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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成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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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0 15:0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与三峡紧密相连的梁维燕院士走了

科技日报记者 李丽云 通讯员 沈朝辉

记者1月1日从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发电工程及设备制造领域权威专家、哈电集团原专家委副主任梁维燕同志,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十六时因病医治无效,在海南省三亚市逝世,享年九十岁。定于二〇一九年一月四日上午七时三十分在海南省三亚市亚龙湾路仙逸院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梁维燕院士1929年10月出生于北京市,原籍山西省襄陵县(今襄汾县)。1951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电机系,后到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工作,先后任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总工程师、以及哈电集团控股的哈尔滨动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曾任哈尔滨动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梁维燕院士是我国发电工程及设备制造领域权威专家,是我国大电机和水轮机领域的开拓者,主编了《中国电器工业发展史(水力发电设备制造业)》和《英汉电站工程辞典》等多部学术著作,主持研制达到国际水平的长江葛洲坝125MW水电机组获得国家优质金奖和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这是我国发电设备获得的第一块金质奖章;主持全国第一台引进技术制造的600MW汽轮发电机获国家重大技术装备一等奖。他主持突破高压定子线棒主绝缘防晕层电腐蚀的关键技术,实现大型发电机定子线棒主绝缘与防晕层半导体带包扎后一次模压成型的新工艺,无电压击穿,延长机组寿命。他参加长江三峡机组论证、研制和后评估的全过程,并组织科技攻关。1999年,受聘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成员,2008年,担任中国工程院“三峡工程认证及可行性研究结论的阶段性评估”机电设备专家组组长。

梁维燕院士一生参与制造了上百台水电机组,见证了葛洲坝、三峡工程建设的历史,与水电站建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2013年,他当选为感动哈电集团人物,当时的颁奖词是“他智慧的浪花在中国机电事业的长河中绽放,他蹒跚的脚步引领中国机电事业一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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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0 15:0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刘永坦:为祖国“海防长城”安“火眼金睛”
科技日报记者 李丽云



【人物简介】

他是黑龙江省唯一一个“两院院士”。他,1991年和2015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刘永坦,著名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与技术奠基人和引领者。

40年来,刘永坦领导和培育的创新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了新体制雷达研究,技术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成功实现工程应用,在保卫祖国海疆中发挥着强大作用。他为祖国“海防长城”安装上了“火眼金睛”。

1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刘永坦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那一刻,他想的更多的是,他是在代替整个团队领取这个奖项。

他对记者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和科技工作者,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做成了点儿事。这事离开团队的力量是绝对无法做到的。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一种无上的光荣,这份殊荣不仅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们的团队,属于这个伟大时代所有爱国奉献的知识分子。”



随着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颁发,一段鲜为人知的艰难科研攻关历程才终于为人所知。40年来,刘永坦心无旁骛,一生执着一件事,无论世事如何沧桑,始终致力于新体制雷达事业的发展,为我国海岸线筑起一道坚固的“海防长城”。

唐诗宋词里熏陶的家国情怀

伴随科研一生

“我家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前逃离的南京,如果晚一点我们都没了。” 刘永坦淡然的冷幽默中饱含着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1936年,刘永坦出生在南京一个温馨的书香门第。然而,生逢乱世,出生不到一年,他就随家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

饱受10多年流离之苦的刘永坦自懂事起就对国难深有体会。“虽然那时候小,但那种苦深深印在脑海里。‘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做完作业后,聆听母亲用慈祥动人的声音诵读诗词和讲解家国大义时的激情。”刘永坦很早就在母亲的“监督”下读史书、诵诗文、勤思考,培养出了很强的求知欲和爱国心。父亲常常告诉刘永坦,科学可以救国,可以振兴中华。自强、强国的梦想从小就在他的心里深深扎下了根。这种在唐诗宋词里熏陶出的家国情怀,此后伴随刘永坦科研攻关一生。

13岁那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让他坚定了刻苦学习、科技兴国的信念。

1953年,刘永坦以优异成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早在中学念书时,他已经在学业上初露锋芒,尤其是在数学方面展示出超人天赋。在哈工大,他如鱼得水,对于学校开设的工科数学和物理,他觉得“不解渴”,又自学了理科数学和物理的有关部分。哈工大开启了刘永坦超级学霸令人敬佩的一生。

经过一年预科、两年本科学习,成绩优异的刘永坦作为预备师资之一,被学校派往清华大学进修无线电技术。1958年,刘永坦回到哈工大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这年夏天,他走上哈工大讲台,正式成为高校青年教师,成为向科学进军的科技工作者。

异域求学学霸模式赢得尊重

1965年春,刘永坦在哈工大参加了科技攻关第一战,承担国家“单脉冲延迟接收机”研制任务,主持并提出了总体设计方案。遗憾的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人生第一项研制任务,“文革”就开始了。1970年刘永坦暂别尖端技术的研发,插队落户到黑龙江省五常县农村种大米。刘永坦知道,处于逆境之中的个人必须经得起考验,他没有消沉,激励自己做“合格的农民”,但因此落下了伴随一生的腰病。

刘永坦1973年重回哈工大,1978年,被破格晋升为无线电系副教授。同年8月,他被选去北京语言学院参加出国人员外语培训班选拔考试,没有任何准备,凭借扎实的“内功”,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出国外语培训快班,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迈出国门的学者。


1979年6月,刘永坦走出国门开始异域求学。他所进修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电子工程系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先进的试验设备,聚集着一大批雷达技术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刘永坦的合作教授谢尔曼就是其中之一。谢尔曼交给刘永坦大量的英文文献,凭借过硬的英文功底、深厚的专业知识,刘永坦开启学霸模式很快啃完了这些文献。他的勤奋、刻苦和才华赢得谢尔曼的信赖和赏识。谢尔曼开始让他帮带博士生,并让他参与到重大科研项目“民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研制工作。

经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设计—试验—失败—总结—再试验……一年多以后,刘永坦顺利完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信号处理机研制工作。谢尔曼评价说:“刘永坦独自完成的工程系统,是一个最有实用价值、工程上很完善的设备,其科研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很重要。他的贡献是具有独创性的。”进修期间,伯明翰大学授予刘永坦“名誉研究员”称号。

通过这次难得的科研任务,刘永坦对雷达有了全新的认识。传统的雷达虽然有“千里眼”之称,但也有“看”不到的地方。世界上少数发达国家开始致力于新体制雷达的研究,从而使“千里眼”练就“火眼金睛”的本领。

1980年,刘永坦在实验室

“中国必须要发展这样的雷达!这就是我要做的!” 一个坚定的目标就此在刘永坦心中萌芽、诞生。1981年金秋,怀揣开创中国新体制雷达之路的宏愿,进修结束后的刘永坦立刻起程回国。

“雷达故事”无人信

执著游说终立项

带着梦想和信念,留学归来的刘永坦满腔赤诚地开始向哈工大、向国家有关部门宣讲他的“雷达故事”。为此,他一年有200多天在外出差。但很多人不信,当时,“新体制雷达”还只是一个概念,国外也没有做成。“美国做出来了么?英国做了么?”这是刘永坦被回问最多的一句话。

当今世界的千余种雷达中,新体制雷达不仅代表着现代雷达的一个发展趋势,而且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领域都有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内有关单位曾对该项技术进行过尝试,但由于难度太大、技术储备不足等诸多因素,最终未获成果。



除了基本思路外,刘永坦找不到参考资料,更没有相关技术可借鉴。很多人认为刘永坦的“雷达故事”听上去很美好,但希望很渺茫。好心人劝他,大的研究院所尚且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更别说一所大学了;这样的研究风险太大、周期太长,很可能把时间和精力都搭进去了却一事无成……但刘永坦不改初衷。

游说立项在1982年初春有了转机,刘永坦向当时的航天工业部预研部门领导详实介绍了当时发达国家新体制雷达发展的动态,并畅谈了自己的大胆设想。预研部门当场拍板支持。随后,刘永坦着手进行细致的策划和准备。在这一年,刘永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10个月的连续奋战,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诞生了,有厚厚的六大本。1983年夏,原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召开整整4天的方案评审会,最后与会专家们一致表决通过这份报告。

