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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成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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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17 20:4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小锋:打造航空强国的硬科技


本报记者 张梅

先后参与、主持和组织了飞豹系列、空警2000、运20等10余项国家重点型号飞机的研制和技术管理工作。

主导了两项无人机的首飞,填补了国内空白。

他是201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一飞院)院长刘小锋。

攻坚克难 为使命不懈奋斗

“我们的使命是努力成为军队、国家战略能力的坚强提供者,打造航空强国的硬科技!”从1992年进入一飞院工作开始,刘小锋的目标就没有改变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懈奋斗着。

作为动力燃油领域技术专家,他主持了技术预研课题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全模试验的发展规划,在国内首次实现了多项关键技术的应用,为新时代强军战略的实现迈出了坚实一步。

作为飞豹系列飞机的总设计师,他主管的该系列两型飞机双双完成关键技术攻关。他主持完成了在役飞机提升战斗力适应性改进和设计工作,相关成果为我国发展下一代作战飞机探索出了一套技术开发和维护保障的方法及技术标准。在他的领导下,飞豹系列飞机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获得俄罗斯国际军演“航空飞镖”轰炸机组冠军。

与此同时,他大力协助唐长红院士管理运20的研制工作,牵头组织的飞机科研和定型试飞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各项研制工作顺利推进。他组织创建的运20“过渡机型、机型理论培训、模拟器综合训练和实装带飞带教的三级四阶段、分层次递进式培训模式”,被空军定义为“阎良模式”,有效保障了装备战斗力的快速形成。

改革探索 做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获得31项各级科技奖励,申请专利53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比例高达80%;参与编制国家、军方和行业标准43项,获得发布10项;发表论文237篇,其中核心期刊23篇,重点期刊82篇。这是一飞院2018年科技创新的成绩单。

2016年10月,刘小锋担任一飞院院长。在他的带领下,一飞院进行了多项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探索尝试。

刘小锋积极推进一飞院专业能力建设,完善《飞机设计流程》,加强标准规范、工程信息化和知识工程建设,构建了满足未来发展的技术基础体系;建立科研风险管控体系,创新实现多项目并行下的科研计划管控的体系化、科学化、信息化,有效支撑了多项目并行研制。

在预先研究方面,他分析提出了型号发展“六大谱系”,为预先研究指明了方向。同时,一飞院在行业内率先组建了“徐舜寿创新中心”,加强预先研究顶层牵引。为了孵化和培育技术创新项目,一飞院设立了“徐舜寿创新基金”,部署重点预研背景项目和无人机研发。

为了提升一飞院核心技术能力,刘小锋部署开展研究院专业能力评估,推进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提出统一标准体系建设,为一飞院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中型军民用飞机设计研究院奠定了坚实的能力基础。

打破壁垒 推动行业发展

“作为设计单位,我们以竞争促进技术、质量提升,降低研制成本和采购成本,促进军机研制生态的良性发展。同时,我们通过建立供应商评价体系,打造高质量高效率的型号配套供应链。”说起大运型号的研制心得,刘小锋如是说。在大运型号研制过程中,他主动打破行业壁垒,鼓励民口、民营企业参与军机型号研制。

