大历史、小工匠,择一事、终一生。在“党代表通道”采访环节,李媛代表基层科研人员掷地有声地说出:“为了祖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科研工作者已经做好准备,为一流的军队提供一流的装备。”她的发言赢得热烈的掌声和满堂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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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0 15:1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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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1 13:2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海军工程大学杨自春教授 享受“挑战不可能”时刻

新华网2017-04-26
原标题:专注耐火隔热陶瓷材料、超级绝热材料研究领域20年,取得多项重大突破和创新,海军工程大学杨自春教授

享受“挑战不可能”时刻

【专家小传】 杨自春,1967年9月出生,海军工程大学动力工程学院蒸汽动力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军队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工程“领军人才”培养对象,先后主持完成国家、军队重大科研任务30余项,成功研制出舰用6大类10型耐火陶瓷材料、7型超高温涂料,解决了长期困扰舰艇设计、维修和使用的重大技术难题,多次获得国家和军队奖项。

2017年1月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海军工程大学动力工程学院蒸汽动力教研室主任杨自春教授,凭借研制的“舰船新一代高温热防护材料和技术”荣膺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那一刻,距他开展相关研究已过去了整整20年。

那一刻,并不是杨自春最享受的时刻。他最享受的时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挑战不可能”。

研发耐火砖,是杨自春挑战“不可能”的其中一个。别小看这微不足道的耐火砖,作为一种镶嵌在舰船锅炉内壁的耐火隔热材料,要经受熊熊大火的炙烤,一旦受损坍塌,战舰就会立刻丧失动力无法航行,且在短时间内难以修复。而当时,我国多数舰艇的耐火砖依赖进口,装备保障受制于人。

事关重大,有关部门把自主研发新型耐火砖的“死任务”下给了杨自春所在的教研室。当时刚满30岁的杨自春像铆足了劲的发条,开始日夜奋战。

舰用锅炉在工作过程中,炉膛内温度超过1800摄氏度。耐火砖要在很小的厚度范围内,使迎火面1800摄氏度的高温传到背火面时低于300摄氏度,并且能抵抗住内部气流、火炮射击、导弹发射和大风浪航行形成的强烈振动和冲击,否则锅炉的钢铁外壳就可能发软变形。

这样的耐火砖,该选什么样的材料?杨自春查阅大量文献资料,遍访国内知名的耐火材料研究院所和厂家,最后将目光锁定在一种新型陶瓷材料上。

这种陶瓷材料既要具有耐热性好、使用寿命长的优点,又要弥补陶瓷本身韧性差的缺陷,这就必须加入20余种其他配料。这20余种配料加多少?怎么加?成为摆在杨自春面前一道急需攻克的难题。

杨自春以材料学知识为基础,制定了9类陶瓷材料配方和100多个对比试验方案。材料从送进炉膛预热到烧制成品要一个星期,杨自春和战友们把铺盖卷搬到了实验室。

炉膛内是1000多摄氏度的高温,经过几层隔热后,在外面观察仍有七八十度,像蒸桑拿一样。在这种极其恶劣的试验环境下,他们不间断地观察记录。成品出炉后还要应用测试仪器对各项性能指标逐一进行测试、分析、计算,尔后对材料配方进行修改完善。前后历时一年多,新型陶瓷材料的配方最终得以确定。

配方解决了,工艺怎么办?杨自春创造性地提出“梯度密度”的概念,利用新技术、新工艺,做出的新型耐火陶瓷样品,耐火和隔热性能均有了显著提高。

做出样品,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第一步。从样品到实装,还需要进行大量的陆上试验。经过反复测试,陆上试验合格。杨自春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某驱逐舰支队,进行海上性能考核试验。

成功了!那天,在全工况、高负荷测试中,耐火砖“争气”地表现出了优异的物理性能。该成果一举解决了国内数十年未突破的技术难题,并最终在海军舰艇上得到广泛应用。

来不及享受成功的喜悦,杨自春又向“超高温高抗热振耐火材料”这座科技高峰发起了冲锋。前后历经7年,杨自春终于研制出了超高温高抗热振陶瓷材料,这种材料的高温耐压性能比进口材料提高了一倍,价格却只有国外产品的六分之一,更重要的是避免了重点武器装备受制于人。