这是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具有开拓性的攻坚战。面对几十年可能默默无闻甚至失败的风险,刘永坦率领团队六个成员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无古人的创新之路。经过800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数千次实验、数万个测试数据的获取,刘永坦主持的航天部预研项目“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及方案论证”获得丰硕成果,在新体制理论体系和关键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1986年7月,航天工业部在哈工大举行了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成果鉴定会。50多位专家一致认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用两年多时间在技术攻关中取得重大进展,掌握了新体制雷达主要关键技术,某些单项技术已进入国际国内先进行列。已具备进一步完善雷达系统设计并建立实验站的条件。”从此,新体制雷达从预研项目被列为国家科技应用与基础研究项目。

坚守荒野专注前行静待花开

按常人逻辑,刘永坦和他的团队已经完成了预研使命,完全可以结题报奖了。但他认为仅仅“纸上谈兵”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建立有实际意义的雷达实验站,用于理论和关键技术的验证。1986年,刘永坦开始主持“新体制雷达研究”。

雷达研制试验现场,都是荒无人烟的无人之地,刘永坦团队常常在条件恶劣的试验现场一干就是几个月,临到春节前一两天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据刘永坦爱人回忆,那时刘永坦差不多每年有200多天在外出差,家里的大事小情都由爱人一人统管。

刘永坦曾反复对团队成员们说:“跟理论相比,实际情况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掺入其中,需要到现场去仔细分析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件件解决。书本上的理论只有在实际中解决问题,才能体现出理论的完美。”

调试初期,系统死机频频出现。要从几十万行的大型控制程序系统中找出问题症结,工作量巨大。作为主帅,刘永坦承担着比别人更加繁重的工作。虽说有了当年在农村的磨砺,他并不认为工作有多苦。可即便如此,他们在外场做试验的劳动强度也远非常人可比——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由于赶不上吃饭而用面包充饥,困了就倒在实验室的板凳上凑合一觉……超负荷的脑力和体力付出,铁打的汉子也会被击倒,疼痛难忍的腰间盘突出曾让他几个月不能行走。有一次,在攻克某个关键技术时,他因为长期劳累而倒在了现场。上不了“前线”,就“运筹”于病床之上,刘永坦硬是躺在床上,坚持和大家一起“奋战”,打败了挡在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刘永坦还患有家族遗传的高血压,40年科研攻关中,从来没有间断吃药。

“有志者,事竟成。”这群优秀的科技工作者顶风冒雪,日晒雨淋,终于在1989年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部对海新体制实验雷达。

1990年4月3日,对于团队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刘永坦团队首次完成了我国对海面舰船目标的远距离探测实验,取得重大突破。当目标出现在屏幕上时,团队成员们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那泪水背后有成功的喜悦,有8年来不为外人知晓的艰辛。8年,刘永坦的团队也从当初的6人攻关课题组发展成几十人的研究所。

1990年10月,国家多个部门联合举行的鉴定会宣布:“新体制雷达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1年,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面对质疑勇往直前

是专注的更高境界

凡成大事者皆逆流而行、且勇往直前。

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有人劝说见好就收吧。刘永坦不仅没有停下,而且选择了一条更加难走的路。

“一定要把实验室里的成果变成真正的应用。”刘永坦认为这些成果倘若不能变成真正的应用,那无疑就像是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好看却不中用,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损失。

一切为了国家的需要,面对不确定性,面对人生的又一次重要抉择,刘永坦又一次做出了继续逆流勇往直前的决定。

这一次,他知道不止需要8年。随后发生的事情,让刘永坦“意外”地被深深感动。得知他的决定,团队成员全体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全力支持。

刘永坦深知,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科研活动不可能再允许一个人去单打独斗。新体制雷达研制队伍就是一个相互协作的团队。更艰苦的下一步,他要联合国内优势科研力量组建一个更大的团队,走一条产学研结合之路。

1997年,新体制雷达被批准正式立项,哈工大作为总体单位承担研制工作,这在国内高校中尚属首次。刘永坦团队深知,这是一条只能进不能退的路。“能为国家的强大作贡献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和使命。国家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们做,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

刘永坦在实验室工作

为了解决国家海防远程探测的迫切需求,必须研制具有稳定、远距离探测能力的雷达,然而,从原理到工程实现涉及电磁环境复杂、多种强杂波干扰等国际性技术难题。面对世界各国均难以逾越的技术瓶颈,刘永坦带领团队,历经上千次实验和多次重大改进,对长期以来困扰雷达的诸多威胁提供了有效的对抗技术措施,终于在本世纪初形成了一整套创新技术和方法,攻克了制约新体制雷达性能发挥的系列国际性难题。

回忆起从实验场地转战到实际应用场地的岁月,团队成员都唏嘘不已:很多理论、技术上的难点和空白仍然需要去解决、去填补,再加上地域环境的差异,实际工作中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历经十余年的艰辛努力和刻苦攻关,刘永坦和他的团队又一次圆满完成了任务,2011年成功研制出我国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与国际最先进同类雷达相比,系统规模更小、作用距离更远、精度更高、造价更低,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标志着我国对海远距离探测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2015年,团队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哈工大副校长韩杰才院士说:“刘永坦团队研制的新体制雷达实现了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不向国外封锁低头,不惧卡脖子,靠不服输的劲头通过完全自主创新,技术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刘永坦团队敢于碰硬,敢于啃硬骨头,40年坚持围绕一个方向一个领域,取得成就,获得两项科技进步一等奖,这种价值导向和科技精神,这种精神传承非常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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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 14:5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黄三文:想田间地头的事,做“顶天立地”的人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茜 实习生 周冯宁

黄瓜大家都吃过,但像黄三文这样吃黄瓜能吃出境界、吃出水平的人却凤毛麟角。2019年1月8日,他作为第一完成人的《黄瓜基因组和重要农艺性状基因研究》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过去10年间,中国农业科学院以黄三文为首席科学家的团队做了一件大事——破译黄瓜基因组,实现控制黄瓜苦味物质合成的分子设计,开创了从“基因组到新品种”的新道路,成功培育了无苦味的黄瓜新品种。他们在破译世界第一个蔬菜作物基因组的同时,还使我国蔬菜基因组科学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重大跨越。

如今,年近50的黄三文看上去要比同龄人长得“水灵”许多,这大概和他过去试吃了大量黄瓜有关。

“老百姓抱怨黄瓜没有黄瓜味啦,西红柿没有西红柿味啦!培育优良的蔬菜品种是老百姓关心的大事,也是我们蔬菜科研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黄三文本是湖南农村娃,手捧世界先进成果站在国家最高的科技领奖台上,心里想的也是田间地头的事,农业科学领域提倡的“顶天立地”,便如他这般。

黄三文团队首次利用新一代基因组测序技术,破解了黄瓜的基因组遗传密码,并且进一步全面揭示了黄瓜的遗传变异,系统阐明了黄瓜的起源和演化过程。

“这不仅是个学科知识密集型工作,也是科研工作中的劳动密集型工作。” 黄瓜有23000多个基因,黄三文介绍,早年间技术有限,很多人下了苦功夫才能破解黄瓜的基因组,“我们发表的第一篇相关论文有近100个作者”。此后,他们又在Nature、Science和Cell等国际顶尖期刊发表10多篇研究论文。

他们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证实了有关黄瓜的“传说”。黄瓜原产于印度,是当地传统的草药。因为在苦味基因上的改变,变成了大众喜欢的可口蔬菜。黄瓜后来传播到不同地域,形成了三个主要类型:欧亚黄瓜、东亚黄瓜、西双版纳黄瓜。他们发现东亚黄瓜与印度黄瓜的分离时间是2000多年前,这与张骞出使西域给中国带来这个大众蔬菜的史实相吻合。

黄瓜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千百年来,为了首先解决产量的问题,人们渐渐忽视了品质,“黄瓜没有黄瓜味了”。因此,破译黄瓜基因组只是一个起点,黄三文他们真正要做的,是要读懂这本基因“天书”,在黄瓜基因中“掘金”。

基因组研究推动了黄瓜基因的“掘金时代”。据介绍,国内外黄瓜育种家,共克隆和定位了50多个农艺性状基因,推动黄瓜育种进入分子设计时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就来自黄三文课题组。

