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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成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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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0 15:0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刘永坦:为祖国“海防长城”安“火眼金睛”
科技日报记者 李丽云



【人物简介】

他是黑龙江省唯一一个“两院院士”。他,1991年和2015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刘永坦,著名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与技术奠基人和引领者。

40年来,刘永坦领导和培育的创新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了新体制雷达研究,技术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成功实现工程应用,在保卫祖国海疆中发挥着强大作用。他为祖国“海防长城”安装上了“火眼金睛”。

1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刘永坦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那一刻,他想的更多的是,他是在代替整个团队领取这个奖项。

他对记者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和科技工作者,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做成了点儿事。这事离开团队的力量是绝对无法做到的。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一种无上的光荣,这份殊荣不仅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们的团队,属于这个伟大时代所有爱国奉献的知识分子。”



随着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颁发,一段鲜为人知的艰难科研攻关历程才终于为人所知。40年来,刘永坦心无旁骛,一生执着一件事,无论世事如何沧桑,始终致力于新体制雷达事业的发展,为我国海岸线筑起一道坚固的“海防长城”。

唐诗宋词里熏陶的家国情怀

伴随科研一生

“我家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前逃离的南京,如果晚一点我们都没了。” 刘永坦淡然的冷幽默中饱含着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1936年,刘永坦出生在南京一个温馨的书香门第。然而,生逢乱世,出生不到一年,他就随家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

饱受10多年流离之苦的刘永坦自懂事起就对国难深有体会。“虽然那时候小,但那种苦深深印在脑海里。‘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做完作业后,聆听母亲用慈祥动人的声音诵读诗词和讲解家国大义时的激情。”刘永坦很早就在母亲的“监督”下读史书、诵诗文、勤思考,培养出了很强的求知欲和爱国心。父亲常常告诉刘永坦,科学可以救国,可以振兴中华。自强、强国的梦想从小就在他的心里深深扎下了根。这种在唐诗宋词里熏陶出的家国情怀,此后伴随刘永坦科研攻关一生。

13岁那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让他坚定了刻苦学习、科技兴国的信念。

1953年,刘永坦以优异成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早在中学念书时,他已经在学业上初露锋芒,尤其是在数学方面展示出超人天赋。在哈工大,他如鱼得水,对于学校开设的工科数学和物理,他觉得“不解渴”,又自学了理科数学和物理的有关部分。哈工大开启了刘永坦超级学霸令人敬佩的一生。

经过一年预科、两年本科学习,成绩优异的刘永坦作为预备师资之一,被学校派往清华大学进修无线电技术。1958年,刘永坦回到哈工大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这年夏天,他走上哈工大讲台,正式成为高校青年教师,成为向科学进军的科技工作者。

异域求学学霸模式赢得尊重

1965年春,刘永坦在哈工大参加了科技攻关第一战,承担国家“单脉冲延迟接收机”研制任务,主持并提出了总体设计方案。遗憾的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人生第一项研制任务,“文革”就开始了。1970年刘永坦暂别尖端技术的研发,插队落户到黑龙江省五常县农村种大米。刘永坦知道,处于逆境之中的个人必须经得起考验,他没有消沉,激励自己做“合格的农民”,但因此落下了伴随一生的腰病。

刘永坦1973年重回哈工大,1978年,被破格晋升为无线电系副教授。同年8月,他被选去北京语言学院参加出国人员外语培训班选拔考试,没有任何准备,凭借扎实的“内功”,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出国外语培训快班,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迈出国门的学者。


1979年6月,刘永坦走出国门开始异域求学。他所进修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电子工程系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先进的试验设备,聚集着一大批雷达技术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刘永坦的合作教授谢尔曼就是其中之一。谢尔曼交给刘永坦大量的英文文献,凭借过硬的英文功底、深厚的专业知识,刘永坦开启学霸模式很快啃完了这些文献。他的勤奋、刻苦和才华赢得谢尔曼的信赖和赏识。谢尔曼开始让他帮带博士生,并让他参与到重大科研项目“民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研制工作。

经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设计—试验—失败—总结—再试验……一年多以后,刘永坦顺利完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信号处理机研制工作。谢尔曼评价说:“刘永坦独自完成的工程系统,是一个最有实用价值、工程上很完善的设备,其科研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很重要。他的贡献是具有独创性的。”进修期间,伯明翰大学授予刘永坦“名誉研究员”称号。

通过这次难得的科研任务,刘永坦对雷达有了全新的认识。传统的雷达虽然有“千里眼”之称,但也有“看”不到的地方。世界上少数发达国家开始致力于新体制雷达的研究,从而使“千里眼”练就“火眼金睛”的本领。

1980年,刘永坦在实验室

“中国必须要发展这样的雷达!这就是我要做的!” 一个坚定的目标就此在刘永坦心中萌芽、诞生。1981年金秋,怀揣开创中国新体制雷达之路的宏愿,进修结束后的刘永坦立刻起程回国。

“雷达故事”无人信

执著游说终立项

带着梦想和信念,留学归来的刘永坦满腔赤诚地开始向哈工大、向国家有关部门宣讲他的“雷达故事”。为此,他一年有200多天在外出差。但很多人不信,当时,“新体制雷达”还只是一个概念,国外也没有做成。“美国做出来了么?英国做了么?”这是刘永坦被回问最多的一句话。

当今世界的千余种雷达中,新体制雷达不仅代表着现代雷达的一个发展趋势,而且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领域都有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内有关单位曾对该项技术进行过尝试,但由于难度太大、技术储备不足等诸多因素,最终未获成果。



除了基本思路外,刘永坦找不到参考资料,更没有相关技术可借鉴。很多人认为刘永坦的“雷达故事”听上去很美好,但希望很渺茫。好心人劝他,大的研究院所尚且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更别说一所大学了;这样的研究风险太大、周期太长,很可能把时间和精力都搭进去了却一事无成……但刘永坦不改初衷。

游说立项在1982年初春有了转机,刘永坦向当时的航天工业部预研部门领导详实介绍了当时发达国家新体制雷达发展的动态,并畅谈了自己的大胆设想。预研部门当场拍板支持。随后,刘永坦着手进行细致的策划和准备。在这一年,刘永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10个月的连续奋战,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诞生了,有厚厚的六大本。1983年夏,原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召开整整4天的方案评审会,最后与会专家们一致表决通过这份报告。

这是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具有开拓性的攻坚战。面对几十年可能默默无闻甚至失败的风险,刘永坦率领团队六个成员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无古人的创新之路。经过800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数千次实验、数万个测试数据的获取,刘永坦主持的航天部预研项目“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及方案论证”获得丰硕成果,在新体制理论体系和关键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1986年7月,航天工业部在哈工大举行了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成果鉴定会。50多位专家一致认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用两年多时间在技术攻关中取得重大进展,掌握了新体制雷达主要关键技术,某些单项技术已进入国际国内先进行列。已具备进一步完善雷达系统设计并建立实验站的条件。”从此,新体制雷达从预研项目被列为国家科技应用与基础研究项目。

坚守荒野专注前行静待花开

按常人逻辑,刘永坦和他的团队已经完成了预研使命,完全可以结题报奖了。但他认为仅仅“纸上谈兵”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建立有实际意义的雷达实验站,用于理论和关键技术的验证。1986年,刘永坦开始主持“新体制雷达研究”。

雷达研制试验现场,都是荒无人烟的无人之地,刘永坦团队常常在条件恶劣的试验现场一干就是几个月,临到春节前一两天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据刘永坦爱人回忆,那时刘永坦差不多每年有200多天在外出差,家里的大事小情都由爱人一人统管。

刘永坦曾反复对团队成员们说:“跟理论相比,实际情况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掺入其中,需要到现场去仔细分析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件件解决。书本上的理论只有在实际中解决问题,才能体现出理论的完美。”

调试初期,系统死机频频出现。要从几十万行的大型控制程序系统中找出问题症结,工作量巨大。作为主帅,刘永坦承担着比别人更加繁重的工作。虽说有了当年在农村的磨砺,他并不认为工作有多苦。可即便如此,他们在外场做试验的劳动强度也远非常人可比——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由于赶不上吃饭而用面包充饥,困了就倒在实验室的板凳上凑合一觉……超负荷的脑力和体力付出,铁打的汉子也会被击倒,疼痛难忍的腰间盘突出曾让他几个月不能行走。有一次,在攻克某个关键技术时,他因为长期劳累而倒在了现场。上不了“前线”,就“运筹”于病床之上,刘永坦硬是躺在床上,坚持和大家一起“奋战”,打败了挡在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刘永坦还患有家族遗传的高血压,40年科研攻关中,从来没有间断吃药。

“有志者,事竟成。”这群优秀的科技工作者顶风冒雪,日晒雨淋,终于在1989年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部对海新体制实验雷达。

1990年4月3日,对于团队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刘永坦团队首次完成了我国对海面舰船目标的远距离探测实验,取得重大突破。当目标出现在屏幕上时,团队成员们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那泪水背后有成功的喜悦,有8年来不为外人知晓的艰辛。8年,刘永坦的团队也从当初的6人攻关课题组发展成几十人的研究所。

1990年10月,国家多个部门联合举行的鉴定会宣布:“新体制雷达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1年,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面对质疑勇往直前

是专注的更高境界

凡成大事者皆逆流而行、且勇往直前。

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有人劝说见好就收吧。刘永坦不仅没有停下,而且选择了一条更加难走的路。

“一定要把实验室里的成果变成真正的应用。”刘永坦认为这些成果倘若不能变成真正的应用,那无疑就像是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好看却不中用,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损失。

一切为了国家的需要,面对不确定性,面对人生的又一次重要抉择,刘永坦又一次做出了继续逆流勇往直前的决定。

这一次,他知道不止需要8年。随后发生的事情,让刘永坦“意外”地被深深感动。得知他的决定,团队成员全体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全力支持。

刘永坦深知,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科研活动不可能再允许一个人去单打独斗。新体制雷达研制队伍就是一个相互协作的团队。更艰苦的下一步,他要联合国内优势科研力量组建一个更大的团队,走一条产学研结合之路。

1997年,新体制雷达被批准正式立项,哈工大作为总体单位承担研制工作,这在国内高校中尚属首次。刘永坦团队深知,这是一条只能进不能退的路。“能为国家的强大作贡献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和使命。国家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们做,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

刘永坦在实验室工作

为了解决国家海防远程探测的迫切需求,必须研制具有稳定、远距离探测能力的雷达,然而,从原理到工程实现涉及电磁环境复杂、多种强杂波干扰等国际性技术难题。面对世界各国均难以逾越的技术瓶颈,刘永坦带领团队,历经上千次实验和多次重大改进,对长期以来困扰雷达的诸多威胁提供了有效的对抗技术措施,终于在本世纪初形成了一整套创新技术和方法,攻克了制约新体制雷达性能发挥的系列国际性难题。

回忆起从实验场地转战到实际应用场地的岁月,团队成员都唏嘘不已:很多理论、技术上的难点和空白仍然需要去解决、去填补,再加上地域环境的差异,实际工作中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历经十余年的艰辛努力和刻苦攻关,刘永坦和他的团队又一次圆满完成了任务,2011年成功研制出我国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与国际最先进同类雷达相比,系统规模更小、作用距离更远、精度更高、造价更低,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标志着我国对海远距离探测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2015年,团队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哈工大副校长韩杰才院士说:“刘永坦团队研制的新体制雷达实现了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不向国外封锁低头,不惧卡脖子,靠不服输的劲头通过完全自主创新,技术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刘永坦团队敢于碰硬,敢于啃硬骨头,40年坚持围绕一个方向一个领域,取得成就,获得两项科技进步一等奖,这种价值导向和科技精神,这种精神传承非常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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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 14:5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黄三文:想田间地头的事,做“顶天立地”的人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茜 实习生 周冯宁

黄瓜大家都吃过,但像黄三文这样吃黄瓜能吃出境界、吃出水平的人却凤毛麟角。2019年1月8日,他作为第一完成人的《黄瓜基因组和重要农艺性状基因研究》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过去10年间,中国农业科学院以黄三文为首席科学家的团队做了一件大事——破译黄瓜基因组,实现控制黄瓜苦味物质合成的分子设计,开创了从“基因组到新品种”的新道路,成功培育了无苦味的黄瓜新品种。他们在破译世界第一个蔬菜作物基因组的同时,还使我国蔬菜基因组科学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重大跨越。

如今,年近50的黄三文看上去要比同龄人长得“水灵”许多,这大概和他过去试吃了大量黄瓜有关。

“老百姓抱怨黄瓜没有黄瓜味啦,西红柿没有西红柿味啦!培育优良的蔬菜品种是老百姓关心的大事,也是我们蔬菜科研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黄三文本是湖南农村娃,手捧世界先进成果站在国家最高的科技领奖台上,心里想的也是田间地头的事,农业科学领域提倡的“顶天立地”,便如他这般。

黄三文团队首次利用新一代基因组测序技术,破解了黄瓜的基因组遗传密码,并且进一步全面揭示了黄瓜的遗传变异,系统阐明了黄瓜的起源和演化过程。

“这不仅是个学科知识密集型工作,也是科研工作中的劳动密集型工作。” 黄瓜有23000多个基因,黄三文介绍,早年间技术有限,很多人下了苦功夫才能破解黄瓜的基因组,“我们发表的第一篇相关论文有近100个作者”。此后,他们又在Nature、Science和Cell等国际顶尖期刊发表10多篇研究论文。

他们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证实了有关黄瓜的“传说”。黄瓜原产于印度,是当地传统的草药。因为在苦味基因上的改变,变成了大众喜欢的可口蔬菜。黄瓜后来传播到不同地域,形成了三个主要类型:欧亚黄瓜、东亚黄瓜、西双版纳黄瓜。他们发现东亚黄瓜与印度黄瓜的分离时间是2000多年前,这与张骞出使西域给中国带来这个大众蔬菜的史实相吻合。

黄瓜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千百年来,为了首先解决产量的问题,人们渐渐忽视了品质,“黄瓜没有黄瓜味了”。因此,破译黄瓜基因组只是一个起点,黄三文他们真正要做的,是要读懂这本基因“天书”,在黄瓜基因中“掘金”。

基因组研究推动了黄瓜基因的“掘金时代”。据介绍,国内外黄瓜育种家,共克隆和定位了50多个农艺性状基因,推动黄瓜育种进入分子设计时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就来自黄三文课题组。

对于黄瓜来说,分子设计并非在实验室里就能够完成。黄三文团队为了找出控制黄瓜苦味的基因,改善黄瓜风味 ,包下一片黄瓜试验田,采用基因诱变的方法种植了6万多颗黄瓜,用品尝的方法来筛选不苦的黄瓜,进而进行进一步研究。

“我们20多个人,尝了6万多颗黄瓜,每颗黄瓜需要独立品尝三次。每个人抱着一大瓶矿泉水,尝一口黄瓜,喝一口水漱嘴,再接着尝。” 黄三文说:“ 6万多颗里只有2颗不苦的。”

他们对不苦的黄瓜进行研究,团队发现了控制黄瓜苦味物质合成的9个基因,并发现有两个“开关”基因分别在叶片和果实中控制苦味物质的合成。他们把果实控制苦味物质合成的“开关”关上,不让黄瓜变苦;把叶片控制苦味物质合成的“开关”打开,让叶片苦来抗虫。

在此基础上,他们和湖南蔬菜研究所培育了“蔬研”系列新品种黄瓜,成功解决了华南黄瓜品种变苦而丧失商品价值的难题,在湖南、湖北、福建、广东有较大面积推广,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

黄三文介绍,黄瓜基因组在蔬菜中是第一个被破译的,这个项目的成果带动了其他蔬菜,包括白菜、番茄和马铃薯等的基因组研究。

他的团队成员张忠华,2006年博士毕业后就被“引诱”到了这个团队,先前跟着吃黄瓜,现在又开始吃番茄。他们现已锁定了控制番茄口感的50个基因,希望未来五年能够为老百姓培育出更美味的番茄。

“我面试时,黄老师就说,未来我们在蔬菜基因组领域不仅能够和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平起平坐,甚至能引领他们。” 张忠华说:“这个目标确实实现了。”

“要做好农业科学人,需有’顶天立地’的三个技能。” 黄三文说:“第一是能下地,要和你的研究对象,也就是农作物非常亲密;第二是要在实验室潜下心,能做好实验;第三是要能在计算机旁坐得住,分析好数据。”

无疑,他和他的学生们都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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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2 12:0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他一生实施了5000余例心血管外科手术无一失手——中国工程院院士高长青病逝

中国工程院院士,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外籍院士,法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法国外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原副院长、少将、主任医师、教授、专业技术一级、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心血管外科专家高长青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月8日15时5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

高长青1959年12月31日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汉族。1984年8月毕业于包头医学院,1991年3月公派赴墨西哥留学,1996年5月归国就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历任科室主任、医务部主任、副院长。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高长青长期从事心血管外科临床及基础研究,尤其在微创机器人心脏外科的临床及相关技术领域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出版我国首部全英文版机器人外科专著Robotic Cardiac Surgery,开创了我国微创机器人外科手术先河,成为亚洲微创机器人心脏手术的开拓者。他还在冠心病、室壁瘤的外科诊治及临床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诣,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促进了我国冠心病外科的发展。

高长青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军队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军队科技领军人才、中央保健工作特殊贡献奖、求是杰出青年工程奖,3次荣立个人二等功。

高长青用114分钟,即传统手术一半的时间,成功实施了亚洲第一例全机器人不开胸心脏手术。同时还创下了世界范围内一年实施机器人心脏手术案例最多的纪录,引领并推动了国际机器人微创外科的发展。高长青一生做过5000余例手术,无一失手。病人们感激他创造了奇迹,他却说:“生命本身就是奇迹,我只不过是在努力呵护这个奇迹。”(光明融媒记者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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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3 13:2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华中大朱宏平教授团队:匠心打造长大跨桥梁精准体检方案

桥梁的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

你一定曾好奇过

这些长达数百米的庞然大物

是如何体检的呢

带着疑问

小编走进土木学院朱宏平教授团队

他们长期致力于

为长大跨桥梁打造精准体检方案

研究成果刚刚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快来听听他们和桥梁的那些事儿

土木结构现已进入建养并重的新时代,如何在精准诊断评估基础上实现其安全与长寿命服役业已上升为国家重大需求,围绕这一“刚需”,华中科技大学朱宏平带领团队钻研了近20年。1月8日,国家科技奖在京公布,朱宏平团队项目“长大跨桥梁安全诊断评估与区域精准探伤技术”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图为朱宏平教授在大会现场

靶向定位,直达长大跨桥梁病灶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64年前,毛泽东主席提写的诗词生动诠释了长江大桥令长江险滩变通途的历史性巨变。改革开放以来,桥的数量随着经济发展日益增多,中国桥梁已成为中国建造的新名片。而如何让它们少灾少病地“成长”直至“高寿”,一直是困扰广大桥梁工作者的难题。以往大桥健康监测采取的是“面面俱到”的方式,安装传感器费时费力且存活率低、系统产生的大量冗余数据造成分析困难……一系列问题导致健康监测系统难以达到精确诊断评估的目的。

作为国内较早从事土木工程防灾减灾研究单位之一,朱宏平团队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以点带面”的新路。“给桥体检和给人体检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同结构桥梁的关键区域即‘心脏’各不相同。我们的创新之处是先定位‘心脏’,再利用团队研发的新型检测技术与装置进行精准检测,从而显著提高诊断评估的精度和效率,目前整段效率可提高10倍以上。”团队成员高飞教授介绍道。

基于此,朱宏平团队先后开展了“区域子结构-整体结构安全诊断评估技术”“混凝土微裂缝3压电智能精准探测技术与装备”等发明研究工作。

学科交叉,直击监测系统痛点

“土木学院、机械学院、香港理工大学及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是本项目的共建团队,四个团队的精心浇筑,才能使得‘创新之火’如此耀眼。”对于此次获奖,朱宏平首先想到的是共建单位的贡献。

“以前进行检测是靠遍布桥身的传感器收集数据,但是传感器的灵敏使用对其安装的角度、位置等要求很高,只能我们自己去放置。”在团队待了十多年的翁顺副教授仍然记得2004年冬天的一场大雪。那天下着鹅毛大雪,实验室技术人员却依然爬到几十米高的大桥顶端安装传感器。“下来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冷得没知觉了......”

人工安装费时费力,有时还很危险,能不能有什么替代的方法去完成这项任务?带着这个想法,团队和机械学院康宜华教授、孙燕华副教授团队开始了合作。三个团队历经四年上千次的测试,将原本只能在七八厘米拉索上爬行的机器人改造为可以根据拉索直径进行自动调整的“桥梁攀爬机器人二代”,使桥梁斜拉索等两端固结支撑体的内部钢检测也得以顺利实现。

为了了解国际最新发展动态,团队也将合作视野转向了校外。香港理工大学夏勇教授是朱宏平的师弟,两个团队的合作渊源颇深。在一次次交流中,双方共同完成了区域子结构-整体结构安全诊断方法等研究。朱宏平认为:“与该校的合作,拓宽了团队的视野,使我们的技术得以应用在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工程上,如大家熟知的香港青马大桥和广州塔等。”

工程企业与高校在创新技术方面是相辅相成、互助共赢的。谈到与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的合作,王丹生教授感触颇深。“前期测试都是研究院与各单位进行协调,再派专人为我们带路。有时实地测试的桥箱里是没有路的,要现场铺路;有时桥洞很小,钻一个都特别费劲,他们都会打头阵,一钻就是几十个啊。”这份“同甘共苦的情谊”促成了双方在科研攻关、成果转化和设备仪器等方面的资源共享,也促使新技术更快地走向了市场。

通力合作,直面创新攻关难题

“我个人做得很少,都是团队老师一起努力的结果。”这是每一位团队成员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互为垫脚石”的精神在整个团队的科研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没有实验设备,那就先借;场地太小,那也先借;团队人员少,大家更是互相借力。王丹生教授从2000年开始做压电损伤检测实验,对于最初的工作场景,他仍记忆犹新。“那时条件虽然苦,但是大家心里的目标很坚定,劲儿往一处使。这种传统也一直在我们团队里延续着。”也是从那时起,团队就已经在研究压电智能探伤理论与方法,这为关键区域混凝土智能精准探伤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凌晨的街头总是清冷而寂寞的,为了不影响桥梁和地铁的正常运行,在从理论、实验走向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团队成员们甘做“夜行者”。罗辉教授说:“成果形成过程中,需要在实际桥梁上做验证试验。于是团队的老师和学生们就背着仪器,像蜘蛛侠一样在桥梁上爬行,略微低头一看,底下就是滔滔江水。闷热的夏天,体感温度达到五六十度,我们也得在钢箱梁内弯腰穿梭,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做实验时,师兄们都很体谅,争先恐后地做重活儿累活儿。”作为团队为数不多的女性,翁顺对师兄们的照顾一直很感激。“数据采集回来了,分析整理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翁老师承担了许多这样的事务性工作。”王丹生接过话说道。“我那只是小事,都是我应该做的......”。你来我往中,不仅仅是谦虚,更生动地诠释着团队互相体谅、共同攻坚克难的精神。

无数次缜密推算,无数次爬桥钻洞,无数次时差颠倒......通力协助下,朱宏平团队最终探索出了直达桥梁“心脏”的健康精准体检方案,而“为人民建造安心放心舒心长大跨桥梁”的信念,则是他们一直的追求。

“大桥的安全和质量关系到国计民生,未来的研究和攻关之路依然漫长。进一步提高精度,加强自动化程度,继而让诊断评估更加可靠,是团队继续努力的新航标。”朱宏平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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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4 12:3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福成:创新为炉 炼出中国好钢


【人物名片】

张福成,男,1964年8月出生,民盟成员,工学博士。燕山大学教授,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冷轧板带装备及工艺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术带头人,燕山大学副校长。张福成是钢铁材料领域著名专家,取得了多项重大技术突破,为我国高速重载铁路、大型港口等国家重大工程作出重要贡献,引领了我国钢铁行业及相关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创造了出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荣获2018年河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除了工作,张福成最爱登山。

他常爬学校附近的祖山,每次都专拣野路子“探险”,有的学生被他“虐”哭了,他还发脾气:“这点好奇心都没有,搞什么研究?”

一次,他迷路了。从早8时一直走到晚9时,折腾了十来个小时,亏得有驴友留下标记在先,这才得以出山。跟随的学生们叫苦不迭,他却兴奋地好似发现了新大陆:“改天必须再来,就不信蹚不出一条路!”

这股险中趟路的劲儿,让他在科研上翻山越岭。20多年来,他突破了高速重载铁路全线无缝瓶颈、颠覆了美国爆炸预硬化高锰钢辙叉技术标准……

1月10日,站上“2018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领奖台,这位钢铁材料领域著名专家仍不忘自勉:“不畏艰辛,一路向上!”

