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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成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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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3 14:5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钱令希:知行并重的科教人生

钱令希(1916—2009)

著名工程力学家和教育家。

结构力学与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密切结合的先行者,提出发展计算力学,倡导结构优化,运用工程力学在桥梁工程、水利工程、舰船工程、港湾工程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与同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的胞兄、物理学家钱临照,水利学家钱正英被誉为中国科技界的“小三钱”。善于教书育人,爱护人才,培养了几代优秀的力学家。

2009年4月20日,钱令希因病医治无效,在大连逝世。

“力学泰斗,自幼立志报国,知行并重,造桥、筑坝、建港,引领计算力学,誉满神州;一代宗师,毕生教书育人,慧眼独具,爱才、识才、育才,赢得桃李满园,天下芬芳。”

这副挽联,乃钱令希院士93载科教人生的真实写照。

“慎起步”的求学之路

钱令希1916年7月26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里镇钱氏亲仁堂,系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王钱鏐的第三十六代后裔。

钱令希出身书香门第,父亲钱伯圭早年受中西方文化双重影响,富于革命精神,一生崇教尚义,对儿子的管教十分严格;母亲华开森是无锡荡口人,其父亲与弟弟也都是饱学之士;胞兄钱临照年长钱令希10岁,早年就读上海大同大学、留学英伦,是我国金属晶体范性形变和晶体缺陷研究以及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

1921年8月,刚满5周岁的钱令希入读父亲钱伯圭等在十几年前创办的鸿声里小学(原名“南下初等学堂”,1949年后先后更名为“鸿声小学”“鸿声中心小学”),开始了正式的求学之路。

1925年8月,在父亲的授意下,钱令希离家进入位于家乡附近梅村镇的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住读。该校创办于1913年,是新学制(史称“壬子学制”)下无锡县新创办的6所高等小学之一,教学上特别注重国文、英文和算术。

当时,钱令希的舅父华澄波任该校校长。钱令希受到舅父的特别关照,还与舅父同睡一床,耳濡目染,颇受舅父“深入浅出”讲授特点的影响。

钱令希刚上小学时,名字还是父亲所赐的“临熹”,这对年幼的钱令希来说,用毛笔书写起来,笔画多、结构复杂的名字较为吃力,怎么也写不好,于是舅舅想了一个办法,取“临熹”谐音,更名为“令希”。

钱令希后来形成的学术研究风格里含有“化繁为简”的特点,或许与其舅父对他的名字更改有关。

1927年8月,钱令希考取了新组建的第四中山大学区苏州中学初中部一年级正取生。钱令希来自乡下,乍到苏州,他对城市的一切感到新鲜,贪玩影响了学习。

一年下来,英文26个字母都背不下来,历史还考了个不及格。钱令希顿感问题严重,想换个学校就读,最好还是不学英语的学校。

1928年8月上旬,上海的中法国立工业专门学校(1931年更名为“中法国立工学院”)中学部开始广告招生,当时在上海大同大学上学的哥哥钱临照暑假回家时将此消息告诉了钱令希。

尽管当时学校规定附属的高中部只招收至少读完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但钱令希还是决定一试。于是他专心备考,集中精力认真读书,最后竟然产生了自己没敢想的结果——跳级考上了。

钱令希晚年在回顾自己这段“问题严重”的初中一年级读书生活时说:“学习如同在硬木头上钻螺丝钉,开头先要搞正方向,锤它几下,然后拧起来就顺利了。否则钉子站得不稳不正,拧起来必然歪歪扭扭,连劲也使不上。求学之道慎起步啊!”

1928年9月,钱令希在中法国立工业专门学校附属高中部开启了新的学习生涯。

在通过一年的法文补习班、3年的高中学习后,他于1932年8月又直升中法国立工学院大学部。该校的课程设置力求与法国、比利时等国的工业大学有同等程度,前两年不分系和专业,仅教授工业公共科目。

1934年8月,钱令希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进入土木工程系学习。两年后,他以全系总评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直接取得中比庚款项目资助赴比利时留学的资格。

1936年9月,钱令希经过暑期稍事休整后,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船公司“杜美总统号”轮船前往法国马赛,10月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注册入学比京大学(即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钱令希就读该校应用科学院,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进入相对轻松的土木系研究生班,二是攻读5年制的土木系大学四、五年级课程。

钱令希来比利时留学是想学些本领,于是选择了后者,因为他认为研究生班不够踏实,而进入大学四、五年级学习,可以实实在在地研读他们大学正规课程,好好学习他们的技术知识。



1937年冬,钱令希(后排左3)与同学赴法国北部进行地质旅行

由于在中法国立工学院打下坚实的法文和专业基础,再加上勤奋好学,钱令希在比京大学两年的学习比较顺利:第一学年成绩为优等,毕业时成绩为最优等,是班上第二名,获得最优等土木工程师学位。

从比京大学毕业后,钱令希本打算在国外继续实习一年,但考虑到中国国内抗战正酣,许多工程上马急需各方人才,便于1938年初秋取道越南海防回到了祖国大后方云南昆明。

西南大后方崭露头角

1938年10月,钱令希通过向叙昆铁路工程局局长沈昌自荐的方式,入职该局工务课桥梁股。

钱令希去求职那天,沈局长说暂时没有空缺岗位时,正巧有人跑到局长办公室说需要人,钱令希马上就说:“我去吧,先试用,行的话就把我留下来。”沈局长说:“那就叫钱试用去吧。”

因此,钱令希在叙昆就有了一个外号“钱试用”。

叙昆铁路工程局使用的是一套英美的技术规范,这对留学比利时、修学法语的钱令希来说又是一大挑战。

好在他在大学和留学时期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再加上这段时期努力自学英文和拥有很多的工程实践的机会,钱令希很快胜任了自己的工作,次年春便由“试用”转为正式职员,不久便定职为“帮工程司”。

钱令希在叙昆铁路工程局工作两年多,与一些富有铁路建设实践经验、办事认真、勤学肯干的技术人员共事,业务进步很大,收获颇丰,为他日后“几十年来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学研究为工程建设服务的思维准则”奠定了良好基础。



1939年,钱令希(左4)在叙昆铁路的建设中

1941年2月,钱令希调任川滇铁路公司设计股,任副工程司。他在这里的工作主要是设计,要比在叙昆铁路工程局时闲散得多,几乎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可做,渐渐地,他产生了去意。

1942年6月,主持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的茅以升先生来昆明招人,钱令希感觉那儿是纯粹的技术设计单位,很适合自己的兴趣,便决定前往,只是当时妻子倪晖有孕在身,恰巧此时云南大学(以下简称云大)正在招聘结构学教师,钱令希便和茅先生谈好,暂时先在云大教一年书,次年暑假去贵阳工作。

1942年8月,年仅26岁的钱令希进入云大,跳过讲师、副教授直接被聘为土木工程学系教授。

在云大这一年,钱令希可以随心所欲地钻研书本、研究学术,感觉非常自在,所以待到要去贵阳赴约时竟有些后悔了。

不过,到了1943年7月,钱令希还是举家迁往贵阳,如约到达贵阳茅以升任处长的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报到。

1943年10月下旬,中国工程师学会第12届年会在桂林召开。之前在叙昆铁路工程局的同事兼好友刘恢先去参会时路过贵阳,特地来看望钱令希。在与老友的交谈中,钱令希津津乐道地提及自己在云大的一年教书生涯,说有机会还想到大学去工作。

不久,浙江大学(以下简称浙大)工学院代理院长王国松教授从桂林开完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途经贵阳回遵义去的时候,特地找到钱令希,邀请他去浙大教书。王国松是在桂林的会议期间从刘恢先那里知道钱令希的。

恰巧那时,桥梁设计工程处要改组迁往重庆,于是钱令希便慨然应允王国松提出加盟浙大的邀请。

不过,钱令希自己暂时留在桥梁工程处处理手头上的工作,让妻子倪晖带着襁褓中的儿子,搭乘在交通银行工作的堂哥钱大中雇用的押钞邮车,提前从贵阳去了遵义。

1943年11月底,钱令希也来到了内迁遵义的浙大,被聘为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作为浙大的新人,校长竺可桢于12月10日晚特地设宴招待了钱令希等人。

当时的浙大,被著名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聚集了像竺可桢、王琎、钱宝琮、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梅光迪等一些知名教授。

钱令希所在的浙大工学院和土木工程系的教授大多也是国内名校毕业和留学英美者。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钱令希暗下决心,要加倍努力,让自己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均要无逊于这些同事。

在遵义的3年时间里,钱令希除了教课、指导大四学生做毕业论文外,还进行相关研究,先后写出几篇崭露头角的论文,如《梁与拱函数分布图与其感应图之连锁关系》《悬索桥理论及分析之改进》。

1945年,钱令希以这两篇论文申请国民政府1945年度学术奖励,该评奖结果于1946年12月底揭晓,钱令希名列应用科学类二等奖之首(一等奖空缺)。

1945年7月,钱令希的《悬索桥理论及分析之改进》英文稿,通过当时内迁在重庆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转投给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3年后的1948年9月,该文的英文版“A Simplified Method of Analyzing Suspension Bridges”在《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报》第74卷第7期上刊发。

《悬索桥理论及分析之改进》一文曾得到茅以升的高度赞誉,他评价道:“钱君此作,发现索中水平拉力之新公式,使于各种活重情形下,得以极简明之函数求其变化,减少计算时间,并消除错误机会;从本文所举实例,即可明其价值,洵为结构学中之创造。”

在这篇论文发表近3年后的1951年,由于它的学术开创性和深入浅出、面向工程的风格,经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结构分会推荐,拟颁授钱令希1951年度莫采夫奖(Moisseiff Award)。

但鉴于当时朝鲜战争爆发,钱令希拒绝领奖,后来这个奖临时改授给了以研究立柱非弹性稳定理论著名的美国力学家尚利(F. R. Shanley)。

中国计算结构力学的开拓

1946年秋,钱令希随“复员”的浙大到了杭州的西子湖畔。除了任浙大土木系教授外,其间还兼任浙赣铁路局铁路桥梁总工程司室正工程司,参加了浙赣铁路战后桥梁修复的设计与施工工作。

1950年8月,钱令希出任浙大土木系主任。是年11月,他在《中国科学》上发表论文《余能理论》,首开我国研究变分原理之先河,引发了中国力学工作者对变分原理研究的兴趣和一系列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1952年1月,钱令希应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的三顾之请,入职大连工学院(简称大工,1988年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学),先后任土木系教授、港口工程教研室主任、研究部主任、数理力学系主任、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以及大连工学院副院长、院长、顾问等职。

20世纪50年代,钱令希先后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南京长江大桥等国家重大工程的论证与设计实践,并结合任务带领大连工学院的研究团队进行相关研究。

60年代初,我国决定建造自己的核潜艇,以钱令希为首的研究团队又承担了为建设核潜艇研究壳体的强度、开孔和稳定问题的工作。

在进行课题研究时,钱令希体会出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将给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同样,他预感到他所从事的结构力学的研究也必将面临这种变化。

为此,他在勤奋学习电子计算机有关知识的同时,也要求他的研究生林少培、陈浩然等人学习和掌握相关知识,这些研究生后来大多成为计算结构力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坚力量。

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计算力学在我国的发展出现一段时期的停滞。但钱令希一有机会,总不放过研究,即便是批斗也没有阻止他对力学的思考。

1973年8月,钱令希发表《结构力学中最优设计理论与方法的近代发展》,在我国吹响了发展计算力学和结构优化的号角,引起了力学界和工程界的关注和响应,倡导把有限元的研究提升到计算结构力学、把工程设计提升到优化设计的高度,为我国的力学研究给出了方向性的指引。

同年,钱令希组建小分队到上海去“开门办学”。

小分队利用那儿有限的上机条件,编制出一个个越来越复杂而实用的程序,协助上海工程界解决了许多众所瞩目的疑难问题。

钱令希的这一举措,属于开创中国自主研发工程设计中的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的壮举,为改革开放后大连工学院乃至中国的计算力学学科的迅速崛起,夯实了基础。

1974年,大连工学院全面承接大连鲇鱼湾油港的设计任务,钱令希团队负责其主体工程栈桥的设计任务。

他带领着课题小组的几位青年教师,基于工程结构优化设计的思路,最终从2种跨度、3种连接工艺、4种桥型的比较中,选择“百米跨度空腹桁架全焊接钢栈桥”的方案。1978年、1981年,这项工程先后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原国家建委“70年代国家优秀设计奖”。

1975年夏,在钱令希的率领和筹划下,钟万勰带领小分队成员开发大型复杂结构的多层子结构分析集成系统JIGFEX。



1975年秋,钱令希(左2)与设计组成员等在商讨鲇鱼湾油港栈桥吊装问题。

1977年,他们基本调通了这个通用性很强的大型组合结构分析程序,不久又研发出DDDU结构优化程序系统。

1978年3月,大连工学院成立了工程力学研究所,钱令希以此为基地,致力于组织队伍,领导计算力学学科的发展,进行相关研究与实践。

是年8月,钱令希在全国力学规划会议上又极力提议把“计算力学”列为力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他的提议最终被采纳,从而使计算力学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1980年11月,钱令希主持召开了在杭州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计算力学学术交流会。1981年,钱令希倡导创办的《计算结构力学及其应用》(1997年更名为《计算力学学报》)于当年12月获原国家科委批准,面向全国发行。

因对计算力学的远见卓识和丰硕成果,在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钱学森的极力推荐下,钱令希于1982年5月当选为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

自20世纪80年代起,钱令希也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1981年4月,国际计算力学协会(IACM)宣告成立,钱令希以协会发起人的身份,成为计算力学国际委员会成员。