对于黄瓜来说,分子设计并非在实验室里就能够完成。黄三文团队为了找出控制黄瓜苦味的基因,改善黄瓜风味 ,包下一片黄瓜试验田,采用基因诱变的方法种植了6万多颗黄瓜,用品尝的方法来筛选不苦的黄瓜,进而进行进一步研究。

“我们20多个人,尝了6万多颗黄瓜,每颗黄瓜需要独立品尝三次。每个人抱着一大瓶矿泉水,尝一口黄瓜,喝一口水漱嘴,再接着尝。” 黄三文说:“ 6万多颗里只有2颗不苦的。”

他们对不苦的黄瓜进行研究,团队发现了控制黄瓜苦味物质合成的9个基因,并发现有两个“开关”基因分别在叶片和果实中控制苦味物质的合成。他们把果实控制苦味物质合成的“开关”关上,不让黄瓜变苦;把叶片控制苦味物质合成的“开关”打开,让叶片苦来抗虫。

在此基础上,他们和湖南蔬菜研究所培育了“蔬研”系列新品种黄瓜,成功解决了华南黄瓜品种变苦而丧失商品价值的难题,在湖南、湖北、福建、广东有较大面积推广,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

黄三文介绍,黄瓜基因组在蔬菜中是第一个被破译的,这个项目的成果带动了其他蔬菜,包括白菜、番茄和马铃薯等的基因组研究。

他的团队成员张忠华,2006年博士毕业后就被“引诱”到了这个团队,先前跟着吃黄瓜,现在又开始吃番茄。他们现已锁定了控制番茄口感的50个基因,希望未来五年能够为老百姓培育出更美味的番茄。

“我面试时,黄老师就说,未来我们在蔬菜基因组领域不仅能够和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平起平坐,甚至能引领他们。” 张忠华说:“这个目标确实实现了。”

“要做好农业科学人,需有’顶天立地’的三个技能。” 黄三文说:“第一是能下地,要和你的研究对象,也就是农作物非常亲密;第二是要在实验室潜下心,能做好实验;第三是要能在计算机旁坐得住,分析好数据。”

无疑,他和他的学生们都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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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2 12:0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他一生实施了5000余例心血管外科手术无一失手——中国工程院院士高长青病逝

中国工程院院士,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外籍院士,法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法国外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原副院长、少将、主任医师、教授、专业技术一级、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心血管外科专家高长青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月8日15时5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

高长青1959年12月31日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汉族。1984年8月毕业于包头医学院,1991年3月公派赴墨西哥留学,1996年5月归国就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历任科室主任、医务部主任、副院长。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高长青长期从事心血管外科临床及基础研究,尤其在微创机器人心脏外科的临床及相关技术领域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出版我国首部全英文版机器人外科专著Robotic Cardiac Surgery,开创了我国微创机器人外科手术先河,成为亚洲微创机器人心脏手术的开拓者。他还在冠心病、室壁瘤的外科诊治及临床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诣,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促进了我国冠心病外科的发展。

高长青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军队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军队科技领军人才、中央保健工作特殊贡献奖、求是杰出青年工程奖,3次荣立个人二等功。

高长青用114分钟,即传统手术一半的时间,成功实施了亚洲第一例全机器人不开胸心脏手术。同时还创下了世界范围内一年实施机器人心脏手术案例最多的纪录,引领并推动了国际机器人微创外科的发展。高长青一生做过5000余例手术,无一失手。病人们感激他创造了奇迹,他却说:“生命本身就是奇迹,我只不过是在努力呵护这个奇迹。”(光明融媒记者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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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3 13:2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华中大朱宏平教授团队:匠心打造长大跨桥梁精准体检方案

桥梁的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

你一定曾好奇过

这些长达数百米的庞然大物

是如何体检的呢

带着疑问

小编走进土木学院朱宏平教授团队

他们长期致力于

为长大跨桥梁打造精准体检方案

研究成果刚刚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快来听听他们和桥梁的那些事儿

土木结构现已进入建养并重的新时代,如何在精准诊断评估基础上实现其安全与长寿命服役业已上升为国家重大需求,围绕这一“刚需”,华中科技大学朱宏平带领团队钻研了近20年。1月8日,国家科技奖在京公布,朱宏平团队项目“长大跨桥梁安全诊断评估与区域精准探伤技术”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图为朱宏平教授在大会现场

靶向定位,直达长大跨桥梁病灶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64年前,毛泽东主席提写的诗词生动诠释了长江大桥令长江险滩变通途的历史性巨变。改革开放以来,桥的数量随着经济发展日益增多,中国桥梁已成为中国建造的新名片。而如何让它们少灾少病地“成长”直至“高寿”,一直是困扰广大桥梁工作者的难题。以往大桥健康监测采取的是“面面俱到”的方式,安装传感器费时费力且存活率低、系统产生的大量冗余数据造成分析困难……一系列问题导致健康监测系统难以达到精确诊断评估的目的。

作为国内较早从事土木工程防灾减灾研究单位之一,朱宏平团队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以点带面”的新路。“给桥体检和给人体检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同结构桥梁的关键区域即‘心脏’各不相同。我们的创新之处是先定位‘心脏’,再利用团队研发的新型检测技术与装置进行精准检测,从而显著提高诊断评估的精度和效率,目前整段效率可提高10倍以上。”团队成员高飞教授介绍道。

基于此,朱宏平团队先后开展了“区域子结构-整体结构安全诊断评估技术”“混凝土微裂缝3压电智能精准探测技术与装备”等发明研究工作。

学科交叉,直击监测系统痛点

“土木学院、机械学院、香港理工大学及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是本项目的共建团队,四个团队的精心浇筑,才能使得‘创新之火’如此耀眼。”对于此次获奖,朱宏平首先想到的是共建单位的贡献。

“以前进行检测是靠遍布桥身的传感器收集数据,但是传感器的灵敏使用对其安装的角度、位置等要求很高,只能我们自己去放置。”在团队待了十多年的翁顺副教授仍然记得2004年冬天的一场大雪。那天下着鹅毛大雪,实验室技术人员却依然爬到几十米高的大桥顶端安装传感器。“下来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冷得没知觉了......”

人工安装费时费力,有时还很危险,能不能有什么替代的方法去完成这项任务?带着这个想法,团队和机械学院康宜华教授、孙燕华副教授团队开始了合作。三个团队历经四年上千次的测试,将原本只能在七八厘米拉索上爬行的机器人改造为可以根据拉索直径进行自动调整的“桥梁攀爬机器人二代”,使桥梁斜拉索等两端固结支撑体的内部钢检测也得以顺利实现。

为了了解国际最新发展动态,团队也将合作视野转向了校外。香港理工大学夏勇教授是朱宏平的师弟,两个团队的合作渊源颇深。在一次次交流中,双方共同完成了区域子结构-整体结构安全诊断方法等研究。朱宏平认为:“与该校的合作,拓宽了团队的视野,使我们的技术得以应用在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工程上,如大家熟知的香港青马大桥和广州塔等。”

工程企业与高校在创新技术方面是相辅相成、互助共赢的。谈到与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的合作,王丹生教授感触颇深。“前期测试都是研究院与各单位进行协调,再派专人为我们带路。有时实地测试的桥箱里是没有路的,要现场铺路;有时桥洞很小,钻一个都特别费劲,他们都会打头阵,一钻就是几十个啊。”这份“同甘共苦的情谊”促成了双方在科研攻关、成果转化和设备仪器等方面的资源共享,也促使新技术更快地走向了市场。

通力合作,直面创新攻关难题

“我个人做得很少,都是团队老师一起努力的结果。”这是每一位团队成员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互为垫脚石”的精神在整个团队的科研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没有实验设备,那就先借;场地太小,那也先借;团队人员少,大家更是互相借力。王丹生教授从2000年开始做压电损伤检测实验,对于最初的工作场景,他仍记忆犹新。“那时条件虽然苦,但是大家心里的目标很坚定,劲儿往一处使。这种传统也一直在我们团队里延续着。”也是从那时起,团队就已经在研究压电智能探伤理论与方法,这为关键区域混凝土智能精准探伤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凌晨的街头总是清冷而寂寞的,为了不影响桥梁和地铁的正常运行,在从理论、实验走向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团队成员们甘做“夜行者”。罗辉教授说:“成果形成过程中,需要在实际桥梁上做验证试验。于是团队的老师和学生们就背着仪器,像蜘蛛侠一样在桥梁上爬行,略微低头一看,底下就是滔滔江水。闷热的夏天,体感温度达到五六十度,我们也得在钢箱梁内弯腰穿梭,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做实验时,师兄们都很体谅,争先恐后地做重活儿累活儿。”作为团队为数不多的女性,翁顺对师兄们的照顾一直很感激。“数据采集回来了,分析整理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翁老师承担了许多这样的事务性工作。”王丹生接过话说道。“我那只是小事,都是我应该做的......”。你来我往中,不仅仅是谦虚,更生动地诠释着团队互相体谅、共同攻坚克难的精神。