当一个个“不可能”变为“可能”,杨自春和战友们享受到了由衷的幸福感。(陈国全 特约记者 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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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1 13:2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她是魅力独具的火箭军导弹专家,誓与导弹谈一辈子恋爱

与导弹结缘,是偶然邂逅,也是人生必然。六次踏入西北戈壁,成功将16枚导弹送上蓝天,近三十年军旅生涯,王雪梅从普通一兵跃变为火箭军导弹专家。

《中国妇女》8月封面人物:王雪梅

王雪梅 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火箭军导弹专家,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军巾帼建功先进个人。

火箭军教头弟子遍军中01

又是一年毕业季。

每年的6月,都是王雪梅的“伤心月”。学员们要毕业了,要去部队了,她舍不得又送不得,“泪点低,怕撑不住。”今年还好,6月份她恰在部队代职,火箭军新组单位。新单位刚成立,要了解、学习、适应……天天忙得团团转,就连和记者约好的采访都一推再推。暂别了校园,也暂别了伤感,但一支“雪姨专用”笔仍让她湿了眼眶,那是学员们为她定制的毕业“大礼”。为此王雪梅发了条朋友圈:“好幸福,谢谢你们!”

从教多年,有多少这样的依依惜别?学员们曾经的“梅姐”如今变成了“雪姨”,而初登讲台的那一刻却如同昨日。

那是1997年,硕士毕业的王雪梅调入原第二炮兵工程学院,成为一名军校教员。

为上好“第一课”,她拼上了两个月的暑假,天天埋在书里,查资料做笔记,课“背”得滚瓜烂熟。试讲时信心满满,一上台就口若悬河,可待讲稿翻至最后一页,才发现只用了25分钟。糟糕,空场了!情急之下只好把下节课准备的内容也搬出来凑数。之后又是一通“竹筒倒豆”,课没讲完,台下的缪教授便打断了她:小王,歇歇吧。缪教授不说课讲得如何,只问了一句:累吗?她懵了,老实回答:有点累。缪教授开了个玩笑:真担心你那口气接不上会背过去。然后循循善诱,你这叫“背课”而不是“备课”,讲课是有艺术的,既要考虑自己怎么讲,还要考虑学员怎么听。一番话把王雪梅“定”住了,怪不得自己讲得口干舌燥,台下还是一片茫然,原来唱的是“独角戏”!

热情登台,沮丧收场,开弓折箭,头一回王雪梅吃了“败仗”。

她之前竟然还挺得意:看我讲得多流利,新词一个个往外蹦!现在才明白,那只是下意识的自我展示,根本没管听的人懂不懂。“自己觉得简单的概念,学生却如听天书,自己一带而过,学生如坠云雾。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几个知识点听不懂,得,你的课没人听了!”那时年轻,总想证明自己,课讲不好就懊恼,恨不得想撞墙。

后来她渐渐明白,一堂好课不但要备内容、备方法、备对象,还要备课堂的节奏掌控。王雪梅尝试改进教学方法,同时观察学员们课堂上的反应。一堂高质量的课能让老师和学生一起“嗨”,相反若做成“夹生饭”彼此都觉无趣。如今的她自诩“阅人无数”,拿眼一扫,每个人的眼神都会反馈不同的信息:是否在听讲,是否听懂了,是否有兴趣……如此便知自己这“一桶水”是否变成了学员的“一杯水”。

一路“摸爬滚打”,王雪梅终于成为资深教授,先后主讲5种型号主战武器、6个人才培养层次的20门主干课程,年均完成额定教学工作量的8倍,而弟子们多已成为火箭部队的骨干中坚。每到部队走访总有熟悉的面孔冲她立正敬礼,“那一刻真是很有成就感。”

孤寞戈壁中的“疯狂”02

一到发射场,王雪梅就是果敢的女军官

王雪梅说,因为导弹,她与西北结缘。戈壁滩一望无际,天地间寂寞无比。阳光下皮肤晒得生疼,背阴处冷风又丝丝入骨;白天热得穿背心,晚上冻的裹棉被。昼夜温差几十度,春夏秋冬风刀霜剑轮回……为适应实战要求,学校组织学员进行导弹实弹发射,王雪梅先后六次以总工程师身份前往西北执行导弹发射任务,正可谓“六次仗剑走天疆”。

