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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永远仿制----新抗生素可利霉素发明人王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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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10 17: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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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谐奇趣 于 2019-9-10 17:50 编辑

来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http://www.nmp.gov.cn/mtjj/201908/t20190826_6383.htm

  日前,科技部“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的最新成果发布会上,一位84岁的老人带着她攻克30年的抗生素新药成果进入公众视线。她就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员王以光,也是国内外首次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研制出1类抗生素新药可利霉素的发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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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王以光出席“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最新成果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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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10 19:00 | 显示全部楼层
俺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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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12 16:1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必须要创新,开辟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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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13 02:07 | 显示全部楼层

RE: 我们不能永远仿制----新抗生素可利霉素发明人王以光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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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13 02:08 | 显示全部楼层
过往:从抗生素依赖进口到填补国内空白
   王以光是我国最早一批从事抗生素研究的专业人员,1954年,当时还在大连医学院就读的王以光被国家选拔为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抗生素研发工艺。“咱们中国抗生素的专业人才开始是在苏联培养的,全国一共培养了四个,我是最后一届唯一的一个。”王以光对澎湃新闻回忆。
   从上世纪20年代,英国科学家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青霉素开始,科学家们不断研发开拓,人类已发现或合成十几类上百种抗生素药物,现在抗生素可以治疗肺炎、猩红热和结核等过去无法医治的疾病和从前危及生命的感染,让现代医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没有抗生素生产的工艺,抗生素全部依靠外国进口。“当时红霉素、青霉素都是靠进口,就从国外买来抗生素,还有(生产抗生素需要用的)菌种都是从国外引进的。”王以光说。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王以光在苏联经过5年的系统学习以37门功课都满分的成绩回到国内,直接被分配到了当时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
   中国人自己的抗生素事业意味着什么?首先就是应该有自己的菌种,从菌种发酵提取寻找新的抗生素,而抗生素药物研发工作除了开发新的抗生素,还有关键的一步就是把是实验室小摇瓶里的发酵工艺,放大到药品生产企业的生产工厂,让抗生素药物实现量产。
   “抗生素的产生首先是将土壤中分离的菌种带到实验室培养,再从实验室瓶子里放大到生产工厂能够生产出来。我的工作就是让微量的野生的菌种最后能够实现量产。”王以光对澎湃新闻表示,只有自己掌握了这个工艺,自己生产抗生素才能满足中国人民对抗生素药物的需要,才能不依靠外国。
   做了一辈子的抗生素,王以光是我国抗生素发展史的见证者。“灰黄霉素、麦迪霉素、乙酰螺旋霉素,雷帕霉素、泰古霉素,这几个品种我都是主要的研制者。”王以光介绍,这些抗生素品种当时给国内抗生素药物生产填补了诸多空白。
   尽管王以光在前面近30年的工作都是在填补国内抗生素药物生产的空白,但这些抗生素研发源头多数都是在国外,国内的科研人员只是寻找自己的产生菌和发展自己的生产工艺,最终的产物还是与国外类似的药品。
   “我们也不能永远‘仿制’,总是走在别人屁股后面。”王以光说,当时她决心要研发新的抗生素药物。
   但是新药研发不容易,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有收获。“你发现了人家早就发现了,永远在这个圈子里,就跳不出来。”王以光对澎湃新闻表示。



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王以光(右)和她的丈夫杨厚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李东 摄

