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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在上吊前真的还存了几千万两银子的内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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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5 16: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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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wi0001 于 2017-5-5 17:11 编辑

最近看了顾诚写的《李岩质疑——明清易代史事探微》,上面坚持认为崇祯异常贪婪且吝啬,到死还存了至少几千万两银子的内帑不肯发出,死后全留给李自成了。
虽然顾诚是历史大家,但他的这个论述我还是难以相信,从其他史料上看,崇祯是个很勤勉的皇帝,工作很认真而且生活很简朴,无论如何不像一个死不撒手的守财奴的性格。
而且,这几千万两(按照不同的说法,最少的也有3000多万两银子和150万两黄金)银子的来源问题我实在搞不懂。就算崇祯再贪财,可是他又不是魔术师,又没有摇钱树,不能从皇宫里变出银子来。那么这么多银子又是如何聚敛来的?如果是征税,靠横征暴敛得来的,史料中却没有相关记载;抄太监和贪官的家似乎也很难得到这么些银子,满清入关那么多次像蝗虫般的掠夺一切都没抢来3000多万两银子,那崇祯又有什么办法搜刮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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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5 17:3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崇祯那几千万两内帑,先不管是否合乎逻辑,顾诚先生认为存在这个内帑得证据是什么?先分析一下证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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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5 18:00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马背天下 于 2017-5-5 18:02 编辑

这点银子也不够用了。国家烂了,不是银子能解决的问题。你发下去,当官的捞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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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5 18:04 | 显示全部楼层
关宁军的军饷不是都用内库的钱发过几次了吗

内库有钱肯定是还会有点,但是是不是有那么多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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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5 18:18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北京城打土豪搜刮银子也未必有这么多。

而且西班牙打下美洲后,通过贸易运进中国的白银总量也就累计一两亿两。几千万两白银几乎要搜刮全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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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5 19:25 | 显示全部楼层
崇祯肯定没有这么多银子,因为在李自成要攻城时,他连犒赏守城军士的银子都没有。

李自成拿到的钱全部是拷掠官员拿到的,几千万两银子有点夸张,但近千万两银子,几十万两黄金,应该是有的,还有相当部分的金银,可能是张家口那帮汉奸商人存在北京银号里用于和满清做生意的,也未可知,毕竟做生意周转的银子,就近先存在北京这样的几次外族入侵都没打下的大城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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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6 15:4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有呀,不过是宝钞。我瞎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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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6 16:5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chy15 于 2017-5-8 12:45 编辑

崇祯早就没钱了,李自成没钱才不得不拷略。

(大顺军)进拷索银七千万两,侯家什三,阉人什四,官什二,估商什一,余宫中内帑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不及十万。贼声言得自内帑,恶拷索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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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6 19:57 | 显示全部楼层
李自成占领北京,遍索皇宫,发现大内府库中只有黄金十七万,白银十三万,失望至极。有刘宗敏等人窜掇,李自成下令“追赃”。

《甲申纪事》说:“贼载往陕西金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自万历八年以后,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
予监督节慎库时,为甲申三月十五日,与主事缪沅交盘,库中止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自正月至三月,日以坐饷为令,或论省坐派,或官坐派,无虚日。至三月十八日始发帑金二万,赏守城军士,银未及发而城破矣。闯破城后,日以内库银骡车运至西安。见其锭上有凿万历八年字者。闻内库银用至万历七年止,八年以后俱未用也。陈陈相积,扃而不发,卒至以国与敌,可为后世有国者之戒。”节慎库为工部矿银的收入仓库,主要提供宫廷使用。
《甲申核真略》中提到:“内有镇库锭,五百两为一锭,铸有永乐年字,每驮二锭,无物包裹,黄白溢目。其其寻常元宝则搭包囗囗。按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两,金若干万……”他们当时虽在京城,却被大顺军囚禁,无法亲眼目睹。他们的记载,尤其最重要的部分,都是道听途说来的。
在李自成占领北京城之前,没有任何记载提到过崇祯内帑的数量,任何廷议没有提过,任何请发内帑的奏章也没提过内帑总量有多少。而李自成占领北京后,三千万两白银的说法才为天下所知。这其中是不是有蹊跷呢?为什么文中记载李自成运往陕西的白银来自于内帑而不是来自于大顺从京城官员富豪那里敲诈勒索来的金银呢?
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那就是:李自成掠金来自于崇祯内帑的说法,是大顺军自己造的谣。
大顺军在北京城的劫掠并不是什么光彩事,无论传入人耳,还是记载于史书,都是不妥的。但将之传播为崇祯巨额内帑,则是一举两得。明末三饷早已臭名昭著,而今又发现崇祯收藏的大量财富,更让人痛恨明政府,为大顺王朝的顺利统治打下良好的基础。对此,明人也产生了怀疑,并且予以澄清。《国榷》说:“所掠输共七千万。大约勋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贾十之二。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恸余杂记》说法:“闯贼西奔,括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两,驼载而去,天下闻而惑之。以为先帝宫中有藏金如许,足支数十年,而顾以二百四十万练饷之加,失天下心,致成瓦解。即甚昏愚,亦不至此。吴喧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后鉴录》中也说:(大顺军)进拷索银七千万两,侯家什三,阉人什四,官什二,估商什一,余宫中内帑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不及十万。贼声言得自内帑,恶拷索名也。
不管事实是不是李自成造的谣,这个可能性不能轻易排除,何况,“天下闻而惑之”,可见当时这个说法已经造成了很大影响。
《明季北略》的记载:“贼拘银匠数百人,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随后,计六奇又写道:“予谓果有如此多金,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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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6 19:58 | 显示全部楼层
万历皇帝非常吝啬,他在有生之年聚敛了上千万两白银的内帑,但他的开销同样巨大,奢侈浪费也是相当惊人的。
即使如此,万历皇帝逝世时候仍然留下了约七百万两白银,不过被光宗和熹宗用于边饷和分配到了各部,万历皇帝遗留的财富再次被削减,直到熹宗年间,魏忠贤的独擅彻底掏空了万历的私藏。
可以大致判断,到崇祯继位之日起,万历皇帝时期的积累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所谓“万历八年以来藏金未动”是不可能的。
崇祯时期不像万历时期那样财政压力比较轻松,崇祯皇帝唯一的致富机会是没收魏忠贤的财产,这笔财产没有公布出来,也缺乏历史记载,只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猜想。无疑崇祯因此充实了自己的小金库,不过相对明末的局势来说,这点钱贴补进去也是杯水车薪。至于其他的发财渠道,相信在明末入不敷出的巨大财政压力面前,即使是皇帝,想搜刮私房钱也不容易。
不可否认当时宫中仍然可能有上百万的内帑以备不测,或者还有魏忠贤时期藏匿于宫中,始终也没有为崇祯皇帝所知的一定数量的白银。在李自成进京后,全部为之获得。
李自成一方面接管了明政府的财富,另一方面在北京城大肆敲诈勒索。毕竟强盗般的行为不便宣扬,干脆将其归于崇祯内帑,从而打击明廷的政治声誉,这一手法相当高明而且有效,其后清政府显然也认可了这种手法,不予澄清。
因为李自成的速败,大顺军在北京城到底掠走了多少财富(有两个数字,一个是3700万两白银,一个是7000万两白银),最后这些财富又开销到了什么地方,并无明确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所有历史记载,作者都是李自成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完全可能将道听途说的恶性强加于大顺军。
李自成在北京城逗留的时间有限,活动却很多。1644年大顺军迅速渡过黄河,占领了北京城,其控制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广大疆域,统治区包括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以及湖北、江苏、安徽部分地区。对应的,李自成的战略是分兵而守,在北京城的兵力有限,也直接导致了山海关战役的兵力不足而失败。而当时因为进军过于迅速,李自成在北京城内的后勤资源更为有限,是否可能随军携带数千头马、骡和骆驼专门来进行这项工作?李自成什么时候成立的这支庞大的运输队伍?这支运输队伍是什么时候到达北京城的?其运输效率如何?能否胜任运输数千万两白银的任务?这样一笔巨额数量的白银,只在黄河边遗留了小部分,大部分竟从此消失于世,再无知情人,是否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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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6 20:00 | 显示全部楼层
以上引述,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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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6 22:02 | 显示全部楼层
怎么可能,明末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200到300万两,真有几千万明不可能亡的这么快,万历这么贪财内库也不过千万,崇祯一个废掉大部分商税的皇帝何德何能有几千万,更何况是皇帝的内库,皇帝的内库基本靠皇庄和派太监收商税矿税,废掉太监收税的崇祯不可能这么多,反倒是最后李闯追赃的时候从各个官员勋贵那里炸出千万白银,崇祯曾经召集过大臣募捐助饷,应者寥寥,更有拿几百几十两白银应付差事的,最后被李自成追赃的时候很多官员都是万两起抄,勋贵更别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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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6 22:13 | 显示全部楼层

RE: 崇祯皇帝在上吊前真的还存了几千万两银子的内帑?

k18740 发表于 2017-5-6 22:02
怎么可能,明末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200到300万两,真有几千万明不可能亡的这么快,万历这么贪财内库也不 ...

