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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短史记:日本明治维新后并没有“脱亚入欧”,实乃兴亚反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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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8 15: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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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考据角度讲,福泽谕吉从来没有主张过“脱亚入欧”。

“脱亚入欧”这个主张,首先出现在福泽谕吉主办的《时事新报》上;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刊登了一篇名叫《脱亚论》的社说文章,里面就出现了“脱亚入欧”主张。

然而这篇社说文章本身没有署名,不能就此认为这篇社说稿子作者就是福泽谕吉。到1933年当时的《时事新报》编辑石河干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把《脱亚论》收录进了《续福泽全集》当中。这是“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的说法第一次正式出现。

尽管《脱亚论》在1933年被收录进了《续福泽全集》当中,但是截止1945年8月15日,无论是《脱亚论》还是“脱亚入欧”,在日本政界、学界以及日本社会没有任何影响。除了极少数购买了《续福泽全集》的福泽谕吉死忠粉以外,日本社会几乎没人知道《脱亚论》到底说了些什么。

一直到二战结束后的1951年,日本左翼远山茂树在其学术著作《日清战争与福泽谕吉》里提出“福泽谕吉撰写的《脱亚论》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对亚洲进行侵略的指导性理论”,这才让“脱亚入欧”这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日本公众视野里。

至此之后,日本学界和知识界开始频繁使用“脱亚入欧”以及“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概念,不管是左翼批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还是右翼赞扬二战后日本经济上搭美国顺风车,都有意无意使用“脱亚入欧”概念,就这样经过日本政界和学界的努力,“脱亚入欧”在出现77年后终于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一个名词,甚至随着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还漂洋过海传遍了全世界。

可是,日本历史学界对于《脱亚论》究竟是否是福泽谕吉所写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主要是因为《脱亚论》里的用词、用典习惯和福泽谕吉以往作品差别太大,《脱亚论》里不少词汇从未在福泽谕吉其他作品里出现过;更有甚至,福泽谕吉其他作品里都没有出现过“脱亚论”、“脱亚入欧”这样。

目前日本历史学界比较主流的看法是倾向于《脱亚论》作者并非福泽谕吉。

当然,看到这里也许有朋友会说,就算福泽谕吉不是《脱亚论》的作者,也不妨碍“脱亚入欧”理论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朝野上下的共识。

但是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直到二战爆发这段时间内,无论日本内政外交,“脱亚入欧”别说不是主流,甚至连支流都算不上;明治维新后内政的指导思想与其说是武士道精神,不如说是儒家传统的“三纲五常”;而对外,日本一直把自己包装成亚洲的领导者和解放者,有色人种“救星”。

我们先来看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内政。

公正来说,明治维新后日本确实引进了大量西方先进技术和生活方式,比如从明治天皇开始带头吃西餐,穿西式礼服,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找英国设计师设计你,花了相当于今天40亿日元的巨额资金建立纯西式的奢华会所鹿鸣馆,强迫日本上层精英必须模仿西方生活方式等等;在政治上也模仿普鲁士,在日本建立起了欧洲式的政治体制,更别说技术上日本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机器设备了。

但是这是否可以看做日本“脱亚”呢?我觉得这当然是不能的。

因为同时期中国也在展开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清朝也在大规模引进西方机器设备,不但派遣幼童留美,还在北京建立了专门培养外交人才的同文馆,这和日本明治维新做的事情类似,难道中国洋务运动也是“脱亚入欧”?

奥威尔在自己小说里提到要给人灌输一种思想,必须从人的幼年时期开始灌输某种观念,经过长期灌输,人长大后,就会天然认同它,亲近它,根本不会觉得这个观念有什么不对。换言之,日本明治维新后是否真正“脱亚入欧”,从内政角度考察,就要看日本在思想上究竟灌输给自己国民什么样的观念。

众所周知,日本维新派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推翻了德川幕府在日本的统治的;然而,之前我们在考察日本明治维新成败时却诡异的忽略了“尊王”主义在明治维新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事实上“尊王”对于日本明治维新来说,绝非一句空话,相反,为了证明推翻德川幕府,实行维新变法的正确,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维新派从一开始就把“尊王”放在了非常高的位置,可以说,如果没有“尊王”,那么明治维新也就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日本明治维新运动说到底是日本作为一个东亚国家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应激反应,明治维新各方无论是伊藤博文为首的维新派还是“帝师”(明治天皇师傅)元田永孚为首的“国粹派”,从思想上就对西方各种理论嗤之以鼻,对西方抱有“对抗”心态。

而随着明治维新的深化,西方启蒙主义所带来的自由、权利意识,自由民权运动也在日本轰轰烈烈展开,日本民间不但出现了争取自身权利的主张,甚至还出现了否定天皇的言论;同时,随着明治维新后日本与世界交往的频繁,日本知识界和民间也逐渐出现了根据西方意识形态批评日本传统思维、风俗习惯、文化落后的言论。