发射部队在戈壁上住的是帐篷,“一定要在上午将帐篷搭好,午后会起大风,狂风能掀起帐篷将人卷跑。戈壁滩地质坚硬,钢钎插入石缝‘叮当’作响……有时天空飘来一片云,雨落山顶变成雪,远山便白了头……”每次去西北都会重复这样的场景,王雪梅渐渐不以为奇。

但发射场有种魔力,能让她将教授和军人这两种身份迅速互换。平时温言细语的她,一到发射场就是果敢的“指挥官”,军人味十足。2016年她第六次率队前往西北执行任务,就在导弹发射前两天,她病了。咳嗽,发烧,吃不下饭,浑身没劲儿……她不肯休息:打仗时指挥官怎能不在前线?怕白天耽误工作,就晚上打点滴,“把吊瓶尽量挂高,搬张小凳坐下,胳膊放低,这样打的快。”

那次发射与以往不同,用的是学校训练发射车,王雪梅奔前跑后,不敢有丝毫懈怠。就要点火了,3、2、1……导弹伴着巨大的声浪一飞冲天,“成功啦!”现场欢呼一片。“不好!”没等掌声落地,发射车出现故障,发射台无法回收!大家的心又提起来。王雪梅不由分说,领着几个骨干又冲了上去。比照着电路图一点点检查,一小时后,故障排除。可她再也坚持不住了,在临时支起的行军床上倒头便睡,“那一觉睡的真香!”

导弹打出去,是否击中目标,还需要跟踪与测量。国外有套反狙击手系统,通过子弹轨迹可倒推枪的方位。受这套系统启发,王雪梅牵头研制了一套“导弹末区智能报靶系统”,为此她设计了上百张电路图,推算了上万组公式数据。但具体实用性如何?准确性如何?为了检验系统效果,王雪梅带着设备,再次踏上了西北高原。

尽管早已领教了戈壁的风沙,但没想到导弹末区比首区环境更为恶劣。狂风裹挟着沙石横冲直撞,劈头盖脸。好不容易扎好“摊子”开始测试,却出师不利,先是系统自保——气温太高,计算机死机;后又显示屏闪暴——细沙进入屏内,系统短路。

第一次测试就这样铩羽而归。不能泄气,来一趟不容易,不能无功而返!王雪梅给大伙鼓劲儿,而且凭经验她觉得这套系统“能行”。随后改进、测试,再改进、再测试……反反复复,终于证明了“导弹末区智能报靶系统”的有效性。虽然只是套教学实验装备,却为火箭军靶场落点检测进入自动化奠定了基础。

当然西北之行除了艰辛也有快乐。

导弹发射成功后,王雪梅被抛起来

导弹成功发射的一刻,所有人都欢呼雀跃,嗓门能喊多大就多大,非“疯狂”二字不能形容,王雪梅被大家抬起来、抛上去,帽子在空中打着转儿,她笑成了一个孩子……

西北的夜色也很迷人,夜空深蓝,星光点点,可以看到银河,美的像童话……“可惜我文学不好,”王雪梅笑着对记者说,“要是你们文人去了一定可以写出漂亮的文章。”

“人剑合一”因爱结缘03

一身戎装,女性的魅力不减

一身戎装的王雪梅,女性魅力丝毫不减。这样的她是如何跟导弹结缘的?记者的提问让王雪梅莞尔,但回答倒也坦率,“因为爱情。”

说起来,是当时的男友、现在的丈夫无意中让她认识了导弹。王雪梅和丈夫是大学同学,都在西安理工学院读书。“他是军人子弟,家就在第二炮兵工程学院。”做毕业设计时两人一起到二炮学院借用计算机,看到一枚巨大的导弹卧在那里。王雪梅被这个庞然大物“镇”住了:原来这就是导弹?能打上千公里?这家伙真牛!