在刘小锋的力推下,一飞院用两年时间掌握了大型太阳能无人机设计、制造、试验和飞行验证等关键技术,建立了完备的设计、计算和试验方法,获得大量的工程设计经验和飞行数据。2018年9月,“启明星”太阳能无人机大尺寸(20米翼展)技术验证机成功首飞,其综合性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与此同时,刘小锋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截至目前,一飞院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多家高校建立联合研究中心,开展技术研究和专业共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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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17 20:4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为海洋装备披上“铠甲”的人——记“80后”研究员王立平
新华社杭州5月13日电题:为海洋装备披上“铠甲”的人——记“80后”研究员王立平 新华社记者 朱涵 获得第23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后,中科院宁波材料所青年研究员王立平马不停蹄地赶往各个临海试验基地和重大示范工程所在地,查看海洋环境适应性数据和工程的应用效果。 多年如一日的艰苦探索、坚持不懈,王立平与团队成功研制出石墨烯改性的新型重防腐涂料,大大提升了我国海洋装备与海洋工程的抗腐蚀能力。 (小标题)自主知识产权:为海洋装备披上“铠甲” 在浙江舟山金塘岛和册子岛上,矗立着两座380米高电塔。这是创造了输电铁塔高度、重量等多项世界纪录的重大工程。 海洋高湿、高盐、高温环境对材料的侵蚀,是影响海洋工程安全性和服役寿命的关键。保障这两座电塔不受腐蚀的,是以石墨烯为关键材料的新一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防腐涂料。 这项成果由王立平和中科院宁波材料所薛群基院士研究团队研制完成,经成果鉴定,石墨烯改性的重防腐涂料的关键技术指标耐盐雾寿命超过9000小时,大大超出传统重防腐涂层耐盐雾寿命水平。 站在电塔下,王立平抬头仰望直入云霄的塔顶,介绍说:“有了这层‘铠甲’,能将输电铁塔防护寿命提高6年以上,大大减少维修检修次数和维修频率,提升联网线路的供电可靠性。” 王立平一直从事功能防护涂层材料研制及其在航天航空、核电与海洋等高技术应用研究,足迹遍布黄海、东海和南海,相关成果已经在电力设施、船舶、跨海大桥、临海核电站等领域实现了规模化应用。 据预测分析,到2023年,我国重防腐涂料市场需求将达到2000亿元以上。“我国对重防腐涂料需求年均增速超过20%,由于没有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缺乏相应技术标准,以前70%以上的高端重防腐涂料市场被外资品牌垄断,这种状况有望逐步改变。”王立平说。 (小标题)传承奉献精神:成绩归功国家、团队 记者采访了解,王立平和团队成员常常凌晨出发,前往海边的涂装工程项目现场,工作艰辛。 “在海边长期风吹日晒,团队每个人都是黝黑黝黑的。”王立平说。在问题和压力面前不躲闪,在困难面前不推脱,在挑战面前不畏惧,是他对自己和团队成员的要求。 这支海洋新材料科技创新“铁军”有固定人员85人,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研究员24人。 作为团队负责人,王立平几乎每天都要为队员量身选取阅读的文献材料。他鼓励成员们发挥创新思维,勇敢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考核队员有两个重要标准:把道理说清楚;把问题解决了。 王立平表示,甘为人梯、大度包容和责任担当精神,传承于跟随了17年的导师薛群基院士。 “科学家是一个真正令人向往的职业。能够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是每一个科研人员最开心的事情。”王立平说,他所有的成绩,归功于国家提供的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归功于这支有热情、有能力的团队。 (小标题)志在科技强国: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王立平出生在宁夏中卫,在甘肃兰州学习工作了近14年。2015年8月,他带着妻子和5岁的女儿,从西北高原驱车来到东海之滨。2400公里路程,走了整整3天,一路上,王立平心潮澎湃。 “作为一名青年科技工作者,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为实现科技强国梦不懈奋斗。”王立平说。 他于2002年进入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师从薛群基院士。2007年,他放弃出国留学机会,留下继续从事功能防护薄膜材料及应用研究,产生了一大批重大成果。 “宁波环境高温高湿,容易加速对材料、尤其是对钢铁的腐蚀,是得天独厚的试验场。”王立平说,希望在宁波通过团队孵化,有效推广应用各类功能防护涂层材料,更好地为建设海洋强国服务。 他带领团队一起成功转化了近30项专利。其研究成果为我国海洋工程建设、海工装备关键部件、深海密封材料和技术、海洋污染物治理材料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技术支撑。 “在国际上,深海工程与装备的长寿命和高可靠防护,是极具挑战的工作,未来5年,我们这支铁军就要干这件事。”王立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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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17 20:4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他是著名物理学家、超声学研究奠基人、声学领域著名教育家
应崇福(1918-2011),超声学家,中科院院士,1918年6月15日生于中国宁波。1940年毕业于华中大学物理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44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获硕士学位,1952年在(美国)布朗大学物理系获博士学位。1940年-1941年以及1943年-1948年任教于华中大学物理系,1951年-1955年在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进行超声学研究工作,1956年至今在中国科学院继续超声学研究,先后在物理所、电子所、声学所任研究员,曾兼任室主任、副所长。1993年当选中科院院士。在超声学范围,对超声在固体中的散射、超声压电换能器的行为、压电晶体中和人体软组织中的超声传播、功率超声、激光超声等等方面,合作发表论文约百篇,其中对固体中声散射的早期论文是国际上本领域的奠基之作。
应崇福院士是著名物理学家、超声学研究奠基人、声学领域著名教育家,中国声学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创建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1]应崇福院士50年代在美国发表的有关固体中超声散射的论文,是国际上该领域的开拓之作。他在固体中超声波散射、电压换能器瞬态特性、功率超声、晶体声学等超声学的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在组织推动中国对超声学的研究和技术应用以及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1940年毕业于华中大学物理系,获理学士学位。1940年-1941年以及1943年-1948年任教于华中大学物理系。

