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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成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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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16 10:4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安庆籍科学家钱前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1月22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分别公布了64人和75人的2019年院士增选名单,其中来自安庆的中国水稻研究所副所长钱前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钱前,男,汉族,1962年3月生,现任中国水稻研究所副所长、水稻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安庆二中1979届高中毕业。1979年至1983年就读于南开大学遗传专业,获学士学位。1983年至1997年历任中国水稻研究所遗传育种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其间,1986年至1989年赴日本北海道大学遗传育种专业留学,获硕士学位;1992年至1995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遗传育种专业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1997年至1998年在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做高级访问学者。1998年至2002年历任中国水稻研究所生物工程系副研究员、研究员。2002年至2003年赴日本冈山大学生物资源所做高级访问学者。2003年至2004年任农业部水稻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2005年至今任水稻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其间,2007年6月至9月赴日本冈山大学生物资源所做访问教授;2008年1月至3月赴日本名古屋大学做访问教授。2013年至今任中国水稻研究所副所长长。其间,2013年至2017年兼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所长。  钱前长期从事作物种质遗传资源学研究,从生产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出发,通过遗传资源创新与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策略,在水稻遗传种质资源发掘创新、重要农艺性状解析与分子育种等领域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育种价值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排名3)、二等奖(排名2),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1)及省部级科技奖励10项,在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205篇,SCI总引10016次,他引9565次,其中在Nature、Science、Nat Genet、Nat Commu、Nat Plant、Mol Plant、PNAS等国际顶尖刊物发表通讯或共同通讯作者论文86篇;获发明专利35项;主持育成广两优7203、广两优7217、嘉禾优7245等7个高产、优质兼顾型新品种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钱前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也让他的母校,拥有120年建校史的安庆二中感到骄傲:在22日当天,该校就第一时间通过多种途径发布了这一喜讯,以激励在校学子以院士为目标,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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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17 12:1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悲痛!运-20现场总指挥、空警-2000负责人李守泽逝世 年仅58岁

日前,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飞机”)发布“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去世的公告”。公告提到,中航飞机董事、副总经理李守泽先生于2019年12月6日不幸去世。

记者注意到,李守泽曾在多个国家项目中担任重要角色,例如运-20现场总指挥、空警-2000负责人等等。

公开资料显示,李守泽,男,1961年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1983年7月参加工作,西北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博士研究生学历。据中航飞机披露的管理层简历显示,李守泽历任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法律顾问;中航航空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运-20、空警-2000……立志航空报国

作为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的领军人物之一,李守泽参与了多项重大飞机项目,从“飞豹”战斗轰炸机、空警-2000、“小鹰”500,到“胖妞”运-20都有他的身影。当然,李守泽最广为大家所熟知的还是其空警-2000负责人以及运-20现场总指挥的身份。


据中国军视网2017年刊发的文章《致敬航空大师,中国航空的预警机》透露,面对型号立项研制所带来的史无前例的挑战和压力,李守泽将一飞院的体系化管理创新作为重点,探索出多项目科研计划管理模式,并进一步加强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完善计划管理与调度平台,建立动态的进度更新和分析机制,最终形成了以专业技术为先导,以计划管理为龙头,以成本控制为核心,支持多项目、多组织、多业务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纪实文学《鲲鹏起兮——大型运输机运20研制纪实》,展示了大运人为中国自己的大型运输机呕心沥血的历史。文章中披露,为了保证进度,运-20 物理样机争分夺秒集成完毕后,现场总指挥李守泽让大家把一面国旗和一幅标语挂在厂房高墙上,标语写到:“国家意志,自主创新,引领大运科学发展;众志成城,攻坚克难,成就民族腾飞梦想。”


据《科技日报》报道,李守泽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书法作品:“航空报国,常立志。叱咤风云,会有时”。落款姓名:“陈忠实”。点画所至,顿挫激越,苍劲的笔端流露出金戈铁马,气吞万里之势。

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是魔鬼,你弱它就强,李守泽就擅长把细节做到极致。据《科技日报》报道,在陕县出生长大的李守泽,读书时崇拜的是陈景润、华罗庚。1979年,他考入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那时,“60分万岁”在校园很有市场,可他却连星期天都泡在图书馆里。


大学毕业后,李守泽来到一飞院的前身603所做设计员,那些别人不屑一顾的小事他总是干得很认真、很投入、很卖力,于是来找他“帮忙”的人多起来,或翻译一篇资料,或画一张图纸,他总能将活干得漂漂亮亮。

 
《中国航空报》2013年曾刊文《记一飞院院长李守泽:细节决定一切》,文中提到,李守泽表示,搞飞机设计,必须把工作做到前面,一切细节,一切问题都必须解决好,必须掌控全面,整体推进。

 
这种注重细节的特质,在李守泽的工作中展现地淋漓尽致。在某个重大专项一次重要展示工作中,出现了一个很小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它问题不大,丝毫不会影响项目本身。可李守泽这次一反常态的变了脸,他严肃的说:“虽然它不会影响到项目本身,但这种轻视小问题的态度却是可怕的。重大专项事关重大,一个小问题也许就会断送一切。”

据人民网2011年报道,在担任一飞院院长期间,李守泽高度重视人才的发展,把“人才兴院”作为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他表示,新一代的研发人员正逐步成为一飞院研究队伍的主要力量。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掌握核心技术、擅长技术攻关和技术集成的专业技术队伍,一支具有革新能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让这支年轻的队伍“尽快成熟起来,成为行业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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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17 12:1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病毒学家田波院士逝世,系山东桓台人,曾研制抗击非典的药物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田波,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2月15日在京逝世,享年88岁。

田波,1931年12月生,山东桓台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室工作。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4年起研究病毒与高温对马铃薯花叶型退化的作用,发现病毒感染后在低温条件下马铃薯产生耐病性而不发生退化,提出的无病毒种薯生产方案,在我国广泛应用;1989年涉足医学病毒,在乙肝病毒感染的肝癌组织中发现抗原肽与热激蛋白gp96的复合物,证明gp96及其N端蛋白有佐剂功能,促进树突状细胞成熟,增强细胞和体液免疫。研究了SARS和艾滋等病毒融合蛋白的7肽重复序列与细胞融合的分子机制,设计一种三螺旋蛋白高抗艾滋病毒。

在国家粮食产量低下的时候,他埋头研究解决温饱,奔走在田间地头;在粮食产量提升,温饱基本解决的时候,他又将目光转向人类疾病领域,致力于用科学抵抗疾病。他的同行高福院士曾评价他说:“田先生的研究领域跨度之大,足以令人生畏,可田先生认真地做到了。”

>>>延伸阅读

田波院士最卓越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对国家社稷民生的体贴关怀,心怀苍生,科研事业高度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此成其“大”;密切关注国际科学前沿,及时追踪领域最新趋向,活到老学到老,眼界开阔,此成其“高”。



田波(1931年12月~)著名病毒学家,中科院院士。山东桓台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2001年兼任武汉大学生科院及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1988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9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四十年来,他在病毒研究领域屡有突破——在1954年至1979年研究了病毒与高温对马铃薯花叶型退化的作用,发现病毒感染后在低温条件下马铃薯产生耐病性而不发生退化,所提出的无病毒种薯生产方案在我国广泛应用;1980年开展亚病毒研究;1983年在国际上首次报道用病毒卫星防治植物病毒病获得成功,转让给日本一家公司;用所设计的切割马铃薯类病毒RNA的核酶基因转化马铃薯,可阻断类病毒复制,获得抗病马铃薯;1989年涉足医学病毒,在乙肝病毒感染的肝癌组织中发现抗原肽与热激蛋白gp96的复合物,证明gp96及其N端蛋白有佐剂功能,促进树突状细胞成熟,增强细胞和体液免疫;研究了SARS和HIV等病毒融合蛋白的7肽重复序列与细胞融合的分子机制,设计了一种三螺旋蛋白高抗艾滋病病毒。



