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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成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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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24 15:5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85后”博导施一:病毒研究要“顶天立地”
新华网北京2月18日电 题:“85后”博导施一:病毒研究要“顶天立地”

新华网记者 陈听雨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研究员、中科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研究组长、博士生导师……单凭想象,很难将这些闪闪发光的头衔与一位“85后”联系起来。

直到施一坐在了我的面前。

“其实生活中我也不是一直都在做研究,休闲时我喜欢看小说,有时也追剧,还看动画片”。

穿着深蓝色格子衫,戴着斯文的眼镜,小麦色的年轻面庞,笑起来有点腼腆。这位曾“雄霸”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最年轻研究员、最年轻博导“江湖名号”的阳光大男孩,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做“年轻有为”。


生命第四域

“病毒很可能是‘第四个生命域’。”施一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新发和突发病毒,对他的采访,一开始就很有科幻色彩。

目前在生物分类系统中,包括真细菌、古菌和真核生物三个域,人类等复杂生命体都属于真核生物域,而作为非细胞生物的病毒并不包含在生物分类系统中。

“病毒是一种生物,但它是不是生命?有争议。”施一进一步解释,一般对生命的定义是指个体能够独立自我繁殖,自我演化。而病毒不能自主进行繁衍和生殖,需要依赖于宿主。从这个角度来说,病毒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生物形式。

H5N1、H7N9、埃博拉、寨卡……这些近年来见诸媒体的病毒让普通人谈之色变、避之不及。“新发和突发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是毋庸置疑的,早诊断,早隔离是非常重要的。在迎战传染病疫情这一无声的沙场,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其实都在同一个战壕里,共同为抵抗和预防传染病进行研究。”施一说。

有别于上述凶险的病毒,若论普通人最有切身体会的病毒,可能就属流感了。这个冬天,流感、发烧、咳嗽成了朋友圈刷屏的热词,身边不少亲友同事相继“中招”。为什么感觉今年得流感的人特别多?这事儿请施一来科普一下还真是问对了人。

事实上,流感病毒的传播是很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病毒本身来说,流感病毒基因组属于核糖核酸(RNA),与脱氧核糖核酸(DNA)不同,RNA基因组在复制过程中容易发生较多的变异,从而在宿主免疫选择下,容易产生流感病毒的变异,这也是为什么每年都需要重新注射流感疫苗。

从人群的角度来说,流感病毒的传播也受到群体免疫状态的影响。

另外,随着媒介与通讯手段的发展,人们对流感的认知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其实流感病毒每年都有,但以前可能很容易被误认为普通感冒。现在出现相关症状后,去医院就诊、排查的人多了,正式确诊流感的人相应也就多了。”

“总的来说,除了流感大流行,季节性流感病毒的变异相对而言是逐渐发生的,每年感染人数并没有出现快速增加。”针对易感人群,施一建议,及时接种流感疫苗还是很有必要的。

抗击病毒是和时间赛跑

抗击病毒的工作时常要面临紧张的局面。

施一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分成常规研究时段和攻关时段。所谓攻关时段,就比如突然发生了一次紧急的疫情,这时我们就会形成攻关团队,要在较短时间内,集合大家的力量,快速拿出科研成果。攻关阶段肯定是需要做出一些个人牺牲的。”

2013年5月份,结婚刚刚三天的施一就“撇下”新婚妻子,返回了工作岗位。“其实工作完成后,我还是利用春节假期给媳妇儿补上了蜜月,哈哈。”

2013年2月份,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发生了H7N9亚型禽流感疫情。“那时在我的导师高福院士的领导下,我们迅速针对病毒展开研究,想搞清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性高不高?它的特性是什么?从疫情发生到拿出初步研究成果,我们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施一回忆。

“为了第一时间拿到病毒基因,我们等不及快递了,研究人员自己坐飞机拿到样本然后直接飞回来,拿到病毒基因的当晚,我们就立刻进行了后续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的研究团队是第一个把研究成果投稿到《科学》杂志(Science)的。”谈及5年多前抗击H7N9型禽流感病毒的那场“战役”,施一仍然心存激动与自豪。

事实上,在“常规研究时段”,加班到深夜也是施一的家常便饭。

“平时除了出差,我绝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所里工作,基本上都会坚持到晚上11点。”说起自己的工作状态,施一立刻对家人表示了感谢,“我媳妇儿从一开始就支持我的工作,只不过有时叮嘱我不要干得太晚,要求我一周里至少有三天十点之前回家。总体来说,她对我非常宽容。”

施一讲解道,“倒不是研究工作一定要在晚上做,而是很多实验需要连续性地操作下去,不能中途喊停。比如,我们经常需要针对蛋白质展开特性研究,而蛋白质是比较脆弱的,在蛋白质的纯化过程中,需要连续实验。假如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实验结果,它很可能就会发生降解、沉淀等现象,导致实验失败。”

施一介绍,他工作所在的中科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历经十年,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7个研究组的重点实验室,确立了三大研究方向。

第一大方向是病原生物学及微生物组,主要研究病原微生物的感染机制,为防控传染病提供重要理论指导。

第二大方向是免疫生物学和肿瘤研究。“病原微生物感染与免疫系统是分不开的,当病原微生物感染人类机体时,免疫系统是第一道防线。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免疫系统,如何能对抗病原微生物的感染。另外一方面,针对肿瘤展开研究,开发对抗和抑制肿瘤发生发展的新概念。”

相对于基础研究的第一和第二大方向,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的第三大方向是应用研究,开发抗体、药物等疾病防控治疗手段。

“总结起来,我们重点实验室的方向就是四个字——顶天立地。顶天,就是在基础学科的前沿研究中,致力于做到世界顶尖水平;立地,是指要能够开发出产品,真正落地去服务社会。”施一说。

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

从一所乡立小学,一口气读到中科院的博士,毕业后又成为博导、教授、研究员,施一就是家长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求学的路一路走来“前方高能”,会对深陷于“吼作业”而无法自拔的“虎妈狼爸”们造成一万点伤害。

“是不是学霸我不说,但我觉得我还行。”谈起自己的读书历程,施一谦虚中又难掩自信。“从小学开始,一直中学,再到大学,我的学习成绩不敢说一直第一,但至少也是名列前茅的。”

“我的老家在浙江省宁海县,我读的小学没有在县城里,而是乡镇里的小学,我们小学五年级制,没有六年级,毕业时我就考了全镇第一。”

“然后我到县城去念中学,成绩一直保持在前三名。高考时我考上了浙江省最好的学府之一——浙江大学,进入生命科学学院,学习生物科学。”

施一说,他的父母都是语文老师,他在上学前就经常待在学校,从小感受学校的氛围。受父母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起施一对知识的渴求。


“我觉得,喜好学习,是先天性格与后天培养相结合的结果。必须对知识有一种强烈的渴求与愿望,才有可能去选择做这个事情(科研工作)。”施一说。

施一的大学同学有一半左右已经放弃了科研工作。他认为,坚持科研工作和个人兴趣是分不开的。“我从小就对生命科学感兴趣,填写高考志愿时,我选的全部都是生物科学,所以我就一直坚持下来。”

施一坦承,在科研道路上求索,也曾经动摇彷徨。“在2011年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并没有出色的科研成果。当时压力挺大,也想过自己是否适合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这条路适不适合我?”在那段苦闷的日子,施一当时的女友,也是他后来的妻子,以及他的老师和师兄师姐们都给予了支持,鼓励他坚持下去,同时帮助他寻找研究的方向和突破口。

“年轻人的成长旅程总是充满坎坷的,需要前辈们的引导和支持,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贵人相助是很重要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中科院目前有个青年创新促进会,院里给予入选会员项目资金支持,是一个帮助年轻人交流和成长很好的平台。”

如今,作为一名博士生导师,施一寄语致力于投身科研工作的年轻人,要对研究有明确的认识,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道路提早规划。“多吃点儿苦,多给自己一些压力,把目标定高一些,这样未来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

针对科研工作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施一也并不回避。“有可能几年时间都没有出成果,但是坚持下去,没准儿很快就会有转机出现。科学研究确实存在不确定性,坚持很重要。”

如何才能真正走好、走通科学研究这条路?施一认为,科研工作也需要情怀。“科学研究是比较艰苦和枯燥的,但在吃苦的同时,也要享受到快乐,要去挖掘发现新知识的乐趣。在研究中,对个人名利淡泊一些。如果过于注重名利的话,有可能会带偏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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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25 16:2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孙伟院士逝世

光明日报南京2月22日电 中国共产党党员、土木工程材料专家和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孙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2月22日9时45分在南京逝世,享年84岁。

孙伟院士1935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胶州市,1954年考入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土木工程系,1958年本科毕业并留校任教,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孙伟院士将毕生精力奉献于我国土木工程材料教育和科技事业。她在国际上较早提出了纤维增强间距理论、荷载与环境耦合作用下混凝土耐久性试验体系,建立了多因素作用下的混凝土耐久性理论及寿命预测方法,并指导了数十项国家重大工程混凝土材料的应用,为我国土木工程材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孙伟院士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5部,编写国家和省部级规程6部;荣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发明奖等10余项,并于2011年荣获国际材料与结构研究实验联合会终身成就奖。

《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23日 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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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26 13:4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从掣肘于西方技术,到研究成果领先国际,西安交大教授创造中国"核动力秘密"

在西安交通大学,有一个玩转核动力系统的"精锐部队",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潜心科研,为我国核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核技术封锁,还荣获2017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他们就是苏光辉教授团队。

核心技术被国外封锁,他们决定自主研发

先进核动力系统是舰船核动力及第三代核电的重大需求,核心设计分析工具是保证先进核动力系统安全性的重要保障。核动力系统结构庞杂、运行工况多变,尤其是瞬态及事故工况复杂,这就决定了核动力系统的热工安全特性是三维多相态、多因素强耦合过程。

核能及核技术具有军民两用特点,舰艇核动力的技术与核电反应堆技术在核燃料生产、反应堆堆芯设计、安全防护、放射性废物处理等方面具有十分相似的工艺。但是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核动力系统,我国核工业发展面临严重掣肘。掌握核技术的国家都有各自的"核秘密",这样的核心设计分析技术国外一直对我国严密封锁。能从国外买来的技术价格又高,实用性又有限,因此只能自己研发。

从零开始艰苦研发,最终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从零开始,做出中国自己的核动力系统核心设计分析工具,注定是一条艰辛之路:启动之初经费少得可怜,学校的条件也有限,难以提供合适的试验场地,团队就到学校外面租便宜的场地来做实验室。在团队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终于研发出中国自己的先进核动力系统核心设计分析工具,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满足了国家重大核电工程和国防核动力的设计需求。项目成果应用于我国自主化第三代核电系统、某系列核潜艇等国家重大核电工程和国防重点军工型号研发。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使国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达到新的起点""弥补了国内研究空白""优于国外同类技术""项目总体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苏光辉教授团队的成果获得了科技部、原总装备部、国家能源局等组织的项目验收及高度评价。目前,苏光辉教授团队研究成果已推广到国内多家单位,解决了先进核动力系统跨维度精确分析的技术难题,产生了重要社会效益和国防意义。

科研报国脚步不停歇,努力践行"西迁精神"

苏光辉教授可谓是"土生土长的交大人",1984年他来到西安交大读书,而后就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交大。苏光辉的硕士、博士指导教师是西迁老教授。老教授们努力克服生活、科研、教学上的重重困难,秉承扎实朴素、默默奉献的育人态度,对他重培养、严要求,不仅使他学到了扎实的专业知识,也潜移默化地磨砺了他的思想和品格。特别是导师贾斗南对他影响极为深刻。"贾老师对待工作一丝不苟,是立德树人的典范,对我影响很大。"苏光辉说。

艰难困苦不移志,物质诱惑不动心。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苏光辉团队依然严谨低调。"我们的研究成果能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团队青年长江教授田文喜说,团队还有更多技术难关要突破,任重而道远。科研报国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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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27 14:4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她是一束照亮了物理世界的光——追记我国凝聚态物理学家王业宁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凝聚态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王业宁,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2月22日18时在宁逝世,享年93岁。

王业宁1926年10月14日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1945—1949年就读于中央大学物理系。自1950年开始在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9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

王业宁曾这样表达对物理学的热爱:“从中学时代我就迷上了物理,光声热电的世界太有趣了!”