“把木头焊在钢管上”,实现中国全线无缝铁路的技术超越

从1997年4月1日算起,中国铁路经过6次大提速,终于飞驰驶进了高铁时代。然而,想让火车跑得快可不是“踩脚油门”那么简单:高速、重载、跨区间无缝铁路……这一系列苛刻条件,都是横在科研人员眼前的“大山”。

站在月台上,细心的人都会发现,脚下的铁路都是由钢轨和辙叉两部分组成的。钢轨自不必说,那是火车奔跑的路线。但若想让列车改变运行方向,就要靠辙叉来发挥作用了。

铁路要提速,钢轨和辙叉的接缝问题是一大安全隐患。但前者是高碳钢,后者是高锰钢,想把他们无缝连接,难度就像“把木头焊在钢管上”。

“上世纪70年代,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先后提出了铁路全线无缝的技术需求,以延长列车和轨道的使用寿命,提高运行速度。”张福成说,“我国早在1984年就展开技术攻关,但始终没找到理想的焊接技术。”

1996年,四处碰壁的山海关桥梁厂(即今“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到燕山大学求援,32岁的张福成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

前面的人都栽了跟头,但张福成说,“我从没想过搞砸了怎么办,就想着怎么把它搞成。”

高碳钢焊接要求慢冷,否则会变脆易断;高锰钢焊接则要求快冷,不然韧性就会变差。张福成尝试了好几种焊接方法都没成功,调整工艺后,小件实验效果不错,但一到生产性实验环节问题又一个接一个冒出来。

最难的一关是落锤实验:在3米高处让1吨重的铁块做自由落地,焊缝被砸击3次不断就算成功。而他拿来的样品,1次就断成了两截。

“既然‘此路不通’,那就另辟蹊径。”张福成“蹚条路”的劲头来了。

他试着用“软”视角去思考“硬”问题:“把高碳钢和高锰钢焊在一起,就像让两个脾气秉性完全不同的人做朋友,直接接触很难,但如果有个性格相对温和的中间人呢……”

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张福成设计发明了一种梯度过渡焊接材料,“碳含量很低,组织稳定,焊接性能良好,最适合帮‘朋友’牵线搭桥。”

“焊接时,先将新材料与高碳钢钢轨焊在一起,然后留足长度、截去多余部分,冷却后再与高锰钢辙叉相焊。”再做落锤实验时,张福成的产品顺利过关。

2005年,这项突破焊接领域世界难题的“难焊高锰钢辙叉与高碳钢钢轨焊接材料和异质焊接技术”在中铁山桥等企业大规模产业化,实现了我国全线无缝铁路的技术超越。紧接着,他又发明高锰钢辙叉Re+N炉外精炼技术、TMCP技术、冲击预硬化技术等,使辙叉使用寿命从1亿吨提高到4亿吨,改变了世界沿袭百年的铸造高锰钢辙叉制造技术。

突破纳米贝氏体钢制造难题,立志为高铁换上国产轴承

轴承是工业制造的核心零部件。小到人们随身佩戴的手表,大到遨游大海的航母,它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

“我国轴承市场规模大概每年有1800亿元,但因材料问题,高端轴承制造一直被世界工业强国垄断。就拿高铁来说,尽管国产化率已达90%以上,支撑列车运行的轴承却仍全部依赖进口。”瞄准“卡脖子”技术,张福成将挑战的目光投向轴承钢。

2012年,张福成承担国家863重点项目,目标即是大功率风电轴承。但作为钢铁生产中要求最严苛的钢种之一,轴承钢的氧含量、氢含量要达到什么程度,碳化物要控制在何种水平等,都是亟待攻克的现实难题。

几年艰苦攻关,他率领团队闯过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才使我国从“3兆瓦以上风电轴承全部进口”,跨跃到“能够自主研发6兆瓦国产风电轴承”。

但这“小小的胜利”远非终点。迎向更高“山峰”,他们又“5+2”“白+黑”地继续跋涉,终于成功突破纳米贝氏体钢制造中的多项技术难题,打造出我国第二代贝氏体轴承和超高强韧耐磨钢板中国品牌。

2018年1月,这项由张福成主持研究的《超细贝氏体钢制造关键技术及应用》成果被授予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搞研究的人都喜欢用数据说话。就拿我们发明的‘超高强韧渗碳和高碳纳米贝氏体轴承钢及其制造技术’来说,自2014年被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等采用后,其生产的轴承使用寿命提高了50%以上,被中国轴承工业协会命名为‘第二代贝氏体轴承’。”张福成说。

在张福成看来,好技术就像大拇指,想要变成拳头产品,还需其他四根手指的配合努力。“有时候企业对新技术有顾虑,怕做赔本买卖,我们就让他们先拿去用,等见到实效了再谈钱。”用他的话说,“吃点亏不打紧,关键是把信任基础先建起来,后续再谈成果转化就顺畅多了。”

如今,由他发明的三个贝氏体钢种及其热处理技术已写入5项国家或行业标准,成果被批量应用在风电、轧机、矿山机械等苛刻重载环境中,不仅确立了国际领先地位,还打破了国外轴承企业的垄断态势。

“搞科研最怕有‘偷懒’的小心思”

作为老师,连张福成自己都承认“脾气不大好”。

看新入学的硕士生论文,他经常“改着改着就心烦了”,然后大笔一挥:这删、那调、后面去补充……把学生“逼”得重写四五遍都是家常便饭。但生气归生气,学生有看不明白的地方来找他指点,他从不吝惜时间。

“我特别不赞同有些老师‘帮忙’的做法。学生做实验、他来代写论文,看着是担心学生‘文笔’太差、为他们早发文章着想,但实际上,却让他们失去了形成独立思考、写作和严密逻辑的锻炼机会。”张福成说。

在他看来,评价人才不能“唯论文”,但培养研究型人才的学术功底却不能抛开论文。撇去那些“糊弄事的凑数文章”不说,很多时候,一篇论文常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科研思路是否严谨,科学理论和实验功底是否扎实。

“老师逐字逐句地改论文,学生只要轻松誊抄,也许都懒得去琢磨那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修改意图’。等他们毕了业,真正要独立从事科学研究了,就会发现自己在这个领域根本‘张不开嘴’,再后悔也晚了。”张福成说。

而除了功课上“难对付”,课堂外的张福成也像个“黑脸包公”。

学院楼的四层电梯是货物专梯,虽然写明了严禁人乘用,还是难免有学生因为“偷懒”违反规定。如果被张福成逮到了,免不了要团队例会上好好教育教育。

“人们常说‘无规矩不成方圆’,一个人的科学素养绝不是靠课堂上那几十分钟就能养成的,搞科研最怕有‘偷懒’的小心思。”在张福成看来,“习惯有时很可怕,它可以‘轻’得无法察觉,也能够‘重’得难以挣脱。”

当了20多年老师,张福成如今发现,有必要让自己的形象“软”一些了:“有的学生,课堂上你不提问、他不开口,非常不利于学术进步。怎么办?还得爬山!年轻人都爱热闹,没事拉他们出来转转,换个轻松点的环境,师生间话题多了,彼此的距离也就近了。”

亦师亦友、宽严相济。回想自己指导培养的学生,很多已成为国内材料科学领域的佼佼者。这让张福成颇感欣慰:“学生成材,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褒奖。”(记者张怀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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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5 15:1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世镇:临床应用解剖学的“最佳配角”

钟世镇院士是公认的中国现代临床解剖学奠基人。15年前他带领课题组完成了国内首例女虚拟人数据采集,合成了三维的立体人类生理结构,在高精尖的影像学设备辅助下构建模型。

用计算机将病人的资料三维重建之后,外科医生可以先在电脑上模拟手术,对手术进行反复设计、修正。


与直接面对病人的临床外科医生相比,这么多年来直接面对尸体的钟世镇虽然已是院士,却一直自谦为专业领域中的“配角”。

“古老的大体解剖学专业,不可能进行‘阳春白雪’式的原始创新。我选择了可行性较强、覆盖面较大的‘临床应用解剖学’方向,在‘集成创新’和‘吸收消化再创新’方面,走出了一条‘下里巴人’式的大众化道路,为刀到病除、治病救人的外科手术创新做了一些绵薄的‘配角’工作。”

其实,这位“配角”已是公认的中国现代临床解剖学奠基人。15年前他带领课题组完成了国内首例女虚拟人数据采集,合成了三维的立体人类生理结构,在高精尖的影像学设备辅助下构建模型。这样,用计算机将病人的资料三维重建之后,外科医生可以先在电脑上模拟手术,对手术进行反复设计、修正。在数字医学的导航下,临床外科学正逐渐从全凭经验手感的“摸着石头过河”进入三维虚拟、3D打印、混合现实的“看着石头过河”。

如果医学是一条目前还看不到尽头的赛车跑道,他不是那个最拉风的车手,却是车手最不可缺少的导航员。

这一路奔跑,看似很慢——他当了10年助教,17年讲师,54岁才被评上副教授,60岁晋升教授,72岁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76岁开始承担国家863计划进行“数字人”(数字化虚拟人)研究。

但时间如轻舟已过万重山,把解剖台前艰苦卓绝的科学研究雕琢成精美绝伦的人体铸型标本。从钟世镇主导建设的南方医科大学人体博物馆一路走来,镂空的标本陈列两旁,不同颜色灌注的血管,脉络清晰又密如蛛网,这一路犹如走在一条令人惊叹的探险之旅,蜉蝣宇宙,仿佛尽在其中。这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工学——人体生命系统。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在人类认识自身的这段漫长艰苦的研究旅途上,没有配角,只有最佳。

【 人物小传 】

钟世镇

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著名解剖学专家。中国现代临床解剖学奠基人,中国“数字人”和数字医学研究的倡导者。195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获学士学位。现任南方医科大学教授,南方医科大学临床解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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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6 15:5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黄汲清院士:地质学界一代宗师

日前,第九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技奖评会议召开。该奖项是为纪念黄汲清院士对我国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鼓励青年地质工作者积极投身地质事业而设立。

黄汲清院士,地质学界的一代宗师,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深入一线考察地勘工作,地学领域研究成果百花齐放,严谨治学培育地学人才,他的成就与品格也将流芳百世。

年少立志 地勘考察出成效

1924年,黄汲清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开始了他的地质生涯。他对各种地质现象深感兴趣,经常去北京西山进行野外实习。望着千奇百怪的地质现象,他异常激动:“地大物博的中国,该有多少宝藏需要发掘!”他认为中国的河山需要中华儿女勘察,正是这一坚定信念激励他努力地学习和工作。

黄汲清深深懂得,地质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必须积累大量资料才能有所建树。1929年春,他与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一起,从西安出发,经宝鸡、越秦岭、入四川、进云南、到贵州,风餐露宿,从地层、岩浆岩、构造和矿产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调查,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为了能多观察一些地点,多收集一些资料,他们一路上时分时合,分头前进。当黄汲清到达四川叙永时,传来赵亚曾在云南昭通惨遭土匪枪杀的噩耗。黄汲清忍着悲痛,迎着风险,孤身一人继续下云南,入贵州。通过整理野外收集的资料,于1930~1932年,他陆续发表了《秦岭山及四川地质研究》(与赵亚曾合著)、《中国南部二叠纪珊瑚化石》等6部有影响的专著。


1936年初,黄汲清被任命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后,便十分重视油气的考察和研究。20世纪30~40年代,他多次组织队伍并亲自参加四川盆地石油普查的野外工作,发现和协助勘探隆昌圣灯山气田,组织领导了威远地区地质构造详查,以一流调查成果为1964年发现威远气田奠定了基础。

1937年4月,黄汲清代理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组建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共同开展陕、甘、青地区石油普查工作。试探队野外考察报告《中国西北甘肃和青海省地质考察报告》中“甘肃西北部有石油存在”的结论,揭开了老君庙油田发现的序幕。

无所畏惧,挑战权威勇说不

大庆油田的发现,是黄汲清等老一代地质学家,对西方权威的一次亮剑,是他们大声喊出的一个“不”字。

1913 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四处勘探,打了几口百十来米深的探井,一无所获。1921年、1922年,美国埃蒙斯教授、勃拉克韦尔德教授分别自信地发布:中国没油。而感叹“满洲的夕阳都比日本的大”,视东北为宝地的日本人,也花费数年时间,多次在东北进行大规模地质勘探,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是:东北没油。

面对美国专家的断语,面对在东北掘地三尺过的日本人,黄汲清没有放弃。1954 年底开始,他和谢家荣力主在松辽平原、塔里木等盆地部署普查队伍;1955年,他亲自督促苏云山起草了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并参与修改和审定,之后一直关注后续的踏勘工作,多次给予细节指导。

1957年3月,在第三次普查会议上,他展示了自己编制的《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并作了报告,指出“在四、五年内,将鄂尔多斯、四川盆地、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四大地区作为重点是正确的,江汉盆地也应包括在内”,为我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制定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工作蓝图,提出区域远景和油区远景评价的一般准则。

此后,大庆、胜利、大港、华北等油田的发现及近年来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重大突破都证实了他的科学预见和部署的正确。

大地之子 多项成果齐开花

70年的地质生涯,黄汲清在地质学研究的诸多领域都做出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3年,在他领衔完成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里,提出了“多期多层生储油”的陆相沉积生油学说,即油田的形成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能生油,二是能储油,三是要有地层盖住,油气跑不掉,即生、储、盖组合。

在谈到这一理论的意义时,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说’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例如,华北盆地和松辽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

这就从理论上突破了“中国贫油”论的束缚。他认定陆相地层可以生油并形成有重大经济价值的油田,这在西部已经得到证实。依据同样道理,中国东部应该也可以找到陆相地层油田。

1945年,黄汲清发表《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文,首次用历史分析法阐述了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单位的划分、特征及演化,从而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他还在书中专门论述了大地构造与矿产的关系,首次提出太平洋成矿带的概念,并将该带进一步分为内带、外带和中间带,为我国研究成矿规律和寻找所需矿产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

20世纪40年代,黄汲清在《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中提出了多旋回说的原始概念,并不断完善,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将三种构造形式发展为三大构造域的概念,并强调指出板块运动也是多旋回的。黄汲清从大地构造学说的地壳运动的多旋回特点出发,分析了中国含油气区的地质情况,认为多旋回构造作用使中国的大中型盆地的发育呈现明显的多旋回和多级演化性,油气的生成和聚集具有多期性、多层性。

黄汲清创立和发展了多旋回构造运动学说。他的陆相生油论和多旋回说对我国的石油、天然气普查勘探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治学严谨 言传身教育人才

黄汲清一生治学严谨,工作勤奋,并把他的这种工作态度流传给学生,为国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地学人才。

他认为:“生活的道路不是平坦笔直的,科学的道路更是如此。一个人一生要想做出点成绩,必须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埋怨环境,不叫喊困难,认准目标,一直往前。挫折是暂时的,成就是永存的。在山穷水尽之时,要想到柳暗花明之日。”

他所领导的大地构造研究室曾不断进行野外练兵,从观察、记录到野外资料整理,他都一一示范讲解,不仅以自己的严谨治学精神感染大家,还教会年轻地质工作者吃苦耐劳、勤奋努力的野外实践本领。他说:“跑野外,不是游山玩水,是个苦差事,边走路边观察,还要边思考。”他要求在野外要做到四勤:勤用腿、勤用眼、勤动手和勤动脑,也就是勤跑、勤看、勤想和勤记,被人称之为“野外四勤守则”。

黄汲清容不得依据不足即忙于下结论的轻率作风。他特别强调事实的重要性,每次汇报野外工作,他都要首先核查原始资料。他曾说:“结论要建立在大量可靠的实际资料基础上,不能用三块砖盖大楼。”

他在工作上严格要求但在学术观点上又很自由,因此,他培养的学生做事认真又敢于和他人争辩学术问题,具备了优秀科学工作者应有的素质,很多学生已成为地质业务骨干和有科学成就的学者。

黄汲清先生在寻求科学真理的漫漫长途中,锲而不合,百折不回。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是对他精神的延续与传承。他的学术精神和多项科学贡献,将影响和激励一代代地学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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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7 15:2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星旦:因“光”而荣,90高龄创业再发亮
●上世纪80年代至今,陈星旦院士一直致力于光谱技术与应用研究。 ●2014年,近90岁高龄的陈星旦带领学生,在广州创办星创众谱公司,从事光谱仪器的市场化开发,并于第二年年底就把首台产品交付客户。

“星”“旦”二字,会让人联想到“星光点点”“秉烛达旦”,陈星旦院士的名字似乎预言了他的人生轨迹——与“光”紧密相连,也因“光”而荣。

陈星旦被挑选到东北科学研究所物理研究室是在1950年春。那个年代,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很多科学家的常态,他也不例外。

1963年的某天,陈星旦接到国防科委的军令状:设计一套测量系统,对核爆炸光冲量进行精确测量。时间有限,任务绝密,没有现成资料,他不得不独力承担所有压力。他创造性地提出测量方案及辐射传感、模拟、标定和记录系统,只用了一年,他就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

1964年10月16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巨大的蘑菇云升腾而起,光芒万丈。从爆炸现场返回的基地人员告诉陈星旦,他研制的设备“管用”,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此后,这套测量系统成为历次大气层核爆炸试验必备的测量仪器。

上世纪80年代至今,陈星旦一直致力于光谱技术与应用研究。在近红外波段先后研制了“三代”光谱分析仪,可用于饲料、粮食、土壤养分、人参、血液、茶叶、煤等领域。然而他总是担心成果研发出来后用不上,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钱。

2014年,近90岁高龄的陈星旦带领学生,在广州创办星创众谱公司,从事近红外光谱仪器的市场化开发,并于第二年年底就把首台产品交付客户。有人说,陈老可能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年龄最大的“创业者”。

做科研如同艺术创造,陈星旦说,近红外应该是他科研事业的最后一部作品,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国产近红外仪器遍地开花,走向国际。

【 院士小百科 】

光通量:指人眼所能感觉到的辐射功率。

近红外光:是指波长在 780~2500nm范围内的电磁波,是人们认识最早的非可见光区域。近红外光谱技术具有分析速度快、效率高、成本低、方便、不消耗样品的特点,成为一种适合在线分析的有利工具。

【 人物小传 】

陈星旦

应用光学专家,生于192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暨南大学理工学院教授,长春光机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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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8 13:4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袁亮院士:驯服瓦斯“吃人虎
他婉拒了令人艳羡的工作,坚持到生产一线去积累经验做科研;他36岁担当重任,成为全国千万吨特大型煤矿企业最年轻的总工程师;他解决了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治理等世界性技术难题,做了吃螃蟹的第一人;他成功地把中国煤矿瓦斯治理带到世界的舞台,让世界看到中国治理瓦斯的能力和决心。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袁亮。

扎根基层,义无反顾

1982年,袁亮从淮南矿业学院地下采矿专业毕业,学校给他的第一分配方案是到原国家煤炭工业部情报研究所,而学校方面则劝他留校工作。在他人眼里,这两个工作都非常具有吸引力。但他是袁亮,在他的骨子里有一种力量,让他坚持自己的人生目标:到基层去搞科研。

最后,袁亮到了淮南矿务局地质条件最为复杂的矿井——谢一矿工作。每天晚上,矿上的总工程师会到袁亮所在的技术生产科指挥工作,而袁亮几乎每次都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有志者事竟成,别人半年都做不出来的采区设计,袁亮愣是加班加点一个月时间完成任务,图纸上规范的仿宋体标注,科学合理的采区设计,贴近矿区实际的采区布置,都达到了专业的学术水准。袁亮的工作态度让矿领导彻底改变了“大学生到基层,吃不了苦”的看法。

在谢一矿,袁亮曾多次拒绝了矿领导让他转入行政工作的建议,坚持留在基层搞科研。长期的基层生活,让他收集了大量科研所需的第一手资料;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的经历,也极大地提高了他的科研创新能力。 1996年7月,袁亮被任命为淮南矿务局总工程师,成为当时煤炭部直属矿务局最年轻的总工程师。

大胆设想,小心求证

淮南矿区是高瓦斯矿区典型代表,而且透气性特别低,煤层埋藏在地下800到1500米,被公认为我国煤矿瓦斯治理条件最复杂的矿区,瓦斯爆炸事故频发。另一方面,淮南邻近经济发达的江浙沪,是华东重要的煤电生产基地,经济发展需要用煤,人民生活需要用煤。瓦斯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矿区工人的生命安全便难以得到保障。袁亮下定决心:驯服“吃人虎”,打破淮南矿区瓦斯事故频发的“魔咒”。

1996年,在分析过去技术问题的基础上,根据淮南矿区煤层群开采的实际情况,通过大量试验研究和理论论证,袁亮开创性地提出了“卸压开采煤与瓦斯共采”的技术原理,即:打破传统自上而下的开采顺序,首先开采瓦斯含量相对较低的薄煤层,造成上下岩层移动,膨胀卸压,从而增加煤层透气性,使得相邻煤层的瓦斯被解析为游离瓦斯;再通过预先布置的巷道和钻孔“抽采”到地面。

这一理论提出来后,在最初的推广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如果失败了,不但耗费人力、物力、财力,还极有可能威胁到安全生产。因此,需而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于是1996年10月,淮南矿业举行了“卸压开采煤与瓦斯共采技术”专家论证会,邀请了煤炭行业的专家。

当与会人员听到这个方案后,一片哗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质疑。有的人认为这是异想天开,其中一位专家说:“对于卸压开采,我们在50年代就已经搞过,都没有成功”。另外一位专家担心:“卸压瓦斯不进入钻孔,在巷道里四处乱窜,会给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

在众多质疑下,袁亮顶住压力,坚定信念,在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王源的支持下,开展实验室研究和现场验证试验,在新区的潘矿和老区的新庄孜矿各选择了一个工作面进行试验。

1998年9月,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卸压开采试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仅潘一矿一条巷道就抽出了1000多万立方米瓦斯。低透气性煤层卸压增透后,煤层中60%以上瓦斯被抽采出来,瓦斯威胁得到了解除,实现了高瓦斯煤层在低瓦斯状态下安全开采。

创新突破,永不停歇

卸压开采虽然解除了瓦斯威胁,但仍存在巷道工程量大、瓦斯治理成本高等弊端。其实瓦斯是害,也是宝。它的主要成分甲烷,无色无味无毒,可发电,可民用燃烧,可作为化工产品。如不加以利用任意排空,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倍。

2004年,袁亮提出了“无煤柱煤与瓦斯共采”理论,把科学开采提高到新阶段。2007年,经过近4年3000多次试验,他进一步提出“低透气性煤层群无煤柱煤与瓦斯共采关键技术”。该技术获2008年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特等奖,2009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无煤柱煤与瓦斯共采是采矿技术的一次革命,为我国深部3万多亿吨煤炭资源安全开发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杜宾斯基和斯基帕共同为袁亮院士颁发“世界采矿大会突出贡献奖”

2008年,在中国(淮南)煤矿瓦斯治理技术国际研讨会上,杜宾斯基就曾说过:“袁亮先生提出的卸压开采抽采瓦斯、无煤柱煤与瓦斯共采技术是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技术。”

2011年9月,袁亮应邀出席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22届世界采矿大会,并作了题为《中国低透气性煤层群煤与瓦斯共采理论与技术》的主旨发言。会议期间,世界采矿大会国际组委会主席杜宾斯基、秘书长杰西卡斯基帕共同为袁亮颁发了“世界采矿大会突出贡献奖”,以表彰他在改善世界煤矿安全理论创新及工程实践方面所作的卓越贡献。

人物资料


袁亮(1960.6.30- )安徽金寨人,煤炭开采及瓦斯治理专家,煤与瓦斯共采理论主要奠基人,1982年毕业于淮南矿业学院采矿工程系地下采煤专业。曾任淮南矿业集团总工程师长达15年,现任安徽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兼任煤炭开采国家工程技术研究院院长、煤矿瓦斯治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深部煤炭开采与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安徽省科协副主席、中国煤炭学会副理事长,曾任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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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1 15:0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陈薇:26年与“毒”共舞 她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战斗力
央视网消息:陈薇是被习主席点赞过的“兵”。

“习主席的殷切期望,是我迎难而上在医学尖端领域取得更大成绩的最大动力。”被习主席接见的那一幕,陈薇至今记忆犹新。

陈薇常对战友说:“在生物防控的战场上,我们是一线中的一线!”

陈薇强调的这“一线”关乎国家生物安全,关乎十几亿中国人口,甚至关乎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

26年与“毒”共舞,陈薇和一批军队医学科研工作者一起,屡屡冒着生命危险,与各种足以致命的病原体短兵相接。

炭疽、鼠疫、埃博拉……在生物领域,各种致病微生物,在战争时可能成为敌人手中的武器,而和平时期则可能是导致大规模疫情发生的罪魁祸首。

陈薇的日常工作就是搞这些“魔鬼”课题研究。她一想到这些东西可能用于战争和恐怖袭击,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就对铸造“生物盾牌”有一种使命感和紧迫感。

2003年“非典”疫情在我国爆发,陈薇为了和疫情抢时间、争速度,强忍负压缺氧的工作环境带来的身体不适,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八九个小时。“进实验室之前,尽量不吃饭不喝水,有时还会使用成人尿不湿,就为了在实验室里待得时间长一些,出来的次数少一些。”

最终,他们研发的广谱抗病毒药物在抗击SARS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4万名预防性使用“重组人干扰素ω”喷鼻剂的医护人员,无一例感染。

因为每天都要与高浓度的“非典”病毒零距离接触,陈薇与团队被单独隔离起来,她还要隐忍不能和家人团聚的辛酸。丈夫和4岁半的儿子只能从电视节目中看到陈薇,他们已经100多天没有见面。

“穿上这身军装,就意味着这些都是你该做的”。

2006年,大多数国人还不知“埃博拉”为何物,陈薇就敏锐觉察出:“埃博拉离我们也就是一个航班的距离。”

2014年,西非大规模爆发埃博拉疫情,一时间,世界谈“埃”色变。

尽最大的努力走到非洲一线去!陈薇在这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虽然病毒走出了非洲,但是它的发源地,和以后主要肆虐的地方还是非洲。”2015年5月,陈薇团队走进了塞拉利昂,在当地开始了抗击埃博拉病毒的新基因疫苗二期临床试验。

面对未知的危险,陈薇选择了主动走进志愿者中,查看疫苗接种情况。在塞拉利昂工作的间隙,陈薇还访问在那里的一家孤儿院。“当时有48个孩子,全部都是因为埃博拉夺去了亲人生命的孤儿,这让我们想把疫苗用在全世界人身上。”最终,陈薇在塞拉利昂的临床试验获得了成功,为疫区人民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

“我们特别自豪,在中非共同抗击埃博拉的日子里,我们贡献了我们的才智,使中国的疫苗走出去,实现在境外临床的零突破”。

“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要积极响应习主席号召,大力实施科技创新,精准发力,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由‘跟跑者’变为‘同行者’‘领跑者’,用科技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和守护人民健康。”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战斗力,陈薇觉得这是对她最大的褒奖。(来源:军事报道 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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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 14:1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家科技进步奖|领先日本首推世界最薄空调,这个西科校友不简单

2018年11月20日,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在北京召开“三十而立,逐梦远行”为主题的大型庆典活动。在庆典中,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为表彰在中国家电工业四十年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家电人颁发奖项。西安科技大学1996届校友王友宁荣获科技贡献奖。自1996年研究生毕业,在家电行业,或者说在海尔,王友宁已经奔跑了二十几年。

王友宁,1989年考入西安矿业学院(现西安科技大学)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本科),1996年毕业于西安矿业学院(现西安科技大学)矿山机械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海尔家电产业集团副总裁、海尔空气产业总经理,中国节能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工业日用电器分会副理事长。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王友宁革新了传统空调研发模式和理念,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舒适、节能、智能化”空调技术攻关,是舒适性智能空调器主要研究者,其设计开发的6个系列36种型号的舒适性智能空调,出口到欧盟、俄罗斯、澳大利亚、巴基斯坦、沙特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止2016年,累计新增内销销售收入78.8亿元,出口创汇2.9亿美元。

不懈努力,从山村里走出的研究生

1970年,王友宁出生在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磐安镇的一个山村,因为是家中的长子,他的出生给家里带来了很多欣慰和快乐。小时候,家里的生活很清贫,父母都是老实的庄稼人,靠伺弄几亩田地过日子,虽然不至于吃不饱,但一年到头也没有什么结余。不过,父母很少让他们兄弟三人在地里劳作,只要求他们好好学习,有个好成绩。

在父母的严格要求下,1989年,王友宁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西安矿业学院(现西安科技大学),并于1996年取得矿山机械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后,王友宁怀着雄心壮志与满腔热情踏入了职场。他来到青岛海尔集团旗下的海尔空调求职,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一开始王友宁跟着一起应聘的大学生在开发部工作,主要是搞产品研发,培训之后在工厂实习,熟悉工厂的每一个工位每一道工序,之后就被分配到了开发部,跟着师傅一块儿研究开发产品。

历经沉浮,在磨练中成长的“本部长”

1996年时的海尔空调产品较少,且季节性强,一到冬天市场需求就少了,生产自然也得减少。“为了让这个淡旺季不再那么明显,公司决定研发暖风机,而我则被安排独立负责这个项目。当时的感觉就是不可思议。因为以前听毕业的师兄师姐说到一个单位之后,你可能得干到两三年之后才有可能正式承担一项工作或项目,而我在海尔待了不到一年,就让我独立承担项目,感觉又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公司的信任,担心的是自己干不好给公司丢脸。还好,暖风机成功研发推向市场,那时候心里是非常自豪的。”但在开发部工作了两年,王友宁申请调到了质量部历练,一年多以后,他又回到开发部,搞海外市场的开发,主要负责海外产品的开发,包括美国市场和欧洲、中东市场等。2004年,王友宁调到海外市场部,专门负责海外市场的销售。


2007年,发生了一件对王友宁影响很大、也让他一直记忆犹新的事情。当时,厂领导找他谈话,让他负责海尔空调整体部分的工作,也就是干本部长,这样大幅度的提拔让他一时很难接受,因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干出多大的业绩。在忐忑不安中,王友宁走马上任了。不久,2008年的金融危机袭来,向每个行业都下了战书,那一年,由于业绩不好,王友宁的本部长被撤了。虽然觉得很伤面子,但他还是反思了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并在之后的磨练中不断地提升自己。负责国际、国内市场,管理开发部,在每个部门都干了一圈后,王友宁又回到了本部长的位置,干起了“平台主”。此时的王友宁已脱却最初的稚嫩,充满了信心和把握,准备带领员工向新的高度冲刺。

自主创新,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海尔,王友宁的工作一直伴随着“创新”两个字,研发新产品也一直是他工作的动力。从2010年到2013年,王友宁率领团队创新推出全球首台物联网空调、世界最薄空调、帝樽空调、天樽空调等颠覆性新品。值得骄傲的是,这些产品,不仅用户使用反映口碑好,全球其他对手,包括号称“空调鼻祖”的日本企业也没有研发出类似产品。2016年1月8日,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由王友宁主持开发的“空调器舒适性智能控制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荣获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此奖项是家电业最高荣誉之一。