因在计算力学领域及发展国际间学术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钱令希于1997年6月被评为“国际计算力学协会名誉会员”。

钱令希基于为工程建设服务发展力学研究的宗旨,把掌握有限元法为主的结构力学分析上升为计算力学的方法和软件开发,同时实行结构优化设计的理论和应用研究。

在结构优化研究方面,钱令希将他在全国的“面”上号召与大连工学院“点”上的营建结合了起来,“点”上的成果对于“面”上起到了示范和演示作用。

在他的悉心领导和苦心经营下,我国结构优化研究的学术与产业的综合水平在1970—1990年初就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

当年来访的国际学术杂志《工程优化》主编、英国利物浦大学坦普尔曼教授曾说:“通过DDDU,我很惊讶和高兴地发现,在学者、学生和主要行业间有如此多的关于优化设计研究的合作。这个由大连工学院开发的计算机程序,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利物浦的研究组没有开发出这样的程序,但希望能与大连工学院合作。”

桃李芬芳的“功勋教师”

大连理工大学前校长程耿东院士曾经说过,钱令希“最大的成就不仅在他的学术上,更在育人上”。

1942年8月,钱令希受聘为云南大学土木工程学系教授,此后除1943年7月到11月间在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任职外,他都在大学里辛勤耕耘。

钱令希一生都有讲课的激情,即便在晚年亦丝毫未减。



20世纪90年代,耄耋之年的钱令希仍钟情三尺讲台。

20世纪90年代末,已是耄耋之年的钱令希还给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大一新生上了第一节课。当年的一位学生多年后回忆说:“我大学第一课就是钱先生给我们上的,记得是1998年的夏天,在力学楼207室。”

钱令希一生桃李天下,学生中不仅有受业弟子,也有众多私淑弟子、著录弟子,他们遍及海内外,其中一些后来成为院士、大学校长。

当选为院士的有胡海昌、潘家铮、邱大洪、钟万勰、程耿东、林皋、赵国藩等,成为大学校长的有朱兆祥、程耿东、刘扬等。

钱令希惜才爱才,慧眼识英,发掘人才,为了组建自己的研究团队,他费尽力气,从北京、沈阳和吉林通化,先后三次,调来了钟万勰、程耿东和林家浩、隋允康。钱令希一方面以师带徒的方式培育中青年教师,一方面以学院的方式指导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生和硕士生,从他那儿受益者不计其数,可谓桃李满天下。

他在各领域里交结了大量的学者与教师朋友,学问上相互切磋,生活上帮他们排忧解难。

20世纪50年代末,钱令希任大工数理力学系主任,确定了专业的发展必须坚持为工程服务的大方向。

诚然,钱令希在其一生的力学教学,尤其是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始终坚持为工程服务的方向。这种强调力学与工程相结合的理念,对学生们影响深远。

1984年获大连工学院工程力学专业硕士学位、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周建平院士曾说:“我现在是一个工程师,而不是一个力学家。正是听了钱老的学术报告,使自己在日常学习中既重视理论学习,也重视工程应用。”

钱令希也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教育家,曾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届、第二届副会长,大连工学院第二任校长。

他曾提出一些教育思想与理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学建设的“两个中心”、大学教师组织的“学术细胞”、“短线科技人才”培养,以及关于“在真刀真枪中实践”的教学方法和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等的论说。

这些思想与理念在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的实践中,取得骄人的成绩。例如,在大学建设的“两个中心”说的支撑下,作为一校之长,钱令希面对的学校教学、科学研究、学校管理、工程服务等几项大事齐头并进,当年的大连工学院的办学景象也是一片繁荣。

这一教育思想在全国也产生广泛反响,《人民日报》曾进行了报道。

1985年9月4日,钱令希卸任大连工学院院长,任大连工学院顾问。尽管角色已转换,但钱令希对大连工学院的热情依旧。

1994年9月,在第十个教师节前夕,钱令希被辽宁省人民政府评为辽宁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功勋教师”;2009年6月,他又被推选为“大连理工大学建校60周年功勋教师”。

“功勋教师,既是教育实践家,又是教育理论家。”《钱氏家训》中有云:“兴学育才则国盛。”钱令希一生践行《钱氏家训》,对这句话作出了完美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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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4 14:2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从湖北"农村娃"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带领团队9年发现7个大油田!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他提出了浅层油气运聚理论,用于渤海勘探实践,带领团队9年发现了7个大油田、17个中型油田,27亿方石油地质储量,奠定了渤海年产石油3000万方,成为中国第二大油田的储量基础。他叫邓运华,长江大学杰出校友,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在长期的石油勘探和研究工作中,他用自己辛勤的努力和汗水成就了一番光辉的业绩,是石油人的楷模,更是母校的骄傲!

邓运华,1962年出生,湖北红安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组专家评委,国家“863”专家组专家成员。1985年毕业于江汉石油学院(现长江大学)地质专业,1988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后在渤海油田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从事海洋油气资源勘探研究工作,提出浅层油气运聚理论,9年里发现7个大油田和17个中型油田,地质储量27亿方,为同期中国之最,建成中国第二大油田。2015年12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62年,邓运华出生在湖北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1981年,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心仪已久的江汉石油学院(现长江大学),学习地质专业。在校期间,他节衣缩食,从自己不多的生活费中挤出费用订阅专业期刊,及时了解学科前沿发展动态。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满足于国家分配的一份工作,而是选择了继续深造,198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邓运华进入渤海油田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从事海洋油气资源勘探研究工作。此后,他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执着投入到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当中,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涯里,学习、研究、勘探、发现,是他奋斗的轨迹,也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工作期间,他坚持订阅《石油勘探与开发》等20多份中外学术期刊,广泛涉猎油气勘探的新理论、新技术。20多年来,他所作的读书笔记达12本,足有280多万字。学习上的坚持不懈,工作上的精益求精,使邓运华始终走在石油勘探领域的最前沿,取得了多项创新研究成果。

邓运华参与并负责了渤海石油勘探技术工作。针对渤海生油岩埋藏太深,储油层埋藏较浅,晚期断层活动强烈,石油的运移、聚集、保存条件复杂等科技难题,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开创性提出了断层-砂体油气运移“中转站”是主要运移方式,地层-断层组合关系控制了油气富集部位,临界盖层质量控制了断裂活动带油藏形成,汇油面积大小决定了油田规模,小凸起上披覆背斜利于形成大油田,凸起上组合,凹陷下组合控制了主力油田展布等7项学术思想为支撑的浅层油气运聚理论。

相关理论用于渤海勘探实践,带领团队9年发现了7个大油田、17个中型油田,27亿方石油地质储量,奠定了渤海年产石油3000万方,成为中国第二大油田的储量基础。他提出的“海域两个油气带,内带生气,外带生油”地质思想,准确预测了中国南海深水区天然气的区域展布,并被后来的勘探实践所证实。在开拓海外勘探过程中,他提出了“河流—海湾体系是世界海相石油分布的主要场所”新论断,用于战略选区,带领科研团队在非洲发现了多个大中型油气田。

邓运华没有刻意追求,他始终以一种诚实而执着的态度面对工作,投身于他钟爱的海洋油气资源勘探事业。也许正是这种不经意的努力,使得成绩和荣誉,像是一个个披着灵光的天使,翩然而至。近年来,邓运华出版著作2部,发表第一作者论文32篇,3次被评为省部级劳动模范,获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科技进步二、三等奖3次,2009年被评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2015年成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7年9月,邓运华院士回到母校长江大学,在武汉校区学术报告厅以其30余年所学所感所悟为现场师生带来“穷尽平生做一事”为主题的学术报告。他讲解了自己在油气田方面的三大业绩,并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向同学们分享感悟:保持勤奋本色,践行终生学习,坚持批判思考,享受简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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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5 17:2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红装“何庭波”!华为的麒麟女王,国产芯片的掌舵人!
国内有不少的厂商在为此努力着,并且,已经有人,就已经研发出来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研发带头者,是一名女性。

她就是带领着团队苦心研发芯片十年,终得成功,让中国摆脱了无“芯”之痛的何庭波。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在百科上搜索何庭波这个人,只有寥寥百来字的介绍。但是她对中国芯片科技的贡献,却远远不是百来字可以描绘的清楚的。

何庭波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学的是通信和半导体物理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并在1996年的时候加入华为。

1996年,华为已经成立将近十年。任正非带领华为在国内市场开疆扩土,华为已经是国内的龙头企业。

但是,在国际市场上,当时通信行业几乎被西方国家垄断。对此,不甘心的华为人想走向国际市场。只有参与了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在通信这个行业才能有话语权。

这里不得不佩服任正非战略眼光,在2012年就已经敏锐感受到,核心专利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就等于永远低人一筹。

于是,在2004年,任正非开始了对芯片的研究。

当时任正非找到何庭波说:“你的芯片设计团队能不能发展到两万人,我们用两万人来强攻。怎么强攻,这个要靠你说了算,我只能给你人、给你钱。”

最后任正非拍板给出了每年四亿美金(约20亿人民币)的研发费用,任正非说道, 一定要站起来,减少对美国芯片的依赖。

听到这话后,何庭波当即愣住了。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甚至也一项伟大的任务!

她看着任正非,感觉到有一种东西,叫使命,在心中燃起。还在一个没回过神的状态中,何庭波就一头扎进“麒麟芯片”研究!

但是,国内多年在芯片研究上的落后现状意味着,这一路将充满曲折。外界不看好,员工没信心,技术突破难度大,天量烧钱,一个个难题接踵而来。

对此,何庭波却总是能迎难而上,每次都和员工说:“做的慢没关系,做的不好也没有关系,只要有时间,海思总有出头的一天。”

谁知,这一等,就是漫漫十年。

一叶轻艇踏海波,二十青春随郎行!

有心人,天不负!经过十年时间的研发,到2014年海思手机芯片开始进入主流市场,

当年,海思发布四核麒麟910T,首次搭载于华为P7,陆续又发布了八核芯片麒麟920、64位8核芯片麒麟930、以及搭载在mate9上的芯片麒麟960,不到三年就取得了出货破亿的好成绩。

2017年,华为手机全球出货量大约为1.53亿部,有7000万部手机使用了海思处理器,海思手机芯片也逐渐突围。

据业内人士透露,2017年海思芯片收入达到47亿美元(约合323亿人民币),同比增长21%,排名全球第五位。海思的增长速度排在全球的首位。

2018年9月02日,华为在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期间发布了全球首款7纳米制程人工智能(AI)手机芯片“麒麟980”。

这场发布会,让全球为之一振!因为这款新型芯片,一出世就拿下了全球六项世界第一!

华为,自此真正地摆脱了无“芯”之痛!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忌惮的存在。

但更令人忌惮的,就是那个不断寻求突破、带领着海思团队不断研发出奇迹的女子——何庭波。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海思半导体成长为国内最大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海思掌门人何庭波,打破了国外芯片企业多年的垄断,结束了华为的无芯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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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8 17:2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惟愿此生长报国——记河北工业大学微电子技术与材料研究所所长刘玉岭

“北京生产线那边打来电话,调整后的参数您看是不是可行”“这个单子需要您签下字”“下午的研讨会跟您再确定下几点出发”……健步如飞走在前面,几个年轻人小跑追在身后,这是刘玉岭的日常状态。77岁的他,如今依然担任河北工业大学微电子技术与材料研究所所长。

从1974年投入到微电子行业技术研究开始,40多年来,刘玉岭坚守在产学研第一线,建立了化学机械平坦化(CMP)动力学理论,开创了以化学作用为主的碱性CMP技术路线,解决了集成电路(IC)发展的平坦化技术难题。5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7次获得省部级技术发明及科技进步奖,65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6项美国专利授权……

走出书房 深入厂房

每年带研究生,每周坐火车往返于北京生产一线和河北工业大学,每天都要听课题汇报。本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刘玉岭却总是忙个不停。

“生产一线,永远都会有待解的难题。”刘玉岭常常这样告诉自己的学生。作为科研人员,为什么要如此关注改进生产工艺?“刚入行时,在车间解决的一次难题,让我意识到了实践应用的重要。”刘玉岭说。

197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刘玉岭被调到河北工学院(河北工业大学前身)半导体材料研究所工作。当时,我国微电子行业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还落后很多,为取得技术突破,天津市专门组织了攻克集成电路生产的大会战,作为技术骨干的刘玉岭积极参与其中。

会战中碰到的一大难题让大家十分困扰:集成电路符合要求的硅单晶衬底在测试时显示很好,可一旦应用到集成电路的器件生产中,缺陷率就会几十倍甚至上千倍地增加。

“搞科学研究,不就是要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吗?”难题反而激发了刘玉岭的探索热情。

他来到天津一家微电子生产厂家,想让工人传授生产一线的门道。“为了取得工人师傅的信任,我主动接近他们,给师傅们打水、扫地,帮着干杂活儿。”一年时间,刘玉岭天天往车间跑,不仅掌握了整个生产工艺,还发现了工厂生产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有一个环节,需要把集成电路原件从室内温度瞬间加热到1200℃,之后又需要从1200℃降到室温。”刘玉岭认为,就是这个忽冷忽热过程造成了硅单晶的缺陷。

经过反复试验,刘玉岭印证了问题产生的根源。很快,他帮着工人师傅调整了生产环节,缺陷率得到控制,成品率明显提高。

这次成功解决生产一线的问题,让刘玉岭意识到,科研不是关起门来做研究,必须走出书房、深入厂房,接上地气。

从硅、玻璃到蓝宝石等人工晶体加工,从微电子公司技术应用到神舟系列飞船专用集成电路……“发明创造要讲实用性,坚持厂校合作、产学结合,才能对科研和生产都有帮助。”把握住了这个方向,刘玉岭带领他的团队不断取得突破。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在微电子研究所二楼的会议室陈列柜上,摆放着60多张发明证书和奖励证明。