无数次缜密推算,无数次爬桥钻洞,无数次时差颠倒......通力协助下,朱宏平团队最终探索出了直达桥梁“心脏”的健康精准体检方案,而“为人民建造安心放心舒心长大跨桥梁”的信念,则是他们一直的追求。

“大桥的安全和质量关系到国计民生,未来的研究和攻关之路依然漫长。进一步提高精度,加强自动化程度,继而让诊断评估更加可靠,是团队继续努力的新航标。”朱宏平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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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4 12:3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福成:创新为炉 炼出中国好钢


【人物名片】

张福成,男,1964年8月出生,民盟成员,工学博士。燕山大学教授,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冷轧板带装备及工艺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术带头人,燕山大学副校长。张福成是钢铁材料领域著名专家,取得了多项重大技术突破,为我国高速重载铁路、大型港口等国家重大工程作出重要贡献,引领了我国钢铁行业及相关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创造了出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荣获2018年河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除了工作,张福成最爱登山。

他常爬学校附近的祖山,每次都专拣野路子“探险”,有的学生被他“虐”哭了,他还发脾气:“这点好奇心都没有,搞什么研究?”

一次,他迷路了。从早8时一直走到晚9时,折腾了十来个小时,亏得有驴友留下标记在先,这才得以出山。跟随的学生们叫苦不迭,他却兴奋地好似发现了新大陆:“改天必须再来,就不信蹚不出一条路!”

这股险中趟路的劲儿,让他在科研上翻山越岭。20多年来,他突破了高速重载铁路全线无缝瓶颈、颠覆了美国爆炸预硬化高锰钢辙叉技术标准……

1月10日,站上“2018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领奖台,这位钢铁材料领域著名专家仍不忘自勉:“不畏艰辛,一路向上!”

“把木头焊在钢管上”,实现中国全线无缝铁路的技术超越

从1997年4月1日算起,中国铁路经过6次大提速,终于飞驰驶进了高铁时代。然而,想让火车跑得快可不是“踩脚油门”那么简单:高速、重载、跨区间无缝铁路……这一系列苛刻条件,都是横在科研人员眼前的“大山”。

站在月台上,细心的人都会发现,脚下的铁路都是由钢轨和辙叉两部分组成的。钢轨自不必说,那是火车奔跑的路线。但若想让列车改变运行方向,就要靠辙叉来发挥作用了。

铁路要提速,钢轨和辙叉的接缝问题是一大安全隐患。但前者是高碳钢,后者是高锰钢,想把他们无缝连接,难度就像“把木头焊在钢管上”。

“上世纪70年代,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先后提出了铁路全线无缝的技术需求,以延长列车和轨道的使用寿命,提高运行速度。”张福成说,“我国早在1984年就展开技术攻关,但始终没找到理想的焊接技术。”

1996年,四处碰壁的山海关桥梁厂(即今“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到燕山大学求援,32岁的张福成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

前面的人都栽了跟头,但张福成说,“我从没想过搞砸了怎么办,就想着怎么把它搞成。”

高碳钢焊接要求慢冷,否则会变脆易断;高锰钢焊接则要求快冷,不然韧性就会变差。张福成尝试了好几种焊接方法都没成功,调整工艺后,小件实验效果不错,但一到生产性实验环节问题又一个接一个冒出来。

最难的一关是落锤实验:在3米高处让1吨重的铁块做自由落地,焊缝被砸击3次不断就算成功。而他拿来的样品,1次就断成了两截。

“既然‘此路不通’,那就另辟蹊径。”张福成“蹚条路”的劲头来了。

他试着用“软”视角去思考“硬”问题:“把高碳钢和高锰钢焊在一起,就像让两个脾气秉性完全不同的人做朋友,直接接触很难,但如果有个性格相对温和的中间人呢……”

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张福成设计发明了一种梯度过渡焊接材料,“碳含量很低,组织稳定,焊接性能良好,最适合帮‘朋友’牵线搭桥。”

“焊接时,先将新材料与高碳钢钢轨焊在一起,然后留足长度、截去多余部分,冷却后再与高锰钢辙叉相焊。”再做落锤实验时,张福成的产品顺利过关。

2005年,这项突破焊接领域世界难题的“难焊高锰钢辙叉与高碳钢钢轨焊接材料和异质焊接技术”在中铁山桥等企业大规模产业化,实现了我国全线无缝铁路的技术超越。紧接着,他又发明高锰钢辙叉Re+N炉外精炼技术、TMCP技术、冲击预硬化技术等,使辙叉使用寿命从1亿吨提高到4亿吨,改变了世界沿袭百年的铸造高锰钢辙叉制造技术。

突破纳米贝氏体钢制造难题,立志为高铁换上国产轴承

轴承是工业制造的核心零部件。小到人们随身佩戴的手表,大到遨游大海的航母,它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

“我国轴承市场规模大概每年有1800亿元,但因材料问题,高端轴承制造一直被世界工业强国垄断。就拿高铁来说,尽管国产化率已达90%以上,支撑列车运行的轴承却仍全部依赖进口。”瞄准“卡脖子”技术,张福成将挑战的目光投向轴承钢。

2012年,张福成承担国家863重点项目,目标即是大功率风电轴承。但作为钢铁生产中要求最严苛的钢种之一,轴承钢的氧含量、氢含量要达到什么程度,碳化物要控制在何种水平等,都是亟待攻克的现实难题。

几年艰苦攻关,他率领团队闯过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才使我国从“3兆瓦以上风电轴承全部进口”,跨跃到“能够自主研发6兆瓦国产风电轴承”。

但这“小小的胜利”远非终点。迎向更高“山峰”,他们又“5+2”“白+黑”地继续跋涉,终于成功突破纳米贝氏体钢制造中的多项技术难题,打造出我国第二代贝氏体轴承和超高强韧耐磨钢板中国品牌。

2018年1月,这项由张福成主持研究的《超细贝氏体钢制造关键技术及应用》成果被授予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搞研究的人都喜欢用数据说话。就拿我们发明的‘超高强韧渗碳和高碳纳米贝氏体轴承钢及其制造技术’来说,自2014年被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等采用后,其生产的轴承使用寿命提高了50%以上,被中国轴承工业协会命名为‘第二代贝氏体轴承’。”张福成说。

在张福成看来,好技术就像大拇指,想要变成拳头产品,还需其他四根手指的配合努力。“有时候企业对新技术有顾虑,怕做赔本买卖,我们就让他们先拿去用,等见到实效了再谈钱。”用他的话说,“吃点亏不打紧,关键是把信任基础先建起来,后续再谈成果转化就顺畅多了。”

如今,由他发明的三个贝氏体钢种及其热处理技术已写入5项国家或行业标准,成果被批量应用在风电、轧机、矿山机械等苛刻重载环境中,不仅确立了国际领先地位,还打破了国外轴承企业的垄断态势。

“搞科研最怕有‘偷懒’的小心思”

作为老师,连张福成自己都承认“脾气不大好”。

看新入学的硕士生论文,他经常“改着改着就心烦了”,然后大笔一挥:这删、那调、后面去补充……把学生“逼”得重写四五遍都是家常便饭。但生气归生气,学生有看不明白的地方来找他指点,他从不吝惜时间。

“我特别不赞同有些老师‘帮忙’的做法。学生做实验、他来代写论文,看着是担心学生‘文笔’太差、为他们早发文章着想,但实际上,却让他们失去了形成独立思考、写作和严密逻辑的锻炼机会。”张福成说。