与“物理世界”的结缘

1926年,王业宁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的一个官宦家庭。王业宁自幼就迷上了数理化,在班里,她的理科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高二那一年,王业宁被中央大学医学院录取,她选择放弃,因为那不是她喜欢的专业。一年后,她再一次报考中央大学,终于如愿以偿。从此,便与“光”“声”“热”“电”的物理世界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正忙于迁往台湾,王父带着全家人从南京到了杭州准备赴台。一路上,她白天想的是自己的学业,夜里梦的是五彩纷呈的实验室。她不愿意听从命运的摆布,更舍不得丢下即将完成的学业。最后,她瞒着父亲从杭州一个人跑回南京。由于海峡阻隔,王业宁后来再也没能见到双亲一面。

同年,23岁的王业宁独自一人留在大陆,完成学业,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从此,她一心扑在科研事业上,以她的坚韧、执着、敢拼敢闯、自强不息的精神锐意进取,屡创佳绩。

永不止步的科研路

1949年,王业宁以总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物理学士学位。1953年,王业宁被校领导推荐到沈阳金属研究所进修,在那里她得到了我国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老先生的悉心指导。这次进修让王业宁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金属物理与内耗。返回南京后,她就在南大物理系创建了内耗实验室,从此投入到固体中相变与缺陷内耗的研究,也开启了自己几十年不平凡的科研生涯。

王业宁搞科研从来不因循守旧,也不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一开始她就选择了前沿复杂课题入手。她首先提出马氏体相变瞬态内耗与振动一周内的转变量成正比、稳态内耗源于共格界面的静滞后损耗等机理,早于国外同类研究10年。

20世纪70年代,王业宁研制出国内第一台声光品质因子的测试设备,利用这台设备测量多种激光玻璃材料的光弹系数及声光品质因子,并在国内首先设计并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声光调Q-YAG激光器,获得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

20世纪90年代,王业宁独辟蹊径,在开展对铁电材料的研究中,从铁电畴的动性、动力学机制的角度去研究铁电,至今仍然是物理学界研究的热点。

中科院院士、固体物理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冯端教授曾高度评价王业宁:“她做什么就能成什么,想做什么没有做不到的。”

王业宁学术造诣精深、著作丰硕。她先后在国内外一流学术刊物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200余篇,被引用达500次以上,1990年被国外评为超导领域论文被引用率最高的143位作者之一。她多次应邀到美国、日本、瑞士、意大利、苏联等十几个国家讲学,20余次受邀在国际会议上作专题报告,并应国际权威刊物之邀撰写了多篇有关高温超导的评述文章。她还参与编写了著名教材《金属物理学》(上、下册)及《晶体缺陷和金属强度》等著作。

用钱来换时间

几十年如一日,王业宁将所有的时间奉献给研究,几乎没有寒暑假,也没有周末,可她还是说:“时间总是不够用。”

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用于科研,王业宁每晚烧好第二天的菜,养成了常年吃剩菜的习惯。她投入在子女身上的时间也是少之又少。1959年,30岁出头的王业宁即将临盆,她不听医生和丈夫的劝告,拖着沉重的步子赶往北京参加数学物理学术会议。会议结束,王业宁回到南京便住进了产房,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王业宁的丈夫回忆这段往事时说:“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工资都很低,又没时间照顾孩子。她生完孩子后没有奶,必须得请一个奶妈给孩子喂奶。那时家里多的时候请了两个保姆,一个带小孩喂小孩,另一个帮我管家里的一些杂事。等于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一半以上是给保姆的,我们自己生活得很简单。这就是她当时所说的——用钱来换时间。”

2001年,忙碌的王业宁被查出患有脑膜炎,高烧昏迷持续近一周时间,大脑功能严重受损,记忆力和理解力也大不如前。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得不离开了她所挚爱的科研事业。

斯人已逝,但在“物理世界”里,却留下了一束璀璨不灭的光。

(光明日报记者郑晋鸣)

《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27日08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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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27 14:4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柴波:为国“铸剑” 30年无悔

——记航天科技集团九院771所总工程师、型号副总指挥柴波

作为航天科技集团九院771所总工程师、型号副总指挥,柴波的人生轨迹是简单而执著的。30多年来,他初心不改,潜心计算机设计、可靠性、产品化与国产化技术研究工作,无怨无悔地做着一件事——为国“铸剑”。他长期抓总研制的近200个型号850多种计算机产品,实现了高质量交付,参飞成功率达100%。他本人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多项国防科技进步奖等荣誉。

临危受命掌“帅印”

1987年,柴波从西北工业大学宇航工程系飞行器导航制导专业毕业。1994年,他成了当时771所最年轻的研究室副主任并主持工作。不久,为突破一重点型号系列任务用嵌入式计算机的相关技术瓶颈,理论知识基础扎实、专业能力出色的柴波临危受命,被771所任命为型号主任设计师、该所副总工程师,执掌“帅印”。

一重点型号系列首款型号在国内首次将数字处理器用于制导控制系统,型号嵌入式计算机的飞行应用程序如何开发和加载运行,尚无可借鉴的经验。

柴波积极探索,潜心研究,设计开发了国内首款型号嵌入式计算机透明监控程序,实现了型号嵌入式计算机的飞行程序在地面开发、依靠通信加载,运行结果地面显示,成为771所所有型号普遍采用的模式。同时,他开创性地实现了飞行程序在单元测试仪状态下的模拟仿真运行,提高了测试覆盖性,确保了该型产品交付运行20多年零故障。

在一型计算机初样系统匹配试验中,遥测系统开机会造成飞行程序25%的死机率。为了找准问题,柴波搭建测试环境,模拟系统运行状态,经100次试验复现了故障,弄清了机理,采取措施后又进行了100次的验证试验,证明措施有效。这种做法不仅彻底解决了问题,而且受到型号“两总”和客户的表扬,成为该型号总师后来提出的“严细慎实”经验的典型事例,更是现行技术归零5条标准的早期实践。有了这次经验,他在该型号后续任务中更加游刃有余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30年来,为了规范设计,提升团队整体水平,柴波编写航天计算机设计指南、复核复算细则等所级规范并进行全员培训;为了提升产品化水平,他组织团队设计了10多种标准功能板,固化了设计、PCB布线、软件测试和试验方法;为了在出所前发现并解决质量问题,他组织建立航天计算机环境适应性模拟试验平台等,为团队整体素质、能力提高和产品质量保证打下良好基础。

柴波及其团队承担的计算机型号任务占771所型号任务量的60%,且全部飞行零故障,为全所连续累计参飞成功率100%作出了贡献。



柴波

痴迷创新终不悔

2011年,柴波被任命为771所总工程师。为解决关键核心元器件自主可控问题,他坚定不移地践行“走国产化、自主可控的道路”战略。

在推动元器件国产化自主可控中,他坚持“研验用”相结合方式,实现了重点型号国产化率100%的成绩。2011年,在一型号任务中,柴波提出了型号嵌入式计算机全国产化的方案。他带领研制团队连续攻关,仅用90天的时间,先后克服国产器件使用手册准确度和完整性缺失等困难,确保实现了我国首台100%全国产化设计的型号嵌入式计算机飞行试验成功,树立了国产化计算机质量品牌。

针对型号嵌入式计算机结构形状不一、设计开发重复、问题多发的问题,他积极推进产品设计标准化、重点型号型谱化,实现了设计功能模块标准化、单板与整机产品系列化。

面对771所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要求,柴波提出: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是系统级产品。在新的使命推动下,柴波开始积极探索技术和管理创新。他采用去型号化设计,创新运用IPD管理理念和成本设计控制方法,把质量管控、技术发展和成本效益有机结合,带领团队先后攻克了多项核心技术,实现了民用航天等多个领域的低成本一体化系统集成,多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定海神针”显将风

2018年11月,一重点型号首飞在即,同批产次另外一台产品系统试验时偶遇一次干扰异常。为了查清问题,柴波24小时坚守现场,针对问题难复现、关注度高、认识不统一、归零时间短等状况,他系统分析、果断决策、统一认识,用非常严谨科学的排故方法,3天内就完成了故障定位,7天内完成了归零程序,确保首飞按计划顺利进行。此问题的归零不仅搞清楚了大家以前没有认识到的元器件深层次参数离散问题,更为国产化奠定了基础。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柴波在忙于型号任务的同时,深入推进基础技术研究,编写各种专业技术规范。2018年,他独立编著出版了《军用嵌入式计算机全生命周期可靠性设计保证技术》。同时,他作为集团公司学术技术带头人和硕士生导师,近年来共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16人。如今,这些经他培养的人才都已成为型号战线上的骨干力量,他所带的徒弟已有多人走上行政和技术领导岗位。

柴波是航天强国建设道路上辛勤耕耘的千千万万个航天人之一。获得航天科技集团2018年度航天功勋奖后,柴波说:“这个奖属于我们771所8000名干部职工。”

2019年2月20日 《中国航天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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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28 14:5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航空工业雷达所莫修辞:赤子之心求发展

莫修辞,现任雷达所副总工程师、研究员,工作16年来一直从事机载雷达总体设计研发工作。他负责的相关型号机载雷达批量交付空、海军航空兵, 成为守护祖国碧海蓝天的利器。

那一年,莫修辞刚参加工作,旋即被派往西北某试飞基地参与彼时国内领先的某型脉冲多普勒雷达的定型试飞工作。雷达试飞是科研工作最后的攻坚战, 要么是在机场忍受烈日寒风, 要么是在实验所通宵分析数据。莫修辞以最快的速度在实践中锻炼, 成长为外场技术负责人, 仅用3年就荣立航空工业“个人三等功”。

随着首款批量装备型号的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完成试飞并顺利通过了技术鉴定, 雷达所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批生产交付工作。

如果说鉴定试飞工作中的莫修辞像征战沙场的勇士, 那么技术维护保障工作中的莫修辞则化身为游骑兵。伴随雷达产品批量交付部队, 他奔赴各地保障用户的试用飞行, 听取使用意见和建议。过硬的技术素养, 及时周到的技术服务, 换来部队雪片一样的感谢信。

面对更高的实战需求,部队提出要提升雷达在复杂电磁环境中的作战效能。莫修辞带领团队在实验室通过数字仿真、半实物仿真不断摸索自适应频率捷变的工程实现, 研究干扰源定位的算法设计, 并创新性地提出主被动复合火控攻击的方法。

遇到技术上的硬骨头,他加班加点研究资料, 走访高校学习, 再与团队成员一同研究讨论。激情地付出鼓舞着大家, 莫修辞带领团队一鼓作气, 完成了雷达抗干扰改进的试制, 在国内首次实现了机载雷达干扰条件下对舰船目标的主被动复合跟踪, 项目荣获集团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取得2项国防专利; 并参与真实复杂电磁环境实弹对抗演练,发挥出优良性能。

当今,我国的发展进入新时代, 航空强国的梦想和需求也更加迫切, 作战需求不断提高、国内外的先进军事技术不断跃升。“碧空展慧眼, 千里决胜机”,需要一代代雷达人的不懈努力和奋斗。莫修辞从怀揣航空梦的青涩少年, 到重点型号项目的工程师,“80后”的他始终坚定航空报国的初心, 身体力行, 主持着多个型号研发和多项预研课题研究, 带领团队,继续奉献无悔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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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 14:05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清华大学“身边榜样”、电子工程系陆建华院士:为信息与通信事业不遗余力
陆建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主任、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 IEEE Fellow。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等,被授予“探月工程嫦娥二号任务突出贡献者”称号。

陆建华院士主要从事无线传输的理论及应用研究。提出一种结构化的信息传输方法,建立无线多媒体协同通信模型,发展了无线通信传输容量优化理论。发明了一种结构化LDPC(低密度奇偶校验)编码方法,可形成规律性的构造设计,有效解决逼近容量极限的低复杂度编码问题。提出了时、空、频等多域协同的通信方法,通过高效的资源利用与协同处理,为复杂传播环境下提升传输容量提供新途径。

陆建华介绍通信编码专用芯片

1981年,陆建华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今电子工程系),1989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在清华,我受到的最好教育是把人生追求与国家需求紧密相连。老一辈科学家和教授们非常敬业,他们发自内心、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和民族振兴做事情,他们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让我深受触动。”也正是源于不断接触到的国家需求,陆建华经历了几场难忘的科研“硬仗”,实现了一系列创新。

陆建华人生中遇到的第一场“硬仗”,是1990年主持设计我国某专网第一代用户入口交换机。由于该专用交换机与常规的交换机技术体制差别很大,使用环境苛刻,技术条件复杂,无参考设计,且合作方的相关技术基础比较薄弱,加之国内强大对手的竞争,时间紧任务重,当时的研发面临着极大困难。

没有丝毫退缩,在电子系领导和老师们的信任、支持与鼓励下,陆建华带领一群比自己小不了太多的本科生和工厂的工程师,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征程。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项目研制中,制定了三个月内研制出原理样机、八个月内研制出可供评测的工程样机这一近乎“疯狂”的计划。

整整三个月间,陆建华几乎没有回家吃过饭,但这些外人眼里的“苦”,在陆建华的心里却是留存至今的难忘记忆:“就是觉得这件事国家需要,特别值得去做,尤其是遇到难题要去解决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最终,团队按预定计划,很快为合作方赢得了竞争优势,并成功完成了该交换机的定型、批量生产和装备部队。这一场“硬仗”的完胜,也为陆建华的科研生涯积攒了第一桶“金”。

1998年,在香港科技大学临近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之际,陆建华得知清华发展航天航空技术的设想和决心,毅然放弃到美国工作等机会,返回清华并随即前往英国萨里大学参与“清华一号”微小卫星的研制。这颗由清华和萨瑞大学联合研制的微小卫星于2000年6月28日发射升空,它的成功发射是清华发挥综合学科优势的一项创举,也是陆建华等一批立志报国的科研人员人生道路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如果不是当年参与微小卫星研制,我现在就不可能成为航天信息领域的专家,也无缘接触更多的国家需求。”陆建华回忆道。



陆建华向来访院士、专家介绍灵巧通信试验卫星关键技术

2014年9月,陆建华作为工程任务总师负责的“灵巧通信试验卫星”成功搭载发射,在轨运行正常,实现了我国低轨移动通信卫星零的突破。低轨卫星移动通信是国家亟待发展的核心技术,面临门槛高、风险大、系统复杂和成本高昂等难题,加之国外技术和市场的双重封锁,发展受到制约。陆建华带领清华和信威通信公司联合研究团队,经过四年艰苦攻关,突破星地协同按需覆盖、快变信道条件下实时交互式通信、多业务可重构星上处理等瓶颈难题,圆满完成了工程任务,为我国成体系发展自主可控、低成本的低轨移动通信卫星系统奠定了关键技术基础。“这是一场硬仗,更是一场恶战,我们打赢了!”陆建华兴奋地说。

正是凭着这份认真和执着的精神,陆建华牢牢地抓住了每一次机会,逐步在学术研究领域打开局面,从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师成长为学科领军人物,为国家空天信息领域的科技创新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陆建华表示:“下一步,我们希望谋划发展未来空间网络,这件事更具挑战性,也更有意义,值得为之奋斗。”

“一步一个脚印”,这是陆建华教授的座右铭。他相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做出任何成绩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正是凭着这份执着、认真,陆建华的学术研究成绩日益显著,从一名清华学子、教师成长为受人尊敬的专家、教授、院士。“当选院士是对我20多年科研工作的一个肯定,我感到非常荣幸。但更多的是抱有一颗平常心,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团队协作 共同面对基础难题

2005年春节对陆建华而言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节日。大年初三,他陪同清华时任副校长龚克等来到中国探月一期工程总指挥栾恩杰家中。言谈中,栾恩杰对我国深空通信领域种种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并不讳言,更流露出对我国探月卫星链路余量不足的担忧。初步了解对方需求后,陆建华“斗胆”问了一句:“我们用一个算法把这个不足补回来,行不行?”栾恩杰将信将疑,陆建华心里也并无完全的把握。

大年初五,探月工程中心郝希凡副司长受栾恩杰委托到清华考察。陆建华许下承诺:“给我们三个月,我们把原型系统做出来。”

