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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成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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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3 14:5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钱令希:知行并重的科教人生

钱令希(1916—2009)

著名工程力学家和教育家。

结构力学与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密切结合的先行者,提出发展计算力学,倡导结构优化,运用工程力学在桥梁工程、水利工程、舰船工程、港湾工程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与同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的胞兄、物理学家钱临照,水利学家钱正英被誉为中国科技界的“小三钱”。善于教书育人,爱护人才,培养了几代优秀的力学家。

2009年4月20日,钱令希因病医治无效,在大连逝世。

“力学泰斗,自幼立志报国,知行并重,造桥、筑坝、建港,引领计算力学,誉满神州;一代宗师,毕生教书育人,慧眼独具,爱才、识才、育才,赢得桃李满园,天下芬芳。”

这副挽联,乃钱令希院士93载科教人生的真实写照。

“慎起步”的求学之路

钱令希1916年7月26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里镇钱氏亲仁堂,系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王钱鏐的第三十六代后裔。

钱令希出身书香门第,父亲钱伯圭早年受中西方文化双重影响,富于革命精神,一生崇教尚义,对儿子的管教十分严格;母亲华开森是无锡荡口人,其父亲与弟弟也都是饱学之士;胞兄钱临照年长钱令希10岁,早年就读上海大同大学、留学英伦,是我国金属晶体范性形变和晶体缺陷研究以及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

1921年8月,刚满5周岁的钱令希入读父亲钱伯圭等在十几年前创办的鸿声里小学(原名“南下初等学堂”,1949年后先后更名为“鸿声小学”“鸿声中心小学”),开始了正式的求学之路。

1925年8月,在父亲的授意下,钱令希离家进入位于家乡附近梅村镇的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住读。该校创办于1913年,是新学制(史称“壬子学制”)下无锡县新创办的6所高等小学之一,教学上特别注重国文、英文和算术。

当时,钱令希的舅父华澄波任该校校长。钱令希受到舅父的特别关照,还与舅父同睡一床,耳濡目染,颇受舅父“深入浅出”讲授特点的影响。

钱令希刚上小学时,名字还是父亲所赐的“临熹”,这对年幼的钱令希来说,用毛笔书写起来,笔画多、结构复杂的名字较为吃力,怎么也写不好,于是舅舅想了一个办法,取“临熹”谐音,更名为“令希”。

钱令希后来形成的学术研究风格里含有“化繁为简”的特点,或许与其舅父对他的名字更改有关。

1927年8月,钱令希考取了新组建的第四中山大学区苏州中学初中部一年级正取生。钱令希来自乡下,乍到苏州,他对城市的一切感到新鲜,贪玩影响了学习。

一年下来,英文26个字母都背不下来,历史还考了个不及格。钱令希顿感问题严重,想换个学校就读,最好还是不学英语的学校。

1928年8月上旬,上海的中法国立工业专门学校(1931年更名为“中法国立工学院”)中学部开始广告招生,当时在上海大同大学上学的哥哥钱临照暑假回家时将此消息告诉了钱令希。

尽管当时学校规定附属的高中部只招收至少读完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但钱令希还是决定一试。于是他专心备考,集中精力认真读书,最后竟然产生了自己没敢想的结果——跳级考上了。

钱令希晚年在回顾自己这段“问题严重”的初中一年级读书生活时说:“学习如同在硬木头上钻螺丝钉,开头先要搞正方向,锤它几下,然后拧起来就顺利了。否则钉子站得不稳不正,拧起来必然歪歪扭扭,连劲也使不上。求学之道慎起步啊!”

1928年9月,钱令希在中法国立工业专门学校附属高中部开启了新的学习生涯。

在通过一年的法文补习班、3年的高中学习后,他于1932年8月又直升中法国立工学院大学部。该校的课程设置力求与法国、比利时等国的工业大学有同等程度,前两年不分系和专业,仅教授工业公共科目。

1934年8月,钱令希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进入土木工程系学习。两年后,他以全系总评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直接取得中比庚款项目资助赴比利时留学的资格。

1936年9月,钱令希经过暑期稍事休整后,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船公司“杜美总统号”轮船前往法国马赛,10月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注册入学比京大学(即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钱令希就读该校应用科学院,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进入相对轻松的土木系研究生班,二是攻读5年制的土木系大学四、五年级课程。

钱令希来比利时留学是想学些本领,于是选择了后者,因为他认为研究生班不够踏实,而进入大学四、五年级学习,可以实实在在地研读他们大学正规课程,好好学习他们的技术知识。



1937年冬,钱令希(后排左3)与同学赴法国北部进行地质旅行

由于在中法国立工学院打下坚实的法文和专业基础,再加上勤奋好学,钱令希在比京大学两年的学习比较顺利:第一学年成绩为优等,毕业时成绩为最优等,是班上第二名,获得最优等土木工程师学位。

从比京大学毕业后,钱令希本打算在国外继续实习一年,但考虑到中国国内抗战正酣,许多工程上马急需各方人才,便于1938年初秋取道越南海防回到了祖国大后方云南昆明。

西南大后方崭露头角

1938年10月,钱令希通过向叙昆铁路工程局局长沈昌自荐的方式,入职该局工务课桥梁股。

钱令希去求职那天,沈局长说暂时没有空缺岗位时,正巧有人跑到局长办公室说需要人,钱令希马上就说:“我去吧,先试用,行的话就把我留下来。”沈局长说:“那就叫钱试用去吧。”

因此,钱令希在叙昆就有了一个外号“钱试用”。

叙昆铁路工程局使用的是一套英美的技术规范,这对留学比利时、修学法语的钱令希来说又是一大挑战。

好在他在大学和留学时期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再加上这段时期努力自学英文和拥有很多的工程实践的机会,钱令希很快胜任了自己的工作,次年春便由“试用”转为正式职员,不久便定职为“帮工程司”。

钱令希在叙昆铁路工程局工作两年多,与一些富有铁路建设实践经验、办事认真、勤学肯干的技术人员共事,业务进步很大,收获颇丰,为他日后“几十年来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学研究为工程建设服务的思维准则”奠定了良好基础。



1939年,钱令希(左4)在叙昆铁路的建设中

1941年2月,钱令希调任川滇铁路公司设计股,任副工程司。他在这里的工作主要是设计,要比在叙昆铁路工程局时闲散得多,几乎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可做,渐渐地,他产生了去意。

1942年6月,主持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的茅以升先生来昆明招人,钱令希感觉那儿是纯粹的技术设计单位,很适合自己的兴趣,便决定前往,只是当时妻子倪晖有孕在身,恰巧此时云南大学(以下简称云大)正在招聘结构学教师,钱令希便和茅先生谈好,暂时先在云大教一年书,次年暑假去贵阳工作。

1942年8月,年仅26岁的钱令希进入云大,跳过讲师、副教授直接被聘为土木工程学系教授。

在云大这一年,钱令希可以随心所欲地钻研书本、研究学术,感觉非常自在,所以待到要去贵阳赴约时竟有些后悔了。

不过,到了1943年7月,钱令希还是举家迁往贵阳,如约到达贵阳茅以升任处长的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报到。

1943年10月下旬,中国工程师学会第12届年会在桂林召开。之前在叙昆铁路工程局的同事兼好友刘恢先去参会时路过贵阳,特地来看望钱令希。在与老友的交谈中,钱令希津津乐道地提及自己在云大的一年教书生涯,说有机会还想到大学去工作。

不久,浙江大学(以下简称浙大)工学院代理院长王国松教授从桂林开完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途经贵阳回遵义去的时候,特地找到钱令希,邀请他去浙大教书。王国松是在桂林的会议期间从刘恢先那里知道钱令希的。

恰巧那时,桥梁设计工程处要改组迁往重庆,于是钱令希便慨然应允王国松提出加盟浙大的邀请。

不过,钱令希自己暂时留在桥梁工程处处理手头上的工作,让妻子倪晖带着襁褓中的儿子,搭乘在交通银行工作的堂哥钱大中雇用的押钞邮车,提前从贵阳去了遵义。

1943年11月底,钱令希也来到了内迁遵义的浙大,被聘为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作为浙大的新人,校长竺可桢于12月10日晚特地设宴招待了钱令希等人。

当时的浙大,被著名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聚集了像竺可桢、王琎、钱宝琮、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梅光迪等一些知名教授。

钱令希所在的浙大工学院和土木工程系的教授大多也是国内名校毕业和留学英美者。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钱令希暗下决心,要加倍努力,让自己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均要无逊于这些同事。

在遵义的3年时间里,钱令希除了教课、指导大四学生做毕业论文外,还进行相关研究,先后写出几篇崭露头角的论文,如《梁与拱函数分布图与其感应图之连锁关系》《悬索桥理论及分析之改进》。

1945年,钱令希以这两篇论文申请国民政府1945年度学术奖励,该评奖结果于1946年12月底揭晓,钱令希名列应用科学类二等奖之首(一等奖空缺)。

1945年7月,钱令希的《悬索桥理论及分析之改进》英文稿,通过当时内迁在重庆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转投给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3年后的1948年9月,该文的英文版“A Simplified Method of Analyzing Suspension Bridges”在《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报》第74卷第7期上刊发。

《悬索桥理论及分析之改进》一文曾得到茅以升的高度赞誉,他评价道:“钱君此作,发现索中水平拉力之新公式,使于各种活重情形下,得以极简明之函数求其变化,减少计算时间,并消除错误机会;从本文所举实例,即可明其价值,洵为结构学中之创造。”

在这篇论文发表近3年后的1951年,由于它的学术开创性和深入浅出、面向工程的风格,经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结构分会推荐,拟颁授钱令希1951年度莫采夫奖(Moisseiff Award)。

但鉴于当时朝鲜战争爆发,钱令希拒绝领奖,后来这个奖临时改授给了以研究立柱非弹性稳定理论著名的美国力学家尚利(F. R. Shanley)。

中国计算结构力学的开拓

1946年秋,钱令希随“复员”的浙大到了杭州的西子湖畔。除了任浙大土木系教授外,其间还兼任浙赣铁路局铁路桥梁总工程司室正工程司,参加了浙赣铁路战后桥梁修复的设计与施工工作。

1950年8月,钱令希出任浙大土木系主任。是年11月,他在《中国科学》上发表论文《余能理论》,首开我国研究变分原理之先河,引发了中国力学工作者对变分原理研究的兴趣和一系列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1952年1月,钱令希应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的三顾之请,入职大连工学院(简称大工,1988年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学),先后任土木系教授、港口工程教研室主任、研究部主任、数理力学系主任、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以及大连工学院副院长、院长、顾问等职。

20世纪50年代,钱令希先后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南京长江大桥等国家重大工程的论证与设计实践,并结合任务带领大连工学院的研究团队进行相关研究。

60年代初,我国决定建造自己的核潜艇,以钱令希为首的研究团队又承担了为建设核潜艇研究壳体的强度、开孔和稳定问题的工作。

在进行课题研究时,钱令希体会出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将给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同样,他预感到他所从事的结构力学的研究也必将面临这种变化。

为此,他在勤奋学习电子计算机有关知识的同时,也要求他的研究生林少培、陈浩然等人学习和掌握相关知识,这些研究生后来大多成为计算结构力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坚力量。

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计算力学在我国的发展出现一段时期的停滞。但钱令希一有机会,总不放过研究,即便是批斗也没有阻止他对力学的思考。

1973年8月,钱令希发表《结构力学中最优设计理论与方法的近代发展》,在我国吹响了发展计算力学和结构优化的号角,引起了力学界和工程界的关注和响应,倡导把有限元的研究提升到计算结构力学、把工程设计提升到优化设计的高度,为我国的力学研究给出了方向性的指引。

同年,钱令希组建小分队到上海去“开门办学”。

小分队利用那儿有限的上机条件,编制出一个个越来越复杂而实用的程序,协助上海工程界解决了许多众所瞩目的疑难问题。

钱令希的这一举措,属于开创中国自主研发工程设计中的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的壮举,为改革开放后大连工学院乃至中国的计算力学学科的迅速崛起,夯实了基础。

1974年,大连工学院全面承接大连鲇鱼湾油港的设计任务,钱令希团队负责其主体工程栈桥的设计任务。

他带领着课题小组的几位青年教师,基于工程结构优化设计的思路,最终从2种跨度、3种连接工艺、4种桥型的比较中,选择“百米跨度空腹桁架全焊接钢栈桥”的方案。1978年、1981年,这项工程先后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原国家建委“70年代国家优秀设计奖”。

1975年夏,在钱令希的率领和筹划下,钟万勰带领小分队成员开发大型复杂结构的多层子结构分析集成系统JIGFEX。



1975年秋,钱令希(左2)与设计组成员等在商讨鲇鱼湾油港栈桥吊装问题。

1977年,他们基本调通了这个通用性很强的大型组合结构分析程序,不久又研发出DDDU结构优化程序系统。

1978年3月,大连工学院成立了工程力学研究所,钱令希以此为基地,致力于组织队伍,领导计算力学学科的发展,进行相关研究与实践。

是年8月,钱令希在全国力学规划会议上又极力提议把“计算力学”列为力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他的提议最终被采纳,从而使计算力学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1980年11月,钱令希主持召开了在杭州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计算力学学术交流会。1981年,钱令希倡导创办的《计算结构力学及其应用》(1997年更名为《计算力学学报》)于当年12月获原国家科委批准,面向全国发行。

因对计算力学的远见卓识和丰硕成果,在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钱学森的极力推荐下,钱令希于1982年5月当选为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

自20世纪80年代起,钱令希也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1981年4月,国际计算力学协会(IACM)宣告成立,钱令希以协会发起人的身份,成为计算力学国际委员会成员。

因在计算力学领域及发展国际间学术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钱令希于1997年6月被评为“国际计算力学协会名誉会员”。

钱令希基于为工程建设服务发展力学研究的宗旨,把掌握有限元法为主的结构力学分析上升为计算力学的方法和软件开发,同时实行结构优化设计的理论和应用研究。

在结构优化研究方面,钱令希将他在全国的“面”上号召与大连工学院“点”上的营建结合了起来,“点”上的成果对于“面”上起到了示范和演示作用。

在他的悉心领导和苦心经营下,我国结构优化研究的学术与产业的综合水平在1970—1990年初就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

当年来访的国际学术杂志《工程优化》主编、英国利物浦大学坦普尔曼教授曾说:“通过DDDU,我很惊讶和高兴地发现,在学者、学生和主要行业间有如此多的关于优化设计研究的合作。这个由大连工学院开发的计算机程序,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利物浦的研究组没有开发出这样的程序,但希望能与大连工学院合作。”

桃李芬芳的“功勋教师”

大连理工大学前校长程耿东院士曾经说过,钱令希“最大的成就不仅在他的学术上,更在育人上”。

1942年8月,钱令希受聘为云南大学土木工程学系教授,此后除1943年7月到11月间在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任职外,他都在大学里辛勤耕耘。

钱令希一生都有讲课的激情,即便在晚年亦丝毫未减。



20世纪90年代,耄耋之年的钱令希仍钟情三尺讲台。

20世纪90年代末,已是耄耋之年的钱令希还给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大一新生上了第一节课。当年的一位学生多年后回忆说:“我大学第一课就是钱先生给我们上的,记得是1998年的夏天,在力学楼207室。”

钱令希一生桃李天下,学生中不仅有受业弟子,也有众多私淑弟子、著录弟子,他们遍及海内外,其中一些后来成为院士、大学校长。

当选为院士的有胡海昌、潘家铮、邱大洪、钟万勰、程耿东、林皋、赵国藩等,成为大学校长的有朱兆祥、程耿东、刘扬等。

钱令希惜才爱才,慧眼识英,发掘人才,为了组建自己的研究团队,他费尽力气,从北京、沈阳和吉林通化,先后三次,调来了钟万勰、程耿东和林家浩、隋允康。钱令希一方面以师带徒的方式培育中青年教师,一方面以学院的方式指导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生和硕士生,从他那儿受益者不计其数,可谓桃李满天下。

他在各领域里交结了大量的学者与教师朋友,学问上相互切磋,生活上帮他们排忧解难。

20世纪50年代末,钱令希任大工数理力学系主任,确定了专业的发展必须坚持为工程服务的大方向。

诚然,钱令希在其一生的力学教学,尤其是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始终坚持为工程服务的方向。这种强调力学与工程相结合的理念,对学生们影响深远。

1984年获大连工学院工程力学专业硕士学位、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周建平院士曾说:“我现在是一个工程师,而不是一个力学家。正是听了钱老的学术报告,使自己在日常学习中既重视理论学习,也重视工程应用。”

钱令希也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教育家,曾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届、第二届副会长,大连工学院第二任校长。

他曾提出一些教育思想与理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学建设的“两个中心”、大学教师组织的“学术细胞”、“短线科技人才”培养,以及关于“在真刀真枪中实践”的教学方法和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等的论说。

这些思想与理念在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的实践中,取得骄人的成绩。例如,在大学建设的“两个中心”说的支撑下,作为一校之长,钱令希面对的学校教学、科学研究、学校管理、工程服务等几项大事齐头并进,当年的大连工学院的办学景象也是一片繁荣。

这一教育思想在全国也产生广泛反响,《人民日报》曾进行了报道。

1985年9月4日,钱令希卸任大连工学院院长,任大连工学院顾问。尽管角色已转换,但钱令希对大连工学院的热情依旧。

1994年9月,在第十个教师节前夕,钱令希被辽宁省人民政府评为辽宁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功勋教师”;2009年6月,他又被推选为“大连理工大学建校60周年功勋教师”。

“功勋教师,既是教育实践家,又是教育理论家。”《钱氏家训》中有云:“兴学育才则国盛。”钱令希一生践行《钱氏家训》,对这句话作出了完美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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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4 14:2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从湖北"农村娃"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带领团队9年发现7个大油田!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他提出了浅层油气运聚理论,用于渤海勘探实践,带领团队9年发现了7个大油田、17个中型油田,27亿方石油地质储量,奠定了渤海年产石油3000万方,成为中国第二大油田的储量基础。他叫邓运华,长江大学杰出校友,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在长期的石油勘探和研究工作中,他用自己辛勤的努力和汗水成就了一番光辉的业绩,是石油人的楷模,更是母校的骄傲!

邓运华,1962年出生,湖北红安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组专家评委,国家“863”专家组专家成员。1985年毕业于江汉石油学院(现长江大学)地质专业,1988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后在渤海油田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从事海洋油气资源勘探研究工作,提出浅层油气运聚理论,9年里发现7个大油田和17个中型油田,地质储量27亿方,为同期中国之最,建成中国第二大油田。2015年12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62年,邓运华出生在湖北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1981年,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心仪已久的江汉石油学院(现长江大学),学习地质专业。在校期间,他节衣缩食,从自己不多的生活费中挤出费用订阅专业期刊,及时了解学科前沿发展动态。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满足于国家分配的一份工作,而是选择了继续深造,198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邓运华进入渤海油田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从事海洋油气资源勘探研究工作。此后,他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执着投入到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当中,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涯里,学习、研究、勘探、发现,是他奋斗的轨迹,也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工作期间,他坚持订阅《石油勘探与开发》等20多份中外学术期刊,广泛涉猎油气勘探的新理论、新技术。20多年来,他所作的读书笔记达12本,足有280多万字。学习上的坚持不懈,工作上的精益求精,使邓运华始终走在石油勘探领域的最前沿,取得了多项创新研究成果。

邓运华参与并负责了渤海石油勘探技术工作。针对渤海生油岩埋藏太深,储油层埋藏较浅,晚期断层活动强烈,石油的运移、聚集、保存条件复杂等科技难题,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开创性提出了断层-砂体油气运移“中转站”是主要运移方式,地层-断层组合关系控制了油气富集部位,临界盖层质量控制了断裂活动带油藏形成,汇油面积大小决定了油田规模,小凸起上披覆背斜利于形成大油田,凸起上组合,凹陷下组合控制了主力油田展布等7项学术思想为支撑的浅层油气运聚理论。

相关理论用于渤海勘探实践,带领团队9年发现了7个大油田、17个中型油田,27亿方石油地质储量,奠定了渤海年产石油3000万方,成为中国第二大油田的储量基础。他提出的“海域两个油气带,内带生气,外带生油”地质思想,准确预测了中国南海深水区天然气的区域展布,并被后来的勘探实践所证实。在开拓海外勘探过程中,他提出了“河流—海湾体系是世界海相石油分布的主要场所”新论断,用于战略选区,带领科研团队在非洲发现了多个大中型油气田。

邓运华没有刻意追求,他始终以一种诚实而执着的态度面对工作,投身于他钟爱的海洋油气资源勘探事业。也许正是这种不经意的努力,使得成绩和荣誉,像是一个个披着灵光的天使,翩然而至。近年来,邓运华出版著作2部,发表第一作者论文32篇,3次被评为省部级劳动模范,获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科技进步二、三等奖3次,2009年被评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2015年成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7年9月,邓运华院士回到母校长江大学,在武汉校区学术报告厅以其30余年所学所感所悟为现场师生带来“穷尽平生做一事”为主题的学术报告。他讲解了自己在油气田方面的三大业绩,并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向同学们分享感悟:保持勤奋本色,践行终生学习,坚持批判思考,享受简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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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5 17:2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红装“何庭波”!华为的麒麟女王,国产芯片的掌舵人!
国内有不少的厂商在为此努力着,并且,已经有人,就已经研发出来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研发带头者,是一名女性。

她就是带领着团队苦心研发芯片十年,终得成功,让中国摆脱了无“芯”之痛的何庭波。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在百科上搜索何庭波这个人,只有寥寥百来字的介绍。但是她对中国芯片科技的贡献,却远远不是百来字可以描绘的清楚的。

何庭波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学的是通信和半导体物理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并在1996年的时候加入华为。

1996年,华为已经成立将近十年。任正非带领华为在国内市场开疆扩土,华为已经是国内的龙头企业。

但是,在国际市场上,当时通信行业几乎被西方国家垄断。对此,不甘心的华为人想走向国际市场。只有参与了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在通信这个行业才能有话语权。

这里不得不佩服任正非战略眼光,在2012年就已经敏锐感受到,核心专利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就等于永远低人一筹。

于是,在2004年,任正非开始了对芯片的研究。

当时任正非找到何庭波说:“你的芯片设计团队能不能发展到两万人,我们用两万人来强攻。怎么强攻,这个要靠你说了算,我只能给你人、给你钱。”

最后任正非拍板给出了每年四亿美金(约20亿人民币)的研发费用,任正非说道, 一定要站起来,减少对美国芯片的依赖。

听到这话后,何庭波当即愣住了。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甚至也一项伟大的任务!

她看着任正非,感觉到有一种东西,叫使命,在心中燃起。还在一个没回过神的状态中,何庭波就一头扎进“麒麟芯片”研究!

但是,国内多年在芯片研究上的落后现状意味着,这一路将充满曲折。外界不看好,员工没信心,技术突破难度大,天量烧钱,一个个难题接踵而来。

对此,何庭波却总是能迎难而上,每次都和员工说:“做的慢没关系,做的不好也没有关系,只要有时间,海思总有出头的一天。”

谁知,这一等,就是漫漫十年。

一叶轻艇踏海波,二十青春随郎行!

有心人,天不负!经过十年时间的研发,到2014年海思手机芯片开始进入主流市场,

当年,海思发布四核麒麟910T,首次搭载于华为P7,陆续又发布了八核芯片麒麟920、64位8核芯片麒麟930、以及搭载在mate9上的芯片麒麟960,不到三年就取得了出货破亿的好成绩。

2017年,华为手机全球出货量大约为1.53亿部,有7000万部手机使用了海思处理器,海思手机芯片也逐渐突围。

据业内人士透露,2017年海思芯片收入达到47亿美元(约合323亿人民币),同比增长21%,排名全球第五位。海思的增长速度排在全球的首位。

2018年9月02日,华为在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期间发布了全球首款7纳米制程人工智能(AI)手机芯片“麒麟980”。

这场发布会,让全球为之一振!因为这款新型芯片,一出世就拿下了全球六项世界第一!

华为,自此真正地摆脱了无“芯”之痛!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忌惮的存在。

但更令人忌惮的,就是那个不断寻求突破、带领着海思团队不断研发出奇迹的女子——何庭波。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海思半导体成长为国内最大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海思掌门人何庭波,打破了国外芯片企业多年的垄断,结束了华为的无芯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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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8 17:2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惟愿此生长报国——记河北工业大学微电子技术与材料研究所所长刘玉岭

“北京生产线那边打来电话,调整后的参数您看是不是可行”“这个单子需要您签下字”“下午的研讨会跟您再确定下几点出发”……健步如飞走在前面,几个年轻人小跑追在身后,这是刘玉岭的日常状态。77岁的他,如今依然担任河北工业大学微电子技术与材料研究所所长。

从1974年投入到微电子行业技术研究开始,40多年来,刘玉岭坚守在产学研第一线,建立了化学机械平坦化(CMP)动力学理论,开创了以化学作用为主的碱性CMP技术路线,解决了集成电路(IC)发展的平坦化技术难题。5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7次获得省部级技术发明及科技进步奖,65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6项美国专利授权……

走出书房 深入厂房

每年带研究生,每周坐火车往返于北京生产一线和河北工业大学,每天都要听课题汇报。本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刘玉岭却总是忙个不停。

“生产一线,永远都会有待解的难题。”刘玉岭常常这样告诉自己的学生。作为科研人员,为什么要如此关注改进生产工艺?“刚入行时,在车间解决的一次难题,让我意识到了实践应用的重要。”刘玉岭说。

197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刘玉岭被调到河北工学院(河北工业大学前身)半导体材料研究所工作。当时,我国微电子行业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还落后很多,为取得技术突破,天津市专门组织了攻克集成电路生产的大会战,作为技术骨干的刘玉岭积极参与其中。

会战中碰到的一大难题让大家十分困扰:集成电路符合要求的硅单晶衬底在测试时显示很好,可一旦应用到集成电路的器件生产中,缺陷率就会几十倍甚至上千倍地增加。

“搞科学研究,不就是要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吗?”难题反而激发了刘玉岭的探索热情。

他来到天津一家微电子生产厂家,想让工人传授生产一线的门道。“为了取得工人师傅的信任,我主动接近他们,给师傅们打水、扫地,帮着干杂活儿。”一年时间,刘玉岭天天往车间跑,不仅掌握了整个生产工艺,还发现了工厂生产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有一个环节,需要把集成电路原件从室内温度瞬间加热到1200℃,之后又需要从1200℃降到室温。”刘玉岭认为,就是这个忽冷忽热过程造成了硅单晶的缺陷。

经过反复试验,刘玉岭印证了问题产生的根源。很快,他帮着工人师傅调整了生产环节,缺陷率得到控制,成品率明显提高。

这次成功解决生产一线的问题,让刘玉岭意识到,科研不是关起门来做研究,必须走出书房、深入厂房,接上地气。

从硅、玻璃到蓝宝石等人工晶体加工,从微电子公司技术应用到神舟系列飞船专用集成电路……“发明创造要讲实用性,坚持厂校合作、产学结合,才能对科研和生产都有帮助。”把握住了这个方向,刘玉岭带领他的团队不断取得突破。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在微电子研究所二楼的会议室陈列柜上,摆放着60多张发明证书和奖励证明。

“这些研究成果,您最看重哪个?”面对记者提问,刘玉岭笑着摆摆手。

“成果都是过去的了,现有的材料、现有的技术,都不是最好的,创新是无止境的。”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是刘玉岭的理念,更是他的坚持。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集成电路产品应用市场,但长期以来,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别人手里。”刘玉岭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为了尽早摆脱受制于人的状况,国家设立了“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重大专项,集中科研力量进行自主攻关。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河北工业大学作为牵头单位承担了这个项目,刘玉岭成为项目组带头人。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早取得科研成果,摆脱技术发达国家的制约,在国防和经济建设中尽快发挥重大作用。”在立项时,刘玉岭这样说。

一个5毫米×5毫米的主流芯片里面有数十亿个元器件,而每条导线直径只有65纳米,相当于人发丝直径的千分之一。如何用这么细的导线将诸多元器件连在一起并稳定发挥作用,是世界公认的技术难题。

项目启动时,刘玉岭带领团队确定了不同于国外的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材料材质。“随着微电子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国际上常用的酸性CMP技术显现出多项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刘玉岭说,“针对这一情况,我们采用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碱性化学机械抛光技术。”

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关注过碱性路线,但由于铜在化学活动顺序表中是氢后金属,在碱性条件下的产物氧化铜、氢氧化铜等不溶于水,这条路一度被认为走不通。

果不其然,在立项评审时,有专家提出:“目前国际上用的都是酸性,你用碱性的,行吗?”在质疑声中,刘玉岭和他的团队开始了四年的研究。

“研究的过程并不顺利,发现问题我们常常熬通宵解决。”刘玉岭说。

“原始创新,技术先进,适于工业应用。”2012年12月26日,项目以优秀的成绩通过验收。至今他还记得当初质疑的那位专家在验收时说的话:“刘教授,你兑现了立项时的承诺啊!”

多做一点 再做一点

“项目通过评审只是迈出的一小步,将02重大专项一期平坦化项目完成国产化替代,才是我想要实现的梦想。”刘玉岭说,此项目的顺利实施,可以解决我国高端集成电路核心材料的国产化,打破国外的技术制约。

2017年6月,刘玉岭主动找到了我国最先进的集成电路制造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开始在这家企业进行抛光液产品的产业化生产线验证。

这段时间,刘玉岭过起了京津之间的“双城生活”:“周一坐火车赶到北京,一线很多事情等着我;周五晚上要回来,学生在等着我。”

在学校时,早晨8时一过,就会有六七名学生围坐在刘玉岭的办公室里。“第一件事就是听学生汇报,遇到问题及时解决。”刘玉岭说,他和学生联系很紧密,即便在楼道里碰上,也会问一下研究情况。

“作为工科院校的老师,要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和创新精神,用实业报国。”早在1993年,刘玉岭就出版了创新教育著作《实用发明创造工程学》,作为选修课程教材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刘老师每天工作时间比我们都长,走路比我们都快。”河北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老师、微电子研究所副研究员何彦刚,2010年加入刘玉岭的团队。他告诉记者,跟着刘玉岭出差,议程一结束,他就要求团队改签车票,即刻赶回学校里。“我们劝他多休息,他总说学校还有事情。”

2013年初,在国家02重大专项年度总结会上,河北工业大学项目团队被评为优秀团队,在138个团队中,仅有5个获此殊荣。复旦大学是该项目的校外合作者之一,对刘玉岭团队有很高的评价:“和他们一起合作,结果是一加一大于三。”

“每看到一项新的成果,我分析它的先进性之后再深入分析还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然后自己想尽办法去解决问题。”刘玉岭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去发现问题并通过研究找到解决的办法。如今,刘玉岭培养的硕士、博士已经有100多名。

眼下,刘玉岭带领他的团队正在进行02重大专项二期项目“20-14nm集成电路碱性抛光液与清洗液的研发”。“能一直为国家做事,我觉得很踏实。”刘玉岭说。(记者 尹翠莉 见习记者 桑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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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9 20:5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两弹一星功臣陈宝珍逝世:每一次核爆,他都率先冲入蘑菇云下!