  这些官员都是一毛不拔,到了李自成考脏时候,都是非常有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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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6 23:12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新侨联委员 发表于 2017-5-6 22:13
  这些官员都是一毛不拔,到了李自成考脏时候,都是非常有钱啊。

因为他们开城献降的时候李自成答应不动他们的一切,至于后来李闯坐到那个位置体味到崇祯无钱的感觉的时候食言很自然,满清对投降的官员倒是真不动一切财产还给官如旧哪怕再困难的时候也一样,满清可以抢百姓士绅以战养战但是知道笼络官员士大夫这才是得天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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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6 23:17 | 显示全部楼层
纯属虚构,北京城内所有权贵和民间藏银加起来或许有

内帑单独有这个数,绝对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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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6 23:19 | 显示全部楼层
明史专家我最服顾诚,可惜他老人家走得早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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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6 23:50 | 显示全部楼层

RE: 崇祯皇帝在上吊前真的还存了几千万两银子的内帑?

k18740 发表于 2017-5-6 23:12
因为他们开城献降的时候李自成答应不动他们的一切,至于后来李闯坐到那个位置体味到崇祯无钱的感觉的时候 ...

  当时他们选择错了站队,后来选择了满清,又一次站错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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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7 12:21 | 显示全部楼层
不管明朝内帑有多少,但是明朝做为中国古代绝无仅有的一个出现通货膨胀的大一统王朝,他的经济史研究价值绝对是古代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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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7 12:28 | 显示全部楼层
不可能。 字数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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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7 15:53 | 显示全部楼层
崇祯别说几千万两,要是有个几百万两,李自成也打不北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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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7 16:19 | 显示全部楼层
绝对没有,纯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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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8 09:16 | 显示全部楼层

RE: 崇祯皇帝在上吊前真的还存了几千万两银子的内帑?

cqx7711cqx7711 发表于 2017-5-5 19:25
崇祯肯定没有这么多银子,因为在李自成要攻城时,他连犒赏守城军士的银子都没有。

李自成拿到的钱全部是 ...

张家口不过是交易地点而已,人吗,晋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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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8 10:36 | 显示全部楼层

RE: 崇祯皇帝在上吊前真的还存了几千万两银子的内帑?

国务顾问 发表于 2017-5-6 23:17
纯属虚构,北京城内所有权贵和民间藏银加起来或许有

内帑单独有这个数,绝对不可能

全北京城也未必有。

银子这种金属,全中国流通量可能也就一亿多两,刨除埋在深山坟墓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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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8 10:37 | 显示全部楼层
转帖一下杜车别反驳顾诚观点的文章:
杜车别