为了实现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愿望,立下“军令状”的陆建华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组织宇航中心、电子系相关人员成立了从编码理论、算法设计、芯片设计、到系统接口与实验的协作团队,集中力量进行攻关,很快研发出原型系统,并通过计算机仿真和半物理仿真,验证了采用新型的LDPC(低密度奇偶校验)编码提升链路余量的有效性,得到探月工程中心的初步认可。

LDPC编码具有优异的编码性能,但在深空通信领域的设计和应用面临突出的基础难题,国际上也无先例。为保证该技术在探月工程的有效应用,陆建华带领研究团队着力编码构造理论创新和算法实现优化创新,并结合工程实现研究,反复试验、反复修改。

2006年3月,国家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批复了LDPC研究项目的立项申请,航天五院总体部随即向我校下达了相关工程研制任务书,陆建华和他的团队自此“师出有名”,清华也成为唯一一家与探月工程总体签订工程任务合同、参与国家探月工程嫦娥二号任务的高校。2007年,陆建华和他的团队完成了星上LDPC编码器的产品化,测试表明该设备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可使卫星测控通信的可靠性和传输数据速率得到较大提升,该编码技术被确定为嫦娥二号任务四大创新技术的核心内容之一。



陆建华向吴邦国学长介绍参与嫦娥二号任务情况

2010年10月,陆建华带领项目组,按照嫦娥二号任务既定计划参与了嫦娥二号任务创新技术试验,并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青岛、喀什测控站全程提供技术保障,试验获得成功。因带领研究团队在探月工程中的重要贡献,陆建华被授予“探月工程嫦娥二号任务突出贡献者”称号,他是教育部部属高校中唯一的获奖者。

面对成功,陆建华将主要成果归功于和自己一起打拼的团队,“个人的力量永远是渺小的,团队里这些更年轻、有想法、有思想、有干劲、素质高的人才,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陆建华说。



陆建华在清华大学2016年研究生开学典礼上发言

教师、科学家、院系领导、团队带头人……随着业界资历的不断加深,陆建华身上肩负的角色也越来越多,但他坦言,自己最喜欢的还是教学。“我喜欢和学生交流,和他们交流可以紧跟时代,使自己一直年轻;另一方面,教学相长也能为科技创新提供源泉和动力。”多年来,对于教学,陆建华始终保持着满腔热情,也正是这种外力无法阻挡的热情,使陆建华深受学生的爱戴。

课内课外,陆建华始终与学生保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与学生相处融洽,既诙谐可亲,又治学严谨,为同学们所信赖。他时常告诫学生,要持有一颗探索未知的恒心,特别是在通信领域,“人类距离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与任何人进行通信的梦想,依然有很遥远的距离,蕴含着无限可能。要不断往前看,甘于沉下心来,以坚定的科学信念,在学科领域里踏踏实实付出努力。”

陆建华在清华大学2016年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发言,既是对新入学研究生的勉励,同时也是他多年来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实践中的体会和感悟。他主要谈了三点:首先,要能吃点“苦”,苦中自有乐。陆建华说,做研究,需要创新,创新不只是解决问题,更需要找问题、发现问题,这种问题还必须足够前沿、足够水准,吃不香、睡不着,还要想方设法找,或许会还进入到“无人区”,如何还能挺得住,这叫能吃“苦”!吃“苦”是一种财富。在吃“苦”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能力、成果将是一生的财富。在清华,需要练就这种能吃苦的本领,不荒废自己的青春年华,在奋斗中体验成长的过程,在探索中享受研究的快乐。

第二,要培养爱思考的习惯,做有深度的创新。陆建华说,不是人人天生爱思考,但做研究要创新,就离不开思考。陆建华强调,做好的研究尤其离不开理性思考,否则难有大的创新,需要静得下心、沉得住气、钻得进去;凡事多问一个为什么,把问题想深入,针对疑难问题就是要钻牛角尖,这种思考的习惯需要下大决心去培养。做好的学问,爱思考还要勤学好问。在学习的过程中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学习。好问至关重要,把问题描述清楚本身就是一种能力,通过提出问题,与他人互动思考,形成正反馈,互为启发、互为促进,产生新思想,这种能力很重要,就在研究生阶段培养。

第三,要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做研究。陆建华深有感触的说,清华有一个优良传统,叫做“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研究的问题是从实践来,而不是从杂志缝里来,解决了实际中的问题,成果就落地了,就是脚踏实地。清华的这个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清华学子,清华之所以蜚声国内外、之所以值得我们敬仰,与坚持与发扬光大这个优良传统是分不开的。陆建华最后勉励同学们,做研究要结合国家的需求做,从点滴做起,理论结合实践,一步一个脚印。为解决实际问题研制的一个小系统,一个软件包,或是发现的一个新现象……都将留下自己的脚印。

谈到自己的职业与职责,陆建华说:“作为大学老师,我会继续尽职尽责,教书育人,培养更多的优秀学者;另一方面,前行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我也深感任重而道远。”陆建华始终坚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好的时代,也时刻谨记时代赋予自己的责任,“在新的起点、新的征程上,我愿意为信息与通信事业不遗余力。”

文字来源:清华大学电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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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 15:3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他是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甘子钊,物理学家 1938年4月16日生于广东信宜。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63年该校研究生毕业。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北京大学教授及固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20世纪60年代初对半导体中隧道效应做了较好的工作,解决了锗中隧道过程的物理机理。70年代初在发展我国大能量气动激光上作出贡献。70年代后期提出一个基本正确的多原子分子多光子离解的物理模型。80年代初发展了光在半导体中相干传播的理论。80年代中期,在凝聚态物理的一些前沿,如分数量子霍尔效应、金属-绝缘体相变、磁性半导体量子阱中极化子、杂质共振态等方面作出一些贡献。1986年以来,在我国高温超导电性的研究和发展上起重要作用。

甘子钊 ,男,汉族,1938年4月出生,广东省信宜县人。现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常委,北京大学固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北京现代物理中心副主任,国家超导技术专家委员会第一首席科学家,国家超导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家实验室主任,《中国物理快报》(《Chinese Physics Letter》)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物理学科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物理学科评议组成员,《Solid State Communication》中国编委,《Modern Physics Letter B》 中国编委,中国物理学会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物理学会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材料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甘子钊1959年10月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59年12月至1963年1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甘子钊1959年10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59年10月至1963年1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后留校任教至今。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现任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北京现代物理中心副主任,国家超导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甘子钊的研究领域是固体物理和激光物理。1960年至1965年间,主要从事半导体物理的研究工作。曾在半导体中的电子隧道过程、杂质电子状态、磁共振现象等方面进行过理论研究,解决了锗中隧道过程的物理机理。1970年至1978年间,主要从事激光物理的研究工作,曾在二氧化碳气体激光器和燃烧型气体动力学激光器的研制,气体激光器的频率特性等方面进行过实验和理论研究,对发展我国的大能量气体激光做出一定贡献。1978年至1982年间,主要从事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曾提出多原子分子光致离解的物理模型和光在半导体中相干传播的理论。1982年至1986年主要从事固体电子状态的研究,曾在半导体中杂质的自电离状态、量子Hall效应、绝缘体-金属相变、磁性半导体中磁极化子、低维系统中电子输运等方面进行理论研究。从1986年开始,转入高温超导电性的实验和理论研究,主持北京大学的高温超导和全国超导攻关项目的研究工作,对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并负责组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人工微结构物理实验室"的工作,在国际与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甘子钊学术工作的特点是致力于在凝聚态物理与光学物理的前沿研究,并总是力求把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结合起来。1984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甘子钊兼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十届常委,《中国物理快报》(《Chinese Physics Letter》)主编,中国物理协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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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3 17:1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科技新锐、健身达人……东大这位“别人家的老师”太“牛”!

在东南大学,有这样一位年轻的教授,

他带领他的课题组成功地解决了

130年来

制约分子材料发展的世纪难题,

连续两年在《科学》上发表论文。

他,就是化学化工学院游雨蒙教授。

游雨蒙的学生们这么评价他:“游老师几乎满足了我们对一位好老师的所有想象!”

充满激情、学术精深

游雨蒙的母亲出生于书香世家,在母亲的影响和教育下,他从小就肯动脑筋。

游雨蒙的父亲是一位科学家。游妈妈说,游爸爸从不关心儿子吃什么、穿什么,他只关心儿子学了什么。游雨蒙出国以后,每年寒假回家,父亲都引导他学习专业以外的基础理论,甚至亲自为他讲解《群论》《量子物理》等课程。

游雨蒙在南京大学电子系度过了大学时代。在众多课程中,最让他难忘的是一节高频电路课。在那节课上,陈孝贞教授说,中国需要从国外进口很多芯片,然而国外出售给我们的都是“门槛”很低的民用芯片,商用、军用的芯片根本买不到。游雨蒙说:“那一天,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将来也许可以在科研方面为祖国做点什么!”

从此,他有了自己的小目标:毕业以后要出国学习先进技术。2005年,游雨蒙出国求学,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到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无论身在何处,他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

扎实前行、耕耘不辍

2005年,游雨蒙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博连读奖学金,后又转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师从申泽镶教授。到了新加坡以后,游雨蒙发现自己的专业背景跟申教授的研究方向有较大差距,他开始拼命地补齐自己的短板,很快进入研究的快车道。

2010年,游雨蒙申请到美国耶鲁大学化学系做博士后,师从ElsaYan教授。初到美国,面对全新的研究环境和陌生的研究方向,游雨蒙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那段时间,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凌晨1、2点离开实验室成了“家常便饭”。

在耶鲁的第一个实验“光学非线性微乳状液”实验就给他来了个结结实实的“下马威”。实验失败后,游雨蒙丝毫没有怨天尤人,他一步步地筛查实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找到问题的症结——实验仪器的洁净程度不够,导致样品变性。从此,他每次实验前都做特别细致的准备,往往为了一天的实验,花4天甚至更多的时间做准备。

在准备实验的日子里,游雨蒙需要不停地刷瓶子、配溶液。一个“光学非线性微乳状液”实验,游雨蒙差不多洗了2000多个瓶子。

从耶鲁博士后出站后,游雨蒙去哥伦比亚大学做了3年博士后。他在哥大的导师是犹太裔的TonyHeinz教授,这位教授的名字在世界二维材料和凝聚态物理领域如雷贯耳。受Heinz教授的影响,游雨蒙更加刻苦。在哥伦比亚大学的3年时光,他的节假日几乎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连元旦也不例外。

2014年,在TonyHeinz教授的一再挽留之后,游雨蒙还是坚定地回国了。当时,他面临很多选择。在和熊仁根教授交流之后,游雨蒙下定决心来到东南大学。

慧眼识才的熊教授爽朗直言:“研究分子铁电不单需要化学知识,也需要物理知识。到我这里来吧!我缺的,你有。你缺的,我这儿都有!”

在外人看来,游雨蒙特别幸运。36岁的年纪,已经在《科学》上发表了两篇论文。2017年,他被教育部评为“青年长江学者”,同期,他还获得了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双创人才项目”的支持。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幸运、荣誉的背后,有太多不为人知的付出。

分子压电材料是游雨蒙的研究方向之一。目前,压电材料在航空航天、超声、医疗、电子信息等各个方面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人们希望实现手机、笔记本电脑屏幕的弯折,希望将血压计、B超机做成能穿在身上的“可穿戴器件”。这一切,都对电子元件的微型化、柔性化、轻量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传统压电材料很难实现这些要求。无机陶瓷材料的压电性能虽好,但其硬度极高,无法折叠。而一般柔韧性好、可折叠的有机高分子压电材料性能却不甚理想。此外,传统压电陶瓷中往往含有潜在的有毒金属。

2017年7月21日,游雨蒙教授课题组在《科学》上发表了题为《一种具有巨大压电响应的有机-无机钙钛矿铁电体》的论文。这一研究成果不但解决了130年来制约分子材料发展的世纪难题,更是标志着我国在分子材料领域又一次走在了世界前列。

2018年,游雨蒙教授课题组又一次取得重大突破——研制出世界首例无金属钙钛矿型铁电体。7月13日,相关研究结果以《无金属三维钙钛矿铁电体》为题被《科学》杂志在线发表。

《科学》杂志早在2002年就预言过无金属钙钛矿材料的种种新奇特性。其中,明确提出了利用手性分子组装具有手性对映体的无金属钙钛矿材料。

课题组利用带电分子集团取代无机离子,成功地制备出了一大类共计23种全有机新型钙钛矿材料。其中,共有17种材料显示出了良好的铁电性。值得一提的是,团队合成了2种材料的左手对映体、右手对映体及其外消旋化合物,并进一步证明了它们的铁电性。此前,这样左手性、右手性和无手性化合物同时具有铁电性的情况,在国际上从未有过报道。

这一研究成果将十余年前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为钙钛矿这一重要的材料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同时也为铁电材料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高大英俊、年富力强、科研出色,还热爱跑步、健身……正如学生所讲,游老师满足了他们对一位好老师的所有想象,但他并没有“恃宠而骄”,而是踏踏实实做科研,“牛”而不骄、平易近人,身体力行地诠释着东大人“止于至善”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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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4 15:5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王富:打破国外单晶叶片先进技术垄断 摘取现代工业的“皇冠”

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王富

采访嘉宾简介:王富,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陕西西安人,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冶金和材料科学专业博士。有丰富的单晶叶片制备工艺研究和开发经验,在叶片制备工艺、缺陷控制和设备优化方面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工业应用基础,并在国际叶片制备及材料界具有强的影响力。

远赴德国学“真经”

从科研院所离职,远赴德国深造学习制备先进高温合金单晶叶片的方法,并在全球首次提出用于制备高温合金单晶叶片的向上“抽拉法”,王富这个地道的西安人,作为西安交通大学“青年拔尖人才”人才引进的教授,对单晶叶片的研究可谓“一往情深”。