毕业后她选择在第二炮兵工程学院参军入伍,因为“他在那儿”。追随爱情的王雪梅就此在军校“安营扎寨”。

最初她在学校只做教学辅助工作,丈夫继续深造,考取了研究生。开明的婆婆劝她:你也考吧,你能学,孩子我帮你带!“其实我性子里有点随遇而安,并没有太多野心,但婆婆的鼓励让我有了试一试的冲动。”于是本科毕业五年、女儿已经两岁的王雪梅,如愿考取了本校研究生。

从此开始接触导弹。“我的导师许化龙特别神,导弹通电测试,他在旁边仅凭声音就能判断系统是否正常、问题在哪儿,部队上上下下都服他。”王雪梅暗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能练成这一身本领呢?渐渐地,她越来越入迷,戏称“导弹”是她的另一个“爱人”。

在普通人眼里,导弹属于高科技,既神秘莫测又威力无穷,只有敬而远之。王雪梅却认为导弹跟人一样,有生命有感情。她常对学员说,你想懂它,需先爱它。“爱一个人你会想念,没事发个短信打个电话,总关心对方好不好……如此用心定能收获完美爱情。同样,如果把导弹当做恋人,走近它,思考它,琢磨它,看它的内部结构,想它为什么会有这个参数?会不会出现故障?出现故障怎么办?……待一切了然于胸,导弹还神秘吗?”

王雪梅相信万物都有情。要想跟导弹谈“恋爱”,实现“人剑合一”,必须付出全部真心。跟导弹朝夕相处的她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导弹发射前,都要陪导弹坐一会儿,围着它转两圈,拍拍它,跟它说说话……“它肯定听得懂。”大伙都说,王教授把导弹当成了她待嫁的闺女……

导弹专家的幸福大后方04

与导弹多年的“耳鬓厮磨”,让她从普通军人变身为导弹专家。功劳簿上王雪梅最先为家人记下一笔。为了让她专心教学和研究,公婆承担了所有家务。有时她忙得顾不过来,婆婆就把饭送到办公室。每次外出执行任务,婆婆都会衣着鲜亮地在车站送行;每次从西北归来,婆婆又会如期在车站等候。彼此相聚的那一刻,婆婆捧着她被紫外线晒黑的脸看了又看,她则将婆婆揽在怀里对着婆婆的脑门亲了又亲……

“我很幸福!”这句话王雪梅说的感慨、甜蜜。下部队、上西北、做科研……即使在学校,一忙起来也是“过门不入”,家和孩子全交给了公婆。“没有家人支持我不可能甩开膀子干。”家是她的大后方,也是她的幸福加油站。

王雪梅开心地收到丈夫的生日鲜花

婆婆是老派的知识分子,智慧,贤达。如果不是当年她让儿媳考研,王雪梅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公婆家和她家住的很近,他们三口人到楼下公婆家吃饭,回楼上自己家睡觉。同事朋友都羡慕她有福气,家庭事业双丰收,幸福的简直让人眼红。

提到家,王雪梅声音都柔软起来,但说到公公她哽咽了。2016年,公公被查出肺癌晚期。当时她正牵头做导弹发射前的准备工作。丈夫远在北京,不能时时守在病床,她学校医院两头跑。公公化疗没胃口,想吃鸡蛋羹,那段日子,为公公蒸鸡蛋是她的每日“必修课”,但公公还是走了……王雪梅忍住泪水叹口气,“算了,不说了。”

夫妻恩爱,事业上比翼双飞

能与公婆处的像亲生父母也是传自家风。同婆婆一样,妈妈也是知书达礼的女性,家中嫂子和妈妈就处的像母女。妈妈是绘图员,做人也如绘图,认真严谨。爸爸是地质工人,虽然无暇陪伴孩子,却没有让孩子“放羊”。两人的教育观念一致,每次考试父母都会让孩子总结分析,以利再战。家里供三个孩子读书,经济并不宽裕,买不起辅导书,妈妈四处去借,连题目带答案工工整整抄在本子上。因为成绩优秀,王雪梅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爸妈的“外松内紧”又让她成了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而这正是军人最需要的品质。

现代军事与传统军事不同,拼的是高精尖技术与装备。但再先进的武器还是需要由人掌握并操纵,所以最终拼的是人才。从教二十余年,王雪梅不知道往部队输送了多少优秀军官,经她改革的教学体系也实实在在拉近了理论与实践、部队与院校、课堂与战场的距离。

“我是老师,教书育人是我的本行。没说的,今后还要多带学生。”如果把三尺讲台当作阵地,她愿尽最大能量奋斗、坚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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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1 13:2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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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1 13:3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心怀制造匠人心,追逐光电强国梦