以上三个角度的分析:当时人的记载;明代内帑收支的分析;以及崇祯本人品格行为逻辑,应该已经足以澄清事实的真相。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这样一个本来彰明昭著、一目了然的历史情形,现在居然需要如此详细的分析,如此细致的解剖,如此的长篇大论,才能澄清。这本身就显得诡异而荒诞!崇祯在国破之时还守着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白银舍不得用,这样的谎言本身就因为其极端的荒谬性而显示出本质的虚假。可笑的是许多人会对这样离奇的谎言深信不疑。更可悲的是在相信这种离奇谎言的人包括一些卓有成就的所谓学者和教授,以我所见就包括王家范、樊树志还有顾诚。王家范是在一篇论文里随意提到,我也无心再去查对出处,总之不会冤枉他;樊树志则更显得莫名其妙,在他的晚明史里本身就已经提供了大量的事实足以证伪这个谎言,然而他在具体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居然还是若无其事的把谎言当成事实来叙述,不加任何考证分析;至于顾诚,尽管他可以说是我最尊敬的中国历史学家之一,他的南明史也足以令他名垂千古,但是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却实在充斥着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调子,凡是农民军方面,他一概誉之为革命的、进步的;而明朝的政府方面,官员皇帝,他一概斥之为反动的,反革命的。以这样一种扣帽子定性的调子来叙述历史,尽管在许多方面水平仍旧不容抹杀,但总体格局很难摆脱一些滥调影响。既然崇祯成了反动地主的总头子,那么对顾诚来说,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自然没有考证澄清的必要,反倒是可以成为论证农民起义之革命性正当性进步性的论据了。
我曾经针对朱元璋文字狱的谎言说过这么一段话“有制造谎言的人,必定有相信谎言的人,这也是铁律。相信谎言的人,并非一定认为谎言是真的,而是愿意谎言是真的。所以许多’明察秋毫‘的人会对一些只要略动脑子,稍加考察就可以揭穿的妄诞不经之谈深信不疑。人们借着一些‘事实’发自己的议论,表现着自己的深邃睿智、悲天悯人,仁慈正义的品格,体验着居高临下,审判历史,臧否人物的快感。历史上风云叱咤的人物,在口中笔下乖乖的听任摆布,被戴上定性的帽子,画上小丑的油彩,这样的快感,是赛过喝酒吸烟,可以让一些人暂时忘却现实中的压抑猥琐,感到兴奋战栗、毛孔扩张、浑身舒畅的,所以兴致勃勃、唾沫横飞,不觉厌倦,乐此不疲。如果这时候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借以发议论的事实是假的,站不住脚,是谎言,这就煞风景,扫兴了,让他们觉得不快,甚至恼羞成怒。他们宁愿忘却对谎言的揭穿,继续躺在谎言上面,发着他们的议论。”这段话适用于所谓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谎言,也同样适用于所谓崇祯内帑里有成千万甚至上亿两白银而他舍不得用的谎言。李自成的军队制造这样的谎言是为了宣传的需要;明朝的遗民相信这样的谎言是为了推卸他们自己的责任,掩盖他们自己的昏聩,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崇祯皇帝一个人的头上;满清的头目纵容这样的谎言,传播这样的谎言是为了证明明朝的灭亡是咎由自取,天经地义,他们侵略中国乃是顺天应人;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相信这样的谎言并且继续散播这样的谎言乃是为了证明农民造反如何有理,反动封建帝王地主头子是如何自私昏庸愚蠢残暴;一些资本主义的信奉者,西方文化的膜拜者相信这样的谎言传播这样的谎言是因为这能够证明中国文化固有的劣根性,中国皇帝固有的专制性愚蠢性不可理喻性,更能反衬西方历史人物国王贵族之类的英明伟大。当然理由还不止这些。象崇祯内帑这样的谎言之所以能传播的如此广泛,如此深入人心,如此前仆后继,如此代代相沿,前浪接后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和一个心理现象有关。许多人阅读历史不是为了得知历史的真相,而是为寻求精神胜利的快感,为了获得凌驾古人之上的的优越感,为了验证自己比古人更聪明更高尚更智慧这就是他们阅读历史的心理动机所在!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一些历史事件的记载越是离奇越是古怪,越是违背正常事理逻辑,越是耸人听闻,就越有市场,就越有人相信,越多人乐此不疲,唾沫横飞的宣扬。而那些相反的记载,那些更正常,更合乎情理,因而也就显得更普通的记载,就越是不受欢迎,越是默默无闻,越是容易被忽视,甚至被湮没在历史的故纸堆中。这种在历史阅读和研究中的猎奇心理,本质上和现在那些喜欢阅读并相信娱乐八卦新闻中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的读者是一脉相通的。这样一些历史的阅读者或者所谓的研究者更愿意把明朝的皇帝想象成某种怪人,病态物,畸形物,这样的想象能够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快感他们愿意相信崇祯皇帝宁可别人造反来推翻自己也不愿意把钱发出去;他们愿意相信崇祯皇帝宁可上吊自杀,也不愿意把钱拿来当军饷;他们愿意相信一个成天为了国事操劳可以牺牲一切娱乐享受的皇帝,在面临国家危亡的关头却是一个吝啬的守财奴。
他们愿意相信这种离奇荒诞的神话是因为,如果不把崇祯想象成白痴病态,他们怎么能从历史的阅读中获得证明自己远比历史当事者英明睿智的快感,他们怎么能获得那种压倒历史当事人的那种精神胜利的优越感。尽管事实上明代的大部分皇帝包括万历崇祯在内,人格比这些人更为健全,品德也更为高尚他们的逻辑就是说你有就得有,没有也得有!因此他们可以完全不顾明代的财政常识,也可以完全不顾历史人物的性格逻辑,一切只从他们自己的想当然,只从他们病态的心理需要出发!他们眼中的历史本质上已经和写小说没有任何区别了最后再回过来说崇祯内帑问题和鲁迅故事新编中采薇故事之间的联系。崇祯年间,那些文官们成天对崇祯说的是减免赋税,在他们的鼓惑之下,崇祯真觉得自己增加赋税是罪恶,于是在崇祯末期真的听从他们建议减免了赋税,而其结果却是彻底断送了明朝。事后,大部分明朝的遗民不是反思自己的错误,而是继续把过错推到崇祯头上,在他们看来崇祯内帑里有的是钱,发不出军饷只是崇祯自己吝啬导致的结果,于是在这样的想法下,他们就心安理得了,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错误,有错的只是崇祯自己而已!这些把过错推卸到崇祯头上的人,和鲁迅采薇那个女人阿金岂非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到这里对崇祯问题的叙述也应该告一个段落,从上面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明朝灭亡也绝非是崇祯皇帝的责任!事实上崇祯在中华民族抵抗外来野蛮民族侵略的过程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许多时候,都只是他一个人拼力奋斗,而其他人都还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如果给明末的民族英雄列一个排名榜单,但崇祯毫无疑问应该排在第一位,这不是因为他皇帝的身份,而是因为他实际的作为,他表现出的精神。明朝的灭亡不是万历的原因,不是崇祯的原因,也不是什么腐败这些不着边际的因素,那么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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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8 10:3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是崇祯当政十七年表现的品格以及行为逻辑。如果如某些人说的那样,到了眼看形势危急,甚至有国破家亡危险的时候,崇祯还守着几千万两甚至上亿的银子不肯放,那么他当然是把钱看的比国家重,甚至比自己命重的一个极昏极愚的守财奴无疑了!那么崇祯果真是这样一个人么?我们不妨看一下历史的记载!即便在一心丑化明朝皇帝的满清《明史》中也不得不承认如下的事实“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73]。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享受,连音乐也不欣赏,女色也不贪恋,成天在为国事忧心操劳,几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进去。
从其他人的记载来看崇祯“减膳撤悬,布衣蔬食”,也就是他吃的少而且差,穿的也差,连一般富翁都能有的物质享受,他都没有。