“这些研究成果,您最看重哪个?”面对记者提问,刘玉岭笑着摆摆手。

“成果都是过去的了,现有的材料、现有的技术,都不是最好的,创新是无止境的。”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是刘玉岭的理念,更是他的坚持。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集成电路产品应用市场,但长期以来,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别人手里。”刘玉岭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为了尽早摆脱受制于人的状况,国家设立了“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重大专项,集中科研力量进行自主攻关。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河北工业大学作为牵头单位承担了这个项目,刘玉岭成为项目组带头人。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早取得科研成果,摆脱技术发达国家的制约,在国防和经济建设中尽快发挥重大作用。”在立项时,刘玉岭这样说。

一个5毫米×5毫米的主流芯片里面有数十亿个元器件,而每条导线直径只有65纳米,相当于人发丝直径的千分之一。如何用这么细的导线将诸多元器件连在一起并稳定发挥作用,是世界公认的技术难题。

项目启动时,刘玉岭带领团队确定了不同于国外的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材料材质。“随着微电子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国际上常用的酸性CMP技术显现出多项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刘玉岭说,“针对这一情况,我们采用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碱性化学机械抛光技术。”

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关注过碱性路线,但由于铜在化学活动顺序表中是氢后金属,在碱性条件下的产物氧化铜、氢氧化铜等不溶于水,这条路一度被认为走不通。

果不其然,在立项评审时,有专家提出:“目前国际上用的都是酸性,你用碱性的,行吗?”在质疑声中,刘玉岭和他的团队开始了四年的研究。

“研究的过程并不顺利,发现问题我们常常熬通宵解决。”刘玉岭说。

“原始创新,技术先进,适于工业应用。”2012年12月26日,项目以优秀的成绩通过验收。至今他还记得当初质疑的那位专家在验收时说的话:“刘教授,你兑现了立项时的承诺啊!”

多做一点 再做一点

“项目通过评审只是迈出的一小步,将02重大专项一期平坦化项目完成国产化替代,才是我想要实现的梦想。”刘玉岭说,此项目的顺利实施,可以解决我国高端集成电路核心材料的国产化,打破国外的技术制约。

2017年6月,刘玉岭主动找到了我国最先进的集成电路制造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开始在这家企业进行抛光液产品的产业化生产线验证。

这段时间,刘玉岭过起了京津之间的“双城生活”:“周一坐火车赶到北京,一线很多事情等着我;周五晚上要回来,学生在等着我。”

在学校时,早晨8时一过,就会有六七名学生围坐在刘玉岭的办公室里。“第一件事就是听学生汇报,遇到问题及时解决。”刘玉岭说,他和学生联系很紧密,即便在楼道里碰上,也会问一下研究情况。

“作为工科院校的老师,要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和创新精神,用实业报国。”早在1993年,刘玉岭就出版了创新教育著作《实用发明创造工程学》,作为选修课程教材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刘老师每天工作时间比我们都长,走路比我们都快。”河北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老师、微电子研究所副研究员何彦刚,2010年加入刘玉岭的团队。他告诉记者,跟着刘玉岭出差,议程一结束,他就要求团队改签车票,即刻赶回学校里。“我们劝他多休息,他总说学校还有事情。”

2013年初,在国家02重大专项年度总结会上,河北工业大学项目团队被评为优秀团队,在138个团队中,仅有5个获此殊荣。复旦大学是该项目的校外合作者之一,对刘玉岭团队有很高的评价:“和他们一起合作,结果是一加一大于三。”

“每看到一项新的成果,我分析它的先进性之后再深入分析还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然后自己想尽办法去解决问题。”刘玉岭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去发现问题并通过研究找到解决的办法。如今,刘玉岭培养的硕士、博士已经有100多名。

眼下,刘玉岭带领他的团队正在进行02重大专项二期项目“20-14nm集成电路碱性抛光液与清洗液的研发”。“能一直为国家做事,我觉得很踏实。”刘玉岭说。(记者 尹翠莉 见习记者 桑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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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9 20:5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两弹一星功臣陈宝珍逝世:每一次核爆,他都率先冲入蘑菇云下!

两弹一星功臣陈宝珍,于2019年3月病世,享年89岁。

陈宝珍,男。1930年生,山西阳曲县人。第二军医大学放射医学防护教研室(外称369研究室)教授。

曾任第二军医大学科技部主任、核应急分队顾问、《军事医学参考资料》杂志主编,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副会长,核战略专业研究会主任,上海市民防核、生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战略研究所主任。

从事核武器效应、防和治研究工作数十年,多次参加我国新疆戈壁滩核爆炸试验,历任指挥、计划、学术参谋、核试验委员会委员以及全国、全军全面核试验总结核心领导成员,是中国第一代“两弹一星”研究工作者、核防护医学领域权威专家。曾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主编、参编出版书籍20多部,获得多项科技成果奖。

在陈宝珍从事的核研究中,国家级的重大科技成果奖2项;军队及部级成果奖励多项,许多目前仍处于未解密状态;提供和界定了国家及军队标准多项(填补了国家的空白);编辑出版各类专著20多部。

1943年参加八路军,年仅13岁,(参军前一直担任区县享受供给制的儿童大队长),调入贺龙司令员的八路军120师师部。

1944年晋绥军区第四野战医院护士长。

1945年参加抗日的绥包战役。

1946年参加延安保卫战役。

1948年~1961年,先后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和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担任讲师。

1958年临危受命,隐姓埋名参与创立绝密单位放射医学防护教研室(即369研究室),专门进行核武器的生物效应及防治研究工作。从此,成为中国第一代两弹一星尖端科研人员。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与战友们一起研究出核爆炸造成的放、烧、冲医学防护初步方案,准备奔赴戈壁滩核爆炸现场进行进一步试验研究。

1965年起,作为课题组负责人,带队到核现场就核武器杀伤效应、致伤致死原理、如何防护、如何应急救治等展开全面试验研究。

他17次奔赴戈壁滩参与核试验工作(国家共42次),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为了党的事业努力工作。其中原子弹、中子弹、氢弹、地下、地上、空中等各种方式,各种当量的核爆炸试验都亲身经历了。是369参加核试验经历最长、次数最多的人之一,也是核效应数据掌握最多,核防护救治领域实践经验最丰富的学者之一。在核现场曾与张蕴玉司令员,张莹副司令,王淦昌,陈开甲等专家们一起研究工作。

在全国、全军四次核试验大总结中,完成十六本巨著,保密留存。为此,先后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六次亲切接见。被周总理称之“国家的功臣”。

在参与的每一次核试验中,他都是在核爆炸前带领分队人员布放核效应实验物,核爆炸后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第一批勇敢地冲入蘑菇云下,收集核效应物,详细登记各种数据,一丝不苟,认真圆满完成任务。因此,核武器效应的各种现场数据都是他们提供的,也是他们界定的,这些重要数据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他们研究完成的主要课题,包括各种核爆炸试验和TNT当量的杀伤效应规律;防护有效措施;核现场应急救援分类及抢救方案等成果,都先后装备到相关部队。全军的单兵防护武装也依据他们的研究成果而制定。他还主抓核爆炸现场的防护装备及演练的宣教工作,对每一批进入核现场的高级干部进行授课。


在我国核试验过程中,像陈宝珍这样的无怨无悔,无私奉献者,还有很多,其中也有许多他的战友因公牺牲留在了戈壁滩马兰烈士陵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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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0 20:4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创视频 | 《创新中的中国》—— 水下机器人专家李硕:"中国海王"带你游遍四海八荒

编者按:

《创新中的中国》系列微视频,记录中国的创新故事。在这个系列微视频里,我们选取了六位科学家,请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创新故事。

《创新中的中国》第2集:《走近水下机器人的故事》

一杯水,一支笔,两盆绿植,三叠资料。这就是小编所见的已工作二十几年的科研工作者办公室的布置。这个办公室的主人是谁呢?

他就是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李硕。1992年至今,一直在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从事水下机器人研究与开发工作,先后参与或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863”计划和中科院等水下机器人相关项目。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李硕两次携带“北极ARV”参加了我国第三次与第四次北极科考,获取了大量基于海冰位置信息的关键科学数据,成功实现了冰下多种测量设备的同步观测,不断刷新了我国水下机器人高纬度作业记录。

解读中国工作室推出《创新中的中国》系列短片,记录中国的创新故事。今天将镜头转向"中国海王"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李硕,听他讲述有关水下黑科技的故事。

对于潜水器,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小编现在还清晰地记得2012年6月27日那天,完全由我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圆满完成7000米级海上试验,最大下潜深度达到7062米。这标志着我国海底载人科学研究和资源勘探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其实除了深海载人的“蛟龙”号,咱们潜水器家族还有无人无缆的潜龙号以及无人有缆的海龙号。这些潜水器都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对科研事业大力支持下的成果。

说到潜水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的深度了,截止2018年,中国水下机器人“海斗”号最大潜深达10888米,创造了我国水下机器人的最大下潜及作业深度记录。看到这个数字,谁又能想到在1985年,我国的第一台海洋机器人机器人的潜深为199米呢?

沈阳自动化所的科研人员早在1972 年就提出研究机器人的想法。根据国内市场需求,1979年,以中国工程院院士蒋新松为首的团队在国内最早提出了海洋机器人研究计划。1982年,中国科学院正式立项,开展“智能机械在海洋中的应用研究”。我们国家的第一台水下机器人诞生于1985年, “海人一号”海洋机器人(HR-01)于1985年在南海三亚完成了潜深199米的海上试验。

从1985年“海人一号”的潜深199米,到2018年的“海斗”号最大潜深达10888米,到底是如何达到这样一个巨大的进步呢?

李硕这样说道:“从1992年起,我一直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从事水下机器人的研发工作。我当时是最年轻的科研人员,很幸运能参与到(863)项目当中去。我参与研发了“探索者”号自主水下机器人和CR-01 6000米自主水下机器人,这两个水下机器人在中国都是首创,基于我们对“探索者”号水下机器人的研发。我们开展了与俄罗斯的合作。经过自由探索和国际合作两个阶段,我们迎来了自主创新的新阶段。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建立起了谱系化水下机器人家族。我们的水下机器人工作深度从100米到11000米,航程从1千米到几千千米。”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数字的改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大了对科研的入。

李硕这样讲道:“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改革前后变化非常之大。我们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建所之后的20年里,我们只开展了几个项目。那时候我们只有百余名科学家, 只参与了一到两个项目。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政府,我们国家有了更多需求,尤其在矿产资源勘探与科学研究方面。面向诸多需求我们设计了不同种类的水下机器人。改革开放带来了对科研更大力度的投入,改善了科研工作环境。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展更多的基础研究,提升我们的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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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1 17:3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华中科技大学首位院士杨叔子:机械制造与人文栖居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列报道200

■许锋华 徐洁



o        杨叔子(1933.9.5— )

机械工程专家,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倡导者。1933年9月5日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1956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并留校任教,1980年成为湖北省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1991年荣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成为华中科技大学首位院士,1993~1997年任华中理工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改革开放以后,杨叔子的研究方向由金属切削机床转向机械工程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学科的交叉研究,带领团队推进了时间序列分析的工程应用,实现了无颤振切削,攻克了钢丝绳断丝定量检测国际难题,开辟了我国智能制造研究的新领域,为我国机械工程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

诗礼传家

战火中艰难求学

1933年9月5日,杨叔子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一户有着“一线串珠,秀才杨家”之称的大家庭。杨叔子有兄妹四人,在家排行第四,其父杨赓笙毕生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被誉为“辛亥风云人物”。

杨叔子自幼谨记父亲教导,时刻不忘“清廉爱国,师表崇德”的家风庭训。1938年,因日寇逼近湖口,年仅五岁的杨叔子跟随全家逃难,开始了四处奔波的童年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动乱年代,度过艰难的岁月已属不易,遑论接受系统的正规教育。但是,杨叔子的父亲杨赓笙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逃难途中,杨赓笙亲自教导杨叔子学习古诗文,并通过言传身教,培育杨叔子的爱国情怀。在跟随父亲学了近四年的诗后,杨叔子被父亲送入私塾学习国学经典。尽管这一时期的杨叔子已打下坚实的国学根基,但对于基本的科学知识却毫无概念,甚至不会看钟表。随着杨叔子年龄的增长,家人越发意识到让杨叔子接受正规教育的必要性。于是,自1943年起,杨叔子便被送入黎川县日峰镇第一区中心小学(今黎川县第一小学)念高小一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五年级)。此后,随着逃难地点的转移,杨叔子的求学之所也一再变更,先后就读于江西中学、湖口彭泽联合初级中学(今湖口中学)、同文中学、南昌私立豫章中学(今南昌市豫章中学)以及江西省立南昌第一联合中学(今南昌市第一中学)。虽然求学之路充满曲折与艰辛,但杨叔子从不怨天尤人,反而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这段战火中曲折求学的艰难经历不仅塑造了杨叔子珍惜时间、勤奋刻苦的坚毅品格,也为其日后攀登科技高峰打下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学成归国