战斗在国家精密仪器及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领域的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研究员、激光测量技术研究室主任周维虎博士,30多年如一日,秉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研理念,坚持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和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不断创新超越、勇攀高峰,先后攻克了一系列几何量精密测量技术难题,为我国国防军工、国民经济和科学研究等行业提供了有力的测量技术保障。

周维虎研究员先后主持了多项由国家科技部、自然基金委、中科院、装备发展部、国防科工局、航空航天系统以及北京市科委支持的研究项目,推动了我国在光电系统总体设计与集成测试、光电精密测量技术、飞秒激光测量技术以及大尺寸几何量计量测试技术的快速进步与发展。

周维虎担任全国光电测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他团结带领标委会秘书处和全国光电测量领域专家,建立了国家光电测量专业标准化体系,制订了光电测量专业标准化重点方向,组织了重要标准提案的起草和立项工作。创新地采用军民融合与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模式,持续推动光电测试技术研究与军、民相关领域应用需求紧密结合,为我国光电产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周维虎身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中科院光电研究院“激光测量技术”学科带头人,他在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重视青年学者的培养。他有一个梦想,就是将自己带领的这支近60人的高水平科研团队打造成实现中华“光电强国”梦征途中一支强有力的、具有国际水平的激光测量队伍。

乐于迎接挑战 不断跨越前行

周维虎研究员是一个非常“能闯”的人,其职业生涯就是不断迎接新挑战、新机遇的过程。他的研究工作与空间坐标定位有关,他似乎也不断地在给自己的人生寻找新的“坐标”。与大多数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相比,他具有非常丰富的科研履历:从原国防科工委研究所到美国自动精密测量公司研发部,再到法国仪器公司驻中国办事处,再到中科院光电研究院,每一步都具有新的特点和新的挑战,但对他来说都充满了吸引力。他评价自己的性格很open,具有开拓精神。

1983年,周维虎从合肥工业大学精密仪器系毕业,被分配到国防科工委第一计量测试研究中心工作。“那时候我们算是八十年代新一代。”作为文革后第三批大学生,那时的他们还顶着“天之骄子”的桂冠。一两年时间,这个一身干劲的小伙子跟着老同志跑遍了位于西部山区的大部分“三线”军工厂和军工基地,检定和维修了大量的精密仪器设备。

“好多进口仪器由于西部山区恶劣的自然条件经常出现故障,坏了就只能‘趴窝’,影响国防科研、试验和生产,就等着我们去检定和维修,让它们起死回生呢。”30多年过去了,周维虎谈起当年战斗在国防军工计量测试领域的经历,依然难掩内心的自豪之情。

几年下来,喜欢琢磨、干活又不惜力的他对各种光学仪器结构、性能参数和维修方法已了然于心。从工作第二年开始就参与起草了三坐标测量机、光学经纬仪等国家及国防系统检定规程。

说起来,他算是幸运的。由于工作出色,1985年他被选拔为原航空部出国进修预备人员,1988年被派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访学两年,研究光电精密测量技术。在法国的两年里,他刻苦钻研半导体制造过程中各种薄膜参数的测量技术,同时选修法国DEA理论课程,专业技术和理论水平得到了飞快的提升。

1990年,周维虎从法国回国后开始担任原国防科工委“八五计划”课题组长,1993年被破格提升为高级工程师,担任过仪器研究室副主任和实验室主任等职务。1996年,一直渴望继续深造的他走进合肥工业大学精密仪器系攻读博士学位,经过四年多的刻苦学习和钻研,他成为了一名精密仪器专业博士。

博士研究期间,周维虎在大尺寸测量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受到了美国同行的关注。2001年4月至2003年4月,他应邀赴美国Wisconsin-Milwaukee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激光跟踪仪智能测头技术,2003年5月至2004年7月应邀前往美国Oakland大学做博士后,继续研究精密激光六自由度测量技术,在美国的三年多时间里,他还担任美国Automated Precision Inc.(Maryland,USA)公司高级研发工程师,专业从事激光跟踪测量技术研究及开发工作。他在美国期间的研究成果被用于美国API公司的精密测量仪器产品,在全球高端制造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2005年,周维虎怀着满腔热情加入中科院光电研究院,继续从事空间领域和光电测量领域的研究工作。