两弹一星功臣陈宝珍,于2019年3月病世,享年89岁。

陈宝珍,男。1930年生,山西阳曲县人。第二军医大学放射医学防护教研室(外称369研究室)教授。

曾任第二军医大学科技部主任、核应急分队顾问、《军事医学参考资料》杂志主编,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副会长,核战略专业研究会主任,上海市民防核、生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战略研究所主任。

从事核武器效应、防和治研究工作数十年,多次参加我国新疆戈壁滩核爆炸试验,历任指挥、计划、学术参谋、核试验委员会委员以及全国、全军全面核试验总结核心领导成员,是中国第一代“两弹一星”研究工作者、核防护医学领域权威专家。曾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主编、参编出版书籍20多部,获得多项科技成果奖。

在陈宝珍从事的核研究中,国家级的重大科技成果奖2项;军队及部级成果奖励多项,许多目前仍处于未解密状态;提供和界定了国家及军队标准多项(填补了国家的空白);编辑出版各类专著20多部。

1943年参加八路军,年仅13岁,(参军前一直担任区县享受供给制的儿童大队长),调入贺龙司令员的八路军120师师部。

1944年晋绥军区第四野战医院护士长。

1945年参加抗日的绥包战役。

1946年参加延安保卫战役。

1948年~1961年,先后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和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担任讲师。

1958年临危受命,隐姓埋名参与创立绝密单位放射医学防护教研室(即369研究室),专门进行核武器的生物效应及防治研究工作。从此,成为中国第一代两弹一星尖端科研人员。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与战友们一起研究出核爆炸造成的放、烧、冲医学防护初步方案,准备奔赴戈壁滩核爆炸现场进行进一步试验研究。

1965年起,作为课题组负责人,带队到核现场就核武器杀伤效应、致伤致死原理、如何防护、如何应急救治等展开全面试验研究。

他17次奔赴戈壁滩参与核试验工作(国家共42次),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为了党的事业努力工作。其中原子弹、中子弹、氢弹、地下、地上、空中等各种方式,各种当量的核爆炸试验都亲身经历了。是369参加核试验经历最长、次数最多的人之一,也是核效应数据掌握最多,核防护救治领域实践经验最丰富的学者之一。在核现场曾与张蕴玉司令员,张莹副司令,王淦昌,陈开甲等专家们一起研究工作。

在全国、全军四次核试验大总结中,完成十六本巨著,保密留存。为此,先后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六次亲切接见。被周总理称之“国家的功臣”。

在参与的每一次核试验中,他都是在核爆炸前带领分队人员布放核效应实验物,核爆炸后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第一批勇敢地冲入蘑菇云下,收集核效应物,详细登记各种数据,一丝不苟,认真圆满完成任务。因此,核武器效应的各种现场数据都是他们提供的,也是他们界定的,这些重要数据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他们研究完成的主要课题,包括各种核爆炸试验和TNT当量的杀伤效应规律;防护有效措施;核现场应急救援分类及抢救方案等成果,都先后装备到相关部队。全军的单兵防护武装也依据他们的研究成果而制定。他还主抓核爆炸现场的防护装备及演练的宣教工作,对每一批进入核现场的高级干部进行授课。


在我国核试验过程中,像陈宝珍这样的无怨无悔,无私奉献者,还有很多,其中也有许多他的战友因公牺牲留在了戈壁滩马兰烈士陵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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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0 20:4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创视频 | 《创新中的中国》—— 水下机器人专家李硕:"中国海王"带你游遍四海八荒

编者按:

《创新中的中国》系列微视频,记录中国的创新故事。在这个系列微视频里,我们选取了六位科学家,请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创新故事。

《创新中的中国》第2集:《走近水下机器人的故事》

一杯水,一支笔,两盆绿植,三叠资料。这就是小编所见的已工作二十几年的科研工作者办公室的布置。这个办公室的主人是谁呢?

他就是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李硕。1992年至今,一直在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从事水下机器人研究与开发工作,先后参与或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863”计划和中科院等水下机器人相关项目。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李硕两次携带“北极ARV”参加了我国第三次与第四次北极科考,获取了大量基于海冰位置信息的关键科学数据,成功实现了冰下多种测量设备的同步观测,不断刷新了我国水下机器人高纬度作业记录。

解读中国工作室推出《创新中的中国》系列短片,记录中国的创新故事。今天将镜头转向"中国海王"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李硕,听他讲述有关水下黑科技的故事。

对于潜水器,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小编现在还清晰地记得2012年6月27日那天,完全由我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圆满完成7000米级海上试验,最大下潜深度达到7062米。这标志着我国海底载人科学研究和资源勘探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其实除了深海载人的“蛟龙”号,咱们潜水器家族还有无人无缆的潜龙号以及无人有缆的海龙号。这些潜水器都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对科研事业大力支持下的成果。

说到潜水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的深度了,截止2018年,中国水下机器人“海斗”号最大潜深达10888米,创造了我国水下机器人的最大下潜及作业深度记录。看到这个数字,谁又能想到在1985年,我国的第一台海洋机器人机器人的潜深为199米呢?

沈阳自动化所的科研人员早在1972 年就提出研究机器人的想法。根据国内市场需求,1979年,以中国工程院院士蒋新松为首的团队在国内最早提出了海洋机器人研究计划。1982年,中国科学院正式立项,开展“智能机械在海洋中的应用研究”。我们国家的第一台水下机器人诞生于1985年, “海人一号”海洋机器人(HR-01)于1985年在南海三亚完成了潜深199米的海上试验。

从1985年“海人一号”的潜深199米,到2018年的“海斗”号最大潜深达10888米,到底是如何达到这样一个巨大的进步呢?

李硕这样说道:“从1992年起,我一直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从事水下机器人的研发工作。我当时是最年轻的科研人员,很幸运能参与到(863)项目当中去。我参与研发了“探索者”号自主水下机器人和CR-01 6000米自主水下机器人,这两个水下机器人在中国都是首创,基于我们对“探索者”号水下机器人的研发。我们开展了与俄罗斯的合作。经过自由探索和国际合作两个阶段,我们迎来了自主创新的新阶段。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建立起了谱系化水下机器人家族。我们的水下机器人工作深度从100米到11000米,航程从1千米到几千千米。”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数字的改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大了对科研的入。

李硕这样讲道:“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改革前后变化非常之大。我们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建所之后的20年里,我们只开展了几个项目。那时候我们只有百余名科学家, 只参与了一到两个项目。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政府,我们国家有了更多需求,尤其在矿产资源勘探与科学研究方面。面向诸多需求我们设计了不同种类的水下机器人。改革开放带来了对科研更大力度的投入,改善了科研工作环境。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展更多的基础研究,提升我们的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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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1 17:3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华中科技大学首位院士杨叔子:机械制造与人文栖居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列报道200

■许锋华 徐洁



o        杨叔子(1933.9.5— )

机械工程专家,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倡导者。1933年9月5日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1956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并留校任教,1980年成为湖北省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1991年荣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成为华中科技大学首位院士,1993~1997年任华中理工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改革开放以后,杨叔子的研究方向由金属切削机床转向机械工程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学科的交叉研究,带领团队推进了时间序列分析的工程应用,实现了无颤振切削,攻克了钢丝绳断丝定量检测国际难题,开辟了我国智能制造研究的新领域,为我国机械工程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

诗礼传家

战火中艰难求学

1933年9月5日,杨叔子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一户有着“一线串珠,秀才杨家”之称的大家庭。杨叔子有兄妹四人,在家排行第四,其父杨赓笙毕生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被誉为“辛亥风云人物”。

杨叔子自幼谨记父亲教导,时刻不忘“清廉爱国,师表崇德”的家风庭训。1938年,因日寇逼近湖口,年仅五岁的杨叔子跟随全家逃难,开始了四处奔波的童年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动乱年代,度过艰难的岁月已属不易,遑论接受系统的正规教育。但是,杨叔子的父亲杨赓笙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逃难途中,杨赓笙亲自教导杨叔子学习古诗文,并通过言传身教,培育杨叔子的爱国情怀。在跟随父亲学了近四年的诗后,杨叔子被父亲送入私塾学习国学经典。尽管这一时期的杨叔子已打下坚实的国学根基,但对于基本的科学知识却毫无概念,甚至不会看钟表。随着杨叔子年龄的增长,家人越发意识到让杨叔子接受正规教育的必要性。于是,自1943年起,杨叔子便被送入黎川县日峰镇第一区中心小学(今黎川县第一小学)念高小一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五年级)。此后,随着逃难地点的转移,杨叔子的求学之所也一再变更,先后就读于江西中学、湖口彭泽联合初级中学(今湖口中学)、同文中学、南昌私立豫章中学(今南昌市豫章中学)以及江西省立南昌第一联合中学(今南昌市第一中学)。虽然求学之路充满曲折与艰辛,但杨叔子从不怨天尤人,反而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这段战火中曲折求学的艰难经历不仅塑造了杨叔子珍惜时间、勤奋刻苦的坚毅品格,也为其日后攀登科技高峰打下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学成归国

时间序列分析的工程应用结硕果

1952年,杨叔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机械系,后因院系调整,于1953年转入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就读。1956年,杨叔子作为优秀的毕业生提前毕业,留校任教至今。1981年年底,杨叔子被公派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做高级访问学者,为期一年。在合作导师吴贤铭教授的支持下,杨叔子主要从事时间序列分析及其在机械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访问期间,杨叔子分秒必争,潜心学术,从不流连于异国风景,于1981年至1982年间完成了一本题为《动态数据的系统处理》的讲义初稿,为本次访问提交了一份完满答卷。临近访问期满,美国方面以优厚的待遇来挽留杨叔子,希望他延期返华,但杨叔子从未忘记“出国就是为了回国”的初心。1982年年底,杨叔子毅然踏上归程。

回国后,杨叔子将在美国学习的收获与教学科研相结合,从理论研究到实践推演两方面着力,大力推动时间序列分析在国内机械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在实践方面,杨叔子带领团队与武汉军区总医院三内科、六七二医院以及华中工学院附属医院合作,开展肠鸣音临床检测研究,获得了通常在临床中利用听诊器进行检测难以获得的结果。后来,杨叔子又在卫生统计领域中引入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建立模型,成功实现对人口死亡情况的群体预报及气象因素分析。在“Apple-Ⅱ微型机在线信号(动态数据)处理系统”中,杨叔子也充分发挥了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作用。

在理论方面,杨叔子通过课程教学、举办会议以及著书立说等途径,进一步发展了时间序列分析的理论研究。1983年,杨叔子以《动态数据的系统处理》讲义为基础,为华中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研究生开设了《时间序列分析及其工程应用》课程。1985年,杨叔子应天津大学机械系彭泽民教授之邀,赴天津大学为其机械制造专业研究生讲授《时间序列分析及其工程应用》。同时,杨叔子积极联络相关专家学者,促成了国内“时间序列分析在机械工程中的应用学术讨论会”的定期召开。随着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深化,杨叔子连同王治藩、吴雅等人对《动态数据的系统处理》讲义进行反复修订,最终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时间序列分析的工程应用》一书。书中提出的众多概念与方法,填补了国内在时间序列研究领域的空白,大多达到甚至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迎难而上

攻克钢丝绳断丝定量检测国际难题

钢丝绳是提升、运输及承载设备中的重要部件,被广泛应用于矿业、冶金、建筑、旅游和运输等行业。钢丝绳在使用过程中的损伤程度和承载能力直接关系着设备及人身安全。断丝是钢丝绳发生损伤的极端表现,断丝一旦发生,钢丝绳将无法继续工作。因此,对钢丝绳断丝的准确检测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主要采用定期人工检查与定期强制更换的办法以保证安全。这种传统的定性方法既浪费人力、物力,又无法及时并准确反映钢丝绳断丝的具体情况。对此,国际学术权威曾断言:“If it is not impossible,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即“〈对钢丝绳断丝的定量检测〉如果不是不可能的,那也是十分困难的。”)。但杨叔子素来的行事风格是“见困难就上”,他相信中国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攻克这一国际性难题。

为了攻克钢丝绳断丝定量检测这一20世纪国际公认的难题,杨叔子与师汉民等人齐心协力,通宵达旦,于1987年年底初步研制出了钢丝绳断丝的定量检测技术。紧接着,杨叔子又带领团队与煤炭部抚顺煤研所合作,成功研制出“钢丝绳断丝定量检测系统”。该系统综合应用了电磁理论、信号处理原理、计算机技术、模式识别等多学科知识,使钢丝绳断丝检测技术从定性到定量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断丝定量检测技术方面是国内首创,且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在实际的检测过程中,钢丝绳损伤情况复杂,检测环境恶劣,干扰信号严重,给断丝的定量分析和识别带来许多困难。为此,杨叔子与康宜华、李劲松等人同时从软件与硬件两方面积极探寻抗干扰措施,使在线定量误判率从300%降至3%。随着实践的深化,杨叔子带领团队相继开发出“GDIY-Ⅰ型便携式钢丝绳断丝检测仪”与“GDJY-Ⅱ型钢丝绳断丝定量检测仪”,并凭借“钢丝绳断丝在线定量检测方法与仪器”项目的系列成果荣获国家发明奖。但荣誉并没有令他们止步,对钢丝绳状态检测技术的研究工作延续至今,并且不断结出新果。

学科交叉

国内智能制造首倡者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如何提升制造产业整体的决策自动化水平,从而更大程度地解放人的脑力劳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英美等工业发达国家已经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日本也提出了引人注目的“智能制造国际合作研究计划”。这一动态很快便被密切关注国际科技发展前沿的杨叔子捕捉到了。经过广泛研读与系统思考,杨叔子发现,仅仅将人工智能引入机械制造,只会形成一个个“智能化孤岛”,无法从总体上提升制造中决策的自动化水平,要迈向智能系统的全面智能化,必须从“人工智能在机械制造中的应用”上升到“智能制造”。

1989年,“机械制造走向2000年——回顾、展望与对策”大会在华中理工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召开。此次会议云集了一大批机械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不少人就“人工智能在机械制造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杨叔子则在会上宣读了一篇以“智能制造”为主题的论文,在国内首次探讨了制造系统的集成化与智能化问题,即智能制造系统的问题。不过,鉴于当时国内制造业水平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差距悬殊,大部分与会人员并不认可“智能制造”这一概念,认为智能制造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杨叔子坚信“智能制造”将是21世纪的主流制造技术。

为此,杨叔子一方面继续追踪智能制造发展的国际动态,并基于此发表了系列论文,试图澄清智能制造的准确内涵,构建智能制造的完整体系。另一方面,杨叔子深感智能制造不能仅停留于理论探讨层面,要想以智能制造作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还必须切实作出一些应用成果来。1991年,杨叔子率先在华中理工大学组建了智能制造学科组,带领团队开展国内最早的关于智能制造、智能装备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92年,由杨叔子牵头、华中理工大学领衔,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议设立智能制造专项课题。1993年,一项名为“智能制造技术基础”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获准设立,成为我国首个智能制造方面的重点项目。也是从这一年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开始重视智能制造,每年都会资助相关的研究项目。

“智能制造技术基础”项目于1994年开始实施,由华中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四所高校联合承担,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智能制造基础理论、智能化单元技术与智能机器三大方面,每一方面又分为若干具体领域。杨叔子带领的华中理工大学研究团队主要承担智能制造基础理论、智能设计、智能工艺规划、智能制造关键技术与智能加工中心及其相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任务。为此,杨叔子选派学生赴日留学,积极组织或参加国际会议,带领团队更新实验设备,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皇天不负苦心人,“智能制造技术基础”项目收获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并于1999年5月通过专家组验收。这一研究不仅大幅提高了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和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同时也为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我国传统制造业继而推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杨叔子提出“智能制造”之初,这一概念并未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与重视。如今,智能制造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要“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而杨叔子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敏锐地预判到这一趋势,并且为迎接我国智能制造时代的到来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掀起“人文风暴”

全力推进文化素质教育

除了在科研领域取得辉煌业绩,杨叔子也因在国内高校中掀起声势浩大的“人文风暴”而享誉华夏。

严格意义上,自1951年在南昌一中担任班主任起,杨叔子即有了正式的教学经历。自1956年留任华中工学院以来,杨叔子更是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多年的教育教学经历,使杨叔子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弊病甚为明晰。杨叔子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旋律应是“育人”,而非“制器”,其真正使命是培养既有爱国情怀,又有创新意识的“现代中国人”。但长久以来国内高等教育却表现出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强的共性制约以及过弱的文化陶冶等严重问题,与我国高等教育的主旋律相背离。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势必会掣肘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为此,心系民族未来的杨叔子决定付诸切实的行动来改善这一现状。

当杨叔子还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时,他就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尽己所能地引导学生拓宽知识基础,即不仅要打好专业课基础,也要打好人文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知识融合。同时,杨叔子也通过言传身教,强调学生的德行养成。1993年,杨叔子被正式任命为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深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其教育理念的时机到了。他凭借校长身份,立足自身人文与科学并重的学术成长经历以及多年来宽口径育人的教育教学经验,结合当时国家在基础教育领域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政策契机,积极倡导在我国高等院校,特别是在理工类院校中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并通过开设人文讲座等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人文风暴”。

杨叔子认为,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其锋芒指向急功近利、轻做人重做事、轻成人重成才的高等教育现状,其重点是加强民族文化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其核心是解决做“现代中国人”的问题。这是杨叔子倡导文化素质教育的根本原因。此外,杨叔子之所以决心在全国高校范围内推进文化素质教育还与其亲身经历的两件“小事”有关。第一件事是杨叔子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几位美籍华人教授对我国的教育现状提出质疑:“中国来美的留学生ABC(英语)很好,XYZ(数学)很好,也懂得美元、英镑(经济),就是不太了解长城、黄河(地理),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历史),也不太知晓《四书》《老子》《资治通鉴》和《史记》(传统民族文化),这种学生毕业以后能不能为中华民族服务?”第二件事是杨叔子初任校长时收到一封学生来信,信中说:“杨校长,有件事情我想不通。作为一个中国的大学生,英语四级过不了关就不能获得学位证书,这点我赞成。因为要改革开放,要中外交流。但是汉语错别字一大堆,用词不妥,句子不通,文章不顺,居然可以拿到学位证书。请问杨校长,这应作何解释?”这两件事情引起了杨叔子的深思: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国家的地理、历史知之甚少,对悠久的传统文化一无所知,甚至都不能掌握自己国家的语言,那他怎么会对祖国产生深厚的感情呢?怎么会为民族服务呢?鉴于此,杨叔子希望通过实行文化素质教育,通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融合培养爱国情怀与创新意识兼备的现代大学生。

为了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杨叔子在华中理工大学领导班子的支持下,通过开办人文讲座、举行“中国语文水平达标测试”、首创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等多项有力措施,在华中理工大学乃至全国高校中掀起了一股人文热潮,极大地提高了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同时,杨叔子不断走出校门推广文化素质教育。他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百余所院校举办人文讲座300余场,吸引听众30余万人次,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此外,由他任编委会主任、汇集国内高校人文讲座精品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现已发行数十万册,并被《人民日报》誉为“重塑大学人文精神的力作”。

比翼双飞

夫妻同心为科研

实际上,杨叔子之所以能够在诸多领域取得辉煌成就,与其夫人徐辉碧女士的鼓励与支持密不可分。

徐辉碧是一名无机化学家、我国硒研究的重要先行者。杨叔子与徐辉碧相识于南昌一中。高中毕业后,因为时局方面的因素,杨叔子与徐辉碧去了不同的地方发展,但由于在高中阶段二人给彼此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毕业后杨叔子与徐辉碧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并逐渐确立了恋爱关系。1960年1月23日,杨叔子与徐辉碧有情人终成眷属,宣布自此携手相伴一生。徐辉碧自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原被分配在化工部化工研究院工作。两人喜结连理后,几经周折,徐辉碧为杨叔子调入华中工学院工作。

杨叔子与徐辉碧虽然领域不同,各有专攻,但对待工作与生活,二人的观念则高度契合。他们都愿意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学习、科研与工作中,生活上他们尽可能少占用时间,也从不看重外在的名利。杨叔子从1956年毕业留校后一直吃学校食堂,徐辉碧调来华中工学院后,十分理解与赞成杨叔子,与他一起吃食堂,将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科研与工作。这种情况一直到他们的女儿1986年成家才有了改变。他们认为,学无止境,要抓紧时间不断充实自己。作为一名教师,只有自己先将知识学明白,才能跟学生讲清楚;做科研也是如此,研究开始之前一定要将问题与方法思考清楚,而这些都需要时间,他们也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些方面。

杨叔子认为,家庭是一个人成长成才的重要基地,夫妻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至关重要,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目前的成就,与徐辉碧对其在生活与科研方面的帮助与支持密不可分。一方面,徐辉碧对杨叔子的生活关照无微不至,使其能够静心从事科研。另一方面,徐辉碧也会对杨叔子的研究与工作提出一些方向性的意见。即使术业各有专攻,他们仍会就一些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展开讨论,也会就各种国家大事、社会新闻进行交流。在相互探讨的过程中,他们有时也会出现分歧,但更多的是取长补短,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说起两人的业余爱好,杨叔子笑着说,“我和辉碧爱好并不相同。我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她则不大了解;她懂得欣赏音乐,我却听得较少。”但杨叔子认为这反倒是一件好事,两人能够“互补互通”。不过,对于生命的价值,杨叔子与徐辉碧则有着一致的追求,即将科研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对此,杨叔子坦言,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享受生活是不对的,但是他与徐辉碧坚持把做科研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从没有想过要换一种生活、换一种体验。他认为这和“周瑜打黄盖”的道理是一样的,虽然“周瑜”不存在,但他与徐辉碧却是“黄盖”,他们愿意选择这种生活。

正是凭着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杨叔子与徐辉碧在科研与教学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就。杨叔子带领团队先后在时间序列分析的工程应用、钢丝绳断丝定量检测以及智能制造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成为华中理工大学首位院士。徐辉碧在硒的生物无机化学研究方面亦是成就卓著。在人才培养方面,二人均是桃李满天下,他们的学生中有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有成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也有走入企业实现成果转化的。杨叔子与徐辉碧坚信,服务社会有很多方式,不一定非得通过科研,只要不忘初心,在任何岗位上都能创造价值。

(许锋华系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徐洁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杨叔子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 (摘 录)

■徐辉碧口述 汪旭、张斌整理

时间的投入是科学家成功的必备素质,要想在专业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和成就,必须比常人投入更多的时间和心血。为了节省时间,全心投入于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杨叔子一生都践行着“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

杨叔子的生活十分简朴,自从他1956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来,我们跟着他一起“吃了30年食堂”。我十分理解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因为我和杨叔子有共同的想法、共同的理想。我们都愿意把时间集中在学习和工作上,生活上尽量少占用时间,所以我们选择到食堂去吃饭。因为自己做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我们觉得不如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学习和工作上。我们家每周都会做大扫除,当时也没有请钟点工,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来做。但是杨叔子连打扫卫生的时间都要用来工作,我觉得不妥,就悄悄地把他的书塞到抽屉里去,要求他每个周末抽出一个小时做清洁,杨叔子最后也是迫不得已地去做清洁。总之,杨叔子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他更希望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与学习中。

杨叔子曾说过,人生在勤,贵在坚持。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上坚持7点50分必到办公室。他敬时爱日,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始终将事业放在第一位,他愿意把时间用在学习和工作上,但是不愿意用在生活琐事上。记得有一次,系里要通知大家开会,当时没有电话,他也不会骑自行车,所以只能以步行的方式挨家挨户去通知。这自然要花费很多时间,但是他认为这是工作,时间花在工作上是值得的。如果让他去逛商店,他就认为是浪费时间。他从来没有去商店买过一件东西,鞋袜、衬衣都是我按照尺寸去买。我给他买什么,他就穿什么,他也从不挑剔、从不计较。实际上,我的想法、做法跟杨叔子是一样的,所以人家总是开玩笑说,“徐辉碧买东西从不挑选,从不讨价还价,千万不要让徐辉碧帮忙买东西”。我也确实觉得这很浪费时间,所以一般都是需要什么就买什么,买完就赶快回来,从来不想多逛商店。在节省时间这方面,我和杨叔子的想法是一致的。学无止境,要抓紧时间不断充实自己!作为一名教师,只有自己先将知识学明白,才能给学生讲清楚;做科研也是如此,研究开始之前一定要将问题与方法思考清楚。但是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些事情上面。

杨叔子生活十分简单,他把有限的时间专注于追求事业上的发展和学习上的进步,这的确促进了杨叔子事业的成功。但是就其普遍性而言,我认为因人而异,这种生活方式不一定适合所有人,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成功首先需要刻苦和勤奋。现在社会的年轻一代,很多都是娇生惯养,甚至有的是不求上进。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绝对地说他们的做法不对,但是我和杨叔子不会这样做。事实上,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有些科学家事业发展得很好,也不一定过着“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他们也会有很多爱好,比如音乐、舞蹈、球类运动等。当然,我和杨叔子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杨叔子的爱好就是写诗,他经常会根据国家大事写诗赋词。比如,“墨子号”量子卫星发射成功,我国举办20国集团(G20)首脑峰会,他都会通过写诗来记录这些历史性时刻。他写完后会让诗词挚友孔汝煌提意见,两个人经常在电话两头讨论得兴高采烈,这就是他的兴趣所在。而我就比较喜欢听音乐、唱歌。我们虽然爱好不同,但是在热爱学习这一点上是共通的。即使现在退休在家,我和杨叔子也没有中断学习,我们每天都会关注自己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每天都会阅读相关文献。而且,我们经常参加研究生的学术讨论会,听博士生汇报工作。一方面是想通过与学生交流不断充实自己,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能为国家的人才培养发挥一点作用。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很苦、很单调,但是我们却乐在其中。

(汪旭、张斌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中国科学报》 (2018-08-13 第8版 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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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6:1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绝不外传”的秘密:突破西方技术封锁,他给潜艇披上了隐形外衣
他一身海军军装,既有军人气质,也有学者风范。

他是中央军委为其记功的一等功臣,他拿过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被评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

他从事的具体工作,那是“绝不外传”的秘密。

全国政协委员笪良龙,目前的岗位,是海军潜艇学院某研究所主任、教授。他带领团队取得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相关领域的空白。


陆地上山岳、河川和丛林等地形地貌,是两军交战布防的重要依托。在神秘莫测的茫茫深海,影响水中兵器作战行动的则是海洋的温度、盐度、密度、声速等要素。正是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环境要素,构成了潜艇等水中兵器隐蔽、进攻、防御的“水中沙盘”。海洋水声作战环境的研究技术,西方发达国家都对其守口如瓶,特别是算法模型等关系到作战使用的核心内容,更是受到严格的技术封锁。在黄海之滨的海军潜艇学院,有一群人专门研究海洋水声环境,他们矢志不渝,竭力破解海洋水下“密码”,打造海洋水下“无形沙盘”和潜艇“隐形外衣”,为我海军驰骋边疆开道,为我军海洋水下科研引路,成为经略水下战场的“急先锋”。笪良龙就是其中之一。

他说,从十八大以来,我们团队累计在水下出海数百天,这就是为部队演习、远航提供技术支撑。要想真正做到聚焦实战、把成果向战斗力转化,作为军校的一个科技工作者和教员,必须要做到对部队提供智力支持、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持,我们才能发挥我们的作用。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军队的高科技人才,笪良龙委员对我军的建设发展高度关注。早在二十多年前,将海洋环境数据应用于战场的技术,就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趋于成熟。在中国,则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军人成立了课题组,执拗地开始了海战场水声环境数据工程的研究,在国内率先提出了“战术水声”和“作战环境学”概念。

他们坚持了十年,从零起步,为中华民族开发海洋、维护海权,从海洋环境入手着力提升潜艇战斗力,打破美俄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和封锁。

笪良龙认为,随着军队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通过研究性训练推动战斗力的提升,很有必要。

笪良龙说:“可以预见的未来,科学家与军事家的界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一定要让官兵在训练中体验科学过程,在科学应用中把握实战能力提升的支撑点。”

“海上一个机动,看似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它背后蕴含了很多科学问题。比如黑潮问题,黑潮就是一股暖流,核心问题是什么?温度一改变,介质就发生变化了。介质发生变化,又会怎么样?举例来说,我们中小时候做物理实验,一根筷子放碗里筷子就‘断’了。再说人和鱼的关系,人钓鱼的时候是不能发出声音的,为什么?因为鱼能听到岸上的声音。但是,人是听不到鱼的声音。为什么?由于两种介质造成的。

黑潮它就是类似,形成两种介质。作战时的方位,也许你听到在这个地方,它实际在另外一个地方,对我们作战影响多大!第二,探测能力像一堵墙一样,给你隔开了。这种科学道理看似是一种简单的现象,它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科学道理,需要通过研究性的实战化演练来磨练指挥员和官兵。”

“战术和装备背后的一些科学问题,要让指挥人员要了解,我认为它是现在实战化训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样才能应付未来复杂的战争环境。”

来源:学习军团、人民网、中国军网

编辑:吴钰

责任编辑: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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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3 16:0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郑儒永:国家培养了我,我要为国家再做一点贡献

央视网消息:近日,88岁的中国科学院郑儒永院士成为全国媒体聚焦的热点人物,她与老伴黄河研究员一起,将毕生积蓄150万元捐献给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永久性的“郑儒永黄河奖学金”,用于激励青年学子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负时光、努力向上。

这则消息感动了很多网友,有人评论说:精神的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为这样的科学家点赞!