只有自己强了,在市场上立稳脚跟了,对手才能看得起你,才能尊重你。王友宁对此深有体会。海尔名气不高时,他跟外商打交道经常会遇到冷眼和被人瞧不起。但随着海尔占领国际国内市场,这种状况再也没有出现,甚至以前瞧不起他们的日本业务代表还来到海尔工作,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对于当初来到海尔工作,王友宁至今都觉得,这是今生最正确的选择。“海尔有优秀的企业文化、超前的思路和不拘一格的用人机制,每一位员工都有自豪感和荣誉感。在海尔,每个人的积极性都会被调动起来,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而不会像其他企业和单位按工作年限、资历等进行提拔录用,只要你有能力,什么都可能发生。”

后记:除了公司给予的机会,王友宁的成功也离不开自身的积累和母校西安科技大学的悉心栽培。作为陕西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西安科技大学办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一直以来,学校秉承着“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优良校风和“励志图存、自强不息”的“胡杨”精神,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为国家培养了14万余名高级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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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3 14:3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矿冶人物」张寿荣院士的钢铁人生

他是共和国钢铁事业的骄子,是共和国建设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钢铁虽无情,却也在他倾注了一生热血和激情的感召下,铺就了共和国从贫穷走向富强的前进道路。他的奋斗经历是共和国钢铁事业一路前行的折射,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钢铁冶金专家张寿荣院士。

坚定一生报国路,学海茫茫苦亦甘

张寿荣出生于书香门第,孩提时期即感受到日军侵华的屈辱,在父母亲的教诲下,已依稀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并由此萌生工业救国、工业强国的远大抱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又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了日寇铁蹄蹂躏的种种苦痛,更加坚定了工业救国的信念。

1945年中学毕业后,张寿荣选择了天津工商学院的土木工程系,在向工业救国前进的道路上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翌年,他在北洋大学的招生考试中打败众多竞争者,拔得头筹,成为该校1945级冶金系的17名学生之一,自此开始接受冶金专业的系统培养。

学校学风纯正,老师尽职尽责,让张寿荣深深地沉迷其中,心无旁骛,一心扑在学习上,就算是寒暑假也不例外。学校不多的奖学金名额他总会占一个,最终还以专业第一的优秀成绩从北洋大学毕业。学习之余,他还密切关注时局的动荡和政局的变化,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反蒋浪潮的学生运动之中。作为北洋大学学生会的骨干成员之一,他以《北洋生活》为阵地,撰写和刊发了大量宣传学生运动的文章,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

在毕业之际尚未拿到毕业证的情况下,张寿荣积极响应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号召,服从大局,无条件接受组织的分配安排,于当年7月即赴京参加由华北局组织的华北地区学习团的学习。在专业分配对口的总体原则之下,华北局将他派遣至东北局,前往沈阳报到。时隔未久,他被分配至鞍山钢铁公司。同年9月,他前往鞍钢,其钢铁人生随即展开。

钢铁冶金成果丰,历数拳拳赤子心

在鞍钢的几年时间里,张寿荣迅速从学生成长为技术人员,历任高炉工长、生产科长、工程师、厂长助理等职位。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开始关注高炉操作制度的研究,在鞍钢高炉推行炉顶调剂法,使高炉生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这一经验得到大规模推广,在当时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炼铁生产水平的提高,也为其后数十年的钢铁研究积累了深厚的经验。

1956年,受组织委派,张寿荣南下武汉参加审查武汉钢铁公司设计方案。次年,他被正式调入武钢,安排在炼铁车间,担任炼铁筹备组组长,分管炼铁、烧结、焦化方面的事务,承担指导创建1号高炉的重任。

当时外国冷嘲热讽,表示1号高炉要1958年出铁是吹牛皮。张寿荣顶着压力,针对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在高炉及配套的矿山、烧结、焦化、能源介质、运输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从而节省了投资,缩短了建设工期。为了确保高炉顺利投产,他还组织了矿冶冶炼性能试验,选定了开炉燃料,制定了开炉方案。在他的主持下,1958年9月13日,武钢1号高炉顺利出铁,这也标志着武钢第一次创业的成功,是武钢史册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武钢原计划到1967年建成年产20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由于受到文革的破坏,3号高炉1969年才建成投产。在实际进度落后于原计划的背景下,张寿荣对1513立方米高炉设备进行改造,并使投产容积为2516立方米的武钢4号高炉于1970年顺利建成,这也是当时国内自行设计和建设的第一座大型高炉,从而开创了中国独立自主设计和建设高炉的先河,为后来的高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完善技能除旧制,提升管理谱新章

文革期间,武钢从欧洲和日本引进了代表上世纪70年代世界最先进的钢铁冶炼技术和水平的“一米七”轧机系统,希望能够改变国内钢企生产优质钢材的短板,满足国民经济建设对于高端钢材的需求。无奈投产初期就生产被动,事故频繁,质量达不到要求。日本一位专家提出警告:“‘一米七’倘若这样下去,不出三年,就要变为一堆废铁”。

为了恢复“一米七”的生产能力,张寿荣被提拔为总工程师、副经理,全面负责武钢的技术进步和管理工作,在公司的技术进步和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适应“一米七”轧机系统对各厂生产的需要,他首先针对炼铁厂前工序老厂的落后技术,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包括矿山系统弱磁、强磁工艺改造,烧结大修增加铺底料,高炉大修增设烧结矿下过筛,料场增加矿石退匀设施等,提高了高炉精料水平和技术经济指标,从源头上为接下来的钢铁生产作了必要的铺垫。

“一米七”系统各厂投产后,结合生产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以及技术上的薄弱环节,他加大了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工作的力度,积极推行创新攻关,为武钢二次创业的实现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其主持的武钢“‘一米七’轧机系统新技术开发与创新”项目,也于199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科技界最高荣誉。

科学技术的进步,迅速在武钢延伸。武钢在掌握消化“一米七”231项引进技术专利和217项技术诀窍的基础上,开发新技术、新工艺197项,其中47项达到当代国际先进水平。武钢“‘一米七’轧机系统新技术开发与创新”项目,也于199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科技界最高荣誉。

在着力强调技术升级的同时,张寿荣还花费大量心血和精力致力于武钢管理水平的提高,提出了全面质量管理的主张,围绕质量大做文章。他坚持以质量为导向,在企业内部营造出质量管理文化的良好氛围,从而使武钢从追求数量和规模转向以质量求发展的模式上来,为武钢企业实力的壮大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80年代后期,他又积极推进质量效益型企业的建设,增强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为武钢的辉煌与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95年,张寿荣成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由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唯一一位炼铁院士。在被评为院士后,他也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健康发展护航。

人物资料

张寿荣(1928.2.17- )钢铁冶金专家。河北省定县人。


1949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冶金工程系获工学士学位。武汉钢铁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钢铁冶金生产、建设及高炉设计工艺等方面的研究。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7年当选为墨西哥工程院外籍院士。近年进行高炉专家系统研究,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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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5 14:4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坚持做基础科研的“低调”院士——梁敬魁


1931年出生在中国战乱的年代,祖辈务农的梁敬魁院士从小苦读。新中国解放前,梁敬魁靠着父亲单位的奖学金,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

新中国成立后,梁敬魁院士1955年7月从厦门大学化学系毕业,由于成绩出色,被选派到前苏联留学,1960年2月在苏联科学院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在苏联冶金研究所研究金属合金热化学和晶体化学。

学成回国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为新中国当时薄弱的工业基础奠定了科研基础。

尤其是在材料晶体领域,他在多晶X射线晶体学方面属于领域专家,他长期在晶体结构化学、材料科学和固体物理三个学科的交叉领域方面从事研究工作,特别是对无机功能材料(包括高锝超导材料、电光、非线性光学材料、快离子导体材料、稀土磁性和贮氢材料)的合成、相关系和晶体结构的前沿课题和应用基础课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有了材料学科的基础科研进展,才有了中国现代工业快速发展的前提。

“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晶体结构化学家梁敬魁用这句话,表达了他对于科学研究的态度。

坚持做基础科研的“低调”院士

梁敬魁院士不仅仅是科学家,更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在人才培养上有着突出的贡献,他先后多次荣获 “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奖”,并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授予“优秀教师”,和“杰出贡献教师”荣誉称号。


坚持做基础科研的“低调”院士梁敬魁院士

自1978年以来,梁敬魁先后招收(含合作培养)了四十多名博士生,18名硕士生和8名博士后,

他言传身教,精心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毕业的学生大多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和相关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其中有的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有的获得了“百人计划”、“杰出青年”资助,以及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作为基础科研的院士

梁敬魁并不像很多引领大项目

创造大型工程类院士那么出名和耀眼

但是他代表了无数在基础科研领域

默默耕耘的科学家们

正是他们从事的科研基础工作

才有中国

各项航天、卫星、电机等学科的发展

如果没有基础科研和新进材料

所有的一切重大科研成果都不可能实现

向已经去世的梁敬魁院士

致以最高的敬意

向默默无闻

为中国基础科研

而努力工作的科学家们致敬!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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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6 15:2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将追求与信仰融入科研——记2018年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邓龙江

薄如蝉翼,细如发丝……近日,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国家电磁辐射控制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邓龙江在中心一楼的试验线上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历经十年研制成功的磁性基板材料及相关技术。

1月8日,邓龙江作为第一完成人主持的“高磁导率磁性基板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斩获了201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他坚持科研工作30年来,第三次带领团队获得国家大奖。这次是他们在电子信息产业非常重要的电子基板行,在国家重点项目的支持下,掌握了磁性基板集成应用的设计方法,实现了基板材料环保低成本批生产工艺,突破了系统集成、生产工艺、关键指标、技术标准等多项关键技术瓶颈,打破了国外技术和市场垄断并完成了产业化。

十年磨一剑:项目的突破和创新是什么

“牢记使命,莫退初心”,走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三楼会议室,墙面高挂的匾额向我们展示着这个团队某种坚定沉着的精神气质。”十年磨一剑!邓龙江简要介绍了团队历经长达十年的潜心研究,致力于高磁导率磁性基板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目前项目所取得的重要创新和突破。

“我们提出了材料一个新的结构和配方,制备出来的材料技术指标与国外比较,有了明显提升。”邓龙江讲道,项目的一大关键就是发明了磁性基板材料体系及配方,促进材料朝着更轻,更薄、更高效的方向发展。

项目以环保生产理念为导向,在行业内率先实现了磁性基板安全环保水性流延及二次回归烧结制备工艺。“在工艺上把材料做薄,我们可以像生产半导体硅片一样去生产,但是这样价格很高,是没有市场竞争力的!通过大量的实验对比,我们发明了一种安全环保水性流延工艺,与国外技术相比,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邓龙江讲道。

“伏骥千里,格物致知”,邓教授的讲解,令我们为之振奋,正如我们在中心三楼长长的过道上看到的这八个字,或许正是遵循着这样低调深入的专研精神,团队才取得了今天如此优异的成绩。

破釜沉一舟:项目的市场和未来在哪里

“军民融合,引领行业技术发展”,工程研究中心一楼的成果展览室的介绍这样写道。原来这一获奖项目主要针对我国在高磁导率磁性基板领域缺乏系统集成能力、整体工艺水平落后、磁导率等关键技术指标较低的问题,军民技术融合,很好地解决了基板材料集成设计方法、基板材料体系与配方、基板材料制备工艺与装备等方面的难题。

“手机等电子消费产品未来发展方向将在功能更强的同时,更薄,更轻,更便宜。磁性基板就是在消费电子产品发展潮流中,应运而生的,促进了信号的高效传输和互联。”邓龙江讲道。“该项目联合了众多行业内知名的天线设计生产商及智能设备制造商,如魅族科技、安费诺、中天迅、飞荣达等,项目研发成功,非常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感谢团队紧密的协作,促进了更多电子产品和装备用上该项目的专利和技术。”

该成果的产业化打破了原来国际上两三家公司垄断我国磁性基板的局面,有效解决了电子产品及设备的电磁兼容,提升了系统的集成度和可靠性,具备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已完全取代国外同类产品进口,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迄今为止,项目相关成果已在魅族、华为、小米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包括涵盖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6大类上百种电子产品批量应用,产品销往美国、欧洲、日本、印度等数十个国家及地区。

“高磁导率磁性基板及应用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一类新型传感系统基础材料,将融入未来物联、车联及AI系统的广泛应用中。”邓龙江说,今后,团队将继续推进产品技术的优化升级,不断拓宽运用的领域和范围,门禁、银联支付、公交支付、无线充电等技术将不断引领行业技术发展,满足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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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7 13:5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他是我国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的创建人之一,著名的天文学家


杨嘉墀(1919.7.16-2006.6.11)江苏吴江人,空间自动控制学家。 航天技术和自动控制专家,仪器仪表与自动化专家,自动检测学的奠基者。中国自动化学科、中国自动化学会和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的创建人之一。

1941年(民国三十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198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杨嘉墀长期致力于中国自动化技术和航天技术的研究发展。参与制定中国空间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和参加包括第一颗卫星在内的多种卫星的总体及自动控制系统的研制,返回式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 30多年来,多次参与中国空间计划方案论证工作。主持人造卫星姿态控制系统的研究与发展。在三轴稳定的返回式卫星和科学探测卫星的发展中作出重大献。

1919年(是民国八年)7月16日生于江苏省吴江县。 他的祖父曾任震泽丝业公会会长,他的堂伯父建立了震泽丝业小学。崇文厚德的人文环境和殷实的家境,使童年的杨嘉墀较早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杨嘉墀随父母迁居上海,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中学。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9月,杨嘉墀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

1941年(民国三十年)6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杨嘉墀穿越日军封锁线抵达昆明,先后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助教和中央电工器材厂助理工程师。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初,杨嘉墀联系到芝加哥自动电话生产厂实习。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1月,到美国哈佛大学工程科学系与应用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

1949年,杨嘉墀以《傅立叶变换器及其应用》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被授予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50年至1955年期间,先后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员和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1955年,美国过程仪器公司与杨嘉墀签订了生产合同,每生产一台仪器,给杨嘉墀100美元发明金。

1956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副所长

1956年,中国留美学生终于争取到回国的正当权利,杨嘉墀携妻女回到了祖国。当时,由杨嘉墀发明的光谱仪仍在生产,他把这笔发明金委托给哈佛老同学、日后闻名全球的电脑大亨王安保管。

1957年,杨嘉墀参与中国自动化学会的筹建工作,并在同年9月与清华大学教授钟士模一起参加了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的成立大会。

1958年初,他参加了国内工业自动化和仪器仪表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开展自动化技术首先要抓仪器仪表(当时按苏联的叫法为自动化技术工具)和人才培养。

1958年,中国科学院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杨嘉墀曾为该校自动化系的建设、授课和学生的毕业设计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当年在中国科技大学讲授的专业课程"自动检测"已于1978年由张是勉和杨树智整理成书出版。

1958年10月,杨嘉墀参加了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赴苏联考察空间科学技术。12月回国后,他和其他团员根据当时中国国情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从研制探空火箭起步发展中国空间技术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使中国60年代初期的探空火箭发射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959年开始,杨嘉墀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组织力量开展了自动化检测的研究工作。

1957年,杨嘉墀参与中国自动化学会的筹建工作,并在同年9月与清华大学教授钟士模一起参加了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的成立大会。

1985年以来,杨嘉墀多次为中国自动化学会组织在中国举行IFAC学术会议,为中国广大中青年科技人员提供了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

1960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向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提出研制热应力加热加载测试系统的任务(即"151任务")。所里指定杨嘉墀负责总体设计,组建了一个总体室,和其它研究室协同工作。

1962年,杨嘉墀参加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十二年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工作,提出了以控制计算机为中心的工业化试点项目,参与制定了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工厂和上海发电厂等单位的自动化方案工作,推动了中国电子计算机在过程控制中的应用。

1963年初,国防科委向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下达研制核爆炸试验用测试仪器的任务(即"21号任务"),内容包括火球温度测量仪、冲击波压力测量仪和现场地面振动测量仪等,杨嘉墀负责技术抓总工作。他提出了采用反馈式光电倍增管线路的大量程温度计方案和采用变磁阻式压力传感器的方案。

1965年,杨嘉墀参与了《关于发展中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的起草和论证工作。这一年也开始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设计研制。

1966年,参与制订了中国人造卫星十年发展计划。

1968年后,任国防科委五院502所副所长、七机部五院副院长兼502所所长,航天部总工程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60年代参与制订中国工业自动化仪表、中国自动化科学技术等发展规划和中国人造卫星发展十年规划。

1972年4月,中国科学院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组织了一个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日本,正处于逆境中的杨嘉墀却被周总理点名当上团长。

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太空游子"由"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苏联掌握卫星收回技术。杨嘉墀主持研制的卫星姿态控制系统将决定这颗卫星能否成功返回。杨嘉墀语出惊人,经他测算,卫星运行三天后收回没有什么问题。一向决策有度的钱学森依据杨嘉墀的判断果断拍板:向中央报告,卫星按原计划三天后返回。

1979年在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八届空间控制讨论会上,杨嘉墀等人发表了题为《中国近地轨道卫星三轴稳定姿态控制系统》的论文,得到国际同行的好评。

1980年,他率代表团去美国,与美国仪表学会建立了合作关系,其后又与日本测量与控制学会及英国的测量与控制学会等一起在1983年、1985年、1987年、1991年和1992年相继在中国召开了多国仪器仪表学术会议暨展览会。

1983年,杨嘉墀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转任科技委副主任后,查阅并搜集了大量资料,完成了《我国应用卫星成就与效益分析》论文。论文对"七五"期间各种型号卫星所能获得的效益进行了估算(因为有许多效益是间接的),结论是:五年里,中国发射卫星8颗,总投资6亿元,而获得的直接经济效益为42亿元。

1983年,他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至1987年连任两届。在这段时间里,他每年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在航天技术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倾注了大量精力。

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一起提出了对中国高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建议,在邓小平的亲自批示和积极支持下,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1989年2月,杨嘉墀重访哈佛故居,在这里,他曾经和一个名叫王安的中国留学生住一起。

1995年,王大珩、杨嘉墀、卢嘉锡等20位院士联名上书国务院,针对当时中国仪器仪表工业发展滞后的严峻形势,提出了《关于振兴我国仪器仪表工业的建议》,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朱镕基副总理批示后,国家计委拨出专门经费一亿元予以支持。

2000年,王大珩、杨嘉墀等联名提出发展中国汽车电子信息产业,抢未来世界汽车计算平台制高点的建议。

2002年4月,王大珩、杨嘉墀和金国藩院士上书,《建议国家计委将'自动化仪表与控制系统'列专项支持发展》。

2003年10月22日,杨嘉墀会见中国航天员。

2005年1月,他又与屠善澄等五位院十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关于促进北斗导航系统应用的建议》,得到高度重视,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正在根据建议安排实施。

2006年6月11日,杨嘉墀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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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30 14:5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他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
黄昆(1919.9.2-2005.7.6),浙江嘉兴人,出生于北京。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8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7年加入九三学社。

黄昆主要从事固体物理理论、半导体物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稀固溶体的X-光漫散射理论和晶体光学振动的唯象方程,并预见了晶体光学声子和电磁场的耦合振动模式,被称为"黄散射"和"黄方程";提出并发展了由晶格弛豫引起多声子跃迁理论(包括光跃迁和无辐射跃迁),被称为"黄一佩卡尔理论";提出了有效解决半导体超晶格光学振动模型,并阐明其光学振动模式的要点,被称为"黄一朱模型"。与玻恩合著的《晶格动力学理论》成为该学科领域的第一部权威专著和标准参考文献。 曾先后荣获1995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和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9月2日,黄昆出生于北京,黄昆小学就读于北师大附小、上海光华小学,中学在燕大附中、北京通县潞河中学度过。他从小聪明好学,学习成绩优异,高中三年成绩始终是全班第一。

1937年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黄昆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在大学期间,黄昆对世界新兴的量子力学痴迷,完成了《海森堡和薛定锷量子力学理论的等价性》论文,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任助教。

1942年(中华民国三十一年),黄昆考取西南联合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导师为物理学家吴大猷。

1944年(华民国三十三年),黄昆完成了《日冕光谱线的激起》的论文,获北京大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昆明天文台任助理研究员。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8月,黄昆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做了莫特的博士研究生,两年中黄昆完成了三篇论文,其中一篇论文后来被称为"黄漫散射"。 同年10月,黄昆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师从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后来荣获诺贝尔奖的莫特(N.F.Mott)教授,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定为固体物理学。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5月,黄昆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物理系,与当代物理学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M玻恩(Born)合作,共同撰写《晶格动力学理论》专著。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物理系、利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从事研究工作。黄昆在利物浦大学期间,结识了英国女同事A里斯(Rhys),并建立了诚挚深厚的友谊。

1950年,黄昆与合作者首次提出多声子的辐射和无辐射跃迁的量子理论,即"黄-佩卡尔理论"。

1951年,黄昆回到北京大学任物理系教授,黄昆首次提出晶体中声子与电磁波的耦合振荡模式及有关的基本方程。

1952年4月,里斯来到中国,与黄昆结婚,后也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工作。在北京大学,黄昆先后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副主任,半导体教研室主任。他与其他教学人员一起,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普通物理教学体系。

1956年,黄昆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期间,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半导体物理专业,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黄昆还主持本科生教学体系的创建工作,并著有《固体物理学》教材。

1977年,黄昆调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黄昆亲自给研究人员讲课,组织全所学术交流。

1988年,发表了后来被国际物理学界称为"黄-朱模型"的理论,多本国外的研究生教材详细介绍了这个理论。

198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

2001年,黄昆与其北大校友王选一同获得了该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05年7月6日16时18分,黄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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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31 01:1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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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31 11:5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钱立志:为祖国铸造信息化战神利剑

就在前不久,已成为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导弹工程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的钱立志教授当选为陆军首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

他感慨道:“今年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作为一名奋战在科研战线上的中国军人,更须谨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捍卫和平,更需把创新思想和创新技术融入信息化弹药的研发中去,打造制胜信息化战场的战神利剑!”

今天的创新是为了打赢明天的战争。

结束4年的军校生活,钱立志以全优学员身份,留校当了一名教员。然而,每年毕业综合演练,看着划过天际的弹道,钱立志脑海里都会生出一个问号:传统上决定炮兵射击诸元需要3分钟,能否适应以快吃慢的现代战场?

一个问号引来一场技术变革。最终,钱立志担任技术总指挥的炮兵快反系统,将决定射击诸元时间缩短到40秒。

系统虽然大大缩短了火力反应时间,但前提是迅速准确获取目标信息。“必须对传统侦察手段进行信息化改造!”钱立志一脚踏上了探索全新侦察手段的征程。

时代的进步让机遇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1992年9月,上级赋予学院无人机运用工程本科教育培训任务,钱立志主动请缨。短短两年时间,钱立志和同事们创建形成了我国第一个较为完整的无人机本科专业教学体系和作战使用体系,成功完成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次用无人机进行的炮兵实弹校正射击,一举实现了我军炮兵从“人工侦察”向“信息侦察”的历史性转变。

无人机虽然先进,但造价高昂、操作复杂,突防能力在当时还不尽如人意。而炮弹造价低、体积小、射速快,世界上还没有办法有效拦截。如果能给弹头装上摄像头,不就可以进行空中侦察了吗?

2001年7月,钱立志牵头研发的我国第一枚特种侦察弹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军诞生了历史上第一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化弹药,“战争之神”首次有了“千里眼”。

随后,钱立志又把该系统运用于迫击炮、火箭炮等多类炮种上,形成了弹种型号的系列化。我军炮兵侦察实现了从“被动接收”到“自主获取”的革命性跨越。如今,特种侦察弹已成功运用于各军兵种的训练中,为未来战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战场图像信息获取源。

最快速度发现目标、最大力度毁伤目标、最大程度保护部队,基于这一实战构想,钱立志又创造性提出了“非精确瞄准式精确打击”作战理念,主持研发的“自寻的单兵火箭”“小型自寻的无人机载炸弹”“舰载炮自寻的炮弹”,不仅给炮弹装上了眼睛,还安上了大脑,炮弹能够自动从容地精确寻找和打击目标,误差也缩小到了10米。

“没有国家和军队的进步,就没有军事科研工作的进步。而军事科研的进步,又反哺着战斗力的提升。能赶上祖国和军队高速发展的好时机,我深感幸运。可以想见,随着科研创新的持续深入,‘战争之神’仍将是守卫祖国安定的重要力量。”钱立志说。 (张强 周燕虎 李荣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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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 13:5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风采录】刘站国:赤子航天情

今天,为大家带来“陕西最美科技工作者风采录”第十期《刘站国:赤子航天情》。
19开年礼,奖品快递送上门!