众所周知,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而涡轮叶片就是心脏的“主动脉”。作为航空发动机热端关键部件,单晶叶片要承受超过其金属融化温度700度的高温和大约1000kg的离心拉伸应力,毫不夸张的讲,每个叶片承受的作用力就相当于1辆F1赛车的产生的马力。而目前只有少数的欧美国家能够掌握这个关键零部件的制作工艺,因此单晶叶片被称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就是这样具有“魔力”的单晶叶片成为王富远赴德国深造学习的动力。2008年研究生刚毕业的王富就进入西安某公司做研究工程师,“当时公司的很多设备、关键技术专家都是来自国外”,王富对36氪西安介绍说。也正因如此,励志钻研、学习先进制作工艺的决心在王富心里扎了根。在一次偶然的德国亚琛首席科学家的报告会上,那些前沿、接地气的航空叶片技术和工艺制作方法激起了王富的兴趣,正是这次德国教授的科研报告会结下了王富去德国亚琛大学深造学习的机缘。

找准差距:原材料、工艺、设备急需改进

当时,国内航空领域的很多核心零件和材料制作都备受制约。以单晶叶片为例,国内行业存在两个短板:一是母合金制备方面,在原材料设计和制备方面和国际存在一定的差距;二是从制备工艺角度看,我们的自主产权设备与国际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单晶叶片制备工艺稳定性不足,因此我国在单晶叶片整个产业链条中和国际水准相比都处于劣势地位。虽然我国也可以实现部分单晶叶片的量产,但由于材料和工艺上的限制,和国际上的先进技术还有很大差距。

航空发动机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单晶叶片是靠近燃烧室最近的核心材料,所要承受的温度是最高的,因此对它的性能要求也非常高。但由于单晶叶片的成本非常高,国外关于单晶叶片的造价有很详细的描述“一片单晶叶片相当于一辆宝马车的价值”,而且使用寿命有限,所以国内航空发动机每次单晶叶片的更换都是一笔很大的成本支出。

正是看到了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短板,更加明确了王富到德国亚琛大学深造的目标:掌握制备高性能高温合金单晶叶片的方法,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

理论突破:全球首次提出单金叶片制造 “抽拉法”

即便在制造设备稳定的德国,传统的单晶叶片制作工艺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足。传统的单晶叶片制造工艺,由于工艺方法的限制,其定向凝固界面前沿的温度梯度只能保持在2-3 K/m, 单晶叶片极易形成不可消除的冶金缺陷,导致单晶叶片的成品率大大降低;而王富在德国亚琛大学深造期间经过理论研究、摸索后,在全球首次提出了单晶叶片的“抽拉法”制作工艺,因为省去了浇注工序,陶瓷模壳可以做的相对较薄,可很大程度上提高界面前沿的温度梯度,单晶叶片的成品率也得到提升,“抽拉法”的制作工艺让单晶的残次品率从49%降低到6%。

王富在全球首次提出的制备高温合金单晶叶片的向上“抽拉法”,使制造单晶叶片的设备和工艺大为简化,综合性能大幅提高。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伯明翰大学教授约翰·坎贝尔认为“该技术集合了现有一切方法的一切优点”。

尽团队及自己力量 促进单晶叶片制作工艺发展

“提升单晶高温合金母合金设计和制备方法(制备技术、熔炼技术等)、定向凝固技术、加快设备的研发是推动我国高性能单晶叶片制造的关键”,王富在谈及我国单晶叶片制造发展时谈到。目前,王富教授在积极利用国家和学校的支持资金,构建研发平台,为西安打造 “硬科技之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王富所在的西安交大课题组也在研究和产业化应用新的技术制备单晶叶片,致力于解决带有复杂型腔单晶叶片的制备问题,该团队在单晶空心叶片成型和 3D 打印技术方面居国内领先水平,通过“产学研”一体,促进单晶叶片研究成果转化。

“西安有着庞大的航空产业基础,如果在西安落地单晶叶片的成品研发、生产的话,单晶叶片将在材料制备、生产制备等方面起到引领作用;后续还可以配套到西安相关的航空产业,引申出其他设备的研发、生产,对西安航空整个产业链体系的都会起到促进作用”。王富教授对西安发展单晶叶片产业有着很大期许。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单晶叶片这颗“现代工业的皇冠”,定能在西安这片致力于打造 “硬科技之都”的沃土上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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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6 11:0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殷国茂:一位接地气的大师

殷国茂

(1931年1月—)

著名轧管工艺与设备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31年1月29日生,山东黄县人。1953年于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在鞍钢任技术员、工程师、专责工程师。1958年3月被抽调到成都参加无缝钢管厂建设,同时被原冶金部选派到匈牙利切佩尔钢铁公司实习,学习匈文和生产技术。1960年1月回国后,在成都无缝钢管厂历任翻译、科长、总工程师、副厂长、厂长等职。1986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88年获全国首批优秀企业家称号。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著有专著《中国钢管五十年》《中国钢管飞速发展的十年》。晚年依然积极指导企业,努力培育后辈,为中国钢管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殷国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自己培养的首届大学生。

1953年5月,他从大连工学院提前毕业,奔赴当时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鞍山,从此他扎根中国大地,投入无限热情和毕生精力,长期从事无缝钢管设备与工艺的研究。

他参加了鞍钢三大工程项目建设投产;作为首批技术骨干,参加创建成都无缝钢管厂。

此后,他不仅填补一项又一项我国冶金工业的空白,为我国海洋、化工、原子能、航天等科技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还引领中国无缝钢管行业,一步一步走向国际前沿。

从殷国茂院士的学术成长经历不难发现:一位伟大科学家的学术成长,既离不开时代背景的因素,也离不开他独特的个性禀赋,更离不开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所带来的重要创新机遇。

正如殷院士自己所言,“我只不过做了那个时代赋予我应该做的事情,换作别人,也会这样做”。

确实,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一个追求梦想的民族,一个日益奋发的时代,这才是真正大师的用武之地。

承纳时代开拓奋进之气

众所周知,新中国的工业化战略以重工业为重点。

1953年底,以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高炉组成的鞍钢“三大工程”胜利竣工,为全国钢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标志性事件。


殷国茂正是在这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从大连工学院提前毕业,投身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最前沿阵地——鞍钢。

非常幸运,他亲自参加了鞍钢无缝钢管厂的生产准备和试生产,见证了新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的诞生,也开启了他与无缝钢管一生的不解之缘。

其间,他曾参与陪同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鞍钢,并做技术讲解员。

正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他被直接评为助理工程师。

1956年,年仅24岁的殷国茂就担任了鞍山钢铁公司总轧钢师室的专责工程师,负责无缝钢管等5个厂子的技术和管理工作。

在这样一个火红时代,又红又专的殷国茂快速成长。

为建设成都无缝钢管厂,1958年,殷国茂被选派到匈牙利参与周期轧管机组的设计制造,学习机组生产技术与工艺。

其间,殷国茂直接上轧机操作,他对三一八周期轧管机组和二一六周期轧管机组的理解甚至比匈牙利方还要深入。

回国后,殷国茂在成都无缝钢管厂担任外国专家助手兼翻译,参与该厂的一三三机组安装、调试和试生产;在外国专家撤离后,他独立领导三一八周期轧管机组的土建、安装、调试和生产准备。

1965年12月31日,殷国茂亲自上机轧制了新中国第一根规格为168毫米×7毫米的大直径无缝钢管,接着又主持建成了二一六机组和冷轧冷拔钢管车间。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周期轧管机组设备与技术工艺的第一人非他莫属。

凡是周期轧管机组上所遇到的设备和技术问题,都需要找殷国茂来解决。

可以说,时势造英雄,中国走独立自主工业化道路的时势造就了殷国茂。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冶金企业设备逐渐老化,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宏观需要,钢管工业也进入了改革创新的关键时期。

为此,殷国茂走出国门,考察世界先进轧管技术。

1989年,他作为引进180轧管机组工艺及设备的中美联合设计总设计师,带领百余人远赴美国匹兹堡,进行中外联合设计。

其间,他提出并彻底改进优化原设计的主要工艺技术参数和传动系统和机架等装置,大大提高了精密轧管机组性能,提高了引进技术设备效益。

1991年殷国茂所建成的一七七机组,不仅是当时国内第一套短流程精密轧管机组,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台实际建成并投产的177毫米精密轧管机组,具有20世纪9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标志着成都无缝钢管厂的钢管质量、品种、技术装备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也是中国钢管事业发展新的里程碑。

汲取实践创新发展之气

钢铁工业是我国工业化的基础,无缝钢管更是钢铁行业当中最富技术含量的基础工业之一。

无论是石油工业、发电工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还是飞机、舰艇、大炮、火箭、导弹、坦克等军工行业的快速发展,都需要无缝钢管,尤其是大口径无缝钢管的发展,成为重要备件支持。

但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对苏联无缝钢管的进口受阻,建立一套独立完整的钢管工业生产体系迫在眉睫。

面对困难,殷国茂迎难而上,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也不断推动我国无缝钢管生产实践向前发展,直至走向世界。


在设备和工艺上,三一八周期轧管机组设计能力原本仅限于生产石油套管、钻探用管、锅炉管、水(煤气)输送管等一般碳素钢无缝钢管,但是我国航天军工的发展急需试制合金钢管和不锈钢管等品种生产。

军工用无缝钢管绝大部分用于武器装备的重要部位,其生产难度大,技术要求高,质量要求严,时间要求紧。

为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生产任务,殷国茂提出“先军工,后民用”“突出军工,以军带民”的生产方针,建立一套完整的军工用合金钢管和不锈钢管的生产体系,开发一系列军工用新产品,如生产飞机、舰艇、大炮、火箭、导弹、坦克等武器装备所需关键材料之一的无缝钢管,将国家急需的军用无缝钢管的生产列为生产准备的首位。

在殷国茂的带领下,成都无缝钢管厂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三一八周期轧管机组和二一六机组的设计能力,并通过技术改造,将这两个机组的生产能力提升到同类机组世界先进水平,还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工用合金钢管和不锈钢管生产体系,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按时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军工用管的试制任务,满足了国防军工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为解决周期轧管机组断销以及弹性接手轴发生断裂事故的问题,殷国茂查阅大量资料提出试验方案,联合重庆钢铁公司测压组进行大量试验,开展对216毫米周期式轧管机组主传动系统设备进行测试和强度验算的研究,通过实测和计算初步弄清楚了机组轧制力和力矩沿着轧辊的分布特征,基本明确孔型设计、所轧钢管的壁厚、喂入量、轧制温度、轧辊转数、钢管壁厚、轧辊直径、轧制中心线、喂料装置的工作状态和操作情况等因素对轧制力和力矩的影响,明确提出了二一六轧管机组的轧制力和力矩数学公式。

这对后来进一步改进二一六周期轧管机组,减轻轧管机的载荷,延长轧管机的寿命,少断或不断安全销,改进联结接手的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在成都无缝钢管厂,殷国茂(左)和太原重机厂工程师在进行设备安装。

扎根基层求真务实之气

“愿得此身长报国。”殷国茂出生于贫苦家庭,自小目睹日寇对我国的侵略、蹂躏,少年时期便燃起爱国热情,胸怀报国为民的理想。

在大连工学院读书时,他毅然投身抗美援朝、参军报国的热潮,后因系独子而未被组织批准,但心怀报国之志却日益强烈。

1958年3月,殷国茂告别妻子和刚刚满月的大女儿殷利,作为组长,带领金如崧、曹福忱、刘前川和史有义等人,远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切佩尔钢铁公司,学习周期轧管机组生产技术。

1960年从匈牙利回国后,他“重整行装再出发”“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纵然难舍老父老母,但仍然响应国家号召,服从组织安排,毅然奔赴成都,参加成都无缝钢管厂建设。

多少年来,殷国茂舍小家为大家,上未能像平常儿女一样对双亲尽孝道,下未能像平常父亲一样对儿女尽责任,也未能像平常丈夫一样对妻子予以照顾,而是服从祖国的需要,将毕生精力和满腔热情投入到我国无缝钢管事业的发展之中,投入到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和市场需求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事实确实如此,在成都无缝钢管厂建设、研发和投产的实践中,殷国茂创设出了一个非常科学的、完整的科技创新理念——“RDEICS理念”,即研发(Research)→开发(Development)→工程化(Engineering)→产业化(Industry)→控制(Control)→标准化(Standardization)。

他从国家需要和生产实际出发,着眼于工程技术上的一个整体解决方案。

可以说,殷国茂的学术思想确实很接伟大时代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气”。

另一方面,他还扎根基层,尤其是接工人生产劳动的“地气”。

与工人打成一片,深入车间,深入群众,是殷国茂的显著特点。

殷国茂当厂长时,对中层干部要求非常严格,有时甚至被认为不近人情;但对工人却非常平易近人。

他常常泡在车间,与工人一起讨论如何改进设备、革新技术,研究新产品、新工艺。

他曾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时间安排:“30%考虑怎样解决工厂的科研生产问题,10%的时间用于应付和参加社会活动,剩下60%的时间考虑工厂的发展和用于自身学习与提高。”


20世纪80年代,身为厂长的殷国茂从不追求物质享受,甚至家中没有一件称之为“件”的东西,譬如组合柜、席梦思、空调和地毯。

他像工人一样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吃穿也都不讲究,在他看来,“能用的就将就用,不必买新的。实用些,何必追求外在的华丽”。

他亲切和蔼,即使他已经是院士了,工人、学生和普通工作人员仍然非常喜欢和他在一起工作。

当然,个人禀赋卓越也是殷国茂学术成长的重要前提。

纵观其成长经历,不难发现,他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聪明睿智。

因为身处战乱年代,殷国茂中小学读书经历非常坎坷,仅断断续续读过几年。

他私塾没念完,便闯关东至大连;小学没有毕业,便待学在家;初中没毕业,便被推荐上中专;中专上了半年多,便转入大学预科;大学预科读了半年,便考上大学;大学未完成毕业答辩,就奔赴鞍钢工作。

其间,殷国茂始终没有拿到过一张“毕业证书”,以至于在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之后,还被人亲切地称为“没有毕业证书”的院士。

纵使他的学习过程并不完整、系统而有序,但他在大连工专和大连工学院学习期间,学习成绩仍然非常优秀。

其二,求实务真。

在走上工作岗位后,他善于将所学专业理论与生产实际相结合,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工艺问题。譬如在鞍钢工作时期,负公差轧制和实施减径技术提高产量等问题在理论上苏联业界早已研究清楚,但是苏联在生产设备和工艺上往往难以实现。