这些言论不但让日本国粹派(文化保守主义者)和维新派元老忧心忡忡,就连许多原本支持维新的日本学者都对这种言论表达了忧虑,比如号称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的德富苏峰就提出“崇拜外国物质文明之类,我是非常讨厌的。”“我不认为外交的关键在于要穿外国人的衣服,吃外国人的饭,跳外国人的舞,想外国人之所想,身体、灵魂都外国化……”

当时著名政治评论家陆羯南则提出“我等主张在引进西洋事物时,不能仅仅因为其是西洋事物就加以采用,而应该看其是否有利于日本的利益与幸福。即使在西洋是美好的事物,如果搬移到日本后不适合,也应将其舍弃。”

正是这种从上而下普遍的“西化焦虑”直接催生了明治维新后日本思想领域的传统主义和国家主义运动。也就是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物质上完全模仿和学习西方,但是在思想领域却开始鼓吹儒家的三纲五常。

189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由“帝师”元田永孚起草的《教育敕语》,儒家所提倡的“忠君爱国”被日本官方确认为教育的灵魂,“和魂洋才”成为教育的纲领。《敕语》提到“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事实上是把重点置于“孝悌忠信”和“共同爱国”,特别主张把“共同爱国”作为主义推行。

另外,日本政府还把天皇制国家奉为日本不可能改变的政治模式。他们将这种“较万国卓越”且“万古不易”的天皇制“国体”,吹捧为日本所独有、独享且引以为至尊至荣的国家体制。

在忠君爱国问题上,福泽谕吉作为“开明派”走的比身为国粹派的元田永孚走的还远,元田永孚只是从儒家三纲五常中寻求思想养分,而福泽谕吉还嫌儒家三纲五常太过温和,他认为之所以中国不能像日本一样维新成功,是因为中国士大夫深受儒家思想“毒害”,君主下命令后,中国士大夫还要想一下,君王的命令是不是符合儒家的理论,如果不符合,这些士大夫还要和君主辩论;这样是大大的不妥;而日本武士头脑简单,不爱读书,不懂学问,只知道武士道效忠天皇,只要是天皇的命令他们都会无条件遵守。

而作为日本思想领域在明治维新后全面“复古”的标志,当属1901年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受陆军教育总监部的委托,就武士道发表演讲。井上哲次郎的这场演讲相当于日本官方就思想领域的一种表态。

井上哲次郎在演讲中提到“日本的道德,随着明治维新而发生了很大变化。儒教陈腐了,佛教不行了,武士道也没有人提了。西洋的道德虽然进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大家都很困惑。……今后为了确定日本的道德,必须使构成了日本从来的道德思想的根底的东西(武士道),永远发展下去……不能与日本武士道精神调和的(西洋)道德主义,在日本绝不能繁荣。”

综上所述,明治维新后日本主流社会在思想领域无可置疑的走向了依托于儒学的“复古”,甚至福泽谕吉还嫌“儒家思想”太强调自我,不够“复古”。从这个角度讲,日本明治维新后哪有一丝一毫“脱亚入欧”的意思,这分明就是张之洞所推崇的终极版“儒学为体,西学为用”啊。

说完日本内政,再来看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对外政策。

其实谈这个问题很容易费力不讨好,因为如果主张日本真心“兴亚”而非“脱亚”很容易被指责为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它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日本确实和西方列强一样侵略了包括中国在内广大亚洲国家;但是另一方面,日本自己在与西方列强交往过程总感受到西方对日本以及有色人种强烈的歧视,这种歧视又反过来强化了日本有色人种自觉,使得日本愿意以亚洲领导者、解放者自居,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真心的。

首先,日本这种黄种人自觉并非是因为日本虚伪,切切实实源自西方列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

早在1883年,伊藤博文就哀叹“每逢东西两洋交涉,欧土各国则连横合作,欺凌孤立之我。其心术毕竟无他,唯在人种与宗教之异同。……彼等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之类与山中野猿无异,……盖敬爱彼之不开化如山中野蛮者,却不认可我东洋之进步,是与彼等无同宗兄弟之谊也”。

后来曾担任日本首相的平沼骐一郎也曾无奈地感叹道“白色民族绝不会容纳有色人种为其伙伴”。

日俄战争时期,凡是在西方的亚洲人无不深切感受到日俄战争另一面,即白种人与黄种人“种族之战”的这一面。

日俄战争时期正在欧洲的孙中山先生回忆说当日本东乡平八郎打败俄国海军的消息传来时,“欧洲全部人民为之悲忧,如丧考妣”。“英国虽然是和日本同盟,而英国人一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多数也都是摇首皱眉,以为日本得了这个大胜利,终非白人之福。”