1944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获硕士学位,

1951年-1955年在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进行超声学研究工作,

1952年在(美国)布朗大学物理系获博士学位。

1956年至今在中国科学院继续超声学研究,先后在物理所、电子所、声学所任研究员,曾兼任室主任、副所长。

1993年当选中科院院士。在超声学范围,对超声在固体中的散射、超声压电换能器的行为、压电晶体中和人体软组织中的超声传播、功率超声、激光超声等等方面,合作发表论文约百篇,其中对固体中声散射的早期论文是国际上本领域的奠基之作。

应崇福长期从事超声学的研究,涉及超声学的多个方面。其中50年代发表关于弹性介质内球形障碍物对超声散射的理论性论文,开拓了国际上超声在固体中散射领域的现代研究;80年代独创地用显示方法系统地观察了玻璃中多种障碍物对超声散射的连续过程,并部分进行了理论分析。对超声压电换能器提出了几项新的理论,包括换能器辐射超声的新的第二机理;对压电介质中和表面上的超声产生和传播,发现了压电介质内的电磁,声头波。在超声应用方面,曾主持承担几项国家任务和由于两项发明获得国家奖。对超声学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起过一定的作用。

主编《超声学》和与人合写《超声在固体中的散射》专著、出版《应崇福论文选集》,存于宁波市图书馆“地方文献,甬籍名人名作库”。

1993年担任中央电大大学物理课程"声学"专题主讲教师并主编教材《大学物理--当代物理前沿专题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任《应用声学》期刊主编至今、美国《波动》及英国《超声学》的国际编委。指导硕士生及博士生20余名完成学业。获国家奖4项及中国科院奖2项。曾任中国声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事长等职务。

应崇福生于宁波长于武汉的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中。小

的时候他上的是私塾,老师不教纯中文以外的课程,自己的英语和算术全靠父亲和干爹来教授,正因为如此,为他的英语成绩奠定了好的基础。1938年武汉沦陷后,20岁的大学生应崇福跟随(武汉)华中大学搬迁到中国的西南边陲,云南大理。1941年,应崇福到西南联大研究生院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这一年的物理专业只招收了3名硕士研究生。他描述那是“苦中充满魅力”的岁月。考上名师云集的西南联大,让年轻的应崇福既兴奋又倍感压力。尽管此时中国国内环境动荡不安,但西南联大的师生仍然坚持研究学术、教书育人,战争反而坚定了他们的信念:自己所学、所研究的成果将来定会在中国的土地上有用武之地!作为学生,应崇福的生活过得相当艰难,上课之余靠做家教来赚取生活费。谈到联大对自己一生的影响,应崇福说:“在联大,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科学的学术思维方法,学会了怎么思考问题,对学术、对真理的追求,研究学问切忌浮躁,做人更不能斤斤计较。各位名师的传授使我的知识面扩大了,极大地加强了各方面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我学到了一种精神,一种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两年联大时光,为应崇福打下非常坚实的人生和学问底子。1943年他又从昆明回到了大理,在华中大学教课。1945年抗战胜利,华中迁回武昌,他又在武昌继续教书直到1948年。
留学美国

1948年,应崇福依靠华中大学提供的路费补贴和

美国布朗大学提供的助学金,到美国布朗大学攻读博士。当时,布朗大学物理系是国际上超声学研究方面实力最强的机构之一,但1951年应崇福的博士论文却是电子物理方面的,发表的也只是很短的两页。因为提出和过去几年不同的机理和观点,仍然得到老师的赞同,以全A成绩拿到了博士学位。应崇福准备博士一毕业就回国,但正值抗美援朝,美国当局禁止全部中国在美留学学生离境,只得在美国滞留下来,在布朗大学研究生院职工的帮助下,在应用数学系的金属研究所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应崇福说:“这个临时工作让我同超声学结下了半辈子的情缘”。