在他看来,评价人才不能“唯论文”,但培养研究型人才的学术功底却不能抛开论文。撇去那些“糊弄事的凑数文章”不说,很多时候,一篇论文常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科研思路是否严谨,科学理论和实验功底是否扎实。

“老师逐字逐句地改论文,学生只要轻松誊抄,也许都懒得去琢磨那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修改意图’。等他们毕了业,真正要独立从事科学研究了,就会发现自己在这个领域根本‘张不开嘴’,再后悔也晚了。”张福成说。

而除了功课上“难对付”,课堂外的张福成也像个“黑脸包公”。

学院楼的四层电梯是货物专梯,虽然写明了严禁人乘用,还是难免有学生因为“偷懒”违反规定。如果被张福成逮到了,免不了要团队例会上好好教育教育。

“人们常说‘无规矩不成方圆’,一个人的科学素养绝不是靠课堂上那几十分钟就能养成的,搞科研最怕有‘偷懒’的小心思。”在张福成看来,“习惯有时很可怕,它可以‘轻’得无法察觉,也能够‘重’得难以挣脱。”

当了20多年老师,张福成如今发现,有必要让自己的形象“软”一些了:“有的学生,课堂上你不提问、他不开口,非常不利于学术进步。怎么办?还得爬山!年轻人都爱热闹,没事拉他们出来转转,换个轻松点的环境,师生间话题多了,彼此的距离也就近了。”

亦师亦友、宽严相济。回想自己指导培养的学生,很多已成为国内材料科学领域的佼佼者。这让张福成颇感欣慰:“学生成材,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褒奖。”(记者张怀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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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5 15:1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世镇:临床应用解剖学的“最佳配角”

钟世镇院士是公认的中国现代临床解剖学奠基人。15年前他带领课题组完成了国内首例女虚拟人数据采集,合成了三维的立体人类生理结构,在高精尖的影像学设备辅助下构建模型。

用计算机将病人的资料三维重建之后,外科医生可以先在电脑上模拟手术,对手术进行反复设计、修正。


与直接面对病人的临床外科医生相比,这么多年来直接面对尸体的钟世镇虽然已是院士,却一直自谦为专业领域中的“配角”。

“古老的大体解剖学专业,不可能进行‘阳春白雪’式的原始创新。我选择了可行性较强、覆盖面较大的‘临床应用解剖学’方向,在‘集成创新’和‘吸收消化再创新’方面,走出了一条‘下里巴人’式的大众化道路,为刀到病除、治病救人的外科手术创新做了一些绵薄的‘配角’工作。”

其实,这位“配角”已是公认的中国现代临床解剖学奠基人。15年前他带领课题组完成了国内首例女虚拟人数据采集,合成了三维的立体人类生理结构,在高精尖的影像学设备辅助下构建模型。这样,用计算机将病人的资料三维重建之后,外科医生可以先在电脑上模拟手术,对手术进行反复设计、修正。在数字医学的导航下,临床外科学正逐渐从全凭经验手感的“摸着石头过河”进入三维虚拟、3D打印、混合现实的“看着石头过河”。

如果医学是一条目前还看不到尽头的赛车跑道,他不是那个最拉风的车手,却是车手最不可缺少的导航员。

这一路奔跑,看似很慢——他当了10年助教,17年讲师,54岁才被评上副教授,60岁晋升教授,72岁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76岁开始承担国家863计划进行“数字人”(数字化虚拟人)研究。

但时间如轻舟已过万重山,把解剖台前艰苦卓绝的科学研究雕琢成精美绝伦的人体铸型标本。从钟世镇主导建设的南方医科大学人体博物馆一路走来,镂空的标本陈列两旁,不同颜色灌注的血管,脉络清晰又密如蛛网,这一路犹如走在一条令人惊叹的探险之旅,蜉蝣宇宙,仿佛尽在其中。这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工学——人体生命系统。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在人类认识自身的这段漫长艰苦的研究旅途上,没有配角,只有最佳。

【 人物小传 】

钟世镇

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著名解剖学专家。中国现代临床解剖学奠基人,中国“数字人”和数字医学研究的倡导者。195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获学士学位。现任南方医科大学教授,南方医科大学临床解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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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6 15:5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黄汲清院士:地质学界一代宗师

日前,第九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技奖评会议召开。该奖项是为纪念黄汲清院士对我国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鼓励青年地质工作者积极投身地质事业而设立。

黄汲清院士,地质学界的一代宗师,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深入一线考察地勘工作,地学领域研究成果百花齐放,严谨治学培育地学人才,他的成就与品格也将流芳百世。

年少立志 地勘考察出成效

1924年,黄汲清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开始了他的地质生涯。他对各种地质现象深感兴趣,经常去北京西山进行野外实习。望着千奇百怪的地质现象,他异常激动:“地大物博的中国,该有多少宝藏需要发掘!”他认为中国的河山需要中华儿女勘察,正是这一坚定信念激励他努力地学习和工作。

黄汲清深深懂得,地质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必须积累大量资料才能有所建树。1929年春,他与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一起,从西安出发,经宝鸡、越秦岭、入四川、进云南、到贵州,风餐露宿,从地层、岩浆岩、构造和矿产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调查,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为了能多观察一些地点,多收集一些资料,他们一路上时分时合,分头前进。当黄汲清到达四川叙永时,传来赵亚曾在云南昭通惨遭土匪枪杀的噩耗。黄汲清忍着悲痛,迎着风险,孤身一人继续下云南,入贵州。通过整理野外收集的资料,于1930~1932年,他陆续发表了《秦岭山及四川地质研究》(与赵亚曾合著)、《中国南部二叠纪珊瑚化石》等6部有影响的专著。


1936年初,黄汲清被任命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后,便十分重视油气的考察和研究。20世纪30~40年代,他多次组织队伍并亲自参加四川盆地石油普查的野外工作,发现和协助勘探隆昌圣灯山气田,组织领导了威远地区地质构造详查,以一流调查成果为1964年发现威远气田奠定了基础。

1937年4月,黄汲清代理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组建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共同开展陕、甘、青地区石油普查工作。试探队野外考察报告《中国西北甘肃和青海省地质考察报告》中“甘肃西北部有石油存在”的结论,揭开了老君庙油田发现的序幕。

无所畏惧,挑战权威勇说不

大庆油田的发现,是黄汲清等老一代地质学家,对西方权威的一次亮剑,是他们大声喊出的一个“不”字。

1913 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四处勘探,打了几口百十来米深的探井,一无所获。1921年、1922年,美国埃蒙斯教授、勃拉克韦尔德教授分别自信地发布:中国没油。而感叹“满洲的夕阳都比日本的大”,视东北为宝地的日本人,也花费数年时间,多次在东北进行大规模地质勘探,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是:东北没油。

面对美国专家的断语,面对在东北掘地三尺过的日本人,黄汲清没有放弃。1954 年底开始,他和谢家荣力主在松辽平原、塔里木等盆地部署普查队伍;1955年,他亲自督促苏云山起草了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并参与修改和审定,之后一直关注后续的踏勘工作,多次给予细节指导。

1957年3月,在第三次普查会议上,他展示了自己编制的《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并作了报告,指出“在四、五年内,将鄂尔多斯、四川盆地、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四大地区作为重点是正确的,江汉盆地也应包括在内”,为我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制定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工作蓝图,提出区域远景和油区远景评价的一般准则。

此后,大庆、胜利、大港、华北等油田的发现及近年来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重大突破都证实了他的科学预见和部署的正确。

大地之子 多项成果齐开花

70年的地质生涯,黄汲清在地质学研究的诸多领域都做出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3年,在他领衔完成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里,提出了“多期多层生储油”的陆相沉积生油学说,即油田的形成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能生油,二是能储油,三是要有地层盖住,油气跑不掉,即生、储、盖组合。

在谈到这一理论的意义时,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说’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例如,华北盆地和松辽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

这就从理论上突破了“中国贫油”论的束缚。他认定陆相地层可以生油并形成有重大经济价值的油田,这在西部已经得到证实。依据同样道理,中国东部应该也可以找到陆相地层油田。

1945年,黄汲清发表《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文,首次用历史分析法阐述了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单位的划分、特征及演化,从而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他还在书中专门论述了大地构造与矿产的关系,首次提出太平洋成矿带的概念,并将该带进一步分为内带、外带和中间带,为我国研究成矿规律和寻找所需矿产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