这样的一个皇帝与其说是皇帝,倒不如说是国家的公仆更恰当一点。还有一件具体的事情也能够说明崇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史料又载,此后的一天,朱由检去朝见其庶祖母刘太妃,坐下不久就打瞌睡,一觉醒来感到有失体统,忙向太妃道歉说:‘神祖时海内少事,至儿子苦枝梧多难。两夜省文书未尝交睫.心烦懑,辄废餐。自以年才逾壮,为国事磨耗,蚤困劣。在太妃前惽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为之泣下,上亦丸澜者久之,诸宫人莫能仰视。’ ”[150]
这则事情可以看出崇祯皇帝处理国事已经到了饭不吃,觉不睡,真正意义上废寝忘食的地步,以至于坐着就能睡着。历来皇帝之勤政,崇祯如果排第二,那大概就没有人能够排第一!从方方面面的记载都可以显示,崇祯从即位之初,就是把国事放在第一位的皇帝。他白天想的是国事,恐怕晚上睡觉梦见的还是国事。他满脑子缠绕的思想都是如何使国家摆脱困境,如何使国家富强起来,如何能尽快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样一个皇帝可能是某些人所描绘的到了事情危难紧急的关头还抱着几千万两白银不放的守财奴么?守财奴之所以要聚敛钱财,动机无非是如下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为了能够有更好的物质享受,从这种可能在崇祯身上首先就不存在。所有的记载都表明,崇祯在位十七年,始终过的都是相当朴素甚至艰苦的生活,吃的差,穿的差,其他方面的就更不必说了。可以说他在生活方面的享受恐怕还远远不如他的那些大臣们。有一则事情很能说明问题:“某日思宗听讲官给他讲书时,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的把它塞进去遮掩”。这就是发生在一个皇帝身上的事情,难以想象,但确实是事实!第二种可能是聚敛更多钱财才能满足虚荣心,能够作为炫耀的资本。这种可能性在平民那里或许存在,但在皇帝那里,就相当荒唐了。对一个皇帝而言,最有面子的事情,最能给他脸上增光的事情,无过于国家强盛,打败外敌,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皇帝聚敛再多的钱不用出去,也不能给他增添任何光彩,更谈上什么虚荣心的满足。这是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能知道的第三种可能是聚敛更多的钱财能够让一个人显得更有权势,更有条件去支配指使别人。这种可能性对一个皇帝来说也是不存在,这就不需要多说了。可见无论从崇祯本身具备的品格还是单纯从一个皇帝的心理特征行为逻辑来看,说崇祯会因为吝啬而在国事危机的时候还抱着几千万的内帑不放,都是极其荒诞可笑,只有一些没有脑子的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才会相信这样荒谬至极的谎言!顾诚在[141]一文中说“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藩王们守着银子一毛不拔最后身家俱灭的例子还少吗?”“作为这个最反动,最腐朽的集团的代表,朱由检具有同样的‘德性’,并没有什么超越情理之处。”[132]p277,p278
这样的论证手法,作为政治上之煽动鼓惑固然有力,然而拿来作为历史考证的论据,只能说可笑!藩王是藩王,崇祯是崇祯,根本就是两码事!明朝的宗室在政治上毫无权力,其中出类拔萃者把抱负欲望寄托在科学艺术领域,昏聩不肖者把欲望寄托于金钱财富之上,这和崇祯如何能相提并论?难道因为那些藩王贪婪鄙吝就证明崇祯鄙吝?那么是否因为那些藩王怠惰享乐也能推断崇祯同样如此?那些所谓贪婪鄙吝一毛不拔的藩王都是被抓之后才被处死的,是否应该以此来推断崇祯也如那些藩王一样贪生怕死,所以自杀也是假,也是被抓后才处死的。略有理智者都能明白这种不加具体分析就连锅煮的类比之荒谬性。
顾诚确为卓越之史学巨匠,然而立场倾向导致的偏见有时也足以蒙蔽他的头脑,让他放弃严谨考证的作风,而代之以想当然的主观臆断,随心所欲的攀扯类比!他和姚雪垠的辩论中,显然正确的是姚雪垠,而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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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8 10:38 | 显示全部楼层
杜车别 第二是内帑可能的收入支出;有许多人把明朝皇帝的内帑当成聚宝盆,认为里面可以源源不断的生出钱财来。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相信崇祯内帑里有几千万甚至上亿两白银的神话。但事实又如何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明朝皇帝中可能是外快收入最多的万历的情况究竟如何?万历时期,皇帝内帑收入中最多的一项大概也就是矿税,矿税收入的数量,我们在上文中其实已经做过交代,这里不妨再引用一下“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的十年时间里,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147]就算收上来的矿税一两银子都不用出去,全都存在内帑里面,那也总共只有五百七十多万两。
至于某些人臆想的几百万亩皇庄(实际上是官地)的收入就更是少的可怜,前面也已经交代过,这项收入不过是几万两的银子,甚至这几万两银子的收入也和皇帝没有多少关系。按黄仁宇的说法,“皇庄每年4万9000两子粒银的收入用以供应几位太后的开支。李太后所得大半用于北京郊外的石桥建筑和捐给宗教寺院”
那么皇帝还有一项主要的收入是所谓金花银
黄仁宇说金花银“每年有100万两白银,但其中大约有20万两要供应京城中武臣的薪俸”[32]p396,此外宫廷中太监宫女的生活费用应该也是从金花银中支出,真正剩下的能够供皇帝直接支配的数量并不多。而且关于金花银的问题,前面我们也已经引用过田口宏二的说法,实际上金花银的收入开支情况要受到户部的干涉,并不能看成是帝室专门的收入
“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做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关于这一点在黄仁宇的著作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一旦到了国家财政遇到困难的时候,这部份收入也就转变成国家行政或军事费用直接受到户部的支配,比如1543年,在一次廷议之后,嘉靖皇帝同意“让出金花银和皇庄子粒给户部,预期持续五年,但实际上一直持续到1558年。作为御马房和皇家苑囿的草场、牧地很早就已由户部接管,成为定例”[32]p361正因为如此,对于金花银对所谓内帑的贡献,不必做过高估计。另外万历还有一项收入是“云南每年向宫廷供应黄金2000两,1592年,万历皇帝将这个定额增加到4000两”[32]p396 ,这4000两黄金等于多少白银呢?就算按照黄金和白银一比十来计算,那也只是相当于4万两白银,这同样是一笔相当小的收入!可以说就算把明朝皇帝中被说成是聚敛搜刮最厉害的万历皇帝全部所有可能的收入加起来,内帑在最多的时候,也不可能超过一千万两,要想超过一千万,唯一的可能是万历皇帝光收入,不支出,但偏偏一些喜欢丑化万历皇帝的东西笔下的万历又是生活奢侈,消费惊人的皇帝,什么公主的婚礼,皇子的婚礼,还有对亲信的赏赐等等都描述的绘声绘色。满清编写的《明史》为了丑化万历皇帝,甚至说在万历时期,内帑就已经几乎用光了“内府告匮,至移济边银以供之”[148]
当然《明史》为了丑化贬低某个特定对象,许多地方都自相矛盾,所以也不必全部当真,但是这条记载至少说明那种认为万历时期积存多少多少内帑,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内帑来留给崇祯皇帝,那不啻是痴人说梦。而按照黄仁宇的说法,万历死的时候,大概给他的子孙留下了七百万两的白银,但这些银子也很快就被充公转交给户部。原话是“当他1620年驾崩时,紫禁城中的仓库被发现存有大约700万两白银,其中大部分被他的两个继承人——泰昌帝和天启帝——转移给各部”[32]p396