造福民生,社稷情怀

田波1931年12月出生于位于鲁中平原东北端马踏湖畔的桓台县夏庄。这是一个秀丽淳朴的北方水乡,苏东坡曾在此留下了“贪看翠盖拥红妆,不觉湖边一夜霜,卷却天机云彩缎,纵教匹练写秋光”的诗句。田波的祖父是秀才,父亲田俊颐接受过较为严格的旧式教育,山东桓台尊师重教唯有读书高的诗教传统深深影响着幼年的田波。

田波幼年时期正逢日本侵华战争,亲眼目睹躲避在芦苇荡中的村民被日军枪杀后的惨景,给田波带来极大的精神刺激,国弱民遭殃,他立志发奋读书,强国救民。田波小学、初中的教育都是在战乱时代的颠沛流离中辗转多地完成的,可谓历尽艰辛、度尽劫波。高中时代,他先后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和青岛市立高中,借住在六伯父田愚斋家。田愚斋毕业于北洋大学,在南京中央大学附属高中做老师,是一位爱国情怀洋溢、笃信科学救国强国的新式知识分子,他的言传身教,对田波的精神成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田波建功立业造福国家的生命信念根深蒂固。

1950年,田波考入由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的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攻读植物病理学。当时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聚集了我国许多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如戴芳兰、俞大绂、林传光、裘维蕃和周家炽等教授。大学四年中,田波受到了较好的基础课教育。在专业课方面,通过病毒学、细菌学和真菌学等课程的深入学习,他对病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4年,田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室工作。在林传光教授指导下从事病毒在马铃薯退化中作用的研究,林传光是一位在研究上要求严格、善于独立思考和提出新见解的导师。随着国际上病毒学的迅速发展,田波已不满足于对病毒生物学的研究,逐步开拓了病毒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曾得到中科院原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曹天钦院士和中科院原植物生理研究所沈善炯院士的热情指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田波全身心沉浸于病毒学的钻研,成了科学院“安钻迷”的典型,曾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青年联合会会议,受到刘少奇主席的接见。

田波一生的科研事业心系社稷民生,极其关注国家重大需求和社会紧迫的现实问题,这使得他的科学人生具有一种济世情怀。他早年生活在兵荒马乱的时期,看尽中国人的苦难,为国人的饥饿、疾病所触动,最早是想学医以治病救人悬壶济世。但因故转到了植物病毒学,也是与社稷民生关系特别密切的学科。当初做马铃薯研究,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粮食问题。到后来,他还是过渡到了研究人类疾病病毒。他转向和人类健康直接相关的这些重大病毒性疾病的研究,是他到武汉大学的重要原因。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愫,使得他没有把科学事业作为一个谋生的职业,这就是他和其他国外的大科学家一致的地方,他是真的热爱科研,真的要将毕生奉献给科研。

田波对科学有着高度兴趣,也源自他济世的原动力、内动力。这促使他一直保持对科学的发展,对科学大问题的高度关注。科学家的这种人文情怀,往往是支撑他在科研之路上走得更稳更长更久的内在动力。田波对向社会传播科学思想、塑造科学精神的科普工作也一向非常积极,他自认对社会负有责任,义不容辞。SARS期间他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从科学的角度把SARS疫情客观地分析和解释给公众,稳定了社会情绪。

格局阔大,锐意创新

田波的科学研究涉及多个领域,成就斐然。在科研生涯初期,他与导师林传光先生合作成功找到了马铃薯退化原因,研究结果在美国《马铃薯》杂志上发表,并获得了1956年中国科学院研究成果奖。接着,他又寻找到了抑制马铃薯退化病的方法,将所得的马铃薯原种病毒感染率控制到0.5%以下,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形成了较完整的无病毒留种体系,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使全国马铃薯产量提高了30%~50%,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此项技术获得了1978年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的第一名和198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当时正值建国初期,新中国的一切都在摸索着建设,实验设备也很简陋,还没有分子生物学实验手段,生化实验技术也不够完备,而且缺乏有力度的经费支持。很难想象当时的研究条件有多么艰苦,但田波等老一辈科学家当年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凭借满腔热血和非凡的毅力取得了重大进展。

上世纪60年代,田波开展了多种植物病毒的生化研究,澄清了一些病毒的鉴定问题,并为以后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后来,田波成功研制出烟草花叶病毒(TMV)疫苗,这项成果当时迅速在全国20多个省市推广,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接着,他研究了被称为是“植物癌症”的黄瓜花叶病毒(CMV),CMV依靠蚜虫传播,蔬菜、水果等植物一旦被其侵害,就会引起叶片卷曲皱缩、植物矮化、果实畸形坏死,严重地危害了农业生产。当时找不到抗病的品种和资源,基因技术等手段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对CMV的防控能力非常有限。为探索有效防治CMV的方法,田波领导的科研组于1983年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成功应用卫星RNA对黄瓜花叶病毒进行的防治,并提出卫星RNA防病的分子机理,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这一成果获得了中国科学院1987年科技进步一等奖和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田波本人更被提名为美国植物病理学会Ruth Allen奖的侯选人。

在此基础上,田波领导课题组构建成黄瓜花叶病毒卫星RNA和外壳蛋白双基因表达载体,成功地获得高度抗病的转基因烟草和蕃茄。转基因番茄在田间表现出良好的抗病性,抗病毒转基因烟草获中国科学院1990 年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由于在抗病毒基因工程方面的突出成就,田波被邀请成为第八届国际病毒学会议中“遗传工程抗病性”讨论会主席。

在类病毒的研究方面,田波发现转基因马铃薯能有效地抑制PSTVd的复制,成为国际上把核酶对植物病原物抑制水平降低到检查不出来的第一个例子,该论文于1997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另外,他还研究乙肝病毒、SARS病毒,多项结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尤为可贵的是,这些工作都是在田波七十多岁高龄时带领课题组完成的。

纵观田波的科研生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他拥有非常开阔高瞻的学术视野,总是面向国际,面向学科最前沿,瞄准大问题、大事件,向世界顶尖的科学和科学家学习,不固步自封,拒绝做井底之蛙。

更难能可贵的是,田波从植物病毒转向动物病毒、医学病毒时,已是院士,年龄已近六旬,转向的难度之大,常人是不能想象的。高福院士在访谈时道出了其中三昧——

“这个你可想而知,他当时已经是院士了,完全可以继续做他过去的强项,还是在植物病毒、植物生物技术方面,肯定会有很多收获。他能够转过来做动物病毒、医学病毒和免疫学,实在匪夷所思。要知道当今科技世界,学科发展非常非常快,你要恶补基础知识就相当相当地难。”

“我有一次回国进到他办公室,他正在读这么大一本免疫学的书,而且还是英文的。这个学习难度有多大?一方面你过去不是搞这行,这是跨学科的知识,即使是汉语的你也未必能整明白,何况这是套英文原版书?光那些数不清的英语术语就够折腾的了。搞研究钻到一个新的行当,从基础知识到专业术语,一直到前沿科学课题的选择,都是一道道难关,因为我们是实验科学,实验手段的利用,就很需要时间和精力。我非常佩服他,第一是田院士有决心进来。第二,进来后能这么刻苦,最终把它攻下来。第三,攻下来以后,还能够去做国际一流的、重要的科学问题。这都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个人认为非常非常难。他能够转到这个行当,我相信他过去搞植物的这些同行,在这方面的体会比我深。”

“转型之后,他还作出了非常瞩目的成绩,有些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一、乙肝是我们国家的‘国病’,他做了肝炎的免疫,尤其是肝炎细胞的免疫,发现肝炎在一些特殊病人的群体里面,在抗原加工上的一个重要的过程,他们发现重要的分子,这个是国际一流的科研。二、艾滋病和SARS这种病毒的侵入,我也参与了合作,这些工作也是走在前面的,艾滋病方面他有好几个专利,SARS当时也是在《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一系列的工作,从他发表的杂志就可以看出他对科研前沿的贡献。去年,他还和他的学生发现了一个分子病毒的受体。这也是国际前沿问题。他这种刻苦钻研也能够很快地找到这种国际关注、国际一流、民生特别需要回答的问题。”