殷国茂通过对生产过程细心观察,并且与工人深入研究探讨,最终提出并主持研制成功鞍钢一四〇轧管机组减径方法生产大口径无缝钢管新技术及负公差控制轧制技术,大幅度提高机组产量及成材率,大大提高了产量和效益。

后来,在成都无缝钢管厂期间,为了解决生产中的断销以及工人翻钢等实际问题,他主持研制的“重载弹性橡胶联轴器”“拨轮式连续翻钢机”,还分别获得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其三,开拓创新。

殷国茂从1953年奔赴鞍钢工作至今,长期潜心于无缝钢管设备与工艺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后,在国外专家撤走的情况下,他在技术上保证了我国第一套周期轧管机组的发展、调试投产,主持并具体参与成都无缝钢管厂“六五”“七五”“八五”技改,使周期轧管机组和顶管机组的品种、质量、产量、降耗等都大大超过设计水平,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居同类机组世界先进水平,使成都无缝钢管厂成为我国品种规格最为齐全的最大的无缝钢管基地。

他提出并组织试轧成功各种合金、不锈钢管及研制实现了一批新钢种和生产新工艺,领导开发研制了一批核电、潜艇、宇航、火箭、导弹等国家急需的关键管材,既填补了我国无缝钢管产品和技术的空白,又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国防工业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其四,思路开阔。

20世纪80年代,在担任成都无缝钢管厂厂长之后,殷国茂“只管4 名副厂长、1名总工程师、1名总会计师和1名副总经济师,绝大部分日常工作和事务都由他们负责处理”,而他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集中用于考虑工厂重大问题的决策和长远规划,着力把成都无缝钢管厂建成国家一级企业。

“CSST”品牌无缝钢管曾被誉为“中国第一管”,产品遍及全国,并出口美国、英国、加拿大、泰国、日本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钢管界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到了90年代,殷国茂的思路更为开阔。

身为院士的他更多将自己定位为钢管行业尤其是无缝钢管行业的学术带头人,开始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转向思考整个中国钢管行业的发展问题……

一个接地气的大师,原来是这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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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7 16:3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他是华罗庚先生归国后的第一批亲传弟子,国际一流数学家
陆启铿(1927.5.17-2015.8.31),男,出生于广东省佛山市,1950年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

陆启铿是华罗庚先生归国后的第一批亲传弟子,是新中国培养的国际一流数学家,在多复变和数学物理领域做出了大量奠基性和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国际瞩目的成就。 陆启铿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1927年5月17日,陆启铿出生于广东省佛山市,祖父是当地殷实商人,父亲陆子骥,母亲梁志雅。

1942年,陆启铿以同等学力考取澳门中山县联合中学高中一年级。

1943年,转学到澳门中德中学。

1945年,陆启铿以第一名被中山大学录取。由于家境贫寒,没等考试揭晓便到新会县桐井乡中心小学去教书。

1946年夏,陆启铿考取了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

1950年,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被留校当助教。

1951年7月,由华罗庚先生推荐调入中科院数学所筹备处任实习研究员。

1954年,任助理研究员。

1963年,任副研究员。

1958年,发表《Schwarz理及解析不变量》,是国际上最早研究多复变函数散Schwarz引理的人之一。

1959年,与华罗庚合作发表《典型域上调和函数的系统理论》。

1966年,发表《关于常曲率的Kahler流型》一文,证明了常曲率的界域解析等价于单位超球,并提出一个猜想即有界域的核函数作为两点的函数是否有零点,被国际上称为"陆启铿猜想",而称核函数没有零点的域为"陆启铿域》。

1974年,发表《规范场与数学上的主纤维上丛上的联络》关系。

1976年,曾借调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十三室工作。

1978年,发表《有界域解析映照的固有微分的估值》引进一种固有微分,讨论了这些固有微分的估值与Schwarz引理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陆启铿有机会应邀出国访问交流。多次访问美国PI"incetin高等研究所、 德国马普数学研究所、瑞典皇家学会:Mitteg-Leffler研究所、法国高等研究所(IHES)及前苏联科学院Steklov数学研究所、日本数理解析研究所等。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1年改称院士),并被选为中科院数理学部常务委员。

1980年--1983年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副所长。受华罗庚所长委托主持数学所工作,邀请了一批国外著名华裔学者如伍鸿熙、郑绍远、丘成桐、肖荫堂,及欧美的著名数学家如Borel,Griffiths,Hirzebruch,Grauert,CaI'leson,Vesentini,vladimirov等教授到数学所讲学,组织各地高等学校数学师生来所听课,介绍推荐一批有志中青年数学工作者出国留学、交流,这不但消除了我国长期在学术上与外界隔绝而产生的脱节现象,使很多年轻数学家知识眼界拓扩了,继而做出优秀成绩。

1997年,曾任汕头大学特聘教授。

2015年8月31日,陆启铿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不幸去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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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6:0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覃兆海:科研闯关 为新农药创制不懈求索
作为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农药在农业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实践证明,农药是农业稳产增产、提高农产品品质和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素,充分合理地使用农药也成为促进农业发展行之有效的途径。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现有近4000家农药生产企业,共登记有3万多个农药产品,是世界上最大的农药生产国。然而,在这些数据的背后,却隐藏着我国农药行业无奈与难言的尴尬——中国农药在国际市场上始终是空有数量而缺乏有竞争力的品牌。
  
究其原因,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教授覃兆海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中国农药企业在靠近原材料的低端产品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而附加值高、加工深度以及技术要求高的产品领域基本上被国外农药巨头占据。长期以来,出于竞争压力和自身实力等原因,许多企业更乐于生产一些‘短平快’的产品,而没有投入更多人力财力去研发更高端的产品。因此,缺乏过硬的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做支撑,导致我国农药无法跻身世界领先地位。目前国际上具有农药创新能力的国家主要有日本、德国、美国、瑞士和韩国等,中国近年来虽然有些突破,但距离国际先进水平依然差距明显。”
 

 2018年8月,覃兆海在湖北省公安县进行葡萄转色田间试验。

作为一名在新农药创制领域埋头耕耘数十年的科技工作者,覃兆海对中国新农药创制存在的“短板”,以及如何补齐“短板”突破重围,进行着不懈的思考。多年来,带着这份思考,在新农药创制工作中,他“翻山越岭”,为中国农药发展献上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而对于这些年的科研所获,他表示,新农药创制要经过活性、毒性、环境生态影响等重重关卡的考验,的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在攻关过程中,要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执着,要有不气馁、不放弃的精神,坚信再难的关卡,终会被攻破。现在的覃兆海仍要在新农药创制中频频“闯关”,继续坚守在新农药创制的最前线。
  
阔步向前高扬帆

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生,覃兆海最初的志向是“以文报国”,在被录取到化学专业后不久,他提出了转入中文系的申请,但事与愿违。“那个年代,申请转专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经波折没有成功后,我就安心学化学了,并最终进入药物合成领域。在这个领域越钻越深后,对此的兴趣也就越加浓厚,把它做好的决心也就越坚定。”覃兆海笑着说。人们常说,上帝为你关闭了一扇门,自然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在覃兆海的文学之门被关闭之后,一扇崭新的明窗也为他敞开。通过这扇窗,他看到了有关新农药创制的另一番靓丽风景。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农药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国内所生产的农药产品品种繁多,不仅满足了国内农业发展的需要,向外出口的增长态势也在逐年攀升。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我国农药行业可以比肩外国,领先世界。覃兆海介绍说,我国农药出口产品绝大多数是以原药形态先行进入跨国公司,再由对方用自有品牌转手卖出或深加工成制剂出售,这样我国农药企业实际上担当的是贴牌生产的角色。
  
“出现这种情况,其实都囿于国内缺乏过硬的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农药新产品,使农药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品牌效应。而要改变目前农药行业的现状,加大新农药产品研创力度,尽快树立起国产品牌大旗是重中之重。”在覃兆海看来,中国应加大新农药研发投入,研发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化合物,并进行产品登记,才能使中国农药在世界市场占有主动权。覃兆海始终将自己的所说所想付诸实践,几十年如一日,从不止步。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樊代明院士为科学中国人2017年度人物获得者(右5为覃兆海)颁奖

攻坚克难创新药

科学的大道上从没有平坦的道路,只有不畏艰辛、劳苦登攀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对科技工作者来说,攀登科研高峰,在攻坚克难之外,还需要沉得下心来,坐得住冷板凳。
  
“科学研究一般是长期项目,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要想实现科研突破,需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保持耐心与勤勉,脚踏实地去完成每一项工作。”覃兆海如是说。他所取得的这些成果正是经过漫长科研攻关的所获。
  
要保证粮食单产和质量,农药的使用必不可少。但我国农药生产起步晚,总体发展是跟着国外“跑”,并且大部分农药产品也都是仿制出来的。在“十五”之前,国内生产和实用的农药品种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制品种几乎为零。然而,随着国内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逐步加大,仿制要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专利费,这些费用必定会加重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另外,农药主导权掌握在外国手中,也存在很大的不安全和不确定因素;同时,在国外新品种专利外钻空子往往效果并不理想,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在这样的情势下,我国农药产品从仿制走向创新实在是势在必行。


 2018年9月,在湖北省荆州市进行丁吡吗啉防治水稻纹枯病田间试验。
 
覃兆海从对吡啶类化合物的研究着手,开始了新农药创制研究。经过无数次实验、探索,他带领课题组创制出了新型杀菌剂丁吡吗啉。在覃兆海的科研生涯里,2018年4月23日是值得庆祝的一天。这一天,丁吡吗啉原药及其20%悬浮剂获得了国家农药正式登记证。这标志着我国又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品种正式进入了农业生产应用领域。这一成果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取得,而是经过十多年勤耕苦研结出的硕果。
  
丁吡吗啉是一种含有吡啶杂环的丙烯酰胺类杀菌剂,对各类作物疫病、霜霉病、炭疽病以及烟草黑胫病等具有优异的保护和治疗效果,覃兆海课题组创制的丁吡吗啉已经获得我国农药品种正式登记。同时,该产品具有影响病原菌细胞壁合成物质极性分布和影响其能量合成的双重机理,抗性风险较低,是首次发现的具有抑制线粒体呼吸链复合物III功能的CAA类杀菌剂,并且其具有不同于已知复合物III抑制剂的新的作用位点,对于新复合物III抑制剂类杀菌剂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双作用机理的杀菌剂,是第一个发现的CAA类线粒体呼吸链细胞色素c还原酶抑制剂。”覃兆海对此感到十分欣慰。
  
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杀虫剂戊吡虫胍,也是覃兆海多年科研探索所得。戊吡虫胍对各类蚜虫、飞虱、木虱、叶蝉等农业害虫具有优异的防治效果,并已获得我国农药品种临时登记。覃兆海介绍说,该产品不仅可作用于烟碱乙酰胆碱受体,也可作用于钠离子通道,抗性风险较低。尤其难得的是,戊吡虫胍对蜜蜂非常安全,适合在作物花期使用,是新烟碱类杀虫剂的理想替代产品。
  
除了在杀菌剂与杀虫剂上倾注研究心血外,覃兆海还把研究目光投向了植物生长调节剂。通过探索,他创制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植物生长调节剂苯并异脱落酸。他说,适量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植物本身来说是有利的,但是,如果乱用、滥用就会适得其反。他们所研制的新型植物生长调节剂苯并异脱落酸在种子萌发、幼苗生长、抗性诱导、葡萄转色等方面的性能全面超越天然脱落酸,且克服了天然脱落酸容易体内代谢失活的结构缺陷,使得其作用时间更持久。目前,该产品也正在产业化开发和产品登记进程中。
  
新农药创制是一项艰难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而新农药分子的设计是该工程的源头,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在新农药的创制历史中,先后发展出了随机合成法、天然产物优化法、类同合成法、生物合理设计法、活性亚结构拼接法、组合化学法及中间体衍生法等多种分子设计理念和方法,为农药品种的创制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竞争激烈程度越来越高,如何实现化合物的快速合成和筛选成为广大新农药创制工作者孜孜追求的目标,发展新的分子设计理念成为必然趋势。瞄准这一趋势,在创制新农药的同时,覃兆海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分子插件”的概念,并成功将其应用于新药设计研发。
  
分子插件是指含具有结构多样性衍生化功能官能团的分子,利用这些分子可通过简单的化学反应而衍生出各种高活性化合物。据覃兆海介绍,分子插件的目的是将功能基团模块化,便于快速衍生和筛选,大大缩短农药的创制周期,从而满足日益激烈的竞争要求。他们所提出的“分子插件”法具有速度快、效率高的特点,通过该方法他们建立了吡啶芳酮、芳氧吡啶乙酮、芳基吡啶胺等多个分子插件数据库,产品深受市场欢迎。“我们也利用这些插件开发了数个具有高活性的杀菌、除草、杀虫候选化合物,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评价中。”
  
十年磨一剑,砺得梅花香。经过多年的探索,如今,年过50的覃兆海在新农药创制中取得了众多成就,除创制新型杀菌剂丁吡吗啉并获得了国家农药正式登记证外,在2017年1月20日,覃兆海课题组开发的新型杀虫剂戊吡虫胍也获得了国家原药及其制剂的临时登记证;同时,戊吡虫胍和苯并异脱落酸也正在进行示范推广;另外,覃兆海课题组还先后开发转让了恶霉灵、精甲霜灵等产品的生产技术,为企业创造了丰厚的利润。
  
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覃兆海说,我国农药行业站在别人墙基上堆房子的时间已经很久了,现在是加强对新农药创制基础性工作方面的研究力度,创制出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新品种的时候了。而在埋头创制农药新品种的同时,如何使创制的农药产品更好地进行产业转化,走向市场服务百姓,又成为了他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走向市场寻发展

“从一开始做新农药研发,我就是奔着产品,奔着实用去的。”覃兆海如是说。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市场,让老百姓用得起,放心用,是他一直前进的动力与目标。在新农药创制方向上,他们对市场需求还不够了解,因此,在后续工作中,他们将在成果产业化、市场化上做更多功课,来实现实验室与市场的完美对接。
  