超声研究

应崇福从此闯进了超声领域。此时正是研究所的初创时期,他在接触了最前沿的超声学研究的同时也很快拿出成果。其间,他作出的最有影响和最为突出的重要成就是“固体中超声散射理论”,在当时,对固体中的单体散射还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这是因为固体中既有纵波又有横波,加之由于当时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不多。随后,应崇福发表在JAP上的论文逐渐被公认为固体中散射领域的奠基之作、经典之作,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超声定量检测的理论基础,一直被国外大量引用。仅SCI检索到的从1980年开始到1996年期间的引用次数就有14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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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3 20:0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45岁只身留学哈佛!她是广东唯一中科院女院士,荣誉无数却只牵挂这群人

从养猪女兵、部队卫生员,到军医大学学员;40岁考博,45岁留学哈佛;从发表轰动国际的顶尖论文,到59岁当选中科院院士……侯凡凡似乎不知疲倦。

如今,侯凡凡是广东唯一的中科院女院士、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广东省肾脏病研究所所长。头衔荣誉无数,但在她心中,病人始终是原点,是内心最牵挂的地方。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病人,所做的事情关乎病人生命。”从医30多年,侯凡凡埋头临床与科研,至今仍不断推出重磅研究成果,一步步地延缓着肾脏病患者的疾病进展,续写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传奇。

“不安分”

一头扎进肾病研究领域,在侯凡凡看来,更像是一场意外。母亲是传染科医生,童年时,可能是见惯了母亲工作的辛苦,她的理想是做记者、写文章。然而,在时代的潮流面前,个人的命运时常会突然转向。


18岁那年,侯凡凡应征进入部队,成为了原南京军区某野战医院的新兵。炊事班要从十名新兵中遴选出一个炊事员,“谁愿意当炊事员? ”首长问。站在队伍中,侯凡凡二话不说,主动举手回答:“我愿意。”

自告奋勇的侯凡凡最后被安排了去养猪。步入猪圈,侯凡凡怔住了:眼前,小猪乱窜,有些还在脚边不停打转,打扫猪圈更是无从下手。在适应了新工作后,倔强的她开始在猪圈中读书,学习英语。有时身旁无人时,她就对着猪念英语。

“我不认同书越读越无用的理论。”侯凡凡回忆,那时虽无远大志向,但一心想读书,想要获取更多知识。此后,她成为了工农兵学员,进入了第一军医大学学习。

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教育界先行一步,恢复了高考招生。侯凡凡是第一批高考受益者。1979年,因英文底子好,她在旁人怂恿下报考了大学,并顺利拿到了原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录取通知书。

消息传来,侯凡凡是既惊讶又兴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在开往南京的列车上,她还在想:“我真的是个大学生了?”

在大学里,侯凡凡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中,她说:“我们老三届,没有机会接受完整的训练,因此总感到基础不足,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去弥补。”就是在这里,侯凡凡被导师张训领进了肾病研究的大门,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1989年,侯凡凡跟随张训来到了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成为一名肾内科医师,还被评为了副主任医师,前途向好。然而她并没有就此满足。

1990年,40岁的她咬咬牙,又一口气考取了中山医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三年博士生活,侯凡凡几乎被学业压得喘不过气,但收获知识的充实感让她“欲罢不能”。

越学越发现知识不够用,侯凡凡萌发了留洋的想法。45岁的她只身前往哈佛,寻求新的突破。她是个能对自己狠下心的人,在医学院做研究时,她常常抽自己的血做试验,有时一抽就是二三百毫升。

当第一篇英文论文被老师改得一塌糊涂时,侯凡凡感觉很沮丧,没想到老师却安慰她说:“你的英文写作水平比我想象的好多了。”为了快速提高英文写作能力,侯凡凡一字一句对着老师的修改版学习。写到第五篇时,她已经游刃有余。

直到今天,侯凡凡仍觉得留洋经历很受用。这一种“不安分”的观念影响了她后来的人生轨迹。

“中国处方”

1998年,侯凡凡谢绝了哈佛医学院和新加坡国家肾脏基金会的聘书,带着平时节俭购买的实验用品回到祖国。“一定要发展中国自己的临床学研究!”侯凡凡强烈感觉到,中国人的疾病特点与欧美国家有差别,即便是采用欧美研制的药,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数据也是十分危险的。“如果中国医生不研究中国病人的特点,难道要让外国人去研究不成?”