《明史》本纪中的记载则有“ 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丁酉,太子遵遗诏发帑金百万犒边。尽罢天下矿税,起建言得罪诸臣。己亥,再发帑金百万充边赏”。熹宗期间,把内帑充公转让给各部的记载在《明史》的本纪中找不到,但按照黄仁宇提供的注释,在《熹宗实录》中应该有相当多的记载[149],《明史》出于丑化熹宗的目的所以对此没有叙述。根据上面这些记载,崇祯即位的时候,内帑已经接近空空如洗,能有几十万两的银子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对于这一点,无论正史还是野史,记载都是一致的。比如《明史》中的说法,我们上面引用的那句“内府告匮,至移济边银以供之”其实仅仅是半句话,完整的话是“内府告匮,至移济边银以供之。熹宗一听中官,采造尤夥。庄烈帝立,始务厘剔节省,而库藏已耗竭矣”。无论内帑耗竭的原因是什么?(明史说是熹宗采造尤夥,其实未必如此),但耗竭本身则是肯定的。上面所引用的王世德《崇祯遗录》中的说法与此类似,可以相互印证:“熹宗在位七年,将神宗四十余年蓄积搜括无余,兵兴以来,帑藏空虚。”[131]p22既然前代遗留给崇祯的内帑根本就没有多少,那么有没有可能崇祯依靠自己积累出某些人传说中那么多的内帑白银呢?这就更是无稽之谈!崇祯的爷爷万历以聚敛而闻名,整整四十多年的时间的,积累的内帑数量最多也就只有7百万多两,崇祯登基十七年,连年用兵,光是军费开支消耗就不计其数,他用什么来积累某些人传说中的上千万两内帑?简直是天方夜谭!难道说内帑真的聚宝盆,可以自己生出银子来吗?有人说崇祯收没魏忠贤的家产可以得到一大笔钱,这也不过是想当然的一派胡言!查抄魏忠贤家产,天下皆知,可以说万人瞩目,并非是秘密进行,也不可能秘密进行!如果真有很大一笔钱,怎么会不传的沸沸扬扬?不必说上千万两,只要能有几百万两白银,就已经足够形成轰动效应,已经足够作为魏忠贤一大罪状了。
事实上,魏忠贤真正掌权得势不过是三年时间,就算他一年贪污受贿一百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了),那三年也不过就是三百万而已,三百万的话,一年的军饷就可以消耗干净了,而不会有任何存留!有记载说“忠贤所积财,半盗内帑,籍还太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 这种说法臆断成分居多,并没有任何实际根据,所以不足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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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8 10:40 | 显示全部楼层
以上大多是根据各史料的内容本身来分析判断其记载的可信度。我们不妨再根据史料来源,作者身份判断辨析一下。顾诚在反驳姚雪垠的时候,针对姚雪垠所引用的胡介祉一大段话批驳说“这篇东西史料价值很低”,理由为胡介祉的话都是摘抄自他人。这样的批驳也可算有道理。但偏偏对于胡介祉摘抄的源头王世德的记载的史料价值,顾诚却不做评论,只用一句“未必是事实”[132]p286就敷衍过去了。
但实际上只要稍加考察一下就明白,在所有这些人的记载中,王世德记载的史料价值恰恰是最高的。根据《明史资料丛刊》编者给《崇祯遗录》加的说明中所言“王世德,字克承,大兴人,崇祯时官锦衣卫指挥。李自成克北京,他自刎遇救,后削发南奔,流离江南,隐居宝应。据其子王源《居业堂文集》称,王世德‘常居禁中宿卫’,于崇祯朝廷礼仪大典、政局变化皆‘委备详核’,因见野史失实甚多,故作此书”[131]p3。
显然由于职务关系,王世德和崇祯皇帝的距离远比一般大臣要近,对内廷情况的了解也远比一般大臣要多。他的记载可以算得上第一手资料,比起一些普通文官捕风捉影、凭空猜测之谈可信的多,也真实的多。此外如史淳引当时任户部官的吴履中和崇祯皇帝的对话,虽不是第一手史料,但可信度也相当高。再如写《定思小纪》的刘尚友当时也在北京城,虽然并没有担任官职,但是“其时任礼科给事中的申芝芳是他的亲戚,关系较深刻,因此他对明朝廷的若干情况也是清楚的”[134]p2。北京城在当时经历的一系列事变,他也都是亲身经历者。他的记载也同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反观赵士锦和杨士聪两人,都不过是当时的中层文官,赵士锦是从五品的工部员外郎,杨士聪是五品的左谕德。本身和皇帝没有什么接触,对内帑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了解。明朝的许多文官似乎都对皇帝的内帑抱着一种幻觉,认为那是一个类似聚宝盆一样的东西,里面永远可以充斥金银,不会枯竭。所以他们动不动就请皇帝发内帑,似乎只要把皇帝的内帑拿出来,就什么财政问题都没有了。这种幻觉本身就相当荒谬,而赵士锦和杨士聪不过是被这种幻觉所毒害的文官当中的两个而已。他们的记载正是这种幻觉偏见再加上从李自成军队那里听来的谣言谎言混合的产物。所谓的内库三千余万两云云,都是他们听来的传闻无疑,因为赵士锦自己的记载都是左一个“闻”,又一个“闻”,更要命的是这个“闻”,究竟是“闻”自哪里都没有说明,明确的消息来源都没有,这正是典型的谣言传播的特征,也是无根史料的特征。所以这种记载的史料价值比起顾诚所贬低的胡介祉的话更低。
2、间接记载以上是从当时一些最直接的记载,从正反两方面的分析来看看崇祯内帑究竟有没有一些人所说的那么多银子!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一些间接的记载来进行判断。上面引用的史料已经说到了崇祯皇帝自己省吃减用,吃的少,穿的差,甚至把皇宫里“酒扈器具之金银者”都拿去变卖充作军饷,实际上,根据其他资料,崇祯变卖的不仅仅是那些酒扈器具,还包括皇宫内储存的人参等物品,如李清《三垣笔记》中记载“上忧国用不足,发万历中所储辽参出外贸易,予时市其中者,上有征也,色坚而味永,与他参迥异。……闻此番贸参,获可数万金”[146]p33连皇宫里过去收藏的人参都拿出来变卖供给国家使用了,算是卖得了几万两的银子。当皇帝或者当国家首脑能穷到这样的地步,把日常生活用品拿出来变卖补贴国用,古今中外大概再找不出第二个来!内帑全部拿出来了,皇宫里的器具甚至人参都拿出去变卖了。这些都还不够,于是他还不得不象讨饭的乞丐一样,低三下四的向他的那些大臣属下以及皇室亲戚请求募捐,这无论正史野史都有大量的记载。《明史.温体仁传》中就有“帝忧兵饷急,体仁惟倡众捐俸助马修城而已”的记载。而明史薛国观传中同样有记载,《晚明史》樊树志已经将之翻译成白话,不妨引用一下“由于财政入不敷出,薛国观向皇上提议‘借助’,即向官僚勋戚以‘借贷’为名捐献金钱,声称:在外群臣包在臣等身上,在内戚畹,非皇上独断不可。他举武清侯李国瑞为例。如果李国瑞这一关能打开,其他皇亲国戚便不难就范”。结果是李国瑞一家故意装穷“把家中杂器摆到大街上出卖,搞的满城风雨”[2]p1048,最后的结果崇祯皇帝迫于各方压力,只能作罢。在崇祯十年四月二十七日的一次谈话中,崇祯皇帝吐露了自己苦苦哀求大臣勋戚以及地方乡绅们募捐以缓解国家目前的财政危机,结果无人响应的苦恼和困惑,他是这么说的“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有了,怎么这等愚?”[2]p975
到了明亡前夕,崇祯实在是半点钱都没有,甚至连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军饷都发不出来。只得再次厚着脸皮,低三下四的向他的那些大臣以及那些勋戚还有太监们请求捐助。结果是几个太监还慷慨一些“在京城只有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自捐了五万两银子,其余官僚个个如同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仅捐五百两,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太监徐高受命劝谕崇祯的岳父周奎”,结果此人始终不肯捐钱,“气得太监徐高拂袖而起:‘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周奎被逼无奈,才忍痛捐了一万两。其余勋戚官僚纷纷效仿,没有一个捐饷超过一万两?” 是不是这些人真的没有钱,不是的!后来李自成进占北京,严刑拷掠,“从周奎家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陈演也献银四万两”[2]p1125
于其他商人官僚查抄出的银子更是不计其数,所以总数才有7000万两白银。如果不是实在穷的叮当响,崇祯也实在不必受这份窝囊气,以皇帝之尊,而且是一些人公认的掌握有生杀大权的皇帝,居然要如此低三下四,死气白赖的象讨饭一样去哀求自己的臣僚下属捐献银子,而这些人不肯多捐,他也没有丝毫办法,这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大概也是空前绝后的奇闻!就算西方的国王之类,碰到这种情形,也用军队硬抢了!
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不仅表明崇祯皇帝的内帑确实已经一无所有,拿不出半点钱来,否则的话,莫非他真的是犯贱么?莫非真的是有自虐癖好么?放下皇帝的尊严去当讨饭,去受那些大臣勋戚的窝囊气?这是某些人笔下一向心高气傲,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的性格么?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做出一点合理的判断!而且这个事实更是给一些拼命宣扬中国古代所谓皇权专制如何登峰造极,皇权之下,私人财产如何不受保护,而西方则是如何保护私有财产,国王权力如何受到制约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如果真象这些东西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古代(不包括蒙古和清朝)的皇帝要什么就有什么,全天下都是他的私人财产,那崇祯皇帝还募个什么狗屁捐,直接下道圣旨,让这些人把财产交出来不就行了?事实似乎倒是显示明朝的皇帝比起同期西方的那些国王们更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以至到了国家万分危急的关头,居然还要依靠募捐这样手段来筹集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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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8 10:40 | 显示全部楼层