196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副所长、科技委主任

2016年6月25日20:00,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七号首飞成功,这也是高压补燃液氧煤油发动机在中型运载火箭的首次成功应用,该发动机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成为中国航天进入太空的新动力。

这一刻的成就,属于一位航天人和他的团队,在长达26年液氧煤油发动机的研制过程中,他们经过成千上万次试验,不断尝试、不断创新,他们“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们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忠实践行者。

“如醉如痴”最美时光尽展最美航天人

在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我们见到了一位步履匆匆、衣着简朴又目光坚定的航天人,他便是我国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研制领域奠基人、学术技术带头人刘站国。

陕西人最爱面食,当然,刘站国也不例外,他不仅爱吃面食更是一位扯面高手,听闻,所里不少人都喜欢吃他做的扯面。他便在这扯面的过程中,建立同事之情,更在扯面过程中增加浓浓的亲情。

要在一份事业上坚守梦想,光靠一个人是不可能实现的,还要靠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来维系着梦想的温度。研制初期要进行大量的试验选定方案,一试就是一个多月,紧张的时候几乎天天试到后半夜,家里大小事务全部压给了妻子一人。同样身为航天人的妻子李明泽,对刘站国的工作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理解。每当谈到这些,刘站国眼中流露出的都是深深愧疚······为了弥补亏欠,一有时间刘站国便会亲自下厨,做一碗香喷喷的扯面,端到妻子面前,这便是一个科学家、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可爱之美。

“脚踏实地”26年坚持不懈缔造发动机事业

1964年,出生在武功县的刘站国,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对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报考了国防科技大学应用力学系液体火箭发动机专业的那一刻,他便决定投身国家国防建设事业。

随后,刘站国又在航空航天部一院液体火箭发动机专业开始研究学习。几年间,专业知识的叠加让刘站国越发喜欢液体火箭发动机方面的工作。

由于思乡之情,毕业后的刘站国选择了离家近的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工作。1990年,也正是发动机研制的起步阶段,从概念性到设计、计算、试验验证,一干就是26年,刘站国说:“把工作当事业干,苦也不觉得累。”

在刘站国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个长三米,高两米的书柜。书柜里摆满了航天科研方面的书籍,这源于对事业的热爱和专注。

26年里,刘站国和他的团队攻克了一个个关键技术,跨过了一个个拦路虎。液氧煤油发动机起动过程曾是困扰研究人员的一大难题,也是刘站国最艰难、最焦头烂额的时期,整个研究团队被焦虑、压力笼罩着。

刘站国回忆说:“2到3个月才装成的一个发动机,起动几秒就烧毁了,有的时候烧的连一个零件渣子都找不到了。”

那时,刘站国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液体火箭发动机的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水平,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

试车失败、再研究、再试验,总结研制经验、再试车······几百次的试验,液氧煤油发动机在艰难的改进中不断突破。

“匠心独运”承载着八十多项自主创新技术

2015年,火箭首飞前,在解决发动机热环境适应性难题时,刘站国带着他的团队整整一年的时间,奔波于总体部和生产、试验场地,与相关单位的沟通、研讨已不计其数,最终该难题得以解决。“执着是一种孤独”这是刘站国对液氧煤油发动机首飞前那段时期的总结。

发动机突破的八十多项关键技术,都是刘站国和他的团队,一项项进行自主研究而成的,承载着每一个科研人员的“独特匠心”。

谈到走过研制的一关又一关,刘站国很平静。他说:“研制道路是漫长的,也是艰辛的,研制出新一代高性能的优质发动机是我们这一代航天人的责任,我们还将继续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年青人的培养同攻克技术难关一样重要。”作为硕士研究生导师,他在全力攻克技术难关的同时,还培养出多名硕士研究生,如今均已挑起产品研制的大梁。刘站国说:“干成一件事,靠的是一代一代的积累,工匠精神,用忠诚之心踏踏实实工作。”

刘站国不仅对年轻人“匠心独运”,对技术研制工作也是严谨执着。他的两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国防科学技术一等奖。

“百尺竿头”不断传承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奋发有为的新动力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刘站国和他的团队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在刘站国的团队里,他经常会对年轻人说:“我们既然选择了航天,就要把他当成终身事业去干”。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采访中,刘站国坚定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过这个岗位。无论是条件多苦、收入多低,都不受诱惑、不为所动;无论研制多么艰难都没有灰心过、不曾想过放弃。”

在刘站国的心里,“对国家忠诚,就是要脚踏实地的坚持下去”。在他眼里,最美的科技工作团队就是每一个科技工作者精诚合作,在最美的地方,创造出最美的事业。

就如刘站国说的那样,“看到自己的团队,创造出成绩时最舒心。哪怕跟他们待上一个小时也开心,这也是让我感觉最美妙的时刻。”

谈到工作,刘站国敢于决策,也勇于担当。2015年前后,发动机改进时出了事故,刘站国在民主生活会上说:“决策是我定的,责任我来担。”

在和刘站国的学生杨永强交谈时,他回忆说:“2011年,在液氧煤发动机试车点火时,出现了点小事故,当时刘老师顶住压力,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排除了故障。”

正是这种担当精神,形成了团队敢于创新、不断进取的氛围,造就了“敢打硬仗”、善于攻关的优秀团队。

26年漫漫攻关路上,经历艰辛磨砺,54岁的刘站国及他的团队,对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的赤子情怀从未改变,他们一直在践行伟大的航天精神——踏踏实实做事,对工作负责,对国家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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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4 11:3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40年向创新者致敬】中国化学电能源领军人 胡树清
“说起胡总啊,人品和能力绝对刚刚地!”这是记者采访胡树清同事和朋友屡次听到的回答。

大家都喜欢叫他“胡总”,那种亲切中满含敬佩的感觉,就如同胡树清眼角微微上翘的鱼尾纹一样喜悦、自然。



作为中国电科电能源专业首席专家,胡树清以其在化学电源领域的高深造诣、严谨负责的工作精神、谦逊仁和的修养品德,在同行和用户单位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是中国电科乃至中国化学电源方面的领军人物。

“年轻”的老专家

如果你和胡树清相向而过,你肯定不会认为他是六十岁的老同志。因为,他有着乌黑而浓密的头发,熠熠生辉的眼神,匀称健美的身材,总是充满活力地微笑着。身为中国电科18所副总工程师、中国电科电能源专业首席专家,胡树清的工龄已有36年了,而20多年前,他就已经成为了我国国防工业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这位“年轻”的老专家,自1982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中国电科18所工作,是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国防装备用电源及电源系统的研发。他致力于推动我国化学电源新技术的进步和武器装备电源技术水平的提高,主持参加了多项空间、水中兵器、导弹武器电源工程项目的研发,独创性设计开发了多项全新技术,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促进了我国航天器、水中兵器和弹用电源技术的发展,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全国电子十大科技成果奖等科技奖12次。

只为那些期待的眼神

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从千军万马中闯出来的胡树清不但理论功底深厚,还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担当精神。那一年,山东大学化学系高材生胡树清被分配到18所第六研究室担任技术干部,正式和化学电源“结缘”。作为青年科技工作者,他明白自己肩负的重任,要为我国国防和航天事业提供高质量高可靠性的电源和电源系统,不能辜负组织的重托,不能对不起自己的岗位。他向老前辈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不断挑战自我,迅速成长为部门业务骨干。数项国家重点军工和重大工程型号配套电源的研制任务功劳薄上,都浓墨重彩地写上了“胡树清”三个字。实至而名归,桂冠和鲜花、掌声向胡树清涌来。

1997年,刚过不惑之年的胡树清被任命为18所第六研究室主任。当时,由于内外各种因素,六室连年亏损,在研究所里属于综合考评倒数第一,经济效益落后、职工人心涣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真正的强者是不惧怕难题的。胡树清根据当时科研、开发、生产、经营、市场的现状,坚持技术经济效益第一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工作方针,采取了调整分流人员、清仓降价销售、狠抓纵向任务落实等措施,全身心地投入到改变六室亏损局面工作中。当年底就取得明显成效,同比减少亏损近160万元。第二年,在国家机构改革、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大环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他带领研发团队通过艰辛努力,落实攻关任务一项、新品五项、军标线扩展四项,争取纵向经费460万元,有力地支撑了六室H2-Ni等电池技术基础研究的进行,促进了六室的技术进步。

作为研究室主持全面工作的一把手,胡树清深刻地认识到人才是研究室兴旺发展的关键。他凭着对事业执着的追求和研究室工作现状的清醒认识,制定并实施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使用方案。他要求掌握高、精、尖技术的老专家、老教授、老高工起到传、帮、带的作用,给他们增加培养年轻人的任务。同时要求和鼓励年轻人向老同志多学习、多请教,学习老同志们辛勤耕耘、无私奉献、执著追求的敬业精神,学习他们技术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全室年轻职工对本职工作的了解和认识,增长了责任感和使命感,促进了老、中、青职工的协作关系,加快了年轻人的成长速度。

他合理安排刚进所大学生的实习计划,使他们快速了解六室各课题组科研生产相关环节的内容,尽早由学习状态进入工作状态。新入职大学生分配到课题组后,室里指定专人对他们进行培养指导,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促进他们适应研究室工作。他在重要技术岗位上大胆起用青年技术骨干,给年轻人更多的发展机会。在用人方面,他打破资历等框框,把寻找和利用每一个职工的优点当作室主任工作重要内容和职责之一。他结合分配激励制度改革,在加强对各类人员培养和管理的同时,辅之以效益工资给予激励。经过几年的努力,六室培养出一大批青年技术骨干,为六室技术进步打下了坚厚的人才基础。

受命于危难之时的胡树清不怕苦不怕累,身先士卒攻科技难关,以身作则树榜样立规矩,同时运用现代管理思维带队伍,把全室干部职工的心气和力量聚拢,很快六室的整体面貌为之一新。他担任研究室主任五年,将接任时综合考评倒数第一的研究室,一年一个台阶地提升到综合考评第一,职工人均收入也从全所最低跃升为全所第一。他说,所领导信任我,职工群众对我有期待,我不能辜负那些饱含深情的眼神。

驰骋在化学电源的世界中

由于被历史风云耽搁了宝贵的青春年华,又因为躬逢政策的第一缕春风才抓住了成才的契机,胡树清格外地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自己为之奋斗的电能源事业。胡树清知道,保持我国国防和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电能源事业一日不可或缺,而且要日益精进。

那是在“十五”期间,我国重大航天工程东方红4号卫星项目启动,这是要求达到国际20世纪90年代末期水平的航天器,也是紧跟国际前沿水平。

由于技术跨度极大,储能电源——氢镍电池的技术储备存在极大的差距,被总体列为为数不多的进口部件之一。虽然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总体给18所下达了研制任务,但同时也下达了联络进口的任务。这是一项事关国内卫星储能电源生存和发展的任务,只有完成好“东四”用氢镍电池任务的研制,彻底打消总体的进口念头,我国自己的大功率、长寿命航天器储能电源才能跟上我国航天器发展的步伐。否则,一旦进口,我国航天器用储能电源技术必将与国外先进水平形成更大的差距,自主创新发展的难度将会更大,这是每一位深爱着祖国的科研人员都不愿看到的局面。

针对这个国内有航天器历史以来技术指标最高、技术难度最大、进度要求最紧的储能电源研制项目,时任研究室主任的胡树清决定自己担任主管设计师,绝不辜负祖国的期待!

从接受项目任务开始,他和他的课题组几乎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他的办公室,你很少看到晚上10点半之前熄灯。在组织上,他以“东四”任务为纽带,调动了全室全体职工参与研制,将全室的职工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技术上,广泛吸收国外领域内的最新技术,集全室职工的智慧,解决了电解液回流、负极催化剂寿命等一系列的关键技术。终于,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努力,产品一次交付检验100%合格,完全满足了工程要求,得到了东方红4卫星工程总师和我国航天界专家的高度赞赏。产品用于东方红4号卫星,性能稳定、质量可靠。该项目的研制完成,也为我国21世纪前十几年的大功率、长寿命航天器储能电源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由该产品技术基础研制的延伸产品,一直支撑着我国“十五”末至“十二五”初航天器对储能电源的绝大部分需求,直至更新一代卫星储能电源的诞生,累计创收5亿元以上。

2003年胡树清任18所副总工程师,肩头的担子更重了。主持18所武器装备用化学电源的研制和开发工作,为18所的航天器储能电源、水中兵器、弹用电源、航空、通讯等特种配套电源进行技术指导和把关。

十几年来,他每年主持所内各种技术评审、技术协调会议上百次,指导、审查各种技术方案,论证报告、技术总结、技术质量问题归零总结等技术报告等数百份,同时,作为中国电科的电能源领域专业首席专家,还要为中国电科电能源领域谋求开拓、创新、发展把脉,工作的繁重不言而喻。

但是,胡树清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把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有声有色。近年来,指导参与了18所在总装的十余项重大项目竞标,连续六年取得了专家评审评分的第一名的突出成绩,争取科研经费近亿元;担任主任设计师的“卫星用锂离子电池瓶颈技术攻关”和“超大容量、高比功率弹用热电池瓶颈技术攻关”项目,按时保质地完成了任务,为18所卫星用锂离子电池和弹用配套热电池技术保持国内领先水平做出重要贡献。

在水中兵器配套电源方面,由他亲自主持研制完成的特六运载体电池组件,在国防急需的紧要背景下,型号科研阶段与应急批产交叉进行,研制时间紧、任务重,但他硬是咬紧牙关把任务扛了下来,历经试验以及近5年产品列装交收检验和使用表明:该品性能稳定、安全可靠、使用便利,完全达到了预期的设计与使用要求。项目产品迄今已创收1.6亿,且后续还将有订货需求。该项目首次将大容量的锂离子电池组(100Ah、200V)用作装备的动力电源,研制过程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获得了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科技进步特等奖。

君子不器、传道解惑的信念总在胸中涌动,他总是对我国电化学事业蓬勃发展满怀期望。在完成武器装备用高水平配套电源研发、指导年轻科技人员工作的同时,他在理论建树上也孜孜不倦。投身电能源事业以来,发表论文近20余篇,重要的技术报告10余份,为推动我国化学电源高新技术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电源技术水平和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怀有一颗感恩的心

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让胡树清看得潸然泪下,不禁回忆起青春热血和人生梦想被束缚的往昔岁月。他热爱与时俱进的党,衷心感谢伟大的邓小平,使一无所有的自己从江淮大地间走出来,迈向令人神往的科研高峰,从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报国志。

作为一名身负重担的科研技术人员,虽然工作是那样繁忙,但他仍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位共产党员,平时很重视思想政治学习,自觉用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指导自己的工作。胡树清说自己是深沐党恩的,与党中央同频共振、时刻关注着来自党中央的声音才能让自己心有所安。他有很强的组织观念,按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无论是当党支部书记还是做普通党员,他都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在工作岗位上始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勇于创新,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工作和生活中,胡树清是一名谦谦君子,温文尔雅。他说,我们这些人吃过苦,所以特别珍惜甜;我们见证过国家遭受的浩劫,所以怕她再出问题。国家,民族,富强,理想,人生,使命……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工作越久,胡树清越是觉得这些词语很鲜活,一点也不“高大上”,它们是真切的、有着温度,是自己工作之外甚至是工作之中寻找的那种东西。

他高度的理论素养、精湛的专业水平和谦和朴诚的人格魅力,得到了同志们的广泛称赞。当研究室主任时,他的治下诞生了全国三八红旗手;出现了最年轻的国务院津贴获得者,而他自己十年后才获得这一荣誉。他克勤克俭带领研究室扭亏为盈,不为私利,却给刚从学校毕业四年的助理工程师发放年度专项特别重奖,鼓励技术革新和质量管理。

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说起胡总啊,人品和能力绝对刚刚地”。胡树清自己却说:“政治学习使我眼界扩宽、心情开朗,工作繁忙令我感到充实、享受惬意,所以我应该感恩,无愧于党的培养和自己从事的事业,并使与自己共事的人收获到成果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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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塑性加工领域大师阮雪榆去世,享年86岁

【编辑/张喜斌 统筹/刘姝蓉】2月3日14时52分,中国工程院院士阮雪榆在上海病逝,享年86岁。据悉,阮雪榆院士是我国冷挤压技术的开拓者、著名的塑性成形与数字化制造专家、塑性加工领域的一代大师。阮雪榆院士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9年2月11日上午10时在上海市龙华殡仪馆龙华厅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阮雪榆逝世

据媒体报道,我国冷挤压技术的开拓者、著名的塑性成形与数字化制造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九三学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上海交通大学阮雪榆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2月3日14时52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6岁。

公开资料显示:阮雪榆院士祖籍广东省中山市,1933年1月生于上海,195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并留校任教。1954年至1956年在清华大学机械系进修。1958年在交通大学(西安)任教,1959年起在交通大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任教。

1978年,阮雪榆被评为全国科技先进个人;1980年由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1983年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支持下,组建上海模具技术研究所并任所长,同年加入九三学社。

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获批组建模具CAD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997年当选为九三学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

曾担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锻压分会理事长、中国模具工业协会副理事长、模具CAD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数字化制造动员中心主任、国家模具动员中心主任、数字化造船国家工程实验室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名誉院长、原塑性成形工程系主任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塑性成形技术与装备研究院院长等职务。

并历任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日本熊本大学荣誉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冷锻技术教席负责人和国际冷锻学会(ICFG)会员等。

遗体告别仪式11日在上海举行

据了解,阮雪榆院士在国际上首创冷挤压许用变形程度理论,在国内首先研制成功黑色金属冷挤压技术,著有《冷挤压技术》等4部专著,先后9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对指导和推动我国精密锻造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在国内率先将CAD/CAM、数值模拟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引入到塑性加工与模具技术领域,先后完成科研成果400余项,成果转移和技术服务覆盖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多个国家与地区。

据悉,作为塑性加工领域的一代大师,阮雪榆院士共指导博士生40多名,博士后8名,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为推进我国塑性成形与数字化制造技术的进步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

阮雪榆院士曾说,做人、做学问、做事情要严谨而求真,人生的追求不能是“功成名就”。

阮雪榆院士治丧工作小组发布的讣告显示:阮雪榆院士兢兢业业,知难而进,勇于开拓,砥节奉公。阮雪榆院士的逝世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科技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他的学术品德和崇高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我们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阮雪榆院士!

据悉,阮雪榆院士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9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七)上午10时在上海市龙华殡仪馆龙华厅举行。

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公开资料显示:1994年6月3日,中国工程院产生首批院士。值得注意的是,阮雪榆院士也是其中之一。

据悉,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于1994年6月3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工程院是全国工程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中国工程院实行院士制度,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据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有96人,分别是:

丁德文、丁衡高、马福邦、王癣王涛(女)、王越、王大珩、王永志、王光远、王明庥、王淀佐、王德民、韦钰(女)、文伏波、石元春、卢良刷师昌绪、朱光亚、朱高峰、刘天泉、刘永坦、刘先林、刘更另、刘鸿亮、关桥、阮雪榆、严东生、苏君红、李大东、李同保、李国豪、李恒德、李鸿志、李德仁、杨奇逊、吴中伟、吴有生、何继善、何德全、邹竞(女)、闵桂荣、闵恩泽、汪成为、汪酉生、沈志云、宋舰张维、张光斗、张直中、张宗祜、张锦秋(女)、陆元九、陈力为、陈俊亮、范维唐、林华、罗沛霖、季国标、金国藩、金怡濂、周镜、周廉、周干峙、周仲义、郑哲敏、赵仁恺、胡启恒(女)、胡海涛、段镇基、侯祥麟、姚福生、顾诵芬、钱易(女)、钱七虎、钱学森、钱皋韵、倪光南、徐更光、徐承恩、殷瑞钰、郭孔辉、黄旭华、黄培云、戚元靖、常印佛、章基嘉、梁应辰、屠善澄、彭士禄、蒋新松、傅熹年、谢友柏、谢礼立、路甬祥、管德、潘家铮。【资料来源:上海交通大学、人民网、光明网、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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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17:4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林宗虎——以我壮志兴中国

林宗虎院士,1933年5月13日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蒸汽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上海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高等院校双聘院士。

1951年林宗虎考入交通大学蒸汽动力机械制造专业。1955年大学毕业后继续在交通大学攻读研究生。1957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0年在美国迈阿密大学做访问教授。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林宗虎在热能工程、气液两相流与传热以及多相流测量领域取得多方面开创性成果。他长期在锅炉等工程的重要科技领域气液两相流和传热等方面从事系统性研究,已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其它省部级科技奖12项(其中,由他单独获得的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就有3项)和中国专利7项。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12项 。



我站在办公室的东侧窗前,从11楼往下望去,一路之隔就是西安交通大学。春夏时节,我常常漫步校园,或散步或运动,特别是在早春樱花怒放的季节里,午餐之后我都会步入交大,留恋徜徉于怒放的樱花丛中。那时我就常想,在这赏花的人流中一定有许多为共和国科研事业呕心沥血做出巨大贡献的专家学者。他们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靠得是什么让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沉醉于枯燥单纯的科研工作。但是,我错了,那天当我坐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宗虎先生的面前时,他笑着告诉我,做科学研究工作重在有兴趣,有了兴趣就有了乐趣,有了乐趣就有了激情。在别人的眼里我们的工作很枯燥很乏味,但我们自己却乐在其中。我们就像一个侦探,在错综复杂的各种数据中寻找答案,那个过程虽然是艰辛的,但也是快乐的。



在采访林宗虎先生前,我收集了大量有关他的资料,先生1933年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1951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蒸汽动力机械制造专业。1955年大学毕业后继续在交通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莫斯科动力学院威加耶夫和陈学俊教授。1957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同年为了响应中央号召同教研室西迁西安。1980年前往美国迈阿密大学做访问教授。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热能工程、气液两相流与传热以及多相流测量 。



林宗虎院士在热能工程、气液两相流与传热以及多相流测量领域取得多方面开创性成果。已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其它省部级科技奖12项,其中由他单独获得的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就有3项。中国专利7项。

在气液两相流研究方面,林宗虎撰写并发表了《用标准圆孔板测量汽液两相流动的干度及流量》论文,从而建立了国际上第一个能通用于各种压力、组分、多种两相流体的计算式,在国际上称之林氏公式。

在林氏公式基础上,又率先解决了用一个元件同时测定两相流量和组分两个参数的国际难题并得到专利和应用,经济效益显著。

在沸腾传热研究方面,林宗虎创立了国际上第一个脉动流动时的沸腾传热计算式,可用于光管和多种强化传热管,开拓了传热研究新方向。对过冷沸腾传热、稳定流动沸腾传热均有研究成果。

西安交通大学这样评价林宗虎先生,说他在热能、核电、石化等工程的重要理论以及气液两相流与传热学科领域取得多方面开创性成果,为交大热工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资料中,关于林院士的研究领域叙述专业性很强,有些专业术语我看了半天还是不知所以然,什么“U型管内两相流体压力降型脉动机理”,什么“用标准圆孔板测量汽液两相流动的干度”……越看越觉得遥不可及,深不可测,与我的生活隔着千山万水。



然而,在林院士宽敞的客厅里,沐浴着从明亮的窗户穿过的冬日下午的阳光,当我把我的困惑告诉林院士时,林先生笑着告诉我,其实,就是怎么最好的设计制造使用锅炉,把锅炉的使用效率最大化。

林院士的一句话,一下子就把我对他研究领域的陌生感打消了。锅炉不是处处都有吗?林院士看出了我的心思,解释道:不过,你认为的锅炉只是简单的锅炉,我们研究的锅炉领域更宽广,主要是能源的利用上。他继续说道,能源是国家的命脉,在我国的能源储备中煤占很大一块,相对气、油的储备量来说煤是比较丰富的,占到百分之七十。煤的使用目前最容易的就是燃烧,通过锅炉的燃烧转化成热能或电能,造福于民众。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最大化的发挥煤的利用率。如果锅炉设计科学的话,一方面可以通过减少煤量达到热能效果从而减少成本,提高国家和企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就是在提高锅炉使用效率的同时减少污染。我们知道,煤在燃烧的时候产生烟尘和多种有害气体,这些污染物进入空气就会污染环境。雾霾和锅炉就有很大的关系,雾霾又是影响人们肺部健康的罪魁祸首。所以,锅炉的研究对我们来说是极关重要的。既要做好锅炉使用的高效化,煤燃烧后的清洁化,从而保障人民的健康,就是我这一生要努力研究解决的问题。

“我一直有一个观念,那就是科研的针对性,实用性,实效性,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实实在在地落在国家的发展中。兴国方式有很多种,有实业兴国,教育兴国,而我选择了科技兴国。用高科技推进国家的发展,怎么能设计出烧煤就像烧气体一样干净的锅炉就是我终生的奋斗目标。”林院士如是说道。

林院士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几十年来了,他将自己的科研方向始终定在世界的最前沿,国家的最需要上。他告诉我,他们必须站在世界的高度去研究,只有掌握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数据,了解自己的差距,这样才能在实践中有的放矢地去研究,服务于实践,解决国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要求自己撰写的论文都要有实效性,而不是满足于论文的发表。

林院士主编的三百多万字的《实用锅炉手册》第三版,即将在2019年由化工出版社出版。这部手册大约每10年就要修订一版,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也在不断地提高环保标准,他们也就要相应不断地研究解决。

林院士说,当他们的科研成果能为祖国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做出一些贡献时,那种欣慰和快乐真的是用语言都难以表达的。

我的困惑接二连三,先生平时工作那么忙,却已创作出版了23本书,两百多篇论文,一千多万字,他靠的是什么支撑着他在这条道路上奋斗不已。

林院士听了我的问话之后,沉默了好一会儿,神色严峻地说道,我经历过民贫国困的时代,所以,我知道中华复兴意味着什么,我知道科技兴国意味着什么。

林院士出生于1933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他童年的记忆里是战乱是逃难是饥饿,他亲历过飞机轰炸,亲历过战火销烟。他感受过亡国奴的悲惨,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文化大革命……恍惚间就如昨天。林院士深有感触地告诉我,你没有经历过那些年代,你就不知道如今这个时代是多么好的时代,是多么幸福的时代,一定要珍惜。

少年时,他们家才在上海落稳了脚跟,中学毕业报考大学时,林院士选择了离他家最近的上海交通大学。选择了蒸汽动力机械制造专业,鬼使神差般的,从此他的一生就献给了锅炉事业。他眼看着中国的锅炉从无到有,从小做大,直到今天制造出世界顶尖的锅炉。

“文革”时期,林院士不能投入科研工作又不能讲课,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习。不让读书,他就读英文版的《毛选》,始终没有放松对外文的学习。改革开放初,学校要选一批教师去美国深造。从没有放弃学习的他参加了选拔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前往美国迈阿密大学做了访问教授,使他在刚刚打开国门时就接触到了世界顶尖的科学技术,站在了这个领域的最前沿。那个时候,先生已经47岁了。先生说,严格地讲他开始工作的时间是从45岁开始的,所以,他不敢浪费时光。

整个交谈的过程,林院士一次次地感慨时间的宝贵,他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要珍惜时间。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做出命运的选择,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做好自己,不放弃努力不放弃信念。他告诉我,文革期间,他既不能搞科研,又不能教书,但他知道时间不可以浪费。在阅读英文《毛选》的同时,他还学习裁缝和理发。他说不论做什么,既然做了就要做精、做细、做得最好。学习裁缝亦是如此,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会裁剪制作各种款式的衣服,他说最好做的是衬衣,最难做的是派克大衣。当时,他做的大衣外罩和兔毛里子可以分开洗,比后来的大衣还要时尚许多。

在林院士这里,我充分体会到了时间的重要性。先生每天的生活工作非常的有规律,同时,他对自己要求即严谨又严格,天天如此。先生说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每天工作的完成。八十多岁时,按照组织的要求,他们这些院士要写一部自传,先生的自传完全是靠他自己完成的。已过八旬的林院士,为了保证完成出版社规定的交稿时间,每天要书写三千字,风雨无阻,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写完了四十多万字的《林宗虎自传》。

林院士让我对“时商”这个概念也有了更深的认知,我们常说智商和情商。先生告诉我,时商更重要,上天给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一天24小时,怎么能很好的利用时间这和一个人的成功有很大的关系。

林院士对一些年轻人沉迷于游戏很痛心,他说,年轻人自认为有时间可以挥霍,但是,光阴匆匆,宝贵的青春很快就过去了。打游戏有什么意思,你就是在游戏中消灭了好几个师,又有什么意义呢?对社会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呢?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定要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2018年,林院士已经85岁了,依然神采奕奕。林院士曾经担任过许多重要的职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组成员,国家科技奖励机械评委会评委,流体机械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锅炉煤清洁燃烧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评审局专家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锅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多相流专业委员会主任,陕西省工程热物理学会副理事长,陕西省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上海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高等院校兼职院士,负责院士工作站工作,依然战斗在科研一线。他说,只要国家需要,他会一直工作下去,身体力行的继续着他年轻时的梦想,科技救国。

采访结束时,我请先生给读者朋友们写一句话,林院士略一思索,在我的采访笔记本上认真地写下了:业精于勤,荒于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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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9 14:5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马丁院士:手术的成功才是医生最大的收获

长江商报讯(记者 李璟 通讯员童萱)11月27日,中国工程院公布2017年院士增选名单,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马丁教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这是继2015年同济医院实现湖北省7年医科院士零突破后的再次突破。由此,同济医院人才沃土上诞生了目前湖北省仅有的两位医科院士。

“问题发源于临床中病人的困苦,医学家不能仅凭热情和激情治病救人,中国医学家一定要坚持独立且深入的思考,去推动世界医学的发展。”这是马丁教授这位医学科学家最质朴的心愿和理想。他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计划”首席科学家,是恶性肿瘤侵袭和转移机理及分子阻遏领域研究专家,而他却甘心当一个“手术匠”。

“一上手术台就是昏天黑地一整天,手机不接,饭也顾不上吃。”马丁教授私下里,最爱“手术匠”的封号。“手下的年轻医生需要我一个一个地带出来,偷不得懒。”科里统计显示,最多的时候,马丁教授一周做过27台手术。熟悉他的人知道,要找马丁教授,只能在快下班时间,去他办公室蹲守。

提出精准筛查宫颈癌易感人群概念

马丁出生于云南昆明的医学世家,父亲是原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名医,儿时父亲的言传身教激发了他们兄弟姐妹探索生命奥秘,6个孩子中3个都选择了学医。高考刚恢复那年,马丁以优异成绩如愿考入同济医科大学。

为了开拓视野、1990年马丁博士毕业后,选择了去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西南医学中心从事肿瘤转移领域的博士后研究,研究主要方向仍然是宫颈癌、卵巢癌等肿瘤转移机制。他的研究工作成绩斐然,在国际知名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并于1995年获聘西南医学中心副教授,成为当时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全球数据显示,其死亡率逐渐上升为妇科肿瘤首位。在这种大背景下,马丁提出精准筛查宫颈癌易感人群的概念。

2013年8月,国际级专业期刊《自然遗传学》发表了马丁教授团队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宫颈疾病系统研究的重大阶段性成果,并在2015年发表了第二篇。