郑儒永院士1931年1月出生于香港,1953年,她从华南农业大学农学系植保专业毕业,同年进入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病研究室,在戴芳澜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真菌的系统分类研究工作。

郑儒永曾说父亲和老师是对她一生影响最深的两个人,父亲郑铁如先生的正直、爱国、清廉、俭朴,老师戴芳澜教授的治学精神,都在她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漫长的科研生涯中,郑儒永硕果累累,在国际上她首次发现高等植物中的内生毛霉,首次报告了我国特有的人体病原毛霉新种和新变种;1987年主编完成《中国白粉菌志——白粉菌目》,成为国际公认的白粉菌目检索书。

时至今日,郑儒永关于白粉菌科的属级分类系统,仍保持国际领先水平。

郑儒永院士的勤奋与毅力是惊人的,“工作太玩命”是同事和亲人对她的真切评价。由于工作需要,她最离不开的就是显微镜,每天陪伴显微镜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她的老伴。

由于长期以一个姿势站在显微镜前,郑儒永患上了骨质疏松和腰椎半滑脱等病症。2004年,她的脊柱被“钉”上了2根钢柱和10颗钢钉,医生告诉她每天只能坐一个小时,其余时间必须站着或躺着。

当时,已73岁高龄的郑儒永没有放弃工作,而是垫高了自己的办公桌和实验台,每天站立8个多小时,一站,就是15年。

郑儒永夫妇没有子女,他们二老的人生岁月几乎都献给了科研工作。郑儒永院士说:“国家培养了我,中科院培养了我,我要为国家再做一点贡献。”

如今,88岁高龄的郑儒永每天仍然坚持工作、培养学生,将自己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一代。

郑儒永对学生注重因材施教,既严格要求又悉心指导。她直接培养的多名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生,均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学位并在科研工作中发挥了作用,她所带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白逢彦,1999年被中科院破格提拔为研究员,2001年成为进入欧洲真菌学学术杂志《FEMSYEASTRESEARCH》编委的第一位中国人。

“哪个行业都有各自的困难,也各有各的乐趣,你只要有兴趣,就不会觉得困难。我觉得,如果你做那些一点没有困难的工作,那才叫淡而无味。我就愿意挑难一点的工作做。因为有难点,你才有东西去解决,你才能做出高水平的工作。”郑儒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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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4 15:1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父亲早逝!他打破寒门,解决世界难题,技术国际首创,2年产值逾8000万元!
几十年来,他以高尚的师德教书育人,先后培养了5名博士后、22名博士和130名硕士,教授过60多个本科班,指导过30多个本科班学生课程设计、70余名本科生的毕业设计;他在道路施工技术与装备领域勤勉耕耘,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并在道路与建筑材料的搅拌理论及装备、道路压实理论与装备、道路施工装备的动态性能及可靠性等方向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就是我国道路施工技术与装备领域的开拓者,长安大学工程机械学院首任院长冯忠绪教授。

迟到了10多年的大学梦

1948年2月15日,冯忠绪出生在陕西省凤翔县陈村镇西街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早逝,被缠了小脚的母亲苦苦支撑着一个有6个孩子的家庭,艰辛的劳作折磨着家中的每一个人,小时候的冯忠绪也受了不少苦。“记得上小学时,为了生计,我在放学后给生产队牲口割青草挣工分,那时背篼比人高,我背篼草挣扎前行,因此患了哮喘,以致在读初、高中时每年冬天咳嗽不停。”

虽然家境贫寒、身体欠佳,波折与磨难不断,但冯忠绪从小就聪明好学,成绩十分优异。“小时候课程负担轻,我的记忆力特别好,老师上课讲的内容到期末考试时还记得。历史等课程没有复习,考试经常得满分。1963年夏,我从紫荆山中学到凤翔县城参加高中升学考试,路上遇雷雨,尽管考试时发烧,考试成绩仍然全县第一。被当时陕西省最好的重点中学——西安20中学录取,转为城市户口。”

1966年5月,学校准备保送他上大学,志愿填毕,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外调完毕,但那场“十年浩劫”却令他的大学梦被迫搁置。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他投身高考大军,被西安公路学院(现长安大学)建筑与筑路机械专业录取,1978年2月走进大学校园,才终于得以圆梦。1985年1月,他研究生毕业,获得同济大学硕士学位。在校7年,为弥补此前损耗的光阴,他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路灯下背英语单词,节假日伏案苦思,学校周六晚上的露天电影也舍不得去看。

不懈探索,解决世界难题

研究生毕业后,冯忠绪便一直在西安公路学院、西安公路交通大学、长安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1985—1988年,他跟随张少名教授从事行星齿轮传动及其均载问题的研究。1988—1989年,他在莫斯科汽车公路学院学习,师从苏联功勋科学家В. И. Бaловнев院士。期间他了解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前苏联、美国、德国、日本等国都进行了混凝土振动搅拌的试验研究,但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更没有与产品研发相结合研究的先例。因此回国后,冯忠绪便立即投入到振动搅拌技术的研究探索之中。

“回国后正值我国基本建设启动,看到混凝土作为最大宗的建筑材料,由于水泥结团等原因不易搅拌均匀,不仅浪费水泥,而且降低了混凝土结构的使用性能。针对世界工程界存在多年的这一难题,我们提出了多种实施方案,经过分析与原理试验,最终选择了振动搅拌作为突破点。”他们将机械工程、建筑材料与混凝土试验科学紧密结合,建立了搅拌过程的数学模型,通过振动搅拌理论及其机理、振动作用下混凝土结构—流变特性的基础研究,以及从理论和实践及其结合上的原始性创新,提出了混凝土振动搅拌的实现方式,振动参数与搅拌参数合理选取与匹配的方法,解决了振动强度大时机器可靠性差等国外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于2013年10月研制成功了国内外第一台1m双卧轴混凝土振动搅拌主机,2015年2月研制出了国内外第一台600t/h稳定土振动搅拌设备,已经形成了水泥混凝土与稳定土两个系列产品。

坚守“阵地”,“创新”创业

科研成果要转化为生产力,才能体现出价值。2011年,冯忠绪团队开始探索振动搅拌成果的转化问题,当时一些知名企业想高价收买这项国际独创的技术成果,冯忠绪及其团队不为利益所动,全力扶持在读博士生创业。此时的河南万里路桥集团董事长张良奇正是冯忠绪的在读博士生,师生二人把产业化与持续研究的重任扛在了肩上。

创新有曲折,创业更艰辛。由于实际产品与实验室试验样机存在巨大差别,要使新型振动机械实现产业化,生产设备、人员、质量保障体系都必须从零开始。冯忠绪团队重新梳理了历年的研究成果,并反复试验,将理论与实践重复结合,最终促使新型振动机械在2014年走向市场。该产品的使用结果证明,振动搅拌水泥混凝土与稳定土,确实能够节约水泥等材料,能提高混凝土与稳定土的工程质量。仅在2年间,“德通振动搅拌技术与设备”便迅速推广至全国20余个省份,产值逾8千万元。

2015年12月26日,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闻邦椿任主任委员的鉴定委员会,在认真听取了冯忠绪与其研发团队的研究报告,审查了产品检测报告、国际查新报告等相关资料,并到生产现场进行了实地考证后,一致同意长安大学与万里路桥集团德通振动搅拌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完成的混凝土、稳定土振动搅拌的两个产品,通过河南省科技厅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鉴定委员会认为:产品“属国际首创,多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社会经济效益巨大,推广前景良好”。 消息传来,冯忠绪及其研发团队深受鼓舞。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外界也很难想象,这项技术从无到有,从成熟到实现产业化,历时近30年之久。

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埋头苦干的匠心之路,是冯忠绪教授及其团队不断追求卓越的科研精神的真实写照,多年的勤勉不辍,也终获累累硕果。钻研的人生,永无止境,如今,年已七旬的冯忠绪教授依然精神矍铄,在热爱的事业上耕耘不辍,期待他在未来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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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5 14:4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最逆袭的“初中生”谭建荣:从普通工人到中国工程院院士

很多人认为在体制不太完善的建国初期,出现了很多人才破例成长的案例。有人把这归于时代的福利,但不能不说,个人的实力和努力在这里发生的作用更加重要。在那个年代,因为物资匮乏,牛人的坚持远比我们想象得困难,然而他们仍然创造出了奇迹——既是个人奇迹,更是国家奇迹。

谭建荣院士就是这样的人物。命运的轨迹似乎从出生时就已经轧好,然而,却生生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出了另外的人生。

谭建荣,男,1954年10月出生于浙江湖州。1969年,进入湖州机床厂当普通工人。1982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机械工程和电子工程两个专业毕业,升格任湖州机床厂技术员。 1985年,考入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工学)。1987年,跨专业考上浙江大学数学系博士。1992年,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995年,晋升为博士生导师。200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宁静致远”、“上下求索”,这分别出典于诸葛亮《诫子书》和屈原《离骚》的八个字,并肩站立在“浙江大学工程及计算机图形学研究所”、“浙江大学国家工科基础课程工程图学教学基地”两行大字的上方浙江大学校标的两侧。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主任谭建荣教授说,“这个布局是我设计的,这八个字,也可以说是代表了我对人生、对事业的理解和追求。”

确实,各种各样的研究所、基地、实验室的“牌”,在大学校园里是最平常的景观了,但把“座右铭”标识在“牌”上,不可不谓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沿着这道独特的风景,认识创造这道风景的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也就不难了。

芦苇杆房里求学,一直读到博士学位

谭建荣今年65岁,这个年龄段的人,都能理解什么叫“求学无门”。1970年,谭建荣16岁 正逢中国一个特殊的时期,没书读了,初中毕业的他只能进湖州机床厂当了机械工人。

艰难的经历,顽强的毅力和对科学始终不渝的追求,使他铸就了孜孜不倦的好学,好钻研的性格。当时谭建荣的住所只有五、六个平方,事实上只是用水乡最多见的芦苇杆在楼梯下隔出了一片相对独立的空间,在这里,他迈出了求知的第一步。在大多数人还对“高等数学”知之不多的时候,他自学了大学课程,做完了《数学分析7000题》。在小屋的墙上,数学公式和图表是陋室最美的装饰画。

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始招生的时候,他成为电大首届学生,边工作边学习,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他对机械工程和电子工程都充满了兴趣,他在三年中修完了两个专业的课程。1982年,谭建荣电大毕业,此时他已升格为厂里的技术员,在与他一起进厂的同龄人看来,人生就将这样顺流而下,也很不错了。

然而就在此时,他决心重回大学。直接跳过大学本科,报考研究生。1985年,谭建荣凭着成绩上的强势弥补了学历上的劣势,以同等学历考入华中科技大学,成为该校机械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研究生入学通知,因为:谭建荣从没踏进过高中的校门,也没读过大学本科!

1987年,他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来到浙江大学工作。7月11日,谭建荣到浙江大学报到,学校按常规通知他8月31日开始上班。他一想,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不能就这么无所事事,就径直找到了当时的机械系,要求提前工作。当晚,他便在教学楼的一个仓库里住下了,第二天就参与了教研室老师们的科研。“白天和同事们一起,晚上就一个人在仓库继续干。”这一干就是20年,而且20年不变,一天三个单元时间,上午、下午、晚上,只要不出差,同事和学生都可以在研究所见到他,从年初一到年三十,天天如此。同事们说,他成果累累不是偶然的。

在浙大,谭建荣师从梁友栋教授和彭群生教授,攻读了应用数学的博士学位,1992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他获得了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49位获得者中,谭建荣是为数不多的中国培养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和副教授技术职称,在中南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以连续的出色成果,谭建荣相继被特批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

解决大批量定制问题,让国产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不断学习和不断提高是人生永恒的主题。”谭建荣说,“在浙大20年了,我只是换了种方式学习,通过研究来学习。所谓研究就是不断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困难,也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从工程实际出发,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返回工程应用的方式,就是现在谭建荣作为一个学者的学习方式。

谭建荣主要从事机械设计及理论、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大量的企业调研,寻找应用中的问题。在与企业的长期接触中,谭建荣发现,国产机械产品的开发周期较长,导致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产品设计阶段决定了产品生命周期累计成本的70%-80%,对定制品的交货时间、总成本和质量都有重要影响。”在对200种国产机械产品的抽样中,这些产品的平均开发周期长达18个月,而在美国,由于运用了“大批量定制”技术,早在1990年,产品的平均开发周期便只需3个星期。这一差距,促使谭建荣下决心找出实现“大批量定制”的奥秘所在。

经过建模和多次反复论证,结合国产重要装备和国内企业的特点,2002年,谭建荣团队提出并用软件实现了批量与定制相结合的大批量定制的技术体系,形成信息化的大批量定制设计制造系统,可实现大批量定制的高效率低成本设计制造,为解决设计个性化与低成本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保障。这一科研成果在企业应用后,大大扩大了企业的产品种类,如使以往需要半个月才能完成的电梯设计方案缩短到4个小时就可完成。对大型订单定制的设计时间也由原来平均42小时缩短为6个小时,设计周期达到了国际同等先进水平,企业产品也因此打入了国际市场。谭建荣院士的成就对于中国产品出口、与国际产品站在同一根起跑线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针对制造企业的需求,谭建荣又提出整数维与分数维相结合的特殊状态建模与数学样机集成技术,在一批关键产品和重工军工项目中得到成功应用,他提出的数值与几何相结合的复杂装备多部件关联、多层次配置与多参数分析计算设计技术,从设计上提高了装备产品的整体性能,在国产重要装备设计中成功应用。发表的论文被引用1600次,其中代表性的48篇论文他引746次。

在过去的20年中,谭建荣将自己15年机械制造企业的技术工作经验与理学博士的理论基础相结合,将理论研究与工程应用相结合,将工程科学研究与工程教学相结合,为我国产业的信息化建设做着自己的贡献。他说“成绩只代表过去,即使是院士,主要任务仍是推进科学发展,为实现我国传统制造业的信息化、现代化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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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7 15:0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月宫一号”总设计师刘红:把科幻做成科学

人物小传

刘红,1964年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教授,“月宫一号”总设计师,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荣获2019年“全国五一巾帼奖章”。刘红30多年从事环境保护和生命保障系统研究,所主持研究的“月宫一号”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曾完成世界上时间最长、闭合度最高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实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内,一座名为“月宫一号”的白色圆顶建筑,引人关注。

走进这座神秘的建筑,透过植物舱舷窗望去,一排排架子排列井然;在LED灯的照射下,架子上的植物绿意盎然,间或点缀着红色或黄色的果实……这是“月宫一号”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一个由一个综合舱、两个植物舱组成的密闭空间,总面积160平方米、总体积500立方米,可以提供多人所需的全部氧气和水,大部分食物可循环再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教授刘红,正带着学生在里面紧张地忙碌着……

去年5月15日,在这个系统内,刘红团队完成了世界上时间最长、闭合度最高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实验:为期370天,系统闭合度高达98%,只有2%的外部供给,其余均为系统内自给自足、循环再生,这为极端条件下人类的生命补给提供了可能,也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再生生命保障技术领域达到世界尖端。

涵养30年,历时近20年,终一朝梦圆。

“我的最大梦想,就是让人类无论是在荒漠、极地,还是外太空,都能很好地生存”

百年来,人类对地外星体的探索热情,从未熄灭过。刘红说她“时刻准备着,为进入外太空的人类提供足够的生命补给”。

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并返回,一个问题摆在科学家面前:在近地轨道,宇航员赖以生存的物资可全部携带;如果人类进行更长时间、更远距离的太空探索,靠携带供给,或由地面补给,费用昂贵且技术上难实现。这一难题该如何解决?

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在刘红脑海中跳出:“地外生命保障系统”。

“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个遥远的梦。很多人不理解,觉得还只是科幻。”刘红说,科学家就是要关注10年、20年乃至百年后的技术需求。放眼国际,一些国家已陆续开展相关研究,“中国人要在这个领域做出更多贡献,甚至成为国际领先。”刘红暗想。

凭着这股劲儿,在苏联“人—植物”的“两生物链环”地外生命保障系统的基础上,刘红打造了“人—植物—动物—微生物”的“四生物链环”。从“二”提升到“四”,绝不只是数字的变化。要解决的,有供人食用的“动物蛋白”问题,还有负责废物处理的“微生物”问题——这是业内公认的两个技术难题。

经过反复研究、实验,刘红团队在1000多种可食用昆虫中,精选出富含蛋白质的黄粉虫;在种类众多的微生物中,找到生存在寒冷山洞或极热高温地带、在人体体温条件下无法生存的微生物。技术难点由此突破。

从一个人到一支队伍,从一间办公室到一个实验空间,从一个梦想到一次伟大的胜利……“那些打不倒我的,终将使我强大。”刘红团队始终秉持这样的信念。“我的最大梦想,就是让人类无论是在荒漠、极地,还是外太空,都能很好地生存。”刘红说。

“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对未来的积淀”

虽然儿时就喜欢抬头看月亮、数星星,但刘红并未想到,自己一辈子会从事和星空有关的研究。

1983年,刘红不顾家人反对,选择就读环境保护专业,“当时是想要改变家乡垃圾随意堆、污水遍地泼的状况。”

上世纪80年代末,刘红被公派到莫斯科大学攻读“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合理运用”方向。她在一个咸水湖做了调研。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个原本的淡水湖水源越来越少,加上半沙漠地区蒸发量高、降水量少,最终变成了接近海水的咸水湖。刮起风来,“盐沙尘暴”肆虐,很多良田变成盐碱地。

调研结束后,刘红坚定了将研究生命保障系统作为志业的决心,“地球生物圈就是人类的生命保障系统;尽管它很庞大,但如果不爱护,也可能会消亡。研究保护地球生命保障系统,十分必要。”

从莫斯科回国后,刘红先后在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研究范围包括农业生态系统和城市污染处理技术,直到最终落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她正式推开了地外生命保障系统研究的大门……

“世上没有白走的路,只要踏踏实实地做,终会有收获。”刘红说:“以环境保护为出发点,以构建人类生命保障系统为落脚点——我30多年的科研历程,如同安排好了一般。回首凝望,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对未来的积淀。”刘红心怀敬畏,心存感激……

“做科研,要有科学家的精神与追梦人的情怀”

“这个生命保障系统,究竟有什么用?”这是刘红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目前,实验虽取得巨大突破,但仍停留于地面试验。让生命保障系统真正适应地外环境,还需进一步研究在空间环境下,如月球、火星表面以及微重力条件下的相关表现,通过对比来获得矫正参数和矫正模型。

刘红团队一边等待可以将生命保障系统带到地外环境测试的合适机会,一边拓展系统在地面极端条件下的应用性。“比如,在高原、极地、岛礁、深海、深地等具有重要国防或科研价值的极端环境,或者应用于现代农业、环境保护与生态科学研究当中。目前,青海无人区的一个在建科考站,正委托我们为其配备生命保障系统。”刘红说。

“每天一睁开眼,发现有这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就会精神抖擞、信心满满。”刘红眼里闪耀着光芒,“每个人心底都有梦想,每天通过奋斗向着梦想的实现更近一步,是人生最幸福的事。”

如今的刘红已是业内领军人物,今年2月还荣获“全国五一巾帼奖章”。但她说,自己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科学家与一个心怀梦想的追梦人”。

“做科研,要有科学家的精神与追梦人的情怀。”这是她对学生最常说起的一句话。

在刘红看来,科研与科幻有类似之处,想人之不敢想,想人之未曾想。但相比于科幻的惊心动魄,科研更像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一辈子把科幻做成科学,她躬耕不辍……(记者 葛亮亮 赵婀娜)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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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8 18:3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广东小伙到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发现6.73亿年前国内最老的古油藏

2018年11月16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王铁冠莅临“长江讲坛”,在长江大学武汉校区石油科技大楼学术报告厅为满座师生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论中-新元古界油气资源”。

王铁冠院士1956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地质学校(江汉石油学院前身,现长江大学)石油地质专业,曾在母校学习和工作将近40年,此次报告会上,他不仅讲解了专业学术知识,还分享了自己当年在母校任教的过往经历。

发现国内最老古油藏

说起王铁冠院士,他的身上有着太多的传奇色彩。王铁冠院士原籍广东澄海,1937年12月生于上海,1956年北京石油地质学校(现长江大学)石油地质专业毕业,1965年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毕业,1983—1986年先后任美国特拉华大学地质系研究学者、俄勒冈州立大学海洋学院客座副研究员。1978年,王铁冠参加燕山野外地质勘察,意外捡到一块砂岩滚石,放大镜下见砂粒间充填着沥青颗粒,他当即选点进行人工槽探,挖出了黑色的含沥青石英砂岩层。通过有机地球化学分析和同位素年龄测定,王铁冠确定这个沥青砂岩层原来是晚元古代时期的油藏,在6.73亿年前因遭受岩浆活动的高温烘烤而蚀变成固体沥青。这是在国内发现的最老的古油藏。

回到实验室后,王铁冠还用气相色谱—质谱仪,从这个沥青砂岩中检测到一个国际文献中尚未报道的新化合物系列。他按照国际惯例,在国内实验室条件下,首次实现了人工合成标样的色谱—质谱共注分析,对这个新化合物系列作出结论性的鉴定,将其命名为“13α(正烷基)—三环萜烷”。迄今为止,这仍然是由中国学者发现与命名的唯一生物标志化合物。此外,王铁冠还在贵州水城的藻煤中,发现、鉴定出前人未知的甲基三环萜烷和甲基四环萜烷两个新的生物标志物系列,有关论文在国际上发表后,被SCI等几大国际检索系统所收录。在对化石燃料分子组成的探索中,王铁冠检测出近100个新的异构体或同系物,从而补充、发展和完善了文献中已知的7个生物标志物系列。这些工作,均属国际有机地球化学界的前沿性科研成果。

弥补国际研究缺憾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前期,传统的石油地质学观点认为,煤和石油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沉积环境下不同演化过程的产物。1975年,王铁冠到湖北秭归作野外地质调查,在侏罗纪煤系地层中发现众多固体沥青产地,而且在砂岩中见到沥青脉分叉、穿插的现象,表明这些沥青曾经是呈液态流动状态的石油。王铁冠研究煤系固体沥青的成因后,明确提出“成煤过程中也可伴随有‘生油’过程”,这些沥青是“煤或高等植物成因的液态烃类衍生物”,沥青脉的“分叉与合并现象”正是“具有次生流动运移的确证”等论点,对煤成油作出了重要的论证。“七五”期间,王铁冠最早发展了一套生物标志物分析与煤岩显微组分镜鉴相互渗透、紧密结合的烃源岩研究方法。通过全国55个矿区130个代表性烃源岩样品的精细剖析,得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他在此基础上参与撰写的《煤成油的形成和成烃机理》专著,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七五”至“八五”期间,王铁冠的课题组对9个典型沉积凹陷和5个中小型盆地的原油、岩石样品,作了系统的剖析,从显微层次和分子级水平上,成功地确立了木栓质体、树脂体、细菌改造陆源有机质、生物类脂物以及富硫大分子等五种原始母质早期生烃的机理和模式,1995年撰写出版了《低熟油气形成与分布》理论专著,弥补了国际上盛行25年之久的“干酪根晚期热降解生烃理论”在早期生烃研究方面的缺憾。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铁冠首创了运用生物标志物组合,确定沉积有机质生源构成百分比的方法,从一个岩石或原油样品中,可以获得多达550个化合物的综合信息。1997年《科学通报》的署名文章认为,这“无疑对于从事油气成因理论和技术方法研究的科研和生产人员都是值得借鉴的”。

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铁冠教授积极引进国际上的油藏地球化学新理论、新技术,开拓新科研方向。他于2000年在中石油股份公司的支持下,为国内三大石油公司的科技人员,举办了首届油藏地球化学培训班,既包含理论教学,又组织现场人员的实验、实习;而且多次在校内和到油田作油藏地球化学讲学,推动各油田的油藏地球化学科研与实际应用,取得良好效果。在科研实践中,他致力于探索分子标志物新参数,首次论证含硫非烃二苯并噻吩类,作为新分子标志物示踪石油运移的机理,用以反演石油运移优势通道,展现油藏充注途径;运用流体包裹体测温,结合数值模拟,确定油藏成藏期次与时间;先后在塔里木、珠江口、松辽、海南岛等地区不同岩性的油藏中,重建油田的成藏历史,预测烃源灶方位,确定有利勘探方向。

由于研究前沿,贡献突出,2005年,王铁冠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铁冠院士现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大学兼职教授。曾任国家重大专项《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技术副总师、科技部973项目资源环境领域咨询专家、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审专家组成员;油气资源与探测、煤炭资源与安全生产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有机地球化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中油股份公司油气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主持完成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科技公关项目课题、省部级以及油公司项目/课题45项,发表中、英文论文232篇,合撰专署13部,译著6部;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9项;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地质研究者奖)、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孙越崎能源大奖、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铁人科技成就奖(银奖)。

青山高而望远,白云深而路遥。以铁人精神,妙手寻油,如今身处耄耋之年的王铁冠院士,已经探寻了大半生石油深处的秘密,但他仍然感到路途遥远。“‘人有我有’那还不行,要做到‘人无我有’才站得住脚!”正如他对长江大学师生的勉励,在科研领域,他依然在不懈地攀登、再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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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0 21:4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李家彪:蓝色圈地 乘风破浪
2013年8月15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会议室里,一场激烈又精彩的答辩刚刚结束。此刻,一众委员们正争相与中国代表团握手祝贺,尤其是界限委员会的副主席Park教授对那位来自中国的首席科学家连连称赞,直言他的陈述是此类划界答辩的范例,说到高兴时Park教授甚至没有注意到,界限委员会主席Awosika教授已经等待良久,要与这位科学家握手。

这位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如此赞誉的中国科学家便是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以下简称“海洋二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家彪。

回想起这个场景,李家彪依然心潮澎湃。“作为中方代表团科学部分的首席科学家和答辩者,能站在联合国舞台上为中国的海洋权益战斗是我作为一个海洋科技工作者的崇高荣誉。”李家彪说。正是有了以他为首的一大批科学家10余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才能在大陆架划界这个新兴领域里站在世界的前沿。


2016年1月,李家彪院士赴北京参加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并领奖。

年轻担重任 为海洋权益而战

李家彪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他的人生似乎与“水”有着不解之缘。

在他的记忆中,小时候的杭州河网密布,是一个真正的水乡,李家彪就在这湖光山色间渐渐长大。1989年,从同济大学海洋系硕士毕业回到故乡后,他被分配至宝石山脚下的海洋二所。由此,在波涛汹涌的大洋中“披荆斩棘”,便成了他一辈子的事业。

刚入海洋二所,我国海洋科学正处于起步阶段,设施简陋、条件艰苦。但正是伴随着海洋科研水平的逐步提升,李家彪这一代科学家开始茁壮成长起来。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对海底矿产资源的研究逐渐展开。前辈科学家们为国家争取到的东太平洋15万平方公里的理想矿区,让我国一下子成为世界上第5个国际海底先驱投资国。虽有了矿区,但在硬件和软件上我国仍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此情况下,走出国门向外学习便成了当时提高海洋科研水平的一条捷径。1992年,年轻的李家彪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项目“海底锰结核的成矿机制和分布规律的研究”,并被派往法国学习。

在法国的经历让他眼界大开。锰结核领域的权威Lenoble教授是法方为李家彪这批中国科学家安排的培训导师。一次,在利用法方软件开展的锰结核资源量计算中,中国科学家们故意把我国的矿区位置进行了移动,希望不让法方得到我国矿区位置的确切信息。但在第二天,Lenoble教授就告诉他们,根据计算结果,中国的矿区位置有偏差,他已经进行了更正。李家彪傻眼了,这件事让他深深感受到了我国与海洋科技强国间巨大的差距。

抓住机会,李家彪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在认知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极大提升的情况下,这位勤奋的中国年轻科学家也收获了法国同行的赞誉。1996年,把握国际大陆架权益的新动向,原国家海洋局设立历史上第一个重大专项——“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勘测研究”,国家拨付3500万元专题经费为海洋权益而战。出人意料,当这个千万元经费项目落地时,前辈科学家们却力推当时年仅35岁的李家彪担任了专题的负责人。从此,李家彪开始在海底科学界崭露头角。

大陆架划界 为自然资源争主权

自2001年俄罗斯提交第一份大陆架划界案以来,外大陆架的争夺成为“蓝色圈地”运动的新热点。据统计,目前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共收到61份划界案和45份初步信息,这些划界案主张的外大陆架总面积约合2600万平方千米。

作为我国大陆架划界国家专项首席科学家,李家彪针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和大陆边缘演化特征开展了跨领域的交叉联合研究。在系统分析世界划界案例的基础上,围绕“典型大陆边缘地质特征与划界法规适用性”这一关键科学问题,李家彪将现代大陆边缘理论与海底探测技术相结合,带领团队建立了涵盖全球典型大陆边缘的3类划界地质模型及其适用条件,创建了外大陆架划界技术体系。

大陆架划界项目,从1998年开始酝酿和筹备,到2009年向联合国提交中国大陆架划界案初步信息,到2012年正式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划界案》,将近15年时间,李家彪终于在划界案的制定上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其范围扩展到大陆边缘的海底区域,大陆架上的自然资源主权归沿海国所有。审议沿海国大陆架界限的权力机构是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申请的各沿海国需要在那里进行陈述和答辩。

任何时候,一旦涉及资源,就成了国与国之间的较量。

2013年8月15日对李家彪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2012年,针对邻国日本演出的“购岛”闹剧,我国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正式提交了中国东海部分海域大陆架划界案,并将次年在联合国的答辩时间选在了“二战”中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8月15日,这引起了日本国内的高度关注。

代表团提前3天到达了纽约,为的是尽快倒好时差,用最佳的状态面对参与答辩的各国专家。整场答辩分为科学与法律两个部分,作为中方的首席科学家,李家彪负责科学部分的阐述。虽已不是第一次走上联合国的讲台,但李家彪依然十分小心,这不仅是因为从到了纽约开始,日本NHK电视台就一直想探得中国代表团的方案,更是因为台下评审方就坐着来自日本的委员,稍有不慎就会被日方揪住大做文章。

果不其然,李家彪的陈述结束后,日本委员第一个出来发难,指责中方对东海海底大陆架界限判定缺乏科学依据。尽管作为联合国机构的委员应当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来提问,但事关东海,日本委员似乎忘记了这一国际准则。

按规定,这场答辩所有的回答都要述诸文字以便留存,在回答中,准备充分的李家彪不仅强调了我国东海大陆架划界案延伸至冲绳海槽的科学依据和划界准则完全符合《公约》的规定,从科学和技术角度向国际组织全面阐述了东海大陆架是中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这一客观事实,更引用了日本科学家的相关观点进行了佐证,而曾在国际刊物上发文赞同中方划界理念的日本科学家正是这位日本委员的导师。当这份答辩书交到界限委员会时,日本委员看着自己导师的佐证哑口无言,斗志消失殆尽。

答辩的成功让中方的划界案顺利进入了审议阶段,委员们争相与李家彪握手道贺。回想起为大陆架划界忙碌过的无数个日夜,李家彪感慨:“为国家争取到的海底资源或许现在并没有开发条件,但主权权益永远都不能旁落,等到技术成熟的那一天,这片海底的资源便是我们留给后人的宝藏。”

李家彪告诉记者,作为海洋维权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大陆架划界技术及创建起来的一整套理论体系,不仅已成功应用于我国海洋权益维护、外交、军事、资源等工作的展开,还被作为国际技术援助支撑了许多需要帮助的国家。

他说:“以前我们都是帮别人造桥、造房子、建工路,干的都是体力活,如何用脑力去帮助别的国家?大陆架划界在我看来,就是中国进行技术输出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求非常旺盛,有很大的市场,做得好能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产业。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们更应该用这些成果去参与国际治理,对侵犯中国利益的行为,坚决予以反对,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最强音。”


李家彪院士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主席介绍中国东海划界案

海底圈矿 在夹缝中创先机

站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去争取权益,对于李家彪来说已不是第一次。
21世纪开始的最初10年,我国大陆架划界和国际海底硫化物圈矿这两个大项目几乎同时展开,身为两大专项首席科学家的李家彪在科考船和飞机上度过了大部分时光。