总而言之,根据上面这些史料的记载,崇祯内帑中确实已经没有银子了。那国库中有没有银子呢?也没有!《甲申纪事》中说:“予监督节慎库时,为甲申三月十五日,与主事缪沅交盘,库中止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自正月至三月,日以坐饷为令,或论省坐派,或官坐派,无虚日。至三月十八日始发帑金二万,赏守城军士,银未及发而城破矣。”[136]而李自成在进占北京之后,确实掠得大量金银,七千万两也好,三千七百万两也好,那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从现有各种史料记载来看,很清楚!是从大量富商、勋戚、官僚、宦官那里严刑逼勒而来。彭孙贻在《平寇志》[137]中说
“(大顺军)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贼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137]p237“贼入都止掠金贝,布店独存,至是贼兵数千,挽车数百两,突入各肆,一时席卷。……贼初入城,悬令秋毫无犯,及布散列肆,先收兵器火药,次责供餐。……外解至京,尤有钱粮未纳,酷刑追索,大失民望。牛金星、顾君恩以民情将变告。宗敏曰:‘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且军兴日费万金,若不强取,安从给办’金星不能难”[137]p238“(李)自成聚刘宗敏李过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搜)括骡车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137]p239谈迁《国榷》说:“所掠输共七千万。大约勋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贾十之二。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138]p6070 、[139]毛奇龄在《后鉴录》中也说:“(大顺军)进拷索银七千万两,侯家什三,阉人什四,宫眷什二,估商什一,余宫中内帑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不及十万。贼声言得自内帑,恶拷索名也。”[140]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李自成确实从北京城内掠得7千多万两的白银,但这些白银全部是出于拷掠富商、勋戚、官僚、宦官而来,大概比例是侯门贵族30%,宦官太监30%,所有的官员大臣20%,商人20%,加起来正好是百分之百,没有一点是出于皇宫内帑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内帑在其中占据的比例少到可以忽略不计!那皇宫内帑中金银的绝对数量有多少呢,一致的说法是内帑无数万之藏!毛奇岭说的更具体,就是李自成把皇宫里的所有值钱的器具,甚至“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全部加起来,也“不及十万”,在他们拷掠得到的财富中千分之一的比例都可能占不到。那么如何来看待当时的另外一些记载呢?
比如上面引用过的《甲申纪事》作者赵士锦说:“闯破诚后,日以内库银骡车运至西安。见其锭上有凿万历八年字者,闻内库银用至万历七年止,八年以后俱未用也。陈陈相积,扃面不发,卒至以国与敌,可为后世有国者之戒。”“贼载往陕西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自万历八年以后,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136]
同时被俘的翰林院谕杨士聪亦说道:“内有镇库锭,五百两为一锭,铸有永乐年字,每驮二锭,无物包裹,黄白溢目。其其寻常元宝则搭包囗囗。按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策安在也,先帝圣明,岂真见不及此。徒以年来之征解艰难,将留罗雀掘鼠之备,而孰知其事势之不相及也。吁其亦可悲也矣”[134]p34顾诚还引用过另外两条记载来说明崇祯内帑确实很多。一条是“大顺军破城时任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的张正声说:‘李自成括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半之’”。[142]另一条是满清头目康熙的话。“关于明末内帑,爱新觉罗.玄烨有这样一段话: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丁末朔乙卯日‘上谕大学士等……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金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契金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大抵明代帑金,流寇之难三分已失其一。又于达赖喇嘛处费用无算,凡制造器皿等物亦繁费不资。朕自御极以来,酌量撙节,不敢滥费。从古无如朕之节用者’”[143] 抛开最后一个康熙,前面这三个人,按照顾诚的说法“作者都是明朝廷的现任官员,当时又都在北京”,所以他们的记载应该够权威够可靠了吧!但是且慢,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这三个人的说法,就可以发现他们的记载本身就漏洞百出,荒诞不经,有些地方甚至是互相矛盾。他们当时在城内或许不假,但是他们的记载本身也都不过是听信传闻,添油加醋而来,根本谈不上什么认真核实。赵士锦说李自成军队押送往陕西的银子都是万历八年以后,上面有万历八年的字号,也即以前皇帝用的银子都是万历七年以前的,万历八年以后的银子根本没有动用过;而杨士聪则说,这些银子上面是永乐年号。这两个人的说法究竟哪一个是事实?如果说前者是事实,那么实在对明朝财政状况美化的类似于天方夜谭了。原来万历当政四十年开销的银子居然都是万历八年以前的??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张居正确实有些莫名其妙了,他忙碌十年节省赢余下来的国库银子也不过是四百万两而已。而万历就似乎更有点受虐癖好了,他顶着文官对他的集体漫骂去收矿税,而他自己用的银子居然只是万历八年以前的,这不是自虐狂么?看来他真是有挨骂的癖好?如果后者说的是事实,那就更是对明代白银流通使用状况的极端无知了。白银在明代的普遍使用还是在明代中叶以后,白银从海外大量流入中国也是在明代中叶以后,在明代前期,官方征收的赋税大部分也是实物形式,永乐时期从什么地方可以冒出这么多的银子来?编造谎言的人正是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所以才闹出这种笑话。有趣的是顾诚在引用这两个人的话的时候,都截头去尾,只引两人记载的存银数目,“赵士锦在《甲申纪事》说内库‘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里写道:‘按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132]p285,而丝毫不提这两个人所说银子上的年号之类,大约他自己也觉得荒谬难信,如果完整引用反而使得这两条记载的小道传闻的性质暴露无遗,所以干脆略去(当然在后面他也顺笔也提到了所谓万历八年以后内库银未动,而且还当成了事实根据,去反驳其他记载,大约是觉得分开来引用,能更增添合理性吧)。至于张正声所谓的“李自成括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半之”,这种说法的荒谬性更是一目了然。九千几百万两的内库银,再加上一半数量的黄金,就算是四千五百万两黄金好了,按一两黄金抵十两白银来算,总和超过了五亿四千万两白银,明代晚期,整个世界生产的白银中流中国的总量都没有这么多!现在好家伙,同等价值的财富居然能聚集到明朝皇帝的内库中去了!稍微有头脑的人都明白这种记载只能当笑话看,并不能因为写下这个记载的人是所谓兵部职方司郎中,并且当时在北京城内就增加合理性!