目前,马丁教授和其团队在全国多个宫颈癌高发区建立研究基地,通过多中心、大样本验证和长期随访,促进宫颈癌早期预警、早期精准筛查和早期无创治疗的方案完善,这些工作对中国宫颈癌的风险预测和预防、筛查易感高危人群,个体化治疗、新药研发具有重要意义。

大胆创新“一切为患者着想”

患者祝玲玲(化名)怀孕不久发现患上了“宫颈鳞状细胞癌IBI期”,四处求医问药,得到的答案都是要做子宫全切除手术。玲玲十分绝望,慕名找到马丁教授,马教授细心询问病情,详细查阅她的病历,确定要立即手术。但手术风险很大,传统的方法是子宫全切除,把子宫和胎儿一起拿掉,即使不做子宫全切除,稍有不慎,手术也可能伤及胎儿。面对病人如花的年纪和做母亲的渴望,马丁教授一边安慰病人,一边翻阅大量资料,组织手术组讨论病人的病情,制订切实可行的手术方案。

在马丁教授的坚持下,手术组征得病人同意后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孕期为病人进行新辅助化疗, 适时实行宫颈切除术,保证母女生命安全, 产后再根据严格的病理检查决定是否需要辅助治疗或进一步手术,这样不仅尽最大可能保留病人的子宫和有效保护卵巢内分泌功能,而且能够根治癌症病灶,使病人有效康复。

2008年5月2日,手术七个月后,祝玲玲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儿。以后玲玲常来门诊看望马教授,宝宝发育良好,她自己的宫颈癌也无异常。看着洋溢着幸福笑容的一家,马丁教授此前高度崩紧的神经才彻底放松下来,“手术的成功才是医生最大的收获”。

这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也是对现有的教条和权威的挑战,创新所奉行的原则触摸到医学的根本“一切为患者着想”,在这个原则指导下,科学制订手术和治疗方案,使治疗效果达到了医患双方的最好预期。

因此马丁的课题组提出宫颈癌新型防治策略,通过该治疗方案,患者不仅避免了不必要的放射损伤,近期和远期疗效均有明显提高,特别是对有生育要求的年轻患者,若没有淋巴结转移,可以避免子宫卵巢切除,保留做母亲的权益。该治疗方案从2002年开始全国推广,在全国已有超过1万例宫颈癌患者接受先期化疗,其中1416例患者保留了卵巢,5年生存率观察评估显示,保留卵巢是安全的。

“最多的病例在哪,最好的医生就会在哪”

目前,宫颈癌、卵巢癌等妇科肿瘤国际诊断治疗指南仍然将放疗作为金标准,并不适合中国现状。宫颈癌真正的高发在亚洲,通过多个大样本人群分析,马丁教授团队发现当前我国宫颈癌发病特征与21世纪初的研究结果比较已发生变化:我国宫颈癌发病年龄呈现年轻化趋势,农村与城市之间宫颈癌发病年龄及疾病转归的差异小;随着适龄妇女对宫颈相关疾病知识认知率上升,91.2%的患者临床诊断为早期宫颈癌,适合接受以手术为主的治疗方式。中国专家提出的这种“新辅助治疗”完全改写了传统,获得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已列入国内外宫颈癌诊治指南和共识,包括中国妇科恶性肿瘤诊治指南、美洲国家癌症指南和欧洲三大肿瘤学会共同编写的妇科肿瘤诊断治疗共识。

从事肿瘤研究30年,马丁思考得最多的还是如何提高病人生活质量。“最多的病例在哪,最好的医生就会在哪。”马丁教授认为,世界医学研究的中心必将移师中国。

从临床到科研,从科研再回到临床,马丁连续两届获得国家“973”首席科学家研究项目。以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在《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和《临床研究杂志》(J Clinical Investigation)为代表的SCI 收录期刊发表论文216 篇,总影响因子977.6 分,被《自然》(Nature)等国际期刊他引3059 次;以第一完成人的身份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14 项;2015 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奖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生命英雄--科技之星”荣誉称号。如今,他作为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正率领着中国妇科医学领域的同仁们,去解决中国乃至世界妇科肿瘤防治的难题。

◎个人获奖

2004年 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2010年“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2010年“吴阶平-保罗·杨森奖”

2015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奖

2015年国家卫计委、健康报评选“生命英雄--科技之星”荣誉称号

2016年武汉市卫计委、武汉晚报评选“我心目中的好医生”荣誉称号

2017年05月,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科技获奖

2002年 肿瘤转移分子机制及其靶向逆转研究,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007年妇科肿瘤耐药机制研究及靶向逆转,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

2009年宫颈癌发病分子机制及靶向防治策略研究,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

2010年宫颈癌发病生物学特征及早期防治措施的建立与应用,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1年卵巢癌进展机制及其阻遏策略的研究与应用,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第二完成人)

2012年肿瘤转移的分子靶向治疗应用,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5年肿瘤转移分子靶向治疗推广应用,湖北省成果推广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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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0 13:1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北师大原校长、系统科学学科奠基人方福康逝世
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系统科学学科奠基人,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系教授方福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2月4日在京逝世,享年83岁。2月8日上午,方福康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方福康,原籍浙江定海,1935年2月28日出生于上海,195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系,1980年获得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博士学位,师从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利高津教授。他早期从事原子核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由于对离子注入领域Brice能量淀积理论的贡献,他与其他同事共同获得1978年中国科学大会奖和1979年北京市科技奖。1980年代初,他将耗散结构理论引入到国内,并在非平衡相变等基本理论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1985年后,他积极推进系统科学学科建设,在北京师范大学创办了系统理论本科专业,设立了系统科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奠定了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并为中国系统科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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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1 16:0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航天材料奠基人姚桐斌 他的功勋至今影响中国

姚桐斌出生于无锡锡山区东港镇黄土塘村的姚桐斌曾历任六所所长、七〇三所所长,是我国航天材料和工艺的奠基人,被誉为“两弹一星”功臣。

1960年,姚桐斌任航天材料研究所所长(对外称703所)。他积极组织所内科研人员学习航天技术和运载火箭知识,研究国外动态,制订了我国航天材料近期、中期和长期的研制规划。

姚桐斌发表了“火箭工艺的研究方向及理论问题”的论文,阐述了航天技术、航天结构设计、航天材料在结构上的应用及改进等,都离不开工艺的研究和更新的观点。

1962年,航天材料研究所更名为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姚桐斌任所长。在他的领导下,703所建立了材料研究、工艺研究、测试方法研究、无损检测研究、非标准设备研制等初步体制。姚桐斌要求有计划地安排预先研究。1961年,他将蜂窝结构研究列为重要预研课题。目前,我国各种型号的火箭整流罩都采用了蜂窝结构工艺。姚桐斌他们预研成功了一种“发汗材料”,它既能将火箭发动机的温度从几千度降到100度左右,同时也能大大增加火箭的射程。

从1960年到1964年,在姚桐斌的带领下,703所共开展研究课题500余项,许多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性研究都是在姚桐斌的精心指导和努力坚持下才得以开展或完成的。

姚桐斌他们研制的成果,在新型运载火箭和卫星型号研制中获得了应用,许多成果填补了空白,不少成果还转为民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姚桐斌积极促成国内材料科研生产的大协作,并在全国一系列材料会议上交了底。当我国第一枚火箭上天的时候,它的结构材料和功能材料都已全部由国内生产。

为使年轻的科技人员迅速适应工作,姚桐斌专门写了《研究工作方法》一文,供大家学习。(就是到现在,703所还是要求新来的科技人员必须要学习老所长的这篇文章)

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为姚桐斌生前在运载火箭的发展与研制中作出的重大贡献颁发了特等奖,对高温热物理性能测试基地的建立与发展颁发了二等奖。

1999年9月18日,姚桐斌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0年9月15日,姚桐斌铜像落成典礼在703所隆重举行,钱学森为此题词:“鞠躬尽瘁为航天,德昭日月感后人。”姚桐斌——他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怀念和尊敬,他永远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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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2 13:1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张洪岩: 守护“嫦娥四号”奔赴月球

“一个人如能让自己经常维持像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用乐观的心情做事,用善良的心肠待人,光明坦白,她的人生一定比别人快乐得多。”这是张洪岩的座右铭。

第十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特别奖”获得者,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妇女十二大代表,长期从事军用同步电机与步进电机产品研究开发工作,先后承担60余项国家航天步进电机项目,所参与研制产品在天宫飞行器、神舟飞船、月球探测、二代导航卫星、气象卫星等军民用航天器和卫星上成功应用。

她,就是张洪岩。

今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实现首次月背软着陆。看着自己参与的产品,守护着“嫦娥四号”顺利探月,那是一种什么感觉?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对张洪岩进行了采访。

守护“嫦娥四号”奔赴月球

2019年1月3日,中国航天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对张洪岩来说,这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当日10时26分, 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预选着陆区,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

此次任务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首次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

而张洪岩所在团队研制的探月三期用配套电机产品,又守护着“嫦娥四号”奔赴月球,完成使命。

不久的将来,还将守护着“嫦娥五号”奔赴月球,完成新的使命。

“激动和自豪!”这是张洪岩最大感受。

张洪岩并不善多言。当记者提起张洪岩的成就,她谦虚地说,影响她最深的是老一代科研人员的工作态度与责任心,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与国家共荣辱的信念感。自己所在的军工科研院所,工作在科研一线巾帼代表还有许多,她们不断地在同事、妻子、母亲、女儿的角色间切换,在不同的岗位上切换。

谈起以往的付出和成绩,张洪岩平淡得就像我们日常去菜市场买了一趟菜。“回顾过去,也许就是做好当下的工作,日积月累,走到了今天吧。”

航天用电机要求可靠性高、重量轻、出力大、功耗低。传统的步进电机很难满足要求,尤其是在大惯量负载和有自锁要求的天线和太阳帆板机构中。

2006年,张洪岩所在的课题组突破传统设计,提出了反传统径向磁路结构的轴向分相步进电机,大胆采用了全新的轴向磁路结构,实现了电机独立备份,从根本上提高了电机的可靠性;同时,提高了自定位力矩,使航天用天线和太阳帆板等机构可实现断电锁定,节省能源。2007年,该电机技术已成功应用于“嫦娥一号”卫星,并申请了专利。

2012年,“神舟九号”和“天宫一号”成功对接,作为电机主设计师,张洪岩负责研制的3个型号电机,均成功应用于“神舟九号”对接系统、温控系统和“天宫一号”温控系统、相机驱动系统,为对接任务和图片拍摄起到了保障作用。

张洪岩说,党中央对妇女提出了要求,建功新时代,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中国妇女十二大大会报告中也提出新时代中国妇女的使命和担当。自己作为军工科研单位的一线工作者,深感幸运,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实现事业追求的同时,也参与到了国防建设,国家发展当中。

而能把自己的追求奋斗融入实现中国梦中去,张洪岩尤其感到自豪:“弘扬伟大精神,做新时代新女性,发挥妇女的‘两个独特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半边天的力量。”

从老一辈中汲取力量

张洪岩自从2001年7月进入中国电科21所工作,被分配到同步电机组,跟随吴士杰老师进行同步电机和步进电机研发工作。回顾在所里18年的工作历程,张洪岩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老一代电机研发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学识,我由衷地敬佩。”

和大多数人一样,张洪岩说当初自己选择专业没有明确的目标。“电机专业是懵懂时选择的,没有热爱。但在老一代科研人员的影响和引导下,我认识到我们这代人应该担负起我们的责任,即便不能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热爱和兴趣,也要踏实、尽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的工作。只要人人各司其职,我们所处的大小环境才会秩序井然。”

做一个善良的人

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孩子需要陪伴的时候,父母在忙。而既要融入海纳百川、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大潮中,又要做好女儿、妻子、母亲的角色,张洪岩一直在努力。

“其实,怎样做好母亲,我也还在学习中,也在纠结和调整中,希望孩子健康快乐。” 张洪岩记得小时候,潜移默化中从父母身上感受到最大的影响,就是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如今身为一个5岁孩子的母亲,张洪岩也希望自己可以多一些时间陪伴她,在润物细无声中影响孩子:做一个善良的人。

“一个人如能让自己经常维持像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用乐观的心情做事,用善良的心肠待人,光明坦白,她的人生一定比别人快乐得多。”这是张洪岩的座右铭。

(记者 耿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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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2 13:1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40年向创新者致敬】打不垮的“铁娘子” 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苏智慧


“工作的过程可能很苦,但要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苏智慧经常这样鼓励团队里的年轻人。她自己就是凭借勤勤恳恳的态度、身体力行的作风、百折不挠的意志取得了一项项重大成就,获得了一次次国家级荣誉。

苏智慧是中国电科10所的副总工程师,10所首届“十大感动人物”之一。从1986年进入10所工作至今,32年间,她担任多个大型情报处理系统的总师,为我国情报侦察领域和军队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身先士卒的“苏军长”

“苏军长”是用户单位对苏智慧的称呼,也是对她在科研中表现出的睿智和果敢的认可。从最初投身情报处理事业,到承担国家级重点项目,再到成长为该领域专业带头人,苏智慧肩负国家使命,心怀用户单位需求,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鞠躬尽瘁。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军队信息化建设处于刚起步阶段,与美、英、德等已经启动新军事革命的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而军队信息化的程度决定了战斗力的强弱,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加快军队的信息化建设成为我国军队一项紧迫的任务,也成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选择。在这种大形势下,已是航天测控领域专家的苏智慧在1997年接受组织安排,放弃本专业的发展,投身于当时非常陌生的情报处理领域。
在情报处理这个亟待建设的领域,苏智慧就像一辆动力充沛的战车,每天都在高速运转,不知疲倦地冲锋。她永不服输、永不懈怠的科研精神和攻坚克难、追求卓越的科研态度体现在每一个国家级重点项目的顺利圆满完成上。

2013年5月某工程在北京联试期间,作为项目总师的苏智慧连续几周亲自带队与用户和其他承研单位在现场开展业务需求讨论、试点单位调研以及向机关领导演示汇报。在完成这一连串高强度工作的同时她还身兼另外一个海军重点研制项目的总体负责人,分身乏术的她只能压缩更多的个人休息时间,左右兼顾,努力调控着两边的项目进度和质量。据和她一起工作的人介绍,很多次的周五晚上,她带领项目组成员加班到深夜甚至凌晨,第二天,当其他项目成员都还在享受周末早晨的懒觉时,她已经赶上一大早的汽车,奔往海军项目联试现场。苏智慧团队的一位成员回忆道,“有一次由于下午还有会议安排,苏总必须在中午赶回,但位置较偏远,不好打车,送她去的出租车司机一听说苏总是为了工作得来回奔波,立刻被她的精神所感动,不禁由衷佩服,自愿在原地等苏总,并将其安全送回”。


苏智慧身先士卒、事必躬亲的精神感染着身边的年轻人,也带动了他们在科研中不断创新,挑战自我。苏智慧对他们说,“在平时的科研中要学会与别人分享和交流,要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要虚心求教。在交流过程中学会取长补短,这样才会有更大的进步”。在现场联试期间,她经常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和年轻人一起讨论情报处理领域的发展,让年轻人对自己从事的领域有更进一步认识。在和一线开发人员交流的过程中,她也乐于和他们探讨如何搭建系统框架,如何控制软件集成的风险,并将她的经验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

打不垮的“铁娘子”


在苏智慧攻克一道道难关,取得不凡成就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个高高个子,戴着一副银边眼镜,一头柔顺的长发、温柔谦和的科技工作者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她也会累,也会想家,也需要休息,然而工作的繁重使“休息”对她来说却显得那么的奢侈。


2009至2011年, 是某工程三个分中心项目的关键时期。作为该项目总设计师的苏智慧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该项目战略意义之重大,规模架构之复杂,参研和需协调的单位之众多,均创当时10所情报侦察信息处理领域的新高。项目团队的一位成员介绍道,在项目一开始,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困难就非常多,多到让人生畏。“苏总比我们任何人都着急,但她还不断地鼓励我们,让我们有信心完成任务。”
多少个无烟战场,她舌战群儒,同竞争对手据理力争,直抒己见;多少个不眠之夜,她不知疲倦地同用户讨论需求,细致到一个功能按钮的取舍;多少个不眠之夜,她谆谆善诱,以自己高屋建瓴的独到分析,让工作之中受困的员工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特别是在项目验收阶段,由于疲劳过度,她几度差点昏倒,其他人都心痛地劝她回宾馆休息,但每次都被她轻描淡写地说“老毛病,没事的,我在椅子上靠一下就好了,你们继续”。苏智慧硬是忍着病痛和各方面的压力坚守在研制一线,同项目团队成员一起加班加点。她的这种拼搏的精神和打不垮的“铁娘子”形象感染了项目组的其他成员。在这种氛围下,大家团结一心,舍身忘我,奋力拼搏,终于在规定时间内圆满完成了移交任务,并赢得了相关用户的好评和尊重。在项目结束后,项目组成员感慨地说,“要不是苏总身先士卒地带领着大伙拼,还真不知道那种昏天黑地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铁娘子”也有累的时候。长期的高强度工作和缺乏休息,让她最终积劳成疾,一次在外场返回途中她突然感到小腹剧痛难忍,后经医院诊断为慢性阑尾炎。为了能尽快消除疼痛以免影响之后的工作安排,苏智慧选择了暂时保守治疗。医生千叮万嘱她一定要在家静养数日方可恢复工作,但在生病后的第四天,她就出现在办公室里,见到她的同事无一例外都诧异地问道:“苏总,你怎么来了?咋不多休息两天?” “已经好些了,没什么大事。下周还有汇报,我来看看他们写的材料,放心不下。”“简短几句,看似平淡无奇却又举重若轻,让我们都很感动,也很佩服苏总的精神。”作为同事的薛丽惠说。
多年的努力和无数个日夜的付出使苏智慧获得了无数的荣誉,“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建设工程先进个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十二五”期间苏智慧同志带领团队参与并完成的总部某航天侦察情报处理系统,在2015年1月为10所争取到了我国科技进步的最高荣誉——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团队代表还接受了习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在多年的奋斗过程中,苏智慧带领着10所情报处理团队,从无到有、由小变大,从最初的10来人的“业余”团队,发展到现在80多人的“国家”队伍;从“十五”期间承研2个信息系统,发展到“十二五”期间承研了10余个信息系统。10所的情报处理领域技术水平已处在国内领先的地位。今天,她依然像一面旗帜带领着团队躬耕不辍,努力开创10所情报处理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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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4 15:22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40岁那年,他三喜临门:获博士学位、任985大学副校长、成为博士生导师

1998年,对于时任华南理工大学教师的李元元来说,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40岁的他担任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并兼金属新材料制备与成形研究开发中心主任。

恰好同年7月,他完成了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获得本校的机械制造专业的工学博士学位。

同年12月,他被批准成为博士生导师,成为这所985院校有资格带博士生的教授中的一员。

而这之后,李教授事业顺风顺水,工作成就不凡,名利声誉双收。

45岁那年9月,他在高校负责人岗位上转正,担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

从46岁开始至51岁的几年中,他率领研究团队在金属新材料制备与成形学科领域相继建成了省重点实验室、部级工程研究中心、部级重点B类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在他53岁的时候,他从南国广州来到北国长春,调任吉林大学校长。

两年之后的12月,这位55岁的粉末冶金和铸造专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执掌吉大7年后,60岁的他再度肩负重任,调至武汉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这是他第三次担任985大学校长。

这位国家材料加工工程学科带头人,祖籍广东梅县,于1958年10月出生在一个华侨家庭。

20岁那年,他同几十万有志青年一道参加高考,考入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

1982年,24岁的他念完本科,从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铸造专业毕业。

当时,成绩优异的他被学校挽留下来,从这年6月开始,他便在湖大机械系任教。

留校后,他一直从事材料工程学科教研教学工作。

几年后,他考取了研究生,继续攻读专业课程,主攻金属材料及热处理方向。

1987年,29岁的他从华南理工大学铸造专业毕业,获得硕士学位。

后来,他去华南理工大学机械系、机电工程系任教,致力于材料加工工程和机械工程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

他长期从事粉末冶金和有色合金材料制备、成形理论与技术的应用基础和工程化研究。

勤奋耕耘的他在高性能粉末冶金材料及其复合材料的制备与精密成形、高性能有色合金的制备与成形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先后有10项科技成果通过国家或部省级技术鉴定,科技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迄今为止,他一共发表了科研学术论文200多篇,其中SCI收录130多篇,EI收录220多篇,ISTP收录40多篇;出版专著《新型材料科学与技术·金属材料卷》、《金属粉末温压成形原理与技术》2部、教材1部,主编、参编著作3部;获授权发明专利50多项、实用新型专利近十项、软件著作权多项。

如今,他的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制造业和国防军工中,解决了相关的技术瓶颈问题,推动了行业的技术进步,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提升了中国的国防实力。

此外,他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指导培养了博士后近十名、博士生20多名、硕士生近3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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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4 15:2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中船榜样·中船贡献奖|张国新、张松、包懿明

1月29日,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度工作会议上,中船集团党组授予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国新等100名同志2018年度“中船贡献奖”。

从今日起,中船集团官微开通“中船榜样·中船贡献奖”栏目,讲述“中船贡献奖”获得者的先进事迹,传递中船榜样的巨大力量。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国新

中船集团首席专家

张国新从事国防科技工业武器装备研制工作近40年,一直身处国家重点军工产品研制的最前沿。近三年来,他主要负责战略性产品的建造工作,是国防科技工业十大创新人物(团队)之“中华神盾”创新团队带头人。

面对国内最先进、建造难度最高的产品,他创造性提出全新的产品预研方案和建造方法,使各型产品的研制进度及质量均达到或超过预期,得到各方好评,并先后荣获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首届“中船先锋”等荣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还曾受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嘉奖。

在研制期间,张国新开创了多个“首次”。首次尝试编制了建造顶层文件—建造总则,提出了精准设计、集智攻关的预研总要求;首次倡导总装厂与总体所开展协同设计;首次在该型建造中应用数字化管控技术和数字化三维曲面成型装置;首次提出区域化作业模式。

针对船型特点,他主持开展了三大课题研究攻关:一是基于可维性、可操性、可达性的机炉舱仿真设计研究;二是按直线电机动止工作原理,设置定止的安装精度指标,开展牵引车在线测量技术研究与TS装置动态补偿技术研究;三是按照工程环境设计理念,推进舱室集成设计、模块化制装和无公害作业技术研究。

工作期间,张国新全力推进工厂建造技术变革,提出了物流化运行管控理念,建立了数字化作业示范区;主持了数字化焊接质量管控系统和数字化三维曲面弯板机的研制工作,历时五年,取得变革性的成就,并成功实现工程应用,为推动高新产品又快又好建造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张松

高级工程师

张松在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先后担任涂装部部长、组立部部长。入职以来,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以“激情进取、勇于担当”的工作热情,把所主管、分管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先后获得国防科工委、上海船舶公司管理类创新奖。

作为公司生产指挥部门管理者,张松把交船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生产计划管理体系和快速处理解决机制,不断理顺生产流程,保证了各类生产大节点计划如期实现,突破了交船难的“瓶颈”问题,推动船舶船坞和码头建造周期不断压缩、生产各阶段完整性持续提升。2011年至今,外高桥造船累计交船近130艘,年度造船总量和吨位实现了稳步攀升。

为了做好“闭环”管理流程,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控制造船生产成本,张松先后牵头组织梳理相关生产流程,编制和完善了相关管理规定,建立起可追溯机制,有效控制增补工时的总量,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服务商超期服务费用。2018年年初,围绕成本工程,他组织生产运行部各级管理人员,通过提升生产各阶段的完整性,控制和降低了生产过程成本,并制定了相应奖惩机制,其中,2018年度,累计节省试航燃、柴油等试航类成本近100万元;同时完善和规范了客户意见处理、船舶试航和交船前作业流程,明确了责任与分工,提高了客户意见处理效率,船舶安全试航率达100%。

为了进一步理顺生产流程、提升阶段完整性,缩短船舶建造周期,张松先后牵头组织推进 “建立零部件配送和平板车物流中心”创立,积极开展“半船轴舵系安装”“三通一排”“四机一炉”“提升总段完整性”等新课题的实船应用,并以此为抓手,理顺生产流程、提高船舶船坞内建造的完整性,从而缩短了建造周期。

2018年,在超大型矿砂船(VLOC)总段完整性方面,旁板和甲板类总段完整性由首制船62%提升到100%、隔舱总段完整性由33.3%提升到100%,VLOC压载舱打磨、油漆、拆脚手的周期由以往15天缩短至7~8天,全年累计节约成本约300万元。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包懿明

高级工程师

包懿明长期从事军品的科研、设计及建造等工作,多次参加了沪东中华主力产品首舰的设计、试验和交付工作。尤其在军贸项目上,他主导F22P舰、某军贸护卫舰、某军贸护卫艇等产品的技术谈判、系统设备技术方案审查、施工设计、试验组织实施等业务工作,为产品的承接、建造和交付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F22P舰是为巴基斯坦海军建造的新型护卫舰,该舰作战系统融合了大量新装备及西方进口设备,整个系统的集成难度相当大。为保证合同能按期完成,包懿明连续一个多月与巴方验委会进行积极的技术交流和协调,向巴方详细介绍各系统的性能和工作原理,分析解释各系统设备的操作使用,想用户所想,提出了既能满足巴方需求,又使系统、设备改动最小的解决方案,得到了巴方的高度信任和认可,为舰船的顺利交付奠定了基础。

在某军贸护卫舰项目中,包懿明担任副主任设计师,主要负责该护卫舰作战系统。他带领该护卫舰作战系统的设计团队提前参与到方案设计中,通过借鉴F22P舰的设计建造经验,创导“以我为主,大胆开发”的设计能力,并要求团队中的每个设计人员从零开始,认真研究设备的装舰要求,积极与总体所、系统部及相关专业协调沟通,从该军贸护卫舰方案设计到详细设计结束,共发现总体设计问题208处,提出妥善的改进和解决方案,多次避免设计出现颠覆性的错误,得到了总体设计单位认可。

作为某军贸护卫艇项目的总设计师,包懿明对该项目进行了现代化加装设计,以满足现代化改造的要求。这其中,不但总体设计难度高,而且技术风险大。为此,包懿明带领年轻的设计团队成立了多个关键技术攻关组,针对设计中的关键技术和难点进行攻坚克难,突破并掌握了长跨距水下附体对初稳性的改善技术,舷侧排气系统改进计算分析及设计技术,加装武器系统高精度基准的确定技术等多个技术难点,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新工艺、新技术,并获得了多项发明专利,不仅为沪东中华培养了一支军贸舰船总体设计队伍,提高了科研技术人员的能力,更为中船集团在军贸市场中更具竞争力,做好了技术储备和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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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4 15:2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2003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之一,被誉为“黄土之父”

刘东生(1917年11月22日-2008年3月6日) ,辽宁沈阳人,籍贯天津,中国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被誉为"黄土之父"。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6年当选欧亚科学院院士,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刘东生毕生从事地球科学研究,平息170多年来的黄土成因之争,建立了250万年来最完整的陆相古气候记录,近60年从事地学研究中,在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地质学、青藏高原与极地考察等科学研究领域中,特别是黄土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创立了黄土学,带领中国第四纪研究和古全球变化研究领域跻身于世界领先行列。2008年3月6日去世。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11月22日,刘东生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父亲刘辑五(时任奉天铁路皇姑屯站站长),母亲赵博直。刘东生5岁上私塾,12岁考入著名的天津南开中学。[1][2]

1922-1927年,入奉天省立第二小学读书。[11]

1929年(中华民国十八年),从奉天省立第二小学毕业,入皇姑屯私塾教师李彬清学馆学习古文半年。由于憎恨日本侵略者,尽管有志学医,仍毅然放弃应考日人所办的南满医科大学附属南满中学,另寻求学之路。[11]