30多年来,侯凡凡对肾病研究“情有独钟”,从未更改方向。谈起多年的坚持,她总会想起2000年的那个早春。

那天,一对夫妻来到了她的诊室,丈夫患慢性肾病,已到了尿毒症阶段,必须要接受透析治疗。当听说透析治疗一年要花六七万块钱,无钱可医的两个人抱头痛哭。

丈夫反复哀求侯凡凡,说能否用别的办法,让他延迟三年再接受透析,因为到那时,供完女儿上大学了,死也甘心了。

这一幕深深刺痛了侯凡凡。“3到5年的延缓,对病人而言,却是天大的事情。”因此,她决定做更多临床研究,寻找延缓肾病发展成尿毒症的方法。

一直以来,主流观点认为,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阻滞剂类药物对中晚期慢性肾脏病不仅无效,还可能增加不良反应。

2006年1月13日,侯凡凡在国际顶尖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冷不丁投下一枚“炸弹”:历经7年研究,她的团队首次证明,RAS阻滞剂能使晚期慢性肾脏病发展至肾功能衰竭的风险降低43%,患者进入透析的时间延缓一倍。

这是一项意义十分重大的研究,不仅打破了中国科学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著作的空白,更是打破了国际医学界的传统认知,改变了千万慢性肾病患者的命运。

在我国,高血压患者多达3.3亿,它导致的慢性肾损伤是我国尿毒症第三位的致病原因。一旦得了尿毒症,有一半患者会因没能力接受透析和肾移植的治疗而过早死亡。

如何降低高血压患者产生尿毒症风险?这是一道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2016年,侯凡凡团队发现,高血压人群在服用降压药同时补充叶酸,可有效降低慢性肾功能减退的风险。在存在慢性肾损伤的人群中,补充叶酸能使肾损伤进展的风险降低56%。

这一研究结果为社区防治高血压导致的器官损伤开出了“中国处方”,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

肾损伤有慢性,也有急性。急性肾损伤是指肾脏功能在短时间内的快速减退的危重病症,在住院患儿中十分常见。长期以来,不少医生会根据7天内血液肌酐水平增高的程度来判断是否存在急性肾损伤。

但是,肌酐是肌肉的代谢产物,血液肌酐的水平与个体的肌肉总量有关。由于儿童肌肉总量少于成人,因此套用成人标准诊断儿童急性肾损伤,会过高估计急性肾损伤的发生率,导致临床误诊。业界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标准,能更准确地诊断儿童急性肾损伤。

2018年,侯凡凡引领团队,联合全国25家儿童医疗中心,完成了一项大型多中心队列研究,创建了根据正常儿童血清肌酐变化范围值诊断儿童急性肾损伤的新标准。对于1岁以下的幼儿,采用新标准可使50%以往会被诊断“急性肾损伤”的患儿避免 “过度诊断”和不必要的临床处置。

“不准对病人不好”

2009年12月初,侯凡凡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对此,侯凡凡最在意的却是,评上院士可以延长工作年限,能完成更多的临床研究。

侯凡凡的硕士研究生谢迪回忆说,若是2006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那篇重磅研究能提前2个月发表,说不定4年前侯凡凡就能参评院士了,“但她宁愿做得更完善再出手。”

因为这份对学术的严谨,这项临床研究做了整整7年,才换来一篇沉甸甸的文章,也因此改变了国际对慢性肾脏病的治疗策略。

但面对这样的成果,侯凡凡仍觉得有些遗憾:若当时有足够的经费和精力,能扩大研究样本量,就可以看到二级研究终点,可能观察到RAS阻滞剂对晚期慢性肾脏病患者的心血管保护作用。

她的严格让她的学生们有时候也有点“吃不消”。导师张训也非常了解自己这个“得意弟子”:“因为被延期,她的女博士生,哪个没哭过鼻子?可侯凡凡一点不心软。”

她的学生郭志坚博士说,“要是待在别人手下,7年可能论文都出了一厚摞了,在侯主任手下不行。但跟着她,能真正学到东西。”

严格严厉的侯凡凡心中却有块柔软的地方,那是留给病人的“桃花源”。“不准对病人不好”,侯凡凡总是这样要求科室里的医生。对侯凡凡而言,做科研也是为了解决病人的难题,“如果说为了得诺贝尔奖去做科研是很危险的,为了发表论文去做临床研究的话,就更加危险!”