随着市场的发展和需求的多元化,农药行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转型和升级。在这样的背景下,覃兆海认为他们要做的是,与企业积极合作,共同应对市场变化,满足农业发展所需。“我们做产品研发,而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应用,产品售后服务则由企业来负责。因为企业比我们更了解市场需求和市场动向。这样的分工将使新农药创制进行得更顺利。”覃兆海说。
 

 2017年9月,在美国NH癌症研究中心参观考察,与Prof.Di Xia合影。

新农药创制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和长周期的事业。据国外统计,每开发一种新农药,一般需要合成2万~5万个化合物,经过温室、田间试验等药效评价、急性至慢性卫生毒理学测试、蜂鸟鱼蚕等环境评价试验、市场预测和风险评估等过程,至少需要8~10年的时间,投资近10亿美元,难度可想而知。就像在采访中覃兆海教授所说:甚至说你在最后拿出来的产品还不一定特别亮眼,但要真正把农药正式登记证拿到手,非常费劲,没有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是不可能的。他还告诉记者,当今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对新农药研制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挑战,在这种挑战下,在新农药的创制过程中,找到一个新的高活性化合物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随着人们对环保、安全的要求不断提高,很多新化合物由于毒性等问题都不得不被淘汰,真正能够被保留下来的是凤毛麟角。
  
尽管新农药创制如此难,但覃兆海没有半途而废。一直以来,他始终追求自己的研究能够“上得书架,上得货架”。所谓“上得书架,上得货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顶天立地做科研。“上书架”是对科学有用的成果,“上货架”则是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成果。然而,既要做到“上得书架”,又要做到“上得货架”绝非易事,要避开科研领域的浮躁现状,在一个方向上深挖下去、打持久战,只有这样才能在自己所做的科研方向上有所建树,也才能让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社会所需。在覃兆海看来,很多时候做研究有种“千里走单骑”的感觉,最初基本上是一个人扛着这一旗帜往前走,慢慢地跟进的人才会变多。这个过程可以说很难熬,但只要把自己的“阵地”坚守住,终会拨开云雾见月明,收获成功。
  
“现在有些‘游击科研工作者’,总是跟着领域里流行的方向跑,甚至流行什么就转过去做什么,这样可以很快发表一些论文,但往往几年过去后发现自己像狗熊掰棒子一样做了多少扔了多少,发表的论文自己都懒得看,最后没有留下多少值得自己骄傲的东西,更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而那些踏踏实实在一个领域里耕耘的人,反倒是有了一些积累和特色。所以,只要在最初能坚持下来,就算开始启动比较慢,但慢慢就会加速度前进,论文的数量、质量会得以提升,也可得到实用的成果进行转化。国际上新的东西我们当然需要跟进,但一定要有超车意识,而不能一味跟车。”
  
在经过前十几年的积淀后,如今,覃兆海团队逐渐迎来了成果爆发期。面对这一项项科研成果,覃兆海说:科研工作就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闯难关。最困难的时候坚持过去了,离盛果期也就不远了。后面的科研工作中,他在把丁吡吗啉大力推向市场的同时,还要研制更多的新农药品种,并积极把成果进行产业化,做一位脚步不停的科研攀登者。

来源:科学中国人2019年1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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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9 17:4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和流体力学家

刘高联(1931.7.5-2008),工程热物理和流体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和流体力学家。

先后从事叶轮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及气动热弹性耦合理论的变分原理与有限元法的研究,开创了连续介质力学中流体力学、叶轮机气动力学、流-固-热多场耦合问题的反-杂交命题和最优命题的变分理论。

1931年7月5日刘高联出生于江西省奉新县干洲乡岭霞村,他从小聪慧好学,但小学二年级时正逢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家乡沦陷,刘高联只能随家人逃难到奉新县观下山区,失学达两年之久[1] 。

1940年3月才有幸在奉新县观下乡中心小学读书,至1943年7月毕业。随后半年因战事频繁,只能在私塾念书。

1944年2月刘高联考入江西省吉安国立第十三中学,战乱使他不停地转学,先是1945年2月转奉新县立初中学习,再于1946 年2月转南昌赣省中学学习,至1947年8月毕业。

1947年9月刘高联考入江西省省立南昌一中,1949年8月转南昌第一联合中学学习,至1950年7月毕业。经历了战乱和流离颠沛岁月的刘高联,对每一次学习机会都十分珍惜,同时也深感知识的重要性,决心刻苦学习,学一身本领报效国家、造福社会。


1950年8月刘高联考入同济大学机械系学习,1952年8月因院系调整入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

1953年8月提前一年毕业,分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班(涡轮机专业)学习。

1957年2月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动力研究室(该室1960年起并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师从吴仲华院士从事叶轮机气动力学理论研究。刘高联当时在吴仲华指导下从事叶轮机气动力学的研究。"吴氏通用理论"使年轻的刘高联着迷,他整天扑在三元流理论研究中。1957-1979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1979-1993年任上海机械学院动力工程系教授、研究室主任。

1993年起- 任上海大学(当时是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市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1999年10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8年3月8日10时50分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76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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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0 15:27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沈自尹院士逝世 享年91岁

原标题:沈自尹院士逝世

光明日报上海3月7日电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沈自尹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3月7日7时22分在华山医院逝世,享年91岁。

沈自尹,1928年3月出生,浙江镇海人。1949年3月参加革命,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7月从原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分配至广州岭南医学院工作;1953年8月进入华山医院工作至退休,曾任华山医院中医脏象研究室、中医科、中医教研室主任和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沈自尹院士是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中西医结合思路和方法、脏象学说和病证关系研究的开创者之一。率先发现肾阳虚证者存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功能低下和紊乱,并用现代科学方法证实其有特定病理基础,在临床进行支气管哮喘、肾病综合征激素依赖等中医药治疗研究,开发新药急支糖浆、补肾益寿胶囊、补肾防喘片等。

沈自尹院士曾发表论文100余篇,主编学术专著6部,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30余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光明日报》( 2019年03月08日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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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1 15:3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他是著名的有机及高分子化学家、化学教育家,毕生致力于化学教育

李景晟,有机及高分子化学家、化学教育家。毕生致力于化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他长期从事杂环有机化合物和元素有机聚合物 的研究工作,在有机锡聚合物、有机硅聚合物和磷腈聚合物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

李景晟,字真一,1906年7月30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1915~1918年在安徽舒城县立第二小学学习。幼年受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教育,立志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路。1918年在合肥工业学校(后改为安徽省第六师范学校)就读一年后,转学天津南开中学。在这6年中,他不仅奠定了扎实的学业基础,而且树立了强烈的爱国民主思想。1924年,考入金陵大学化学系。1925年五卅运动后,因不满教会学校崇洋媚外的教育,集体转学至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1928年获中央大学化学学士学位,同年赴美国留学。1929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硕士学位,由论文指导教授赖辛(M.Rising)推荐为美国西格玛赛(Sigma Xi)学会会员,并留校任教。1913年被美国化学会接纳为会员。1931年入伊利诺大学研究院深造,1934年夏获博士学位,被美国斐·兰姆达·艾普西隆(Phi Lambda Upsilon)学会(荣誉化学学会)接受为会员。他的博士论文由于在杂环有机化合物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果,被评选为伊利诺大学优秀论文。经论文指导教授推荐,他被留校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1936年,李景晟为实现其科学救国的远大抱负回到祖国。

李景晟在从事教学工作之外,长期从事杂环有机化合物和元素有机聚合物的研究。早年他从事过濮氏合成法(Perkin reaction)和联苯衍生物旋光性的研究工作,后来又进行过杂环有机化合物的研究,发表了有关四氢噻唑酮衍生物等的学术论文多篇。1958年起,他在有机化学教研室里设立高分子课题组,开展了防水布、防火布、含硅氧金属键的有机硅化合物、SiCl4改性酚醛树脂、含氯环氧树脂和高分子助剂等方面的研究。1960年成立高分子化学教研室后,接受有关部委的任务,他领导开展了磷腈耐高温橡胶、含锡有机玻璃、防护涂料和防水布等方面的研究;他还组织力量,研究有机硅聚合物、定向聚合和高聚物力学性质、电学性质,建立元素高聚物中元素定量分析方法和差热分析实验室。他是许多课题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在总结成果和发表论文时,他总是坚持不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

李景晟于1976年10月10日病逝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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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2 15:32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在水声研究领域不断求索 哈工程水声工程学院惠俊英教授专访

【人物名片】惠俊英,1939年出生,哈军工第五期声呐专业毕业。1985年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黑龙江省劳动模范,哈尔滨市精神文明标兵,多次获得船舶工业集团优秀党员、优秀教师称号。首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2009年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指导教师,多次获得国家级、部级科技进步奖。发表论文几百余篇,申请授权发明专利几十余项。撰写专著《水下声信道》及国内第一本涉及矢量信号处理相关知识的《矢量声信号处理基础》。现任《声学学报》编委。
记者(以下简称记):作为哈军工第五期声呐专业的毕业生,请您简要回顾一下您在哈军工时期的学习生活。
惠俊英(以下简称惠):我于1956年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哈军工第五期声呐专业的学员。经过一年的军事训练, 1957年我正式开始声呐专业的学习。当时的声呐专业在国内还是一个年轻的专业,哈军工第二期才在全国首次招收声呐专业学生,直到哈军工第四期才第一次招满班学员。当时声呐专业的创业教师只有5人,大部分是理论物理专业的年轻教师,可以说创业艰辛。到1961年,声呐专业已初具雏形,学校决定增建水声物理和水声换能器两个新专业,因教师缺乏,因此“拔青苗”势在必行。所谓“拔青苗”就是从大学选拔学业未满的优秀学生担任教师。我临毕业前一年,就被“拔青苗”留校,任水声物理专业教师。凭着一腔“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热血,在与政委进行了五分钟谈话后,我的铺盖就从学生宿舍搬到了教师集体宿舍,从此改学声学,准备水声学教学实验及海洋中声传播原理教材的编写。声呐专业基本上是电子类专业,改学声学理论具有一定困难。哈军工要求“课前预习”,这种学习习惯培养了我自学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使我能一路流畅地学好声学理论,并在3年后为首个水声物理班开设自编教材的专业课——海洋声传播原理打下基础。
记: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的战略武器能力已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作为全程曾参与导弹试验任务的工程师,请您谈谈这次试验的情况。
惠:1970至1980年,我参加了洲际导弹全程试验落点水声测量系统研制工作,主要负责其中5个分机的设计研制工作,大部分工作是设计、研制电子设备,而声学知识提供了极大的帮助。1980年5月,太平洋试验现场,落点测量指挥部任命我为水声系统总工程师,执行洲际导弹全程试验任务。
十八艘战舰编队浩浩荡荡地驶出舟山港,开始执行导弹全程试验任务。我站在落点项目试验指挥舰的甲板上远眺,青山绿水,一眼望不到头。我却无心欣赏眼前的美景,只感觉肩上的压力愈加沉重。我所负责的导弹落点水声测量系统由6艘船的水声无线电信标组成,各船与落区指挥舰的无线电作用距离至少达到40公里,才能将全部数据送到落区指挥船实时解算出导弹落点位置。由于种种原因,当时集成的水声系统在预演试验中无线电作用距离只达到20公里。任务不等人,此刻已经踏上了前往太平洋的远航征途,40公里像是40吨的重担在肩头。我们利用6艘船在编队中的远近不同距离进行无线电通信距离试验。调试功率与天线的匹配,调整功放电子管的电压状态,反复更换半波馈线或四分之一波长馈线。一路上狂风恶浪,舰船摇摆有20度大。因为一心沉在设备上,倒也不觉晕船,但心中愈加烦恼。虽经十分努力,无线电作用距离仅增加了微不足道的几公里。我们通过检查6艘船的天线,无线电的作用距离增加到35公里,但还是差了5公里。这时,一名帆缆兵突然冒了一句:“还有天线座没有查呢!”我心中一震,立刻检查天线座,发现接地金属片竟然涂上了所谓防腐的绝缘漆,天线接地片导电状态不好,当然不能有效辐射电磁波。指挥部立即下令各舰船擦洗天线接地片。再次开机,水声系统无线电数据链通信距离超过了60公里,性能远远高于预计的40公里指标,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下了地。这次试验经历使我认识到一项复杂任务的失败却往往是ABC的简单失误。
记:在洲际导弹全程试验结束之后,您在水声领域又进行了哪些研究和探索?
惠:在完成了洲际导弹全程试验后,1980年8月,我受命改攻“水声信号处理”,开始研究自适应信号处理及声呐信号处理方面的课题。为了“水声信号处理”研究,我自学了英语、数学、声学传播原理等方面的知识。这样,我在水声领域的研究就深入到声呐电子、水声学、工程技术、水声信号处理等多个方向,触类旁通,使我具备了水声领域较全面的知识,在后续的教学及科研工作中获益匪浅,使我总能够运用综合知识着手新的研究工作,并能洞察研究领域的技术关键。
记:多年来,您所带领的科研团队在水声领域不断攻坚克难,取得了骄人的战绩,请您举例您是如何指导团队“作战”的。
惠:我始终认为科研应该为研究所和工厂服务,使新技术应用于改进型号装备,因此,我的科研工作几乎涉及了国内大多数水声单位。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作为海军某研究所的顾问,指导规划了靶场建设负责研制了多种、多代鱼雷水下弹道测试系统,这些测试系统使得水下武器系统靶场的测试能力水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此基础上,我所在团队在水声学院建设了一支高水平的靶场技术科研队伍,迄今为止,这支团队仍继续探索着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各类水下测控系统技术和装备。
1989年冬天,我第一次接触到矢量水听器,被其“单矢量水听器能测量深海环境噪声指向性”和“单矢量水听器能远距离被动测距”优越性能所吸引,从此便开始自筹经费在国内率先开展 “矢量信号处理”、“矢量声学”、“矢量声场”的研究,从物理概念模型建立,到仿真论证可行性分析,再到外场试验验证可靠性,我进行了坚持不懈地探索研究。在矢量声学及声信号处理方面,从1990年开始摸索国外技术,尝试利用矢量水听器探测水平方向目标,到2006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探测垂直方向目标矢量声信号处理技术及相关单矢量水听器垂直声强流处理器技术。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研究,我所率领的科研团队在矢量声学及声信号处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部分研究成果已收集在《矢量声信号处理基础》一书中。我们团队一直努力为推动国内某些水声装备发展贡献力量。
记:您退休后仍然战斗在工程科研的第一线,不断探索和延伸着自己的在水声领域的研究。在您看来,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应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受用终身?
惠:退休后,我并没有离开自己珍爱的水声研究,而是坚持在工程科研的第一线,例如与某研究所合作,研制某主动式小目标探测声呐,共同解决了多项关键技术研究。在我看来,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不仅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还需具备一定的自学能力。多年的研究工作,锻炼了我的自学能力,使我在攻坚克难的过程中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这要再一次感谢哈军工教学理念中提倡的课前预习,训练学生的自学能力。
从事科学研究决不能安于现状,满足于既有的知识,而必须不断地进行学习。不前进就必然会倒退,而且个人发展的可持续性也要求我们不断努力,提高自学能力,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如果一个人具有了较强的自学能力,知道如何去学,那么他就能够更快更好地成长进步。
在平时的教学科研工作中,我也很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经常与学生探讨学习方法,引导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他们通过亲身实践认识到培养自学能力的重要性。在大学里能否养成自学的习惯,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学好大学课程,把知识真正学通、学活,而且影响到大学毕业后,能否不断地吸收新的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自学能力是一种可以受用终身的能力。
来源:工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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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2 15:34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他是腐蚀科学与电化学专家,中国腐蚀电化学领域的开拓者与领导者