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加入南开中学"海鸥游泳队",至南京参加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后因患伤寒,未及参与比赛,便回津住院,休学年余。[11]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完成昆明西北武定和禄劝两县大比例尺地质图,同时采集到大量泥盆纪鱼类化石。[11]

1942年(中华民国三十一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学籍)地质地理气象系,后来又旁听生物系的课程。



科学考察

1944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离开昆明到成都,参加战地服务团,在成都近郊凤凰山机场盟军第二空军(陈纳德将军统帅的部队)招待所工作。[11]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与吴金鼎一同被调到成都彭家场军用机场招待所。不久又被调往西安盟军空军招待所,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11]

1946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月,重庆方面复信,邀刘东生赴渝参加地质调查所选拔考试,由尹赞勋和黄汲清分别进行面试,通过后入地质调查所工作,任技佐。同年10月,受李春昱所长派遣,与陈梦熊、姜达权一起随侯德封到湖北宜昌,勘查拟议中的长江三峡大坝坝址地质。[11]

1949年,南京大学生物系肄业,刘东生进行了铜矿、铁矿、铜镍矿和稀有金属的找矿工作,以及水库坝址的勘探工作。

1954年,刘东生和当时的地质学一起开始了转型,刘东生参加了三门峡水库及金、铜、镍矿的勘探工作。第一次参加对黄土高原的研究考察,是在河南省会兴镇-今天的三门峡市。就在这次考察中,时年37岁的刘东生认识了他后半辈子的两件珍宝-一是黄土,一是他的夫人胡长康。

1956年,参加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钱俊瑞召集的会议,规划建设全国地质图书馆新馆,任新馆建设筹备处副主任。[11]

1957年,就应前苏联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席格拉西莫夫的邀请访问苏联,参加全苏第四纪科学大会,介绍中国第四纪研究状况。[4]

1958年,刘东生从黄土地层研究中根据黄土与古土壤的多旋回特点,发现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远不止四次,发展了传统的四次冰期学说,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奠基了环境变化的"多旋回学说"。[12]

1961年,与孙殿卿组成中国代表团赴波兰参加第六届INQUA大会,受到王炳南大使接见。在会上所作报告"中国的黄土(Huangtu of China)"震动了国际第四纪学术界。[11]

1963年5月,任科学考察队副队长,与队长施雅风一起带领科学考察队随中国登山协会登山队,对希夏邦马峰进行科学考察,地形测量组随即测得峰顶准确高度为8012米。[11]

1964年,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介绍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成果。[4]

1966年,率中国科学院西藏综合考察队一百多名科学考察队员再次进藏,分测绘、第四纪地质与古生物、自然地理、冰川与气象、生物及高山生理五个专题,对珠穆朗玛峰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科学考察。[11]

1969年起,刘东生与他人合作开展环境地质学的研究,推动了地质学与医学研究的结合,对中国环境保护科学的发展和机构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

1970年,到黑龙江克山县进行地方病水土病因调查,向研究组介绍二战结束后一美国地理杂志刊载的坦克兵指挥部按坦克运行条件分级指挥的方法,提出用图和数字表达地方病调查结果,李长生采纳这一方法,利用图解法总结出某些地学参数与地方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11]

1973年,作官厅水库污染源调查,建立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环境污染物化学分析的实验室,应万里邀请,和涂光炽一起共同规划中国第一个区域环境规划研究项目"北京西郊环境污染调查和环境质量评价"。同年6月作为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成员,赴英国参加国际环境保护和控制污染学术会议并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科学考察活动。[11]

1974年3月,参与组织并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克山病地学研究协作和学术交流会,促成地学、生物学和医学在地方病研究中协同作战。支持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第四纪地球化学研究室成立"环境地球化学研究组",积极承担地方病水土病因研究。[11]

1976年,任全国食管癌病因综合考察队队长。参加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环境项目年会。[11]

1977年,任中国托木尔峰登山科学考察队副队长、队长,同年出席第五届环境理事会。

1979年,就邀请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AU)主席Soons教授,秘书长Paepe教授访华,为中国加入INQAU奠定了基础。同年由贵阳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调回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4]

1980年,参加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并任秘书长。 刘东生曾先后到罗马尼亚、波兰、苏联、英国、法国、肯尼亚、美国、西德和瑞士等国家进行考察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1981年,调地矿部岩溶地质所,先后任实验室主任、副所长、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分析测试工作,在全国最早研究铀、针、锆、钛等离子交换分离技术,最早应用离子交换技术建立了铂、钯湿法分析方法和化学光谱分析测定痕量金的分析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984年4月,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刘东生作了题为"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概况与第四纪研究动向"的报告。[11]

1988年,赴挪威特隆赫姆参加第5届永久冻土国际会议。同年9月,赴意大利维罗纳参加INQUA黄土委员会和古地理委员会联席会议及南阿尔卑斯黄土国际讨论会。会前顺访比利时并看望留比中国学生。[11]

1990年9月底,带领陈明扬、吴乃琴和徐立,在洛川黄土剖面倒数第二次冰期时段采集400余样品,并请孙枢赴瑞士开会时,将样品带到瑞士做10Be测定。同年10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对泰国、菲律宾两国进行了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受到泰国国王普密蓬陛下、代总理巴蒙,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的接见。[11]

1991年,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十三届INQAU大会,在大会上当选为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主席。同年年11月,刘东生前往南极的南设得兰群岛中的乔治王岛,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科学考察。[4]

1992年1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八五"重大项目"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区15万年来环境演变的动态过程及其发展趋势"开题。同年赴科威特参加第三世界科学院大会。赴德国柏林参加INQUA执委会会议。[11]

1994年,参加在北京召开的PAGES/PEP-II会议。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全球变化国际会议。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国际盐湖会议。参加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环发大会。[11]

1996年9月,刘东生赴地处北极北纬78度13分的斯瓦巴德岛考察。

2002年5月,赴南京参加"双沟醉猿国际科学考察年会暨裴文中科学奖励基金会成立大会",在大会上作了主旨演讲,论述了裴文中对中国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做出的杰出贡献,提出"裴文中现象"这一概念。[11]

2006年4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举行的"21世纪科学前沿与中国机遇"高层论坛上,作 "走向地球系统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的学科雏形及我们的机遇"的报告。[11]

2008年3月6日11时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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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6 15:2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她是中国电子衍射及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先驱之一,凝聚态物理学家
李方华,1932年1月6日生于中国香港,凝聚态物理学、电子显微学家,中国电子衍射及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先驱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56年李方华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3年获"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200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曾任中国电子显微学会理事长。

20世纪60年代提出校正电子衍射动力学效应的方法,借此测定了晶体中的氢原子位置。70年代合作建立了衍射晶体学与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相结合的图像处理技术,用此测定了多种微小晶体的结构。80年代提出一种高分辨电子显微像衬度理论,是上述技术的理论依据,也是首次观察到晶体中轻原子锂的理论指导。提出了基于相位子缺陷的准晶体结构测定方法,并付诸实际应用。近十年建立了测定原子分辨率晶体缺陷的图像处理技术,成功应用于半导体和超导体材料。

李方华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电子衍射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晶体学会理事,日本大版大学超高压电子显微镜中心海外顾问委员会委员,<物理学报> 、 <物理学报> (海外版)、 <物理快报> 、 <电子显微学报> 、J.ElectronMicroscopy(国际电子显微学报)编委等职务。

李方华是凝聚态物理学、电子显微学家。中国电子衍射及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先驱者之一。主要从事衍射物理,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和晶体学研究。在高分辨电子显微像的衬度理论和图像处理理论与方法研究,微小晶体结构测定,原子分辨率晶体缺陷测定,以及准晶体学的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方华1932年生于香港,1952年被保送到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学习,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五十年来,她坚定执着,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奋斗不息,科研成就卓著。

李方华从1960年起,开始独立从事科研工作。她用自己改装的设备开展了电子衍射单晶体结构的分析与研究,在中国最早开展单晶体衍射结构分析和测定晶体中氢原子位置的工作。在填补空白的同时,她还提出一种校正电子衍射动力学效应的方法。

上世纪70年代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李方华一直没有停止过学习和科研活动。文化大革命后期,她与同事合作,研究钆钴非晶磁膜的结构与磁性的关系,负责测定非晶体的径向分布函数。这一工作填补了中国非晶体电子衍射结构分析的空白,并发展了重量悬殊原子对的简便测定方法。

1973年,李方华敏锐地注意到高分辨电子显微学作为电子显微学的一个新分支学科,正在国外萌芽发展,便开始跟踪这一新学科的进展。文革结束后,她积极推动国内在此领域中的研究工作,成为最早向国内同行介绍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发展动态的人,还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建立了中国最早的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研究组,开展了高温超导体、半导体、合金、氧化物和矿物等材料的点阵像研究,发现许多新的结构现象。

1982年,李方华到日本大阪大学应用物理系做访问学者,在较短时间内拍摄出合格的显微像。随后,她发现并改正了该实验室显微像计算程序的错误,完成了计算工作,测定了该矿物中轻原子的位置。她的一系列出色工作,在妇女地位甚低的日本引起了震动。

刚到日本时,李方华的日文很差,以至于第一次做显微像的计算时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她面对的是一个纯日文操作系统的大型计算机。但李方华硬是抱着厚厚的日文说明书,弄明白计算机的操作,正确地输入了参数--只是得到的是令人哭笑不得的结果。当时同研究室的教师和学生以为是她操作上有差错。但李方华判断,决不是她的操作有误,而是使用的计算程序有错。那时,对于计算机程序,她还是个初学者,如果从头到尾地检查程序的错误,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结果还可能找不出错在那里。于是她决定找该实验室的学生询问,他们是怎么使用此程序的。经过两三个问题的对答,她明白只需要检查该程序中大约百分之五的语句。于是,她用一个晚上把程序的错误找了出来,改正之后,计算结果也就对了。

大阪大学的学术气氛十分浓厚,学生们都要用HREM来做实验。为了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实验和避开使用HREM的高峰期(中午12点至晚上),李方华经常在早上6点到12点去做实验。这个机会对她来说非常重要,通过实验,她观察到许多显微像衬度的现象和规律。这促使李方华在回中国后推导出一个显微像强度的新方程式,建立了一个新的显微像衬度理论,阐明了不同重量的原子在显微像上的衬度随晶体厚度的变化规律。从而也就为电子衍射和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相结合建立了理论基础。

成果贡献

近二十年来,李方华的主要贡献是建立测定微小晶体结构的新方法、建立研究原子分辨率晶体缺陷的新技术、发展高分辨电子显微像的衬度理论、准晶体和晶体之间关系的实验和理论研究等。她所建立的电子晶体学图像处理技术,已成功地用来测定了多个未知晶体结构。她所建立的场发射高分辨电子显微像图像处理技术,已应用于半导体晶体中不同类型位错核心的研究。在高温超导体的早期工作中,她利用目前电子衍射和高分辨电子显微学方法,进行新材料的结构研究,特别是在认定铋系超导体有无公度调制结构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李方华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同,专家们给予高度评价。

作为数理学部为数不多的女院士之一,李方华十分关注女性从事科技工作的问题,她鼓励女学生、年轻的女科技工作者要有信心自强自立,发挥自身优势;在研究所里,李方华以高水平的学术成就和高尚的道德修养享有很高威信。

2003年2月27日,李方华以其对科学事业的卓越贡献在巴黎受奖,成为中国首次获得“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ForWomeninScience)”的科学家。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女性的骄傲。担任该奖本次评委的教育部副部长韦珏博士对李方华这样评价:她是该领域亚洲最好的科学家。李方华的获奖,不仅填补了中国在这一奖项上的空白,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物理学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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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8 14:4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以鲲鹏之志,逐预警之梦!记集团公司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张良首席科学家

1月24日,集团公司2019年度工作会上传来喜讯!14所张良首席科学家荣获集团公司最高科技奖。


预警机是空基预警探测体系的信息枢纽和指挥中心,是空中多面手和力量倍增器,是现代空军的重要标志,已成为各国国防竞争的重点领域。2009年10月1日,建国60周年大阅兵上,空警2000预警机承载着国人的期待与自豪带领庞大机群从天安门广场呼啸而过,第一次展示在世人面前,标志着我国几代人的预警机梦想在此刻实现!


如果说预警机是国防装备领域的一顶皇冠,那么预警雷达便是这顶皇冠上的明珠。中国电科首席科学家张良是我国预警机雷达领域的主要开拓者,是我国预警机事业的杰出代表。

他形象地描述了雷达之于预警机的作用:“预警机通俗地说要具备三大能力:一是眼睛亮,二是耳朵灵,三是嗓门大。耳朵灵指闭着眼睛要能‘听到’环境里的电磁脉动;嗓门大指通过数据链能将预警机的情报传到指挥所以及作战飞机;而最重要的便是眼睛要亮了,这便是预警雷达,它登高望远,可探测并跟踪数百公里范围内的空海目标,形成完整的空情和海情态势,是预警机的核心能力。”从跨进预警机之门,到担任型号总师,再到首席科学家,张良逐渐成长为预警机雷达领域的领军人才,将全部心血都倾注于这项属于辽阔天空的国防事业。
走进预警雷达的大门


1984年填报高考志愿时,张良选择了当时方兴未艾的无线电电子学专业,1988年他从武汉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南京14所,注定了他从此与雷达结下不解之缘。14所是我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技术实力雄厚,60多年来为我国陆、海、空、天研制了大量先进的雷达装备,拥有一批杰出的雷达专家,并先后诞生了张直中、张光义以及贲德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良虚心向他们学习,在前辈们的悉心指导下,逐步迈进了预警机这扇神秘的大门。“他们让我理解了预警机对于国防的重要意义,并坚定了为此奋斗的信念”。1996年张良被推荐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并有幸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保铮教授,保院士是中国雷达权威专家,他学识渊博,桃李满天下。“当时保院士虽年逾古稀,但依旧激情四射,引领并主持着国际前沿学科的研究。他是那么沉迷于科学,乐此不疲、孜孜以求而又诲人不倦。”张良深受保院士求是、求实精神的熏陶,埋下了科学精神的种子,他系统地学习了雷达先进信号处理理论,夯实了日后预警追梦的基础。


2000年, 张良获博士学位。此时,14所受国家重托正着手自主研制国家“杀手锏”装备——空警2000预警机雷达,年轻的张良被委任为雷达总设计师。“总设计师”几个字说起来风光,实际却不好当。多年的研制历程,张良已数不清自己面临过多少问题,但对那些“苦难重生”后的喜悦片段,他记忆犹新:他还记得,曾带领团队在微波暗室花了9个月时间完成首套有源相控阵雷达测试任务,而国外同行用18个月尚未走出暗室,当时这出乎很多同行专家的预料,“正是这次成功坚定了我们自己也能搞成预警雷达的信念”;他还记得,在即将装机试飞时,系统突发不稳定状况,他们连续奋战三天三夜,一点又一点隔离,一遍又一遍验证,最终找出症结所在,成功的那一刻无比轻松、开朗。“团队的战斗力和意志也正是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考验锤炼而成”。张良说,那8年时光,每一天他都在谋划技术攻关工作,任务期限不可动,他们要做的是顶着千钧的压力守住一个又一个节点。

国家不可动摇的意志,14所的坚强后盾,团队的精诚合作,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对项目的成功都是不可缺少的。谈到团队,他说:“越是到研制后期,反而越是生出无畏无惧的勇气,再大的难题都有信心去解决。”2008年,空警2000预警机成功实现交付,填补了国内装备空白,技术水平国际领先。该雷达荣获2008年度国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张良也由此成长为一位意志坚强、深谋远虑的总设计师,成为我国预警机雷达领域的领军人才。


布设国防“千里眼”


2015年,张良被任命担任中国电科首席科学家,在更高的平台上向着新的目标开始了新的逐梦之旅。


作为技术负责人,张良主持研制了多型预警机雷达。先后研制成功我国首部机相扫体制预警机雷达、首部舰载警戒雷达,正组织开展新一代舰载预警机雷达的攻关研制工作,推动了我国预警机雷达装备体系化、系列化的发展。他长期跟踪国际前沿,坚持新理论、新技术的研究,承担国家重点研究任务。主持完成了机载雷达空时自适应处理技术(STAP)系统级演示验证,STAP技术目前已经推广应用,有效提升了多型机载雷达反杂波和反干扰能力;他正带领团队开展认知雷达理论研究,探索通过智能发射和智能处理技术提升雷达性能的途径。

在被问到作为首席科学家,未来预警机雷达如何发展的问题时,他滔滔不绝,“预警雷达的发展应该坚持需求牵引和技术推动相结合的原则。当前,我国周边隐身目标威胁已成现实,战场电磁环境愈加复杂,我们面对的其实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集团,我们的雷达理应领先对手才行;技术上,应该从单平台能力提升和体系协同两方面发展预警雷达装备,最终才能构建我国空基预警探测体系”。在总装和海空军的指导下,14所所领导高屋建瓴,紧密围绕作战需求,组织制定了预警机雷达长远发展规划。目前,在张良的主持下,规划的实施工作已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我们期待着预警机雷达之梦将越发绚烂!

自踏入预警机之门,张良经历过苦苦追寻的孤寂、一筹莫展的无奈、泰山压顶的境地、柳暗花明的喜悦,形成了他坚韧自信的性格,也孕育出了他科研的智慧。谈话中,张良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国防建设的需求,离不开对预警机雷达技术的追求。他说,国家安全离不开预警机雷达这双空中“千里眼”,让这双眼睛看得更远、更精准,为此他已付出了30多个春秋。而他说,为了这份事业,哪怕奋斗毕生也将乐此不疲、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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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8 14:51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梦·践行者】中国陆基巡航导弹总设计师刘永才:廿年铸“剑” 科技报国
大洋网讯 刘永才在试验弹发射成功后载誉归来。第一眼看到刘永才时,感觉他和一位邻家老者没什么两样——头发花白,面容清瘦,说起话来柔声和气;他的穿着也格外朴素,一件普通的夹克,他能洗了又洗穿上好多年。实际上眼前这位看起来斯斯文文的老人,正是我国著名导弹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陆基巡航导弹总设计师。

20多年间,刘永才和他的团队卧薪尝胆,研发出中国的陆基巡航导弹,使之成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国利器”之一,也使我国飞航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刘永才也因此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兑现了自己对祖国无声的誓言。近日,刘永才接受了本报全媒体记者专访,畅谈他的科研人生。

刘永才出生在吉林长春,6岁时不幸失去了父亲,全家只能靠母亲在工厂做工或在街头摆摊维持生计。“我小时候最怕老师催着交学费,后来学校看我家实在太穷,就免除了我的学费。”刘永才说,他唯有刻苦读书才对得起国家的关怀。后来因为成绩优异,他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如果没有国家的资助,我连书都念不完,所以现在能有机会为国家做些事情,我觉得很自豪。”

从零开始啃“硬骨头”

中国航天科工三院是我国导弹研发的主要基地之一。20多年前,刘永才被任命为中国陆基巡航导弹的总设计师,中国研发巡航导弹的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

刘永才回忆说,当时,尽管参加过多种型号导弹的研制,但对于巡航导弹他还是头一回接触。“飞航导弹以前射程最多上百公里,而巡航导弹则是上千公里以上。这对技术提升完全是另外一个量级的。”刘永才表示,相比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有独特的优势——体积更小、重量更轻,可以超低空飞行,因为它没有固定弹道,很难被发现和拦截;同时巡航导弹也适用于多种发射平台,地面、水上、空中、水下都能发射。

任务艰巨,但作为导弹专家的刘永才深知研发巡航导弹的重要性。一开始定的任务目标是要在四五年内研制出来,而美国当年研发第一型巡航导弹就花了12年。刘永才坦言,能否研制成功,其实心里没底,但他没有退路。

搞导弹研制,每一项技术攻关都是啃“硬骨头”,因为没有前人研制的样本可供参考,也没有学术资料可供钻研。那段时间,刘永才白天和团队的年轻人一起开会,讨论方案,晚上看材料看到深夜,如果遇到一个问题需要到实验室验证参数,他会立马披上衣服,连夜赶回实验室验证自己的想法。到后来,刘永才嫌从住处赶到实验室麻烦,他干脆以实验室为家。

“巡航导弹研制初期最大的两座大山,一个是发动机,另一个是制导技术,这些关键技术你指望从外国引进是不可能的,只能靠自己。”动力系统是刘永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当时,团队中很多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此,当时专门成立了该型发动机总体研究室。当时能找到的只有一两本外国的参考资料,刘永才只好和团队里的年轻人一起捧着字典,从语言开始学起,随后再将其翻译成中文。

随后,刘永才又带领团队攻克了制导等十多项技术指标难题。然而,在航天型号研制中有一个规律,新技术研制一般不超过30%,否则研制风险会大幅增加。但在巡航导弹研制中,刘永才却打破了这个规律。这个型号定型以后,其中有70%都是新技术。

"他比小伙子还拼命"

多年来,刘永才养成了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的习惯,一旦脑子里闪过什么好的想法和点子,他会随时记录下来。即便是睡到深夜,他也会因为脑海里的灵光一闪而条件反射地跳下床,拿笔记录下来,时不时还自言自语几句。“我这个人闲不住,即便身体上闲下来了,脑瓜也闲不下来,总想着趁现在大脑思维还比较灵敏,多思考一些问题。”平均算下来,他每天总的睡眠时间不过四五个小时。

刘永才是全国劳动模范,而他的表现也的确配得上这个称号。在工作中,他是永不服输的“拼命三郎”,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虽然他今年已经77岁高龄,但工作起来,他却比年轻小伙子还拼命,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对他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很多他的同事不知道,常年奋战在一线的这位总师,因为饮食不规律,不能按时吃饭,加上积劳成疾,早在30多年前便已进行过胃部切除手术。1981年7月3日,刘永才上消化道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经过剖腹探查,他最终切除了2/3的胃,直到现在,刘永才的胃还经常隐隐作痛。

常年超负荷工作给刘永才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有一回现场排障时,他胃病复发造成大出血,生命垂危。当他被紧急送回北京的手术室时,血压已经降到了零。

无数次挑灯夜战,数不清的“5加2”“白加黑”,刘永才总是一笑而过。“我早就习惯了这种工作节奏,可能上了岁数睡得少吧。”刘永才幽默地说。而团队里的年轻人却看在眼里:20年间,刘永才本是乌黑的头发白了一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像钱学森这样的“两弹一星”元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成为科学家里的楷模。从那时起刘永才就下定决心,要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

卧薪尝胆终如愿

2001年1月13日,是一个让刘永才难忘的日子。为了那次靶场试验,刘永才准备了整整十年。但让他难过的是,气动力试验弹发射出去不久就坠毁爆炸了。“远处突然发出雷鸣般的一声巨响,空中升起了黑色的烟云。我们都知道,发射失败了。”作为型号总师的刘永才更是面临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有人甚至说要把我革职。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我连续好几天都没有合眼,飞弹落下去的那一瞬间反复在我眼前出现。”

刘永才告诉记者:“当时风言风语很多。我们低着头,弯着腰,夹着尾巴做人,谁也不能拍拍屁股就走人,因为这是国家的事情。”发射失败后的两年内,刘永才一直在寻找发射失败的原因。

经过两年的调试,刘永才找到了试飞失败的原因。2003年春天,“非典”来袭,但导弹研发的步伐却没有停下来。“当时做户外试验时大家都戴着口罩,没有一个人害怕危险,本想把这事往后推一推,反而很多人主动请缨前来,这让我很感动。”

2003年,靶场试验再次进行。8时准时发射,导弹拖着一股橘红色的火焰,呼啸着飞入云霄。随着遥测跟踪数据正常,巡航导弹飞行一切正常,两个小时后,指挥大厅里传来了激动的声音:“发射成功!”

返回驻地,大家放起了烟花庆祝。尽管刘永才很多年前就已经因为胃部被切除了2/3而滴酒不沾,但那天的庆功宴上,他还是举起了酒杯。“这是值得铭记的一天,这是我们团队奋斗了整整十年的结果。”望着多年来与自己一起埋头苦干的战友,刘永才的嘴唇颤抖,激动的泪水在厚厚的镜片后面打转。“咱们这几年的辛苦没有白费!”