时间序列分析的工程应用结硕果

1952年,杨叔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机械系,后因院系调整,于1953年转入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就读。1956年,杨叔子作为优秀的毕业生提前毕业,留校任教至今。1981年年底,杨叔子被公派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做高级访问学者,为期一年。在合作导师吴贤铭教授的支持下,杨叔子主要从事时间序列分析及其在机械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访问期间,杨叔子分秒必争,潜心学术,从不流连于异国风景,于1981年至1982年间完成了一本题为《动态数据的系统处理》的讲义初稿,为本次访问提交了一份完满答卷。临近访问期满,美国方面以优厚的待遇来挽留杨叔子,希望他延期返华,但杨叔子从未忘记“出国就是为了回国”的初心。1982年年底,杨叔子毅然踏上归程。

回国后,杨叔子将在美国学习的收获与教学科研相结合,从理论研究到实践推演两方面着力,大力推动时间序列分析在国内机械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在实践方面,杨叔子带领团队与武汉军区总医院三内科、六七二医院以及华中工学院附属医院合作,开展肠鸣音临床检测研究,获得了通常在临床中利用听诊器进行检测难以获得的结果。后来,杨叔子又在卫生统计领域中引入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建立模型,成功实现对人口死亡情况的群体预报及气象因素分析。在“Apple-Ⅱ微型机在线信号(动态数据)处理系统”中,杨叔子也充分发挥了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作用。

在理论方面,杨叔子通过课程教学、举办会议以及著书立说等途径,进一步发展了时间序列分析的理论研究。1983年,杨叔子以《动态数据的系统处理》讲义为基础,为华中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研究生开设了《时间序列分析及其工程应用》课程。1985年,杨叔子应天津大学机械系彭泽民教授之邀,赴天津大学为其机械制造专业研究生讲授《时间序列分析及其工程应用》。同时,杨叔子积极联络相关专家学者,促成了国内“时间序列分析在机械工程中的应用学术讨论会”的定期召开。随着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深化,杨叔子连同王治藩、吴雅等人对《动态数据的系统处理》讲义进行反复修订,最终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时间序列分析的工程应用》一书。书中提出的众多概念与方法,填补了国内在时间序列研究领域的空白,大多达到甚至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迎难而上

攻克钢丝绳断丝定量检测国际难题

钢丝绳是提升、运输及承载设备中的重要部件,被广泛应用于矿业、冶金、建筑、旅游和运输等行业。钢丝绳在使用过程中的损伤程度和承载能力直接关系着设备及人身安全。断丝是钢丝绳发生损伤的极端表现,断丝一旦发生,钢丝绳将无法继续工作。因此,对钢丝绳断丝的准确检测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主要采用定期人工检查与定期强制更换的办法以保证安全。这种传统的定性方法既浪费人力、物力,又无法及时并准确反映钢丝绳断丝的具体情况。对此,国际学术权威曾断言:“If it is not impossible,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即“〈对钢丝绳断丝的定量检测〉如果不是不可能的,那也是十分困难的。”)。但杨叔子素来的行事风格是“见困难就上”,他相信中国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攻克这一国际性难题。

为了攻克钢丝绳断丝定量检测这一20世纪国际公认的难题,杨叔子与师汉民等人齐心协力,通宵达旦,于1987年年底初步研制出了钢丝绳断丝的定量检测技术。紧接着,杨叔子又带领团队与煤炭部抚顺煤研所合作,成功研制出“钢丝绳断丝定量检测系统”。该系统综合应用了电磁理论、信号处理原理、计算机技术、模式识别等多学科知识,使钢丝绳断丝检测技术从定性到定量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断丝定量检测技术方面是国内首创,且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在实际的检测过程中,钢丝绳损伤情况复杂,检测环境恶劣,干扰信号严重,给断丝的定量分析和识别带来许多困难。为此,杨叔子与康宜华、李劲松等人同时从软件与硬件两方面积极探寻抗干扰措施,使在线定量误判率从300%降至3%。随着实践的深化,杨叔子带领团队相继开发出“GDIY-Ⅰ型便携式钢丝绳断丝检测仪”与“GDJY-Ⅱ型钢丝绳断丝定量检测仪”,并凭借“钢丝绳断丝在线定量检测方法与仪器”项目的系列成果荣获国家发明奖。但荣誉并没有令他们止步,对钢丝绳状态检测技术的研究工作延续至今,并且不断结出新果。

学科交叉

国内智能制造首倡者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如何提升制造产业整体的决策自动化水平,从而更大程度地解放人的脑力劳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英美等工业发达国家已经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日本也提出了引人注目的“智能制造国际合作研究计划”。这一动态很快便被密切关注国际科技发展前沿的杨叔子捕捉到了。经过广泛研读与系统思考,杨叔子发现,仅仅将人工智能引入机械制造,只会形成一个个“智能化孤岛”,无法从总体上提升制造中决策的自动化水平,要迈向智能系统的全面智能化,必须从“人工智能在机械制造中的应用”上升到“智能制造”。

1989年,“机械制造走向2000年——回顾、展望与对策”大会在华中理工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召开。此次会议云集了一大批机械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不少人就“人工智能在机械制造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杨叔子则在会上宣读了一篇以“智能制造”为主题的论文,在国内首次探讨了制造系统的集成化与智能化问题,即智能制造系统的问题。不过,鉴于当时国内制造业水平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差距悬殊,大部分与会人员并不认可“智能制造”这一概念,认为智能制造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杨叔子坚信“智能制造”将是21世纪的主流制造技术。

为此,杨叔子一方面继续追踪智能制造发展的国际动态,并基于此发表了系列论文,试图澄清智能制造的准确内涵,构建智能制造的完整体系。另一方面,杨叔子深感智能制造不能仅停留于理论探讨层面,要想以智能制造作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还必须切实作出一些应用成果来。1991年,杨叔子率先在华中理工大学组建了智能制造学科组,带领团队开展国内最早的关于智能制造、智能装备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92年,由杨叔子牵头、华中理工大学领衔,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议设立智能制造专项课题。1993年,一项名为“智能制造技术基础”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获准设立,成为我国首个智能制造方面的重点项目。也是从这一年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开始重视智能制造,每年都会资助相关的研究项目。

“智能制造技术基础”项目于1994年开始实施,由华中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四所高校联合承担,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智能制造基础理论、智能化单元技术与智能机器三大方面,每一方面又分为若干具体领域。杨叔子带领的华中理工大学研究团队主要承担智能制造基础理论、智能设计、智能工艺规划、智能制造关键技术与智能加工中心及其相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任务。为此,杨叔子选派学生赴日留学,积极组织或参加国际会议,带领团队更新实验设备,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皇天不负苦心人,“智能制造技术基础”项目收获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并于1999年5月通过专家组验收。这一研究不仅大幅提高了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和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同时也为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我国传统制造业继而推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杨叔子提出“智能制造”之初,这一概念并未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与重视。如今,智能制造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要“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而杨叔子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敏锐地预判到这一趋势,并且为迎接我国智能制造时代的到来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掀起“人文风暴”

全力推进文化素质教育

除了在科研领域取得辉煌业绩,杨叔子也因在国内高校中掀起声势浩大的“人文风暴”而享誉华夏。

严格意义上,自1951年在南昌一中担任班主任起,杨叔子即有了正式的教学经历。自1956年留任华中工学院以来,杨叔子更是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多年的教育教学经历,使杨叔子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弊病甚为明晰。杨叔子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旋律应是“育人”,而非“制器”,其真正使命是培养既有爱国情怀,又有创新意识的“现代中国人”。但长久以来国内高等教育却表现出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强的共性制约以及过弱的文化陶冶等严重问题,与我国高等教育的主旋律相背离。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势必会掣肘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为此,心系民族未来的杨叔子决定付诸切实的行动来改善这一现状。

当杨叔子还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时,他就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尽己所能地引导学生拓宽知识基础,即不仅要打好专业课基础,也要打好人文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知识融合。同时,杨叔子也通过言传身教,强调学生的德行养成。1993年,杨叔子被正式任命为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深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其教育理念的时机到了。他凭借校长身份,立足自身人文与科学并重的学术成长经历以及多年来宽口径育人的教育教学经验,结合当时国家在基础教育领域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政策契机,积极倡导在我国高等院校,特别是在理工类院校中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并通过开设人文讲座等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人文风暴”。

杨叔子认为,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其锋芒指向急功近利、轻做人重做事、轻成人重成才的高等教育现状,其重点是加强民族文化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其核心是解决做“现代中国人”的问题。这是杨叔子倡导文化素质教育的根本原因。此外,杨叔子之所以决心在全国高校范围内推进文化素质教育还与其亲身经历的两件“小事”有关。第一件事是杨叔子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几位美籍华人教授对我国的教育现状提出质疑:“中国来美的留学生ABC(英语)很好,XYZ(数学)很好,也懂得美元、英镑(经济),就是不太了解长城、黄河(地理),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历史),也不太知晓《四书》《老子》《资治通鉴》和《史记》(传统民族文化),这种学生毕业以后能不能为中华民族服务?”第二件事是杨叔子初任校长时收到一封学生来信,信中说:“杨校长,有件事情我想不通。作为一个中国的大学生,英语四级过不了关就不能获得学位证书,这点我赞成。因为要改革开放,要中外交流。但是汉语错别字一大堆,用词不妥,句子不通,文章不顺,居然可以拿到学位证书。请问杨校长,这应作何解释?”这两件事情引起了杨叔子的深思: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国家的地理、历史知之甚少,对悠久的传统文化一无所知,甚至都不能掌握自己国家的语言,那他怎么会对祖国产生深厚的感情呢?怎么会为民族服务呢?鉴于此,杨叔子希望通过实行文化素质教育,通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融合培养爱国情怀与创新意识兼备的现代大学生。

为了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杨叔子在华中理工大学领导班子的支持下,通过开办人文讲座、举行“中国语文水平达标测试”、首创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等多项有力措施,在华中理工大学乃至全国高校中掀起了一股人文热潮,极大地提高了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同时,杨叔子不断走出校门推广文化素质教育。他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百余所院校举办人文讲座300余场,吸引听众30余万人次,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此外,由他任编委会主任、汇集国内高校人文讲座精品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现已发行数十万册,并被《人民日报》誉为“重塑大学人文精神的力作”。

比翼双飞

夫妻同心为科研

实际上,杨叔子之所以能够在诸多领域取得辉煌成就,与其夫人徐辉碧女士的鼓励与支持密不可分。

徐辉碧是一名无机化学家、我国硒研究的重要先行者。杨叔子与徐辉碧相识于南昌一中。高中毕业后,因为时局方面的因素,杨叔子与徐辉碧去了不同的地方发展,但由于在高中阶段二人给彼此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毕业后杨叔子与徐辉碧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并逐渐确立了恋爱关系。1960年1月23日,杨叔子与徐辉碧有情人终成眷属,宣布自此携手相伴一生。徐辉碧自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原被分配在化工部化工研究院工作。两人喜结连理后,几经周折,徐辉碧为杨叔子调入华中工学院工作。

杨叔子与徐辉碧虽然领域不同,各有专攻,但对待工作与生活,二人的观念则高度契合。他们都愿意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学习、科研与工作中,生活上他们尽可能少占用时间,也从不看重外在的名利。杨叔子从1956年毕业留校后一直吃学校食堂,徐辉碧调来华中工学院后,十分理解与赞成杨叔子,与他一起吃食堂,将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科研与工作。这种情况一直到他们的女儿1986年成家才有了改变。他们认为,学无止境,要抓紧时间不断充实自己。作为一名教师,只有自己先将知识学明白,才能跟学生讲清楚;做科研也是如此,研究开始之前一定要将问题与方法思考清楚,而这些都需要时间,他们也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些方面。

杨叔子认为,家庭是一个人成长成才的重要基地,夫妻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至关重要,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目前的成就,与徐辉碧对其在生活与科研方面的帮助与支持密不可分。一方面,徐辉碧对杨叔子的生活关照无微不至,使其能够静心从事科研。另一方面,徐辉碧也会对杨叔子的研究与工作提出一些方向性的意见。即使术业各有专攻,他们仍会就一些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展开讨论,也会就各种国家大事、社会新闻进行交流。在相互探讨的过程中,他们有时也会出现分歧,但更多的是取长补短,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说起两人的业余爱好,杨叔子笑着说,“我和辉碧爱好并不相同。我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她则不大了解;她懂得欣赏音乐,我却听得较少。”但杨叔子认为这反倒是一件好事,两人能够“互补互通”。不过,对于生命的价值,杨叔子与徐辉碧则有着一致的追求,即将科研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对此,杨叔子坦言,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享受生活是不对的,但是他与徐辉碧坚持把做科研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从没有想过要换一种生活、换一种体验。他认为这和“周瑜打黄盖”的道理是一样的,虽然“周瑜”不存在,但他与徐辉碧却是“黄盖”,他们愿意选择这种生活。

正是凭着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杨叔子与徐辉碧在科研与教学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就。杨叔子带领团队先后在时间序列分析的工程应用、钢丝绳断丝定量检测以及智能制造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成为华中理工大学首位院士。徐辉碧在硒的生物无机化学研究方面亦是成就卓著。在人才培养方面,二人均是桃李满天下,他们的学生中有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有成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也有走入企业实现成果转化的。杨叔子与徐辉碧坚信,服务社会有很多方式,不一定非得通过科研,只要不忘初心,在任何岗位上都能创造价值。

(许锋华系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徐洁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杨叔子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 (摘 录)

■徐辉碧口述 汪旭、张斌整理

时间的投入是科学家成功的必备素质,要想在专业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和成就,必须比常人投入更多的时间和心血。为了节省时间,全心投入于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杨叔子一生都践行着“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