全局思考,眼光前瞻

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邃,这使得田波观察和评估事物时往往有了别人不容易达到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在接受访谈时,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郭德银对他这一点非常敬佩——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科研条件非常差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做病毒研究。当时能做的就是这种无毒的植物,他就采取了静电培养、加热处理等一系列办法,能把病毒从植物体内清除,然后再产生新品种,它就可以抗病毒。那个时候在国际上做这些工作也是属于前沿领域,他在中国无病毒的马铃薯生长过程中作出了很大贡献。”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国内条件改善,特别是科研条件大有改观,国际生物科学迅猛发展,就到了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这个时代,这个时候田先生能够很快瞄准基因工程技术并将其带进了植物病理学的研究。

“另外,他对亚病毒颗粒非常敏锐。科学领域的发展,新的生物体不同的发现也是进步的一个方面。以前我们只知道动物和植物,后来才知道真菌、细菌,再后来才知道病毒,知道病毒以后有了亚病毒,这些方面田先生都非常地敏锐。上世纪70年代刚发现类病毒,他又很快地抓住这种新的致病因子迅速开展研究。所以,他把基因工程技术和新的亚病毒结合在一起,在上世纪80年代就做出了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的工作,就是用卫星病毒来防治病毒。病毒虽然不是一个细胞,但是它的卫星病毒又类似它的寄生物一样,卫星病毒可以防治。后来他又通过去做核酶去降解类病毒,从而来控制病毒,这些在当时也是国际非常前沿的研究。所以他的研究工作在国际上影响是相当大的。

“他后来又敏锐地意识到现在我们国内病毒学的研究,真正重大的问题是整个健康生命科学领域,也就是人类疾病的问题,于是他就转到乙肝相关的研究包括病毒如何进入细胞膜、抗病毒的抑制剂这些研究中来。

“还有,他感觉这几十年不断出现新病毒,对重大的病毒、突发的病毒的暴发他也非常敏锐,这也是他当时为什么到武大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微生物所当时主要还是以植物病毒、真菌病毒为主的,医学病毒研究根本没什么条件。武汉大学当时有病毒学基础,就因为这个意愿,所以他来到了武汉大学。田先生一直能够看准整个学科的发展,这是促使他一生能够保持比较高的学科水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一个病毒学家只有深层次地思考这个学科的发展,才能够站得这么高看这个问题。一般的病毒学家只看看自己研究那一点点工作,这可能就是一个大学者和一般的研究者不同的地方。”

作为一流导师和顶级科学家,田波院士最卓越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对国家社稷民生的体贴关怀,心怀苍生,科研事业高度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此成其“大”;密切关注国际科学前沿,及时追踪领域最新趋向,活到老学到老,眼界开阔,此成其“高”。一“大”一“高”,这是我们采集小组在与田波和周边人士的接触、交流中得到的最深刻印象。

在祝福田波生命之树常青、科研之花明媚的同时,也暗暗希冀新一代科学家能迅速接替上老一辈科学家的衣钵,将其高洁的科学精神代代传递,传承其精华并能发扬光大。(作者:刘黎琼,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综合处主管)

功成之后再“转行”

田波1950年考入中国农业大学,主攻植物病理专业,195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从事植物病理学研究。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田波一直致力于研究植物病毒和亚病毒(包括类病毒和病毒卫星)。他首先进行的是马铃薯病毒与种薯退化关系的研究,阐明了花叶病毒、高温条件与马铃薯花叶型退化中的相互作用,所制定的中国“马铃薯无病毒原种生产原理和技术”在中国已广为推广,马铃薯种植面积达50%,经济效益达10亿元。以黑龙江音河农场的一级马铃薯基地为例,种薯退化率由当地的30%降低到5%以下。

1983年,田波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地应用病毒卫星核糖核酸作为生防制剂防治植物病毒病,取得良好防病增产效果。除在国内应用外,还将该技术转让给日本吉田幸食品工业株式会社,为国家争取转让费10万美元。1984年,田波在我国首次发现牛蒡矮化类病毒(BSV),得到德国类病毒专家的承认,并被列入国际类病毒名单。对牛蒡矮化类病毒RNA所采取的检测和诊断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田波自主研发的生防制剂干预CMV引起的病毒病农田试验成功。从1981年开始,15个省市的应用和生产试验证明,用卫星RNA生防制剂防治CMV引起的青椒和番茄病毒病效果明显,可降低病情指数50%,增产30%左右。邯郸市将生防制剂用于青椒375亩,番茄1151亩,病情指数下降10.3~56.3,产量增加10.8%~58.6%,每亩增加产值100~146.8元,共增加产值188308.4元,受到农民欢迎。

在其40年的植物病毒研究过程中,田波获得了不少荣誉——“马铃薯退化原因及其防治方法”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我国大豆病毒种类鉴定、为害分布和检验技术的研究”获得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马铃薯无病毒原种生产技术”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小麦丛矮病研究”获得北京市科技奖二等奖……

田波常年驻守、奋斗在农田和实验基地,足迹遍布全国大江南北,为我国粮食作物产量的提高和病虫害的减少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努力托起“温饱”这条红线,拯救无数人于饥饿的边缘。

这是真正的科学家——他有伟大的科学精神,更有伟大的科学情怀!

1991年,田波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在科学成就的巅峰时期,田波毅然决然将研究方向转向了动物与人类的病毒。

这不仅需要智慧和创新,更需要的是决心和勇气!

田波的这一决定让很多人为此惊叹和折服——在国家粮食产量低下、很多人忍受饥饿的时候,他埋头研究解决温饱,奔走在田间地头;在粮食产量提升,温饱基本解决的时候,他又将目光转向人类疾病领域,致力于用科学抵抗疾病,为人民创造更加健康舒适的环境,促进国家和谐发展。

不难看出,田波心中装的,是整个伟大的祖国。他的研究,每一项都惠世泽民,润济天下苍生。他具有最博大、最广阔的科学情怀!

值得欣慰的是,田波“转行”到动物与人类病毒研究之后,在这一领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照样作出了巨大的成就——他是世界上首位发现并鉴定了分子伴侣蛋白gp96结合有组织相容性复合物呈递的多肽表位的人,丰富了细胞免疫的抗原递呈理论;在2003年SARS肆虐期间,田波率领科研骨干日以继夜不断奋战,终于向全世界宣布,他们找到了能够抑制SARS病毒与细胞融合的多肽,有望开发出抗击SARS病毒的药物。这对中国科技工作者,对中国人民,对那些正深受SARS病毒困扰的人们,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田波的同行高福院士曾对他如是评价:田先生的研究领域跨度之大,足以令人生畏,可田先生认真地做到了。他永不歇息地追求、不断创新,是我们今天最需要学习的。田先生热爱科学、不断追求的创新精神激励着我们,我们应当坚持源头创新,加强基础与前沿创新性研究,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贡献。(作者:纪海丽,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5-10-23 第3版 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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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18 10:5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新晋院士刘正东:潜心科研,助力国家"钢"起来

不久前公布的201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结果中,现任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钢铁研究总院首席专家的刘正东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院士。

厚积薄发,奋战科研一线

1966年10月,刘正东院士出生于内蒙突泉。儿时的他就表现出过人的学习天赋。高考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成为突泉县第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1990年,从清华大学金属压力加工专业毕业后,刘正东院士前往钢铁研究总院攻读金属热处理专业硕士学位。1993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在钢铁研究总院任合金钢产品冶炼锻造工程师。学有涯而知无崖,1996年,为了继续学习专业知识,刘正东院士又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钢铁冶金,并于2001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进入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至今。

近30年来,刘正东院士始终在第一线从事超超临界火电站、核电站和潜艇核动力工程用钢冶金技术及其工程应用研究,是我国超超临界火电站、核电站和军用核动力工程用钢及其冶金制造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主持创建了我国超超临界燃煤电站全套耐热无缝管冶金技术、构建了先进压水堆核岛高质量大锻件全流程冶金技术,使我国火电和核工程用钢及其冶金技术跃居世界前列。

近年来,刘正东院士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省部级特等奖2项、省部级一等奖4项等,2015年获何梁何利科技创新奖,2017年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自主研制,为产业化铺路