20世纪40年代,黄汲清在《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中提出了多旋回说的原始概念,并不断完善,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将三种构造形式发展为三大构造域的概念,并强调指出板块运动也是多旋回的。黄汲清从大地构造学说的地壳运动的多旋回特点出发,分析了中国含油气区的地质情况,认为多旋回构造作用使中国的大中型盆地的发育呈现明显的多旋回和多级演化性,油气的生成和聚集具有多期性、多层性。

黄汲清创立和发展了多旋回构造运动学说。他的陆相生油论和多旋回说对我国的石油、天然气普查勘探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治学严谨 言传身教育人才

黄汲清一生治学严谨,工作勤奋,并把他的这种工作态度流传给学生,为国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地学人才。

他认为:“生活的道路不是平坦笔直的,科学的道路更是如此。一个人一生要想做出点成绩,必须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埋怨环境,不叫喊困难,认准目标,一直往前。挫折是暂时的,成就是永存的。在山穷水尽之时,要想到柳暗花明之日。”

他所领导的大地构造研究室曾不断进行野外练兵,从观察、记录到野外资料整理,他都一一示范讲解,不仅以自己的严谨治学精神感染大家,还教会年轻地质工作者吃苦耐劳、勤奋努力的野外实践本领。他说:“跑野外,不是游山玩水,是个苦差事,边走路边观察,还要边思考。”他要求在野外要做到四勤:勤用腿、勤用眼、勤动手和勤动脑,也就是勤跑、勤看、勤想和勤记,被人称之为“野外四勤守则”。

黄汲清容不得依据不足即忙于下结论的轻率作风。他特别强调事实的重要性,每次汇报野外工作,他都要首先核查原始资料。他曾说:“结论要建立在大量可靠的实际资料基础上,不能用三块砖盖大楼。”

他在工作上严格要求但在学术观点上又很自由,因此,他培养的学生做事认真又敢于和他人争辩学术问题,具备了优秀科学工作者应有的素质,很多学生已成为地质业务骨干和有科学成就的学者。

黄汲清先生在寻求科学真理的漫漫长途中,锲而不合,百折不回。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是对他精神的延续与传承。他的学术精神和多项科学贡献,将影响和激励一代代地学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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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7 15:2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星旦:因“光”而荣,90高龄创业再发亮
●上世纪80年代至今,陈星旦院士一直致力于光谱技术与应用研究。 ●2014年,近90岁高龄的陈星旦带领学生,在广州创办星创众谱公司,从事光谱仪器的市场化开发,并于第二年年底就把首台产品交付客户。

“星”“旦”二字,会让人联想到“星光点点”“秉烛达旦”,陈星旦院士的名字似乎预言了他的人生轨迹——与“光”紧密相连,也因“光”而荣。

陈星旦被挑选到东北科学研究所物理研究室是在1950年春。那个年代,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很多科学家的常态,他也不例外。

1963年的某天,陈星旦接到国防科委的军令状:设计一套测量系统,对核爆炸光冲量进行精确测量。时间有限,任务绝密,没有现成资料,他不得不独力承担所有压力。他创造性地提出测量方案及辐射传感、模拟、标定和记录系统,只用了一年,他就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

1964年10月16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巨大的蘑菇云升腾而起,光芒万丈。从爆炸现场返回的基地人员告诉陈星旦,他研制的设备“管用”,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此后,这套测量系统成为历次大气层核爆炸试验必备的测量仪器。

上世纪80年代至今,陈星旦一直致力于光谱技术与应用研究。在近红外波段先后研制了“三代”光谱分析仪,可用于饲料、粮食、土壤养分、人参、血液、茶叶、煤等领域。然而他总是担心成果研发出来后用不上,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钱。

2014年,近90岁高龄的陈星旦带领学生,在广州创办星创众谱公司,从事近红外光谱仪器的市场化开发,并于第二年年底就把首台产品交付客户。有人说,陈老可能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年龄最大的“创业者”。

做科研如同艺术创造,陈星旦说,近红外应该是他科研事业的最后一部作品,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国产近红外仪器遍地开花,走向国际。

【 院士小百科 】

光通量:指人眼所能感觉到的辐射功率。

近红外光:是指波长在 780~2500nm范围内的电磁波,是人们认识最早的非可见光区域。近红外光谱技术具有分析速度快、效率高、成本低、方便、不消耗样品的特点,成为一种适合在线分析的有利工具。

【 人物小传 】

陈星旦

应用光学专家,生于192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暨南大学理工学院教授,长春光机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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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8 13:4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袁亮院士:驯服瓦斯“吃人虎
他婉拒了令人艳羡的工作,坚持到生产一线去积累经验做科研;他36岁担当重任,成为全国千万吨特大型煤矿企业最年轻的总工程师;他解决了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治理等世界性技术难题,做了吃螃蟹的第一人;他成功地把中国煤矿瓦斯治理带到世界的舞台,让世界看到中国治理瓦斯的能力和决心。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袁亮。

扎根基层,义无反顾

1982年,袁亮从淮南矿业学院地下采矿专业毕业,学校给他的第一分配方案是到原国家煤炭工业部情报研究所,而学校方面则劝他留校工作。在他人眼里,这两个工作都非常具有吸引力。但他是袁亮,在他的骨子里有一种力量,让他坚持自己的人生目标:到基层去搞科研。

最后,袁亮到了淮南矿务局地质条件最为复杂的矿井——谢一矿工作。每天晚上,矿上的总工程师会到袁亮所在的技术生产科指挥工作,而袁亮几乎每次都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有志者事竟成,别人半年都做不出来的采区设计,袁亮愣是加班加点一个月时间完成任务,图纸上规范的仿宋体标注,科学合理的采区设计,贴近矿区实际的采区布置,都达到了专业的学术水准。袁亮的工作态度让矿领导彻底改变了“大学生到基层,吃不了苦”的看法。

在谢一矿,袁亮曾多次拒绝了矿领导让他转入行政工作的建议,坚持留在基层搞科研。长期的基层生活,让他收集了大量科研所需的第一手资料;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的经历,也极大地提高了他的科研创新能力。 1996年7月,袁亮被任命为淮南矿务局总工程师,成为当时煤炭部直属矿务局最年轻的总工程师。

大胆设想,小心求证

淮南矿区是高瓦斯矿区典型代表,而且透气性特别低,煤层埋藏在地下800到1500米,被公认为我国煤矿瓦斯治理条件最复杂的矿区,瓦斯爆炸事故频发。另一方面,淮南邻近经济发达的江浙沪,是华东重要的煤电生产基地,经济发展需要用煤,人民生活需要用煤。瓦斯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矿区工人的生命安全便难以得到保障。袁亮下定决心:驯服“吃人虎”,打破淮南矿区瓦斯事故频发的“魔咒”。

1996年,在分析过去技术问题的基础上,根据淮南矿区煤层群开采的实际情况,通过大量试验研究和理论论证,袁亮开创性地提出了“卸压开采煤与瓦斯共采”的技术原理,即:打破传统自上而下的开采顺序,首先开采瓦斯含量相对较低的薄煤层,造成上下岩层移动,膨胀卸压,从而增加煤层透气性,使得相邻煤层的瓦斯被解析为游离瓦斯;再通过预先布置的巷道和钻孔“抽采”到地面。

这一理论提出来后,在最初的推广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如果失败了,不但耗费人力、物力、财力,还极有可能威胁到安全生产。因此,需而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于是1996年10月,淮南矿业举行了“卸压开采煤与瓦斯共采技术”专家论证会,邀请了煤炭行业的专家。

当与会人员听到这个方案后,一片哗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质疑。有的人认为这是异想天开,其中一位专家说:“对于卸压开采,我们在50年代就已经搞过,都没有成功”。另外一位专家担心:“卸压瓦斯不进入钻孔,在巷道里四处乱窜,会给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

在众多质疑下,袁亮顶住压力,坚定信念,在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王源的支持下,开展实验室研究和现场验证试验,在新区的潘矿和老区的新庄孜矿各选择了一个工作面进行试验。