曹楚南,1930年8月出生于江苏常熟,腐蚀科学与电化学专家,中国腐蚀电化学领域的开拓者与领导者,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2年曹楚南毕业于同济大学化学系,分配至中国科学院。1982年任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调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教授。1998年当选为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常委。1999年8月兼任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院长。

曹楚南领导和开拓了中国腐蚀电化学领域的发展。

1930年8月,曹楚南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沙洲区合兴乡中兴镇(现属张家港市) 。

1948年夏,从当时属于江阴县的杨舍镇上的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毕业 ,考入上海同济大学。

195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化学系,作为第一次全国高校毕业生统一分配工作的本科毕业生,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物理化学研究所的应用电化学研究组,开始了他的研究工作生涯 。

1953年,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搬迁到吉林省长春市,曹楚南也离开家乡,来到了东北。

1954年开始,他成为余百年领导的应用电化学研究组的一员,根据时任物理化学研究室主任柳大纲的提议,开始金属的腐蚀与防护研究。由于当时中国缺乏金属腐蚀领域的相关著作,曹楚南与研究组的几位同事在余百年的领导下翻译了多本前苏联的有关金属腐蚀理论的著作,在翻译过程中曹楚南掌握了金属腐蚀与防护的基本理论知识 。

1955年到1966年期间,曹楚南领导和参与了多次国防建设的研究任务,

1966年,曹楚南参加四川威远含硫气田井下设备的防护研究,同年4月至8月,他亲赴位于山区的威远气田,吃住在工棚中,每天花两个小时走山路来往于试验井进行现场试验 . 通过现场亲躬亲历,证实了他在试验室获得的研究结果,从而制定了合理的投放缓蚀剂的规范 。由于这方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 "后,曹楚南与其研究团队集体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重要科技成果奖。

1969年末至1973年4月,曹楚南全家被安排在吉林省靖宇县的一个小山村中插队落户,在每天劳动之余,他没有条件看书和写作,只能思考问题,回顾自己历年的研究工作,他深感需要进一步提高有关金属腐蚀的基础理论水平。

1973年5月,曹楚南重新回到研究岗位,研究了低合金钢在海水中的局部腐蚀问题,解决了中国舰艇用合金钢的腐蚀问题。

1979年6月,当时的国家科委机械组的金属腐蚀分组在北戴河举行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曹楚南受邀作大会报告,提议在中国开拓腐蚀电化学学术领域的基础研究。

1982年,曹楚南在国际刊物《Corrosion Science》上发表了他的关于极化电阻理论误差的论文,因此他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学者。

1985年8月,兼任中国科学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6年3月-6月,任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客座教授。

1987年,在中国科学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曹楚南参与和领导了中国科学院腐蚀科学开放研究实验室的创建并出任该室主任,随后又领衔在该室基础上组建现在的金属腐蚀与防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

1989年,第一届国际电化学阻抗谱学术会议在法国召开,他应邀出席并作主旨演讲,他是这次会议上唯一被邀请作主旨演讲的亚洲学者。

1991年,曹楚南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还被国外学者推荐担任国际刊物《Corrosion Science》的编委。

1992年,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要组织第二个关于自然环境腐蚀的重大基金研究项目,基金委决定由侯祥麟院士和曹楚南两人共同担任第二个关于自然环境腐蚀的重大基金研究项目的主持人 。

1994年,调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教授。

1998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常委。 同年,因侯祥麟院士忙于其他工作,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决定由曹楚南单独担任第三个关于自然环境腐蚀的重大基金研究项目的主持人。

1999年5月,被聘任中国科学院东北高性能材料研究发展基地所级学术顾问。 8月,兼任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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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3 15:0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大美·中国女科学家 | 姜丽萍:中国航空事业的“铿锵玫瑰”
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科协成立60周年之际,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出品,中国科协常委会女科技工作者专门委员会和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统筹策划出版了《大美·中国女科学家》系列丛书,以“图书+音频+视频(来源:人民网)”的方式呈现中国女科学家的风采。

她,被不少媒体称为

“中国第一位飞机制造厂的女性总工程师”;

她,一副看似柔弱的肩膀,

却扛着中国的大飞机梦;

她,不仅是孩子的好妈妈、丈夫的好妻子,

更是孝顺的好女儿好儿媳;

她就是中国商飞公司制造总工程师姜丽萍。

姜丽萍 现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制造总工程师、国家商用飞机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组织策划了ARJ21和C919项目制造技术总方案并成功实施;成功构建了ARJ21新支线飞机和C919大型客机完整的工艺规范体系,为民机研制做出了较大贡献。

努力用功成了“免检”技术员

姜丽萍的初高中,都是在江苏省常州市第一中学读的。当时她所在的班级学霸云集,姜丽萍一直稳居第二名。姜丽萍的优秀,不仅体现在学科上,她身上还有一股韧劲儿。当时在学校里,女生一般都畏惧长跑,但她总是主动报名参赛。曾担任过他们班班主任的杨老师,说起姜丽萍眼里满是赞许,“认真踏实,全面发展”。

1991年, 姜丽萍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机设计专业毕业留校。1995年,她通过人才引进来到当时的国内民机的“重镇”——上海飞机制造厂。1999年她被中航一集团派往空客英国公司,参加A318的设计工作。

用功的她,通过自己的努力钻研,专业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在空客的她也慢慢变成了“免检”技术员,只要是姜丽萍提交的现场问题分析报告,专家往往挑不出瑕疵。在英国工作时,因为总是提前高效地完成任务,有一段时间姜丽萍还参与A320的研发任务,比如帮他们处理一些个性管理、工程问题申请等,这些经历都为姜丽萍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勇挑大梁 研制ARJ21新支线飞机

尽管在国外发展还不错,也拿着高薪,但姜丽萍始终关注着国内民机产业的发展动态。2002年,ARJ21新支线飞机项目立项,姜丽萍果断响应祖国的召唤,第一时间打包回国,毅然投身国家航空发展的事业中。

回国8个月后,她成为“上飞厂”的总工程师。2004年,她被任命为ARJ21新支线飞机项目总工程师。这也创下了年龄最小唯一一个女性主机厂总工程师纪录。一方面,她虚心向当时的老专家、老总工程师请教,得到了老前辈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她自己也有一股敢啃硬骨头的劲儿,每天面对新问题,始终保持兴奋状态。

ARJ21新支线项目是国内首次采用“主制造商-供应商”制造模式的民机项目,将构型管控延伸到供应商,对飞机整个制造过程进行控制,提升供应商协同能力,保证数据唯一性及追溯性。“ARJ21新支线飞机也是真正意义上咱们自己首次采用数字化制造技术来制造的飞机型号。上飞公司通过波音737平尾的结构件制造,有了一定的数字化制造技术储备,但都在美国专家的协同下共同完成的。”说起ARJ21新支线,姜丽萍这样表示。而研发ARJ21飞机与其他民用航空飞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当时我们国内还没有生产过喷气式的客机,而且从来没有自主研制过一款民用飞机。

姜丽萍曾经说,“ARJ21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每一个过程都比较辛苦。如果要说起其中比较特别的事,团结的队伍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我一直认为我是在老总工程师们的帮助下成长的,我常说我有六个师傅,他们分别从事项目管理、结构制造等,还有一个是我真正的师傅,就是我前任总工程师,这六个人一直在帮助我。”


在姜丽萍的眼里,ARJ21新支线飞机的研制及试飞成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她表示,通过它,我国首次走完了喷气支线客机设计、制造、试验、试飞、交付等阶段全过程,掌握了一大批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积累了重大创新工程的项目管理经验,初步探索了一条“自主研制、国际合作、国际标准”的国产商用飞机技术路线,初步建立了新时期我国商用飞机产业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项目管理体系,锻炼培养了一支宝贵的大飞机人才队伍,为C919大型客机项目顺利推进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清除了障碍,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姜丽萍在ARJ21首架平尾装配开铆仪式上发言

目前,ARJ21新支线飞机已经运营近16000小时,运送旅客18万人次,客座率90%以上,获得了国内外453架订单。面对这些成就,姜丽萍心里很是欣慰。不过,姜丽萍认为,目前我国的飞机制造业与日本及英美等国家比,还有一些不足。“比如软实力还不够,我们在工作的方法上、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上、文化的理念上还有些不足。我们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上有比较大的优势,但是我们在管理理念上、在文化传承上还是有所欠缺的。这都是我们今后要更加努力的方向。”

我希望 更多优秀人才群体发光

有人说,总工程师系统领军人物,是飞机制造的“灵魂”,要求具备高超的技能、过人的胆量,更要有驾驭应对复杂多变情况的工作协调能力。近15年的总工程师生涯,无疑是对姜丽萍最简单,也是最厚实的注释。

中国商飞2008年正式成立,要实现的是“让中国的大飞机早日翱翔蓝天”的梦想。从ARJ21到C919,是制造体系上的飞跃,也是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飞跃。C919的制造,引进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5条自动化装配生产线。生产线安装过程中,姜丽萍每天都要去看一眼现场。如果出差一周没去,她回来就算半夜了都要去现场看一看,“看一眼就安心,看不到很难受。它就像我的儿子一样。”当看到C919首架机稳稳降落时,她才暂时地长吁一口气。

飞机的制造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设计、工艺以及制造装配等多个环节协同工作以确保飞机的质量。2018年3月23日,由姜丽萍等完成的项目《大型客机机体数字化装配关键技术及集成应用》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项目研制完成的中央翼、平尾、中机身及全机对接四条数字化装配线,为C919首架机首飞保驾护航。

以身报国志、筑梦长空情。一道道难关被攻克,这些都是骄人的成绩——开展大型客机技术攻关项目,编制修订商用飞机工艺规范,解决新材料、新工艺在国内民用飞机应用工艺上的难题,等等,这一切都将写在历史的功劳簿上。

在没日没夜研制C919大型客机的背后,是姜丽萍和其团队付出的辛苦汗水。说起这支一起打拼的团队,姜丽萍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些年轻人特别有战斗力、悟性特别高。“我一直跟他们说,要敢于担当,做事情要跨前一步,不要感觉多做了就吃亏了,年轻人吃亏是福。这些小伙伴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现在都在各个岗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6年10月姜丽萍参加C919大型客机发动机吊装

姜丽萍跟员工以及工人师傅们的关系都非常融洽,因为她愿意听别人的意见,她常说自己不是专家,工人师傅们才是专家,因为他们知道具体的活是怎么干。姜丽萍认为,做领导更重要的是把控好方向,做好监控管理,让每个岗位的人都发挥自己的长处。姜丽萍不仅希望自己闪光,也希望更多的优秀人才群体闪光,把航空事业照射得更亮。

让她开心的是,她的团队的工作量是最大的,但跳槽的人最少。“被你骂成这样,一个都还没跑,你真有一套。”有人曾这样开玩笑地对姜丽萍说。确实,团队中的年轻人觉得姜丽萍像一个妈妈一样,有时候脾气好,有时候也会发脾气,而在姜丽萍眼中,看到年轻人们一个个都能独立干活,都能跟别人博弈,这是她感到最欣慰的时候。

姜丽萍和研发团队为C919首飞成功点赞

感谢家人 让我勇于追梦

姜丽萍有一个典型的工程师家庭,她的丈夫从事的也是航空制造相关的工作。他们的儿子在剑桥完成机械工程专业的本硕学习后,如今继续在英国攻读制造方面的博士学位。

因为工作忙碌的缘故,姜丽萍心里一直觉得对家人有所亏欠。“我经历了ARJ21新支线飞机和C919大型客机两个型号的研制过程,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是十分艰难和辛苦的,我和我的团队常常是早出晚归,经常加班到深夜,有一段时间几乎是以厂为家。对家里的照顾确实比较少,当然我的爱人对我的事业可以说是默默的支持,这还是让我很感激的。”这么多年来,姜丽萍一直在家人的支持中,越走越远,努力实现着自己的飞机梦。



许多孩子从小都有当科学家的梦想,对此,姜丽萍说:“科学家是很多孩子都想做的,但是这条路并不好走,家庭的鼓励和支持特别重要。如果孩子有兴趣的时候,父母一定要支持他,而不是高压压迫他。阶段性学习的好与坏,其实并不见得就是以后做的好与坏,最重要的还是一定要让孩子保持住兴趣。”

作为一名杰出的科研工作者,在姜丽萍的心中,“科学家精神”就是沉下心来、心无旁骛做科研的精神,更是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因此,她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要脚踏实地,要敢于追梦。“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让我们以饱满的热情、执着的追求、开拓的精神奔跑在各自领域中,今天播下新的希望,明天收获新的幸福。”

今天,姜丽萍的故事你都了解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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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荣伟:做了件值得回味终生的事


赫荣伟:做了件值得回味终生的事

——专访嫦娥四号探测器系统总指挥赫荣伟

□ 赵聪 实习生 崔潇宇

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的小路上,神情略显紧张。他是北京科技大学的毕业生,来参加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五院529厂的招聘面试。

这个叫赫荣伟的小伙不会想到,这次偶然得来的面试机会,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面试通过,他放弃回辽宁工作的计划。入职529厂,从普通的技术员,到嫦娥四号探测器系统总指挥,他的人生经历了大跳跃,功成名遂。

“走向胜利之路!”