从1983年至今,长达35年的时间里,他不仅在祖国大江南北留下了辛勤的汗水,还在法国和美国留学和工作多年,开拓了视野,掌握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面对人生的每一次挑战,他始终保持乐观心态,以饱满的热情从容应对,在挑战中不断进步,不断开创一个又一个新局面。

实践出真知 拼搏铸辉煌

从事科学研究需要先知先觉,需要具有超前意识。科学家们孜孜不倦的追求,是人类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基本保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周维虎研究员始终不忘初心,以无与伦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动自己在科研的道路上不畏艰难、砥砺前行。

自1983年至今,周维虎研究员一直从事光电精密仪器及几何量计量研究工作,共主持了国家科技部重大科学仪器专项、国家支撑计划、自然基金委重大仪器专项、面上项目、中科院重要方向性项目、中科院仪器装备项目和科技成果推广项目、总装预研、总装创新基金、国防科工委基础科研、航空航天部预研、北京市自然基金和成果推广项目、上海世博会重点项目等近40项科研课题,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2008年至2010年主持研制上海世博会“车载系留气球光电监测系统”重点项目。

2007年,刚加入中科院光电研究院不久,从没做过总体负责人的他被委以重任:作为技术负责人,组织了由中科院、航天领域、电子科技领域、高技术企业等六家单位组成的大规模研究团队,开展了上海世博会重点项目“车载系留气球监测系统”的立项论证,为世博会提供安全保障。对于领导的信任,他十分珍惜,虽然没干过大总体,但他喜欢这样的挑战。



车载系留气球监测系统

“车载系留气球监测系统”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为复杂的空中光电监测系统,项目分系统多,接口复杂,使用环境恶劣,竞争异常激烈,时间又特别紧,缺乏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和应用资料。作为项目总设计师必须拿出一个让人信服、科学可靠的论证方案,才有可能获得项目支持。

为了拿到项目,他心急如焚。整个项目涉及多个专业,做总体的人不可能全懂,怎么办?只能迎难而上,进行“恶补”。为了制定系留气球优化的高精度稳定方案,45岁的他开始了一阵“苦学”。他到处寻找材料和相关案例,向北航、上海交大、航天部33所、测绘研究院相关人员进行请教,“下狠劲”学习稳定指向技术。“那段时间头脑中整天都是惯性稳定框架、组合导航和坐标计算公式的影子”。

当时正值盛夏,长时间翻阅文献资料和撰写立项报告,手上和身上起满了湿疹和水泡,医生诊断后告诉他,这是情绪焦急和失调引起。好在项目最终如期获得支持,他的这身水泡也算是没白出。

最终在周维虎及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项目竞标成功,他率领庞大的技术团队研制出的空中大型光电监测系统在上海世博会得到成功应用,系统经受了高温、大风、183天长时间连续运行的考验,为安全世博、科技世博和绿色世博做出了突出贡献。项目他也因此荣获上海世博会信息攻关成果特别奖(最高奖)和“科技部世博科技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打造科研尖兵 书写华丽篇章

身为中科院光电研究院激光测量技术研究室主任,周维虎研究员带领着研究室全体科技工作者在光电领域一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目前该研究室有近四十位研究人员,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过半数。已培养博士后、博士和硕士研究生20余名,目前在读博士后和研究生20余名。

2010年,周维虎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台激光跟踪仪,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发达国家在激光跟踪仪领域的技术垄断,攻克了激光跟踪、高精度激光测距、精密转台测角、复杂仪器精密光机装调等关键技术,申报发明专利10余项,培养出一支过硬的精密仪器研发团队。

2011年,周维虎带领团队在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的支持下对更高性能的飞秒激光跟踪仪进行攻关。经过几年的拼搏,他们完成了仪器全部关键部件样机的开发测试和整机联调工作,研制成功了原理样机,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工程化样机模块的研制,其体积减小为原理样机的1/5,重量减小为原理样机的1/3。仪器量程达到60m,飞秒激光测距误差小于0.5ppm。