2000年,他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973”项目“中国边缘海的形成演化及重大资源的关键问题”,从摸清中国边缘海开始为中国的大陆架划界做准备;2002年,李家彪主持了我国第一个大陆架划界专项,针对大陆架划界的科学与法律研究从此启动;2005年,中国大洋中脊综合调查研究开启,李家彪组织完成了首个环球航次,在西南印度洋和东太平洋的洋中脊均发现了海底热液活动异常区,那是中国迈向国际海底硫化物资源的发端;2007年,李家彪再次主持“973”项目“南海大陆边缘动力学及油气资源潜力”研究;2010年,李家彪再赴西南印度洋进行硫化物矿区勘探。2011年,当我国向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递交全球第一份硫化物矿区申请后,李家彪曾作为答辩组成员首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

10年,两轮“973”首席,李家彪针对我国东海、南海两类不同动力控制的边缘海系统开展了形成演化及其动力机制等基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多项重要创新成果,也为我国大陆架划界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10年,洋中脊研究首席,李家彪带领团队在西南印度洋和东太平洋划定了多个资源远景区。


2013年8月赴联合国答辩中方代表团

李家彪介绍,全球海域面积辽阔,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硫化物、锰结核、钴结壳等重要的矿产资源。但在锰结核的海底勘探项目中,我国始终处于追随别国的境地,他回忆:“当时,俄罗斯、法国、日本等国率先圈定了勘探矿区,虽然我国是第5个提出申请的国家,但我们的勘探范围却处在别人的夹缝中。”对洋中脊的探测与研究,就发端于这样的背景下。

为摆脱尴尬境地,李家彪担负起全球首次西南印度洋中脊OBS三维地震探测的研究任务,并第一次获得了超慢速洋中脊地壳与上地幔三维速度结构,和超厚地壳、活动岩浆房和基底拆离断层存在的关键证据。构建起的首个硫化物资源全球数据库,深化了对资源分布规律的认识,有力支撑了我国在西南印度洋硫化物矿区选区和申请的工作,使我国成了第一个向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提交此类矿种申请的国家。“而后,德国、韩国、印度等国相继向联合国发起了申请,但我国已在硫化物矿区的勘探上获得了先机。”李家彪自豪地说。

2011年,李家彪作为答辩组成员赴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所在地牙买加参加答辩,当时不管是答辩方还是评判方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提案。为保证顺利过关,答辩前,中国代表团紧急商议,增加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为第三世界国家培训硫化物人才方面的陈述,而临时撰写这部分陈述的重任就落在了小组中唯一参与过锰结核国际培训的李家彪身上。

用了两天时间,身处异国的李家彪写出了一份丰富、完整的培训方案并现场进行了陈述及答疑,他的陈述内容有力配合了时任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主任金建才关于硫化物矿区的申请答辩,最终为我国赢得了西南印度洋1万多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硫化物矿区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这次经历也成为日后李家彪走上大陆架划界陈述讲台的一次实战演练。

但在李家彪看来,矿区的申请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时隔多年,他仍然清楚地记得,2005年洋中脊综合调查首个环球航次起航前,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张泉灵问过他一连串不太好回答的问题:洋中脊冒烟的地方有毒,那里的鱼吃什么?是怎么生存下来的?洋中脊有硫化物,而且一天到晚在冒黑烟,这些海底生物好像天然对其具有抵抗力,是否可以利用这些生物的基因去治疗那些因吸附了重金属而患病的矿工?……

这些在当时无解的问题,现在有的已经有了答案。从2005年考察船深入大洋进行考察开始到现在,在申请矿区的过程中,对生物资源或非传统生物资源基因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我国对大洋海底知识的掌握已越来越完善,有些方面甚至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谈起这些,李家彪告诉记者:“申请矿区的意义不仅仅是因为它蕴含大量的金属矿藏,那些生活在海底的非传统生物资源蕴含的价值也许更大。黑暗无光的区域里,生物的生命轨迹跟陆地、海表面的生物是不一样的。这个不靠光合作用维持生命的黑暗生命圈里承载的丰富基因资源,或许在未来能为我们寻找外太空生命迹象带来一些新的灵感和视野。”

迎风奔跑 不顾风急浪高

在大洋中搏击风浪20多年,李家彪已由一个初出校门壮志满怀的小伙子变成了我国海洋科学界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目前,他是国际大洋中脊科学组织(InterRidge)联合主席、国际大陆边缘科学组织(InterMAGINS)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科学评估工作组专家,经常行走于海洋地质学领域的三大国际知名组织之间。

?011年,他曾获评在浙江省有“小院士”美誉的浙江省特级专家;2014年,因为在国家海洋维权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他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年,他领衔的大陆架划界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同一年,在中国工程院公布的新一届当选院士的名单中,李家彪的名字赫然在列。

一路迎风奔跑,不顾风急浪高,正是那些大风大浪打磨出了今天的李家彪。
他说自己是4月生人,而4、5、6月都是海况最好的日子,非常适合出海,因此他的生日绝大多数都在海上度过,而在海上漂泊大半年更是他的工作常态。他记得,1997年,在海上工作200多天,他曾有大半年没有见到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女儿。

那一年的东海调查海况极差,整条船在风浪间大幅度飘摇,不仅科考队员已经晕得全部倒下,连见惯风浪的船员们都没坚持住。最后,全船只剩下船长和李家彪等少数船员和科学家没有倒下。“船长和我,一个在驾驶室控制船,一个在实验室盯着仪器,还得时刻小心别踩到因晕船躺在实验室地板上的同事,因为实验室的房间比较低,稳定性好,在自己的房间里滚来滚去根本没法睡,所以他们就都来实验室了,整个房间躺满了人。”李家彪笑着回忆这段经历,“或许,不晕船是上天对我最大的恩赐,所以一些重要著作我都是在海上完成的。”

海上风浪虽然凶险,但宁静后的那份美也只有经历过风浪的人才能体会。“当一切归于平静,你会看到天边一抹彩霞,像凤凰一样飞起来,在甲板顶上点上一支烟,感觉抽烟效果真是好!眼前的东海就跟西湖一样平静,漂亮!真漂亮!感觉人生瞬间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李家彪笑着分享他体会到的那份美。

常年在海上漂泊,聚少离多成了李家彪与家人相处的常态,尤其他的爱人为了让他安心工作撑起了整个家。

李家彪告诉记者,到东海考察时,他的岳母去世了,后事没料理完,他就匆匆上了船。2010年他的岳父去世,三天后,他丢下家里的事情,登上科考船奔赴印度洋。“家人为我的成长付出了很多,也承受了很多,他们并没有要求我怎么样,但我感觉自己对他们的关心实在是太少,对他们太亏欠了。”说到这里,李家彪停顿了许久,虽尽力克制,但泪水还是流了出来。

对于李家彪来说,时间永远不够用。于是,他习惯了在飞机上赶工,习惯了以方便面充饥,因为他深知海洋科学是一门长期并持久的学科,不容许在研究上有丝毫的懈怠,所以,他始终不敢停下继续探索的脚步。对于未来的工作,他已有了明确的目标,中国台湾以东区域的划界案研究正在计划中,在海底硫化物圈矿方面,他会带领团队推动我国向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提出第二、第三块矿区的勘探申请。

很早就担负起重要项目,走上领导岗位的李家彪,将自己的成就更多地归功于时代的馈赠,他也希望后辈能不负时代,踏踏实实、勇往直前地去闯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

2013年年底,众望所归的李家彪接过了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所长的重任,开始了治学与治所并重的道路。在对新入职员工的讲话中,他说道:“要勤奋,另外也要有诗和远方,职业不能成为你的全部,同时还要有点情怀,有点浪漫主义,有点可以寄托的东西,心里向往着那个地方就能一直走下去。”

因为他相信,总有一些灿烂的、前所未见的东西在远方等待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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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1 18:4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开疆拓土 贻范古今:纪念数学家、系统与控制学家关肇直院士百年诞辰

3月30日,春寒料峭,数学和系统控制领域的院士、学者近百人聚集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会议室。

参会者大多已白发苍苍,有的甚至坐着轮椅、拄着拐杖。他们从全国各地而来,只为纪念自己的恩师、前辈——中国控制理论的开拓者与传播者、著名泛函分析学家关肇直的百年诞辰。

站在国家需求最前线开拓新领域

关肇直1919年 2月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的一个书香世家,1982年11月12日因病与世长辞。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

“开疆拓土,而不安于一城一邑的治理。”关肇直的一生涉足多个领域,在中国基础数学、应用数学、控制理论、系统科学,以及国防科研事业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会场上,大家感念的是关肇直的学术思想和他在自己开创的研究领域奠定的研究基础,时至今日仍具有深远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关肇直毅然中断在法国的学业,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此前,我国从事泛函分析研究的学者不多,关肇直归国后挑起了在我国发展泛函分析的重任,在中科院数学所建立了泛函分析研究室。

他在泛函分析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开创性地提出泛函分析中“单调算子”的思想,证明了求解希尔伯特空间中非线性方程的最速下降法的收敛性;

为了原子能科学发展的需要,他应用抽象空间中线性算子的谱扰动理论,给出平板几何情形的中子迁移算子的谱的确切结构,并指出本征广义函数组的完整性;

他用线性算子紧扰动的理论处理了弹性振动问题,他证明了一类非对称核线性积分方程非零本征值的存在性,为激光理论奠定了数学基础。

20世纪60年代,关肇直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控制理论对国家,特别是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性。

“钱公(钱学森)倡导,关公领队”。关肇直扛起了在中国发展现代控制理论和系统科学的“大旗”,并用余生全部精力致力于其研究和应用。

他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控制理论研究室,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成为中国现代控制理论的开拓者。

他十分关注理论的应用,奔走于国内许多高校,与国防科研单位间“对接需求”,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轨道设计和测定、导弹制导、潜艇惯性导航等研究中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贡献。

关肇直主持的研究工作多次受到奖励和表彰。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轨道计算方案的制定”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飞行器弹性控制理论研究”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尖兵一号通用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获1985年首届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关肇直负责该项目中轨道设计和轨道测定两个课题)。

“没有理论拿什么联系实际?”在长期的科研工作中,他还形成了一套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哲学思想。在关肇直看来,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是一个整体。

他形象地解释说,这有如经纬交织,相辅相成,偏废哪一方面都是错误的。他强调数学在发展我国经济和国防建设方面的重要意义,并且身体力行,也强调数学的理论研究。他指出正因为要与实际联系,才更需要加强理论研究。

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关肇直曾帮助、指导过的年轻人如今有的已成为了享誉全球的数学家、系统控制学家。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恭庆曾在北京大学听过关肇直讲授的《泛函分析》课程。关肇直的教诲历历在目。“我早年的几篇文章都是在关先生的指导、帮助和关怀下发表的”。

张恭庆告诉《中国科学报》,关肇直曾把华罗庚广义函数方面的工作介绍给他,并让他参加自己领导的讨论班。

当他处在“低落期”时,关肇直鼓励他说,有机会还是要做(科研),要有独创精神,哪怕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要跟着别人走,要走自己的路。张恭庆一直牢记恩师嘱托,后来做出了许多独创性的科研成果。

77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李邦河拿出关肇直晚年写给他的信并再次诵读。“他不仅为我制定了方向,还推荐了书籍,我一直牢记关先生在信中的期盼,我还要继续努力落实他对我的期盼”。

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翰馥是控制理论研究室首批成员,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关先生不仅在业务上给予指导,我第一篇用英文发表的论文就是关先生帮我翻译并打字。以后我的英文论文就试着自己写,但关先生都帮我修改把关。”

当天到场的还有中国科大1959和1962两届“关龙班”的20多位学生。

关肇直统一设计了两届“关龙班”大学3年的各种基础课(分析、代数、几何、函数论、微分方程等),并亲自教学。

纪念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1959届“关龙班”学生严加安带来了一幅精致装裱的七言律诗书法作品怀念恩师,“六轶春秋逝若风,同窗岁月不朦胧。关公讲课全神注,弟子聆听耳目聪。端肃仪容常忆及,慈祥笑貌驻心中。百年冥寿更怀念,铭记恩师培育功”。

1959届“关龙班”学生孙家昶回忆,“80年代,‘关龙班’70多人中有30多个同学都在国外留学,最后绝大部分都回到了祖国。我们出国都有关老师的推荐信,当时关老师明确跟我说‘一定要回来,送你出去的目的就是回来报效祖国’”。

1962届“关龙班”学生余德浩大学毕业后曾因长期脱离数学专业而苦闷,关老师不断给他寄资料,鼓励他不要忘记数学。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制度,关老师马上建议他报考研究生,终于重回科研道路。如今他在计算数学领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1981年,病榻上的关肇直仍心系年轻人的成长,他给中科院成都数理室年轻人写了40余封信谈思想、情操和理想。

“我们要有创立学派在国际上争鸣的气概,不要对自己的同志盛气凌人,对外国人卑躬屈膝,我们要有自信心又要谦虚谨慎。”“科学家不等于读书人……前者唯一强调的是创造、洞察、发现科学的真理,提出新概念、新理论,解决问题。”

承袭风骨 告慰“老关”

关肇直学识渊博,兴趣广泛,有着很好的文史哲素养,擅长赋诗填词,“对数学主要是自然辩证法,极感兴趣”。他深得同窗好友和年轻人钦佩,被称为“老关”“关圣人”。

如今,先生已去三十七载,但他的话却仍萦绕在后辈们的耳畔。纪念会上,昔日“弟子”、曾受关肇直影响和指导的科研人员都感慨:“‘老关’走得太早了。”

如今,关肇直创建的控制理论研究室,已发展为现在的中国科学院系统控制重点实验室(简称控制室)。

在几代学术带头人的共同努力下,迸发出经久不衰的创新活力,呈上一份又一份具有原创性、突破性和关键性的成绩单,并且活跃在国际控制领域的各学术组织中,受到国际控制界的高度重视和赞誉。

控制室已经成为中国系统控制领域向世界开放、与国际接轨的一个窗口。

关肇直发起的控制理论及应用学术年会,已发展为现在的中国控制会议,是国内外控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系列学术会议。

为纪念关肇直、鼓励从事系统控制理论及其应用的青年科技人员做出国际一流的成果,1994 年,中国控制会议设立了“关肇直奖”,迄今已颁布24 届,共37 篇论文获此殊荣。

关肇直亲手建立的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历经40多年的发展,沉淀了深厚的文化氛围,凝聚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已成为国内外系统科学的前沿阵地。

后继科学家们承袭先贤风骨,执着于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努力攻克挑战性难题,既面向原创性、突破性、关键性的重大基础理论,又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关肇直所开创的事业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以此可以告慰我们敬重的‘老关’了”。陈翰馥说。

“他既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又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爱国者。”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席南华指出,“追忆先生风范,继承优良传统,弘扬以关肇直先生为代表的研究院精神。我们纪念缅怀先生的最好方法是努力培养和造就系统科学方面的青年人才,将优良的学术传统发扬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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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2 15:2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徐连龙攻坚克难研发绳缆上百种 填补国内多项空白
在山东青岛市北区有一家百年企业——青岛海丽雅集团有限公司。百年来,从一个只做扎头绳的织带企业,逐步发展转型成为特种绳缆行业中的“隐形冠军”;从缺乏技术含量的织带厂转变成科技研发型企业,离不开一支强大的科研团队。而这支科研团队中最为耀眼的当属集团技术中心副主任徐连龙。

2008年,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徐连龙,对特种绳缆行业还很陌生,为了打好基础,他甘愿前往生产一线做一名普通的值车工,天天与机械、油污打交道。那时我国的绳缆制作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连常人眼中的普通粗布绳都要长期依赖进口。徐连龙暗暗下定决心,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改变我国在绳缆上的“尴尬”境遇。凭借着不懈钻研,从事研发工作10年来,年仅35岁的徐连龙已发明绳缆上百种,其研发的特种绳缆可适用于海下8000米深度,绳缆表皮与内芯的移滑度为零、强度达到同直径钢缆的2倍至5倍,在零下196摄氏度至560摄氏度环境下不分解不熔化……在“蛟龙号”深潜不断创造世界纪录的过程中,布放回收等三个关键系统均用到了由徐连龙主导研发的一款海洋物探绳缆,圆满顺利地帮助“蛟龙号”完成一次次深潜任务。

“技术研发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耐得住寂寞,要有足够的耐心和长久的积累。”徐连龙告诉记者,一条物探船上的物探缆在深海应用过程中需要悬挂众多勘探设备,为了保证设备上信号线在复杂的深海中不断裂,传输数据稳定,绳缆的延伸性必须达到钢缆级别。“科考船探测时间长,海水腐蚀性强,如果用金属材料,不仅加大科考船的负重,而且三五个月就会腐蚀,所以只能寻找适合的原材料。”徐连龙说,“通过对相关材料的熔点、沸点、耐腐蚀性等多方面物理和化学条件的筛选,我们最终确立了200多种材料,之后一一进行严格的实验测试,不敢有丝毫马虎。”

在研制物探缆的3个月里,徐连龙一直吃住在实验室,经过数百次测验,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原材料。但这只是第一步,之后还需要从处理工艺和编制工艺等方面进行深度研发,至少还要经过7道工序,才能制成绳缆。每一股绳芯要捻多少圈、捻的力度要什么级别、编织绳芯的密度和直径要达到多少……都需要经过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试验。经过两年的攻坚克难,徐连龙带领团队(青岛市拖曳缆专家工作站)研发生产的物探缆强度是相同直径钢缆的2倍,重量却只有钢缆的五分之一,成功应用于科考船的使用,打破了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不仅如此,徐连龙带领团队研发的“蛟龙”牌脐带缆,被应用于我国海洋综合科考船“科学”号在热带西太平洋综合考察,并成功破解深海潜标数据有线实时传输世界难题,打破了以往海底数据采集周期在1年以上的局面。此外,徐连龙参与研发的防火绳,可耐高温达560摄氏度,广泛应用于多层住宅逃生、救援等领域。他研发的高层楼宇救生缓降器在增加了一个独特自冷却功能后,避免了在缓降过程中发生的机构卡壳现象,成功解决了高层火灾逃生难题。同时,徐连龙为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研发的安全应急绳缆,成为该基地首次应用的国产训练救援绳索,也是国内首家通过国际CE和UIAA双认证的绳缆。

“我希望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让国家在关键技术上不再受制于人,让世界知道中国的绳缆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差。”徐连龙说。

从一名普通技术员成长为技术骨干,10年来徐连龙取得了事业上的长足发展。在他看来,科研人员要有“工匠精神”:“第一要务实,要耐得住寂寞,肯吃苦;第二要有信仰,把自己所做的产品看作是有生命的;第三就是肯钻研。”凭借不懈努力在创造一个个绳缆研发奇迹的同时,徐连龙先后荣获“中国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大国工匠”“中国纺织大工匠”“青岛工匠”“青岛市科学技术奖”等称号。申请专利47项,其中发明专利15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5项,省级标准2项。(经济日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安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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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4 19:3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著名考古学家黄展岳逝世,享年93岁

4月23日,澎湃新闻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获悉,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黄展岳于4月22日因病去世,享年93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布的讣告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考古所退休研究员黄展岳先生,于2019年4月22日因病去世,享年93岁。

上述讣告还称,遵黄展岳先生遗愿,丧事简办。经与家属沟通,定于4月24日上午九时,在八宝山殡仪馆竹厅,举办小型告别会。

官方简历显示,黄展岳,男,1926年8月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农村。家境清贫,从小参加农业劳动。上小学中学,读书比较刻苦勤奋。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52年选读考古专业,1954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1977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

1956年,黄展岳考取中国科学院副博士研究生,攻读汉唐考古。他曾多次参加或主持洛阳、黄河水库、西安、昆明、广州等地的田野考古工作。1972年,他从河南“五七干校”调回,负责《考古学报》的复刊编辑工作。1985年,他评为研究员,后来又任《考古学报》副主编。

黄展岳曾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他的学术成果有独著六部、合著三部,单篇论文、考古报告等二百多篇,曾多次荣获考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1992年起,黄展岳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生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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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4 19:4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同一片天 于 2019-4-25 10:51 编辑

于淑娟: “钢铁世界”的女发明家


她通过技术创新开发出的尘泥废料铁、碳、锌综合利用新技术,使鞍钢在含铁尘泥处理技术上取得重大进展,不仅是国内首创,而且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她主持的“含铁尘泥高效再资源化新工艺开发与应用”项目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推广应用后,仅3年时间就为企业增效3.1亿元。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贾莹莹

坚守钢铁领域刻苦钻研31载,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为鞍钢减排尘、泥、渣数百万吨,为钢铁企业的节能减排和打好蓝天保卫战做出了突出贡献。

主持的“含铁尘泥高效再资源化新工艺开发与应用”项目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推广应用后,仅3年时间就为企业增效3.1亿元。

2016年,荣获中国发明协会“发明创业奖·人物奖”特等奖,被授予“当代发明家”称号,是鞍钢历史上第一位女发明家。

曾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辽宁好人·最美振兴发展带头人、辽宁省第四批“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才、辽宁杰出科技工作者等光荣称号。

她,就是于淑娟,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特级研究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泥里“淘金”

作为一名老鞍钢人,于淑娟回忆说,以前的厂区尘泥料场晴天烟尘四起,雨天泥泞不堪,看着那些冶金废料白白丢弃,不仅污染环境还浪费资源,作为科技人员的她下定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冶金废料合理利用,减少钢铁行业对蓝天白云的污染作为自己的使命和担当。

为了这一目标,于淑娟一干就是31年。

走进实验室,一身白色工作服的于淑娟正从实验原料里铲起约一小勺烧结烟气除尘灰,倒入盛水的烧杯中。搅拌、浸出、过滤、蒸发、结晶……这样循环往复的步骤常常一下来就是数个小时。

于淑娟告诉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让这些冶金废料通过技术手段处理变废为宝、高效再资源化实现循环发展是她的课题组科研项目的中心工作。

任何发明创造、科技创新都不是守在实验室里一蹴而就的。“搞尘泥研究,需要动脑,也需要动手、动腿。”谈及于淑娟的研究历程,项目组的侯洪宇如是说。

侯洪宇端来一碟盛满手指甲大小的黑红色泥球说:“看,这些是尘泥球团。当初,为了做工业试验,于姐手工制作的尘泥球团足足有3吨之多。”

泥里“淘金”,于淑娟和她的团队担负的“含铁固体废弃物处理与综合利用技术研发项目”,攻坚克难的第一步就是从研究这些尘泥开始的。

含铁尘泥是钢铁生产各个工序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总称。于淑娟开始这一科研项目的时候,没有走国内外现成但成本高昂的“捷径”。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提出具体的科研方案,于淑娟加班加点,跑遍了鞍钢每道工序的除尘点。

烟尘弥漫的除尘器部位、蒸气扑面的热渣处理系统、气味熏人的污泥池边……“到环境那么脏、操作起来又非常危险的尘、泥、渣排放现场采集实验原料,就没听她叫过一句苦、喊过一声累。”曾与于淑娟一起共事的吕志升说。

于淑娟却是淡然一笑:“当时想,咬咬牙就挺过来了。”

上万个取样诠释着执着与不懈

为了实验能够获得一手实验材料和尽可能多的实验样本,于淑娟和她的团队一年之内在20多个单位、近百个工位点,先后取样上万个。近4吨重的样品,是她和同事一锹锹装进编织袋,再一袋一袋从现场拖拽到车上。

“做冶金性能试验要用氮气,她硬是把比自己还要高的氮气瓶子拖下楼,再拖上楼……”侯洪宇回忆到厂后不久,第一次跟随于淑娟到八家子料场取样时的经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堆满各类工业废弃物的料场上,灰尘漫天,空气中充盈着刺鼻的味道,粉尘夹杂着污泥,穿透厚厚的口罩,炫耀似的给面颊留下红黑相间的印记。

侯洪宇印象最深的,是他眼中平时特别爱干净的于姐,竟然用手抓起那些肮脏的废料却毫不犹豫。

“搞研究,要有爱岗敬业的态度,更需要有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头的性格。”于淑娟告诉记者,想泥里“淘金”就要深入生产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只有重实践,善总结,多积累,才能做出成绩来。

正是这种不懈和执着,让于淑娟和她的团队取得了创造性的突破。

于淑娟通过技术创新开发出的尘泥废料铁、碳、锌综合利用新技术,使鞍钢在含铁尘泥处理技术上取得重大进展,不仅是国内首创,而且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她主导建立的优化鞍钢含铁尘泥综合处理体系,年处理含铁尘泥渣百万吨,含铁尘泥综合利用率达到100%,铁的回收率超过90%,碳的利用率达到100%,实现了经济效益、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尽自己最大努力带动和培养更多年轻人”

在同事眼中,于淑娟柔弱的身体中总是能够迸发出无穷的能量,搬运装实验原料的编织袋、抬氮气瓶这样连男职工都要叫苦叫累的情况,在她的工作中是常态;为了做试验,她曾经连续三天三夜没有休息,一天下来甚至连口水也顾不上喝。

但是在她自己看来,她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和科研中,却没有像其他母亲一样给予女儿足够的陪伴,甚至因为忙于做实验而发生过“丢孩子”的事。

很长一段时间里,于淑娟一直为自己差点把女儿“弄丢”了的事自悔自责,以致此后只要梦中梦到女儿,脑海里总是“丢女儿”“找女儿”的情景。

但是女儿并没有因为妈妈将全身心投入工作而抱怨,反而为自己拥有这样优秀、敬业的妈妈感到自豪,在女儿心中妈妈就是“标尺”和“榜样”。

“妈妈,我为你骄傲,我的妈妈太棒啦!但我又觉得你特别辛苦,今天的成绩全都是你的努力和拼搏换来的。我要以你为榜样……”于淑娟获得“当代发明家”称号后,远在国外的女儿通过微信向妈妈祝贺。

听着手机里传来女儿热切的声音,于淑娟的眼睛湿润了。

有人曾问过于淑娟,女人爱美爱干净,而你却天天工作在“泥堆”里,不后悔吗?于淑娟笑着说,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到鞍钢搞科研是我一生的选择。既然选择了,就倾尽全力做好,更何况将尘泥渣变废为宝,为鞍钢节能减排、绿色生产。

三十一年风华秋实,三十一年匠人匠心,她坚守在与钢铁尘泥等工业废弃物打交道的科研岗位,始终无怨无悔。

谈及未来,于淑娟说:“我想尽自己最大努力带动和培养更多年轻人,让年轻一辈能够传承鞍钢人的科研精神,脚踏实地推动鞍钢的生产进步和技术进步,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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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5 19:2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湘籍航天人|张履谦:航天寄梦为国安
张履谦,1926年出生,湖南长沙县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与空间电子技术专家。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抗美援朝期间为部队解决雷达抗干扰问题,为我国电子对抗事业做了开创性工作。参加我国航天事业创建,主持研制我国第一代防空导弹制导雷达。其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和一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等。参与我国通信、气象、导航、遥感等应用卫星和载人航天及探月工程的研制,为航天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柴跃

生长于湖南一方热土的张履谦是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专家,他亲历了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落后到世界领先的艰难过程。

作为尖端技术领域的代名词,“航天”似乎离大众有点远。

天上的事情和地上有什么关系?为何那么多人执着于航天梦,甘于清贫寂寞、付出一生?

从战火中走来,张履谦一生坚守的理由很简单:不再有人能轻易摧毁我们的家园,夺走我们的生命,俯视我们的痛苦和恐惧;不再出现他人在祖国的领空肆意妄为,地上的我们却束手无策的危急时刻。

68年航天路,张履谦早已白发苍苍,但少年立志读书救国的赤诚之心从未改变。

2019年3月1日,张履谦的人生旅程已走过整整93载,他仍在为自己的航天梦阔步向前。

战乱中流亡,少年立志读书救国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时隔81年,《毕业歌》昂扬奋发的旋律仍然深深烙印在张履谦的脑海里。

1938年,12岁的张履谦在长沙第三高小读书,即将毕业。“日本侵华,全面抗战早已爆发。老师教我们唱起《毕业歌》,带我们举着抗日救国的旗子到街头募捐、支援抗战。”

当年年底,国民党政府实行“焦土政策”,放火烧毁长沙城。一夜之间,长沙成为废墟。此后,日军屡次进犯湘北和长沙,张履谦期待的中学时光变成了长达六七年的流亡生活。

逃难的路上,张履谦饿了吃野草充饥,晚上睡在屋檐下,把稻草当被子盖。染上了疟疾、痢疾等多种流行病无法医治,几次休克,时常晕倒,还要躲避枪林弹雨。让他悲愤的是,日军暴虐,所到之处都被洗劫一空,哀鸿遍野。他亲眼目睹年仅14岁的弟弟张履中被日军抓走,两个同学死于日军飞机上机枪的扫射。

苦难没有让张履谦屈服。他在防空洞里朗读英语、做数学题,完成初中学业,高中考上湖南广益中学(现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老师“学好本领,富国强兵”的教诲中更加发愤图强。

1946年,张履谦考上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时,很多人强调专业对口和个人兴趣,不愿意去艰苦的地方,不愿意从事所学专业以外的工作。

“不能过分强调专业对口,要把个人兴趣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亲历过国破家亡的惨烈,张履谦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他说:“所谓对口,应当是自己积极主动地去对国家的口,而不是要国家对自己的口。何况,在学校学的是基础知识,谈不上某一方面的专长。过分强调专业对口,就是对自己估计过高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他主动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大学毕业后终于如愿。

自学雷达技术,击落美军“蛟龙夫人”

在朝鲜战场,想出快速跳频抗干扰措施,打破美军的空中制约,这一措施至今仍然是各种雷达最有效的抗干扰手段;领导组建我军第一个电子对抗组织,保卫首都北京安全,开创中国雷达干扰与抗干扰的研究试验工作;把电子对抗写进我国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张履谦是我国电子对抗工作的奠基人。

科研路上困难重重,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我没有饿死病死,没有被日本人炸死,还怕什么呢?怕也没有用。我有思想准备,要成功必须有磨练;今天不行,明天继续做,总有成功的时候。”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击落被誉为“蛟龙夫人”的美军U-2高空侦察机。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两弹一星”研制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急于搜集情报,派出了“蛟龙夫人”。

“蛟龙夫人”有两个绝技:一是飞得高,续航时间长;二是谍报本领强,不仅可进行照相侦察,还具有很强的电子对抗能力。

当时,我国只有从前苏联引进的地空导弹可以与之抗衡,但数量少,不够用。张履谦受命仿制,被任命为制导雷达站主任设计师。

这时,新中国一穷二白。在自然灾害连年、前苏联专家撤走、团队大多数成员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这样的背景下,张履谦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没有仪器,他们就根据书里的解说自行研制。有些材料没有,他们就想办法找替代材料。为了保证仪器精准制作出来,张履谦背着被子出差,带上图纸跑到车间和工人详细交流……终于,在1967年,凝聚了众人心血的红旗二号地空导弹问世。

此前,我军用从前苏联引进的地空导弹打下了3架U-2高空侦察机。第4次,美军加装了很多干扰设施。张履谦提出照射天线连续发射信号的方法,进行目标跟踪和导弹制导,又打下了第4架。

决定性的胜利发生在第5次。张履谦记得很清楚:“这次,我们用了自行研制的红旗二号,它的导弹威力区更大、精度更高。我们还在雷达上加装了新的抗干扰设施,打下了第5架U-2高空侦察机。它们再也不敢来侵犯我国的领空了!”