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和侯凡凡一起工作的医生都记得这个“侯式法则”:“能在门诊解决的问题,就不要让患者住院;能用一种药解决问题,就不用两种;能用便宜的药就不用贵的。”

南方医院肾内科护士长胡丽萍说,侯凡凡有时脾气急,可对病人却是耐心得很,有时和病人、家属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还给病人做“心理按摩”。

“医患之间,要用心,要真心。”侯凡凡说,自己的母亲是传染科医生,她的职业精神深深影响了自己,“她常说医患关系不是消费者和商家的关系,责任和义务是首要。”

有一次,在十分紧急又没有设备的情况下,为了抢救一名药物过敏突发性休克的患者,侯凡凡毫不犹豫冲上去,不顾患者口腔中的呕吐物,为患者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机。

她的用心赢得了病人的真心。20年来,南方医院肾内科始终保持着零投诉的纪录。有次出诊,一位病人见到侯凡凡要加号看病,悄悄跑出去给她买了盒饭。

2009年,母亲在南京患病,为了让女儿安心工作,一直没有告诉她,结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一提起这件事,侯凡凡的泪水就忍不住。

母亲去世前的日子里,枕边放着女儿侯凡凡作为年度封面人物的报道。母亲说:“凡凡已经是国家的人了。”

在以侯凡凡为代表的中国肾脏病研究者的努力下,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肾脏病治疗和研究的舞台上,中国有了自己的地位。每年,都有无数病人从远方赶到南方医院,寻求她的治疗和帮助。

“在我心里,没有什么职业比拯救人的生命更高尚。我也敬畏这份职业,病人把生命托付给了你,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掉以轻心。”侯凡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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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3 21:3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从“两弹一星”到风云卫星,他为我国红外技术奠基基础。


[人物小传]

汤定元,1920年5月12日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他长期从事半导体光电物理与器件的研制,历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等职。1991年11月,汤定元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院士)。

汤定元开创并参与研制成功10种光电器件和红外探测器,部分用于人造卫星、军用和民用高科技装备中,为我国的“两弹一星”研制作出了突出贡献。开创了窄禁带半导体的系统研究,有13项创新成果被收入国际权威科学手册中。曾荣获院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16次和各类荣誉奖12次,并培养了一大批红外物理专家和半导体技术专家。


气象卫星、航天航空、遥感探测这些“上天入地”的高科技都不开红外技术。而说起红外技术,就一定绕不开汤定元的名字。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在缴获的美国侦察机中发现了红外线行扫描仪,并由此开始了自主研发机载红外侦查设备之路。汤定元则是红外事业的开创者与奠基人。自1958年冬天起,他带领来自9所单位的18人小组,在国家技术全面封锁的背景下,完成了我国红外探测器相关基础理论和应用前沿的研究工作。由他自主掌握、自主创新的红外技术及器件被用在了“两弹一星”,以及航天航空设备上,至今仍在各领域内发挥作用。

今天,这位老人迎来了自己的百岁生日。汤老,我们祝福您生日快乐,寿比南山!

动荡年代里一个清醒的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内外政治环境更是风雨如晦。

1951年汤定元刚从美国学成回国后不久,就遇到了“大跃进”。红外技术也急速成为热门课题,不下30家研究单位都在热火朝天地参与研究。然而在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这些单位又因经费问题纷纷“下马”红外研究课题。

汤定元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做任何事情,如果只想一味图快,急于求成,结果就只能是‘欲速则不达’。”不善言辞的他果断给国家有关部门一连去了三封信,信中力陈:红外技术研究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不要让它中断,但不能搞“一窝蜂”,要聚散为整,集中全国的科技力量进行攻关。正是由于此建议,1962年,红外技术与应用光学并列成为国家的科研发展重点。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功成名就的汤定元依然在各种场合频繁呼吁,安定的政治局面对于科研工作的重要性。“科研工作不是随时拿得起放得下的工作。” 1983年,汤定元在《上海政协会讯》上发表文章称,如果科学研究方向与课题跟随着政治运动一再改变,这会造成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科学笔记写满3000多张卡片,扎实基础磨出科研眼光