目前,该项研究成果已经申请国家发明专利6项,软件著作权1项,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近年来,周维虎带领团队在光电测量领域开展的相关高水平科研项目还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大型构件三维几何参量测量仪”,国际合作重点项目“高端光刻机偏振照明关键技术”和“中韩飞秒激光测量技术联合研究”,中科院STS项目“大型装备原位智能制造系统开发与应用”和“先进浮空器制造与应用关键技术”,自然基金重大仪器项目“基于3DLIF技术的大范围水体三维标量场测量仪器研制”,还有“飞秒激光三维形貌测量方法研究”等8项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经过在科研一线的多年不辍耕耘,周维虎先后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6项,申请发明专利30余项,发表论文100余篇,编写教材1部,起草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和规范4部。由于在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方面成绩显著,他还获得了中科院“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江苏省双创领军人才”、“青岛市创新领军人才”等称号。

周维虎团队不仅在科研工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还时刻牢记自身承担的社会使命,在国家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把军民融合的战略思想贯穿到研究工作当中。他们主导和参与的科研项目涉及国防科技工业和民用科研生产各个领域,团队先后研制成功飞秒激光跟踪仪、工业全站仪、视觉测量传感器、精密转台等仪器设备,在航空、航天、船舶、高能加速器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解决了一系列现场测量和装配难题,为相关军事国防和民用行业精密测量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保障。

随着国家信息技术产业转型升级和国家信息安全水平持续提升,对加快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提出了迫切的需求。周维虎团队将瞄准我国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中的测量技术瓶颈问题,朝着微纳精密测量和集成光电传感技术领域发起挑战,踏上一段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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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1 13:3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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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2 11:2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院士


主讲人:周建灿 陈建华

陈芳允,黄岩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理论奠基者及国家“863”计划发起人之一。


一、功勋卓著 利国利民

作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对“两弹一星”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参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担当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测量任务;设计、制定回收型遥感卫星测控系统方案;针对通信卫星设计“微波统一测控系统”;成功解决“远望号”船电磁兼容技术难题。

鉴于卫星导航定位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上的重要价值,1983年,陈芳允和合作者首次提出利用两颗同步定点卫星进行定位导航的设想,这一系统称为“双星定位通信系统”。为后来开展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奠定了理论基础。

陈芳允还是国家“863”计划发起人之一,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86年,陈芳允与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提交《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得到积极响应,最终提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计划,极大促进了我国科技的发展。

二、胸怀大志 孜孜以学

陈芳允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年轻时价值观的确定与知识的积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6年4月3日,陈芳允诞生于黄岩后巷陈家大院,5岁时开始接受启蒙教育,8岁开始读私塾,到秀才朱希晦家学《古文观止》等。

1928年秋,12岁的陈芳允进到黄岩县立中学读初中,他的父亲曾对他说过:一定要好好学习,我希望你将来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要在社会上立自己的业绩。这句话对陈芳允影响很大,促使他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之路。

1931年夏,15岁的陈芳允考进上海浦东中学高中部。进入高中没几天,就碰上了“九·一八”事变,陈芳允积极参加上海学生运动,抵制日货游行等,这些经历对他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从那时起,他便下定决心要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而好好读书,以期将来为国家民族作奉献。

1934年,18岁的陈芳允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在机械系读了1年后,对机械不感兴趣,却对物理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下决心作出了转换专业的选择,后他进入物理系,投在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叶企孙等名师门下。

1944年,陈芳允远赴英国留学,留学期间,陈芳允抓住机遇刻苦钻研,尽可能多地汲取知识、积攒本领,以期学有所成,报效祖国。

1948年春,陈芳允结束了在英三年的学习和工作,带着电子工程技术方面的先进知识,满怀报效国家的愿望,回到祖国的怀抱,但由于内战频仍,才华无法充分施展。有一次,他因不愿为国民党打内战,不惜自伤脚趾,拒不应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芳允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陈芳允、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四位提出“863”计划的科学家合影(从左往右)

三、芳允精神 山高水长

陈芳允先生一生所凝聚与展现出的品质与风范,对橘乡人民有着重要意义。

(一)志存高远、竭诚为国的家国情怀

陈芳允在中学时代便树立远大抱负报效国家,为此他不畏艰辛,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期望用自身的聪明才智,为祖国富强与振兴添砖加瓦。“人生路必曲,仍须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陈芳允的这首诗便是其远大抱负和竭诚为国精神的鲜明写照。1998年5月,陈芳允在其《自述》诗中有此一句“愈觉超志未酬须自强,愿续献我一技共兴华”,同样表达了这一情怀。再结合陈芳允一生的事迹,确实自始至终都洋溢着这种精神与信念。