“古今多少事,都为后来人”

张履谦已93岁了,还在工作。

本世纪初,他还参与了应用卫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的研制等多项关键工作。80多岁时,他每年有半年时间在出差。虽然不在科研一线,但他担任顾问,积极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李念滨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科技处副处长,2007年开始在张履谦身边工作。他所熟悉的张履谦“知识面广,精力充沛,与人为善,喜欢帮助年轻人”。

2009年,我国正在为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做准备,张履谦是专家委员会成员,担任控制组组长,李念滨是组员。李念滨说,张履谦发现问题,总是温和而明确地提出,并给出解决方案。他严格而不严厉,善于发现别人的闪光点,及时给予鼓励。

当时,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华人专家认为技术方案存在问题。张履谦带领小组成员,在一周之内提出了可靠的书面意见。

李念滨负责起草这份意见,他惊讶于张履谦学识的全面。“张院士是没在国外留过学的专家。他的主要专业是雷达,没想到其他方面都懂。国外在干什么,我们在干什么,怎么做符合我们的国情,他一清二楚。这是不多见的。”

张履谦做事,总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前景出发,花费了大量精力培养人才、关注青少年成长、普及科技知识。

他领导的工作团队中,有3人被评为院士,30余人成为专业研究或型号研制的领军人才。

他多次到各地的大中小学开设讲座,在孩子们心中播下航天知识的种子。

2008年,汶川地震后,82岁的他到成都作了题为《卫星在突发事件中的应用》的报告,对在我国西南地区推广普及卫星应用,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张履谦十分喜爱明代文学家杨慎的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他结合自身经历,将最后两句词改为“古今多少事,都为后来人”,意为人生如滚滚长江东逝,英雄豪杰的所作所为终究是为了造福子孙后代。

“湖南对我国航天事业的贡献很大,发展航天产业很有希望”

我们的采访约在4月12日上午9时30分开始,张履谦早早就到了。他高高瘦瘦,一头白发,戴着眼镜,鼻子很挺,精神很好,笑容满面。

“你们都是湖南人吗?”一进门,张履谦就和所有人一一握手。听到肯定的答复,他十分高兴,告诉我们:“我的家在长沙县黄花镇,离黄花机场非常近。”开始采访前,他又说:“我年纪大了,请你们说话慢一点。”他是那样的温和亲切,没有顶级专家的距离感,更像是一个学识渊博的邻家爷爷。

“1946年考上清华大学后,我回过家乡四五次。”他说,看到从废墟瓦砾中建设起来的壮丽长沙城,游览了风景秀丽的橘子洲头和南岳衡山,自己很欣慰。

“湖南对我国航天事业的贡献很大,发展航天产业很有希望。”张履谦时刻关注家乡的建设,诚挚地为家乡航天事业的发展提出3点建议:一是巩固壮大现有企业,形成产业链;二是加大培养航天人才的力度,可以在中学开办航天特色课程。他说:“航天知识内涵丰富,航天人才不仅可以在航天部门工作,还可以在其他部门工作。他们对湖南的建设是有用的。”

“湖南要在卫星应用方面下点功夫。”他说,卫星对于抢险救灾、渔业播报、精准农业、旅游服务等方面的作用十分重要。湖南作为国家级北斗卫星导航应用示范区域之一,有很好的基础。他希望家乡利用航天技术发展智慧产业、打造智慧交通、建设智慧城市,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

■手记

异于常人的勤奋刻苦

龙文泱

毫无疑问,张履谦院士是个“学霸”。仅仅他学生时代的成绩,就让一般人望尘莫及。

1936年,他因为初小成绩优异,免试进入长沙第三高小。

1938年,他高小毕业,考上湖南平大初级中学,入学考试中,数学和语文均为满分。学校因此为他免去学费,颁发了校级奖学金。

1942年,在战火中颠沛流离的他主要依靠自学,高中考上广益中学(现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广益中学是一所私立中学,由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禹之谟于1905年创办,原名惟一学堂。这所学校在当时的长沙首屈一指,社会上流传着“要学习,进广益”的谚语。

1946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在武汉招生,武汉大学、西北工业学院(1957年更名为西北工业大学)也在武汉招生。他均被录取,后为“富国强兵”,选择了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

很多人觉得这是因为张履谦绝顶聪明,但他认为:“聪明出自勤奋。”中国宇航出版社出版的《张履谦院士传记》记录了许多与此有关的细节。

勤奋的意识来自于他的家教。张履谦的父亲张子尧出生于农村,天生腿有残疾,后腰脊骨断裂,做不了农活,跟着师父学医。

张子尧的师父有一套《医宗金鉴》医书,是清朝乾隆年间著名的皇室医学丛书,共90卷,被收录在《四库全书》里。张子尧每天挤出时间学习这套书,读完了师父都没读完的书。

巧合的是,20世纪60年代,为了攻克雷达技术难关,张履谦花了12年时间,“啃”完了28本、堆起来约有1米高的美国英文原版《雷达丛书》。

但这也不是谁想学就能学成的。对此,张履谦感慨:“还好在学生时代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和英语基础。”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学而不思则罔”“业精于勤,荒于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父亲屡屡提到的古人箴言,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因为家里穷苦,小学时,张履谦天不亮就起身赶牛到山上吃草,再回家拿书本去学堂读书。回家后,还要给家里的菜地浇水施肥。

寒暑假他也不放松。早上放牛回来后,上午复习国文和算数,国文要做到会读、会写、会默,还要了解文意;算数要弄懂演算方法和应用,答案正确。下午学写毛笔字,临摹颜真卿的《多宝塔》字帖。晚上给菜地浇水。每晚,父亲都会检查他的功课,做得不好,就重新做。学校和父亲布置的作业,张履谦都会认真完成。闲暇时,还帮助父母接待上门求诊的病人,烧火做饭。

1944年,在嘉禾县的同学李秀生家中避难时,他办补习班、教小学、种菜,自力更生,不给同学添麻烦,还不忘读书。

他说,清华大学的考试很难,100分的满分,得10分都不容易。很多题目不是书本上就能找到的,需要深入思考。他和同学们每天早上5点多钟就起来读书,一直学到晚上10点钟。

现在,很多人总抱怨,忙碌的工作让学习的时间失去了。张履谦却认为:“只有跟工作结合起来,学习才有丰富的内容,才有强大的动力,才能钻得深、学得透、记得牢、提高得快。”

为了攻下《雷达丛书》,他常常早上拿着两个馒头,夹点咸菜,跑到附近的树林里读书,一读就是一整天。深夜疲劳时,他用冷水浇头,精神振奋后,继续学习。

走进张履谦,了解他,你会知道,书写他辉煌履历的,是异于常人的勤奋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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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7 16:2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刘炯天院士:将终身献给煤炭科教事业

作为科研人员,他坚持深入现场实践,为我国选矿工程技术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作为老师与校长,他坚持有“德”方有“得”,是“学生喜爱的大学校长”。他就是我国矿物加工工程专家刘炯天院士。

困境之中坚定信念

1983年,刘炯天院士从东北大学毕业,来到地处苏北的中国矿业大学工作。在学校报到后,他被派往淮北的芦岭煤矿劳动并实习半年。到煤矿实习,对于当时年仅20岁的他来说,是不太理想的,因为在当时高校的年轻教师中,已经掀起了出国深造的热潮。一边是多姿多彩的异国世界,一边则是条件艰苦的偏远煤矿,二者相比,差距实在悬殊。然而,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实习会让他就此坚定了从事煤炭选矿事业的信念。

在芦岭煤矿实习期间,他发现自己所在的选煤厂由于技术落后再加上系统不完善,造成产品质量差,煤泥水到处流淌,不穿靴子根本进不了厂内,而且附近农田也到处是煤泥水,既浪费了煤炭又污染了环境。当穿着笨重的靴子去上班时,他感受到了作为一个选矿人的责任,这使他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此时,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为改变这种状况贡献自己的力量。

劳动实习结束后,刘炯天院士回到学校,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表示要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献给煤炭科教事业。自此之后,在这条路上,刘炯天院士一走就是数十个春夏秋冬。

面对难题勇敢前行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为国家工业发展提供了动力。但是,煤炭燃烧也会产生硫和灰粉等有害的伴生物,因此,如何脱硫降灰洁净煤炭是一项世界难题,也是各国能源科学家研究的重点。

面对我国煤炭杂质含量高、分选难的特殊情况,国家组织了“八五”、“九五”重点科技攻关,并把这项艰巨任务交给了中国矿业大学。也正是在此时,刘炯天院士毅然选择了细粒煤脱硫降灰的研究方向,开启了攻克难题的艰苦历程。

万事开头难,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课题组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当时,经费、设备都十分缺乏,刘炯天院士就带着课题组一起想办法。为了搭建试验台,他们自己割钢板、焊构架。切割和粘结有机玻璃放出的烟尘和难闻气味,使他常常感到头痛甚至呕吐,不得不工作一会儿就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终于,两个月后他们建起了第一个试验装置,也正是在这套简陋的设备上,他们完成了试验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研究煤炭,只在实验室里是远远不够的。由于我国煤炭资源集中在西部,刘炯天院士与其团队的“战场”就转移到西部。无论是重庆偏僻的山区,还是内蒙古荒凉的沙漠,在考察的几个月里,他都带领课题组住在简陋的厂房里,与现场的工作人员一同劳动。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作为第一设计人,刘炯天院士获得了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共四项发明专利及六项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作为项目负责人,他先后承担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863”、“九五”、“十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国家技术创新工程等22项国家、省部级以及国际合作项目,提出了梯级优化分选理论并研究出了旋流-静态微泡柱分选方法,完成了六乘六米国际上最大规格设备的研制任务,并使该研制技术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责任之下甘于奉献

2013年6月,刘炯天院士成为郑州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他常说,人有两种力量最有魅力,一种是品德的力量,一种是思想的力量。他把做人看得比学术更重,有“德”方才有“得”。作为校长,他努力为学生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2016年1月,刘炯天院士获得“学生喜爱的大学校长称号”。

在对学生的培养方面,刘炯天院士认为搞技术研究的人,必须要深入现场去实践,反复琢磨。因此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入学第一年必须要深入现场,或者呆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在指导研究生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他要求学生们修改十遍以上是常有的事。

同时,他也十分注重对学生的品德培养。他的一名学生曾在科研现场因方言表达上的问题与工人师傅发生了争执。他知道后不仅严厉地教育了学生,还亲自找到那位工人师傅,向他解释事情的缘由,并诚恳地向他道歉。刘炯天院士的这一举动,教育了学生也教育了其他在场的每一个人。

数十年岁月,刘炯天院士获得了诸多荣誉:全国模范教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国青年科技奖……治学严谨,勇于开拓,他始终将献身煤炭科教事业作为自己永远的追求,他是这样说的,也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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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8 21:4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工作二十载,盖立亚一直深耕在数控机床研发及制造第一线:冲击世界一流的女专家

参加工作20年,一直深耕在数控(智能)机床研发及制造第一线,主持和参与了4项数控机床国家重大专项项目,取得主导实用新型专利22项、发明专利3项,成为“代表中国一流冲击世界一流”的业界重要领军者……

她就是沈阳机床集团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i5T5产品线经理盖立亚。今年43岁的她,是高级工程师,先后被评为沈阳市特等劳动模范、辽宁省劳动模范等,今年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初出茅庐即设计公司首台数控车床

1999年,盖立亚大学毕业入职沈阳机床集团公司机床研究所。这一年,公司正好从生产制造普通机床向数控机床转型。盖立亚跟着一位资深工程师研发CKS6132数控机床设计,2000年时,这位工程师生病住院,重新安排人可能赶不上交货时间。时任沈阳机床研究所所长王瑛问盖立亚:“你敢干不?”盖立亚没有细想,就答应了。

时隔多年,她同记者谈起这件事时,自己都禁不住笑起来。“大学毕业才一年,就敢接公司第一次搞的科研项目,你说我是不是有点‘虎’?”

当时,研究所能够用于产品设计的电脑只有五六台,像她这样刚来的年轻人白天几乎没机会使用,她就等别人下班了再用,一干一个通宵是经常事。

设计搞出来了,按设计机床组装起来了,可一试车毛病一大堆:主轴振动、刀架不锁紧、防护漏水。装配工人毫不客气地叫盖立亚:“你赶紧过来看看!”从机床漏出的水淌了满地,她二话不说就钻到车床下找漏水点。漏水点找到了,重新设计了防护装置,问题解决了。紧接着又解决了主轴振动、刀架不锁紧等问题。

2000年8月,按时交货。这是机床公司第一台高端数控车床,开创了国产数控机床商品化之路。很快,她又设计出6145、6154、6125系列产品,实现量产后成为公司主打产品。

“你都不知道你们的机床有多好”

2007年,世界500强企业之一——德国舍弗勒公司要在江苏昆山建厂生产轴承,需要一批高档数控机床,沈阳机床公司进入他们的视线。

德国这家公司有研发能力,他们拿出了所需机床设计方案。盖立亚担任沈阳机床公司谈判组组长,她带着团队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涉及气候、材料等实际情况,德国的设计不完全符合在中国生产轴承产品的要求。于是,她带领团队又搞出了一个新设计,在工率、扭矩、精度等方面都优于原先设计。

德方采纳了设计,但也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标准,要求高效率、高精度、高刚性,主轴一米直径跳动不超过2微米,单脉冲进给不超过1微米。盖立亚说,这“三高”要求在机床性能实现上往往是矛盾的,速度过快就可能影响精度,刚性强往往又影响速度。难度很大,但盖立亚没有退却,2007年8月,她代表公司与德方签订了合同。

这一年,33岁的盖立亚怀孕了,妊娠反应特别强烈。考虑到这份合同不仅能给公司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是设计技术的一大突破。她深知,必须坚持下去,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组织技术人员自制毛坯料在机床上进行模拟模型试验,并对切削结果进行比较。对机床结构、参数设定、加工工艺、切削效果、性能、精度等环节,反复修改技术方案11次。

还有4天就到预产期了,盖立亚将设计、加工制造、装配等一个个细节写出来,交给她的同事,才离开现场。生完孩子,产假还没休完她就参加了设备调试。

最终提供给德方的机床超出设计要求:实现了加工精密大型轴承以车代磨,提高加工效率4~5倍;德方要求单脉冲进给1微米,实际达到0.5微米(头发丝的百分之一),多项技术指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德国专家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对盖立亚说:“盖,你都不知道你们的机床有多好!”

仅这一家企业就陆续从沈阳机床公司订购上百台机床。

自主设计的智能机床替代进口

2015年底,盖立亚在上海出差。在上海从事技术服务的同事告诉她,购买i5T5智能机床的那家企业要求退货。盖立亚跟着这位同事来到该企业,仔细了解用户需求和机床存在的问题。原来,这家企业加工的轴又细又长,机床卡盘两边一卡轴就弯曲,难以加工。但日本的机床能加工这种细长轴。

盖立亚同意机床返厂,但告诉该企业老总,他们一定能生产出满足其要求的智能机床。

2016年4月,通过与i5上海研究院协作攻关,公司推出了首台智能尾台机床,解决了细长轴在加工时弯曲问题,其性能与日本同类机床完全一样,而价格只是一半。过去,涡轮增压器、转子轮、电机轴等难加工件都需要进口设备加工,而i5T5智能尾台机床的成功研制实现了替代进口,也成为沈阳机床公司的主打产品。

2014年,公司为了让生产的产品更符合用户要求、服务更加及时周到,在全国设立了八大片区,将优秀技术人员派到片区工作,盖立亚负责京、津、冀、山东4省市技术开发和服务。

这一年,盖立亚的孩子才6岁。“孩子病了,想妈妈,一通电话两人一起哭。自己跑完这省又去那省,见到同事感到特别亲,一离开就感到特别孤独,忍不住掉眼泪。”盖立亚要强、能吃苦,有泪也不愿在外人面前流。驻外一年,她成为销售状元。(顾威 记者 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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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9 21:0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拒绝海外高薪毅然回国,攻关6个月将头发熬白,最近,他被共青团中央"点名"!

他是恢复高考后村里的第一名大学生,毕业后一头扎进条件最艰苦的青海油田,一干就是10年;他亦是一位学成之后拒绝外企高薪聘请毅然回国的热血青年,他就是首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双百"人物之一、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友秦文贵,事迹被共青团中央报道并微博置顶,一起来看看吧。

奔赴生命禁区,开始身份转变

秦文贵1961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树石村,是恢复高考后村里的第一名大学生。1982年,他从华东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开发系钻井工程专业毕业后,满怀一腔热情,奔赴远在大西北的柴达木盆地,来到我国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青海油田工作,那一年,他21岁。

青海油田所在的柴达木盆地蕴藏着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被称为中国西部的"聚宝盆"。然而,这里平均海拔2700米以上,"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自古以来就被视为生命的禁区。刚刚来到柴达木盆地的秦文贵头昏脑涨、胸闷气短、鼻血不止、辗转反侧。但凭着坚定的信念,秦文贵从这里开始了由一名大学生向柴达木石油人的转变。

秦文贵和师傅们三个月扛了一万多吨重晶石粉,相当于2000辆解放卡车的重量;当钻机开动后,大伙一连几百天不歇气,陪伴他们的只有戈壁和大漠之风;在发生井喷的危急时刻,他和工人不顾一切跳进泥浆池,即使在寒风刺骨中也从不含糊!

破解技术难题,获得高产油气

秦文贵在钻井战线的长期实践中逐步锻炼成长。在实践中,他深深感到,石油工业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尤其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应当义无反顾,肩负起这个重任。他刻苦钻研技术,勇于探索,顽强攻关。在秦文贵的主持下,青海油田先后完成了高海拔地区油田多项科研项目,推广了数十种新技术、新工艺,破解了大量生产技术难题,使两个月在青藏高原打成一口井的梦想成为现实。

他主持完成的钻井简化套管科研项目,成功打出4口深开发井,每口井节约技术套管2500米,节约综合钻井成本近700万元。在攻关的180多个日日夜夜里,34岁的秦文贵一头黑发竟成花白。

他根据对油田裂缝性油藏的新认识,采用大位移定向钻井、成像测井、油层酸化、平衡压力固井等新技术,取得柴达木盆地狮子沟地区裂缝性油气藏的新突破,获得高产油气,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婉拒国外高薪聘请,17年间创油田纪录

上世纪90年代,经过严格考试,秦文贵成为中国石油系统唯一入选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和外经贸部联合举办的人才培养项目的专业人才,赴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学习。学习之前,他来到冷湖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着柴达木油田的开拓者们,他用白方巾包了一把沙土,"只想让这把油香的沙土陪我去远行"。

学业结束后,秦文贵拒绝了加拿大石油公司高薪聘请及全家定居的优厚条件,毅然选择了养育他的祖国,回到了条件异常艰苦,但急需人才的青海油田。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印证了回国前教授对他的一句话,那就是:"秦,从你身上,我已经能看到你所在油田的希望,还有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前景。我祝福你,中国人!"

1982年到1999年,秦文贵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柴达木。17年间,狮子沟地区原油年产量由数千吨上升到5万吨,青海油田在高海拔地区创造了5630米的钻井井深最高纪录,创造了青海油田制服天然气井喷最短用时纪录。1997年4月,秦文贵获得了首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被誉为"当代青年的榜样"。

大漠风沙里,石油人不惧艰险、磨炼坚强意志;国家急需时,石油人昂首前行、奔赴钻井一线……秦文贵以其坚定不移的决心及为国奋斗的热血为中国石油开采做出了突出贡献。

回顾30多年成长历程,秦文贵深情地说,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人生才更有意义。希望广大青年学生积极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担当中贡献青春、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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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30 19:1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付磊:独辟蹊径科研路 求是创新勇登攀

21世纪初,石墨烯横空出世,以其为代表的二维原子晶体因优越的电子传输性能、光学特性等得以在诸多领域表现出诱人的应用前景。然而,若要进一步发展二维原子晶体的基础研究、推动其应用进程,实现二维原子晶体的可控生长是必经关隘。


十几载求是,科研路上勇攻坚。以电子信息、能源领域的应用需求为导向,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付磊聚焦于碳纳米管、二维原子晶体及其异质结的可控生长和组装,建立新型的适宜于器件应用的材料生长方法。通过不断尝试与探索,近年来,他与科研团队独辟蹊径,利用液态金属的特殊性质,发展出一系列有特色的化学气相沉积(CVD)方法,在二维原子晶体及其异质结的可控生长、组装与转移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


坚定方向,深入探索石墨烯


科研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需要与不确定性长期共处。在付磊看来,在科研领域探索未知的乐趣是一直存在的,重要的是能正确选定自己一生甘愿奋斗的方向。


2001年,付磊从武汉大学本科毕业后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师从刘云圻院士、朱道本院士攻读博士学位。付磊在博士期间的研究是基于碳纳米管开展的,他发展了碳纳米管的可控包覆和修饰方法,构筑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原型电子器件。博士毕业后,他赴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继续从事碳纳米管方面的研究工作,研究重心从电学性能转变为力学性能。2008年,付磊加入北京大学刘忠范院士团队担任副研究员。当时,刘忠范院士团队也在从事碳纳米管相关的研究工作,该如何选取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成了摆在付磊眼前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该承继之前碳纳米管的工作,还是另选新题,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可控才有真正的未来,不可控就只能停留在实验室研究的阶段,随着结构的变化,碳纳米管既可以是金属性的,也可以是半导体性的,这是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其劣势在于如果无法控制碳管的结构(手性),就难以诞生撒手锏级应用。”付磊说。石墨烯与碳纳米管都是由sp2杂化的碳原子组成的,两者有着类似的应用领域,但是石墨烯没有碳纳米管的手性控制问题,也许石墨烯是个不错的研究方向。彼时,在中国还鲜少有科研人员从事石墨烯的可控生长研究,在刘忠范院士的支持下,付磊便开始在这一方向上进行不遗余力的探索,他所发展的偏析生长方法实现了晶圆级石墨烯的制备,所提出的二元合金策略首次实现了严格单层石墨烯的生长。然而,他们发现所制得的单层石墨烯的电学性能不佳,背后的原因困扰了付磊很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具有原子级分辨率和各种分析功能的球差校正透射电镜是深入研究石墨烯微观结构的利器。2011年国内尚缺乏这类仪器,于是付磊前往德国莱布尼茨固态和材料研究所开展了合作研究,利用球差电镜他发现,通常方法看起来完美无瑕的石墨烯就像袈裟一样,是由很多纳米级的“破布头”拼接而成的,这也是为什么其电子输运性能不佳,远不及理论预期的原因。


独辟蹊径,建立液态金属生长体系


得益于这段在德国的研究经历,付磊明确知道了困扰自己研究的关键所在,他坚定了要可控生长高质量石墨烯单晶的决心,这也成了他科研道路的转折点。2012年,付磊全职加入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创建了先进纳米材料实验室(LAN),开始独立带领团队致力于石墨烯等二维原子晶体的可控生长及应用研究。


采用CVD法生长二维原子晶体需要依托于催化剂衬底,而催化剂的表面形貌与结构会影响其上生长的二维原子晶体。传统使用的固态金属催化剂并不是完美的单晶,其表面存在着晶界、畴区等多种缺陷,这些缺陷会导致二维原子晶体的不均匀成核及生长。故而如何降低催化剂表面的缺陷,成了诸多科学家努力的方向。


付磊带领其研究团队从另一个研究角度出发,开始了全新的开拓。“既然将催化剂的缺陷密度降低为零是不可能的,倒不如反其道而行之,选用一个满是缺陷的表面——液态金属表面来实现二维原子晶体的均匀生长。”付磊说。液体金属表面是没有晶格的,其中的金属原子进行着热迁移,原子团簇间不断发生着重组,就像我们日常看到的湖水一样,每一滴水在湖面上的位置都是动态但又不可区分的。而付磊团队正是利用了这样一个无序但均匀的表面来生长石墨烯,他们惊喜地发现,在液态金属表面石墨烯的生长遵循严格的自限制生长行为,很容易就能获得严格均匀的单层石墨烯,而且对生长参数的差异容忍度很高,更重要的是,其晶畴较之固态基底上生长的石墨烯大了不少。而这仅仅是一个美妙的开始,依托着液态金属具有流动性的特点,付磊团队实现了二维原子晶体在液态表面的自组装,获得了首个超有序的二维单晶阵列结构;依托于液态体相能包埋异质原子的特点,二维原子晶体的体相传质生长机制被触发,他们实现了二维原子晶体单晶的伴生生长,获得了100%堆垛、界面清洁的二维原子晶体异质结。


但付磊并不满足仅仅在实验室实现二维原子晶体的可控制备,液态金属基底用于生长二维原子晶体是否具有可放大性呢?这是付磊一直很在意的问题,终于他从一项制备浮法玻璃的传统技艺中得到了启发。在池子中倒入液态金属铟,能形成一个均匀的液态表面;然后融化的玻璃原料像水一样流入液池且自发铺展,由于密度差异,玻璃液就会非常均匀地铺展在液态金属表面,随之进行冷却凝固,即可获得表面平整的大块玻璃,这与付磊团队在液态金属表面进行二维原子晶体的大面积生长有异曲同工之妙。


做好生长只是第一步,若要将二维原子晶体用于构筑各类电子器件,还需要发展一种高效、洁净、无损的转移方法将其从生长的金属基底转移到各类绝缘基底上,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在研究中,付磊团队利用液态金属在熔融状态下原子具有可易位性的特点,将液态金属上生长的石墨烯等二维原子晶体直接滑移到了目标衬底上,这个过程像用铅笔在纸上写字一样迅速,而且由于整个转移过程不涉及聚合物转移媒介,转移后的二维原子晶体表面十分洁净。如果将这种新型的滑移方法集成于液态金属浮法制二维原子晶体的工艺中,有望实现二维原子晶体的超大面积制备和快速无损转移,继而有望推进其在电子器件领域的应用进程。


从零开始,走自己的科研路


万事开头难。付磊只身前往武汉大学开展科研工作时,整个武汉大学乃至华中地区鲜少有人从事二维原子晶体的可控生长研究。在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之初,付磊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学生对石墨烯等二维原子晶体一无所知。


在德国从事研究工作期间,付磊看到德国同行在撰写一本关于石墨烯的专业书籍,这本书对石墨烯的基础结构、性质、表征方法以及器件应用都介绍得十分全面系统,且英文表达也十分地道,可谓是研究生入门石墨烯领域的绝佳教材。当时,付磊就在想,能不能带领学生将这本教材翻译出来,一方面让学生能沉下心来积累石墨烯相关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也能提高他们的专业英语阅读与表达能力,还能供后续的学生乃至全国从事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人们阅读。而那时付磊的团队只有三个学生,翻译一本450页的英文专业书对于他们来说无疑压力极大。尽管在翻译中途,付磊无数次想过放弃,但他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断断续续花了一年半时间,这本国内首部石墨烯学术专业译著《石墨烯:基础及新兴应用》最终于201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如今已重印多次,并在领域内获得了很好的口碑。


从零开始,付磊已经建立了一支近40人的科研团队。在将先进纳米材料实验室从“小舢板”变成“大舰船”的过程中,他始终不忘初心,科研目标明确。他相信把二维原子晶体的可控合成做到极致的那一天,离其真正应用也就不太远了。付磊也是一个极其“居安思危”的人,他时刻保持着兴奋的状态,寻求着科研中的新发现。“要永远记住科研工作者是在一条波动的曲线上,在一个小顶点上停留太久,忘了前行,就离下滑不远了。”付磊如是说。


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走属于自己的科研道路,虽然荒草萋萋、十分幽寂,但也显得更诱人、更美丽。付磊坚信那些未经人选择的路会带领自己走向研究的新天地,未来自己也会留下深深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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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1 14:1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侯雪梅:潜心制药32载 只求患者用得起药

【爱国情·奋斗者】

大洋网讯 只有本科学历、没有留学背景、潜心制药32载……就是这么一位女科学家,致力于做让中国老百姓用得起的平价好药。坚持自主创新、打破国际垄断,她成功研发出中国消化领域第一个1.1类专利新药,实现造福百万患者的理想。

她就是特支计划“南粤百杰”人才和广东省三八红旗手标兵(十大南粤女工匠)、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百千万工程人选侯雪梅。

新药成绩

2016年1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原创新药艾普拉唑的研发与产业化”项目获得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艾普拉唑肠溶片上市近十年,累计帮助750多万消化道疾病患者解除病痛。2017年艾普拉唑肠溶片新适应症和注射用艾普拉唑钠,已成功获批生产,这是我国制药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性突破。

女科学家自主创新,研制平价好药

说起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经凭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款“丽珠得乐”打响名声,随后,不断进取的丽珠在2001年立项了艾普拉唑。

谈到这一“重磅产品”时,侯雪梅颇有感触。她介绍,丽珠集团一开始的目标就是研发拉唑类1.1类新药,这类新药不同于仿制再创新的明星产品“丽珠得乐”,它是从未在国内外上市销售的化学合成药品,得靠自主研发。经过多年奋战,艾普拉唑终于在2008年上市,成为消化道领域第一款由我国药企自主研发并上市的1.1类新药。

丽珠以消化道药物起家,艾普拉唑再次瞄准了消化系统疾病,而这次是消化性溃疡。据了解,我国平均每2~3分钟有1人死于胃癌。当时,全球仅有4个抑制胃酸分泌的质子泵抑制剂,然而全部掌握在外资巨头手上,且局限性大——高价、作用时间短、个体差异大。

侯雪梅回忆起当时情况,可以说是从立项开始就磕磕绊绊,外界不了解、内部也有反对声,为什么一定要费力不讨好去做1.1类原创新药?“我跟我们团队说,艾普拉唑疗效特别好,我想让老百姓能用上这个药。虽说九死一生,但我们还是坚持做下来了。”侯雪梅表示,一定要破除消化药被进口药垄断的格局,让中国老百姓用得起安全有疗效的好药。

然而侯雪梅需面对的难题一点也不少,但凡有任一个环节出问题,整个项目就可能中途“报废”。

打破国际垄断,创最短临床纪录

“关关难过关关过”。侯雪梅回忆起来依然觉得不可思议——为了争分夺秒拿到生产批文,团队在两天内奔波四个城市,最终该药物实现了“零缺陷”过关。他们也自主研发成功。

2014年,根据医药界一家专业杂志的数据排名,从1985年至今前十大重磅1.1类新药,从申请临床到获准生产的研发时间,艾普拉唑创下了4年的最短临床纪录。

最让侯雪梅开心的是来自医患的点赞,该药物得到业界好评。国家发改委在对“创新药艾普拉唑原料及制剂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进行验收时,赞扬其为国内企业走上创新的道路起到示范作用。