600℃超超临界是迄今世界最先进商用燃煤发电技术,我国火电若从亚临界跨越到600℃超超临界,每年可少用电煤2.32亿吨、减排CO2气5.1亿吨。从2003年开始,我国就开始尝试建设600℃超超临界电站,但有两项技术难点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其一,我国未掌握材料成分最佳配比和生产过程控制技术;其二,国外25Cr管高温持久强度低韧性差、18Cr管晶间腐蚀倾向严重抗蒸汽腐蚀性能差、9Cr管含δ铁素体持久强度低,不仅对于我国,即便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具有极大挑战性的难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助力我国火电顺利"跨越",刘正东院士带领团队进行了二十余年的研究和实践,通过半定量化解构强韧化机制研究,终于发现了关键元素在高温加力长时过程中随强韧化单元变化的规律,建立其固溶度积和热力学曲线,丰富和发展了耐热钢"多元素复合强化"设计理论,进而提出服役环境下优先失稳源问 题和耐热材料的"选择性强化"设计观点,为耐热材料最佳成分范围确定和生产工艺研发提供了理论基础。

刘正东院士的研究成果进入应用后,打破了国外产品垄断,十余年间,国产高压锅炉管国内市场占有率从27%跃升到86%、国外市场占有率从0提高到25%,彻底改变了世界耐热钢管市场格局。至2016年底我国已建600℃电站约200GW(占全球90%以上),节煤减排效果非常显著。

2015年12月30日我国首个700℃超超临界燃煤电站关键部件验证试验平台在华能南京电厂成功投运,成功达到并稳定在700℃左右。标志着我国新一代先进发电技术—700℃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其中,部分各种规格的锅炉管、锻件、板件等部件就是由刘正东院士团队研发的。

迎难而上,取得技术突破

要想发展核电,就必须解决压水堆问题。目前,我国已建的56台核电机组中,有53台为压水堆。世界最先进第三代压水堆首堆均在我国建设,其高安全、长寿期、大型一体化设计对核岛主设备(包括压力容器、蒸发器、主管道、传热管等)材料技术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成分优化和制造工艺更是世界性工程科技难题。

遇到难题就要迎难而上。经长期探索和工程实践,刘正东院士发现影响核岛大锻件韧性和退火后强韧性的本质因素,突破了300-600吨级钢锭超大锻件韧性提升和退火后强韧性优化匹配控制关键技术,确定了满足安全、长寿、大型一体化核岛超大锻件综合性能要求的极窄成 分范围。在此基础上,他研究出了冶炼—浇注新方法,改善了大钢锭偏析和夹杂,还自主研制超大特厚异形大锻件研究专用装置,建立了制造过程热—力—组织—性能对应关系,解决了锻造开裂、晶粒控制和性能均衡提升难题,形成了核岛主设备材料成套生产的技术集成。

胜不骄败不馁,在取得研究成果后,刘正东院士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是与团队一起继续探索。经过努力,他们终于成功研制出压力容器和蒸发器全套508-3钢大锻件、世界首批异形整锻316LN钢主管道大锻件、世界首批堆内F6NM钢压紧弹簧环锻件和690U传热管等,保障了先进三代压水堆核电首堆建设,使国内市场占有率从0跃升到90%以上,主导了我国核岛主设备材料市场定价权,使其采购价降低60%,核电工程单位造价降低30%,全面实现了压水堆核岛主设备材料技术产业化,推进我国成为世界核电技术和产业中心。

学无止境,永不止步。在科研的道路上,刘正东院士从未停下过脚步,在助力国家发展的道路上,刘正东院士更是坚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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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18 10:5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风云一号总设计师孟执中逝世 曾为两代极轨气象卫星探路
中新社上海12月15日电 (郑莹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15日发布消息称,中国风云一号总设计师孟执中14日在沪逝世,享年84岁。孟执中是中国风云一号、风云三号两代极轨气象卫星的总设计师,是中国卫星总体和卫星控制技术专家,也是中国极轨气象卫星的开拓者之一。

今年7月底,80多岁高龄的孟执中在沪接受中新社等多家媒体采访时曾说,“人生也可能碌碌无为,走上航天这条路,把国家有代表性的卫星造成,并且让其走向世界,感觉自己的人生总算是干成了一件事,对国家、对社会也尽了一分力。”

孟执中于1934年12月16日出生在浙江杭州,1956年毕业于华南工学院,自1965年起迈上航天路。

今年7月,他在沪曾回忆了如何走上航天路:他原本在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从事相关设计研究工作,1965年根据组织安排,开始参与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工程研制工作,主要负责东方红一号卫星地面测控中心和台站计算机的研制。

后来,孟执中在上海迎来了见证他“航天生涯”的风云气象卫星研制。

他是风云一号的总设计师。风云一号,是中国自主设计研制的第一代在极地轨道上运行的气象卫星,主要任务是获取全球气象云图和海洋资料,用于天气预报、气象和海洋科学研究,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1988年9月,经过近10年的努力,中国第一颗风云气象卫星发射,标志着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第三个拥有极轨气象卫星的国家。

他也是风云三号的总设计师。风云一号卫星只有扫描辐射计这一种主要有效载荷,而风云三号卫星搭载11套科学仪器,除了可见光、红外光学遥感系统,还有微波遥感系统,能获取全天候、三维的气象数据,能获取中长期天气预报所需要的全球气象资料。2008年5月,风云三号卫星精确入轨,掀开了中国气象卫星史的新篇章。

谈及风云气象卫星,孟执中在受访时曾如此评价,“(风云)一号还是跟着(国外)走,三号跟得差不多,四号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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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19 10:4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陈光辉:为那道“神光”提供“种子”的二十年

“神光”是三十多年前,张爱萍将军为我国用于激光约束聚变科学研究的大功率激光装置所取的名字。

二十年前,我和我的同事开始与这个神秘而又清晰的名字结缘。“神秘”之处在于此项目内容在当时是涉密的;说“清晰”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目标很明确,就是为关系到国家安全和获取清洁新能源的战略性基础作研究,为我国提供创造逼近聚变极端条件的高峰值功率激光。

与“种子光源”的初次结缘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先后成功研制了“神光-Ⅰ”、“神光-Ⅱ”高峰值功率激光装置。1995年底启动了二代激光装置的研制和建设。

1998年,在原总装备部军用电子元器件新品会议上,确定了由中国电科国睿子集团23所为“神光-Ⅲ”前端系统配套光纤放大器。

这次的机缘巧合,给我们提供了参与“神光-Ⅲ”激光装置研制和建设的机会。

“神光-Ⅲ”激光装置的前端系统是整个激光装置的“种子光源”,其主要功能是为后续系统提供高光束质量、精确同步的“种子”激光脉冲。

按照原型装置的总体设计要求,前端系统需要采用最新的技术方案,才能实现高质量的性能指标和功能目标。但是,当时国际上仅有美国开展过类似系统的研制,相关研究情况报道很少,国内几乎没有可以借鉴的技术资料。另一方面,因为前端系统工作所需器件特别,在国内几乎是空白,国外市场也很难买到,这意味着研制 “路线”上肯定是曲折的。

但这没有打败团队成员,我们充分发挥敢啃、能啃硬骨头的优势,全力施展集体才智。

为了验证总体责任单位提出的技术方案的可行性和系统功能的可实现性,我们把系统方案进行“拆解”,分别进行技术攻关、实物研制和性能验证。

我们充分发挥先期研究成功的前端系统所用的近50个关键元器件和单机方面积累的经验,经过4年多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003年5月,成功研制了国内第一套系统,评审专家组认为该系统达到了美国国家实验室研究的水平。