(二)勤奋工作、谦逊认真的工匠精神

陈芳允的另一首诗:“四十京兆一技人,爱研求实不爱名。一称专家已过誉,惭愧国人赶超心。”这样一位大科学家在此称自己为“技人”,而愧称“专家”,确实让人感叹。有人说:要记住陈芳允,只需记住他的两个特点就行,一是自己给自己理发,二是自己给自己缝补衣服。给自己理发是为节省时间,给自己缝补衣服则说明其低调朴素,可以说陈芳允对工作是高标准,对生活却是低要求的,两者相辅相成,让陈芳允的“工匠”本色,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三)开拓创新、面向未来的开阔眼光

陈芳允是一位极具前瞻性和创新精神的科学家,他视野开阔,不固步自封,能面向世界,汲取知识与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开拓创新,做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科技成果。晚年,陈芳允非常关心科技发展战略问题,是国家“863”计划发起人之一。1993年,近80高龄的他还写了一个关于国防科技发展的具体建议。陈芳允活到老,学到老,思索不息,研究不辍,眼光长远,朝气蓬勃。

(四)求真务实、注重实践的科学精神

作为一个科学家,陈芳允有着扎实的科学理论知识,对相关科技领域的概念、原理和具体技术问题的理解非常透彻。陈芳允低调务实,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认为“实践出真知”“创新之源来自实践”,而且要鼓励和给予科技人员以参加实践的机会。陈芳允能有这么多重大科技成就与其求真务实、注重实践的科学精神是分不开的。

(五)情系乡梓、尊师重道的高尚情操

陈芳允虽然获得了众多成就与荣誉,但他不忘本,对养育过他的家乡,学习过的母校以及教导过他的老师,常怀感念之心,情真意切。


作为黄中毕业的校友,陈芳允对黄岩中学怀有特殊的感情,对黄岩中学的发展非常关心。1999年住院期间,他以《漫漫人生路拳拳报国心》为题,给他在黄中的同学王克宬写了一生中最后一封长信,信中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自己思想观念的发展历程,以及自己工作的情况等。陈芳允对黄中学子怀有殷切希望,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诫同学们:人生道路的选择,思想观念的发展起着根本的作用。

在信的最后,陈芳允对他的病抱有乐观的态度,没成想一病不起。2000年4月29日,陈芳允那颗为国家跳动一辈子的心脏停止了。斯人已去,风范永存,陈芳允为我国科技事业和国防现代化事业所作的卓越贡献,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所付出的心血,为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及黄岩人民留下的精神财富,值得人们永远纪念与弘扬!

7月18日晚,黄岩政协文史讲堂“永宁史话”第19期在黄岩书画院开讲。本期邀请了黄岩中学周建灿老师授课,主题是《“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院士》。区政协副主席方观祥、主办方区政协文史委和承办方黄岩书画院、道台里文创院、黄岩区历史学会等负责人出席。陈芳允院士的亲属、部分区级机关领导,区政协部分委办负责人、部分当地文史专家、学者出席听讲。讲堂由区政协文史委主任郑胄奇主持。

课上,周建灿老师对陈芳允院士作出的卓越贡献、成长历程以及芳允精神等方面的内容做了详细解读。陈芳允院士的亲属陈晓南先生对讲课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作了补充说明。

方观祥副主席在听完讲座后指出,陈芳允院士是一位具有深厚爱国情怀、敢于创新、勇于担当、无私奉献、令人可亲可敬的科学家,是我们黄岩人民的骄傲。他的勤奋好学、谦逊认真、求真务实、尊师重道等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的事迹对我们很有教育意义。区政协文史委要通过“永宁史话”文史讲堂这个平台,多挖掘黄岩的历史文化,多关注以陈芳允为代表的黄岩近当代名人文化的研究和宣传,以他们的事迹、精神影响、感染黄岩的下一代,激励下一代珍惜眼前、刻苦学习、树立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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