相信自己,相信行业新人

时间回到1987年,当时侯雪梅从沈阳药学院(现沈阳药科大学)本科毕业分配进入丽珠,随后开始伴随艾普拉唑项目成长,在她看来,尽管困难和问题接踵而来,但她觉得只要方法科学、信念坚定,就可以一直往前走。

来自给老百姓造好药的想法,侯雪梅一直秉持专注创新药科研32年,最终负责和参与国家级重点项目14项、取得新药证书1617项、申请发明专利30项。

侯雪梅曾坦言:“我是珠海培养起来的。以前我一直认为海归的博士才是人才,我根本就不是人才。”现在的她越来越肯定自己,也越来越相信行业新人。“我觉得要相信、培养他们。”她表示,要把人才留住,除了要给予相应待遇,还要营造好软环境。

平时经常有人好奇问侯雪梅从哪个国家留学归来,侯雪梅每次都坦然回答:“我一直在丽珠,我所有的研究都是在丽珠做的。”在她看来,国内能做研究,能出成果,完全不比国外科研环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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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2 21:2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矿冶人物】“中国模锻之父”:曾苏民院士


他曾成功为我国105颗卫星研发关键部件,生产了近100架波音飞机的起落架模锻件,先后获得15项国家级科技奖……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模锻之父”的曾苏民院士。他长期奋战在国家重点工程、新材料研制和生产第一线,为我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枪林弹雨造勤勉学子

曾苏民院士出生在湖南省双峰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他就读的湘乡中学上空不时传来日军轰炸机的轰鸣声,同学中也不时传来亲人被日军炸死的消息。对于日军的痛恨,使得年仅十二三岁的他发誓,读完书就去造飞机。

1953年至1955年,曾苏民院士赴苏联学习,师从世界第一枚洲际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主体结构材料研制者科罗廖夫,主攻挤压、模锻工艺和模具设计。学习期间,他写下了16万字的学习心得。

学习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一本苏联权威专家的著作,叫《压力加工原理》。这本书的精装本有400多页,价格不菲,要110卢比。当时,这些钱是他半个月的伙食费。

为了省钱,曾苏民选择了手抄,这一抄就是1个多月,抄回去就死“啃”。他晚年时回忆,看过这本手抄书无数遍,吃透了其中精髓,对自己一生的工作帮助很大。

兢兢业业创惊世之作

“什么?!3万吨水压机才能生产出的产品用1万吨水压机去做?曾苏民疯了吗?”“风险太大了,搞不好锻件没生产出来,厂里仅有的1万吨水压机全套设备也可能报废。”“要是鸡飞蛋打怎么办?”……

上世纪60年代,东北轻合金加工厂的工人们议论纷纷,因为时任模压车间副主任的曾苏民院士提出,用1万吨水压机制作出3万吨水压机才能生产的特大型铝合金模锻件。

有人还为此算了一笔账——如果试验失败,不仅原有的设备会报废,还要投入1000万元重新制作4个大炉子、50套每个40吨的模具。因此很多人都不看好这个“冒失”的计划。

原来,国家急需用22个品种的特大型铝合金锻件,但这些部件要在3万吨水压机上才能生产出来,而当时国内最大的水压机才1万吨,这项棘手的任务交给了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曾苏民院士想起自己在苏联学习时曾使用过3万吨水压机,了解其工作原理,“虽然我们没有3万吨水压机,但为啥不能利用它的工作原理,用1万吨水压机去生产这一产品呢?”他主动请缨,并与7名大学生组成攻关小组,开始日以继夜地研究。

任务重,生活条件又差,不久曾苏民院士就累病了,住进了医院。但他人在医院,心在实验室,一吊完水,马上又回到实验室。出院时,原本60公斤的曾苏民院士瘦得只有40多公斤了。

经过3个月紧张的研究与试验,攻关小组终于制定了一个最佳方案,这就是曾苏民院士大胆创造的“分部、高温、多次、横锻”新工艺。试验成功后,他们很快生产出第一个产品,经检验完全合格。

这项世界领先的创举,为国家节约外汇1800万美元,也让曾苏民院士获得了第一个国家级科技奖。

一鸣惊人铸就“杀手锏”

U-2飞机是冷战初期美国的高空间谍侦察机,能不分昼夜地在2万多米的高空执行全天候侦察任务。1956年起,美国的U-2飞机曾侦察过苏联、古巴、朝鲜、中国、越南等国家。对付它,对所有被入侵的国家来说都是一道难题。

1962年9月9日,当U-2飞机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区上空巡航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击落,震惊了全世界。事实上,正是解放军导弹部队摸清了U-2飞机的行动轨迹,创造了“近快战法”,将U-2飞机击落。

但令人疑惑的是,U-2飞机巡航高度在2万米以上,而我军使用的萨姆-2A型导弹的射程只有1.3万米。

谜底其实就在导弹上。当年钱学森等众多国内导弹专家经过科学的分析计算,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以减轻导弹质量来增加导弹射程。这个设想很快被实施,任务下达到曾苏民院士所在的工厂。

他带领研发团队研制出了对付U-2飞机的“杀手锏”——质量轻、强度高的镁合金锻件被装在萨姆-2A型导弹上,代替了原来的铝合金锻件。导弹射程因此得到极大提高,能够冲上3万米云霄。

这是镁合金在中国军工领域的首次应用,具有标志性意义。曾苏民院士引领的镁合金锻件在萨姆-2A型导弹上的应用,为当时中国萨姆导弹的技术升级提供了可能,也为日后开发国产红旗-2型导弹系统提供了技术支持。

废寝忘食填国内空白

高温钛合金被广泛应用于多种飞机及其发动机上,成为航空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但一段时期内,我国航空发动机用钛合金却一直是空白。

1979年,我国国产战机投产,需要几种大型钛合金模锻件,若从国外进口,需要800万美元。而此时发达国家对我国的严密封锁还在继续,解决大型钛合金锻件的难题只能依靠自己。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曾苏民院士和他的团队身上。

当时团队中谁都没见过钛合金锻件,也没有学习过有关钛合金的知识,更没有做过钛合金产品,但曾苏民院士并没有因此放弃。

然而,进行第一次模压试验时,他发现难度远远超过先前的预想。难度在模锻成型工艺上,一锻就裂,此后的8轮试制,也都失败了。多次失败的教训表明,加工工艺存在两大难题,一是钛元素非常活泼,铸锭加热的均匀化工艺,会使得金属表面的氧化严重;二是锻造过程中存在突然爆发的不均匀的固态变相,材料的力学性能瞬间发生不均匀的变化,导致局部裂纹和粘模。

这两大难题不解决,钛合金材料就无法研制。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次试验总结,曾苏民院士终于找到对付这两大难题的办法,成功地创造出“预薄、空心、快速模锻”新工艺,提前一个月完成了试制任务。1983年第132期《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科技通讯》记载,钛合金模锻件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

事实上,自1955年学成回国后的近60年时间里,曾苏民院士一直拼搏在国家重点型号工程材料研制第一线。在谈及自身的经历时他表示说:“成才全靠自己,一是要自立,二是要自强,关键在于有坚强毅力。”他还总结了自己成才的经验:自立于天下,自强攀高峰,抓住好机遇,成功在毅力。人生既有机遇也有坎坷,挫折能增长才干,如果灰心丧气就会落后。

2015年11月8日,我国这位杰出的金属材料加工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苏民,与世长辞,走完了辉煌的一生。但他的精神与品格依然鼓舞和激励着领域的后来者冲锋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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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3 17:3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陈学良:不惧神州震荡 只为四海太平
地震是自然灾害中对人类危害最大的灾难之一。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可怕自然灾害发生的次数数不胜数,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世界范围内,1960年智利曾发生过震级高达9.5的特大地震,这是观测史上记录到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地震引起的海啸侵袭智利、夏威夷、日本、菲律宾、新西兰东部、澳洲东南部与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如此大范围的灾难带走了52000多条人命,智利这个国家也因此遭受重创。1556年我国陕西华县发生了8级大地震,死亡人数高达80余万,重灾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华县地震以其伤亡人数之众冠世界震灾之首,大震虽然已经过去460多年了,其震灾之重、伤亡之惨跃然纸上,至今仍令人胆战心惊。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弱小的,虽不能阻止自然灾害的发生,但可以尽早地进行地震危险性分析和预测,做好防灾措施,将损失降到最低。天灾难挡,人祸可防,陈学良研究员作为工程地震、地震工程和防震减灾方面的专家,多年来潜心研究震源破裂产生宽频带强地面运动的非线性模拟研究,涉及地球物理学和地震学的前沿课题,他的研究成果对于大震强地面运动研究,宽频带(高频、低频)强地面运动数值模拟与盆地、地形效应研究,复杂面波场地响应研究,土体动力特性及其本构关系研究,砂土液化和软土震陷研究,地震小区划,重大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城市建设抗震规划等防震减灾领域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学良参加New Orleans的2017 AGU-Fall会议

鲜衣怒马少年时

1998年本科毕业后,陈学良在老师的推荐和学长的带领下,决定报考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工力所”)防灾减灾及防护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求学期间,他遇到了很多良师和益友,陈学良在他们的影响下陆陆续续接触到了很多相关研究项目和课题,其中,接触最多的当属岩土工程。他跟随导师一起研究工程地震和强地面运动,分析挡土墙的地震非线性反应,从入门时的岩土工程逐渐过渡到重大工程,再到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陈学良发现,我们国家强震动台站和地震台站的数量远远不够,汶川地震时虽死伤人数众多,但由于台站的缺乏,使得震区周围的强震动记录和地震记录十分有限。为了研究的需要以及再现和弥补台站记录的缺失,通过数值模拟理论分析、开展地球浅表结构/复杂场地的强地震动反应研究、加强强震动观测和地震观测等手段来帮助和监测震区是很有必要的。地震发生后,找到地震震源,了解震源破裂过程,探索地下结构,明晰地球浅表和工程结构特征,这些都将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一自然灾害。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此,陈学良渐渐坚定了自己从事防震减灾这一领域研究的决心。

硕士毕业后,陈学良顺理成章地攻读了工力所的岩土工程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由于现场地震(震害)调查、地震观测和强震动观测以及地震试验和实验的局限性,必须要借助物理、力学、数学的理论才能模拟出特大地震震源破裂过程和宽频带地震动的传播规律,仅仅靠震害调查结果和很有限的观测资料去研究特大地震震源物理过程和破坏机理,以及工程结构的破坏规律,无疑是天方夜谭。研究中涉及的数学、力学、物理、工程力学、工程地震、地震区划、地球浅表结构、场地响应、土体的非线性都是陈学良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的。这些领域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研究方法、思路和揭示问题的角度也各有千秋,通过如此全方位的专业知识学习,陈学良掌握了多领域复合型知识,成为连接地球物理学、地震学和工程地震学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回头看看求学的荏苒时光,也并非没有遇到过难事,在硕士毕业时,做程序的环节中,陈学良被一个透射边界非线性波动有限元程序反反复复折腾了几个月,为此夜不能寐,备受煎熬。在求助数位老师无果后,一天深夜,陈学良独自徘徊在学校的操场上,刹那间灵光突现,才思泉涌,就这样终于顺利且高质量地完成了毕业论文。

破译强震(动)密码

目前陈学良的科研工作主要侧重于大地震震源破裂过程中宽频带强地面运动的非线性模拟和工程防灾减灾研究。他认为隔震措施对于工程来讲是很重要的,它可以确保工程结构在地震中不被严重破坏或倒塌。事实上,地球浅表(结构)工程场地、泥土和土壤等作为地球浅表传播介质,其性能和组分复杂多样,对地震动的影响是很显著而且是很复杂的。有时它会对地震动有显著的放大作用,加重工程结构的破坏;有时它又会起到隔震作用,对地震动幅值虽然有所削弱,但又会引起“长周期”工程结构的共振,使得“长周期”结构破坏严重。地震看似不常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主要是有很多破坏性的地震碰巧发生在我国的新疆、西藏等无人区,但这只是一种幸运,若以百年为计量单位,6级甚至7级以上地震发生的概率并不是一个小数字,而且这一灾害的破坏性、毁灭性都是其他很多灾害所无法比拟的。

为更深入了解地震,陈学良提出了一种沉积盆地结构探测与建模方法和考虑盆地介质非线性影响的特大地震宽频带强地面运动数值模拟研究方法。他利用该方法在云南玉溪地区开展浅层地震反射勘探、地脉动观测、地震钻孔探测、大地电磁测深、重力测量、电阻率探测等探测结果,采用信息技术完善与野外探测补充,考虑波速结构、地质和土层结构的协调,构建了云南玉溪初步的(0.5阶)的沉积盆地模型。根据基阶瑞利波H/V谱与实测地脉动H/V谱形状变化相似的原则,对初步(0.5阶)盆地模型进行了有效修正,得到了进一步的(1阶)盆地模型。利用该方法构建了“智慧”中国玉溪—江川—通海沉积盆地三维结构模型。

他还研究了单侧、双侧、圆盘自相似等多种震源破裂模式、特大地震的级联破裂模式、共轭破裂模式等对地震动的影响。他模拟了1997年3月26日日本九州鹿儿岛县MJ6.5级地震、2016年4月16日日本熊本MJ7.3级地震、2014年8月3日云南鲁甸Ms6.5地震、2017年8月8日四川九寨沟Ms7.0级地震、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Ms8.0级大地震等多个地震的地震动时程、频谱、Arias烈度等参数;预测和模拟(估计)了1883年9月6日云南嵩明Ms8.0大地震的强地震动传播过程和地震波场及地震动时程。另外,在甘肃天水地区设定一个Ms8.0级“天水地震”,模拟了其核心区所可能产生的强地震动时程及其特征。

另一方面,陈学良提出了“考虑试验阻尼效应的一种土体动力双型抛物线本构模型”,发展并定义了土体动力“广义阻尼比退化系数”本构模型,并将这些模型应用于场地土层时域滞回非线性地震响应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他通过基岩覆盖单黏土层场地、洛杉矶Obregon Park多覆盖层场地、台湾Lotung DHB钻井台阵试验场对Pyke 方法、“阻尼比退化系数”模型、非Masing准则模型一和非Masing准则模型二、“非等幅循环荷载作用下考虑阻尼拟合的一种动态骨架曲线本构(李小军模型)”模型这5种常用动力本构进行了细致对比,说明了各模型有效合理的相对性,以及与强震观测相差异的客观性。陈学良还针对土动力试验中滞回本构曲线形状时常表现为先平缓然后变化剧烈等特征,提出了“考虑试验阻尼效应的一种土体动力双型抛物线本构模型”,建立了不规则荷载下灵活变化的本构规则,并给出了A型和B型抛物线的函数表达及调制因子Ad施加过程。

以现在人类科技发展的水平来看,对大地震的“准确”时间、发震概率(空间和强度相对容易)预测是十分有限的。无论是观测方法、实验手段、仪器数量,还是地球深部探测精度的有限性,尚不能满足人类对地下和地球内部的清晰认知的需要,通过掌握的有限的信息得到一个完备的解释是不现实的,这也是为什么目前预报地震会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的原因之一。美国科学家耗费了30多年采用多种手段在Parkfield实验场进行了地震预报研究,结果不够理想。苏联科拉半岛的达10km的超深钻井和预定钻探15km的“德国大陆深钻计划”中的更深的钻井,仅仅相当于钻探了地球地壳的“上表皮”。这些研究对于预测大地震和特大地震的地球物理过程和地震机理,还远远不够。因此,地震灾害的预防才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也正是陈学良科研之外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陈学良认为,要想普及防震和抗震的观念,学校的教育是很有必要的,包括政府各部门,各行业,各层次的专家学者,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才能扭转人们心中对于地震的“误解”,提高人们对地震的重视。“5·12”汶川地震时,陈学良作为国家灾害损失评估组的第15组的组长,带领组员到广元市的利州区、朝天区、元坝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灾害损失评估工作,后又多次踏足辽宁、云南、四川、甘肃等地。汶川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许多不规范的多层建筑一旦倒塌,其造成的伤亡是不容小觑的。陈学良曾带着学生亲临汶川现场,虽已时隔多年,但当时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坍塌的废墟,遍地的尸体,被摧毁的城市,给无数的家庭蒙上了阴影。“历经浩劫之后的人们总会扪心自问,甚至追悔莫及,但正处于当下,职责所在的我们,应该真正地行动起来,对地震研究,慎言不可能,要直面困难,勇于挑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陈学良自1998年读研以来,一直从事地震学、地震工程学、岩土地震工程、土动力学领域的线性和非线性场地对地震动的影响、工程场地地震安评等方面的科研工作。在纵向和横向科研项目中,收集了较多的场地观测资料、相关专著及论文资料等。陈学良是地震局重点实验室—浅层结构成像与强地面运动模拟实验单元的负责人,他在土体动力本构理论、工程结构地震响应的波动模拟、数值积分格式、近断层强地震动模拟、近场波动数值模拟研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06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土体动力特性、复杂场地非线性地震反应分析及其方法研究》。2009年5月完成了博士后出站报告——《复杂场地地震反应的若干问题研究》。在场地地震反应、近断层速度大脉冲地震动非线性响应、复杂场地的体波或面波响应、宽频带强地面运动模拟理论、地震危险性的确定性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现阶段,陈学良在研究强地面运动模拟理论研究的同时,还担任研究室副主任、第二党支部书记,分身乏术的他不得不学着有所取舍。操心多年后,他终于有了得力的助手和出色的学生,陈学良将部分工作分派给助手完成,自己继续专注于防震减灾的科研与教学领域。

除了研究工作,陈学良还是一名优秀的导师。如今桃李满天下的他,对于培养学生有着自己独特的心得。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拥有丰富的国家地震数据、系统的地震专业领域,在地球物理方法研究,地震学、强震动地震学、应用地震学和应用地球物理学研究,工程结构地震安全性评估以及地震灾害损失预测与评估方面有更大的优势。研究所的学生毕业后大多去了地震局、设计院、城市规划局、高校等,也有很多国外的优秀学子加入了研究所。

陈学良认为,家长式一手包办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成长。身为导师,陈学良对学生有着高标准、严要求。求知的路上难免会遭遇“滑坡”,每当他的学生遇到这些“坎坷”时,陈学良都会鼓励他们迎难而上,让他们去跌倒,去经历,他认为人生不可能只有一片坦途,路途中野蛮生长的荆棘和纵横交错的蜿蜒小道也是人生值得纪念的风光,只有受伤过、坎坷过,才能迅速成长,有所收获,破茧成蝶。

经过几次的出国访问,陈学良深深明白了交流的重要性,他鼓励自己的学生多参与国际交流。“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但不应该因此就羞涩退却”,他告诉学生要勇敢地说出来,多跟专家讨论,多参加国际会议,只有交流才能共同进步,只有交流才能融会贯通,灾害面前无国界,只有全人类共同携起手来,集思广益,才能与自然和平共处。



与导师Ru-shan Wu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在SEG会场开会

在对未来的计划中,陈学良希望在地壳、上地幔中波动传播与衰减,震源过程与断层破坏模拟理论,地壳“基岩”构造和震动特性,输入地震动评价及其应用,强震观测技术与研发等研究领域有所突破,希望有机会和相关领域、有关部委和研究所,如应急管理部门、自然资源部门、防灾减灾部门、地质灾害部门、各级政府部门等领域的专家联合起来,共同为老百姓和我国防震减灾事业做贡献。这些合作项目一旦实行,必将是跨领域、多学科、具有国际创新性的大项目。另外,国家鼓励公益二类研究所积极支撑科技成果转化,从国内目前的状况来看,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和面向高、精、尖国际前沿领域的硬件平台,某些方面仍需依赖国外进口,陈学良为此十分担忧,他希望有朝一日能研发出打上中国烙印的软件。要想实现这一系列目标,发掘人才是关键性的一步,陈学良迫切地希望能培养出更多有为青年,共同发展地震地球物理理论、技术和开展防震减灾研究,共同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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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6 15:3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连续14个五一节,他都在实验室研究量子计算机
新华社合肥5月2日电 题:连续14个五一节,他都在实验室研究量子计算机

新华社记者徐海涛

5月1日早晨8时40分,42岁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郭国平像以往的13个五一节一样,踏入实验室大门。

“啾啾啾”,这是压缩机在“鸣叫”;“嗡嗡嗡”,这是真空泵在“和声”……实验室里各种仪器声汇成的“交响乐”,在他耳中特别和谐。哪个“乐手”不在状态,一听即知。

压缩机,转速正常;真空泵,指标正常;液氮、液氦,液面高度正常……说起液氦,这可是让郭国平14个五一节不能休息的“元凶”之一。量子计算的研究平台,需要零下270摄氏度左右的环境。营造这样的极低温环境,一天需要消耗20多升液氦,而液氦偏偏又很贵,100多块钱一升。

“我们有两个研究平台,也就是说,一天不干就要白扔五六千块钱。如果关掉几天再重启,要几万块钱。”郭国平说,为了不浪费科研经费,他的实验室从2005年建立到现在,基本上全年无休,两班倒24小时运行。“前五六年人少,主要是我一个人值班。后来同事、学生多了,我平时轻松一些,但是节假日要让学生回家,还是我们当老师的值班。”

检查完仪器仪表和前一天数据采集情况,郭国平开始准备芯片样品。他花了1个多小时,在长宽不到一厘米的芯片板上,焊上50根线。然后来到另一个房间里的研究平台,拆下悬在空中一米多高的圆柱形罐子,露出量子计算机的“真容”:一层一层金黄色的圆形面板,之间用柱子和密密麻麻的线束相连,像一个豪华大吊灯,又像一个多层的旋转木马。

郭国平把芯片样品放进“大吊灯”,对接芯片和仪器仪表引线,启动程序,开始测试芯片状态。

20世纪8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等人提出构想,基于两个奇特的量子特性——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构建“量子计算”。相比电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理论上运算能力将有几何级数的增长,被认为将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动力。

2005年,郭国平因为量子通信方面的科研成果获得中科院院长特别奖,同年获得中科大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但是,他做出了一个一些人认为“很傻”的决定,放弃已经做得风生水起的量子通信研究,改做量子计算。

“那时候我真的被认为是‘愣头青’。量子计算当时在国内的基础近乎空白,与先发国家差距巨大,而且研究起来很花钱,又难出论文。”郭国平说,他之所以愿做“愣头青”,是因为“这个东西对国家太重要了”。

此道不孤。在导师郭光灿院士等人支持推荐下,刚刚博士毕业的郭国平组建起量子计算研究小组。

研究量子计算机是一个系统工程,从芯片设计到纳米加工、检测、数据分析、软件编程,涉及物理、微电子、机械、软件等多个学科,而他们大多从头干起。

“在实验室从切割硅基板到做出芯片,一切顺利的话,一个流程得三四天。”曾经是郭国平的学生、如今已留在实验室工作的特任研究员李海鸥说,做芯片时要在密闭的超净间里一呆十几个小时,大多数时间必须站着,经常站得腿发抖。

经过艰苦努力,郭国平的研究小组2009年在国内首次实验实现了量子霍尔效应。从2012年到2017年,他们先后实现了基于半导体的单比特、两比特、三比特量子计算。实现国内零的突破,跟上了国际先进科研机构的节奏。

虽然进步很快,但郭国平认为仍然要承认与先进机构的差距。“我们起步晚、基础差,别人经过的路甚至踏过的坑,我们也必须一一走过,才可能有技术积累。”郭国平说,要追上别人,造出真正有实用价值的量子计算机,唯有日夜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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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6 15:3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29岁当教授,这位顶尖科学家正式全职回国
他是中国科大培养的天才科学家,读博士时就发表40篇论文,并获选全国百篇博士优秀论文,同时提前一年毕业。

28岁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回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29岁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之一。2004年获得著名的美国斯隆研究奖,成为中国本土培养的博士中第一个获得该奖的科学家。

在国内科研方面顺风顺水的时刻,他选择了前往美国任教,而且成就斐然:先后担任自美国密歇根大学助理教授 ,2007年获得终身教席,2009年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2012年任密歇根大学费米讲席教授。

非常值得高兴的是,2018年,他正式辞去美国密歇根大学费米讲席教授职位,全职来清华大学交叉信息院工作。2019年4月24日,他正式获聘首位“清华大学基础科学讲席教授”。

他就是段路明,一位天才级的科学家。他的全职回国或将大大助力中国量子科学研究进入世界前列。

▎中国科大培养的杰出科学家

段路明1972年8月出生于安徽桐城。1990年毕业于桐城中学,因化学竞赛取得优异成绩,被保送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后获得学士(1994年)和博士(1998年)学位,师从于中国科大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开放实验室主任郭光灿教授。

在校学习期间,他就以良好的理论功底、敏捷的科学思维斩露头角,读博士时就在《物理评论快报》发表2篇论文、总计有40篇论文发表、并获选全国百篇博士优秀论文。他以出色的表现,提前一年毕业。

留校后,段路明在良好的科研环境里如鱼得水,不断取得科研的进展。其中,他与郭光灿教授合作在国际上首先提出量子概率克隆原理,这个原理被国际同行称为“段-郭概率克隆机”,其推导的最大概率克隆效率公式,被称为“段-郭界限”。

段路明也被破格晋升职称,2001年,年仅29岁成为中国科大最年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之一,并担任了实验室副主任等重要学术职务。他还以在量子物理研究中的优异成绩,于1999年担任了美国《物理评论快报》的特邀审稿人,2000年又成为英国《自然》杂志的特约审稿人。

1999年,段路明来到国际量子科学研究的著名学府——奥地利茵斯布鲁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被誉为“音乐的圣殿”的奥地利,段路明夜以继日的谱写着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的美妙乐章。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的多篇论文以全新的观点、独特的思路和对整个领域的杰出贡献,奏响了量子研究领域的一个又一个“高音”。

2001年,段路明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并入选“中国科学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计划。在2004年公布的美国斯隆研究奖(Sloan Resarch Fellowship Award)揭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段路明教授荣获该奖。据悉,116名获奖者中有16位华裔科学家,段路明是其中唯一在中国取得博士学位的获奖者。

▎海外任教,助力清华量子科学研究

不过,在国内科研方面顺风顺水的段路明并未选择继续留在国内,而是前往美国任教,并很快成为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2007年)。2012年,担任密歇根大学费米讲席教授。在美国,顶尖高校的讲席教授,一般都是最杰出的科学家才能担任,可见段路明的成就之高了。

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任教的同时,段路明同时也兼任了清华大学姚期智讲座教授,帮助建设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

2010年,全职回国的姚期智正计划在清华组建一支能在量子计算领域做出创新工作的团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姚期智亲眼见证了中国在世界微电子领域竞争中的“错过”,他意识到未来量子信息和量子科技将成为新的发展点,中国必须得跟上。而量子计算除了需要理论计算机专家外,同样也需要懂量子计算的物理学家。于是,姚期智想到了段路明。

2010年10月的一天上午,当时正是北京时间的深夜,段路明在密歇根大学正准备给学生上课,突然间身边的电话响了,显示号码是北京,他万万没想到,电话那头居然是姚期智本人。

姚期智在电话里表示希望段路明发挥在实验设计方面的优势,为清华成立量子网络研究平台作出开创性的工作。接到电话后,段路明感到既兴奋又忐忑,研究直觉告诉他这将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天地,但长时间的国外生活和研究经历也让他心存顾虑。但后来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两个星期后,姚期智专程飞到密歇根大学与他会面。经过这次为期几天的停留,姚期智与段路明初步勾勒出清华量子信息中心的蓝图。

两个月后,也就是2010年岁末,段路明加盟清华量子信息中心的建设。凭借姚期智在学术界的威望,以及段路明在物理学界的影响,积极延揽人才,量子信息领域一批年轻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清华。2011年1月,经过不到两个月的筹划,清华大学量子信息中心揭牌成立。

成立四年来,清华大学量子信息中心在段路明等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14年10月,段路明研究组首次在常温固态系统中实现了抗噪的几何量子计算,该成果是量子计算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研究论文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自然》上。更为可喜的是,论文第一作者祖充是交叉信息研究院在读博士生,共同完成文章的还有两名本科生。科研与教学园地里多年来的辛勤培育,逐渐开花结果。

▎全职加盟清华,担任长聘教授

根据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官网的报道,2018年辞去美国密歇根大学费米讲席教授职位,全职来清华大学交叉信息院工作。2019年4月24日,段路明获聘首位“清华大学基础科学讲席教授”。

段教授完成了量子信息领域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提出实现长距离量子通信网络的量子中继方案,被国际同行誉为“DLCZ”(Duan-Lukin-Cirac-Zoller)方案,为该领域的奠基性方案,引发了世界上关于DLCZ方案的研究热潮。

段教授提出通过量子网络互联进行规模化量子计算的方案,为一些量子计算大型合作项目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受邀在物理学权威期刊《现代物理评论》上撰写此方向的综述。段教授在物理学著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60余篇(其中《物理评论快报》48篇,《自然》8篇,《科学》3篇,《自然》、《科学》子刊10篇),共被引用24,600多次。

▎期待取得更大成就

目前,中国虽然在诸多科技领域都与世界有或多或少的差距,但中国在量子信息技术领域却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

在量子保密通信方面,中国也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国际突破。2016年8月16日,世界第一个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升空。2017年8月,“墨子号”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了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和从地面到卫星的量子隐形传态,而这也被《自然》杂志誉为“量子通信领域的里程碑”。

在量子计算研究领域,中科大潘建伟团队一直在量子计算的核心资源“多粒子纠缠”的制备与操纵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2015年,该团队和阿里巴巴合作成立了“中科院-阿里巴巴量子计算联合实验室”,在保持光量子计算世界领先地位的同时,将大力推动我国量子计算整体研究水平。

不过,一切都不能太过乐观。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在投入巨资发展本国的量子信息技术,抢先开启本国的“量子时代”。

段教授此时全职加盟清华,正当其时。他的加盟,势必将为大大助力清华大学量子信息技术研究,同时更进一步地我国量子计算整体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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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7 14:3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赞!陕西这位教授:填补我国抗震工程领域空白,技术打破国外垄断

2008年的汶川地震,牵动了所有国人的心。作为一个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科研工作者,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白国良教授针对大量建筑垃圾与废弃混凝土的处理难题和近年来建筑墙体能耗严重、急需研发新的节能保温体系等难题,开展了建筑垃圾资源化成套技术、再生混凝土结构及新型页岩节能砌块砌体结构抗震设计方法和工程应用研究。研究成果通过科技部组织的专家组验收,目前已作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要成果,在四川、陕西、新疆等地得到应用。

白国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结构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结构工程与抗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全国师德标兵,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016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白国良考入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并一路在学校获得了工民建专业学士和结构工程学科硕士、博士学位。