   创新:首个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研制的抗生素
   要跳出原来的圈子,找到抗生素新药研发新思路,王以光说她幸运地抓住了机会。
   1979年王以光赶上对外开放的政策,被公派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进修学习分子生物学。
   从1979年到1993年,王以光先后由当时的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公派出国进修。“前后出去了五次,一直在威斯康辛大学也一直都是在分子生物这一领域学习。”王以光对澎湃新闻表示,用传统的方法已经不大可能找到新的化合物,所以她准备用合成生物学的方法,有针对性的来研制一些抗生素新药。
   王以光介绍,传统方式发现抗生素就是碰运气,现在恐怕从几百万里边也很难碰撞一个新的,这样的模式是非常盲目的。合成生物技术的优点,就是可以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进行微生物菌种改造。
   “从思路上跟化学合成是有类似的,像头孢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用化学的试剂,化学的反应来合成新的抗生素药物。”王以光向澎湃新闻解释,生物工程的技术,就是在微生物基因组上进行操作,它就避免了一些化学反应所需要的一些化学试剂和设备,用生物技术把菌种的基因改造了,就可以直接产生想要的目的产物。
   王以光正是用这样的新思路,开发了国内外首次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研制的1类抗生素新药——可利霉素,这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产权的创新型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利用合成生物技术研制新药,这个技术并非王以光首创。“合成生物技术的国内外文献报道很多,但是没有一个能够推到(抗生素药物)生产和临床。”王以光解释,这其中重要原因就是经过基因工程操作以后,微生物产生抗生素的产量就降低很多,因为经过基因操作,往往破坏微生物合成抗生素生化过程的协调,要实现量产很多人没有耐心去做这个工作。
   “还可能跟每个人搞科研的目的不一样,有的人做科研就为了发表文章,有了新发现能够写完一篇文章就结束了。”在王以光看来,她的工作就是让新药的研发能够真正的为人类服务,新的抗生素能够投产,能够经过临床的考验。
   艰辛:30年研制关卡重重,几度面临放弃
   要把一个新药研发出来,并且最终获批上市并非易事。从上世纪90年代的基础研究开始算起,到今年6月份作为一类新药的可利霉素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可利霉素的研制过程持续了近30年。
   在这个新药立项时,王以光就已经60岁了,在别人正准备退休安享晚年的年纪,她带领团队扛起了可利霉素从立项到专利转让到临床试验到新药审评上市的所有工作。
   王以光对澎湃新闻说:“那时候根本没想到自己退休这些事,我觉得好不容易出来这个能够立项,还是应该把它做下去。”
   在这30年中可利霉素经历了重重关卡,王以光曾因资金设备困难而在破旧工厂的发酵罐里做研究;曾亲身做临床试验,吞下800毫克剂量的药;甚至到了专家审评新药这一步了,她因为劳累过度进了ICU……王以光向澎湃新闻讲述了可利霉素研制过程中两个关键节点的故事。
   开发可利霉素时,因为知识产权的原因,不能把微生物菌种放到其他药厂进行量产,王以光只能在她所在的研究所下面的一个药厂进行微生物发酵。这个厂房在房山,发酵设备十分简陋。“现在都要求不锈钢的,但那时候只有铁罐,几天不用就生锈。”王以光回忆,开始的时候十批次十吨都染菌,加上当时投资方的压力,她和团队几乎要放弃。
   王以光总结,问题还是出在培养微生物的铁罐上面。王以光说:“一个礼拜天我找了十个年轻的学生,轮流下到铁罐里面去清理铁罐里面所有的死角残留物,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
   在可利霉素进入新药一期临床试验时,困难再一次出现。新药一期临床试验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检验药品的安全性问题。“检验安全性有一个低剂量和高剂量的问题,为了保险起见需要有一个对药品最大耐受量的试验。”王以光对澎湃新闻说,由于当时生产工艺的原因,生产的药片都很大,要达到最大剂量要求的话一次需要吃掉八片药才能达到试验标准。主持临床试验的医生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试验进行不下去。“我就很着急,都走到这一步了不能因为这个卡住,所以我说我先来试试。”王以光一狠心自己一口气把八片药吞进了肚子里。
   王以光记得很清楚,当时是11点左右,因为还没有吃午饭她吃完8片药感觉有点犯恶心,其他症状没有。因此也得出这个药应该在餐后服用的相关数据。
   像这样的困难王以光说还有很多,但最终都被一一克服了。
   对于可利霉素新药审评的过程,王以光评价道:“可利霉素药品审评可以说是历经了中国药审制度建立以来最严格的规定。”
   近年来,国家药品审评标准不断完善,审评标准越来越规范严格,从增加生产现场的考核,到增加新药临床试验原始记录的检查,这一系列标准王以光带领团队都走过来了。“也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周折,可利霉素的临床试验结果还是经得起考验的,可以负责任地说可利霉素经过药审最严格的审查,证实了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王以光说。
   总结做新药科研工作,王以光给后来人也提出一些建议:“做新药的研发是越来越困难状态下,我觉得需要坚守,需要创新的模式、创新的方法、创新的评估。”
   爱人不后悔独自奔波支持她的科研工作
   在澎湃新闻采访中,王以光的爱人杨厚始终陪伴她左右,这对结婚快60年的夫妇用他们相互扶持的故事表达了他们这代人朴素乐观的科研精神。
   王以光与丈夫杨厚都是同一年去前苏联留学的学生,他们相识于俄语学习班,在苏联留学期间因为共同兴趣爱好都加入了歌唱班,渐渐熟悉并相爱。
   1960年一毕业回国王以光就和杨厚结婚并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但遗憾的是学铁路工程的杨厚被分配到了青海西宁铁道学院,并且这种两地分居的状态一拖就是十年,这十年中杨厚因工作调动去了6个地方工作。
   “我当时只能自己一个人在北京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非常的辛苦。”王以光回忆,她从来没有因为孩子的事情请假,后来她也多次向单位打报告想申请调动到丈夫工作所在地,但是单位一直没有放王以光走。
   这种长期分居一直持续到1970年,当时王以光所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按照政策要把部分科研人员分到安徽六安去支持三线建设。“我们单位是把长期分居的夫妻一起调过去,所以才把我爱人的工作调到我们单位来,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单位没有搬到六安去,他的工作关系也就留在我们单位。”王以光说。
   到新的单位,杨厚的工作从头开始,王以光体谅他的不容易,但是杨厚却对澎湃新闻表示:“我虽然调动了好多次,但是我不后悔,这样她可以坚持做她的工作。我虽然改行了,但是我也努力重新学,一边干一边学。”
   在杨厚看来,王以光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人,他也非常理解并且支持她的事业。杨厚对澎湃新闻回忆一个细节,在可利霉素进入新药审评阶段,王以光因为劳累过度住进了医院ICU。“在重症监护室的时候,我们俩就隔绝了,我也不能进去看她,她更不用说出不来了。”杨厚回忆,为了方便沟通,他偷偷把手机放进了扒开一半的西柚里面,送进病房后两人取得联系。
   也是在爱人杨厚的支持鼓励下,王以光带领团队一次次看到曙光,哪怕失败了再来,一步步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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