我们的工作也带动了国内光纤器件产家开发相关设备的积极性,到目前为止,此类器件基本上实现了自主,为后续研制提供了充足物质保障。

从“圈外”成员到“圈内”主力

基于团队的综合实力和“备用”前端系统的成功,我们团队从“神光-Ⅲ”研制的“圈外”成员,正式成为了“圈内”的主力。

2003年11月,团队承接了“神光-Ⅲ”原型装置前端系统的研制任务,用时不到一年,圆满完成任务,为原型装置的后续系统提供了4束已初步整形性能优异的激光脉冲,为“神光-Ⅲ”原型装置的顺利建设和联机运行奠定了基础。原型装置前端系统的成功研制,被专家评价为:“国内首次,解决了多年来一直困扰的技术难题。“神光-Ⅲ”原形装置于2007年11月全面实现设计功能、性能达标,并通过国家级验收,专家组认为该装置系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

2007年开始,我们又承担了“神光-Ⅲ”主机装置前端系统的关键技术验证和工程建设任务。系统的技术指标、功能要求、可靠性比原型装置相比难度更大、性能更高。我们团队的每位成员不怕困难,披星戴月,团结协作,历时4年圆满地完成了工程设计、技术验证和工程建设。于2012年春节前,迎来了主机装置的首次出光,2015年主机装置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行。

历经20年艰苦努力,“神光-Ⅲ”原型装置和主机装置顺利建成,实现了由“望尘莫及”到“并肩齐驱”的跨越发展,是我国高功率激光技术与工程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在这个新的里程碑上,23所的团队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汗渍和脚印,研制项目多项科研成果先后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和三等奖等。

成绩属于过去,重要的是迎接新的挑战。23所将继续担负重任,全面挑战技术极限,承担起更更加先进前端系统的设计、研制和工程建设任务。

面对新挑战,开启新征程。我们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锐意进取、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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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0 11:1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周永茂:科研裂变 家国情深


作者: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沈冰清、张保淑、芮钰雅

从学习机械制造到转向原子能研究,从核潜艇反应堆设计到核燃料和元件考验,他时刻响应祖国的召唤,努力实现科研领域的跨越;从服务于祖国的核武事业到领衔引进国外先进试验性核反应堆,从加入致力于核科学基础和应用研究的科研院所到任职于中国核工业集团对外工程公司,他适时转换角色,不断开拓事业和人生的新境界。

临近古稀之年,他再次华丽转身,全身心投入医用核微堆建设和应用研究,为人类抗癌事业孜孜以求,研制出世界首个“医院中子照射器”,使中国在硼中子俘获疗法领域大步跨入国际先进行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一生为“核”的他,仿佛实现了科研生涯的裂变,获得超凡能量,让88岁的耄耋之年迸发出科研的青春与热情,放射出璀璨的生命光华。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核反应堆工程专家周永茂。

冬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北京西直门外大街首建金融中心大厦六层的一间会议室,我们与周永茂相对而坐,倾听他约一个甲子勤奋攀登的科研故事,感受他科技报国的炽热情怀。

填补空白 期待推广

“你们上午实地进行了探访,可以看到,它使用的是名副其实的微堆,体积很小,结构很简单。更重要的是,堆芯核燃料浓缩铀的浓度只有12.43%,可以确保安全。在医院找个安放的空间很方便,完全有条件成为门诊治疗项目。”一落座,周永茂就询问起本报前沿科创调研组一行当日上午探访“医院中子照射器”的情况,并饶有兴致地阐释起其特点和优势。“医院中子照射器”是周永茂最近十多年的心血之作。为此,他不仅费尽心力,而且把所得的香港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奖金全部拿出来做起步研究费用。

“您当初为什么下这么大决心,志在必得?”对此,周永茂回答说,核能如果利用好,就是造福人类的天使,不仅可以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能源,而且为癌症治疗开辟了路径。从居里夫人发现放射疗性及其后的种种应用开始,核医疗特别是硼中子俘获疗法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突飞猛进。中国每年癌症发病率较高,但是此前一直没有专门用于硼中子俘获疗法的核装置,他作为核反应堆工程专家,多年来致力于微型反应堆研究,有技术能力、有责任为国人在此领域做出贡献。

周永茂研究发现,国外中子源是几百到上万千瓦功率的大中型核反应堆,用于临床治疗很不便。他凭借多年微堆研究经验,下决心不仅要研制出中国自己的硼中子俘获疗法核装置,而且要体积小、造价低、操作方便,可供医院临床使用,使中子俘获疗法惠及普通患者。经过十余年艰苦奋斗,在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天坛医院院长王忠诚等十多位院士的鼎力支持下,一座30千瓦功率、具备两条治疗中子束、配设现代分析仪器的“医院中子照射器”终于在2010年建成,填补了国内空白,并于2012年摘得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2013年获评“中国十大核科技进展”之一。

回顾“医院中子照射器”研制和实验之路,周永茂感慨其中的艰难,在缺少有关方面统筹协调和支持的情况下,他只有积极争取科学界的支持和襄助,进行跨学科、跨行业的合作和攻关,充分利用自己多年在业内的影响力,千方百计调动和整合资源。此外,他还要克服资金不足的困难,自掏腰包无疑是杯水车薪,为此,他只得四处寻求支持。“有志者事竟成,国家卫生健康委前不久进行调查发现,中国不仅有了用于硼中子俘获疗法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核装置,而且实现小型化并已用于临床实验了。”周永茂自豪地说。

对“医院中子照射器”的临床实验情况,周永茂坦言有喜有忧:喜的是,从到目前为止进行的几例恶性黑色素瘤患者临床治疗来看,效果都非常好;忧的是,获正式运营许可以来约5年间,仅治疗数例,距离其发挥应有的效能相差太远,也严重制约该领域进一步创新发展。“期待国家卫健委能尽快制订并出台有关以硼中子俘获疗法抗击癌症领域的总体规划,推动相关技术和装置临床应用,满足患者的需求。中国在核技术和医疗水平方面整体实力雄厚,只要统筹安排、协调推进,我认为5年内,就可以实现领跑。”周永茂信心十足地说。

钟情微堆 国际领先

周永茂对中国硼中子俘获疗法治疗癌症技术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中国小型核堆技术水平的认知。“医院中子照射器”应用的就是微堆技术,而中国微堆技术在国际上处于公认的领先地位,以周永茂为代表的中国核能专家经过多年努力,不仅在国内建成系列微堆,而且在国际竞争中胜出,产品打入海外市场。

对于中国微堆技术取得国际领先地位的原因,周永茂的解释是,一方面是被逼出来的,另一方面得益于一些中国核能专家研究重点转向微堆。他解释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受制于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因素,不得不放弃一些大型核能项目的研究和建设,转而研究微堆,他本人当时就受命领衔微堆研制工作。通过对比,他发现,所谓微堆就是自己之前设计的高通量工程试验堆的缩小版,建设这类反应堆对他而言没有困难。于是,他带领团队开始微堆建设。令他没想到的是,他们的微堆建设工作引起了时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布利克斯的关注,施工期间,布利克斯曾3次来华亲临现场查看并给予热情鼓励。

1984年,周永茂主持研制成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固有安全性、无人照料运行的民用微堆。该堆之后实现产业化,在国内建了4座。凭借优异的性能和技术创新,该型微堆荣获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周永茂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摘得2000年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我们还实现每年出口一个微堆,连续出口5年。中国微堆赢得了国际口碑。”周永茂回忆说。

在微堆建设过程中,周永茂不知不觉地深深爱上了它。他说,微堆有大型堆诸多不可比拟的优点,比如固有安全特性、建设周期短、资金投入少等。但是他同时强调,微堆建设要解决好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把浓缩铀的浓度降到足够低,确保安全。“布利克斯之所以特别关注我们当时进行的微堆建设,可能是因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注意到微堆在民用方面的独特价值和优势,想深入了解中国在此领域的技术水平。”周永茂说。

“医院中子照射器”是中国微堆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成功实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而大幅降低反应堆浓缩铀的浓度至12.43%即是其中之一,为大规模应用和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响应召唤 奉献核武

如果说从事民用微堆研发和建设,致力于“医院中子照射器”研制、应用和推广是周永茂出于个人科研兴趣的主动选择,那么从事核潜艇研制则是其响应祖国召唤、无条件服从国家需要的结果。 1958年,在党中央批准了核潜艇研制工作后,周永茂所在的研究所有3名科技人员被挑选组成调研组,参与核潜艇的早期调研与设计,而他就是其中之一,由此成为中国第一批研制核潜艇的科技人员。