杨叔子的生活十分简朴,自从他1956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来,我们跟着他一起“吃了30年食堂”。我十分理解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因为我和杨叔子有共同的想法、共同的理想。我们都愿意把时间集中在学习和工作上,生活上尽量少占用时间,所以我们选择到食堂去吃饭。因为自己做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我们觉得不如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学习和工作上。我们家每周都会做大扫除,当时也没有请钟点工,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来做。但是杨叔子连打扫卫生的时间都要用来工作,我觉得不妥,就悄悄地把他的书塞到抽屉里去,要求他每个周末抽出一个小时做清洁,杨叔子最后也是迫不得已地去做清洁。总之,杨叔子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他更希望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与学习中。

杨叔子曾说过,人生在勤,贵在坚持。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上坚持7点50分必到办公室。他敬时爱日,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始终将事业放在第一位,他愿意把时间用在学习和工作上,但是不愿意用在生活琐事上。记得有一次,系里要通知大家开会,当时没有电话,他也不会骑自行车,所以只能以步行的方式挨家挨户去通知。这自然要花费很多时间,但是他认为这是工作,时间花在工作上是值得的。如果让他去逛商店,他就认为是浪费时间。他从来没有去商店买过一件东西,鞋袜、衬衣都是我按照尺寸去买。我给他买什么,他就穿什么,他也从不挑剔、从不计较。实际上,我的想法、做法跟杨叔子是一样的,所以人家总是开玩笑说,“徐辉碧买东西从不挑选,从不讨价还价,千万不要让徐辉碧帮忙买东西”。我也确实觉得这很浪费时间,所以一般都是需要什么就买什么,买完就赶快回来,从来不想多逛商店。在节省时间这方面,我和杨叔子的想法是一致的。学无止境,要抓紧时间不断充实自己!作为一名教师,只有自己先将知识学明白,才能给学生讲清楚;做科研也是如此,研究开始之前一定要将问题与方法思考清楚。但是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些事情上面。

杨叔子生活十分简单,他把有限的时间专注于追求事业上的发展和学习上的进步,这的确促进了杨叔子事业的成功。但是就其普遍性而言,我认为因人而异,这种生活方式不一定适合所有人,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成功首先需要刻苦和勤奋。现在社会的年轻一代,很多都是娇生惯养,甚至有的是不求上进。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绝对地说他们的做法不对,但是我和杨叔子不会这样做。事实上,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有些科学家事业发展得很好,也不一定过着“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他们也会有很多爱好,比如音乐、舞蹈、球类运动等。当然,我和杨叔子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杨叔子的爱好就是写诗,他经常会根据国家大事写诗赋词。比如,“墨子号”量子卫星发射成功,我国举办20国集团(G20)首脑峰会,他都会通过写诗来记录这些历史性时刻。他写完后会让诗词挚友孔汝煌提意见,两个人经常在电话两头讨论得兴高采烈,这就是他的兴趣所在。而我就比较喜欢听音乐、唱歌。我们虽然爱好不同,但是在热爱学习这一点上是共通的。即使现在退休在家,我和杨叔子也没有中断学习,我们每天都会关注自己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每天都会阅读相关文献。而且,我们经常参加研究生的学术讨论会,听博士生汇报工作。一方面是想通过与学生交流不断充实自己,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能为国家的人才培养发挥一点作用。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很苦、很单调,但是我们却乐在其中。

(汪旭、张斌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中国科学报》 (2018-08-13 第8版 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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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6:1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绝不外传”的秘密:突破西方技术封锁,他给潜艇披上了隐形外衣
他一身海军军装,既有军人气质,也有学者风范。

他是中央军委为其记功的一等功臣,他拿过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被评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

他从事的具体工作,那是“绝不外传”的秘密。

全国政协委员笪良龙,目前的岗位,是海军潜艇学院某研究所主任、教授。他带领团队取得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相关领域的空白。


陆地上山岳、河川和丛林等地形地貌,是两军交战布防的重要依托。在神秘莫测的茫茫深海,影响水中兵器作战行动的则是海洋的温度、盐度、密度、声速等要素。正是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环境要素,构成了潜艇等水中兵器隐蔽、进攻、防御的“水中沙盘”。海洋水声作战环境的研究技术,西方发达国家都对其守口如瓶,特别是算法模型等关系到作战使用的核心内容,更是受到严格的技术封锁。在黄海之滨的海军潜艇学院,有一群人专门研究海洋水声环境,他们矢志不渝,竭力破解海洋水下“密码”,打造海洋水下“无形沙盘”和潜艇“隐形外衣”,为我海军驰骋边疆开道,为我军海洋水下科研引路,成为经略水下战场的“急先锋”。笪良龙就是其中之一。

他说,从十八大以来,我们团队累计在水下出海数百天,这就是为部队演习、远航提供技术支撑。要想真正做到聚焦实战、把成果向战斗力转化,作为军校的一个科技工作者和教员,必须要做到对部队提供智力支持、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持,我们才能发挥我们的作用。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军队的高科技人才,笪良龙委员对我军的建设发展高度关注。早在二十多年前,将海洋环境数据应用于战场的技术,就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趋于成熟。在中国,则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军人成立了课题组,执拗地开始了海战场水声环境数据工程的研究,在国内率先提出了“战术水声”和“作战环境学”概念。

他们坚持了十年,从零起步,为中华民族开发海洋、维护海权,从海洋环境入手着力提升潜艇战斗力,打破美俄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和封锁。

笪良龙认为,随着军队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通过研究性训练推动战斗力的提升,很有必要。

笪良龙说:“可以预见的未来,科学家与军事家的界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一定要让官兵在训练中体验科学过程,在科学应用中把握实战能力提升的支撑点。”

“海上一个机动,看似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它背后蕴含了很多科学问题。比如黑潮问题,黑潮就是一股暖流,核心问题是什么?温度一改变,介质就发生变化了。介质发生变化,又会怎么样?举例来说,我们中小时候做物理实验,一根筷子放碗里筷子就‘断’了。再说人和鱼的关系,人钓鱼的时候是不能发出声音的,为什么?因为鱼能听到岸上的声音。但是,人是听不到鱼的声音。为什么?由于两种介质造成的。

黑潮它就是类似,形成两种介质。作战时的方位,也许你听到在这个地方,它实际在另外一个地方,对我们作战影响多大!第二,探测能力像一堵墙一样,给你隔开了。这种科学道理看似是一种简单的现象,它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科学道理,需要通过研究性的实战化演练来磨练指挥员和官兵。”

“战术和装备背后的一些科学问题,要让指挥人员要了解,我认为它是现在实战化训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样才能应付未来复杂的战争环境。”

来源:学习军团、人民网、中国军网

编辑:吴钰

责任编辑: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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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3 16:0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郑儒永:国家培养了我,我要为国家再做一点贡献

央视网消息:近日,88岁的中国科学院郑儒永院士成为全国媒体聚焦的热点人物,她与老伴黄河研究员一起,将毕生积蓄150万元捐献给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永久性的“郑儒永黄河奖学金”,用于激励青年学子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负时光、努力向上。

这则消息感动了很多网友,有人评论说:精神的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为这样的科学家点赞!

郑儒永院士1931年1月出生于香港,1953年,她从华南农业大学农学系植保专业毕业,同年进入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病研究室,在戴芳澜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真菌的系统分类研究工作。

郑儒永曾说父亲和老师是对她一生影响最深的两个人,父亲郑铁如先生的正直、爱国、清廉、俭朴,老师戴芳澜教授的治学精神,都在她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漫长的科研生涯中,郑儒永硕果累累,在国际上她首次发现高等植物中的内生毛霉,首次报告了我国特有的人体病原毛霉新种和新变种;1987年主编完成《中国白粉菌志——白粉菌目》,成为国际公认的白粉菌目检索书。

时至今日,郑儒永关于白粉菌科的属级分类系统,仍保持国际领先水平。

郑儒永院士的勤奋与毅力是惊人的,“工作太玩命”是同事和亲人对她的真切评价。由于工作需要,她最离不开的就是显微镜,每天陪伴显微镜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她的老伴。

由于长期以一个姿势站在显微镜前,郑儒永患上了骨质疏松和腰椎半滑脱等病症。2004年,她的脊柱被“钉”上了2根钢柱和10颗钢钉,医生告诉她每天只能坐一个小时,其余时间必须站着或躺着。

当时,已73岁高龄的郑儒永没有放弃工作,而是垫高了自己的办公桌和实验台,每天站立8个多小时,一站,就是15年。

郑儒永夫妇没有子女,他们二老的人生岁月几乎都献给了科研工作。郑儒永院士说:“国家培养了我,中科院培养了我,我要为国家再做一点贡献。”

如今,88岁高龄的郑儒永每天仍然坚持工作、培养学生,将自己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一代。

郑儒永对学生注重因材施教,既严格要求又悉心指导。她直接培养的多名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生,均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学位并在科研工作中发挥了作用,她所带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白逢彦,1999年被中科院破格提拔为研究员,2001年成为进入欧洲真菌学学术杂志《FEMSYEASTRESEARCH》编委的第一位中国人。

“哪个行业都有各自的困难,也各有各的乐趣,你只要有兴趣,就不会觉得困难。我觉得,如果你做那些一点没有困难的工作,那才叫淡而无味。我就愿意挑难一点的工作做。因为有难点,你才有东西去解决,你才能做出高水平的工作。”郑儒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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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4 15:1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父亲早逝!他打破寒门,解决世界难题,技术国际首创,2年产值逾8000万元!
几十年来,他以高尚的师德教书育人,先后培养了5名博士后、22名博士和130名硕士,教授过60多个本科班,指导过30多个本科班学生课程设计、70余名本科生的毕业设计;他在道路施工技术与装备领域勤勉耕耘,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并在道路与建筑材料的搅拌理论及装备、道路压实理论与装备、道路施工装备的动态性能及可靠性等方向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就是我国道路施工技术与装备领域的开拓者,长安大学工程机械学院首任院长冯忠绪教授。

迟到了10多年的大学梦

1948年2月15日,冯忠绪出生在陕西省凤翔县陈村镇西街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早逝,被缠了小脚的母亲苦苦支撑着一个有6个孩子的家庭,艰辛的劳作折磨着家中的每一个人,小时候的冯忠绪也受了不少苦。“记得上小学时,为了生计,我在放学后给生产队牲口割青草挣工分,那时背篼比人高,我背篼草挣扎前行,因此患了哮喘,以致在读初、高中时每年冬天咳嗽不停。”

虽然家境贫寒、身体欠佳,波折与磨难不断,但冯忠绪从小就聪明好学,成绩十分优异。“小时候课程负担轻,我的记忆力特别好,老师上课讲的内容到期末考试时还记得。历史等课程没有复习,考试经常得满分。1963年夏,我从紫荆山中学到凤翔县城参加高中升学考试,路上遇雷雨,尽管考试时发烧,考试成绩仍然全县第一。被当时陕西省最好的重点中学——西安20中学录取,转为城市户口。”

1966年5月,学校准备保送他上大学,志愿填毕,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外调完毕,但那场“十年浩劫”却令他的大学梦被迫搁置。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他投身高考大军,被西安公路学院(现长安大学)建筑与筑路机械专业录取,1978年2月走进大学校园,才终于得以圆梦。1985年1月,他研究生毕业,获得同济大学硕士学位。在校7年,为弥补此前损耗的光阴,他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路灯下背英语单词,节假日伏案苦思,学校周六晚上的露天电影也舍不得去看。

不懈探索,解决世界难题

研究生毕业后,冯忠绪便一直在西安公路学院、西安公路交通大学、长安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1985—1988年,他跟随张少名教授从事行星齿轮传动及其均载问题的研究。1988—1989年,他在莫斯科汽车公路学院学习,师从苏联功勋科学家В. И. Бaловнев院士。期间他了解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前苏联、美国、德国、日本等国都进行了混凝土振动搅拌的试验研究,但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更没有与产品研发相结合研究的先例。因此回国后,冯忠绪便立即投入到振动搅拌技术的研究探索之中。

“回国后正值我国基本建设启动,看到混凝土作为最大宗的建筑材料,由于水泥结团等原因不易搅拌均匀,不仅浪费水泥,而且降低了混凝土结构的使用性能。针对世界工程界存在多年的这一难题,我们提出了多种实施方案,经过分析与原理试验,最终选择了振动搅拌作为突破点。”他们将机械工程、建筑材料与混凝土试验科学紧密结合,建立了搅拌过程的数学模型,通过振动搅拌理论及其机理、振动作用下混凝土结构—流变特性的基础研究,以及从理论和实践及其结合上的原始性创新,提出了混凝土振动搅拌的实现方式,振动参数与搅拌参数合理选取与匹配的方法,解决了振动强度大时机器可靠性差等国外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于2013年10月研制成功了国内外第一台1m双卧轴混凝土振动搅拌主机,2015年2月研制出了国内外第一台600t/h稳定土振动搅拌设备,已经形成了水泥混凝土与稳定土两个系列产品。

坚守“阵地”,“创新”创业

科研成果要转化为生产力,才能体现出价值。2011年,冯忠绪团队开始探索振动搅拌成果的转化问题,当时一些知名企业想高价收买这项国际独创的技术成果,冯忠绪及其团队不为利益所动,全力扶持在读博士生创业。此时的河南万里路桥集团董事长张良奇正是冯忠绪的在读博士生,师生二人把产业化与持续研究的重任扛在了肩上。

创新有曲折,创业更艰辛。由于实际产品与实验室试验样机存在巨大差别,要使新型振动机械实现产业化,生产设备、人员、质量保障体系都必须从零开始。冯忠绪团队重新梳理了历年的研究成果,并反复试验,将理论与实践重复结合,最终促使新型振动机械在2014年走向市场。该产品的使用结果证明,振动搅拌水泥混凝土与稳定土,确实能够节约水泥等材料,能提高混凝土与稳定土的工程质量。仅在2年间,“德通振动搅拌技术与设备”便迅速推广至全国20余个省份,产值逾8千万元。