80年代中末期,适应于大跨、重载、超高层的型钢混凝土(SRC)结构因刚度大、承载力高、抗震性能好及显著的技术经济综合优势,被学界和工程界逐渐重视。但是我国在此领域缺乏专业研究,没有建立起指导工程应用的设计标准。勤奋好学的白国良抓住机遇,以型钢混凝土结构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先后师从我国工程结构裂缝专家王铁梦教授和结构工程及其抗震领域知名教授童岳生、姜维山、赵鸿铁老师,成为了我国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和混合结构体系研究领域的首批博士研究生。

博士期间,白国良在导师的引导下,为弥补我国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方面工程应用缺乏指导性技术规范的缺陷,广泛开展研究,在深入分析、对比研究苏联、日本、美国及欧共体相关国外技术规范和计算方法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了大量的型钢混凝土粘结性能和梁、柱、节点及其型钢混凝土框架结构、框排架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抗震性能试验研究。

经过大量试验和理论分析,基于我国大规范体系和可靠度水准,白国良提出了型钢混凝土结构压、弯、剪及其复合受力条件下的极限承载力计算和正常使用阶段抗裂、裂缝和饶度计算的全面、先导性的设计方法。研究成果受到国际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协会(ASCCS)原主席松井千秋、国际组合结构领域权威专家日本南宏一教授、英国Douglas Good教授等的高度评价。2000年,依托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他发表了专著《型钢钢筋混凝土原理与设计》,对当时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受到科研工作者和设计人员的广泛青睐;研究内容也被2001年施行的我国首部《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技术规程》所采用。

火力发电一直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主厂房框排架结构和空冷结构是火电厂结构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二者结构形式复杂,水平和竖向质量、刚度分布极不均匀,在地震作用、风荷载、设备荷载和环境作用下,结构扭转作用明显。在"节能减排""上大压小"能源政策指导下,工业工艺"扩容量""增吨位"使得结构向大型化发展,传统框排架结构设计指标不满足规范要求。

火电厂空冷技术在我国富煤缺水的"三北"地区应用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环境效益,但由于冷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制约我国工业生产向大容量、高效率和绿色节能的方向发展。在主厂房框排架结构体系方面,开展大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与混合结构体系的灾变效应与设计方法研究。白国良教授带领科研团队,先后深入神头电厂、鞍钢齐大山铁矿、平顶山姚孟发电厂、托克托电厂、通辽电厂等数十个企业生产车间,对其主厂房框排架结构进行实地考察调研、检测评估和结构性能分析,以受力复杂的火电厂主厂房框排架结构体系为切入点,进行了大比尺钢筋混凝土框排架结构模型及内部复杂关键构件系列抗震试验研究,经过大量的理论分析、数值模拟、模型试验和工程实测,他创新性地提出了型钢混凝土框架-钢筋混凝土分散剪力墙混合结构体系,建立了该结构体系的设计计算方法、不同容量机组主厂房的选型原则和采用SRC柱-RC剪力墙主厂房结构体系的条件。解决了高烈度区大型、复杂混凝土框排架工业结构体系应用的难题,丰富了我国行业规范相关内容。

此外,白国良教授科研团队还与电力设计、施工企业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开展直接空冷钢-混凝土竖向混合结构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该类结构体系大缩尺比模型的拟动力试验和大直径薄壁管柱、空间钢-混凝土复合节点的伪静力系统试验;对国外技术深度分析和参数对比研究,针对此类抗震性能差的"高脚鸡腿式"结构,根据我国材料和在高烈度区建筑结构应用的现状,研发了更省钢材且抗震性能更好的新型空冷结构体系;在试验、分析的基础上,系统建立了直接空冷结构体系的地震作用计算原理和设计方法;结合设备特点首次提出了该类工业结构体系的性能水准划分方法,确定了结构的性能水准和性能指标;建立了空冷钢-混凝土混合承重结构体系基于结构内容物性能的抗震设计概念与构造要求。该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抗震规范关于空冷钢-混凝土混合承重结构体系设计的空白,计算理论和设计方法已被电力行业设计标准采用,且在我国富煤缺水地区的20余个电厂中得到应用。


2016年1月8日,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白国良教授团队完成的"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与混合结构体系关键技术及其工程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然而,即使诸多奖项荣誉加身,他依然谦虚低调,践行着自己为人师者的神圣职责,始终坚持"给人一杯水,先有一桶水"的原则,为国家、社会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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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7 19:1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被誉为“中国8AT变速器第一人” 徐向阳候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近日,中国工程院2019年院士增选候选人提名工作结束。经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审定,最终确定的有效候选人共531位。其中,共有4位汽车行业人员入围。

徐向阳多年从事自动变速器研究,致力于带领中国汽车行业打破国外垄断,实现在自动变速器领域的突破。

2013年广州车展,首次搭载我国自主研发8挡自动变速器的汽车正式亮相。徐向阳及其团队在自动变速器领域的技术突破,不仅迫使国外自动变速器降低售价,也使得自动变速器终于有了”中国造”。经过十余年努力,徐向阳作为第一完成人完成的项目“前置前驱8挡自动变速器(8AT)研发及产业化”,获得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不仅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更是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变速箱技术的封锁和市场垄断。徐向阳由此也被誉为“中国8AT变速器第一人”。

“要实现自动变速器的突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靠自主创新,只有自己突破了,你才能够实现掌握汽车的核心技术,来提升整个汽车产业的创新能力!”徐向阳说。

此外,徐向阳还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得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2015)、山东省技术发明二等奖(2014)、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2017)。他先后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重大专项等国家和省部级、校企合作等科研项目二十余项,发表SCI/EI论文数十篇,获得发明专利1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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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8 17:4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栗占国:大医风范 中国风湿免疫“探索者”

约访栗占国教授并不容易。几番周折,记者才在查房结束后见到了他。从国际风湿病联盟主席、亚太风湿病联盟主席、中华风湿病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973首席科学家等头衔,可见栗占国在国内及国际风湿免疫学领域的声望,难免令人心怀敬畏。然而,初次接触之后,记者发现他和想象中的并不一样,反而是内敛含蓄、谈吐儒雅、学者风范。



栗占国

厚积薄发,大医精诚

30多年前,国内的风湿病专业刚刚起步,青年医生栗占国不经意间闯进了这个令人们“谈虎色变”的疑难病领域。“新”和“难”,是栗占国刚步入领域时的感受。他带着强烈的求知欲考上了著名风湿病学专家施桂英教授的研究生。从对患者的理解、身为医者的责任感,到对待临床的精益求精和对待学术的严谨态度,施桂英教授的做人品格、做事风格一直激励着他,直到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谈及此处,栗占国依然不无感慨。

1988年年底,栗占国的论文被选中到日本举行的SEAPAL(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抗风湿病联盟,即亚太风湿病联盟前身)年会上作报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切身感受到国内风湿病专业与国外的差距,也促使他坚定了去国外学习的决心。1989年,栗占国从20多位申请人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获得了SEAPAL奖学金,开始了他的海外求学之旅。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到美国哈佛大学,从攻读博士到博士后研究,他学到了国外风湿病领域先进的临床、科研理念及经验,对国际前沿动态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1998年年底,不负医院和学校两级领导的热忱邀请和嘱托,栗占国承担起发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专业的任务。在他的引领下,这个团队从名不见经传到站在国际前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和拥有100多位临床及研究人员,包括20多位教授/副教授的一流团队。

“专注于临床,时刻以患者的需求为己任;专精于学术,追求卓越、医教研齐头并进。”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教授曾如此评价栗占国,“他将一个团队带向新的彼岸,他与国内同道们一起使中国风湿病学走向世界。”



在类风湿关节炎国际论坛开幕式上发言

临床与学术并举,打造一流团队

作为国内最早创建的风湿免疫学科之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学科在医疗、教学、科研及团队建设上均取得了突出成绩,以全面发展、成绩卓著的态势蜚声国内外,先后获批风湿免疫领域第一个教育部创新团队、教育部重点学科、北京市风湿病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和亚太风湿病中心。

“临床学科首先要有坚实的临床、一流的队伍,使疑难重症患者及时得到诊治。但是,要站在国际前沿必须有学术引领。”栗占国的学科发展思路和策略清晰且坚定。10余年来,他锲而不舍,带领一支临床队伍致力于一流的前沿性研究。刚开始,团队成员鲜有科研经历,即使做了一些研究,也大多浅尝辄止。栗占国认为,要做出有意义的成果,必须开展具有创新性和临床价值的研究。对于临床专业而言,对既往不知道的病因机制有新的发现,有理论上的突破,叫创新;通过研究,能使疾病的诊断精准或提前,或发现了更好的治疗方法,同样是创新。前者推动理论前进,后者解决实际问题,二者相辅相成。

聚焦风湿免疫病临床难题,栗占国团队以类风湿关节炎(RA)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为切入点,并从RA、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干燥综合征(SS)等自身免疫病的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三方面展开,进行了一系列前沿性研究。先后发现并证实了RA新的致病抗原及其机制,建立了SLE优化的治疗方法,还发现了自身抗原引起SS的新机制,并将这些创新成果应用于临床患者诊治,实现了临床与学术的同步发展。

迄今为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团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医疗、教学和科研全面发展的学术型学科团队。其中,25人具备高级职称,博士生导师7名、硕士生导师及副博导16名;有海外学习经历的22人;以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发表SCI论文的23人;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至少1项以上国家级项目的29人,其中5人分别牵头了国家或部级重点或重大项目。团队细分为SLE、RA、SS等11个专业组,每组有一位牵头人及明确的研究方向,临床和科研同步发展,互相促进。现团队共有逾百项大小课题同步推进,其中不乏国家级项目和国家重点项目。此外,多个成员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科技部领军人才”及“国家万人计划”等,形成了一个团队、一批人才在发展的势头。

“一分努力,一分收获”,栗占国及其所带领团队的成功是他们辛勤耕耘的结果。栗占国指出,“在医院做研究很难,需要付出的很多,需要团队中每个成员坚持不懈地努力”。的确如此,临床工作这么忙,还要做好科研,整个风湿免疫团队成员多年来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栗占国作为团队的领导者,十分注意团队作用的发挥。他熟知每个人的优势、关心每个人的发展,知人善用,把合适的人放在最能发挥自己特长的位置,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培养出了一支能力过硬并居学术前沿的团队。



当选亚太风湿病联盟主席,佩戴徽章者为栗占国(右2)。

聚焦“疑难重症”, 探索新型治疗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可出现多个脏器的受累,可危及生命,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而常用的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引起感染、股骨头坏死、肝损伤等毒性反应常见。栗占国团队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了SLE患者体内白细胞介素-2(IL-2)缺陷导致免疫失衡,并在国际上首次应用低剂量IL-2治疗SLE获得成功。这一重要成果发表在Nature Medicine杂志,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治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免疫治疗方案。

2018年9月,栗占国在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做了题为“低剂量IL-2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治疗中的应用”的报告。一位著名风湿病专家在他发言结束后评价道:“精彩的报告!非常有前景的治疗药物,还不增加感染的风险,excellent(太好了)!”说完后鼓励听众为这个研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种场景在学术会议上并不常见。

近年来,团队还牵头研究了小剂量环磷酰胺、免疫抑制剂联合治疗(CIST)及T细胞疫苗等治疗方案,为不同类型SLE患者提供了选择。最近,他们与清华大学合作的一项研究成果刊登在Science杂志上,首次报道了免疫分子遗传变异可导致自身免疫异常,该机制与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密切相关,是系统性红斑狼疮遗传免疫领域的重要进展。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研究所全体成员合影

患者为先,疑难病中大学问

针对类风湿关节炎(RA)的高致残现状,栗占国带领团队潜心于该病发病机制和免疫诊治方法的研究,牵头我国类风湿关节炎领域的第一个973项目、国家科技支撑及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性及实用性成果,包括国内多中心研究的早期RA(ERA)分类诊断标准、长程强化治疗(PRINT)方案等,成果发表后被欧洲和亚太风湿病联盟等国际学会或国家的诊治指南推荐。

2013年,国际著名杂志《免疫》发表了栗占国课题组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合作的研究,在RA患者中发现了前体滤泡辅助性T细胞(pTfh),并证明其致病作用。在国际学术界受到关注,被《免疫》推荐为“亮点”文章,被写入专著和教材,受到国际知名免疫学家的高度评价。

“针对临床中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再将成果用于临床是我们研究的着眼点”,栗占国强调,“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要真正让患者受益”。



学科查房

蜚声国际,推动中国风湿病学发展

凭借多年来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栗占国团队对类风湿关节炎临床和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业内前辈及同行建议他主办类风湿关节炎研究领域的国际会议,栗占国认为既能促进我国风湿学界和国际同行交流,又能助力我国风湿免疫病诊疗水平提升,这件事值得做。经过认真筹备,从2009年开始举办第一届类风湿关节炎国际论坛(IFRA),“聚焦进展、注重临床、共享规范”成为论坛的主题。之后两三年间,来自日本和瑞典的两位著名风湿病学者K.Yamamoto和L.Klareskog教授先后加入,成为论坛的共同组织者,并一起将IFRA打造为国际性盛会。如今,栗占国发起的IFRA已连续举办10届,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少国外学者是通过参加IFRA第一次来到中国,并成为国内同行的朋友。

然而,栗占国不止步于IFRA取得的成功。他在任国际风湿病联盟(ILAR)主席及亚太风湿病联盟(APLAR)主席(也是ILAR自1927年成立以来首位亚洲主席)期间,建立了多个国际性培训和国际合作项目。2013年在APLAR成员国理事会上亲自答辩,争取到2016年APLAR大会在中国的主办权,并组织我国与多个国家合办一系列学术会议,为我国风湿病学专业国际地位的提高做出了积极贡献。



工作之余

结语

“做医生要不负病人,做老师要不负学生”,栗占国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自己的行事标准。

在身边人眼里,栗占国风度翩翩、自信坦荡、胸襟宽广、学者风范。他对学科热爱,对理想执着,带领团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的每一个进步都留下了踏实的足印,步步清晰可见。他又总是心怀感恩,在半小时左右的采访过程中,言辞间总是不忘感谢支持他一路前行的师长和同事。

记者看到栗占国的日程表安排得满满当当。但不管何时,人们看到的他总是精力充沛。在他眼里,热爱生活和热爱工作二位一体,“快乐工作、淡雅生活”是我的生活准则,“不管多忙,都要坚持生活规律”。看着这位温文尔雅、成绩卓著的临床大家,记者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相信栗占国及其团队将继续以“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以患者需求为导向”的大医精神,一路向前,再攀高峰。

专家简介:

栗占国,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免疫中心/风湿免疫科主任、风湿免疫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系主任,北京市风湿病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风湿病联盟(ILAR)和亚太风湿病联盟(APLAR)前主席、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免疫学会临床免疫分会主任委员、973首席科学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及吴杨医药奖获得者,Clin Rheum和IJRD副主编、《中华风湿病学杂志》总编。长期从事风湿免疫病临床,取得了多项原创性和应用性成果。发表SCI论文240余篇,其中IF8.9分以上论文32篇,进入ESI排名1%高引论文。主编(译)专著16部,参编29部,获多项发明专利。

来源:科学中国人2019年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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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9 18:3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他是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著名的回旋加速器专家

樊明武,男,1943年7月生,湖北沙市(今荆州)人,湖北省科协主席,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共十五大代表,中国著名的回旋加速器专家、磁铁理论与工程专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60年,湖北省沙市中学校友。

1965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电机制造专业,

1965年,分配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从事回旋加速器的研究。多次应邀工作于美、英、法等国著名研究所,从事粒子加速器和电物理设备有关技术研究。曾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

1996年,被评选为中央国家机关党的优秀行政干部。

1997年,当选为中共十五大代表。

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1年12月至2005年3月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2002年至今任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2007年任华北电力大学核科学与工程学院名誉院长。

2008年11月4日正式接受湖北科技学院聘请,成为该院特聘院士。

2011年6月,任华中科技大学第三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他多次应邀工作于美、英、法等国著名研究所,从事粒子加速器和电物理设备有关技术研究。在回旋加速器研制、改进工作中,发展了回旋加速器理论和主体技术。目前正在从事广东省质子PET诊断与质子治疗的有关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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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10 18:0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医学大家夏恩兰:八十四岁,医路不止!

夏恩兰教授决定在国内引进并开展宫腔镜电切术的时候,她已经58岁了,这是很多人已经退休的年龄。但从那之后的这26年间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宫腔镜诊治中心,从最初的一张床,发展到现在两个病区,72张病床,但病人还是要等2~6个月才能排上床位。

“我今年84岁,很快就85了,但有句俗话说的好,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所以一定要在临床中不断实践和总结,才能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夏恩兰教授近日在接受《医学界》专访时说,已经84岁高龄的她依然还奋斗在临床一线上。


站在宫腔镜金字塔尖的人

尽管已经84岁了,夏恩兰教授的日程排的依然很满,她拿出一张近期的日程表,几乎每天都在天上飞,在短短10多天里,她到过了国内外10多个城市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她解释说:“最近学术活动比较集中。”



(夏恩兰教授在约旦演示宫腔镜手术)

不外出参加学术活动的时候,夏恩兰教授每天早上7点钟就到医院了,在医院里的工作同样很忙碌。她说:“7点到8点处理科室事务,8点科室交班,交班后讨论疑难病例,重点病人要特别去看一看,8点40分到手术室,9点前一定要开始手术,我们有5间手术室,5组同时进行,作为主任我巡回观察,也有一些病人是我亲自手术的。”

夏恩兰教授亲自上阵的有两种手术都是她自己开创的,一种是复杂罕见的畸形子宫矫形,另一种是宫颈机能不全的腹腔镜宫颈环扎术。



(夏恩兰教授在做腹腔镜手术)

有症状的畸形子宫需要手术矫形,在宫腔镜没有问世之前都需要开腹,不仅创伤大,而且有些是开腹也解决不了的,而宫、腹腔镜的问世开创了畸形子宫矫形的新纪元。夏恩兰教授介绍,单角子宫、T型子宫、斜膈子宫、完全双角子宫这四种手术中心做的例数最多、而且术式也最创新,上述畸形子宫经过矫形后,部分病人成功的分娩了孩子,圆了做母亲的梦!她将成功的经验写成论文,发表在我国权威的中华妇产科杂志上。她在《中国宫腔镜20年》的演讲中介绍了这些手术,并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以单角子宫为例,发病率1/4000,有些患者能生育,有些频繁流产或不孕,以前这种病不能生育的也没办法,而对于不能生育的女同志,尤其是在农村的,家庭地位会很低。如果这些病人没有其它不孕因素,夏恩兰教授就想能不能在做过的大量畸形子宫矫形手术成功的基础上对它矫形,后来成功了。“我总结了38例,其中16例已经生了孩子,两例正在妊娠中。”

宫颈机能不全造成反复流产占全部妊娠病例的1%,多发生在妊娠中期。近50多年来的治疗方式是在妊娠中期从阴道把宫颈内口环形缝扎起来,叫做妊娠期经阴道宫颈环扎术,因为难以扎到薄弱的宫颈内口,成功率在60%~80%左右,不成功的妇女的结局就是终生不能生育了,在多次流产后,她们身心俱疲,甚至家庭关系难以维系。夏恩兰教授介绍,在美国有一个墓地,里面埋葬的都是这种病例流产的胎儿,供悲痛欲绝的妈妈们悼念她们失去的孩子。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有位大胆的妇科医生用开腹的方式环扎宫颈,成功率可达95%,但代价是开腹,创伤大,而且如果某种原因不能继续妊娠,只能再做手术取出环扎的带子,才能排出胚胎,病人要再遭受一次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很多开腹手术被腹腔镜手术替代后,也有先驱开始尝试做腹腔镜下的宫颈环扎。2006年夏恩兰教授在法国参加学术会议,会上看到一例腹腔镜下环扎手术视频,她赶紧拿摄影机录制,但只录到了后半段,这个手术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回来之后就着手开展这项技术,第一例就取得了成功,患者生了一个健康女儿。

和国外不同的是,夏恩兰教授后来又改进了这项技术,国外是解剖的方法,要打开膀胱和宫颈之间的腹膜,在宫颈旁的阔韧带前后叶开窗,分离出宫颈侧方的子宫血管,然后才能环扎,这会产生一定的创面,甚至会增加出血的风险,做了两例之后,夏教授就对这项技术进行了改进,并把这个手术取名为“极简式腹腔镜宫颈环扎术”,手术的方法是不再打开膀胱和宫颈之间的腹膜,不在阔韧带前后叶开窗,不分离子宫血管,而是用带有环扎带的针直接穿刺,极大的减少了创伤,缩短了手术时间,简化了手术过程,因为简单,夏教授做了100多例后就开始带学生,并且连续三年在学术会议上播放手术视频,报告最新学术进展,并且把手术从孕前发展到了孕期。

“有些病人已经怀孕了,有些是在等床位过程中怀孕了,不能看着孩子死掉。” 夏教授的团队现在已经做了近500例,成功率达96.4%。夏教授说:“我马上去英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们就是让我讲这个技术。”



(夏恩兰教授在做宫腔镜手术)

国外能做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做

夏恩兰教授开展宫腔镜手术已经26年了,最初跟她一起工作的助手也已经退休,后来她对夏教授说,我没想到你能够成功,夏教授回答他说,国外能成功,国内为什么不能做成。

夏恩兰教授并不是在她58岁那年突然想起要开展宫腔镜技术的,早在1965年她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跟随林元英教授进修,林教授是协和医院林巧稚教授的同班同学,并称我国妇产科界的“南北双林”。他告诉学生们英国有种内窥镜技术,可以探查人体,但设备刚生产出来,还没来得及看明白,文革就爆发了,林元英教授受到冲击远走加拿大,直到90年代初才回国。

1992年林元英教授去世,夏恩兰主任未能赶去上海,写了一封信过去,信中表示一定会继承林元英教授的未竞事业。现在,夏恩兰教授还说:“都说我是宫腔镜之母,我说你们知道吗,宫腔镜还有个姥爷呢。”

虽然跟林元英教授了解到了这项技术,但动荡的社会并没有给夏恩兰教授太多时间,1969年她被下放到最偏远落后的甘肃省靖远县。“怎么证明这里落后呢,有一天我在医院看到一本《当代》杂志,翻开后有一篇叫《寂静的山村》的文章,就那么巧,第一句话就是‘在我国最贫穷落后的甘肃省靖远县’。这个地方的女人不能没有子宫,没了子宫就被认为是不男不女,结了婚的会被退回娘家,娘家也养不了她,有的就自杀了,所以这里的女人宁可流血而死,也不肯切除子宫。”

在甘肃靖远地区生活工作了10年之后,夏恩兰教授被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才有了进修、学习的条件,她一直记着甘肃那里的病人不肯切除子宫,非常凄惨,所以她要寻找到能够保留子宫的治疗方式。

1989年《英国医学杂志(BMJ)》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一位英国专家尝试用小儿膀胱电切镜进入宫腔治疗子宫出血,16例中成功了15例。此后夏恩兰教授开始用这项技术帮助病人保留子宫,并深受患者欢迎,“住院登记单都能摆一尺厚。”

但当时要在国内开展这项技术十分艰难,复兴医院当时只有9个科室,都有固定的手术日,夏教授没有手术日,所以每天都到处询问能否排个手术,而好不容易手术科室同意了,麻醉师又协调不上了,“要开展一台手术困难极了。”

不仅是院内的困难,在院外学术界也一片反对之声,一位有影响的医生认为这项技术是胡闹。为了寻求支持,夏主任邀请协和医院的宋鸿钊教授到复兴医院会诊,会诊之后留他吃饭。宋教授不修边幅,头发乱糟糟的,夏主任有三个弟弟,抗战时期家里没条件,都是夏主任为弟弟们收拾头发,所以她说女同志的头发我不会收拾,就会收拾男同志的,就提出为宋鸿钊教授理个发。理发的时候,夏主任把关于宫腔镜技术的资料拿给宋鸿钊教授看,并询问宋教授的看法,宋教授看完以后说可以开展。有了宋鸿钊教授的支持,夏主任又在当时北京市卫生局高寿曾局长的帮助下,批了五千元科研经费支持,这样,夏恩兰教授才得以进行开题报告。

26年来,夏恩兰教授在宫腔镜技术领域越走越远,多项技术在国际领先,病人蜂拥而至,有人问是什么支撑着她在那么多困难下一路坚持下来,她说:“因为我对老师表过态,另外我觉得国外能做的技术我们应该也能做,还有这一路上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我也做不下去。”



(夏恩兰教授荣获SLS荣誉主席)

普及宫腔镜技术任重道远

出生于1932年的夏恩兰教授从事妇产科已经整整60年了,作为中国妇产科学界的常青树,她说:“我经历了从刚解放时病人没条件就医到现在就医需求无法满足的整个过程,见到过很多疑难病例,我也不能说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工作了这么多年,做得多了,就比较容易开展新技术,也更有把握一些。”

这些年来,夏恩兰教授大力普及宫腔镜技术,国内召开的学术会议上,许多都是她的学生,但整体效果不如腹腔镜。夏教授说:“全世界普及的都不理想,在妇科开腹、腹腔镜、阴式、宫腔镜四大技术里面,普及最差的就是宫腔镜,所以可以做的工作还很多,前景也很好。”

夏教授的门诊经常是最晚结束的,因为她的门诊不限号,病人大多是从外地赶来的,在夏教授看来,拖家带口来看病,吃住都在外面,不安全也不卫生,所以只要来了,无论如何都给看。“只要病人能等,我就给看。”她也要求她的科室只限挂号时间,按照医院规定,上午11点半,下午4点半停止挂号,不限号。

84岁高龄的夏教授却有着让年轻人都自愧不如的精力,有人问怎么身体这么好,熟悉她的女儿说我妈人就是特别简单,除了工作上那点事别的都不想。夏教授也说:“我确实比较简单,有句话叫无欲则刚,我就是那样的吧,不高兴了我就吵,吵完就忘。”

尽管如此,她感叹时间永远都不够用,晚上下班回家休息一会之后,她就打开电脑继续工作,虽然计划到12点钟睡觉,但也经常工作到两三点。对此夏教授说:“我很热爱这个工作,也没觉得有多辛苦和累,我觉得最不好的就是医患关系,太不应该了,太伤人心了。”

这些年来不断有资本找夏教授,要为她投资盖楼办医,她都没有动过心,她爱这个科室,这个团队。不过她对科室里的医生要求很严,她说:“我就想这个事业能后继有人,我对他们严格要求,希望他们能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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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11 15:0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航空工业直升机所胡和平:旋翼世界的沉浸者
中国航空报讯:初春的一个早晨,瓷都景德镇的天气乍暖还寒,南山下的直升机所已有了盎然的绿意。七点整,胡和平骑着那辆老式自行车,出现在所区三山沟那条满是绿荫的小道上。七点十分,他已坐在办公桌前,拿出记录本写下计划,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对于胡和平来说,这样的场景,已重复了26年,它已成为一个习惯,这是他与直升机相处的一种方式。在直升机所,胡和平是家喻户晓的首席技术专家,航空工业“直升机旋翼系统技术”特级专家,他对工作有一种沉浸感,喜欢钻研和解决问题,这些令他感到其乐无穷。

兴趣是最好的导师

在直升机领域,国外向来把旋翼当作核心秘密、竞争的砝码,从不对外输出相关技术,旋翼在当时更是一大技术瓶颈。我国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还尚未自行研制过直升机旋翼系统,只有测绘仿制的零星技术和经验,而当时国外已经发展和应用了更先进的旋翼技术。

20世纪90年代初,为进一步缩小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直升机所启动了某先进旋翼原理样机研究工作,这项任务是对直升机所整体技术能力的挑战。8年多时间里,胡和平一直在尝试新的研制方法,从选材、设计、试验到制造,每个环节他都要搞个明白。那段时间,他更是对直升机制造工艺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江南小镇阴湿潮闷的酷暑天气里,胡和平时常骑着自行车,顶着烈日来到昌河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跟产,20分钟的车程却已是大汗淋漓,他顾不上擦拭湿透的衣背来到车间现场,向工人师傅了解制造进展,探讨工艺难题,生产车间摆上一张桌子,就可以现场办公。

一次,为确定制造工艺的可行性,胡和平到车间里观察复合材料桨叶成型固化过程。由于每次成型过程要超过5小时,很多工作人员都离开了,只有他一直守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加工件的变化。反反复复的理论与实践相互验证,胡和平与同事们建立起一套复材桨叶的成型参数,打下了新型旋翼部件级技术研究的基础,最终掌握了先进旋翼设计的关键技术,标志着我国旋翼设计技术跨上了新台阶。

无轴承旋翼之梦

20多年科研工作中,无轴承旋翼的完全自主研发,一直是胡和平的一个梦。

作为第四代旋翼技术,无轴承旋翼拥有结构简单、零件数目少、重量轻,又具有操纵功效高、敏捷性好、可靠性高、维护简单、较低的全寿命周期成本等优点,也已经成为新一代直升机的最佳选择。“国外的直升机,只要看到旋翼,就知道是哪家公司生产的。而我们的直升机缺乏这样的特色和辨识度,我们研究无轴承直升机,一方面是要提升技术,融会贯通,更重要的是要创建自己的品牌。”

无轴承旋翼研制期间,胡和平一度感到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和此前纯粹的工程研制完全不同。身为项目负责人,每时每刻,技术和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在纷至沓来。那段时间胡和平时常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特别是无轴承旋翼快要装机试飞的日子,组里的年轻人在办公室几乎见不到他。

2015年5月28日,这一天让胡和平终生难忘。

安装无轴承旋翼的验证机进行悬停飞行,胡和平和研制团队成员在一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监视设备,这是人生中的一次大考,可他此时的心情反而更加豁朗平静。直升机轻盈地飞起来,红蓝黄相间的色彩在阳光下格外耀眼,装机的无轴承旋翼飞速地旋转,呼啸着仿佛是一位出征的将士。

那天,当悬停试验快接近尾声,一个突发的状况又让胡和平揪起心来。密切监控飞行的遥测系统突然有些失灵,无法即时监测到飞行的相关数据,试验的效果可能会大受影响。“胡老师,这个试验是不是继续下去?”现场的气氛有些紧张,直升机桨叶挥舞的声音格外刺耳,所有人都望着胡和平,等待他的答案。

一番思索,反而让胡和平镇定下来,凭借多年的科研经验,他意识到遥测系统失灵的状况并非偶发,在以前的试验中也曾出现过,并且可以逐渐恢复正常。这样一个重大的试验如果一旦停止,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都要损失,后面联系飞行员协调机型飞行,不知又要等到何年何月,机遇一旦错过就没有了。

胡和平果断决定,试验继续,所有的责任他一人承担。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监视屏上渐渐地又有了数据显示,遥控系统恢复了正常。试验结束的那一刻,周云看到,胡和平紧蹙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

“终于飞完了,今天飞行真是漂亮啊!像一叶轻舟一样!”胡和平笑了,那么放松,那么单纯,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和无轴承旋翼相伴近20年,那一天对他的意义不可言喻。在科研领域,他仿佛是一个超人,在无数次的难关中倔强挺立,带领团队实现国产直升机旋翼领域的历史性突破。