1958年11月,中国海军方面组织了一个出访苏联的代表团,争取该国在核潜艇研制方面给予支持。8月,周永茂接到命令,在1个月内为代表团准备好核潜艇设计图纸。虽然中国此前从未涉足核潜艇领域,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但周永茂硬是凭着之前留苏时完成小型沸水堆核电站的毕业设计的一些记忆,如期完成了任务。

代表团访苏回国后,有关方面确定了“大温差、小流量”的核潜艇双流程堆芯结构设计。虽然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核潜艇项目一度“下马”,但周永茂心里却不曾放下,坚持研究。1965年,核潜艇项目重新启动,1970年,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我们研制的第一代核潜艇服役了很长时间,直到近两年才被第二代核潜艇替代。”周永茂说。

“亚洲第一堆”——49-3高通量反应堆是中国核能领域的一座丰碑,周永茂功不可没。被委以重任后,他二话没说,带着120人的工程设计队伍奔赴四川。1971年3月,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在条件十分艰苦的“大三线”,他们开始了建设工作。由于长时间、高强度、高压力工作,周永茂的身体亮起了红灯。“我在四川搞高通量反应堆奋战多年,每天工作都很紧张,劳动强度很大,身体终于吃不消了,心脏出了问题。”周永茂回忆说。不得已,他只得返回北京。功成不必在我,1979年12月,49-3高通量反应堆达到首次物理临界,1981年12月,该项目通过了国家验收并正式投入运营,“亚洲第一堆”由此载入中国核工业发展史。

如果从开始参与核潜艇研制算起,周永茂从事核能事业已约60年。弹指一挥间,一个甲子岁月悄然流逝,中国大地历经沧桑巨变,而他依然坚守着那颗为国为民的初心。今天,他正奋战在用核能抗击癌症的国际科技最前沿,一身戎装,风雨兼程。

人物小传

周永茂,1931年出生,核反应堆工程专家。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1955年毕业于上海国立交通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中科院物理所(现名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长期在科研第一线从事设计、研究和建设工作。

周永茂参与首座核潜艇反应堆的设计,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选定了双流程堆芯方案。之后受命组建中国首个核燃料元件试验研究组,开展了包括金属铀芯在内的多种堆用元件考验。国防工业大三线建设时期,周永茂带队进入四川,协助完成中国首座高通量试验堆的设计与建造。改革开放后,他主持开发出微型中子源反应堆,转向民用微堆领域。

本世纪初,周永茂主持开发中国首座中子俘获疗法专用的新型核装置——医院中子照射器,之后实施了中国首例黑色素瘤患者的临床试治。周永茂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何梁何利基金2000年度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两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995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硼中子俘获疗法(BNCT)

硼中子俘获疗法(BNCT)是一种选择性杀伤肿瘤细胞的二元放疗靶向治癌新技术。其原理是:为患者注射硼化合物携带剂,可裂变的硼元素选择性富集于肿瘤细胞,受到中子束照射后发生俘获反应,释放出能量高、射程短的相关粒子和离子,从而精确破坏单个肿瘤细胞,对相邻的正常细胞损伤较小。

1936年,一位美国科学家首先提出中子俘获疗法(NCT)原理,为BNCT治疗癌症提供了理论基础。目前,日本、美国等的BNCT技术都进入临床水平,但其所用中子源均为几百到上万千瓦功率的大中型核反应堆,难推广到医院实施。而中国开发的“医院中子照射器”体积小、功率低、造价低、操作方便且安全性强,是世界首台专为BNCT提供中子源的核装置,适合医院使用。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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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0 11:2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工程院院士钱鸣高:七十载无悔煤炭人生

人的一生,往往有很多事情难以预料。钱鸣高16岁那年,在江苏苏州老家无意间路过一所学校,被学校的名字所吸引——焦作工学院。一所河南的学校为何会出现在苏州?它是教什么的?年轻的钱鸣高对此产生了好奇。

后来,这所名不见经传的焦作工学院几经合并、辗转,成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的前身之一,而后者则是钱老70余载煤炭研究事业的“根据地”。

作为我国矿山压力和岩层控制学科的奠基者之一,钱鸣高数十年如一日地潜心科研,在上覆岩层活动规律与采场岩层控制理论研究方向上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学派。他提出的“绿色采矿”“科学采矿”等思想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这些成就的取得,源于他对煤炭事业的热爱,基于他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担当。

“另类”的选择

1950年4月份,钱鸣高和一群南方同学一起前往东北工学院(现在的东北大学)求学。他们的第一站,是我国当时的重工业基地——抚顺。

这些在江南水乡长大,只见过面粉厂、纺织厂的学生,在参观了闻名世界的近百米厚煤层的西露天煤矿,以及当时国内设备数一数二的龙凤煤矿、老虎台煤矿后,深深地被重工业的磅礴气势所震撼。年轻的钱鸣高坚信,国家的兴盛必须走发展重工业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工业化首先需要能源支撑,而我国当时90%的能源要依靠煤炭。为此,发展能源急需采煤工程方面的专业人才。入学几个月后,钱鸣高响应学校号召,由机械系转入采矿系学习。

当时,我国的采矿科学事业几近空白,采矿手册和教材不是英文就是俄文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里面的学术观点、技术方法没有一条是由中国科学家提出的。在这样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钱鸣高主动加强英文、俄文的学习,将外国的技术、观点、经验消化吸收并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本科毕业后,钱鸣高被分配到北京矿业学院续读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采矿学家张正平及前苏联专家伊·叶·洛莫夫。钱鸣高非常珍惜继续学习的机会,全身心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带病坚持下井测定数据是家常便饭。长期超负荷工作,使他的身体受到较大损伤。

1956年,他被确诊患上空洞型肺结核。经过一年多的治疗,钱鸣高于1957年出院并留校任教,科研方向是当时直接影响煤矿安全生产的矿山压力及控制。

变“压力”为动力

钱鸣高的科研工作是从研究矿山压力开始的。“煤炭是从地层中获取资源,采矿是对浅部地层的破坏性扰动,因此采煤引起的岩层运动是岩层破断时和破断后的力学行为,别的学科无法借鉴。”

同时,采矿学科更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它要求研究者不断地深入现场,需要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这样才能在实践中将千变万化的现象提炼成反映事物本质的力学模型。

一次,钱鸣高在开滦赵各庄煤矿通过研究得到了开采过程中矿山压力变化的一些规律,他激动地向矿总工程师汇报,以为能得到好评。没想到对方的回答让他心凉了半截儿,“说得不错,但是怎么解决咱们矿的实际问题”?

经过这件事以后,钱鸣高明白了,规律也好,模型也罢,必须应用到实际生产中,能解决问题,这才是科研的关键。

1958年至1964年间,钱鸣高在阜新、开滦、阳泉、大同等矿区一线搞技术革新,置身于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中间,学习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丰富了自己对矿山压力控制的认识。

在那个技术相对落后的年代,矿井工作基本上是人工操作,非常危险,频繁发生的矿难事故迫使钱鸣高不断思考工作面矿压形成的原因及解决办法。他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层状坚硬岩层随着工作面推进破断成块状后,其运动有一定的规律性,而破断岩块由于边界条件限制互相挤压有可能形成承载结构,而此结构形态的稳定与否和状态的改变将表现为工作面矿山压力。

钱鸣高把坚硬岩块视为构件单元,用结构力学的方法获得老顶破断岩块相互“铰接”形成结构力学模型的解释,并确定了其稳定条件,这使得采矿工作面各种来压现象(顶板大变形和台阶下沉等)和支护原理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后来,结合矿井的实际开采,钱鸣高和科研团队进行大规模测定,得到块体运动的全部信息,证实了他的岩块结构力学模型的成立。