2015年12月26日,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闻邦椿任主任委员的鉴定委员会,在认真听取了冯忠绪与其研发团队的研究报告,审查了产品检测报告、国际查新报告等相关资料,并到生产现场进行了实地考证后,一致同意长安大学与万里路桥集团德通振动搅拌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完成的混凝土、稳定土振动搅拌的两个产品,通过河南省科技厅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鉴定委员会认为:产品“属国际首创,多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社会经济效益巨大,推广前景良好”。 消息传来,冯忠绪及其研发团队深受鼓舞。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外界也很难想象,这项技术从无到有,从成熟到实现产业化,历时近30年之久。

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埋头苦干的匠心之路,是冯忠绪教授及其团队不断追求卓越的科研精神的真实写照,多年的勤勉不辍,也终获累累硕果。钻研的人生,永无止境,如今,年已七旬的冯忠绪教授依然精神矍铄,在热爱的事业上耕耘不辍,期待他在未来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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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5 14:4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最逆袭的“初中生”谭建荣:从普通工人到中国工程院院士

很多人认为在体制不太完善的建国初期,出现了很多人才破例成长的案例。有人把这归于时代的福利,但不能不说,个人的实力和努力在这里发生的作用更加重要。在那个年代,因为物资匮乏,牛人的坚持远比我们想象得困难,然而他们仍然创造出了奇迹——既是个人奇迹,更是国家奇迹。

谭建荣院士就是这样的人物。命运的轨迹似乎从出生时就已经轧好,然而,却生生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出了另外的人生。

谭建荣,男,1954年10月出生于浙江湖州。1969年,进入湖州机床厂当普通工人。1982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机械工程和电子工程两个专业毕业,升格任湖州机床厂技术员。 1985年,考入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工学)。1987年,跨专业考上浙江大学数学系博士。1992年,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995年,晋升为博士生导师。200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宁静致远”、“上下求索”,这分别出典于诸葛亮《诫子书》和屈原《离骚》的八个字,并肩站立在“浙江大学工程及计算机图形学研究所”、“浙江大学国家工科基础课程工程图学教学基地”两行大字的上方浙江大学校标的两侧。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主任谭建荣教授说,“这个布局是我设计的,这八个字,也可以说是代表了我对人生、对事业的理解和追求。”

确实,各种各样的研究所、基地、实验室的“牌”,在大学校园里是最平常的景观了,但把“座右铭”标识在“牌”上,不可不谓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沿着这道独特的风景,认识创造这道风景的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也就不难了。

芦苇杆房里求学,一直读到博士学位

谭建荣今年65岁,这个年龄段的人,都能理解什么叫“求学无门”。1970年,谭建荣16岁 正逢中国一个特殊的时期,没书读了,初中毕业的他只能进湖州机床厂当了机械工人。

艰难的经历,顽强的毅力和对科学始终不渝的追求,使他铸就了孜孜不倦的好学,好钻研的性格。当时谭建荣的住所只有五、六个平方,事实上只是用水乡最多见的芦苇杆在楼梯下隔出了一片相对独立的空间,在这里,他迈出了求知的第一步。在大多数人还对“高等数学”知之不多的时候,他自学了大学课程,做完了《数学分析7000题》。在小屋的墙上,数学公式和图表是陋室最美的装饰画。

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始招生的时候,他成为电大首届学生,边工作边学习,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他对机械工程和电子工程都充满了兴趣,他在三年中修完了两个专业的课程。1982年,谭建荣电大毕业,此时他已升格为厂里的技术员,在与他一起进厂的同龄人看来,人生就将这样顺流而下,也很不错了。

然而就在此时,他决心重回大学。直接跳过大学本科,报考研究生。1985年,谭建荣凭着成绩上的强势弥补了学历上的劣势,以同等学历考入华中科技大学,成为该校机械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研究生入学通知,因为:谭建荣从没踏进过高中的校门,也没读过大学本科!

1987年,他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来到浙江大学工作。7月11日,谭建荣到浙江大学报到,学校按常规通知他8月31日开始上班。他一想,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不能就这么无所事事,就径直找到了当时的机械系,要求提前工作。当晚,他便在教学楼的一个仓库里住下了,第二天就参与了教研室老师们的科研。“白天和同事们一起,晚上就一个人在仓库继续干。”这一干就是20年,而且20年不变,一天三个单元时间,上午、下午、晚上,只要不出差,同事和学生都可以在研究所见到他,从年初一到年三十,天天如此。同事们说,他成果累累不是偶然的。

在浙大,谭建荣师从梁友栋教授和彭群生教授,攻读了应用数学的博士学位,1992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他获得了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49位获得者中,谭建荣是为数不多的中国培养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和副教授技术职称,在中南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以连续的出色成果,谭建荣相继被特批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

解决大批量定制问题,让国产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不断学习和不断提高是人生永恒的主题。”谭建荣说,“在浙大20年了,我只是换了种方式学习,通过研究来学习。所谓研究就是不断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困难,也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从工程实际出发,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返回工程应用的方式,就是现在谭建荣作为一个学者的学习方式。

谭建荣主要从事机械设计及理论、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大量的企业调研,寻找应用中的问题。在与企业的长期接触中,谭建荣发现,国产机械产品的开发周期较长,导致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产品设计阶段决定了产品生命周期累计成本的70%-80%,对定制品的交货时间、总成本和质量都有重要影响。”在对200种国产机械产品的抽样中,这些产品的平均开发周期长达18个月,而在美国,由于运用了“大批量定制”技术,早在1990年,产品的平均开发周期便只需3个星期。这一差距,促使谭建荣下决心找出实现“大批量定制”的奥秘所在。

经过建模和多次反复论证,结合国产重要装备和国内企业的特点,2002年,谭建荣团队提出并用软件实现了批量与定制相结合的大批量定制的技术体系,形成信息化的大批量定制设计制造系统,可实现大批量定制的高效率低成本设计制造,为解决设计个性化与低成本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保障。这一科研成果在企业应用后,大大扩大了企业的产品种类,如使以往需要半个月才能完成的电梯设计方案缩短到4个小时就可完成。对大型订单定制的设计时间也由原来平均42小时缩短为6个小时,设计周期达到了国际同等先进水平,企业产品也因此打入了国际市场。谭建荣院士的成就对于中国产品出口、与国际产品站在同一根起跑线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针对制造企业的需求,谭建荣又提出整数维与分数维相结合的特殊状态建模与数学样机集成技术,在一批关键产品和重工军工项目中得到成功应用,他提出的数值与几何相结合的复杂装备多部件关联、多层次配置与多参数分析计算设计技术,从设计上提高了装备产品的整体性能,在国产重要装备设计中成功应用。发表的论文被引用1600次,其中代表性的48篇论文他引746次。

在过去的20年中,谭建荣将自己15年机械制造企业的技术工作经验与理学博士的理论基础相结合,将理论研究与工程应用相结合,将工程科学研究与工程教学相结合,为我国产业的信息化建设做着自己的贡献。他说“成绩只代表过去,即使是院士,主要任务仍是推进科学发展,为实现我国传统制造业的信息化、现代化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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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7 15:0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月宫一号”总设计师刘红:把科幻做成科学

人物小传

刘红,1964年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教授,“月宫一号”总设计师,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荣获2019年“全国五一巾帼奖章”。刘红30多年从事环境保护和生命保障系统研究,所主持研究的“月宫一号”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曾完成世界上时间最长、闭合度最高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实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内,一座名为“月宫一号”的白色圆顶建筑,引人关注。

走进这座神秘的建筑,透过植物舱舷窗望去,一排排架子排列井然;在LED灯的照射下,架子上的植物绿意盎然,间或点缀着红色或黄色的果实……这是“月宫一号”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一个由一个综合舱、两个植物舱组成的密闭空间,总面积160平方米、总体积500立方米,可以提供多人所需的全部氧气和水,大部分食物可循环再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教授刘红,正带着学生在里面紧张地忙碌着……

去年5月15日,在这个系统内,刘红团队完成了世界上时间最长、闭合度最高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实验:为期370天,系统闭合度高达98%,只有2%的外部供给,其余均为系统内自给自足、循环再生,这为极端条件下人类的生命补给提供了可能,也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再生生命保障技术领域达到世界尖端。

涵养30年,历时近20年,终一朝梦圆。

“我的最大梦想,就是让人类无论是在荒漠、极地,还是外太空,都能很好地生存”

百年来,人类对地外星体的探索热情,从未熄灭过。刘红说她“时刻准备着,为进入外太空的人类提供足够的生命补给”。

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并返回,一个问题摆在科学家面前:在近地轨道,宇航员赖以生存的物资可全部携带;如果人类进行更长时间、更远距离的太空探索,靠携带供给,或由地面补给,费用昂贵且技术上难实现。这一难题该如何解决?

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在刘红脑海中跳出:“地外生命保障系统”。

“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个遥远的梦。很多人不理解,觉得还只是科幻。”刘红说,科学家就是要关注10年、20年乃至百年后的技术需求。放眼国际,一些国家已陆续开展相关研究,“中国人要在这个领域做出更多贡献,甚至成为国际领先。”刘红暗想。

凭着这股劲儿,在苏联“人—植物”的“两生物链环”地外生命保障系统的基础上,刘红打造了“人—植物—动物—微生物”的“四生物链环”。从“二”提升到“四”,绝不只是数字的变化。要解决的,有供人食用的“动物蛋白”问题,还有负责废物处理的“微生物”问题——这是业内公认的两个技术难题。

经过反复研究、实验,刘红团队在1000多种可食用昆虫中,精选出富含蛋白质的黄粉虫;在种类众多的微生物中,找到生存在寒冷山洞或极热高温地带、在人体体温条件下无法生存的微生物。技术难点由此突破。

从一个人到一支队伍,从一间办公室到一个实验空间,从一个梦想到一次伟大的胜利……“那些打不倒我的,终将使我强大。”刘红团队始终秉持这样的信念。“我的最大梦想,就是让人类无论是在荒漠、极地,还是外太空,都能很好地生存。”刘红说。

“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对未来的积淀”

虽然儿时就喜欢抬头看月亮、数星星,但刘红并未想到,自己一辈子会从事和星空有关的研究。

1983年,刘红不顾家人反对,选择就读环境保护专业,“当时是想要改变家乡垃圾随意堆、污水遍地泼的状况。”

上世纪80年代末,刘红被公派到莫斯科大学攻读“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合理运用”方向。她在一个咸水湖做了调研。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个原本的淡水湖水源越来越少,加上半沙漠地区蒸发量高、降水量少,最终变成了接近海水的咸水湖。刮起风来,“盐沙尘暴”肆虐,很多良田变成盐碱地。

调研结束后,刘红坚定了将研究生命保障系统作为志业的决心,“地球生物圈就是人类的生命保障系统;尽管它很庞大,但如果不爱护,也可能会消亡。研究保护地球生命保障系统,十分必要。”

从莫斯科回国后,刘红先后在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研究范围包括农业生态系统和城市污染处理技术,直到最终落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她正式推开了地外生命保障系统研究的大门……

“世上没有白走的路,只要踏踏实实地做,终会有收获。”刘红说:“以环境保护为出发点,以构建人类生命保障系统为落脚点——我30多年的科研历程,如同安排好了一般。回首凝望,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对未来的积淀。”刘红心怀敬畏,心存感激……

“做科研,要有科学家的精神与追梦人的情怀”

“这个生命保障系统,究竟有什么用?”这是刘红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目前,实验虽取得巨大突破,但仍停留于地面试验。让生命保障系统真正适应地外环境,还需进一步研究在空间环境下,如月球、火星表面以及微重力条件下的相关表现,通过对比来获得矫正参数和矫正模型。

刘红团队一边等待可以将生命保障系统带到地外环境测试的合适机会,一边拓展系统在地面极端条件下的应用性。“比如,在高原、极地、岛礁、深海、深地等具有重要国防或科研价值的极端环境,或者应用于现代农业、环境保护与生态科学研究当中。目前,青海无人区的一个在建科考站,正委托我们为其配备生命保障系统。”刘红说。

“每天一睁开眼,发现有这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就会精神抖擞、信心满满。”刘红眼里闪耀着光芒,“每个人心底都有梦想,每天通过奋斗向着梦想的实现更近一步,是人生最幸福的事。”

如今的刘红已是业内领军人物,今年2月还荣获“全国五一巾帼奖章”。但她说,自己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科学家与一个心怀梦想的追梦人”。

“做科研,要有科学家的精神与追梦人的情怀。”这是她对学生最常说起的一句话。

在刘红看来,科研与科幻有类似之处,想人之不敢想,想人之未曾想。但相比于科幻的惊心动魄,科研更像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一辈子把科幻做成科学,她躬耕不辍……(记者 葛亮亮 赵婀娜)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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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8 18:3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广东小伙到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发现6.73亿年前国内最老的古油藏

2018年11月16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王铁冠莅临“长江讲坛”,在长江大学武汉校区石油科技大楼学术报告厅为满座师生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论中-新元古界油气资源”。

王铁冠院士1956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地质学校(江汉石油学院前身,现长江大学)石油地质专业,曾在母校学习和工作将近40年,此次报告会上,他不仅讲解了专业学术知识,还分享了自己当年在母校任教的过往经历。