1998年9月,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卸压开采试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仅潘一矿一条巷道就抽出了1000多万立方米瓦斯。低透气性煤层卸压增透后,煤层中60%以上瓦斯被抽采出来,瓦斯威胁得到了解除,实现了高瓦斯煤层在低瓦斯状态下安全开采。

创新突破,永不停歇

卸压开采虽然解除了瓦斯威胁,但仍存在巷道工程量大、瓦斯治理成本高等弊端。其实瓦斯是害,也是宝。它的主要成分甲烷,无色无味无毒,可发电,可民用燃烧,可作为化工产品。如不加以利用任意排空,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倍。

2004年,袁亮提出了“无煤柱煤与瓦斯共采”理论,把科学开采提高到新阶段。2007年,经过近4年3000多次试验,他进一步提出“低透气性煤层群无煤柱煤与瓦斯共采关键技术”。该技术获2008年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特等奖,2009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无煤柱煤与瓦斯共采是采矿技术的一次革命,为我国深部3万多亿吨煤炭资源安全开发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杜宾斯基和斯基帕共同为袁亮院士颁发“世界采矿大会突出贡献奖”

2008年,在中国(淮南)煤矿瓦斯治理技术国际研讨会上,杜宾斯基就曾说过:“袁亮先生提出的卸压开采抽采瓦斯、无煤柱煤与瓦斯共采技术是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技术。”

2011年9月,袁亮应邀出席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22届世界采矿大会,并作了题为《中国低透气性煤层群煤与瓦斯共采理论与技术》的主旨发言。会议期间,世界采矿大会国际组委会主席杜宾斯基、秘书长杰西卡斯基帕共同为袁亮颁发了“世界采矿大会突出贡献奖”,以表彰他在改善世界煤矿安全理论创新及工程实践方面所作的卓越贡献。

人物资料


袁亮(1960.6.30- )安徽金寨人,煤炭开采及瓦斯治理专家,煤与瓦斯共采理论主要奠基人,1982年毕业于淮南矿业学院采矿工程系地下采煤专业。曾任淮南矿业集团总工程师长达15年,现任安徽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兼任煤炭开采国家工程技术研究院院长、煤矿瓦斯治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深部煤炭开采与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安徽省科协副主席、中国煤炭学会副理事长,曾任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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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1 15:0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陈薇:26年与“毒”共舞 她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战斗力
央视网消息:陈薇是被习主席点赞过的“兵”。

“习主席的殷切期望,是我迎难而上在医学尖端领域取得更大成绩的最大动力。”被习主席接见的那一幕,陈薇至今记忆犹新。

陈薇常对战友说:“在生物防控的战场上,我们是一线中的一线!”

陈薇强调的这“一线”关乎国家生物安全,关乎十几亿中国人口,甚至关乎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

26年与“毒”共舞,陈薇和一批军队医学科研工作者一起,屡屡冒着生命危险,与各种足以致命的病原体短兵相接。

炭疽、鼠疫、埃博拉……在生物领域,各种致病微生物,在战争时可能成为敌人手中的武器,而和平时期则可能是导致大规模疫情发生的罪魁祸首。

陈薇的日常工作就是搞这些“魔鬼”课题研究。她一想到这些东西可能用于战争和恐怖袭击,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就对铸造“生物盾牌”有一种使命感和紧迫感。

2003年“非典”疫情在我国爆发,陈薇为了和疫情抢时间、争速度,强忍负压缺氧的工作环境带来的身体不适,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八九个小时。“进实验室之前,尽量不吃饭不喝水,有时还会使用成人尿不湿,就为了在实验室里待得时间长一些,出来的次数少一些。”

最终,他们研发的广谱抗病毒药物在抗击SARS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4万名预防性使用“重组人干扰素ω”喷鼻剂的医护人员,无一例感染。

因为每天都要与高浓度的“非典”病毒零距离接触,陈薇与团队被单独隔离起来,她还要隐忍不能和家人团聚的辛酸。丈夫和4岁半的儿子只能从电视节目中看到陈薇,他们已经100多天没有见面。

“穿上这身军装,就意味着这些都是你该做的”。

2006年,大多数国人还不知“埃博拉”为何物,陈薇就敏锐觉察出:“埃博拉离我们也就是一个航班的距离。”

2014年,西非大规模爆发埃博拉疫情,一时间,世界谈“埃”色变。

尽最大的努力走到非洲一线去!陈薇在这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虽然病毒走出了非洲,但是它的发源地,和以后主要肆虐的地方还是非洲。”2015年5月,陈薇团队走进了塞拉利昂,在当地开始了抗击埃博拉病毒的新基因疫苗二期临床试验。

面对未知的危险,陈薇选择了主动走进志愿者中,查看疫苗接种情况。在塞拉利昂工作的间隙,陈薇还访问在那里的一家孤儿院。“当时有48个孩子,全部都是因为埃博拉夺去了亲人生命的孤儿,这让我们想把疫苗用在全世界人身上。”最终,陈薇在塞拉利昂的临床试验获得了成功,为疫区人民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

“我们特别自豪,在中非共同抗击埃博拉的日子里,我们贡献了我们的才智,使中国的疫苗走出去,实现在境外临床的零突破”。

“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要积极响应习主席号召,大力实施科技创新,精准发力,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由‘跟跑者’变为‘同行者’‘领跑者’,用科技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和守护人民健康。”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战斗力,陈薇觉得这是对她最大的褒奖。(来源:军事报道 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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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 14:1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家科技进步奖|领先日本首推世界最薄空调,这个西科校友不简单

2018年11月20日,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在北京召开“三十而立,逐梦远行”为主题的大型庆典活动。在庆典中,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为表彰在中国家电工业四十年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家电人颁发奖项。西安科技大学1996届校友王友宁荣获科技贡献奖。自1996年研究生毕业,在家电行业,或者说在海尔,王友宁已经奔跑了二十几年。

王友宁,1989年考入西安矿业学院(现西安科技大学)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本科),1996年毕业于西安矿业学院(现西安科技大学)矿山机械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海尔家电产业集团副总裁、海尔空气产业总经理,中国节能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工业日用电器分会副理事长。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王友宁革新了传统空调研发模式和理念,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舒适、节能、智能化”空调技术攻关,是舒适性智能空调器主要研究者,其设计开发的6个系列36种型号的舒适性智能空调,出口到欧盟、俄罗斯、澳大利亚、巴基斯坦、沙特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止2016年,累计新增内销销售收入78.8亿元,出口创汇2.9亿美元。

不懈努力,从山村里走出的研究生

1970年,王友宁出生在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磐安镇的一个山村,因为是家中的长子,他的出生给家里带来了很多欣慰和快乐。小时候,家里的生活很清贫,父母都是老实的庄稼人,靠伺弄几亩田地过日子,虽然不至于吃不饱,但一年到头也没有什么结余。不过,父母很少让他们兄弟三人在地里劳作,只要求他们好好学习,有个好成绩。

在父母的严格要求下,1989年,王友宁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西安矿业学院(现西安科技大学),并于1996年取得矿山机械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后,王友宁怀着雄心壮志与满腔热情踏入了职场。他来到青岛海尔集团旗下的海尔空调求职,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一开始王友宁跟着一起应聘的大学生在开发部工作,主要是搞产品研发,培训之后在工厂实习,熟悉工厂的每一个工位每一道工序,之后就被分配到了开发部,跟着师傅一块儿研究开发产品。

历经沉浮,在磨练中成长的“本部长”

1996年时的海尔空调产品较少,且季节性强,一到冬天市场需求就少了,生产自然也得减少。“为了让这个淡旺季不再那么明显,公司决定研发暖风机,而我则被安排独立负责这个项目。当时的感觉就是不可思议。因为以前听毕业的师兄师姐说到一个单位之后,你可能得干到两三年之后才有可能正式承担一项工作或项目,而我在海尔待了不到一年,就让我独立承担项目,感觉又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公司的信任,担心的是自己干不好给公司丢脸。还好,暖风机成功研发推向市场,那时候心里是非常自豪的。”但在开发部工作了两年,王友宁申请调到了质量部历练,一年多以后,他又回到开发部,搞海外市场的开发,主要负责海外产品的开发,包括美国市场和欧洲、中东市场等。2004年,王友宁调到海外市场部,专门负责海外市场的销售。