“那一刻,我想起了很多很多。”往事像放映机一样开始在他眼前浮现。刘永才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为了验证导弹在低温状态下的性能,他带着团队专门“找罪受”:在北方某城市冬季气温最低零下40摄氏度的时候,他们30多人徒手把重达十余吨的试验飞机推回机库。几个小时下来,大家的棉衣都湿透了,浑身像被水洗了一样。

2003年这次发射成功,开创了中国导弹武器发展史上的多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巡航导弹的研制取得了重大突破。试射成功后的两年时间里,刘永才又带领团队相继完成了巡航导弹的定型以及装备,使我国一举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能够自主研制、生产和装备巡航导弹的国家。2008年,陆基巡航导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但刘永才一再向记者强调,荣誉不是属于他个人的,因为飞航导弹的研发是“万人一杆枪”的事业,每个环节上的科研人员都肩负着自己的责任,每一个型号研制成功背后都有一批“无名英雄”,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

“只要国家需要,我们拼了命也要干,吃点苦算什么?”刘永才说。

77岁的“老顽童”

200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式上,身披迷彩衣的中国第一代陆基巡航导弹第一次亮相,威武雄壮地经过天安门广场。2013年1月18日,巡航导弹突防技术团队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首批创新团队奖。

陆基巡航导弹的研发也带动了三院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在成功研制出陆基巡航导弹之后,三院经历了一次“凤凰涅槃”:在技术创新、管理提升和整体建设上实现了大幅跨越式发展,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大型号研制模式,成为孕育中国巡航导弹的摇篮。

虽然刘永才已经77岁了,但对于新生事物,他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热情。只要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他都会加入进来,看看有什么新鲜之处。他会用智能手机的软件制作课件,每次给学生上课或者到外地做汇报、演讲的PPT课件,都是他自己制作的,还插入了很多生动活泼的视频素材,每次都大受欢迎。

而无论到哪儿出差,刘永才最爱逛的就是电子市场。同事们开玩笑说他的心理年龄只有20多岁。年轻时,刘永才还曾是一位运动健将,乒乓球、游泳、滑冰、足球、排球,他样样涉猎;成家后,家里的家用电器都是他自己动手修理。

刘永才还是个摄影发烧友,他使用过的相机已从胶片机、卡片机升级到单反相机,一有功夫就会给家人拍照片。老伴在使用手机时有什么问题,第一时间也都是问他。他还把家里的电视改成了可以联网播放高清大片的“家庭影院”,老伴对他的这门“手艺”赞不绝口。

“虽然我今年70多岁了,但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觉得自己身上还有很多能量没有发挥出来,并没有说已经动不了或者思维缓慢了,因为我每天都在思考,让自己跟得上这个时代。”

对于年轻人,刘永才总是格外大度。他把自己潜心钻研了几十年的工作成果都拿出来供年轻人研究。如今,刘永才已培养出近20名博士、硕士生。当年他身边那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现在已经都能独当一面,成为各个型号的总师、副总师,成为我国飞航领域的中坚力量。“我还没到休息的时候,我还能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刘永才语调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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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信黔:给蔚蓝色的梦想定位

远离海洋的冰城哈尔滨,春风拂面的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一栋中西合璧的建筑――31号楼,承载了工程大学师生蔚蓝色的梦想。这座大楼是原哈军工海军工程系所在地,曾经诞生了诸多的“共和国第一”,也活跃着无数个为船为海为国防事业奋斗的身影。其中备受尊敬的一位,就是哈尔滨工程大学自动化学院教授,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边信黔。作为我国船舶动力定位技术的开拓者,边信黔不仅为辽阔大海上的船舶定位,还把自己的人生坐标定位于祖国的船海事业。
使命定位:就是想为国家做点事
边信黔走进哈军工海军工程系读书时不到20岁。他一生中最朝气蓬勃的时光是在军工大院里度过的。他在这个因担负强国安邦使命而诞生的大学里汲取营养,将对祖国的忠诚铭刻在心底。
边信黔毕业时正值哈军工改制(退出部队序列)前期。学院领导希望他留在哈尔滨,留在军工大院。边信黔是北京人,皇城脚下曾经留下过他美好的记忆,然而他还是留下了。拿他自己的话说,“学校的需要,军工大院的需要,不就是祖国的需要吗?这种需要即使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让我热血沸腾……”
这一留就是40多年。40多年没有离开学校,没有离开31号楼,没有离开过船海事业。如果我们把这次去留看做边信黔人生中的一次选择,支撑他作出这种选择的无疑是读书时就早已根植在心底的对祖国的忠诚,无疑是把满足国家需要、国防需求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强烈的使命感。然而,当你与边信黔那经过了岁月冲刷依然清澈明亮的目光交汇的一瞬,又或许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一切在边信黔内心根本没有经历选择的过程,一切都只是基于国防使命的高度自觉。
31号楼大厅里与祖国的万里海疆图相对的,是毛泽东为海军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每天,边信黔都是在祖国的嘱托中走进31号楼,走进实验室的。如今,来自祖国的敦促早已在边信黔的躬身奋斗中,在一项项“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乃至“国际首创”的成果面前,演变成了这所大学的特色与理想。
我国1971年开始研制深潜救生艇,当时作为潜器技术的最前沿,世界上只有美、俄两国掌握该项技术。边信黔的科研工作由此开始。那时,我国的深潜艇控制系统都是由分离元件制成的,依靠人工操作控制。狭小的艇舱、易变的海底实时情况,都给人工控制带来很多困难。边信黔在相关资料中了解到,美国的救生潜器都是靠计算机控制的,而我国当时的计算机体积庞大,根本无法上潜器。这在边信黔心里画上了一个问号。
1980年,边信黔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跨出国门的学者,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为了解开这个问号,边信黔毅然选择学习计算机控制原理和技术,并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带回国,运用到我国的深潜艇控制上。边信黔笑称那是一段“带着问题在美国‘学艺’”的时光,“到美国我才看到有终端键盘的微机。大家都知道,学微机仅凭理论不行,必须实机操作。人家操作时,我们中国留学生就在后面拼命看、记,之后自己再到机上操练。美国人长得高大,将操作程序贴在墙上很高的地方,我和蔡鹤皋院士两个人都是矮个子,只好一个站在桌子上念,另一个在下面操作……”后来,经美国硕士生课程教材《微处理器实时控制与测试》一书作者、边信黔的合作教授同意,两个人共同将该书译成中文,回国后率先开设了此课。1982年回国后,边信黔用两年时间攻克了采用计算机技术解决深潜救生艇控制的难题,1985年上船实验,控制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也因此被评为“在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
上世纪七十年代,世界海洋资源开发走向深海,传统的抛锚定位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深海钻井、敷设海底管线、打捞救生等复杂深海作业的需要,船舶动力定位成为急需解决的瓶颈。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和封锁,1983年,边信黔率先在国内着手研发船舶动力定位技术。他首次在国内建立了风浪流作用下、船舶在动力定位状态下的运动数学模型,研发了风前馈、状态反馈和预测解耦控制算法,解决了高频数据处理难点,掌握了动力定位技术原理,创建了国内唯一能生产动力定位产品的研发基地。
作为开拓者,边信黔在我国船舶动力定位技术研究领域作出了奠基性的工作。科学上的从零开始,并不像我们倾注笔端写来这样容易。不分白天黑夜坚守在实验室里的寂寞孤独自不必说,与海结缘搞科研,单是体力的考验就足以让人生畏。
边信黔主持的科研项目需要反复到湖上、海上试验、调试,晕船就是大海送给他的见面礼。他硬是凭着骨子里的干劲挺了下来。当被问及是怎么坚持下来时,他总是摆摆手说:“都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还得记数据、观察试验过程,哪有心思想那么多啊!无非就是想为国家做点事呗……”
1994年夏天的哈尔滨格外炎热,边信黔因工作劳累,脑供血不足,晕倒在实验室里。而此时正值课题组突破关键技术的攻坚阶段。瞒着医院,瞒着家人,在病未痊愈的情况下,他就让学生骑三轮车把他拉回实验室,投入到紧张的科研工作中。“就是想为国家做点事呗”,就是这样真挚朴素的想法,赋予了边信黔超常的工作热情。
科研追求:工程实践和技术创新融合互促
随着日益丰富的科研实践经验,边信黔对科研理念的思考逐步深入。边信黔坦言,其实自己,包括很多人在上小学乃至中学时,都一直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现在看来,这种思想是不科学的。边信黔认为,纯科学知识只能赋予人们认识世界的力量,而只有具有应用价值的知识工程化以后才能赋予人们改造世界的力量。“我觉得我所学的知识只有在经过工程化、取得了满足国防海防现实需求的成果以后,才算得上是学以致用,自己也才算是有了为国家作贡献的能力。”边信黔说。
于是,边信黔积极推动他所研究的船舶动力定位技术进入工程实践层次,并在工程化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主持研发的我国第一套某型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已成功装备海军;为某型猎扫雷艇研制的动力定位系统已批量生产;支撑“大洋一号”科考船在首次环球航行前完成了增改装动力定位工程;某型产品正批量装备交通部8000kw海洋救助船……边信黔创建的动力定位技术研发基地,不仅是我国船舶动力定位技术的研发中心,而且已成为海军和企业进行复杂海洋作业的技术依托力量。
“科学知识工程化,这只是指导科研实践的一个理念。”他常对课题组的同志们说,“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就是这第二条腿。
某深潜救生艇是我国研发的第一艘载人潜器,当时其最主要的技术难题就是在救生过程中,如何实现救生艇和失事艇的水下对接。海上试验证明,六个自由度全部由驾驶人员手动操作完成对接是不可能实现的。边信黔基于对水下对接复杂程度和难度系数的分析,提出了将潜器空间运动操纵分解为水平面人工操控和垂直面自动控制的设想,并研制出了某艇浮力微调和自动定深微机控制系统,从技术上保证了该艇首次在南海与失事艇的成功对接。该系统获得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边信黔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为自己确立了崭新的研究课题。原来在南海对接试验中,边信黔发现,南海属于我国海流不大、能见度较好的海域。那么,在海流大、能见度差的海情下,深潜救生艇浮力微调和自动定深微机控制系统还能顺利与失事艇对接吗?实验证明,只依靠该系统无法实现对接。于是,边信黔基于四自由度动力定位技术原理,提出了海流干扰条件下四自由度解耦控制的新方法,主持完成了深潜救生艇动力定位和集中显控系统的研制,使该艇的使用范围从透明度好的海域扩大到了浑浊而海流较大的东海和黄海,也因此获得了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2000年8月12日,俄罗斯最先进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后来,边信黔看到了俄罗斯救援部队在水下102米处找到右舷倾侧60度的库尔斯克号的报道。一则新闻报道,触动了边信黔对失事艇水下失事状态的新认识。失事潜艇有大倾斜(60度)的条件下,如何实现自动化对接呢?这一次,他完成了深潜救生艇六自由度动力定位技术和新型对接装置的研究,找到了失事艇有大倾斜(60度)困难条件下的救生对接新技术,获得了2002年国防科学技术一等奖。
在工程实践中发现新课题,在科研中解决这个课题并再次运用至工程实践,这不正是基于工程实践的原始创新吗?其实,边信黔有很多课题都是在工程实践中挖掘出来的。我国第一条“双工型沉体探测和打捞潜器”,是基于潜器运动控制方面的成果研发成功的;支撑“浅海管线检测和维修装置”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的创新发明点“对线控位”的新概念和新算法,则是基于船舶动力定位技术和该装置的工程实践开发成功的……
“工程实践和技术创新就是琢磨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好,并不神秘。”边信黔认为,是否具备工程实践的集成与原始创新能力,决定了一个科研工作者的科研生命有多长,而能否将工程实践的创新成果再应用到工程实践中,从而使工程实践与技术创新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合互促,则决定了一个科研工作者能为国家作出多大贡献。
2000年,在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首批项目中,“水下无人航行器”获准立项,边信黔被任命为该项目技术首席专家。在边信黔的带领下,经过7年的攻关,这个由不同单位、不同专业人员组成的“国家队”,研制出某型综合集成试验平台,并成功地完成了湖海试验。该项目在2008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作为技术总负责人,边信黔又带领着工程大学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验证评估队伍,承担了某大型装备的设计、建造和使用全过程仿真验证评估工作。
从船舶动力定位技术的成果在工程实践中演变成产品,到在工程实践中挖掘新课题、做出新成果,从带领“国家队”在工程实践中突破一系列关键性技术,到率领工程大学团队为海军某武器研制提供仿真验证评估、为海军决策提供意见和建议,我们不难体会到边信黔身上所蕴藏的工程驾驭力、原始创新力、战略建议力。
每一种能力的学习与修炼过程都是艰辛的,但有一点可以相信,现在这三种能力已经和边信黔的专业知识、科研事业一样,成为他生命中最自然、最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边信黔也会继续为推动工程实践与技术创新在更高层次上相互促进而不懈奋斗。
工作境界:敢想、敢为、敢赢,求真、求实、求严
支撑一个人从事一项艰辛事业的往往是一种精神,而支撑一个团队齐心协力奋斗的往往是一种文化。作为哈尔滨工程大学北飒海洋装置与控制技术研究所掌门人,边信黔除了在科学研究上带头之外,更努力地为这个集体营造一种文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北飒人将这种文化从边信黔身上提炼出来,凝炼成了一个北飒人所崇尚的词汇:“三敢三求”。于是这“敢想、敢为、敢赢,求真、求实、求严”的“三敢三求”便被沉淀下来,成为支撑研究所里的老中青三代人甘于寂寞、潜心奋斗的文化,也成为了支撑边信黔40多年潜心科研、无畏攻关的精神浓缩。
边信黔不仅非常注重研究所的学科队伍建设、人员科研能力和工程能力的提高,还注意从思想上帮助他们成长。他相信,学者的才智可贵,但品格更可贵。优秀的品格才是科研工作者最内在的精神支撑。
边信黔在工程大学很有名,不仅因为他的学术地位,也因为他的严格。严师才能出高徒,严格的科研才能出成果。边信黔对自己、对学生,对科研工作要求都非常严格。
“还在读书的时候,哈军工的老教授就常常对我们说,工程技术的问题是不允许半点马虎的,错个小数点,船就会翻。”严谨、严密、严格,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需要丰富的积累,需要有高度的自觉,需要有坚定的职业操守。“科研上的错误,就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错误,也许是我们的认知不符合,也许是我们设计的方案不符合,这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态度的错误,因为我们的态度不够端正而犯下错误……”
“想就是创新,就是要做别人没做过的事……”以边信黔为学科带头人的哈工大北飒海洋装置与控制技术研究所现在已成为我国动力定位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基地,其潜器和水下无人航行器控制技术在国内也颇具名气。
“事情都是做出来的,不和实践结合,关于任何事情的思考都没有意义……”边信黔在给学生上课时,常常建议大家,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以外,应该读一读《矛盾论》、《实践论》这样的书。他认为,只有建立了科学哲学的思想,才能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所作为。
“想知道梨的滋味就要亲自去尝一尝”,“解决问题必须去现场”。边信黔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除了在理论上不断探索创新,他还身体力行地认真参与制造、湖试、海试的每一个环节。深潜救生艇容积有限,长时间在水下工作,加之艇里的人晕船呕吐,导致里面的空气非常难闻。但边信黔说:“我没有觉得空气多难闻,多难以忍受,可能我的嗅觉已经在那种环境下变迟钝了吧。”就这样,为了科学的严谨,为了设计更合理、完善,他把自己的形象放在了水下,放在了试验艇上,放在了那个让他轻描淡写地说成嗅觉迟钝的地方。
“敢赢不是不能面对失败,是不能永远失败……”2005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科研项目“无人航行器”已经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课题组的同志们都暗自憋着一股劲,每天加班加点、不分昼夜地努力着,希望在10月1日,我们伟大祖国生日的这天完成项目的最后联调。这年的“十一”是一个晴朗的秋日,然而实验室里却因为一个操作而布满阴霾。边信黔的博士生严浙平教授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的场景:“电路烧坏了,电机烧坏了,作为控制终端的电脑也烧坏了。满怀的胜利喜悦被联调的失败彻底浇灭了。整个实验室数十号人,一下子鸦雀无声……”这时,边信黔的声音打破了沉寂:“失败了怕什么,至少我们离成功又近了一步嘛!不庆祝成功,我们就庆祝一下失败吧,把手头的事先放一放,走,我请你们过节去!”“那天边教授请我们在学校附近最好的饭店吃了饭……”严浙平对记者说。
边信黔为北飒人营造了一个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科研环境,也为自己赢得了北飒人的信任与支持。也许他自己并不知道,哈尔滨工程大学北飒海洋装置与控制技术研究所――这块竖挂在31号楼门口的牌子,因为边信黔和北飒人执著于祖国的船海事业,而拥有了大海般澎湃的美。
给一艘在苍茫大海上航行的船定位不容易,给一个人不可重复的人生定位更难。而像边信黔这样40多年如一日在即定的人生坐标上不畏风霜、不惮劳苦、不问名利、不畏荣辱地默默耕耘,尤为难能可贵。“我总在想,作为一名哈军工培养出来的教授,应该为满足国家需要和国防需求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应该在哈尔滨工程大学的百年历程中留下一点痕迹……”这就是边信黔的境界。
如果你来哈尔滨工程大学里漫步,蓦然回首间,也许会听到海浪的声音。不要怀疑,因为这蔚蓝的波涛一直在像边信黔一样情牵海洋、心系国防的科学家心中荡漾……

边信黔不仅为辽阔大海上的船舶定位,还把自己的人生坐标定位于祖国的船海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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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20 15:0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发明三个国家1类新药 俞德超:不忘初心 创药为民

俞德超荣获由中央电视台、中科院、科技部等8家单位共同评选的“2016年科技创新人物”。图为中科院院长白春礼为俞德超(右)颁奖。



1996年,俞德超在美国加州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留影。



俞德超近影。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俞德超在信达生物港交所上市仪式上致辞。

近来,一则抗肿瘤药物“重出江湖”的消息在医药界引发震动——上海医药集团旗下的天普公司郑重宣布:启动安柯瑞??(重组人5型腺病毒注射液)的再上市计划。

重组人5型腺病毒注射液既是中国首个、也是全球第一个上市的溶瘤免疫治疗类抗肿瘤药物,开创了人类用病毒治疗肿瘤的先河。

更令人称奇的是,重组人5型腺病毒的发明人,同时还创造了另外两个“中国第一”:共同发明、领导开发了我国第一个具有全球知识产权的单克隆抗体类新药朗沐??(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第一个具有国际品牌的国产PD-1抑制剂达伯舒??(信迪利单抗注射液)。

这位目前为止我国唯一一位发明三个国家1类生物新药的科学家,就是中组部“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四川大学教授、中国免疫学会肿瘤免疫与肿瘤生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俞德超博士。

从放牛砍柴到研发生物药

“我出生在浙江省天台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放牛砍柴是印象最深的童年记忆。”说起往事,俞德超很是感慨,“那时候村里的教育条件极为简陋,我的小学是在混合着5个年级学生的复式班里度过的,初高中阶段学校还常常缺任课老师。”

1982年,聪明好学的俞德超考入浙江林学院经济林专业,成为当地第一个走出深山的大学生。“说实话,当初自己也不知道真正的兴趣是什么。探索自己最想做什么,我花了很长时间。”俞德超笑着说。大学毕业后,他考取南京林业大学硕士生,攻读植物生理专业;1989年,他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生,攻读分子遗传学专业。“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研究分子生物学、做有用的东西,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

1993年,俞德超漂洋过海远赴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后工作站,从事药物化学专业研究。当时,美国制药行业正处于从小分子化学药到大分子生物药的历史转折期,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开发生物药方兴未艾。在博士后研究期间,俞德超围绕“在贾滴虫中建立基因表达系统”这一课题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哈佛大学医学院向他发出了任教邀请。

“与单纯做科研相比,我更喜欢做成果转化,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1997年,俞德超放弃了哈佛大学的任教机会,进入美国Calydon生物制药公司从事生物药开发,并很快就从普通员工晋升到公司副总裁。此后,他又在美国多家知名生物制药公司担任研发要职,积累了丰富的生物制药研发与管理经验,成为美国业界知名的肿瘤治疗药物研发专家。

开创用病毒治疗肿瘤先河

“中国人常常用‘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来形容一个人和故土无法割舍的血脉联系。在异国他乡生活,对此更有体会。”在美国天天和新药打交道,他心里常常想:这个药美国有了、中国还没有;这个新药美国患者买得起,但大多数中国患者还掏不出这么多钱……“这样的想法日益增多,我就萌生了‘做中国自己的创新药’的念头。”

1997年,俞德超把自己发明的溶瘤病毒“重组人5型腺病毒”的相关技术转给了上海医药集团。

“溶瘤病毒的思路,就是‘以毒攻毒’。”俞德超解释说,简单地讲,就是利用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的基因表达差异,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制备出专门针对肿瘤细胞的重组基因工程病毒。

俞德超说:“重组人5型腺病毒是一种致病力很低的普通感冒病毒,它只‘喜欢’肿瘤细胞,进入肿瘤细胞后能大量繁殖,迅速‘吃掉’肿瘤细胞;同时,它还能诱导产生针对肿瘤的免疫反应,进而把肿瘤溶解掉。”

上海医药经过进一步开发,研制出治疗鼻咽癌的重组人5型腺病毒注射液,并于2005年获准上市,成为全球第一个治疗肿瘤的溶瘤病毒新药,开创了利用病毒治疗肿瘤的先河。全球第二个溶瘤病毒药物TalimogeneLaherparepvec (简称T-VEC ,Imlygic? ),2015年10月才被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比重组人5型腺病毒注射液晚了10年。

“现有研究表明,溶瘤病毒具有靶向性好、杀伤率高、副作用小的优势,是当今肿瘤免疫疗法的一个重要手段。”俞德超说,“更令人高兴的是,溶瘤病毒还可以与PD-1/PD-L1抑制剂联合用药,可以使对PD-1/PD-L1抑制剂不敏感的‘冷’肿瘤变成‘热’肿瘤,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因此,重组人5型腺病毒注射液的重新上市,不啻是肿瘤患者的一大福音。”

迫使进口药自降身价

单克隆抗体(俗称“单抗”)类新药是目前国际最具前景的创新药物,广泛应用于肿瘤、自身免疫疾病等重大疾病,疗效虽好,但价格非常昂贵。以治疗肺癌的单抗生物药为例,在美国,一位患者的年治疗费用是15万美元左右,约合100万元人民币,普通患者可望而不可即。

“开发出中国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让更多的患者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健康成果!”2006年初,俞德超告别妻女,只身回国,加盟成都康弘药业集团,组建成都康弘生物团队,研发治疗老年黄斑变性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致盲的单抗药物康柏西普。

老年黄斑变性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被称为“致盲杀手”,是国际眼科界公认的最难治疗的眼病之一。在康柏西普诞生以前,跨国企业诺华研制的雷珠单抗独霸天下,以每支9800元的高价垄断中国市场。

“当时国内生物制药的基础几乎为零,我和团队在国内甚至找不到一家可以进行临床前研究的实验室。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坚持以国际标准扎实推进。”据俞德超介绍,经过多年艰苦攻关,康柏西普终于在2013年获准上市。

康柏西普是俞德超回国后领导开发的我国第一个具有全球知识产权的单抗新药,被评为中国“眼科学界最大科技突破”之一和“中国最具临床价值的创新药”,为无数老年黄斑变性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致盲患者带来光明。

康柏西普上市后,药品“中国制造”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击战。因疗效更好、价格更低,康柏西普销售份额很快后来居上,市场占有率超过50%。2016年7月,倍感压力的诺华在雷珠单抗还有10年专利期的情况下主动宣布降价,每支降价2600元,打破了国外专利药物在专利期内不降价的历史。俞德超由衷高兴:“国产药主导市场价格,受益的中国老百姓就更多了!”

2016年10月,康柏西普获得美国FDA批准,越过I、II期临床,直接进入美国Ⅲ期临床试验。这在美国也不多见,在中国制药史上更是头一回。

开创国产抗癌药品牌

单抗类药物具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和研发壁垒,是代表全球制药最高水平的高端生物药,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垄断着全球98%以上的单抗药物。

要让更多中国生物药在国际市场拥有话语权,惠及更多中国老百姓!2011年底,俞德超移师苏州工业园区,创办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聚焦研发高质量的单抗生物药。

历经7年多拼搏,俞德超共同发明并领导开发的信迪利单抗于2018年12月获准上市,成为中国首个具有国际品牌的国产PD-1单抗新药,拥有全球知识产权。

在信迪利单抗上市之前,我国先后批准了两个进口的PD-1类药物:默沙东的帕博利珠单抗(俗称“K药”)和百时美施贵宝的纳武单抗(俗称“O药”)。“K药”和“O药”是当前国际上最为著名的PD-1单抗药物,被业界誉为“抗癌神药”。

令人振奋的是,信迪利单抗的治疗效果并不亚于这两个进口药物。2019年第一期《柳叶刀·血液学》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刊发了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石远凯教授牵头进行的信迪利单抗的临床研究结果——这是中国第一项荣登该杂志封面的科研成果。临床数据表明,采用信迪利单抗免疫治疗复发难治霍奇金淋巴瘤的客观缓解率高达85.4%,疾病控制率97.8%;77.6%的患者使用该药6个月后没有出现疾病进展,而“O药”、“K药”的同类数据分别为77%和69%。信迪利单抗为肿瘤患者提供了创新且高度有效的治疗模式,提升了患者用药可及性。

据了解,目前“K药”“O药”的年治疗费用均在50万元人民币左右。“为造福更多患者,信迪利单抗的价格将明显低于这两款进口药。”俞德超告诉记者。

除治疗淋巴瘤,信迪利单抗还在进行20多项临床试验,包括一线非鳞非小细胞肺癌、一线肺鳞癌、二线肺鳞癌、一线胃癌、一线肝癌和一、二线食管癌等,初步结果令人满意。在不久的将来,信迪利单抗有望造福更多肿瘤患者,缔造属于中国的“神药传奇”。

四“心得”制胜新药研发

新药开发可谓“九死一生”,难度之大超乎想象,发明一个上市新药已属不易,俞德超何以能“连中三元”呢?对此,俞德超表示:“我没有秘诀,只有几点心得”。

首先是创新。

“所谓新药,就是疗效不低于已有药物的创新性药物,必须以前沿性科学研究为基础。”俞德超认为自己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创新的敏感性,能从科学发现中觅得蛛丝马迹,进而研发优于已有药物的新药。

他举例说:康柏西普与诺华的雷珠单抗的靶点都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但VEGF有多个成员,雷珠单抗只能阻断其中的一个成员,康柏西普可以阻断三个。它的治疗效果比雷珠单抗好,原因就在于此。

其次要有韧劲。

“开发新药在中国尤其难。”俞德超说,多因素导致中国开发新药涉及的人才、设备、工艺等非常薄弱,几乎是空白。侥幸的是他能坚持,不言放弃。

“就说康柏西普吧,截至去年上半年,它还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唯一一个单抗新药。”俞德超回忆说,2006年,他开始做康柏西普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天方夜谭。从动物模型到临床医生、从临床前研究到临床试验,都是从零起步,就像在黑暗中摸索,用“千难万险”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面对重重困难,要是意志不够坚定,不可能走到最后。”

第三是坚持国际标准。

“新药是用来治病救人、服务全球患者的,所以必须坚持世界普遍遵循的国际标准,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俞德超讲了这样一件事:为实现国际化,信达从2012年开始寻求与国际制药巨头礼来合作。礼来的要求非常高,其标准比美国FDA的标准还要高。他们多次派人到苏州现场核查。本来信达在2014年就拿到了第一个项目(代号IBI301)的临床批件,马上可以做临床试验了。但礼来在核查时认为,信达的生产工艺和生产设施达不到全球质量标准,要求信达必须先整改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达到国际标准。

俞德超告诉记者,按照礼来的要求,生产工艺整改至少要花36-48个月——这就意味着IBI301的临床试验要延迟至少36个月。

“信达是一家没有任何销售收入、全靠市场融资维持的初创公司,每月的平均开支少说也得几千万元,推迟36个月意味着我们要多支出几亿元。为了生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药品,我们硬是咬紧牙关、加班加点,最终用18个月就完成了整改。”说到这儿,俞德超笑了。“回过头去看,这一步还是走对了。‘磨刀不误砍柴工’,包括信迪利单抗在内,我们的所有在研新药都能经受得起国际标准的考验。”俞德超骄傲地说。

第四是团队协作。

“做药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不是单靠某一个人能完成的。”俞德超介绍说,发明一个新药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后面还包括:毒理、药理、药代动力学等临床前研究,工艺开发与验证,分析方法开发与验证,大规模临床研究,后续的规模化生产和商业化,而且每个环节都困难重重、每一步都不能出差错。“所以,开发新药就像一场接力赛,每一棒都需要不同专业的最优秀的人来完成,这都离不开系统集成和团队作战。”俞德超说,“在人才上信达可以说是不惜血本。除了自己培养,我们还陆续从全球吸引了近百位高级研发、管理人才,组建了国际一流的‘梦之队’。”

岁月催人老,两鬓发已白。回顾自己研发新药所经历的坎坷历程,俞德超并不后悔:“人来到这个世界,一定要有自己的使命,生命才有意义。开发出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让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到人类科技发展的健康成果,是我回国创业的初心。我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今后将继续坚守初心,开发出更多、更好的药品,为国内外患者造福,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原标题:发明三个“国家1类新药”

俞德超:不忘初心 创药为民

本报记者 赵永新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2月20日 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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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21 14:2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国著名工程力学与航空专家胡沛泉逝世,享年100岁

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国著名工程力学与航空专家、教育家,国家首批二级教授,西北工业大学资深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学报》创始人及主编胡沛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2月19日20时50分在西安逝世,享年100岁。

胡沛泉,男,1920年6月生于江苏无锡,1940年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1941年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土木工程理学硕士学位,1944年获该校工程力学博士学位。胡沛泉于1948年放弃美国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后先后受聘上海圣约翰大学、华东航空学院、西安航空学院教授,并于1957年受聘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曾任学校基本理论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科研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教务部副部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工业大学学报》主编等职。

胡沛泉先生一生甘为人梯,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及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创办人之一,他倡议建立了西北工业大学工程力学专业,使学校成为全国最早开展力学专业教育的高校。经其提议,学校1961年在全国较早创建研究生班,发现和培养的一大批优秀人才成长为航空、航天、航海及其他相关领域的院士、博导、总师等知名专家学者,擎起了祖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一方蓝天。

胡沛泉先生一生勤勉敬业,以《西北工业大学学报》主编之责,呕心沥血、勤耕精作六十余载,力主学报国内外公开发行,精心打造特色品牌,使之成为我国最早一批进入《工程索引》的高校学报。直至鲐背之年,先生仍亲自指导论文写作,坚守学报工作一线,殚精竭虑,为学校学术水平、学术声誉的大幅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增强,作出了突出贡献。

胡沛泉先生一生信念坚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华航西迁,先生毅然告别家人,从此扎根西部,为推动高等教育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贡献了毕生力量。提携后学,先生慧眼识才,关爱年轻教师和青年学子成长,以自己独有的人格魅力感染和教育了一代代后辈。退而不休,先生心系学校发展,把一腔心血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堪称爱国爱校、敬业育才的典范,是全校师生咸所敬仰的楷模。

胡沛泉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是为推动学校教育发展鞠躬尽瘁的一生。先生虽已离去,但他淡泊名利、谦谦君子的风范宛在,他严谨务实、孜孜以求的精神永存!

我们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胡沛泉先生!