经历过无轴承旋翼研制的历练,胡和平觉得自己又进入了另一番境界——对直升机旋翼的俯视。这些年,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对年轻人的身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让他时常觉得他们更像自己的孩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地雕琢。

这两年,直升机所开启了津景两地办公模式,胡和平也带领研发团队来到了天津,在视野更为开阔的环境中,开始了更为前沿的智能直升机预先研究。在天津,胡和平每天依旧骑自行车上班,在食堂吃份热乎的早餐,赶到办公室的时间依然是七点十分。

这如同生物钟般的节奏,26年里,一直都未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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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11 19:1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他是中国女物理学家,哥哥弟弟姐姐五姊妹都是科学家

王明贞(1906年10月3日-2010年8月28日),女,江苏苏州人,物理学家。

1926~1928年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学习。2010年8月28日,王明贞教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

王明贞对统计物理学,尤其是玻耳兹曼方程和布朗运动有深入系统的研究,首次独立地从福克—普朗克(Fokker-Planck)方程和克雷默(Kramers)方程中推导出自由粒子和简单谐振子的布朗运动。与导师G.E.乌伦贝克(Uhlenbeck)合作写成“布朗运动的理论”一文。此文至今一直作为了解和研究布朗运动最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1906年10月3日,王明贞出生于江苏苏州,不久母亲去世。她从小形成了宁静和富有涵养的个性。王季同对子女非常严厉。不到10岁的小孩,出去玩耍前必须先写一页大字。再长大些后,出去玩前得看一小段报纸,将内容讲给父亲听。平时总要出一些数学或物理的问题,让子女们思考。王明贞念完初二时,全家迁至上海。

1923~1926年在上海晏摩氏女中学习。她就读于晏摩氏女中,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学生家境多半比较富裕,而王明贞的家境并非如此,她穿着也较寒酸。下雨的时候,继母强迫她穿一双她表哥不要的大雨鞋。每次穿着它到学校去,同学们都要嘲笑她。同学们从家里返校总要带些零食和饭菜,而她空手而返,所以每逢同学之间交换零食时,她总是设法走得远远的,避免这个尴尬的局面。第一学期大考结束,她是全班第一名,每门功课都是“A”,这使同学们十分惊奇,从此不再歧视改而尊敬她。3年中学学习,她始终保持着全“A”的好成绩,名字被刻在校长办公室桌上的一只银杯上。全班15个同学,只有她不是教徒,校长流着眼泪对她说:“你虽成绩优异,名字刻上了银杯,但你不信教也就不能进天堂”。王明贞回答校长:“我明明不信教,不能向你撒谎”,双方不欢而散。同学们常常向她请教数理化问题,高二化学课期末让她上台讲了总结课,同学们称她为“二级老师”。临毕业时,她主演了用英语对白的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还担任毕业班以英语写稿为主的年刊总编辑。 云南大学

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她父亲是自学成材,也希望儿女们自学。当她提出想进大学时,遭继母的反对。父母给她作主,要她与父亲的好朋友的儿子订婚。既然进不了大学,王明贞也只好答应。对方送来贵重的订婚礼物,一点没打动她,订婚戒指从来没有戴过。幸运的是男方未立即提出结婚的要求,原因是男方也想到德国留学。久,她的姐姐王淑贞(中国现代妇女先驱者,杰出的妇科专家)学成回国,她把想上大学的想法告诉姐姐,姐姐答应全力帮助。王明贞立即报考金陵女子大学,并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王明贞进入金陵女大,2年级时选修了为3年级学生开的物理课。在3年级的班上,有一个同学常常要王明贞给她解释物理课上的难题。期末考试那位同学得了“A”,而她却只得了一个“B”。原因是那位物理老师从不认真查阅考卷,而是按印象给分,由于王明贞是唯一低班学生,所以就给了一个“B”。这是王明贞的全“A”成绩上留下的唯一一个“B”。她一气之下就转学到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在3年级下学期由任课老师介绍去教护士预科班的数学课,每周两堂课,报酬每月8元。这收入帮了王明贞大忙,因为当时学生的饭费每月只有3元。这次教学使她获得了认真教学的经验。

1929年由于她哥哥王守竞(著名的物理学家)从美国归来,由他担负了王明贞上大学最后一年费用。

1928~1932年在燕京大学物理系学习,取得学士、硕士学位。

1932~1938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数理系任教。

于是王明贞立即申请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求学,得到校方4年全额奖学金的承诺,然而路费又成了问题。出身书香门第的她,并没有得到与哥哥、弟弟一视同仁的对待,继母不同意她学理科,也不愿意资助她负笈海外。她只好在燕京大学一面做助教一面念研究生,2年后得到了燕大硕士学位。金陵女大吴贻芳校长邀请她去担任数学和物理教学。

1938年,吴贻芳校长向美国密歇根大学推荐王明贞,结果给了一个4年全额奖学金。6年工作也解决了路费问题。当年夏天,她终于到密歇根大学物理系学习。在那里,她简直成了“稀有人物”:整个班上只有一个外国人,就是她;只有一个女生,仍是她。不过,聪明儒雅的王明贞并没有受到歧视。在她入学第一学期的电动力学期中考试后两周,教这门课的老师气冲冲地来到班上对学生骂道:“你们真是一群笨蛋,上次考试的最高分只有36分”。王明贞听后觉得自己的答卷没有错,于是下课后去问老师她得了多少分?老师说:“得了100分”,当时在场的同学听了都大吃一惊,从此这件事在系里传开了。很明显,老师把这位班上唯一的女生和唯一的外国人当作了例外。第二学期理论力学课上,S.A.古德斯密特(Goudsmit)教授讲到一位科学家的论文中提到关于钟表的游丝问题无法得到一个解。于是便宣布学生中谁能解这个问题将得到他的奖励。王明贞课后经过几天的思考和推算,终于找到了解答,并告诉了老师。古德斯密特非常高兴,在系里讨论会上讲了这个问题。为了发表这个解,古德斯密特和她合作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40年8月的《应用物理》杂志上。这两件引人注目的事深受物理系研究院师生的赞扬。在密歇根大学时她学习成绩优异,曾获得过3个金钥匙荣誉奖,其中一个叫“ΦβΚ”(Phibetakappa)是当时全美学生的最高荣誉奖。

进入第三学年,王明贞开始做博士论文,她的导师是古德斯密特的好朋友乌伦贝克教授。他们俩在二十年代合作发现电子自旋,这是物理科学上一个重大成果。在乌伦贝克的指导下,王明贞对统计物理学中气体速度分布函数满足的玻耳兹曼方程作了许多研究,并发表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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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设计大师容柏生逝世,享年90岁

澎湃新闻记者从中国工程院方面获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设计大师容柏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5月11日4时50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

容柏生院士治丧委员会方面表示,容柏生院士告别仪式将于5月20日下午2点在广州殡仪馆白云厅举行,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418号。

官方简历显示,容柏生1930年8月出生,广东珠海人,1949年9月至1952年9月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土木工程系,1952年10月至1953年7月就读于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

容柏生先后在广东省建筑设计公司、广东省建筑工程专科学校、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广州容柏生建筑结构设计事务所工作,是广东省劳动模范、广东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89年被建设部授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容柏生主持设计的广东国际大厦

容柏生在中国超高层建筑结构领域创造出多项重大设计及研究成果,为建筑工程科技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主持设计的项目,曾获国家优秀设计金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首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和多项省部级大奖,是我国建筑工程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

根据中国工程院官网“已故院士名单”栏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5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逝世。他们分别是:1月1日逝世的金属材料专家涂铭旌,1月8日逝世的心血管外科学专家高长青,2月3日逝世的压力加工专家阮雪榆,2月22日逝世的土木工程材料专家孙伟和5月11日逝世的建筑结构专家容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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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13 17:3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他是当今中国最年轻院士,一位回归根本简单纯粹的科学家——邵峰
邵峰: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获杰出青年科学家奖、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杰出成就奖、2017年获得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杰出成就奖

“别人在台上享受鲜花和掌声的时候,那就是你的机会。因为你被冷落在一个不受人关注的角落,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潜心研究。”

在人体免疫系统跟病原的这场“持久战”中,有这样一位年轻的院士,为之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就是邵峰。

出生于1972年的邵峰,如今46岁,不仅获得了诸多的奖项,更是当今中国最年轻的院士。

头顶着“最年轻院士”的光环,对于邵峰来说,并没有产生太多影响,他对科学的简单纯粹的态度一如既往,始终如一。

“当选院士我不觉得有任何变化,该做什么还做什么。”

“被人这样称呼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压力,我只是觉得多了一些责任,就是在一些学术体制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

那么今天,就让大家跟随转折点直聘,一起走进邵峰的传奇人生。

一、邵峰的求学之路

1%的机会,他拼尽全力


“从小我就是‘学霸’,常常是年级第一。”

邵峰生于淮安市淮安区流均镇,这里地处淮安、扬州、盐城交界之处,长期以水产养殖著称,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邵峰在小时候一直由外婆、外公抚养,生活在宝应乡村,与老人的相处让他非常自在,这种天然的联系也深植邵峰内心,即使工作再忙,过年也要抽出三天时间回老家看看。

“家人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全家人的资助让我顺利完成学业。”

邵峰回忆说,那时候家里比较清苦,考上北大后,学费是家里亲戚你一家我一家凑出来的。记得放假回家,外公从几百块的退休金中拿出一部分放在他手里,那份感动至今难以忘怀。

影响一生的决定发生在高考那年。“高考前,父母希望我填报上海交通大学,当时以我的能力,再加上加分政策,考上完全没问题,而在最后一刻我自作主张改掉志愿。”邵峰认为,上海交大是一个稳妥的选择,但并不是理想志愿。

拿不定主意之际,邵峰去请教了自己的数学老师,“他告诉我,‘你有51%的希望考上北大’。”

这51%很富有哲学含义,他为了多出1%机会,拼尽全力。

1996年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应用化学本科毕业。

1999年获得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分子生物学硕士学位。

2003年获得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2004—2005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

二、坚定回国

报效祖国不用等到功成名就

和那些在海外功成名就之后才回国的前辈相比,邵峰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只有32岁。

12年刻苦钻研,邵峰获得了国际生物学顶尖学术权威的认可。2005年, 学有所成,荣誉在身,邵峰和爱人却义无反顾地放弃在美国做衣食无忧学术白领,回到祖国,希望为中国生物学研究贡献一己之力。

邵峰说, 那个时候还没有掀起留学归国潮,跟多人包括自己的导师都劝自己,要好好考虑回国这件事。邵峰心想,自己做同样的科研成果,肯定是在中国的贡献更大。

邵峰的妻子边欣也说,其实说到祖国,当时并不只是一种思念,从另外一个视角看祖国,就会觉得祖国什么都好。

零五年的夏天,已经在美国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的邵峰带着家人与整整两大箱行李,飞回北京。

“7月16日,我记得很清楚,下午三四点钟到北京机场。我当时没有去租的公寓,直接到实验室。我就在这个墙上挂了一个白板,开始跟他们讲我们要做的课题,当时实验室只有三个人,一个技术员、两个学生。”

回国初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聚焦于细菌的“入侵”——细菌如何感染和破坏宿主防御。他的实验室先后在《科学》上发表2篇文章,报道了两种全新的病原菌毒力作用机制,立刻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

三、学生的榜样,人生的导师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学生是来跟我学习的,我招他们进来就要确保他们顺利成长、多出成果。”

北生所在业内被称为“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鼓励科学创新,没有体制的束缚,允许研究者安静地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做纯粹的科学研究,这与邵峰回国的初衷不谋而合。

然而,做学问无异于是一场苦行。熟悉邵峰的人都知道,他回国的12年里,一周6天泡在实验室,实验室占据他90%的时间。有人认为,邵峰高产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科研的激情和投入,下的工夫是一般人比不了的。

邵峰的实验室在北生所的三楼,推门进入,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拥挤的学生办公室,右侧是生物化学实验室;最里侧的小房间,是邵峰的办公室。在办公室里,不时可以看见有学生进进出出,或在实验室摆弄瓶瓶罐罐,或在电脑前查找什么。

“我一年一般只招两个学生,有合适人选的话也会招一名博士后,从2005年到现在,从这个实验室走出去的博士、博士后,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邵峰的实验室里,超过一半的毕业生在学习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顶级国际期刊上发表过文章,毕业后绝大部分到国内、国外的一流高校研究所深造,目前已经有好几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自建立独立实验室至今,邵峰从没有“助教”,一直自己带学生。“我办公室的门从来不关,学生可以随时进来,一起讨论问题。”

李鹏是在2011年加入实验室的。在她的印象中,邵峰和学生们都是“同吃同做同讨论”。内毒素受体的发现思路,就是他和学生在食堂吃饭时“聊”出来的。

“实验失败是家常便饭,邵老师从不批评我们,而是给我们中肯的修改意见、鼓励大家发散思维,尝试从另外的角度继续做实验。”李鹏说,邵峰平时不苟言笑,其实脾气很温和,有时也会和学生们开玩笑。“他唯一发脾气的时候,就是看到我们的实验仪器摆放得不规整、实验习惯糟糕,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实验结果。”

“这几年实验室取得了一批很好的成果,邵老师也只是淡淡地说:请大家不要留恋已有的东西,要经常清零、往前看。”

四、简单、纯粹的科学家

中国“原创性”科研添砖加瓦的拓荒者


在2016年北大毕业生演讲时,邵峰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谆谆告诫学子,最简单的、最纯粹的往往才是最深刻的,也是最持久永恒的。

虽然自己的实验室已在国际舞台上小有名气,但邵峰还有很高的期望,“不仅仅有亮点,更要有里程碑式的进展,持续领跑。比如说,5年、10年之后,这个领域有10个、20个里程碑式的进展,是不是有1/3完全是你做的,另外1/3是你的工作带动的?”

让邵峰担忧的,是目前国内的“诱惑”太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院士……这些五花八门的“光环”让许多青年科研人员迷失了方向,甚至浪费了宝贵的学术生命。

“科学家的心思一旦离开实验室,就很难再回来了。”

邵峰说:“我很庆幸自己回国后选择了北生所,在这里大家能够在安静的科研环境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今后邵峰的实验室将两路并进:一是继续寻找更多新的重要蛋白分子、不断揭开细菌感染和人体免疫的生命奥秘;二是筛选化合物小分子,在治疗败血症等重大疾病的药物研发上有所突破。

作为年龄最小的院士,他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年轻科研人员做个榜样,把荣誉看淡些。“我希望更多同行明白,科学的天很高,踏实做学问就好,其它一切只是副产品。”

如果这个人总在舞台上,其实他已经结束了,至少对我们做科研的人来说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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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14 15:4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她是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兄弟姐妹人人是国家栋梁


王淑贞(1899年5月31日 — 1991年11月2日),女,祖籍江苏苏州,生于北京。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20岁时考取清华大学中美庚款奖学金赴美留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91年11月2日,王淑贞同志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享年93岁。



王淑贞,1899年5月21日出生于北京。生后一个月就随父母移居祖籍江苏苏州。在这古老的城市中她度过了童年与青年时期。她的祖父是清朝进士,早逝。祖母专管家务和子女的教养,她能接受新事物,并创办了振华女校。父亲与姑母们均于年轻时留学美国,父亲归国后任电机工程师,也曾担任教学工作。生母共育有5个子女,但在王淑贞8岁时死于产褥疾病。继母原为其小姨母,生育了7个子女,故王淑贞有兄弟姐妹12人。王淑贞10岁时进振华女校读书,13岁时因病休学2年。她看到母亲因产后病症去世,感到中国新医学的落后,于是立志学医以解救妇女的痛苦。16岁时进入苏州景海女塾(教会学校),选修英文与拉丁文,为学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8岁时转入苏州女医学校。19岁时考取清华大学中美庚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先在巴尔的摩高氏女子大学(Goucher College)学习一年。后转到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2年,提早一年获得理学士学位。22岁时进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4年后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

在美国时王淑贞曾巧遇前上海西门妇孺医院院长美籍负责人劳和理,她是一个传教士,又是内科医师。经她介绍王淑贞于1926年回到上海,进入西门妇孺医院(原为综合性医院)工作。在此建立妇产科,并任妇科主任,她是该美国教会医院第一位担任科主任的中国人,同时还兼任上海女子医学院教授。王淑贞引进国外的先进医疗技术与教学方法,使妇产科很快得到发展,并取得了妇女的信任和社会名誉。

1928年,王淑贞与外科倪葆春教授结婚。倪教授为中国整形外科创始人之一,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院长、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等职务。1989年,他俩被评为上海金婚佳侣。

1929年,王淑贞除在医院任职,为普通百姓治病外,还开设了私人诊所,为有钱有势的夫人小姐服务。

1932年,中国教育部规定,学校校长必须是中国人。王淑贞担任了上海女子医学院院长,学校因而得以办理了私立大学的立案手续。该学院于1942年停办,一、二、三年级学生转入圣约翰大学。

当时医院的院址在上海城的西郊,居民多为各地移居上海的贫苦农民或逃荒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医院和医学院位于上海的郊外,是“中国地界”,不是“租界”,因此遭到严重破坏,一切医疗与教学工作均被迫停止。此时王淑贞与医院职工参加了救护伤病员的工作,他们在觉民小学设立了难民医院,收治了从敌占区逃出来的孕产妇和新生儿。以后又在徐家汇路850号原骨科医院的地址建立了临时医院。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将西门妇孺医院残存的医疗设备从西门外搬到法租界的边界徐家汇路,使医疗工作又得以正常进行。当时医院的对面就是长期淤积的肇家浜,两岸与浜内均为贫苦船民。

徐家汇路的医疗工作刚刚进入正常情况,1941年又突然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医院被日军接管,美籍医生与护士均被关进集中营,医院断绝了经费来源,一切行政与经济担子都落到了王淑贞的肩上。再加上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医院收支难以平衡。经过全院职工的努力,他们苦度岁月,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王淑贞去美国与教会联系,争取到修复西门外的旧院拨款和救济总署拨给的部分医疗设备。1947年完成了复院工作。此时西门外南市区的旧址成为总院,徐家汇路的部分则成为分院。在当时内战的影响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许多亲友劝她去香港或美国。王淑贞经过反复思考,想到当初回国就是为了救治中国痛苦的妇女,八年抗战时孤岛生活都坚持下来,难道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因此坚持留下来把医院办下去。

1951年7月23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接管了西门妇孺医院,她当时担任副院长。同年年底西门妇孺医院、华山医院妇产科(原上海十字会医院)及中山医院妇产科合并成立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王淑贞任院长,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兼妇产科教研室主任;1984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名誉院长。

为了提高产科的医疗质量,在1950年代中期,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开设了产道异常专科门诊,以降低难产率和产科并发症;后来又建立了心脏病、高血压等妊娠合并症的专科门诊。

在王淑贞的领导下“红房子”医院(上海第一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屋顶为红色)声名日隆,誉满上海。

王淑贞认为,医、教、研三方面的工作必须结合进行。并认为医学科研工作是教学医院的重要任务之一,医学科研既要为医疗服务,又要为教学服务。

在培养研究生及主任级的进修医生方面,王淑贞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并体现了“高标准、严要求”的精神。无论对科研设计、数据处理、文字描写、标点符号等都一丝不苟地逐字、逐句修改,即使是细小的缺点或谬误也不轻易放过。她曾在全国举办的内分泌学习班上,指定高年资、有经验的医师重点钻研妇科恶性肿瘤的诊治。

1958年,在“拔白旗”运动中她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她受到残酷迫害,长期靠边劳动。1973年7月,她被任命为医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在她60岁高龄的时候,她仍坚持门诊和手术,从实践中指导年轻医生进行诊断与治疗疑难病例。 [1]

1928年,王淑贞与外科倪葆春教授结婚。倪教授为中国整形外科创始人之一,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院长、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等职务。1989年,他俩被评为上海金婚佳侣。

1929年,王淑贞除在医院任职,为普通百姓治病外,还开设了私人诊所,为有钱有势的夫人小姐服务。

1932年,中国教育部规定,学校校长必须是中国人。王淑贞担任了上海女子医学院院长,学校因而得以办理了私立大学的立案手续。该学院于1942年停办,一、二、三年级学生转入圣约翰大学。

当时医院的院址在上海城的西郊,居民多为各地移居上海的贫苦农民或逃荒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医院和医学院位于上海的郊外,是“中国地界”,不是“租界”,因此遭到严重破坏,一切医疗与教学工作均被迫停止。此时王淑贞与医院职工参加了救护伤病员的工作,他们在觉民小学设立了难民医院,收治了从敌占区逃出来的孕产妇和新生儿。以后又在徐家汇路850号原骨科医院的地址建立了临时医院。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将西门妇孺医院残存的医疗设备从西门外搬到法租界的边界徐家汇路,使医疗工作又得以正常进行。当时医院的对面就是长期淤积的肇家浜,两岸与浜内均为贫苦船民。

徐家汇路的医疗工作刚刚进入正常情况,1941年又突然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医院被日军接管,美籍医生与护士均被关进集中营,医院断绝了经费来源,一切行政与经济担子都落到了王淑贞的肩上。再加上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医院收支难以平衡。经过全院职工的努力,他们苦度岁月,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王淑贞去美国与教会联系,争取到修复西门外的旧院拨款和救济总署拨给的部分医疗设备。1947年完成了复院工作。此时西门外南市区的旧址成为总院,徐家汇路的部分则成为分院。在当时内战的影响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许多亲友劝她去香港或美国。王淑贞经过反复思考,想到当初回国就是为了救治中国痛苦的妇女,八年抗战时孤岛生活都坚持下来,难道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因此坚持留下来把医院办下去。

1951年7月23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接管了西门妇孺医院,她

当时担任副院长。同年年底西门妇孺医院、华山医院妇产科(原上海十字会医院)及中山医院妇产科合并成立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王淑贞任院长,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兼妇产科教研室主任;1984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名誉院长。

为了提高产科的医疗质量,在1950年代中期,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开设了产道异常专科门诊,以降低难产率和产科并发症;后来又建立了心脏病、高血压等妊娠合并症的专科门诊。

在王淑贞的领导下“红房子”医院(上海第一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屋顶为红色)声名日隆,誉满上海。

王淑贞认为,医、教、研三方面的工作必须结合进行。并认为医学科研工作是教学医院的重要任务之一,医学科研既要为医疗服务,又要为教学服务。

在培养研究生及主任级的进修医生方面,王淑贞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并体现了“高标准、严要求”的精神。无论对科研设计、数据处理、文字描写、标点符号等都一丝不苟地逐字、逐句修改,即使是细小的缺点或谬误也不轻易放过。她曾在全国举办的内分泌学习班上,指定高年资、有经验的医师重点钻研妇科恶性肿瘤的诊治。

1958年,在“拔白旗”运动中她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她受到残酷迫害,长期靠边劳动。1973年7月,她被任命为医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在她60岁高龄的时候,她仍坚持门诊和手术,从实践中指导年轻医生进行诊断与治疗疑难病例。

王淑贞接受卫生部和教育部的委托,主编了全国妇产科学的统一教材《妇产科学》。该教材于1960年出版,其内容详细而实用,深受医师、教师和医学生的欢迎。1977年,该书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她组织全国知名的妇产科专家编写了大型参考书《妇产科理论与实践》,该书于1982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到1990年代又进行了第二版修改。王淑贞还组织了上海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及山东医科大学三个学校的妇产科教授编写了《实用妇产科学》,该书于1987年出版。

1960年,王淑贞任全国计划生育临床组的负责人,组织全国专家制定了计划生育的措施和临床科的计划,探讨有效的女性避孕方法,如阴道隔膜、宫内节育环、口服避孕药等。

王淑贞从1950年起就开始研究“产后流血”问题。1954年,她在Chinese Medical Journal(《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第7卷第4期243页上发表了《产后流血的研究》。她还从事腹膜外剖宫产的研究,1956年,她在《中华妇产科杂志》上发表了有关腹膜外剖宫产的操作、适应证和禁忌证的阐述和论证。她多年进行骨盆外测量的研究,取得了中国妇女骨盆外测量的正常值。1958年,她出席第十次全苏妇产科医师代表大会,在会上宣读了“原发性输卵管癌”的论文。

王淑贞是中国卓越的妇产科专家之一。在老一辈的妇产科专家中,“北林南王”(即林巧稚与王淑贞)众所周知。

王淑贞曾担任中华医学会总会理事、《中华妇产科杂志》编委、中华妇产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妇产科主任委员、市妇联副主任等职。1987年任卫生部科学委员会委员。

由于她的杰出成就,1984年,中华医学会授予她“表彰奖”。1984~1986年中华医学会、上海市卫生局、上海医科大学、上海市计划生育研究会、中国红十字会都先后向她颁发了各种荣誉证书。1985年,她获得首届中国福利会妇幼儿童工作“樟树奖”。1987年,卫生部给她颁发荣誉证书。

1991年11月2日,王淑贞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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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15 19:5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他的研究让长征五号“减肥”645公斤——记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大连理工大学教授王博

对大多数人而言,王博的研究方向和领域陌生而神秘——“高端装备结构强度设计,尤其以轻量化为主要目标的优化设计”。不过,当王博谈及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轻量化与他的研究成果直接相关时,记者对这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青年973专题项目首席科学家、大连理工大学教授的科研工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2016年11月3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发射中心首飞成功,作为我国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其运载能力与当时服役的运载火箭相比提升了两倍多,使我国运载火箭的规模实现了从中型向大型的跨越。

为了这一时刻,王博和他的同事、学生已奋斗多年。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耿东的指导下,王博等人带领的科研团队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火箭工程师们一起工作,针对20多个部段和部件开展优化减重设计工作,为火箭成功减重645公斤,折合提升运力262公斤,单发火箭新增利润3600万元。

火箭的轻量化决定火箭的运载能力,轻量化是研制新型火箭的“永恒主题”。王博告诉记者:“火箭结构重量减少一克,甚至比一克黄金更有价值,因为每减轻一公斤重量,就节约发射成本两万美元。利用结构优化设计理论和方法对火箭结构进行减重,就是要以最简洁的构造、最精良的设计和尽量少的材料用量,实现‘一两拨千斤’的最优结构设计境界。”

参与研制新一代火箭,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而又艰巨的任务。对王博而言,回忆起当初能够参与这项工程时,他“倍感荣幸”,但当完全深入这个领域时,他才知道跋涉的艰难。

2007年博士毕业后不久,王博就开始了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深度合作。作为高校教师,他在大连理工大学还有本科生授课任务,只能北京、大连两头跑。“往往是白天在大连上完课,晚上坐火车去北京,次日早晨到火箭研究院搞科研,忙碌一天后再坐一宿火车回大连上课,周而复始。那是咬紧牙关才坚持下来的。”王博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埋头干,王博所在的大连理工大学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密切结合国家安全重大装备的结构分析与优化设计,取得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得到了直接应用。尤其是他带领团队解决了我国弹箭体结构设计关键难题,被认为“从源头上提高了我国运载火箭和导弹的结构设计精细化水平”“为保证我国大型运载火箭性能和可靠性作出了实质性的重要贡献”。

助力强国梦,探索无止境。王博说:“近期,我会继续以航空航天装备的强度和轻量化设计为核心,开展更多研究。除了火箭、导弹外,发动机、飞机的结构减重都是我正在努力的方向。”

初心向远方,开拓不止步。“我希望能将计算力学更多地与实验力学甚至是人工智能相结合,不断拓展科研视野,取得更多实用成果。”王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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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17 20:4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小锋:打造航空强国的硬科技


本报记者 张梅

先后参与、主持和组织了飞豹系列、空警2000、运20等10余项国家重点型号飞机的研制和技术管理工作。

主导了两项无人机的首飞,填补了国内空白。

他是201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一飞院)院长刘小锋。

攻坚克难 为使命不懈奋斗

“我们的使命是努力成为军队、国家战略能力的坚强提供者,打造航空强国的硬科技!”从1992年进入一飞院工作开始,刘小锋的目标就没有改变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懈奋斗着。

作为动力燃油领域技术专家,他主持了技术预研课题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全模试验的发展规划,在国内首次实现了多项关键技术的应用,为新时代强军战略的实现迈出了坚实一步。

作为飞豹系列飞机的总设计师,他主管的该系列两型飞机双双完成关键技术攻关。他主持完成了在役飞机提升战斗力适应性改进和设计工作,相关成果为我国发展下一代作战飞机探索出了一套技术开发和维护保障的方法及技术标准。在他的领导下,飞豹系列飞机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获得俄罗斯国际军演“航空飞镖”轰炸机组冠军。

与此同时,他大力协助唐长红院士管理运20的研制工作,牵头组织的飞机科研和定型试飞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各项研制工作顺利推进。他组织创建的运20“过渡机型、机型理论培训、模拟器综合训练和实装带飞带教的三级四阶段、分层次递进式培训模式”,被空军定义为“阎良模式”,有效保障了装备战斗力的快速形成。

改革探索 做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获得31项各级科技奖励,申请专利53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比例高达80%;参与编制国家、军方和行业标准43项,获得发布10项;发表论文237篇,其中核心期刊23篇,重点期刊82篇。这是一飞院2018年科技创新的成绩单。

2016年10月,刘小锋担任一飞院院长。在他的带领下,一飞院进行了多项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探索尝试。

刘小锋积极推进一飞院专业能力建设,完善《飞机设计流程》,加强标准规范、工程信息化和知识工程建设,构建了满足未来发展的技术基础体系;建立科研风险管控体系,创新实现多项目并行下的科研计划管控的体系化、科学化、信息化,有效支撑了多项目并行研制。

在预先研究方面,他分析提出了型号发展“六大谱系”,为预先研究指明了方向。同时,一飞院在行业内率先组建了“徐舜寿创新中心”,加强预先研究顶层牵引。为了孵化和培育技术创新项目,一飞院设立了“徐舜寿创新基金”,部署重点预研背景项目和无人机研发。

为了提升一飞院核心技术能力,刘小锋部署开展研究院专业能力评估,推进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提出统一标准体系建设,为一飞院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中型军民用飞机设计研究院奠定了坚实的能力基础。

打破壁垒 推动行业发展

“作为设计单位,我们以竞争促进技术、质量提升,降低研制成本和采购成本,促进军机研制生态的良性发展。同时,我们通过建立供应商评价体系,打造高质量高效率的型号配套供应链。”说起大运型号的研制心得,刘小锋如是说。在大运型号研制过程中,他主动打破行业壁垒,鼓励民口、民营企业参与军机型号研制。

在刘小锋的力推下,一飞院用两年时间掌握了大型太阳能无人机设计、制造、试验和飞行验证等关键技术,建立了完备的设计、计算和试验方法,获得大量的工程设计经验和飞行数据。2018年9月,“启明星”太阳能无人机大尺寸(20米翼展)技术验证机成功首飞,其综合性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与此同时,刘小锋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截至目前,一飞院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多家高校建立联合研究中心,开展技术研究和专业共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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