2007年,发生了一件对王友宁影响很大、也让他一直记忆犹新的事情。当时,厂领导找他谈话,让他负责海尔空调整体部分的工作,也就是干本部长,这样大幅度的提拔让他一时很难接受,因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干出多大的业绩。在忐忑不安中,王友宁走马上任了。不久,2008年的金融危机袭来,向每个行业都下了战书,那一年,由于业绩不好,王友宁的本部长被撤了。虽然觉得很伤面子,但他还是反思了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并在之后的磨练中不断地提升自己。负责国际、国内市场,管理开发部,在每个部门都干了一圈后,王友宁又回到了本部长的位置,干起了“平台主”。此时的王友宁已脱却最初的稚嫩,充满了信心和把握,准备带领员工向新的高度冲刺。

自主创新,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海尔,王友宁的工作一直伴随着“创新”两个字,研发新产品也一直是他工作的动力。从2010年到2013年,王友宁率领团队创新推出全球首台物联网空调、世界最薄空调、帝樽空调、天樽空调等颠覆性新品。值得骄傲的是,这些产品,不仅用户使用反映口碑好,全球其他对手,包括号称“空调鼻祖”的日本企业也没有研发出类似产品。2016年1月8日,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由王友宁主持开发的“空调器舒适性智能控制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荣获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此奖项是家电业最高荣誉之一。

只有自己强了,在市场上立稳脚跟了,对手才能看得起你,才能尊重你。王友宁对此深有体会。海尔名气不高时,他跟外商打交道经常会遇到冷眼和被人瞧不起。但随着海尔占领国际国内市场,这种状况再也没有出现,甚至以前瞧不起他们的日本业务代表还来到海尔工作,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对于当初来到海尔工作,王友宁至今都觉得,这是今生最正确的选择。“海尔有优秀的企业文化、超前的思路和不拘一格的用人机制,每一位员工都有自豪感和荣誉感。在海尔,每个人的积极性都会被调动起来,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而不会像其他企业和单位按工作年限、资历等进行提拔录用,只要你有能力,什么都可能发生。”

后记:除了公司给予的机会,王友宁的成功也离不开自身的积累和母校西安科技大学的悉心栽培。作为陕西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西安科技大学办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一直以来,学校秉承着“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优良校风和“励志图存、自强不息”的“胡杨”精神,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为国家培养了14万余名高级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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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3 14:3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矿冶人物」张寿荣院士的钢铁人生

他是共和国钢铁事业的骄子,是共和国建设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钢铁虽无情,却也在他倾注了一生热血和激情的感召下,铺就了共和国从贫穷走向富强的前进道路。他的奋斗经历是共和国钢铁事业一路前行的折射,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钢铁冶金专家张寿荣院士。

坚定一生报国路,学海茫茫苦亦甘

张寿荣出生于书香门第,孩提时期即感受到日军侵华的屈辱,在父母亲的教诲下,已依稀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并由此萌生工业救国、工业强国的远大抱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又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了日寇铁蹄蹂躏的种种苦痛,更加坚定了工业救国的信念。

1945年中学毕业后,张寿荣选择了天津工商学院的土木工程系,在向工业救国前进的道路上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翌年,他在北洋大学的招生考试中打败众多竞争者,拔得头筹,成为该校1945级冶金系的17名学生之一,自此开始接受冶金专业的系统培养。

学校学风纯正,老师尽职尽责,让张寿荣深深地沉迷其中,心无旁骛,一心扑在学习上,就算是寒暑假也不例外。学校不多的奖学金名额他总会占一个,最终还以专业第一的优秀成绩从北洋大学毕业。学习之余,他还密切关注时局的动荡和政局的变化,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反蒋浪潮的学生运动之中。作为北洋大学学生会的骨干成员之一,他以《北洋生活》为阵地,撰写和刊发了大量宣传学生运动的文章,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

在毕业之际尚未拿到毕业证的情况下,张寿荣积极响应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号召,服从大局,无条件接受组织的分配安排,于当年7月即赴京参加由华北局组织的华北地区学习团的学习。在专业分配对口的总体原则之下,华北局将他派遣至东北局,前往沈阳报到。时隔未久,他被分配至鞍山钢铁公司。同年9月,他前往鞍钢,其钢铁人生随即展开。

钢铁冶金成果丰,历数拳拳赤子心

在鞍钢的几年时间里,张寿荣迅速从学生成长为技术人员,历任高炉工长、生产科长、工程师、厂长助理等职位。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开始关注高炉操作制度的研究,在鞍钢高炉推行炉顶调剂法,使高炉生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这一经验得到大规模推广,在当时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炼铁生产水平的提高,也为其后数十年的钢铁研究积累了深厚的经验。

1956年,受组织委派,张寿荣南下武汉参加审查武汉钢铁公司设计方案。次年,他被正式调入武钢,安排在炼铁车间,担任炼铁筹备组组长,分管炼铁、烧结、焦化方面的事务,承担指导创建1号高炉的重任。

当时外国冷嘲热讽,表示1号高炉要1958年出铁是吹牛皮。张寿荣顶着压力,针对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在高炉及配套的矿山、烧结、焦化、能源介质、运输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从而节省了投资,缩短了建设工期。为了确保高炉顺利投产,他还组织了矿冶冶炼性能试验,选定了开炉燃料,制定了开炉方案。在他的主持下,1958年9月13日,武钢1号高炉顺利出铁,这也标志着武钢第一次创业的成功,是武钢史册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武钢原计划到1967年建成年产20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由于受到文革的破坏,3号高炉1969年才建成投产。在实际进度落后于原计划的背景下,张寿荣对1513立方米高炉设备进行改造,并使投产容积为2516立方米的武钢4号高炉于1970年顺利建成,这也是当时国内自行设计和建设的第一座大型高炉,从而开创了中国独立自主设计和建设高炉的先河,为后来的高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完善技能除旧制,提升管理谱新章

文革期间,武钢从欧洲和日本引进了代表上世纪70年代世界最先进的钢铁冶炼技术和水平的“一米七”轧机系统,希望能够改变国内钢企生产优质钢材的短板,满足国民经济建设对于高端钢材的需求。无奈投产初期就生产被动,事故频繁,质量达不到要求。日本一位专家提出警告:“‘一米七’倘若这样下去,不出三年,就要变为一堆废铁”。

为了恢复“一米七”的生产能力,张寿荣被提拔为总工程师、副经理,全面负责武钢的技术进步和管理工作,在公司的技术进步和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适应“一米七”轧机系统对各厂生产的需要,他首先针对炼铁厂前工序老厂的落后技术,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包括矿山系统弱磁、强磁工艺改造,烧结大修增加铺底料,高炉大修增设烧结矿下过筛,料场增加矿石退匀设施等,提高了高炉精料水平和技术经济指标,从源头上为接下来的钢铁生产作了必要的铺垫。

“一米七”系统各厂投产后,结合生产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以及技术上的薄弱环节,他加大了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工作的力度,积极推行创新攻关,为武钢二次创业的实现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其主持的武钢“‘一米七’轧机系统新技术开发与创新”项目,也于199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科技界最高荣誉。

科学技术的进步,迅速在武钢延伸。武钢在掌握消化“一米七”231项引进技术专利和217项技术诀窍的基础上,开发新技术、新工艺197项,其中47项达到当代国际先进水平。武钢“‘一米七’轧机系统新技术开发与创新”项目,也于199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科技界最高荣誉。

在着力强调技术升级的同时,张寿荣还花费大量心血和精力致力于武钢管理水平的提高,提出了全面质量管理的主张,围绕质量大做文章。他坚持以质量为导向,在企业内部营造出质量管理文化的良好氛围,从而使武钢从追求数量和规模转向以质量求发展的模式上来,为武钢企业实力的壮大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80年代后期,他又积极推进质量效益型企业的建设,增强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为武钢的辉煌与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95年,张寿荣成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由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唯一一位炼铁院士。在被评为院士后,他也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健康发展护航。

人物资料

张寿荣(1928.2.17- )钢铁冶金专家。河北省定县人。


1949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冶金工程系获工学士学位。武汉钢铁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钢铁冶金生产、建设及高炉设计工艺等方面的研究。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7年当选为墨西哥工程院外籍院士。近年进行高炉专家系统研究,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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