1982年,在英国举办的国际岩层力学讨论会上,钱鸣高宣读了他的论文《岩壁开采上覆岩层活动规律及其在岩层控制中的应用》,得到与会科学家的高度评价。大会主席称赞该文:“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为大会作出了贡献。”有的学者还把钱鸣高的理论称为“鸣高模型”加以评论,由此该理论得到了学术界认可,把中国的矿压研究提升到国际先进水平。

科学开采造福后代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对电力、钢筋和水泥需求量猛增,而这些都需要煤炭的支撑。我国煤炭年产量很快由近10亿吨提高到40亿吨,接近全世界产量的40%至50%。但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开采和利用也超过了环境容量,对空气质量(雾霾的形成)和开采地的水资源、土地以及区域环境带来严重影响。煤炭在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受到社会的责难。

鉴于此,钱鸣高和团队提出了岩层控制的“关键层”理论,以解决开采过程中地层内应力场和裂隙场的变化,并以此为基础于2003年提出了煤矿“绿色开采技术”,包括煤与瓦斯共采、保水开采、控制地表沉陷、矸石减排等。绿色开采提出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著名采矿专家A.K.Ghose对此专门作了评论:“中国专家在绿色开采技术方面的创新性发展是基于‘关键层’理论。关键层理论巧妙地把岩层移动和上覆断裂岩层中瓦斯和水的渗流及流动结合在一起。这些技术为减少采矿对环境的破坏提供了方向,有望改变煤矿开采作为环境破坏者的面貌。”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但同时,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现状在短期内仍然无法改变。对此,钱鸣高在不同场合不遗余力地呼吁,要珍惜资源,发展煤炭开采的机械化和智能化,保护环境和保证工人安全的“科学采矿”。

科学采矿同样在行业内引起强烈反响。近年来,我国加大了煤矿安全技术研究和管理力度,大量关闭小煤矿,从而煤矿的百万吨死亡率由2002年的5.02降低到2018年的0.15。同时为了保护开采地的环境,大力发展充填技术和复垦技术,有的学者还制定了科学产能以及煤矿开采科学性的评分标准,为各种条件下科学采矿提供了方向。同时提出了资源应该实现在环境容量内的科学利用,这事实上也是煤炭行业“由大变强”的必由之路,是煤炭科学的发展方向。

如今,已经87岁高龄的钱鸣高仍然时刻关注着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他经常来到学校和学生们一起分享国际上最新的学术动态,还会参加一些国内外的会议,为煤炭行业发声。

关于科技发展,钱鸣高在他80岁时曾经说:“人生苦短,60年弹指一挥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集体的力量是无限的,我虽然在有些方面形成了思路,但工作不可能全部完成,还是要后继有人,若方向正确,就要让年轻人继续下去。希望年轻人以批判的眼光去继承和发扬,使科学研究以最高的效率,像接力一样达到科学的顶峰,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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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1 09:4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喜报|热烈祝贺我校校友张平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1月22日上午,中国工程院公布2019年院士增选名单,陕西理工大学校友张平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平,男,博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汉中市。1978年考入我校;1983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87年考入北京邮电大学信号、电路与系统专业,并于1990年获工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北京邮电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现任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教授、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先后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首届国际合作咨询委员、信息学部第三、五、六届咨询委员、科技部863网络与通信主题专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总体组专家、IMT-Advanced 2020(5G)专家组成员、国家第六代移动通信(6G)技术研发总体专家组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中国邮电高校学报》(英文版)和《通信学报》主编等。

长期从事移动通信理论研究及技术创新工作,为我国移动通信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参与4G国际竞争,提出了TDD高速宽带技术体系方案,为4G技术自主可控走出了第一步;攻克TDD多模测试技术并研发仪器仪表,填补了全球在此领域的“空白”。相关成果已进一步应用于5G研发及产业化等。

主持完成的项目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项。获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章、光华工程科技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17年带领的团队入选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18年当选IEEE Fellow。

张平教授一直关心我校发展,多次回访母校,开展学术交流,受聘为我校客座教授,任陕西理工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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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2 14:2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砺剑春秋 | 将人生与祖国命运连在一起

讲述砺剑故事,弘扬砺剑精神。小“火”伴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将人生与祖国命运连在一起》。

2019年2月20日,是唐西生院士光荣退休的日子。回顾唐院士的人生,大体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从20岁到50岁,他潜心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贡献突出;二是从50岁起,他从军入伍,加入战略导弹方阵,为导弹武器发展论证倾力开拓,功绩卓著。

1961年,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也是我国攻克原子弹、导弹技术的关键时期。刚刚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空气动力学专业的唐西生,与邓稼先等著名科学家一起,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诚之心,攻坚克难,勇攀高峰,参与了我国首颗原子弹和首颗氢弹的研制设计,破解了使用中的多项重大技术难题,填补了导弹武器技术领域多项空白。

20世纪70年代,研制某特殊性能的引爆弹,成为我国武器发展史上的重大难题。唐西生和同事们吃在机房,睡在机房,实在累了,就在地上铺张席子打个盹,连续7天7夜不出机房。当他们走出机房时,每个人都瘦了一圈。

一次,唐西生由于劳累过度引起胃大出血,鲜血染红了医生的白大褂,连续高烧不止,多次休克。经抢救,刚脱离危险,作为课题负责人之一的他就坚决要求出院治疗。

就这样,唐西生和同事们奋战多年,终于攻克了这一重大难题。多年以后,唐西生深情地回忆说:“年轻的时候,能够得到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教育及‘两弹一星’精神的熏陶,我无比感激、深切怀念。”

唐西生有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祖国的需要高于一切。”1988年6月,当军队科研事业需要唐西生到战略导弹部队工作时,年届50的他,毅然携笔从戎,成为导弹科研战线的一名“新兵”。

唐西生是被“特招”来的,这个“特”字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也给了他无穷的动力。“新兵”唐西生来到组建不久的原第二炮兵某研究所,担负核武器发展论证研究的重任。

50岁再去开辟一个新领域,需要非凡的气魄和胆识。他认准了计算机数字仿真模拟技术的重要意义及其前景,经常不分上下班和节假日,与年轻人一起忘我奋战。不久,数字模拟和图形动画显示等技术,在研究所扎下了根。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唐西生于1989年组建了弹头装备论证室,运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开展了核弹头和常规弹头装备发展论证,组织完成了10余项我军重点科研项目。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某型弹头正在紧张研制中。他凭着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的丰富经验,发现现有研制方案无法完成某项重要指标,便大胆提出了异议。

一时间,受到有关部门和多数业内专家反对。但唐西生坚信自己的结论,默默攻关,终于以确凿的事实,救活了一项几乎被判了“死刑”的新技术。创新的火花,在与困难的碰撞中不断迸发。

唐西生和科研团队以非凡的毅力,逐步建立了涉及空气动力学、结构力学等数十个专业的支撑技术手段,建成我国战略导弹武器发展论证和使用研究体系。

在科技强军一线奋进数十载,唐西生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获部委、军队科技进步一、二等奖10余项,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年近60岁的唐西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战略导弹部队首位院士。

唐西生不仅有很高的学术技术水平,而且还有帮助年轻人的满腔热情。

在长期实践中,唐西生记下了大量珍贵的技术笔记。这个宝贵的“智慧库”,他随时向年轻人开放,有时还“送货上门”。

唐西生和国内的一批一流科学家共事多年,但在年轻人面前却没有一点架子。他在办公室常年挂着一块黑板,每每遇到技术难题,“小字辈”们就会聚集到他的办公室,在黑板上争个面红耳赤。不论是他撰写的或学生们撰写的学术论文,都要在那块黑板上“交流”后再送出去。

对学生一向要求严苛的唐西生,每当布置完任务后,总会说上一句:“你们放心大胆地去干,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有一年,一位毕业不久的工程师工作中出现差错,险些造成科研项目被叫停。作为牵头负责人,唐西生主动承担责任,并多方协调解决技术难题,让这名同志轻装前行。最终,该研究成果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

“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成为唐西生所带过的多支科研团队的优良传统。让他深感荣耀和自豪的是,2017年11月27日,他带出的高徒冯煜芳和他的儿子唐立,双双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就了“师徒院士”“父子院士”的一段佳话。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直面科研,已届耄耋之年的唐西生仍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事要做,追梦不止、驰而不息,既在当下,亦是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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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4 15:5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黄奇峰:乘智能清风 创计量纪元

长江三角洲,平原辽阔,水网如织。林立的工厂、高耸的输电塔、轰鸣的发动机……构成了这片中国经济最活跃地区之一的基本影像。在这里,生活着一群“为电而生的人”,他们各有分工,有架网的、供电的、巡检的……却很少有人会关注这样一些人,他们做的或许只是庞大电力工作中的“一小部分”,却是与老百姓享受电力福利最休戚相关的一部分——电力计量。随着时代的进步,当智能科技带动世界兴起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是他们乘智能“清风”,为电力计量插上“智能的翅膀”,从而为这一行业打开脱胎换骨、焕然一新的新局面。他们就是黄奇峰所在的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科院计量中心团队。

勇往直前 迈开智能电力时代的步伐
位于南京河西奥体大街的一座新颖大楼,国网江苏计量中心就坐落在这里。如果有机会深入其中,一定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这栋楼里从地下到地上,竟然藏着一个现代化的“计量王国”!