很多人评价说,汤定元对于红外技术的发展有着非常前沿的眼光。1964年,汤定元被调到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当时,根据美国公布的红外技术的内容来看,红外技术在美国已经是一门比较成熟的技术,而在中国而言,它还是一门全新的科研领域。基于此,汤定元来到上海后提出了“四项主张”,并对研究所进行改组。


这虽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仍有不少批评意见。“做事之前,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知的情况和要求的目标都弄得一清二楚,专心认真地去做,就能把事情做好。”这是汤定元的经验心得。后来的实践也证明,汤定元的主张是对的。技物所如今是中国最重要的红外技术专业研究所,汤定元所带的队伍和培养的人才后来都成为中国红外技术的骨干力量。

之所以能有这种眼光,与汤定元扎实的科研基础不无关系。一直以来,汤定元要求自己首先要了解并熟悉有关课题国际前沿的研究内容。他定期去图书馆查找有关杂志,碰到重要的文章,就将其内容仔细地摘抄下来。对与自己研究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文章则了解其研究内容,用卡片记录下来。到九十多岁时,汤定元院士还在继续关注着红外物理与技术研究的方向,而他的办公室里,已存放了3000多张记录卡片。

汤定元认为,科学工作者应当有三部曲:第一是实践,从实践接触研究对象的本质;第二是理论总结,阅读文献,借鉴他人的经验,丰富自己的理论;第三是孕育新的知识,促使新成果的产生。

生于战乱年代,更坚定报国之志

至今,汤定元已经培养了26名博士及10多名硕士。除了一部分人去国外工作之外,留在国内的大多是学校、研究院所和企业等各单位的领导和主要骨干,已有两位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但汤定元还是有一些遗憾,他总希望,他的每一个学生都可以为国效力。他甚至还曾托人劝他去海外求学的博士生“早日学成回国”。“在先进国家可以较快地学到科学方法,也可以较早地接触到前沿课题。学习结束后,最好的选择是回祖国工作,因为那里是生你养你的土地,做出的成果也能应用到最急需的地方。 ”汤定元说。

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出生于1920年的汤定元从小历经战乱,而后有机会赴美留学,期间他的研究成果非常出色,本可以留在美国享受更好的生活,可他总是怀念祖国的人和事,总想尽快完成学业,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汤定元更是坐立不安,毅然放弃博士学位,力排众议踏上回国之路。

上海还有哪些百岁院士?

沈善炯


沈善炯(1917- ),江苏吴江人,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2年毕业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1950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获博士学位。1950年11月回国,历任浙江大学副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生物学部常委、学部主席团成员。早年从事抗生素和微生物生化的研究,1970年代以来从事生物固氨研究,均有突出贡献;被授予陈嘉庚奖生命科学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

杨槱(1917年—),号君朴,江苏省句容县人,1917年10月17日出生于北京,船舶设计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35年,杨槱在培正中学毕业,同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1940年3月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荣获一等荣誉学士学位。历任同济大学讲师、重庆民生机器厂副工程师、重庆商船学校教员、交通大学造船系教授。

几十年来,杨槱为发展中国当代船舶工业历尽艰辛。他主持并参加设计“瀛州”号巡逻艇、15000吨自卸运煤船、5000吨近洋干货船、15000吨经济型远洋干货船等多型船舶。他主持并领导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海船稳性规范》,推动了我国船舶稳定性的研究工作。从1963年起,他指导研究生对被动式减摇水舱进行了大量系统试验,研究结果被广泛采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开始从事水运和海洋工程系统的技术与经济论证方面的研究,促进了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他首先发起研制海洋货船设计计算机集成系统,主持编制的《主要尺度分析程序》与《型线设计程序》等已编入该系统,对我国造船科学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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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25 19:1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国特种核材料冶金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张沛霖院士
“中国人念完书就应该回国!”六十多年前的张沛霖院士抛下国外优越的条件毅然归国,参加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筹建工作,也开始了他身为我国特种核材料冶金和核燃料组件等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的奉献人生。


在颠沛流离中求学

1917年,张沛霖院士生于山西平定。不到一岁时,父亲与世长辞,只剩下母子俩相依为命。为了供儿子上学,母亲节衣缩食,依靠几亩薄田和亲戚的接济,终于让张沛霖院士顺利读完中小学,并进入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矿冶系继续深造。