而日俄战争结束后,日俄在美国谈判时,美国方面给予了《朴茨茅斯条约》的俄国代表相当的同情和礼遇,俄国人被这种“种族亲情”感动得潸然泪下。而英国虽然是日本盟国,但是在日俄战争后,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担心印度学生因为日本战神俄国而去日本留学,容易受日本人的影响而仇视白人统治,他建议严密控制印度人前往日本。为了表达对如日中天的日本的强烈不满,英国这位印度总督寇松甚至拒绝接见对印度地震表示慰问的日本领事。

西方社会舆论在日俄战争前后表现出来的对日本以及有色人种的歧视,反过来又强化了日本人本身的“黄种人自觉”,日本寺尾亨认为:“欧人并未视我如同等,欧美人对同种表示同情,有危难时相救之情,而对异人种却无丝毫同等之感,也难生同情。”前面介绍过的德富苏峰也说,“欧美中真心爱我日本者,几乎未有一人。我等与其在人种、宗教、风俗、习惯上之纽带皆无。日本乃广阔世界之一异客、一孤鸟。”

并且令日本没有想到的是,日俄战争并没有让国际社会高看日本,相反,因为日本获得战争胜利,使得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对日本的政策性歧视。

1906年10月1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明文规定日裔儿童不得与白人在同一学校就读。

1913年加州通过《外国人土地法》限制日本移民在美国合法拥有和租赁土地。

1919年的巴黎和会否决了日本代表团提出的人种平等法案。

1924年美国通过主要针对日本人的排日移民法案,全面禁止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亚洲人移民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秘鲁等国也先后爆发反日言论与排日运动。

这些针对日本的法案不但使得日本国内保守派占据了上风,也使得许多原本对西方抱有好感的日本学者转为敌视西方,比如日本当时著名的亲美学者新渡户稻造愤然表示,“我心被深深刺痛,感受到无比屈辱,仿佛我民族从受尊敬之地位突然被推入世界贱民行列一般。……将来此情感隔阂不消,我绝不踏入美国半步”。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日本在外交上想“脱亚”都不可能。事实上,日俄战争后西方反日黄祸论反而促使“兴亚”、“亚细亚主义”成为了日本官方和民间外交主要方向。

樽井藤吉在《大东合邦论》中写道“彼白人欲殄灭我黄人之迹,有历历可证者,我黄人不胜,则为白人之饵食矣。而胜之之道,在养同种人一致团结之势力耳。”德富苏峰也表示,“吾相信,打破白阀,兴起黄种,救治东西方人种的民族的不平等,恢复其均衡,实乃吾日本帝国之使命,大和民族之天职”。

近卫笃则认为东洋之前途,终不免为人种竞争之舞台。纵令施一时之外交政略,而生出如何之态度,亦一时之变态耳。最后之命运,存乎黄白两人种之竞争。此竞争之下,支那人、日本人皆已为白种人置于仇敌之地位矣。

当然,客观的说,日本“兴亚”论以及之后在其基础上发展的“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为了它侵略亚洲所蒙上一层道义的面纱,正如李大钊所说的那样,日本所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表面上只是同文同种的亲切语,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在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人解决,日本人作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人的舞台。到那时亚细亚不是欧、美人的亚细亚,也不是亚细亚人的亚细亚,简直就是日本人的亚细亚。”

然而就“脱亚”与否而论,明治维新后一直到二战结束,在这接近一百年时间里,日本不但从未在政策上表示过“脱亚”意图,反而处处以“亚洲盟主”自居,甚至到了二战时发明了臭名卓著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从这个角度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外政策上非但没有“脱亚”,反而是在“兴亚”。

综上所述,不但福泽谕吉本人从未主张过“脱亚入欧”,日本在明治维新一直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里,“脱亚”论也从来没有成为日本内政外交的主流,相反,日本明治维新后虽然在物质层面全面接受西方技术与主张,但是在思想领域却是选择从儒家三纲五常中吸取养分,用提倡“忠君爱国”的“武士道精神”对抗西方普世价值;在外交领域,受西方种族主义刺激,日本在二战结束前一直以亚洲解放者、有色人种“救星”自居,这完全是“兴亚”而非“脱亚”表现。

“脱亚入欧”从来不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指导思想,相反,三纲五常、忠君爱国和大亚细亚主义,自居有色人种领袖,时刻准备与白人决战才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内政外交的主流。

参考资料:

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邓凤瑶:《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评析》、韦英思:《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之比较》、狭间直树:《关于初期亚细亚主义的历史考察》、何春兰:《冈仓天心<东洋的理想>“兴亚论”探析》、喻中:《论东亚新法家》、唐利国:《论井上哲次郎武士道论的成立》、许赛锋:《“黄祸论”与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外交——以人种意识为视点》、远山茂树:《福泽谕吉》、堀幸雄:《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小川原正道:《福泽谕吉与日本政府》、佐藤贡悦、王根生:《重评福泽谕吉的儒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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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9 11:18 | 显示全部楼层
或许是想复兴亚洲,只不过是日本人的亚洲,不是中国人的亚洲,这是根本矛盾,无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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