以上这三个人的记载显然都是出于道听途说,所以才有如此明显的错谬矛盾。而这这种说法的源头应该就是出于李自成军队的刻意编造的谣言,实际上前面引用的一些作者已经记载了谎言的源头,如彭孙贻说“内帑无数万之藏。贼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这意思就是说闯军用严刑逼打拷掠而从官员商人那里得来的银子,却扬言说是从大内获得,了解情况的人都感到痛恨。正因为消息的源头本身就是谣言谎言,所以才造成说法不一,编造谎言本身缺乏明代的财政常识,所以才造成这些记载都荒谬离谱到极点。
至于那些银子上刻印的年号之类,大概也是李自成做的好事
“(李)自成……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搜)括骡车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

熔铸金银的时候,顺便打上年号之类的,大概并不困难。事实上明朝皇帝收的银子似乎并没有打上年号的习惯,这只能说是李自成等人为了栽赃故意如此了。顾诚还引用了康熙的话做根据,然而康熙的话又据说是他从太监那里听来的。康熙此人关于明代崇祯时期情形的描述究竟有多大可信度,可以从他造谣说崇祯时期皇宫内有十万太监可见一斑,还还可以从他自我吹嘘一天打三百只兔子的光辉业绩来判断。从这个人的一贯表现来看,若说他是一个为了满足自己某种需要而撒谎成性的人,应该并不冤枉。这样一个人说的崇祯时期内帑数量,连二手史料都算不上,只能算无根史料。顾诚把他的话拿来当根据,未免是有些失察了。再具体分析他所说的内容,他提到“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金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契金而逃”,姑且不论真假(其实多半是假的),只这二百万两的数字,和一些人认定的崇祯内帑几千万两甚至上亿两实在相差太远。再如这句话“大抵明代帑金,流寇之难三分已失其一。又于达赖喇嘛处费用无算,凡制造器皿等物亦繁费不资”。似乎明代帑金真是不少,流寇之难原来仅仅丧失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自然是被满清所得了。那被李自成抢劫带走的白银,按照上面各家记载的最少数字算也至少有三千万多两,那满清所得至少在六千万两以上。然而再看后面,就未免令人喷饭,“达赖喇嘛处费用无算,凡制造器皿等物亦繁费不资”。原来这六千万两大部分,满清不是花在了最要紧的军饷上,而是花在了达赖喇嘛,以及所谓的制造器皿上。只这一句,谎言就被戳得粉碎。满清不是一直宣扬明朝宫廷生活如何奢侈,而康熙这个小丑不是又一直吹嘘他自己如何节俭么(所谓的“从古无如朕之节用者”)?难道说明朝皇宫内本身的器皿还不够他们用,以至于要他们重新制造(不过崇祯因为实在没有钱支付军饷,倒确实是把原先皇宫内的许多器皿卖出去换钱,这倒是一个佐证),而且这重新制造的器皿,居然“繁费不资”,能够占用掉明朝遗留的据说至少有六千万两的内帑的很大一部分?其荒诞不经矛盾支离之处,稍加分析就显现无疑!其实从康熙的谎言也能推断一些真实情形。各家记载比较一致的地方是,李自成在北京拷掠搜刮所得大约有7000万两白银,而他撤离北京的时候,大约只来得及带走3700万两白银,剩下将近三千万两白银被满清所得。而康熙的谎言里就是把这部分白银说成了明代政府的内帑了。
还有一则很有名的记载是《明季北略》中的一段话“贼拘银匠数百人,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144]p488这段记载之所以有名拜郭沫若所赐,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言辞凿凿的根据这段记载说“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发现’崇祯的皇库里藏有三千七百万锭银子,每锭重五百(十?)两,后来都被李自成运往陕西去了”。
这种记载的荒谬性是一目了然的。如果真是“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那就是180亿两,不知道现在全世界的白银加起来有没有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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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8 10:40 | 显示全部楼层
陈椿年讽刺郭沫若说“这样的嘲骂固然痛快,固然容易使人联想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只可惜所据的史料却根本经不起推敲。上述数字即使以每锭五十两计算,也已高达十八亿五千万两,而据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奏折中计算,当时大明王朝全国‘计每岁所入……不过二百五十余万(两),而一岁支放之数,乃至四百余万(两)’〔1〕。大明王朝从朱元璋开国到崇祯亡国,不过二百七十年光景,即使每年赋税收入以四百万两计算,也须四百五十几年才会积累到十八亿五千万两,全部藏入皇库,”[145]
更可笑的是郭沫若引用《明季北略》的话,都没有引全。实际上这条记载本身就被《明季北略》的作者所否定,郭沫若却似乎对此置之不顾!陈椿年说“更可奇怪的是,郭氏注明他的这一资料来自《明季北略》,然而就在该资料的同一条目中,《明季北略》作者明确指出:‘果有如此多金(指三千七百万锭),(则)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头)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明明是被原作者否定了的假材料,郭氏却以假作真并据此立论,还要注明出处让原作者对它的真实性负责,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史料,这就很难说是在做学问了。 ”其实姚雪垠早在1981年的时候,就针对这个问题批评过郭沫若,现引原话“郭沫若同志在追赃问题上的错误有二:……对此重大问题,不多看一点儿史料,误信宫中藏银传说而轻易大发议论。最不应该的是,郭沫若统治引用《明季北略》所记的这个传说,作者计六奇跟着就说明他自己也认为不可信,仅隔两行,而郭沫若同志竟未看见!……更可奇怪的是,郭沫若同志在《甲申三百年祭》初版中将《载金入秦》这一条误为《明季北略》卷五,一九七二年修订本改正为《北略》卷二十,可是计六奇这几句至关重要的话竟然未看见,而他初写《甲申三百年祭》时看见‘两’字误为‘十’字,亦未用他本校对,删去‘十’字。象这样读书粗心、即兴命笔的情况,可以说在郭老一生的学术著作中并不是偶然现象”[132]p230-p231
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明李自成供入北京城后所得银两绝大部分都是来于拷掠大臣勋戚太监以及抢劫商人。
《明末农民战争史》中顾诚说了这么一段话“追赃助饷,在本质上是农民阶级实行的一项革命政策,它不仅在一个时期里把国家财政负担,从贫苦农民身上转加给官僚地主,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力地打击了这伙衣冠禽兽,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威风。然而,就策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对明朝官僚实行追赃助饷是很不妥当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大顺军领导人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因为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并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如果把当时打击的对象,明确宣布限制在皇亲国戚、勋臣、太监
以及为数不多的持敌对态度的官绅范围内,必然可以大大减少地主阶级的疑惧,有利于大顺政权的稳定。可是,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却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未能作出相应的调整。在北京和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如罹汤火,人人自危,造成了树敌过多的局面”[101]p253-p254《南明史》中他又表达了相同的遗憾“从当时形势分析,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首先,李自成必须放弃对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代之以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就财政而言,李自成1643年以前,为维护贫苦农民利益实行三年免赋,以没收明朝藩王家产和对官绅追赃助饷来解决数量日增的军队和政权经费的需要,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占领北京以后,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内帑,没收同朱明王朝关系密切的宗室、国戚、勋贵(指明朝开国、靖难以来所封世袭公、侯、伯爵)、太监的全部家产,可以解决军队和政权的经费,即便需要向官绅士民征派部分赋役,为数也相当有限。只要采取这一措施,就足以赢得绝大多数汉族官绅的支持,结成共同对付满洲贵族的阵线。”[95]p7-p8按照顾诚的观点,李自成等进入北京城之后,依然实行追赃助饷,对众多官员肆意拷掠搜刮,并不是经济上的需要,纯粹是革命情绪过于高涨,阶级感情过于朴素导致的结果,因为他相信“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并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但实际上果真如此么?莫非李自成等人真的愚蠢到在没收内帑足够两年以上支出的情况下,还要给自己树敌,为了逼勒钱财,而平白给自己增加许多潜在的敌人?归根结底,历史人物的行为也还是受自身利害关系的支配,所谓的李自成等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利益的基本宗旨”[95]p10,说来固然动听,但若真用此来解释历史事件中当事人的行为,则未免显得苍白无力。李自成等人并非是进了北京才实行所谓的追赃助饷政策,对这一政策可能造成的后果,别人不清楚,他们不可能不清楚。北京城内集中了全国最重要的官员,他们的支持与否对全国局势之安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李自成等人再傻也不会不明白这一点。更何况城内还有宁远总兵吴三桂的家属,而吴三桂后来在本已决定投顺,走到北京的半途,突然又决定反叛,转回山海关,改投满清,恰恰是听了从北京城中逃出的人描绘的情形之后才作出的。南明史中对此的描述是“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由投降大顺转持敌对态度。产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种说法:一是吴三桂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捕追赃,一是误信从京中私自逃出的奴仆谎报吴襄全家被大顺军抄没,第三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说法是吴三桂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又名陈沅)为大顺军将领所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真实情况已难考定。吴三桂投降大顺,本意是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疑窦顿生,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95]p18-19。无论真实原因是哪一种,都和吴三桂走到半途时听到从北京城里传出的消息有关。在一片拷掠之下,城内逃出的人对李自成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在明知可能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情况下,仍旧要实行这一政策,真实原因并非如顾诚所说的那样,李自成等人不够高瞻远瞩(事实上这实在并不需要什么高瞻远瞩,李自成在搜刮到足够银子的情况下, “在四月初八日便亲自出面干预,下令停止在北京的追赃助馋,对明廷官僚,不论是否已交足所派晌额,一律释放”,就足以说明这点。),又或者是所谓的“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真实的原因恰恰是李自成等人进入北京以后,面临的是和崇祯同样的问题!军队需要军饷,而军饷从哪里来,正因为皇帝的内帑里找不到,所以才要通过惯行的
追赃助饷来解决,甚至还要抢劫商人财产!
彭孙贻在《平寇志》中的这段记载“贼入都止掠金贝,布店独存,至是贼兵数千,挽车数百两,突入各肆,一时席卷。……贼初入城,悬令秋毫无犯,及布散列肆,先收兵器火药,次责供餐。……外解至京,尤有钱粮未纳,酷刑追索,大失民望。牛金星、顾君恩以民情将变告。宗敏曰:‘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且军兴日费万金,若不强取,安从给办’金星不能难”[137]p238,已经相当能够说明问题。正因为崇祯的内帑根本没有什么钱,正因为“军兴日费万金,若不强取,安从给办”,所以他们才不得不用“酷刑追索”,即便“大失民望”,包括大失官望也在所不惜。如果真如顾诚所说,“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并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那还用得这样“酷刑追索”“大失民望”么?还会有“宗敏曰:‘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且军兴日费万金,若不强取,安从给办’金星不能难”这样的对话吗?对这类记载并不是闭着眼睛,一概否认,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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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8 10:41 | 显示全部楼层
、内帑问题
当然,谈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必须给予重点澄清的!那就是关于崇祯的内帑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谎言可谓甚嚣尘上,谬种流传,为害甚烈,影响波及,甚至连一些专家学者也未能幸免!
据说明末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财政危机,崇祯的内帑里有的是钱,几千万两白银是少算的,几亿两也不算多,说成是金山银山都不夸张。崇祯这么焦头烂额的催征赋税,都是他自己小气舍不得花内帑里的钱,最后被李自成打到北京的时候还守着几千万两乃至上亿的白银不放,所以落得个上吊自杀的结局,到现在我们还可以时常看见一些论者唾沫横飞的谴责崇祯皇帝,如何吝啬,如何小气,如何疯狂聚敛,如何躺在内帑的金山银山上,却不肯拿钱出来赈济灾民,不肯拿钱出来发军饷。按照这种说法,明朝末年哪里有什么财政危机啊,全是皇帝自己吝啬小气,当守财奴而已,所以最后灭亡也是咎由自取,纯属活该。或者说明朝政府根本不缺钱,主要是不会用人,再加上小气。这些论者在自己的唾沫横飞中获得了很大的快感。他们的舌头在口腔里舞动着,唾沫星子在鼻子周围飞溅着,可以想见他们被自己的雄辩所陶醉,被自己的英明所感动,体验着指点历史的快感。然而每当看见这种言论,每当看到这些论者的嘴脸的时候,我都感到说不出恶心。不知为什么联想到了鲁迅《故事新编》中一则故事的结尾《故事新编.采薇》说的是妇孺皆知的伯夷叔齐在商周易代之际,不食周栗而饿死首阳山的故事。意味深长的是,鲁迅在故事的结尾插进来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很聪明,已经懂得了。她冷笑了一声。于是大义凛然斩钉截铁的说道:……”[130]p410