1937年,卢沟桥事变让国内局势趋于不安。当年冬天,张沛霖院士随平津流亡学生到达西安,在西安临时大学开启求学生涯。抗战时期,他随学校多次迁移,直至毕业。

1940年秋,张沛霖院士被分配到云南安宁资源委员会云南钢铁厂从事炼铁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攻读,于1944年考取第八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途经孟买。

在这期间,一件事让他深有感触,那就是日本投降。原子弹在日本爆炸时,他正好在加尔各答,那是他第一次听说原子弹,只是高兴,想着日本快投降了,中国的抗战就要结束了,却没想到自己今后也从事与原子弹有关的工作。

1945年,张沛霖院士进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冶金学院深造,研究钢的冷加工和氢在钢中的行为。于1949年他初获得博士学位,并获得该校冶金研究布仑吞奖章和奖金。1950年11月李薰院士应邀决定回国筹建金属研究所,张沛霖院士于1951年春先期回国,是中国科学院金属所创始人中最早回国的一位。他为筹划全所建设、开展研究工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金属所各方面的工作迅速开展。

肩负国家安全重任

1950年代末期,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实验室已具有一定规模,任务日益扩大。当时,国外的研究条件、生活条件都要优于国内,因此有不少人曾问过张沛霖院士为何不留在国外,而是要回来。对此,张沛霖院士表示:“物理学家彭桓武先生有个很好的回答‘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我认为这是很正确的回答,应该问问不回来的人,中国人念完书就应该回国。”就这样,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张沛霖院士将热情与精力都投入到了研究当中。

1958年,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钱三强商请金属研究所研究铀冶金和核材料。金属研究所为此成立了两个研究室,分别由李薰院士和张沛霖院士主持。此后,张沛霖院士便致力于核材料科学的研究和发展。

原子弹的技术在国际上始终是机密,当时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为此,面对其他国家的核威胁,我国急需自己的核武器来保卫国家安全。那时,张沛霖院士在二机部工作,在北京的时间很少,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质,他对家人甚至是妻女都要保密,亲戚朋友几乎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1962年底,张沛霖院士被调到北京,先后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核工业部、核工业总公司)冶金方面总工程师,核燃料局总工程师、部科技委常委、总公司科技委高级顾问。在张沛霖院士的技术指导下,我国原子弹的核心部件铀235制件的研制工作实现了有特色的铸造工艺,从而解决了铸造缺陷,得到均匀致密的铸造部件,满足了当时试验的需要,也为以后的工作开辟了技术途径。

为核材料事业奉献

多年以来,张沛霖院士在原子弹、氢弹核材料的研制中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在指导生产堆燃料元件的技术攻关中,他直接参加并组织了铀棒与包壳的结合层的研究。在这个项目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铝一镍一铀结合层的金相组织、相组成与热压结合工艺过程参数的关系,以及与结合强度的关系。在张沛霖院士的指导下,研究组很快弄清了结合层的金相组织,使工艺取得了确切的科学依据,为生产堆燃料元件顺利投产创造了条件。

随后,张沛霖院士又指导了对生产堆铀元件棒的制造工艺的改革。他组织测定了各种轧制状态下的织构分布,以及不同淬火条件下的残留织构分布和长大指数(growth index)的分布,预计了在堆内辐照的行为,确定了新的工艺制度。经堆内辐照试验和以后堆内的大量使用,结果都证明新的轧制一淬火组合工艺是可行的。改革的成功,不但使生产操作条件显著改善,还使金属利用率大为提高。

张沛霖院士获首届“李薰成就奖”

张沛霖院士经常深入实际,剖析解决技术和生产过程中的疑难问题,从技术上进行指导 。他还根据国际上燃料元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问题,不断提出十分中肯的防范意见和建议。1976年,他曾因工作奔波积劳成疾,脑血栓发作,虽经紧急医治,仍留下右下肢功能不良的后遗症。但是他不顾行动艰难,稍微恢复后就上班主持工作,去现场参与技术攻关。

2005年9月15日14时30分,张沛霖院士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88岁。不居功,不自傲,张沛霖院士将自己一生的热情与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核材料事业,或许对他而言,祖国的繁荣昌盛就是他最希望看到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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