发现国内最老古油藏

说起王铁冠院士,他的身上有着太多的传奇色彩。王铁冠院士原籍广东澄海,1937年12月生于上海,1956年北京石油地质学校(现长江大学)石油地质专业毕业,1965年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毕业,1983—1986年先后任美国特拉华大学地质系研究学者、俄勒冈州立大学海洋学院客座副研究员。1978年,王铁冠参加燕山野外地质勘察,意外捡到一块砂岩滚石,放大镜下见砂粒间充填着沥青颗粒,他当即选点进行人工槽探,挖出了黑色的含沥青石英砂岩层。通过有机地球化学分析和同位素年龄测定,王铁冠确定这个沥青砂岩层原来是晚元古代时期的油藏,在6.73亿年前因遭受岩浆活动的高温烘烤而蚀变成固体沥青。这是在国内发现的最老的古油藏。

回到实验室后,王铁冠还用气相色谱—质谱仪,从这个沥青砂岩中检测到一个国际文献中尚未报道的新化合物系列。他按照国际惯例,在国内实验室条件下,首次实现了人工合成标样的色谱—质谱共注分析,对这个新化合物系列作出结论性的鉴定,将其命名为“13α(正烷基)—三环萜烷”。迄今为止,这仍然是由中国学者发现与命名的唯一生物标志化合物。此外,王铁冠还在贵州水城的藻煤中,发现、鉴定出前人未知的甲基三环萜烷和甲基四环萜烷两个新的生物标志物系列,有关论文在国际上发表后,被SCI等几大国际检索系统所收录。在对化石燃料分子组成的探索中,王铁冠检测出近100个新的异构体或同系物,从而补充、发展和完善了文献中已知的7个生物标志物系列。这些工作,均属国际有机地球化学界的前沿性科研成果。

弥补国际研究缺憾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前期,传统的石油地质学观点认为,煤和石油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沉积环境下不同演化过程的产物。1975年,王铁冠到湖北秭归作野外地质调查,在侏罗纪煤系地层中发现众多固体沥青产地,而且在砂岩中见到沥青脉分叉、穿插的现象,表明这些沥青曾经是呈液态流动状态的石油。王铁冠研究煤系固体沥青的成因后,明确提出“成煤过程中也可伴随有‘生油’过程”,这些沥青是“煤或高等植物成因的液态烃类衍生物”,沥青脉的“分叉与合并现象”正是“具有次生流动运移的确证”等论点,对煤成油作出了重要的论证。“七五”期间,王铁冠最早发展了一套生物标志物分析与煤岩显微组分镜鉴相互渗透、紧密结合的烃源岩研究方法。通过全国55个矿区130个代表性烃源岩样品的精细剖析,得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他在此基础上参与撰写的《煤成油的形成和成烃机理》专著,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七五”至“八五”期间,王铁冠的课题组对9个典型沉积凹陷和5个中小型盆地的原油、岩石样品,作了系统的剖析,从显微层次和分子级水平上,成功地确立了木栓质体、树脂体、细菌改造陆源有机质、生物类脂物以及富硫大分子等五种原始母质早期生烃的机理和模式,1995年撰写出版了《低熟油气形成与分布》理论专著,弥补了国际上盛行25年之久的“干酪根晚期热降解生烃理论”在早期生烃研究方面的缺憾。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铁冠首创了运用生物标志物组合,确定沉积有机质生源构成百分比的方法,从一个岩石或原油样品中,可以获得多达550个化合物的综合信息。1997年《科学通报》的署名文章认为,这“无疑对于从事油气成因理论和技术方法研究的科研和生产人员都是值得借鉴的”。

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铁冠教授积极引进国际上的油藏地球化学新理论、新技术,开拓新科研方向。他于2000年在中石油股份公司的支持下,为国内三大石油公司的科技人员,举办了首届油藏地球化学培训班,既包含理论教学,又组织现场人员的实验、实习;而且多次在校内和到油田作油藏地球化学讲学,推动各油田的油藏地球化学科研与实际应用,取得良好效果。在科研实践中,他致力于探索分子标志物新参数,首次论证含硫非烃二苯并噻吩类,作为新分子标志物示踪石油运移的机理,用以反演石油运移优势通道,展现油藏充注途径;运用流体包裹体测温,结合数值模拟,确定油藏成藏期次与时间;先后在塔里木、珠江口、松辽、海南岛等地区不同岩性的油藏中,重建油田的成藏历史,预测烃源灶方位,确定有利勘探方向。

由于研究前沿,贡献突出,2005年,王铁冠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铁冠院士现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大学兼职教授。曾任国家重大专项《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技术副总师、科技部973项目资源环境领域咨询专家、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审专家组成员;油气资源与探测、煤炭资源与安全生产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有机地球化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中油股份公司油气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主持完成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科技公关项目课题、省部级以及油公司项目/课题45项,发表中、英文论文232篇,合撰专署13部,译著6部;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9项;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地质研究者奖)、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孙越崎能源大奖、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铁人科技成就奖(银奖)。

青山高而望远,白云深而路遥。以铁人精神,妙手寻油,如今身处耄耋之年的王铁冠院士,已经探寻了大半生石油深处的秘密,但他仍然感到路途遥远。“‘人有我有’那还不行,要做到‘人无我有’才站得住脚!”正如他对长江大学师生的勉励,在科研领域,他依然在不懈地攀登、再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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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0 21:4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李家彪:蓝色圈地 乘风破浪
2013年8月15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会议室里,一场激烈又精彩的答辩刚刚结束。此刻,一众委员们正争相与中国代表团握手祝贺,尤其是界限委员会的副主席Park教授对那位来自中国的首席科学家连连称赞,直言他的陈述是此类划界答辩的范例,说到高兴时Park教授甚至没有注意到,界限委员会主席Awosika教授已经等待良久,要与这位科学家握手。

这位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如此赞誉的中国科学家便是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以下简称“海洋二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家彪。

回想起这个场景,李家彪依然心潮澎湃。“作为中方代表团科学部分的首席科学家和答辩者,能站在联合国舞台上为中国的海洋权益战斗是我作为一个海洋科技工作者的崇高荣誉。”李家彪说。正是有了以他为首的一大批科学家10余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才能在大陆架划界这个新兴领域里站在世界的前沿。


2016年1月,李家彪院士赴北京参加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并领奖。

年轻担重任 为海洋权益而战

李家彪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他的人生似乎与“水”有着不解之缘。

在他的记忆中,小时候的杭州河网密布,是一个真正的水乡,李家彪就在这湖光山色间渐渐长大。1989年,从同济大学海洋系硕士毕业回到故乡后,他被分配至宝石山脚下的海洋二所。由此,在波涛汹涌的大洋中“披荆斩棘”,便成了他一辈子的事业。

刚入海洋二所,我国海洋科学正处于起步阶段,设施简陋、条件艰苦。但正是伴随着海洋科研水平的逐步提升,李家彪这一代科学家开始茁壮成长起来。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对海底矿产资源的研究逐渐展开。前辈科学家们为国家争取到的东太平洋15万平方公里的理想矿区,让我国一下子成为世界上第5个国际海底先驱投资国。虽有了矿区,但在硬件和软件上我国仍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此情况下,走出国门向外学习便成了当时提高海洋科研水平的一条捷径。1992年,年轻的李家彪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项目“海底锰结核的成矿机制和分布规律的研究”,并被派往法国学习。

在法国的经历让他眼界大开。锰结核领域的权威Lenoble教授是法方为李家彪这批中国科学家安排的培训导师。一次,在利用法方软件开展的锰结核资源量计算中,中国科学家们故意把我国的矿区位置进行了移动,希望不让法方得到我国矿区位置的确切信息。但在第二天,Lenoble教授就告诉他们,根据计算结果,中国的矿区位置有偏差,他已经进行了更正。李家彪傻眼了,这件事让他深深感受到了我国与海洋科技强国间巨大的差距。

抓住机会,李家彪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在认知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极大提升的情况下,这位勤奋的中国年轻科学家也收获了法国同行的赞誉。1996年,把握国际大陆架权益的新动向,原国家海洋局设立历史上第一个重大专项——“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勘测研究”,国家拨付3500万元专题经费为海洋权益而战。出人意料,当这个千万元经费项目落地时,前辈科学家们却力推当时年仅35岁的李家彪担任了专题的负责人。从此,李家彪开始在海底科学界崭露头角。

大陆架划界 为自然资源争主权

自2001年俄罗斯提交第一份大陆架划界案以来,外大陆架的争夺成为“蓝色圈地”运动的新热点。据统计,目前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共收到61份划界案和45份初步信息,这些划界案主张的外大陆架总面积约合2600万平方千米。

作为我国大陆架划界国家专项首席科学家,李家彪针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和大陆边缘演化特征开展了跨领域的交叉联合研究。在系统分析世界划界案例的基础上,围绕“典型大陆边缘地质特征与划界法规适用性”这一关键科学问题,李家彪将现代大陆边缘理论与海底探测技术相结合,带领团队建立了涵盖全球典型大陆边缘的3类划界地质模型及其适用条件,创建了外大陆架划界技术体系。

大陆架划界项目,从1998年开始酝酿和筹备,到2009年向联合国提交中国大陆架划界案初步信息,到2012年正式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划界案》,将近15年时间,李家彪终于在划界案的制定上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其范围扩展到大陆边缘的海底区域,大陆架上的自然资源主权归沿海国所有。审议沿海国大陆架界限的权力机构是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申请的各沿海国需要在那里进行陈述和答辩。

任何时候,一旦涉及资源,就成了国与国之间的较量。

2013年8月15日对李家彪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2012年,针对邻国日本演出的“购岛”闹剧,我国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正式提交了中国东海部分海域大陆架划界案,并将次年在联合国的答辩时间选在了“二战”中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8月15日,这引起了日本国内的高度关注。

代表团提前3天到达了纽约,为的是尽快倒好时差,用最佳的状态面对参与答辩的各国专家。整场答辩分为科学与法律两个部分,作为中方的首席科学家,李家彪负责科学部分的阐述。虽已不是第一次走上联合国的讲台,但李家彪依然十分小心,这不仅是因为从到了纽约开始,日本NHK电视台就一直想探得中国代表团的方案,更是因为台下评审方就坐着来自日本的委员,稍有不慎就会被日方揪住大做文章。

果不其然,李家彪的陈述结束后,日本委员第一个出来发难,指责中方对东海海底大陆架界限判定缺乏科学依据。尽管作为联合国机构的委员应当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来提问,但事关东海,日本委员似乎忘记了这一国际准则。

按规定,这场答辩所有的回答都要述诸文字以便留存,在回答中,准备充分的李家彪不仅强调了我国东海大陆架划界案延伸至冲绳海槽的科学依据和划界准则完全符合《公约》的规定,从科学和技术角度向国际组织全面阐述了东海大陆架是中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这一客观事实,更引用了日本科学家的相关观点进行了佐证,而曾在国际刊物上发文赞同中方划界理念的日本科学家正是这位日本委员的导师。当这份答辩书交到界限委员会时,日本委员看着自己导师的佐证哑口无言,斗志消失殆尽。

答辩的成功让中方的划界案顺利进入了审议阶段,委员们争相与李家彪握手道贺。回想起为大陆架划界忙碌过的无数个日夜,李家彪感慨:“为国家争取到的海底资源或许现在并没有开发条件,但主权权益永远都不能旁落,等到技术成熟的那一天,这片海底的资源便是我们留给后人的宝藏。”

李家彪告诉记者,作为海洋维权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大陆架划界技术及创建起来的一整套理论体系,不仅已成功应用于我国海洋权益维护、外交、军事、资源等工作的展开,还被作为国际技术援助支撑了许多需要帮助的国家。

他说:“以前我们都是帮别人造桥、造房子、建工路,干的都是体力活,如何用脑力去帮助别的国家?大陆架划界在我看来,就是中国进行技术输出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求非常旺盛,有很大的市场,做得好能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产业。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们更应该用这些成果去参与国际治理,对侵犯中国利益的行为,坚决予以反对,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最强音。”


李家彪院士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主席介绍中国东海划界案

海底圈矿 在夹缝中创先机

站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去争取权益,对于李家彪来说已不是第一次。
21世纪开始的最初10年,我国大陆架划界和国际海底硫化物圈矿这两个大项目几乎同时展开,身为两大专项首席科学家的李家彪在科考船和飞机上度过了大部分时光。

2000年,他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973”项目“中国边缘海的形成演化及重大资源的关键问题”,从摸清中国边缘海开始为中国的大陆架划界做准备;2002年,李家彪主持了我国第一个大陆架划界专项,针对大陆架划界的科学与法律研究从此启动;2005年,中国大洋中脊综合调查研究开启,李家彪组织完成了首个环球航次,在西南印度洋和东太平洋的洋中脊均发现了海底热液活动异常区,那是中国迈向国际海底硫化物资源的发端;2007年,李家彪再次主持“973”项目“南海大陆边缘动力学及油气资源潜力”研究;2010年,李家彪再赴西南印度洋进行硫化物矿区勘探。2011年,当我国向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递交全球第一份硫化物矿区申请后,李家彪曾作为答辩组成员首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

10年,两轮“973”首席,李家彪针对我国东海、南海两类不同动力控制的边缘海系统开展了形成演化及其动力机制等基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多项重要创新成果,也为我国大陆架划界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10年,洋中脊研究首席,李家彪带领团队在西南印度洋和东太平洋划定了多个资源远景区。


2013年8月赴联合国答辩中方代表团

李家彪介绍,全球海域面积辽阔,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硫化物、锰结核、钴结壳等重要的矿产资源。但在锰结核的海底勘探项目中,我国始终处于追随别国的境地,他回忆:“当时,俄罗斯、法国、日本等国率先圈定了勘探矿区,虽然我国是第5个提出申请的国家,但我们的勘探范围却处在别人的夹缝中。”对洋中脊的探测与研究,就发端于这样的背景下。