这里有国内最大最先进的智能电表检测线,每天要检测3万多只智能电表;这里有自动化库房、低压电流互感器流水线,自动封印线,有单、三相电能表自动化检定线、采集终端检测线,也有故障表人工检定区;这里有全球承载能力最高、速度最快的料箱堆垛机,采用双伸结构,可出入两排货架的货物,增加库容量……这里的一切都很智能:只需“嘀”的一声,一只智能电表三维型式尺寸数据已在计算机上自动生成,数据精确到0.05毫米;依靠图像识别技术,每个机器人每次能准确“抓取”3只智能电能表,自导引小车就是自动行驶的表计运输小车,每车每次能装载表计60只……

这个“智能王国”的创造者就是黄奇峰和他所在的研究团队,而他们建造这一“王国”的出发点,就是顺应国家电网快速建设发展的需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对供电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电能表的需求也逐渐增加,电力企业的电能计量集约化管理也在不断完善,传统的人工检定方式由于工作效率比较低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发展需求,无法满足电力客户的需求。

“唯有与时俱进、勇往直前,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在电力行业摸爬滚打20余年,黄奇峰早就练就了敏锐的洞察力。这位20世纪90年代初从中国计量学院走出的“计量人”打从进入这一行业起,就已经笃定了要在这一片“小天地”里发挥“大作用”,智能科技的飞速发展为这位敢于追梦的勇者打开了践行梦想的大门。

新世纪,黄奇峰搏击在相关技术的探索前沿,就已经尝到了智能技术的“甜头”。为了使发电厂上网、输变电、配电到客户的全过程电能自动实现准确在线计量、采集,并对采集的海量电能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应用,2008年,他提出建设“大电网广域电能量测系统”并在两年后正式在全省范围内统一运用。该系统全面改进了电力营销工作模式,有效降低了台区线路损耗,提升了有序用电智能化水平。

有了前期的积累,黄奇峰和他的团队以创新为宝剑,一路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佳绩:

他们主持开发了具有感知、分析、推理、决策、控制等功能的电能表大规模智能检定系统,实现了全国最大规模的电能表省级集中检测,最大年检测能力1100万只,彻底颠覆了电能表传统检定模式。通过自动化检测全息可视化功能,实现了电能表检定质量全过程管控,将复检率控制在万分之四以内,错检率为零,检测质量水平连续3年全国同行业第一;

他们基于物联网技术开展电能表全寿命周期质量管控,成果促进了生产厂家从源头上提升电能表质量,因质量问题召回电能表数量下降50%以上,确保了江苏4000万运行电能表年故障率低于0.084%,创造了国家电网公司电能表质量管控历史最好水平;

他们研制成功国内外首台特高压电力互感器试验车,形成了110kV~1000kV全系列高压电力互感器现场高可靠性校准系统,提高工作效率3倍以上;

他们在国内首创基于多绕组磁路耦合的二次负荷协调优化技术并将其成果纳入国家检定规程,实现江苏全省电压互感器平均误差绝对值从0.209%降至0.035%,电流互感器从0.042%降至0.012%的飞跃;

乘着智能科技的清风,黄奇峰和他的团队实现了他们“小计量大作用”的梦想,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了电能表、互感器相关技术的快速进步,为我国电力计量行业以更高质量和更高标准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勇攀高峰 演绎现代电力人的卓越和不凡
持之以恒,发奋进取,是支撑无数国家电力人不断向前勇创佳绩的精神品质;敢为人先,创新不止却是黄奇峰及其团队为代表的国网电力计量人摘取一个又一个胜利果实的精神基础。

2011年,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科院计量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黄奇峰任中心主任。11月,中心就顺利通过政府授权考核,成为全国第一家获得计量器具省级集中检定业务授权的单位。

扎实的积累、优良的基因为中心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3年,在国家电网智能电表质量管控检查中,中心实验室荣获第一名,并且荣获中国国际表计大会颁发的“实用成效奖”;2014年,全国规模最大的自动化检定线在电科院投产运行;2015年中心申报的两个科技项目“提升电力互感器运行准确性关键技术研究与运用”和“数字化车间”分别获得中国计量测试协会二等奖和三等奖。2016年,中心电力计量数字化车间计量器具自动化检定量突破1000万只!车间自动化检定线共检定单相电能表794万只,三相电能表140万只,低压电流互感器66万只。车间因其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历史性突破荣获江苏省政府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殊荣,并被授牌为“江苏省智能示范车间”……

2019年1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黄奇峰领衔的“国家工频高电压全系列基础标准装置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项目荣获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是黄奇峰带领团队取得的又一项重大突破,是国网江苏电力牵头的非工人组重大科技项目首次获此殊荣。项目的核心技术突破满足了国家工频高电压计量标准装置研制与大规模工程应用重大战略需求,成果以优异的性能指标获得了欧美发达国家的互认,使我国在高电压计量领域由长期跟跑西方发达国家跃变为国际领先。

从中心成立至今8年间,黄奇峰及其团队成员创下了一个又一个让同行为之暗叹的佳绩,凭借的就是他们一颗为智能电网加分赋能,永攀高峰、勇创佳绩的拳拳之心。

这是一支有着独特文化的团队。团队领头人黄奇峰一直非常重视团队建设,致力于建成一支结构合理、技术过硬、思想过关的团队。早在2000年,团队的前身电力科学研究院计量检测班就已经确立了“三精”(精心、精益、精确)理念,经过10多年凝练总结,形成了基于团队动力学的“双溯双智”质量管理模式,通过建立智能检测车间、智慧监测运行质量、建全高标准量值溯源体系、实施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等方式,将电能表的质量检测延伸至全部管控环节,以实现团队最高质量目标:努力做到零复检率、零错检率,让每一块电能表健康运行,提升整个产业链的产品质量。

坚守“三精”,把控质量……这些年来,在黄奇峰的带领之下,团队始终坚守着一名计量人最基本的原则,从而实现了团队的成长,也赢得了大众的认可:据统计,这些年来中心智慧监测4000万用户电能表运行质量,计量准确性客户满意度指数达到88.46%,客户服务质量满意率达99.99%,国家电网系统排名第一。

严把质量关,树立行业标杆的同时,黄奇峰还致力于将团队建设成一支有社会责任感的温暖团队,他自己就是一名常年献血,热心公益、科普事业的爱心人士,在他的带动之下,团队也积极投身到相关活动中去:他们在国内首次跨区援检西藏电能表30万只,借助智能手段为青奥会保电护航,阜宁龙卷风、南京特大暴雨后第一时间应急配送电能表保障抢修……他们连续多年组织公益献血、爱心助学、关爱聋童、捐款救灾等活动,并设立“微公益”基金,全方位开展公益爱心活动。“有长江水一样奔腾不息的坚韧性格,也有茫茫大海一样宽阔深沉的胸怀”,他们演绎着新时代电力人的卓越和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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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 09:1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祖国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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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1 02:01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贴 应该是国内唯一一个 可科技工作者立传的 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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