那个女人说什么,我们就不必去追究了,总而言之,伯夷叔齐两个人在听了那个很聪明而且大义凛然的女人的话之后,因为羞愧,连薇都不吃了。于是他们两个就这样的饿死了。
而那个叫阿金的聪明女人呢?按鲁迅的描写“于是许多人非常佩服阿金姐,说她很聪明,但也有些人怪她太刻薄。阿金姐却并不以为伯夷叔齐的死掉,是和她有关系的”[130]p411她说,老天爷心肠好,派了头母鹿喂奶给伯夷叔齐吃,可是那两个人呢,“贱骨头不识抬举,……得步进步”,喝了鹿奶还不够,还想杀了那头母鹿,吃鹿肉,于是老天爷也讨厌他们的贪心了,母鹿也从此不去了,他们这才饿死了。“哪里是为了我的话,倒是为了自己的贪心,贪嘴呵!……”
“听到这故事的人们,临末都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不少了。即使有时还会想起伯夷叔齐来,但恍恍惚惚,好象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130]p412如果那些制造散播崇祯内帑有几千万甚至几亿白银的谎言的人就相当于这个故事里说伯夷叔齐喝了鹿奶还想吃鹿肉所以才饿死的的女人,那么那些听信谣言谎话的人就相当于那些“恍恍惚惚,好象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于是觉得轻松不少的人。
我做这样的类比是有道理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看看崇祯内帑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当时人的记载1、关于内帑的直接记载锦衣卫佥事王世德这样说:“熹宗在位七年,神宗四十余年蓄积扫地无余。兵兴以来,帑藏悬罄。尝将所铸银膺、银盎、搏鼎重器输银作局,倾销充饷,故饷银多有银作局三字者,此人所共见也,空乏可知。廷臣动请内努,夫内努唯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二,一日金花,一日轻贵。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宦官宫妾赏贵,轻责银所以为勋戚及京卫武臣体禄,随进随出,非如唐德宗私库,聚而不散者。然而发之屡屡矣,安有余赀。野史谓城破,大内尚有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贮方物也。天财库贮钱也,以备内外官员军校赏赐。古今通集库,贮书画符券浩命一也。东裕库,贮珍宝也。外东库,贮方物,无金钱也。库尽此矣。城破,唯东裕库贮珍宝存二耳,安得有所谓十余库积金者。而纷纷然谓上好聚敛,内帑不轻发,岂不冤哉。草野无知,传为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131]p22-p23此外“史淳在其所著《痛余杂记》中也反驳此说,并引曾任户部官的吴履中的话以证实他的意见:吴喧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133][132]p230
这两则记载很清楚表明,崇祯末期内帑里早就没有什么银子,已经是穷的一干二净。崇祯以皇帝之尊而至于在臣下面前堕泪,其中情形可想而知!
还可以补充一条刘尚友《定思小计》中的记载,是崇祯十七年二月时候的情况“二月中,贼势愈急,而昌平兵忽变,京城戒严,亟遣官以重饷抚之,始戢,然居庸已不可守矣。……然国计实窘极,户部合算海内应解京银两岁二千万,现在到部者仅二百万,朝廷至括内库金帛悉准俸银给发武士,其困乏可知。故援师之征,望其即赴,又若畏其即赴,诚虑夫饷之不足供也。上抚髀无策,欲以空名感动天下,故唐、黄、吴、左诸镇,封四伯爵以劳之,又封刘镇继之”[135][134]p67这条记载把崇祯皇帝因为缺钱面临的窘境叙述的相当透彻。一方面是李自成眼看要进逼京师,而另一方面是国家甚至穷到拿不出钱来给守卫京师附近地区的军队发军饷,甚至直接导致昌平兵变。户部收到的银子只有区区两百万,而皇帝内帑的银子也早就搜刮一空,“括内库金帛悉准俸银给发武士”还不够。一方面是希望各地军队到北京勤王,另一方面却又害怕他们来,因为根本就没钱发军饷。没有军饷,本是前来抵挡造反者的军队,恐怕自己就先造反,这并非没有先例。事实上还有另外一则史料也能验证上面的记载,在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也就是李自成进占北京前的一个多月的时候。崇祯皇帝在中左门召见吴襄询问调动吴三桂军队进京保卫京师的可能性问题。《晚明史》的正文以及一个注释中有当时两人的对话记录(从上下文的注释来看应该是直接从《绥寇纪略.补遗上》中的文言文翻译过来的)“思宗严厉地责问吴襄:‘三千人何以抵挡百万之众?’吴襄则说‘这三千人并非一般士兵,……,因而能得死力。’思宗问:‘需饷多少’吴襄回答:‘百万’。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调吴三桂勤王之议,终于因为经费没有着落而暂时作罢”[2]p1120这则记录很重要,和刘尚友《定思小计》中的记载结合起来看是相当能说明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以往论及崇祯内帑问题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当时的情况已经是如果崇祯不调吴三桂进京守卫,则京师沦陷的危险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的。吴三桂率军入京,不一定确保安全,但抵挡住李自成的进攻并非没有根据。以三万人的部队(其中三千人是精锐),要想在野战中战胜闯王十万大军,那自然不可能。但是用这三万人的军队守卫住北京城,可能性相当大。北京城池的坚固在当时整个中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一般情况下,根本就打不下来,以土木堡之变后的瓦剌骑兵以及满清铁骑的威力数次打倒北京城下,也只能望城而止。想攻克北京城,要么内应,要么守城部队实在衰弱,事实上李自成最后之所以能轻松攻克也正是因为,在崇祯十六年的瘟疫之后,城中都是病弱,已无可用之兵。如吴三桂的三万生力军提前进入北京,参与守城,那李自成想要打下北京,并不容易。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离甲申之变只有一个月了),调吴三桂关宁部队守卫京师,几乎是唯一的能够解救危局的选择。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唯一的选择,当时却也没有能马上决定下来。为什么呢?
吴襄说调动吴三桂入京需要军饷百万,而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相差数额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之多,再加上一些大臣的暧昧反对态度,这样的情况下自然难下决心了(事实上直到3月6日,崇祯才最后决定调吴三桂率军入卫,这个时候大概也就不顾得什么军饷不军饷了,但为时已晚)。按照有些论者的逻辑,大概在这里,又是崇祯吝啬故意装穷,所以放着内帑中成千万甚至上亿的白银不用,硬说只有七万两来欺骗吴襄!只不过我请这些东西也动动自己的脑子,在当时的危急关头,崇祯究竟有什么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莫非他真的是要钱不要命的怪人,命没有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这些道理某些自以为聪明的论者知道,就崇祯是不知道这些道理的白痴?把历史人物都想象成白痴,就是你们这些东西研究历史的金科玉律么?用这样低劣的手段对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自以为清楚了解历史真相,省力固然是省力,但这种研究历史的行径,最终愚弄的究竟是谁?事实上崇祯当时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恐怕还是说多了,对照他堕泪对吴履中私下里说内帑的记载“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崇祯在吴襄面前多半还不敢彻底交代内帑的底细,这七万两只怕还是充门面的话,实际上可能是一万两都不满。当然也不排除这已经是向官僚太监们募捐后的内帑存银了(关于募捐我们后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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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2 12:51 | 显示全部楼层
崇祯要真的有银子,不至于落得最后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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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2 21:32 | 显示全部楼层

RE: 崇祯皇帝在上吊前真的还存了几千万两银子的内帑?

wi0001 发表于 2017-5-8 10:41
、内帑问题
当然,谈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必须给予重点澄清的!那就是关于崇祯的内帑问题。在这个问 ...

兄台引述的内容正是俺引文的原版之一,俺是汇总简化版的。怀疑洋奴作祟,故意诋毁中华古代制度,夸大缺点,诬蔑优点,为西方制度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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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3 19:06 | 显示全部楼层

RE: 崇祯皇帝在上吊前真的还存了几千万两银子的内帑?

铁马冰河陆川客 发表于 2017-5-6 20:00
以上引述,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数额我不懂。
不过要说是大顺顾忌拷掠名声不好听而造谣,那就未必了,因为大顺根本就不在乎拷掠这些官僚权贵的影响,虽然说他们应该和士大夫地主阶级勾结起来完成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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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7 18:1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皇帝穷的连祭祀用的宣德炉都给融了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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