为摆脱尴尬境地,李家彪担负起全球首次西南印度洋中脊OBS三维地震探测的研究任务,并第一次获得了超慢速洋中脊地壳与上地幔三维速度结构,和超厚地壳、活动岩浆房和基底拆离断层存在的关键证据。构建起的首个硫化物资源全球数据库,深化了对资源分布规律的认识,有力支撑了我国在西南印度洋硫化物矿区选区和申请的工作,使我国成了第一个向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提交此类矿种申请的国家。“而后,德国、韩国、印度等国相继向联合国发起了申请,但我国已在硫化物矿区的勘探上获得了先机。”李家彪自豪地说。

2011年,李家彪作为答辩组成员赴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所在地牙买加参加答辩,当时不管是答辩方还是评判方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提案。为保证顺利过关,答辩前,中国代表团紧急商议,增加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为第三世界国家培训硫化物人才方面的陈述,而临时撰写这部分陈述的重任就落在了小组中唯一参与过锰结核国际培训的李家彪身上。

用了两天时间,身处异国的李家彪写出了一份丰富、完整的培训方案并现场进行了陈述及答疑,他的陈述内容有力配合了时任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主任金建才关于硫化物矿区的申请答辩,最终为我国赢得了西南印度洋1万多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硫化物矿区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这次经历也成为日后李家彪走上大陆架划界陈述讲台的一次实战演练。

但在李家彪看来,矿区的申请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时隔多年,他仍然清楚地记得,2005年洋中脊综合调查首个环球航次起航前,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张泉灵问过他一连串不太好回答的问题:洋中脊冒烟的地方有毒,那里的鱼吃什么?是怎么生存下来的?洋中脊有硫化物,而且一天到晚在冒黑烟,这些海底生物好像天然对其具有抵抗力,是否可以利用这些生物的基因去治疗那些因吸附了重金属而患病的矿工?……

这些在当时无解的问题,现在有的已经有了答案。从2005年考察船深入大洋进行考察开始到现在,在申请矿区的过程中,对生物资源或非传统生物资源基因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我国对大洋海底知识的掌握已越来越完善,有些方面甚至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谈起这些,李家彪告诉记者:“申请矿区的意义不仅仅是因为它蕴含大量的金属矿藏,那些生活在海底的非传统生物资源蕴含的价值也许更大。黑暗无光的区域里,生物的生命轨迹跟陆地、海表面的生物是不一样的。这个不靠光合作用维持生命的黑暗生命圈里承载的丰富基因资源,或许在未来能为我们寻找外太空生命迹象带来一些新的灵感和视野。”

迎风奔跑 不顾风急浪高

在大洋中搏击风浪20多年,李家彪已由一个初出校门壮志满怀的小伙子变成了我国海洋科学界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目前,他是国际大洋中脊科学组织(InterRidge)联合主席、国际大陆边缘科学组织(InterMAGINS)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科学评估工作组专家,经常行走于海洋地质学领域的三大国际知名组织之间。

?011年,他曾获评在浙江省有“小院士”美誉的浙江省特级专家;2014年,因为在国家海洋维权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他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年,他领衔的大陆架划界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同一年,在中国工程院公布的新一届当选院士的名单中,李家彪的名字赫然在列。

一路迎风奔跑,不顾风急浪高,正是那些大风大浪打磨出了今天的李家彪。
他说自己是4月生人,而4、5、6月都是海况最好的日子,非常适合出海,因此他的生日绝大多数都在海上度过,而在海上漂泊大半年更是他的工作常态。他记得,1997年,在海上工作200多天,他曾有大半年没有见到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女儿。

那一年的东海调查海况极差,整条船在风浪间大幅度飘摇,不仅科考队员已经晕得全部倒下,连见惯风浪的船员们都没坚持住。最后,全船只剩下船长和李家彪等少数船员和科学家没有倒下。“船长和我,一个在驾驶室控制船,一个在实验室盯着仪器,还得时刻小心别踩到因晕船躺在实验室地板上的同事,因为实验室的房间比较低,稳定性好,在自己的房间里滚来滚去根本没法睡,所以他们就都来实验室了,整个房间躺满了人。”李家彪笑着回忆这段经历,“或许,不晕船是上天对我最大的恩赐,所以一些重要著作我都是在海上完成的。”

海上风浪虽然凶险,但宁静后的那份美也只有经历过风浪的人才能体会。“当一切归于平静,你会看到天边一抹彩霞,像凤凰一样飞起来,在甲板顶上点上一支烟,感觉抽烟效果真是好!眼前的东海就跟西湖一样平静,漂亮!真漂亮!感觉人生瞬间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李家彪笑着分享他体会到的那份美。

常年在海上漂泊,聚少离多成了李家彪与家人相处的常态,尤其他的爱人为了让他安心工作撑起了整个家。

李家彪告诉记者,到东海考察时,他的岳母去世了,后事没料理完,他就匆匆上了船。2010年他的岳父去世,三天后,他丢下家里的事情,登上科考船奔赴印度洋。“家人为我的成长付出了很多,也承受了很多,他们并没有要求我怎么样,但我感觉自己对他们的关心实在是太少,对他们太亏欠了。”说到这里,李家彪停顿了许久,虽尽力克制,但泪水还是流了出来。

对于李家彪来说,时间永远不够用。于是,他习惯了在飞机上赶工,习惯了以方便面充饥,因为他深知海洋科学是一门长期并持久的学科,不容许在研究上有丝毫的懈怠,所以,他始终不敢停下继续探索的脚步。对于未来的工作,他已有了明确的目标,中国台湾以东区域的划界案研究正在计划中,在海底硫化物圈矿方面,他会带领团队推动我国向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提出第二、第三块矿区的勘探申请。

很早就担负起重要项目,走上领导岗位的李家彪,将自己的成就更多地归功于时代的馈赠,他也希望后辈能不负时代,踏踏实实、勇往直前地去闯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

2013年年底,众望所归的李家彪接过了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所长的重任,开始了治学与治所并重的道路。在对新入职员工的讲话中,他说道:“要勤奋,另外也要有诗和远方,职业不能成为你的全部,同时还要有点情怀,有点浪漫主义,有点可以寄托的东西,心里向往着那个地方就能一直走下去。”

因为他相信,总有一些灿烂的、前所未见的东西在远方等待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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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1 18:4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开疆拓土 贻范古今:纪念数学家、系统与控制学家关肇直院士百年诞辰

3月30日,春寒料峭,数学和系统控制领域的院士、学者近百人聚集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会议室。

参会者大多已白发苍苍,有的甚至坐着轮椅、拄着拐杖。他们从全国各地而来,只为纪念自己的恩师、前辈——中国控制理论的开拓者与传播者、著名泛函分析学家关肇直的百年诞辰。

站在国家需求最前线开拓新领域

关肇直1919年 2月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的一个书香世家,1982年11月12日因病与世长辞。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

“开疆拓土,而不安于一城一邑的治理。”关肇直的一生涉足多个领域,在中国基础数学、应用数学、控制理论、系统科学,以及国防科研事业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会场上,大家感念的是关肇直的学术思想和他在自己开创的研究领域奠定的研究基础,时至今日仍具有深远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关肇直毅然中断在法国的学业,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此前,我国从事泛函分析研究的学者不多,关肇直归国后挑起了在我国发展泛函分析的重任,在中科院数学所建立了泛函分析研究室。

他在泛函分析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开创性地提出泛函分析中“单调算子”的思想,证明了求解希尔伯特空间中非线性方程的最速下降法的收敛性;

为了原子能科学发展的需要,他应用抽象空间中线性算子的谱扰动理论,给出平板几何情形的中子迁移算子的谱的确切结构,并指出本征广义函数组的完整性;

他用线性算子紧扰动的理论处理了弹性振动问题,他证明了一类非对称核线性积分方程非零本征值的存在性,为激光理论奠定了数学基础。

20世纪60年代,关肇直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控制理论对国家,特别是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性。

“钱公(钱学森)倡导,关公领队”。关肇直扛起了在中国发展现代控制理论和系统科学的“大旗”,并用余生全部精力致力于其研究和应用。

他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控制理论研究室,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成为中国现代控制理论的开拓者。

他十分关注理论的应用,奔走于国内许多高校,与国防科研单位间“对接需求”,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轨道设计和测定、导弹制导、潜艇惯性导航等研究中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贡献。

关肇直主持的研究工作多次受到奖励和表彰。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轨道计算方案的制定”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飞行器弹性控制理论研究”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尖兵一号通用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获1985年首届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关肇直负责该项目中轨道设计和轨道测定两个课题)。

“没有理论拿什么联系实际?”在长期的科研工作中,他还形成了一套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哲学思想。在关肇直看来,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是一个整体。

他形象地解释说,这有如经纬交织,相辅相成,偏废哪一方面都是错误的。他强调数学在发展我国经济和国防建设方面的重要意义,并且身体力行,也强调数学的理论研究。他指出正因为要与实际联系,才更需要加强理论研究。

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关肇直曾帮助、指导过的年轻人如今有的已成为了享誉全球的数学家、系统控制学家。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恭庆曾在北京大学听过关肇直讲授的《泛函分析》课程。关肇直的教诲历历在目。“我早年的几篇文章都是在关先生的指导、帮助和关怀下发表的”。

张恭庆告诉《中国科学报》,关肇直曾把华罗庚广义函数方面的工作介绍给他,并让他参加自己领导的讨论班。

当他处在“低落期”时,关肇直鼓励他说,有机会还是要做(科研),要有独创精神,哪怕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要跟着别人走,要走自己的路。张恭庆一直牢记恩师嘱托,后来做出了许多独创性的科研成果。

77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李邦河拿出关肇直晚年写给他的信并再次诵读。“他不仅为我制定了方向,还推荐了书籍,我一直牢记关先生在信中的期盼,我还要继续努力落实他对我的期盼”。

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翰馥是控制理论研究室首批成员,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关先生不仅在业务上给予指导,我第一篇用英文发表的论文就是关先生帮我翻译并打字。以后我的英文论文就试着自己写,但关先生都帮我修改把关。”

当天到场的还有中国科大1959和1962两届“关龙班”的20多位学生。

关肇直统一设计了两届“关龙班”大学3年的各种基础课(分析、代数、几何、函数论、微分方程等),并亲自教学。

纪念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1959届“关龙班”学生严加安带来了一幅精致装裱的七言律诗书法作品怀念恩师,“六轶春秋逝若风,同窗岁月不朦胧。关公讲课全神注,弟子聆听耳目聪。端肃仪容常忆及,慈祥笑貌驻心中。百年冥寿更怀念,铭记恩师培育功”。

1959届“关龙班”学生孙家昶回忆,“80年代,‘关龙班’70多人中有30多个同学都在国外留学,最后绝大部分都回到了祖国。我们出国都有关老师的推荐信,当时关老师明确跟我说‘一定要回来,送你出去的目的就是回来报效祖国’”。

1962届“关龙班”学生余德浩大学毕业后曾因长期脱离数学专业而苦闷,关老师不断给他寄资料,鼓励他不要忘记数学。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制度,关老师马上建议他报考研究生,终于重回科研道路。如今他在计算数学领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1981年,病榻上的关肇直仍心系年轻人的成长,他给中科院成都数理室年轻人写了40余封信谈思想、情操和理想。

“我们要有创立学派在国际上争鸣的气概,不要对自己的同志盛气凌人,对外国人卑躬屈膝,我们要有自信心又要谦虚谨慎。”“科学家不等于读书人……前者唯一强调的是创造、洞察、发现科学的真理,提出新概念、新理论,解决问题。”

承袭风骨 告慰“老关”

关肇直学识渊博,兴趣广泛,有着很好的文史哲素养,擅长赋诗填词,“对数学主要是自然辩证法,极感兴趣”。他深得同窗好友和年轻人钦佩,被称为“老关”“关圣人”。

如今,先生已去三十七载,但他的话却仍萦绕在后辈们的耳畔。纪念会上,昔日“弟子”、曾受关肇直影响和指导的科研人员都感慨:“‘老关’走得太早了。”

如今,关肇直创建的控制理论研究室,已发展为现在的中国科学院系统控制重点实验室(简称控制室)。

在几代学术带头人的共同努力下,迸发出经久不衰的创新活力,呈上一份又一份具有原创性、突破性和关键性的成绩单,并且活跃在国际控制领域的各学术组织中,受到国际控制界的高度重视和赞誉。

控制室已经成为中国系统控制领域向世界开放、与国际接轨的一个窗口。

关肇直发起的控制理论及应用学术年会,已发展为现在的中国控制会议,是国内外控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系列学术会议。

为纪念关肇直、鼓励从事系统控制理论及其应用的青年科技人员做出国际一流的成果,1994 年,中国控制会议设立了“关肇直奖”,迄今已颁布24 届,共37 篇论文获此殊荣。

关肇直亲手建立的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历经40多年的发展,沉淀了深厚的文化氛围,凝聚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已成为国内外系统科学的前沿阵地。

后继科学家们承袭先贤风骨,执着于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努力攻克挑战性难题,既面向原创性、突破性、关键性的重大基础理论,又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关肇直所开创的事业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以此可以告慰我们敬重的‘老关’了”。陈翰馥说。

“他既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又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爱国者。”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席南华指出,“追忆先生风范,继承优良传统,弘扬以关肇直先生为代表的研究院精神。我们纪念缅怀先生的最好方法是努力培养和造就系统科学方面的青年人才,将优良的学术传统发扬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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