中共西北工业大学委员会 西北工业大学

2019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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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22 16:3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从掣肘于西方技术,到研究成果领先国际,西安交大教授创造中国"核动力秘密"

在西安交通大学,有一个玩转核动力系统的"精锐部队",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潜心科研,为我国核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核技术封锁,还荣获2017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他们就是苏光辉教授团队。

核心技术被国外封锁,他们决定自主研发

先进核动力系统是舰船核动力及第三代核电的重大需求,核心设计分析工具是保证先进核动力系统安全性的重要保障。核动力系统结构庞杂、运行工况多变,尤其是瞬态及事故工况复杂,这就决定了核动力系统的热工安全特性是三维多相态、多因素强耦合过程。

核能及核技术具有军民两用特点,舰艇核动力的技术与核电反应堆技术在核燃料生产、反应堆堆芯设计、安全防护、放射性废物处理等方面具有十分相似的工艺。但是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核动力系统,我国核工业发展面临严重掣肘。掌握核技术的国家都有各自的"核秘密",这样的核心设计分析技术国外一直对我国严密封锁。能从国外买来的技术价格又高,实用性又有限,因此只能自己研发。

从零开始艰苦研发,最终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从零开始,做出中国自己的核动力系统核心设计分析工具,注定是一条艰辛之路:启动之初经费少得可怜,学校的条件也有限,难以提供合适的试验场地,团队就到学校外面租便宜的场地来做实验室。在团队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终于研发出中国自己的先进核动力系统核心设计分析工具,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满足了国家重大核电工程和国防核动力的设计需求。项目成果应用于我国自主化第三代核电系统、某系列核潜艇等国家重大核电工程和国防重点军工型号研发。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使国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达到新的起点""弥补了国内研究空白""优于国外同类技术""项目总体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苏光辉教授团队的成果获得了科技部、原总装备部、国家能源局等组织的项目验收及高度评价。目前,苏光辉教授团队研究成果已推广到国内多家单位,解决了先进核动力系统跨维度精确分析的技术难题,产生了重要社会效益和国防意义。

科研报国脚步不停歇,努力践行"西迁精神"

苏光辉教授可谓是"土生土长的交大人",1984年他来到西安交大读书,而后就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交大。苏光辉的硕士、博士指导教师是西迁老教授。老教授们努力克服生活、科研、教学上的重重困难,秉承扎实朴素、默默奉献的育人态度,对他重培养、严要求,不仅使他学到了扎实的专业知识,也潜移默化地磨砺了他的思想和品格。特别是导师贾斗南对他影响极为深刻。"贾老师对待工作一丝不苟,是立德树人的典范,对我影响很大。"苏光辉说。

艰难困苦不移志,物质诱惑不动心。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苏光辉团队依然严谨低调。"我们的研究成果能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团队青年长江教授田文喜说,团队还有更多技术难关要突破,任重而道远。科研报国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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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23 16:3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极地测绘之父”武大教授鄂栋臣逝世,享年80岁
楚天都市报2月21日讯(记者柯称)那个曾经的放牛娃,那个曾连续11次挑战南北极的汉子,那个为我国极地科考奉献一生的老人,走了,去了比南北极更遥远的地方。

楚天都市报记者今日获悉,被誉为“中国极地测绘之父”的武大教授鄂栋臣,今晨因病在武大中南医院逝世,享年80岁。

鄂栋臣曾参与1984年中国首次南极考察,一生参与7次南极考察和4次北极考察,两次在国家南极科学考察中荣立二等功。他是武汉大学教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极地测绘事业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曾任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极地测绘科学国家测绘局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地球科学组中国常任代表、湖北省南北极科学考察学会理事长。

放牛娃的远大抱负

1939年7月,鄂栋臣诞生在江西广丰山区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中。抗战年代,家庭异常贫苦,小小年纪的鄂栋臣格没有条件上学,成了一名放牛娃。

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村里办起了小学,11岁的鄂栋臣第一次拥有了念书的机会。他天资聪颖,又肯下功夫,很快就成为班上最优秀的学生,1954年小学毕业后,鄂栋臣考上了广丰中学,凭借优异的成绩,他被上饶地区批准作为保送生上了高中。1960年,21岁的鄂栋臣考取了武汉测绘学院(现武汉大学),攻读天文大地测量专业。

鄂栋臣曾在一次演讲中动情地说道:“我十岁时还是放牛娃,父亲和祖母都被侵华日军杀害了,如果没有共产党,我可能会在受欺凌的日子里失去更多的亲人,也没有机会读书,更不会成为大学教授,那些苦难的日子让我真切地体会到,只有祖国强大了,炎黄子孙才有尊严。”尽管测绘对于这个山里走出的大学生来说非常陌生,青年鄂栋臣还是励志,用行动回报祖国。

签下生死状首征南极

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四十多个常年考察基地和一百余座夏季站,而当时的中国,在极地科考方面还是一片空白。

1983年9月,加入《南极条约》不久之后,中国首次派出科考代表团,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第12次协商国会议。然而每当会议讨论到实质性内容或进入表决议程时,代表团成员们就会被大会主席礼貌地“请”到会议厅外喝咖啡。代表团成员之一、时年48岁的郭琨回忆,面对“二等公民”的耻辱待遇,代表团很多成员都留下了热泪,发誓要建立自己的南极科考站。后来,正是他成为了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长。

1984年11月26日,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由591人组成的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登上“向阳红10”号科学考察船,从上海浦东港口起航,开启一段伟大的行程。45岁的鄂栋臣就在其中,他还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成为考察队党支部副书记和测绘班班长一职。

那是一次完全未知的行程。据媒体报道,出征之前,妻子担心他会遭遇不测,迟迟未能在“生死状”上签字,鄂栋臣拿过笔来稳稳写下自己的名字,并在一旁的空白处留笔:“我的生死,由我自己全权负责。”

鄂栋臣曾经回忆,“船长说,我船上带了一些大塑料袋。我们问他,带塑料袋去干什么啊,他说准备装死人的。我们就明白了,那是装尸袋,如果谁牺牲了,就用塑料袋一装,放到船底下的大冰库里冷冻起来,然后带回家。”

危险确实无处不在。当“向阳红10”行驶到被称为“沉舟墓地”的德雷克海峡,考察队遭遇了12级的强风暴。惊涛骇浪中,队员们翻江倒海地呕吐。鄂栋臣和同伴连滚带爬地冲入船舱,下意识紧紧抱住贵重的考察仪器,这是所有人在危急关头唯一想到要保住的东西。十几个小时后,他们终于挺了过来。

30天的艰难航行过后,我国第一支南极科考队终于即将到达目的地——乔治王岛。鄂栋臣站在甲板上眺望,魂牵梦绕的神秘冰雪世界就在眼前,他和队员们兴奋得欢呼雀跃,站在船头大喊——“南极,中国人来了!”

冰天雪地里盖起科考站

要建立中国第一座极地科考站,测绘是最基础的工作之一。

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勘探工作异常艰难。鄂栋臣带领组员们踏冰雪、穿山脊,每天都扛着木桩、铁锹、镐和铲去测绘,依靠简陋的小平板做大比例尺测图,用两条腿去跑水准,稍有不慎就会掉进冰海。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4平方公里范围内布设了33个控制点和图根点,野外测量1665个地形点,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站区选址与地形测绘。

1985年2月10日,距离农历春节不足十日,在新年极光的笼罩下,鄂栋臣测绘完成了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在这幅1:2000的地图上,他把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赋予南极无名的山川湖泊:长城湾、望龙岩、龟山、蛇山、八达岭……

地点确定后,队员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建设行动。鄂栋臣和同伴们穿上防水衣、扛起沙袋,爬冰入海,一天之中甚至能工作近二十个小时。多年以后,鄂栋臣的老友、此次科学考察队队长郭琨满怀深情地回忆:“无论你是工程师、讲师、教授、博士、工人、记者……搅水泥、拧大螺丝钉、扛钢梁,每个人都上手干,修码头的就是码头工,搬物资的就是搬运工,建房子的就是建筑工人……”

1985年2月20日,农历大年初一,队员们给当遥远的祖国送上了一份新年大礼:中国第一座极地科学考察站——长城站正式建成!广袤的南极洲上,首次有了中国人的立足之地。

受邀前来参加典礼的苏联站工作人员,得知中国人只用了40天便完成建站工作,纷纷睁大眼睛、高呼“奇迹”!

下一个目标,北极

3年后,鄂栋臣再赴南极,此次他们在东南极洲大陆上,建立了我国第二个南极考察站——中山站,标志着中国南极探测进入了更高的水平。“少了北极,就不是完整的极地科考。”在鄂栋臣心中,已经定下下一个目标——巡天遥看极地光,北极!北极!

1999年7月,花甲之年的鄂栋臣参加中国首次北极科考,踏上自己心中潜藏已久的北极寻梦之旅。严寒、冰山、暴雪、北极熊,茫茫白雪后藏着各种险境,鄂栋臣就是在这样的险恶的环境下,为祖国北极勘测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长城”“中山”“黄河”,二十多年里,从南极到北极,伴随着这些令人骄傲的名字,鄂栋臣始终奋战在我国极地测绘科学研究的第一线:先后7次奔赴南极考察,参与中山站的指导建设工作,并两次荣获国家南极考察二等功。此外,他还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在室内推演测绘南极冰面地形,这在人类对南极的科考史上堪称首创。由他主持命名的300多个中国南极地名,获得国际认可,填补了南极自古以来无中国地名的历史空白;在中山站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南极自动验潮站;史无前例地在北冰洋的浮冰上进行绝对重力测量试验并获得成功,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极地测绘制图之路。

对外界赞誉的“极地测绘之父”这一称号,鄂栋臣曾说:“我做的事很有限,但我的后半生都献给了极地,可称我为‘极地赤子’。”

晚年做了600场科普报告

退休后的鄂栋臣并没有远离他所钟爱的极地事业。这些年来他笔耕不辍,在理论研究领域孜孜不倦地做研究、带团队,工作在极地研究的前线,偶尔也会通过高科技通讯设备为远赴南北两极科考的学生后辈们出谋划策。

这些年,鄂栋臣在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做了近600场南北极报告,教育青少年热爱祖国、崇尚科学,增强人们保护地球环境的意识,独具创新特色,每每讲到五星红旗在两极飘扬时,台下掌声雷动。每场报告都掌声不断,深受听众欢迎。曾被中国科普作协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获“湖北省科技传播十大杰出人物”。

鄂栋臣更是开启了武汉大学与极地的不了情缘。在他之后,武汉大学参与了中国的历次南极科学考察,累计派出师生110人次,是我国参加南极科学考察时间最早、次数最多、成果最丰硕的高校,也是唯一一所“全程参与”的高校。

去年11月,中国第3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再次出发,成员包括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的2名教师和3名博士生。鄂栋臣走了,他的征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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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24 15:5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周万城:“航空发动机用特种功能材料”的开拓者
在迅猛发展的中国科技领域,涌现出无数个顶天立地、铮铮铁骨的科学家,他们穷尽毕生精力,创造了中国科技的无数个从0到1;他们以强烈的民族自信和家国情怀,让中国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著名高温功能材料专家、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周万城就是这样的一位科学家。

周万城,我国高温特种功能材料研究的先驱者之一。20多年来,他带领团队披荆斩棘,走出了一条完全自主创新的道路,为我国攻克了一系列尖端材料技术难题,填补了国内空白。因在材料领域的特殊贡献,其先后荣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2010年)、“十一五”全军后勤重大科技成果奖1项(2011年)、国防技术发明一等奖1项(2017年),以及省部级二三等奖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被SCI收录300余次。获得授权国家和国防发明专利50余项。

日前,历经22年的艰苦攻关,周万城主持完成的《航空发动机用特种功能材料》项目荣获2018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2年铸一剑,这个奖拿得太不容易!然而,周万城却告诉记者,“能够为国家攻克尖端材料技术难题,比拿奖更值得欣慰;我们的材料能够显著提升国防尖端装备性能,就是对我们的最大回报!”

22年酿成的成果,有着怎样的艰辛、漫长与执著?!

“咬定青山不放松,千磨万击还坚劲”

22年来,心无旁骛,不追名不求利,只图把国家急需的这件事干好。在周万城看来,“咱们只是在国之重器里面做了一点儿有用的工作,只是为国家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当记者和周万城及其团队成员面对面,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他们,没有宏篇大论,也没有侃侃而谈,唯有朴素的语言、白描般的讲述,唯有漫长的坚持、不断的创新后“破茧成蝶”的淡淡喜悦。

“当初是如何想到要从事这种‘特种功能材料’的研究的?该材料的研究如此艰难,期间有没有想过另辟蹊径、另择坦途?”记者问。

“1996年,国家材料领域的一个专家组组长在西工大材料学院做了一场报告,提到国家急需这方面的材料,于是我们就开始调研,最终把这种材料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周万城说,陆续有多家单位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是他们干了几年后多数都放弃了。

“事实上,我们也是在无意中担起了这个任务。既然这是国家急需的材料,无论多难也得把这个任务完成。”周万城说。

该材料的研究难在哪里?首先,陶瓷涂层与金属工件的膨胀不匹配,工件在工作过程中经过激冷激热后会导致陶瓷涂层剥落;其次,陶瓷涂层要在高温下具有所需要的功能很难实现;再次,陶瓷材料在高温下长期工作以后其内部结构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材料性能改变。

“要同时解决这三个难题,难度非常大。”周万城说,“虽然研究过程中困难重重,但难归难,我相信我们有能力克服它;我坚信,外国能够做出来,我们也一定能够研究出来,满足我国对这类关键材料的需求。”

刚起步时,一间16平米的实验室和一台经常出毛病的热压炉,是周万城研究的全部“家当”。仅凭这样的条件开展尖端材料的研究谈何容易?

“最初的那些年,尽管实验设备简陋、科研经费很少、只有一位博士生,但我们坚持着,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地去做。”于是,一坚持就是22年!

罗发教授,第二获奖人,周万城教授的博士生。当年博士毕业后,有多家国内外单位对他伸出了“橄榄枝”,国内有家单位甚至把给他的房子连家具都配齐了,但是因为导师周万城的一句话,他留下了。

“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国家的急需,也是我们人生价值的最好体现,但研究难度很大,需要我们通力合作才有可能获得突破。”在日后的艰难时刻萌生退却意念时,罗发总是想起周老师当年对他说的这句话。“回头看,当年选择这一研究方向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要是失败了,可能是败得一塌糊涂,什么也没有。”

周万城坦言,在研究中也曾走了一些弯路。“最初五年的研究,我们很快就获得了高温性能优良的涂层材料,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只解决材料的高温性能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必须放弃原来研究的材料,从根本上重新研究新的材料体系。新的材料体系同时具有了好的高温性能、好的高温长期稳定性和好的抗热震性能,但进一步研究发现,材料在高温下和发动机燃气组分发生反应,进而导致涂层碎裂剥落。因此,这个材料体系也只能放弃,必须再建构新的材料体系……”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周万城团队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和“新思维-新技术-新思维”的循环往复的突破创新中,攻克了数不清的技术难题,终于研究成功一个完整系列的新材料,解决了国家国防装备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清代画家郑燮的《竹石》诗,不正是周万城团队的坚持、信仰和操守的真实写照么?

“疾风烈火见真金 皓首扬鞭再建勋”

“装备发展,材料先行。”材料是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的基础,每一次材料性能的提高都会带来装备性能的大幅提升,甚至带来装备的更新换代。

周万城团队研究的高性能高温功能材料就是现代国防装备跨代发展的一种标志性新材料。其发明的一个完整系列的高温功能材料,由国家国防科工局组织的技术鉴定认为,“研究的综合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些材料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我国尖端装备的更新换代和跨越式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周万城团队的“硬技术、硬志气和硬精神”从何而来?

“客观地说,我没有远大的抱负,也没有宏大的目标,只是一直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把准前进方向,坚持问题导向,然后踏踏实实、持之以恒地去做,一个难题一个难题地去攻克,如此这般,自然行稳致远,自然前途光明。”周万城如是说。

新材料的研究过程对周万城团队来说,就是一个锲而不舍、砥砺奋进、不断超越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技术的过程。“新材料的研制一定要有独特的思路、独特的方法和独特的技术方能突破种种难题。”他强调说。

周万城给记者讲述了两个技术攻关途中的故事。透过这两个故事,或许“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一个是“生死攸关”的故事。

要研制一种新材料,必须要有该材料性能测试设备配套。1998年,因承担国家“高温功能材料测试设备研发”的其他团队研发工作失败,周万城的高温功能材料研究无法进行性能评估,课题只能搁浅。

“国家急需这种材料,却卡壳在这个测试设备上,怎么办?”周万城心急如焚。他当机立断,决定自筹经费研发相关测试设备!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攻关,终于成功开发出了一台高性能测试设备,使该材料的研究才得以“起死回生”。这台关键设备至今还在使用,成为高温功能材料研发的基础手段。

“我们能够发明这台设备,主要靠的是我们有别于常规的独特思路。”这台关键设备的研发成功,成为高温功能材料研究里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另一个是“柳暗花明”的故事。

一种材料在实验室研制成功了且性能很好,但真正到工程上应用的时候,往往还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2016年,就出现过一次薄膜脱落的问题。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攻克这个难题,国家的这个装备就会面临下马的可能,当时情况非常严峻,压力可谓巨大。”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是我们的材料问题,也不是工艺问题,是对方工件的表面状态出现了改变,与以前的工件不一样,薄膜材料必须适应新的工件表面状态,这是一个必须重新研究的新问题。”

周万城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课题组会议,讨论解决方案。根据工件的特殊情况,经过严格的理论分析后设计了十几种方案,然后逐一试验。团队成员黄智斌副教授(第四获奖人)一直“泡”在现场,每天只能睡上一两个小时,没日没夜地做试验,奋战了20天,终于攻克了这个难题。

回首漫漫科研路,“天翻地覆慨而慷”。

经过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周万城团队已从最初的“一师一生”壮大到7位教师(3位教授博导、4位副教授)和30多位在校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和硕士生),实验室由最初的16平米扩展到1200平米,实验设备也由最初的一台热压炉发展到300多台(套),在实验室几乎可以完成自己想做的所有研究工作。

“团队的主攻方向十分明确,就是要解决国家尖端材料的技术难题。国家需要什么材料我们就研究什么材料,在我们所在的研究领域,哪种材料是国家需要的,做了这么多年,已经很明白。”周万城自豪地说,“国家需要的本领域高温系列材料,我们基本上都在研究,有些是完全成熟的,有些是将要成熟的,有些是半成熟的,还有一些战略新材料也在研发中。”

周万城团队是西工大材料学院公认的“和谐团队”。“任何一项重大创新都离不开团队成员的精诚协作,一个团队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无往而不胜。”周万城感触尤深地说。在他看来,是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把他们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他十分欣慰地告诉记者:“我这个团队的老师都是典型的实干家,都是干实事的,也跟着我一块儿不追名不求利,就追求把国家急需的这件事做好。”

时刻把责任扛在肩头,周万城团队以惊人的毅力和超常的付出,一次次向科技前沿发起冲击。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当他们面对家人都深感歉疚。“经常出差,没有节假日,每晚11点以后才回家,这是我们的工作常态。我很感谢团队成员的支持,也很感激我的爱人孙晓梅对我的理解,是她包揽了全部的家务并照顾我的饮食起居,让我得以全身心地投入我热爱的研究工作中,我的‘军功章’也有她的一半儿。

2019年1月8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的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周万城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即兴赋诗一首:“奋斩荆棘廿二春,疾风烈火见真金。高山跬步安能懈,皓首扬鞭再建勋。”

为国家需求做科研,周万城乐此不疲。今年已经65岁的周先生,他说他的精力和体力还允许他继续工作,他还有信心再为国家做出一些国际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他认为,“能够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做成一件事,这辈子就没有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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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后”博导施一:病毒研究要“顶天立地”
新华网北京2月18日电 题:“85后”博导施一:病毒研究要“顶天立地”

新华网记者 陈听雨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研究员、中科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研究组长、博士生导师……单凭想象,很难将这些闪闪发光的头衔与一位“85后”联系起来。

直到施一坐在了我的面前。

“其实生活中我也不是一直都在做研究,休闲时我喜欢看小说,有时也追剧,还看动画片”。

穿着深蓝色格子衫,戴着斯文的眼镜,小麦色的年轻面庞,笑起来有点腼腆。这位曾“雄霸”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最年轻研究员、最年轻博导“江湖名号”的阳光大男孩,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做“年轻有为”。


生命第四域

“病毒很可能是‘第四个生命域’。”施一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新发和突发病毒,对他的采访,一开始就很有科幻色彩。

目前在生物分类系统中,包括真细菌、古菌和真核生物三个域,人类等复杂生命体都属于真核生物域,而作为非细胞生物的病毒并不包含在生物分类系统中。

“病毒是一种生物,但它是不是生命?有争议。”施一进一步解释,一般对生命的定义是指个体能够独立自我繁殖,自我演化。而病毒不能自主进行繁衍和生殖,需要依赖于宿主。从这个角度来说,病毒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生物形式。

H5N1、H7N9、埃博拉、寨卡……这些近年来见诸媒体的病毒让普通人谈之色变、避之不及。“新发和突发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是毋庸置疑的,早诊断,早隔离是非常重要的。在迎战传染病疫情这一无声的沙场,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其实都在同一个战壕里,共同为抵抗和预防传染病进行研究。”施一说。

有别于上述凶险的病毒,若论普通人最有切身体会的病毒,可能就属流感了。这个冬天,流感、发烧、咳嗽成了朋友圈刷屏的热词,身边不少亲友同事相继“中招”。为什么感觉今年得流感的人特别多?这事儿请施一来科普一下还真是问对了人。

事实上,流感病毒的传播是很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病毒本身来说,流感病毒基因组属于核糖核酸(RNA),与脱氧核糖核酸(DNA)不同,RNA基因组在复制过程中容易发生较多的变异,从而在宿主免疫选择下,容易产生流感病毒的变异,这也是为什么每年都需要重新注射流感疫苗。

从人群的角度来说,流感病毒的传播也受到群体免疫状态的影响。

另外,随着媒介与通讯手段的发展,人们对流感的认知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其实流感病毒每年都有,但以前可能很容易被误认为普通感冒。现在出现相关症状后,去医院就诊、排查的人多了,正式确诊流感的人相应也就多了。”

“总的来说,除了流感大流行,季节性流感病毒的变异相对而言是逐渐发生的,每年感染人数并没有出现快速增加。”针对易感人群,施一建议,及时接种流感疫苗还是很有必要的。

抗击病毒是和时间赛跑

抗击病毒的工作时常要面临紧张的局面。

施一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分成常规研究时段和攻关时段。所谓攻关时段,就比如突然发生了一次紧急的疫情,这时我们就会形成攻关团队,要在较短时间内,集合大家的力量,快速拿出科研成果。攻关阶段肯定是需要做出一些个人牺牲的。”

2013年5月份,结婚刚刚三天的施一就“撇下”新婚妻子,返回了工作岗位。“其实工作完成后,我还是利用春节假期给媳妇儿补上了蜜月,哈哈。”

2013年2月份,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发生了H7N9亚型禽流感疫情。“那时在我的导师高福院士的领导下,我们迅速针对病毒展开研究,想搞清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性高不高?它的特性是什么?从疫情发生到拿出初步研究成果,我们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施一回忆。

“为了第一时间拿到病毒基因,我们等不及快递了,研究人员自己坐飞机拿到样本然后直接飞回来,拿到病毒基因的当晚,我们就立刻进行了后续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的研究团队是第一个把研究成果投稿到《科学》杂志(Science)的。”谈及5年多前抗击H7N9型禽流感病毒的那场“战役”,施一仍然心存激动与自豪。

事实上,在“常规研究时段”,加班到深夜也是施一的家常便饭。

“平时除了出差,我绝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所里工作,基本上都会坚持到晚上11点。”说起自己的工作状态,施一立刻对家人表示了感谢,“我媳妇儿从一开始就支持我的工作,只不过有时叮嘱我不要干得太晚,要求我一周里至少有三天十点之前回家。总体来说,她对我非常宽容。”

施一讲解道,“倒不是研究工作一定要在晚上做,而是很多实验需要连续性地操作下去,不能中途喊停。比如,我们经常需要针对蛋白质展开特性研究,而蛋白质是比较脆弱的,在蛋白质的纯化过程中,需要连续实验。假如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实验结果,它很可能就会发生降解、沉淀等现象,导致实验失败。”

施一介绍,他工作所在的中科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历经十年,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7个研究组的重点实验室,确立了三大研究方向。

第一大方向是病原生物学及微生物组,主要研究病原微生物的感染机制,为防控传染病提供重要理论指导。

第二大方向是免疫生物学和肿瘤研究。“病原微生物感染与免疫系统是分不开的,当病原微生物感染人类机体时,免疫系统是第一道防线。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免疫系统,如何能对抗病原微生物的感染。另外一方面,针对肿瘤展开研究,开发对抗和抑制肿瘤发生发展的新概念。”

相对于基础研究的第一和第二大方向,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的第三大方向是应用研究,开发抗体、药物等疾病防控治疗手段。

“总结起来,我们重点实验室的方向就是四个字——顶天立地。顶天,就是在基础学科的前沿研究中,致力于做到世界顶尖水平;立地,是指要能够开发出产品,真正落地去服务社会。”施一说。

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

从一所乡立小学,一口气读到中科院的博士,毕业后又成为博导、教授、研究员,施一就是家长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求学的路一路走来“前方高能”,会对深陷于“吼作业”而无法自拔的“虎妈狼爸”们造成一万点伤害。

“是不是学霸我不说,但我觉得我还行。”谈起自己的读书历程,施一谦虚中又难掩自信。“从小学开始,一直中学,再到大学,我的学习成绩不敢说一直第一,但至少也是名列前茅的。”

“我的老家在浙江省宁海县,我读的小学没有在县城里,而是乡镇里的小学,我们小学五年级制,没有六年级,毕业时我就考了全镇第一。”

“然后我到县城去念中学,成绩一直保持在前三名。高考时我考上了浙江省最好的学府之一——浙江大学,进入生命科学学院,学习生物科学。”

施一说,他的父母都是语文老师,他在上学前就经常待在学校,从小感受学校的氛围。受父母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起施一对知识的渴求。


“我觉得,喜好学习,是先天性格与后天培养相结合的结果。必须对知识有一种强烈的渴求与愿望,才有可能去选择做这个事情(科研工作)。”施一说。

施一的大学同学有一半左右已经放弃了科研工作。他认为,坚持科研工作和个人兴趣是分不开的。“我从小就对生命科学感兴趣,填写高考志愿时,我选的全部都是生物科学,所以我就一直坚持下来。”

施一坦承,在科研道路上求索,也曾经动摇彷徨。“在2011年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并没有出色的科研成果。当时压力挺大,也想过自己是否适合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这条路适不适合我?”在那段苦闷的日子,施一当时的女友,也是他后来的妻子,以及他的老师和师兄师姐们都给予了支持,鼓励他坚持下去,同时帮助他寻找研究的方向和突破口。

“年轻人的成长旅程总是充满坎坷的,需要前辈们的引导和支持,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贵人相助是很重要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中科院目前有个青年创新促进会,院里给予入选会员项目资金支持,是一个帮助年轻人交流和成长很好的平台。”

如今,作为一名博士生导师,施一寄语致力于投身科研工作的年轻人,要对研究有明确的认识,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道路提早规划。“多吃点儿苦,多给自己一些压力,把目标定高一些,这样未来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

针对科研工作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施一也并不回避。“有可能几年时间都没有出成果,但是坚持下去,没准儿很快就会有转机出现。科学研究确实存在不确定性,坚持很重要。”

如何才能真正走好、走通科学研究这条路?施一认为,科研工作也需要情怀。“科学研究是比较艰苦和枯燥的,但在吃苦的同时,也要享受到快乐,要去挖掘发现新知识的乐趣。在研究中,对个人名利淡泊一些。如果过于注重名利的话,有可能会带偏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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