时光飞快,2018年12月7日中午,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赫荣伟独自一人去往发射塔架。这条马路他曾走过无数次,今天他想庄重地走一走。路边溪水潺潺,他溯流而上。

发间已夹杂些许白丝的赫荣伟踌躇满志,眼神坚毅,嫦娥四号探测器将在明天凌晨发射。回想整个研制过程,他感慨万千。自2016年项目之初他担任总指挥,组织专家同事完成各项工作,到如今火箭点火在即,他心潮澎湃。

打开相机,赫荣伟将眼前之景定格,并发于朋友圈,那是一条延伸向远方山岭的宽敞大道。他配文:“走向胜利之路!坚定地,再走一次!”

这条“胜利之路”十分精彩。12月8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娥四号探测器。经26天飞行,探测器自主着陆于月球背面,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引得世界瞩目。

2019年1月17日,赫荣伟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航天功勋奖。2月初,赫荣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这也是他首次接受媒体专访。

站在办公室悬挂的“天道酬勤”字帖下,赫荣伟畅聊自己的经历。当年北航路上的小伙,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路上那位刚踏入中年的男子,身影逐渐重合。

在529厂历经技术、质量管理等岗位12年,赫荣伟于2009年任五院科研部副部长,2013年升任部长。在科研部工作多年,赫荣伟对接了多个型号研制项目,空间探源、通信等领域,他都有接触,并曾参与到嫦娥三号任务中。

期间,他经常与项目打交道,熟稔型号研制流程,为他日后转任型号总指挥、组织协调嫦娥四号探测器系统甚至更多重大型号任务奠定了扎实基础。


“跟组织干好这件大事!”

谈到担任嫦娥四号探测器系统总指挥的经历,赫荣伟语带自豪,“过程曲折,结果很好。这是值得回味终生的一件事。”他反复提到“组织”“团队”。

嫦娥四号任务立项,为锻炼年轻干部,组织安排赫荣伟担任探测器系统总指挥。在五院科研生产部时,他曾深入研究航天型号供应商管理等产业转型工作。如今要离开,他略有不舍。领导劝他:能参与重大型号对航天人来说是极高荣誉。综合考虑后他决定,“跟组织干好这件大事!”

赫荣伟充分发挥他在科研生产部工作时的经验,完美转型。在科研生产部时,他主要从事综合管理工作,各个领域都有接触。跨单位协调资源、统筹规划时,原有的工作经验,已经熟络的专家同事,对他多有助益,让他解决各项问题游刃有余。

赫荣伟介绍,在嫦娥四号团队中,大家都很有经验,很多专家曾参与过嫦娥三号的研制工作。大家凑一块儿,一起策划,可以实现一次管理到位,减少很多其他不必要的繁琐程序。

作为总指挥,赫荣伟凡事必亲力亲为。从组织策划、人员布置、项目进度管理,到实际计划贯彻执行、资源保障,再到各个产品需攻克的重点难点、产品质量问题等,他都投身其中,严格把控。赫荣伟说:“可能我批评起人来、说起事不讲情面,但我都是就事论事,为的是严格保证产品的质量。”正因他在管理工作中做得严谨周到,型号研制工作才有条不紊。

获得2018年度航天功勋奖,赫荣伟却功成弗居。他把成就归功于团队,恰是整个团队的奋力拼搏,才铸成嫦娥四号这道人类奇迹。

赫荣伟办公室的书橱中摆放着一张嫦娥四号团队生活合照,他郑重地一一介绍:“这张合照很珍贵,都是我们团队的核心成员。这是孙总(孙泽洲)、这是熇总(张熇)……大家都很忙,改天一定请摄影师为我们好好拍一张正式的。”

“有家人的陪伴就足够了!”

除了嫦娥四号探测器系统总指挥,赫荣伟还身兼数职——他还是五院月球和深空探测领域办公室主任。此次任务完成后,作为总指挥,他将马不停蹄,继续开展火星探测器的研制工作。

每项工作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每项任务都格外艰巨。事业有成,也离不开家庭的支持。说起家庭,赫荣伟语气温和,一幅温馨画面铺展而开。

家人对赫荣伟的事业可谓备感骄傲,格外支持。他的岳父是“科普型”航天迷,每逢火箭发射升空,岳父都会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直播,还常与邻里津津乐道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进步。

赫荣伟的儿子今年两岁。儿子出生时,他正好接手火星探测器任务,儿子小名就叫“火星”。去年因嫦娥四号任务,赫荣伟到西昌出差90多天。三个月的分别,小火星还能认得爸爸吗?赫荣伟眼睛眯成线,笑说:“幸好我们每天可以视频见面,我回到家,儿子还认得我。”

“航天人”“深空探测”的名头虽很响,但因工作性质,家人对他的工作知之甚少。他说:“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来消化,有家人的陪伴就足够了!”

嫦娥四号着陆月背,创造了人类奇迹,这对于赫荣伟来说,已经是足够回味终生的事了。但深空探测之路还在继续,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已给出了时间表,作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探测器系统总指挥,赫荣伟依然坚定地走在那条“胜利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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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5 15:39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缔造我国首台电子计算机,我国龙芯CPU冠以她名。她是中国的计算机之母——夏培肃
很少会有人将计算机专家和女性联系在一起。

然而在中国,有这样一位“计算机之母”:

她是我国计算机事业奠基人之一,

参加了我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筹建,

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

为我国计算技术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她就是夏培肃。

夏培肃1923年生于重庆市一个教育世家,祖父夏风薰从事教育工作40年,父亲夏鸿儒曾在江津县办学和办实业,母亲黄孝永师范学校毕业,曾任江津女子小学校长、江津女子中学教员等。父母十分重视对她的教育投入,在她考上高中前,她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家里学习的。



学生时代的夏培肃

夏培肃从小就展露了她的数学天赋。1937年夏,14岁的夏培肃考上了私立南渝中学的高中,她的数学成绩在全班一直保持第一名。1939年,夏培肃转到位于江津县的国立第九中学学习,身边大多是流亡学生,生活非常艰苦。艰苦的生活和抗日战争时日本人的暴行让她下定决心学工科,以求工业救国。



1941年夏培肃(前排右二)和大学同学合影。资料图

1940年,夏培肃高中毕业,考入当时赫赫有名的重庆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电机系。电机系的课程繁重,教科书都是英文的,教师用中文夹英文讲课,学生必须用英文写实验报告。夏培肃在这里发现了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所在,她最喜欢的课程是交流电路,特别是对电路瞬变过程的分析,她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电机工作过程的分析和测试。

1945年10月,夏培肃从中央大学毕业,经推荐,免试进入交通大学重庆分校电信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这期间,夏培肃系统地学习了电机方面的全部课程,并一直保持着数学成绩的优异。



1948年冬,夏培肃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研究生期间留影。资料图

两年后,通过留学考试,夏培肃成为英国爱丁堡大学电机系的博士研究生,研究电路理论、自动控制和非线性常微分方程及其应用,195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1年成为博士后。在英国的学习为后来她从事计算机电路研究和设计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夏培肃22岁的时候,她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中央大学校友杨立铭。研究生毕业后,夏培肃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电机系攻读博士学位,与先前在英国读书的杨立铭于1950年结为伉俪。杨立铭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他和夏培肃兴趣相近,知识相通,学业、科研和生活的完美结合成就了他们相知相爱的一生。

夏培肃

1951年10月,夏培肃夫妇应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周培源的邀请回国。满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他们登上了回国的远洋客轮。回国后夏培肃被安排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1952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教授提出要在中国研制电子计算机,他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物色了三位电信和电子学方面的科技人员,刚回国不久、年仅29岁的夏培肃被选中。

华罗庚正在玉泉路上课的这间教室后来改造成107机房。资料图

夏培肃曾说:“一个人在一生中,常常会有一些改变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对于我来说,这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在195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第一次谒见华罗庚教授时。”正是这个转折点,使她走上了开拓中国计算技术之路,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结下了难解的情缘,她也成为我国计算技术的主要开拓者。

1953年年初,我国第一个计算机科研小组成立,小组只有3个人:闵乃大、夏培肃、王传英。当时,国内没有一本叙述电子计算机原理的书,计算机方面的资料奇缺。夏培肃和同行们克服重重困难,一边从图书馆的英文期刊中查找计算机方面的文章,一边还托国外的同学帮助找相关的资料。在他们掌握了计算机的原理后,开始对计算机所需的基本逻辑电路进行实验,初步拟定了中国发展电子计算机的技术路线和轮廓设想。



数学系师生在装配和试运行快速数字电子计算机。资料图

在逐渐弄明白电子计算机的原理后,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计算机,夏培肃于1955年开始着手编写讲义。当时计算机的一些基本术语和名词都是英文的,她在编写计算机原理讲义时,反复推敲,将英文专业术语意译为中文。这些讲义在全国一直沿用至今。



夏培肃主编的中国科大第一套《计算机原理》教材。资料图

不仅如此,1956年3月,夏培肃创办了一个计算机原理讲习班,讲授电子计算机的基本原理。这个讲习班,被认为是中国计算机界的第一个计算机原理讲习班。

1956年6月,她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处,此后一直在这里工作。

处在创建阶段的计算所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培养我国计算技术的专业人才,因此除了派考察团、实习队和留学生去苏联考察、实习和学习外,计算所组织在国内举办了面向全国的计算数学训练班和计算机训练班,以培养更多的人才。夏培肃被安排专职负责计算机训练班的教学工作。



从1956年到1962年,计算所和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等学校合作举办了4届计算机训练班,夏培肃主讲《电子数字计算机原理》课程。她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重新编写了《电子计算机原理》讲义,这是我国在计算机原理方面的第一套系统完整、理论联系实际、通俗易懂的原创性自编教材。四期训练班为全国各行各业,包括高等学校、研究所、国防和工业等部门培养了700多名计算机方面的专业人才。

当时国内的大学还没有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计算所的训练班在全国来说是开创性的,这些人才后来大部分成了各行各业在计算机方面的领军人物。夏培肃为中国计算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不愧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55年夏,物理所144位原子能、电子学和计算机科学家、科技人员在大楼南侧合影,之后绝大多数人便隐身从事两弹一星工程开发工作。1956年,电子所筹备人员和计算机组全部撤出单独建所。

科学家合影(上图中段),二排左起:黄武汉、夏培肃、彭桓武、赵忠尧、王淦昌、钱三强、李毅、杨承宗、何泽慧、陈芳允、杨澄中;右段,二排左一范新弼;右一,吴几康。

由于院所调整以及人员变动,到了1958年,最早的3人小组中,只有夏培肃一人坚持下来。1960年,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107计算机设计试制成功。107计算机(校内设备代号KD-1)是一台小型的串联通用电子管数字计算机,是新中国第一台自主设计的计算机,安装在位于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07计算机在运行算题


107(KD-1)计算机在科大安装调试

夏培肃在玉泉路校区与中国科大参加107机研制的部分教师合影。资料图

在50年代中国有限的科研条件下,107计算机的诞生一直被视为一个传奇,标志着中国的计算机从模仿到自主设计的跨越!

在这之后,夏培肃一直研究如何提高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探索实现高性能计算机的技术,并负责研制成功多台高性能计算机。其中她成功研制高速阵列处理机150-AP,运算速度达到了1400万次/秒,在国际上受到了巨大关注,为我国石油勘探作出了重大贡献。

夏培肃正在指导58级首届计算机专业的学生邵祖英和杨贡华做实验.资料图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夏培肃多次以书面的形式向领导部门建议中国应开展高性能处理器芯片的设计,建议国家大力支持通用CPU芯片及其产业的发展,否则,中国在高性能计算技术领域将永远受制于人。



2001年3月,夏培肃的学生胡伟武主动请缨组建CPU设计队伍。资料图

夏培肃一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除了科研和教学,夏培肃还创办了中国计算机领域极具影响力的《计算机学报》和对国外发行的《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并担任主编。她和许孔时等合作,主持编写《英汉计算机辞典》;担任《计算机科学技术百科全书》副主编等。

从上世纪60年代起,夏培肃开始培养研究生。她共培养了60多名研究生,其中有两名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三人获中国青年科技奖。夏培肃认为培养研究生主要是为国家培养人才,而不是为了协助导师完成科研任务。她坚信计算机事业要发展,没有新生力量绝对是不行的,而为计算机事业培养人才则是她应尽的责任。

1985年,夏培肃(前排左四)在英国获赫里奥-瓦特大学获得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夏培肃1985年获英国赫里奥-瓦特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11年获首届中国计算机学会CCF终身成就奖。为了纪念她从事计算机事业50周年,首款龙芯处理器芯片被命名为“夏50”。她一生强调自主创新在科研工作中的重要性,坚持做中国自己的计算机。

夏培肃一生淡泊名利,为人低调,除了专注于科研,就是教书育人,传播计算机科学。2014年8月27日,91岁的夏培肃与世长辞。人生虽已落幕,但她在中国计算机科技发展史上留下的印迹却依然灿烂夺目。

作为老一辈科学家的杰出代表,夏培肃身上默默奉献、自强不息的科学精神必将永恒。

编辑: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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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6 16:4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著名冶金专家傅杰离世

昨日凌晨5点18分,我国著名冶金专家傅杰因病逝世,享年83岁。他是登上国际特种熔炼杰出贡献奖领奖台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我国现代电炉炼钢杰出贡献个人奖的第一位得主。

——立志强国,专注忘我

傅杰教授于1937年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时值抗战初期,战火纷飞,日本侵略军的罪行在他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他从小就懂得一个国家不强大就会受人欺凌。

中学他就读于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省重点中学湘潭市一中,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专注而忘我。对他而言,即使受到再多的委屈与挫折,也不能熄灭他心中对真理的渴求之火。

1955年正值苏联冶金代表团访华,著名冶金专家苏联科学院巴尔金和萨马林院士为代表团成员,他们曾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介绍了特种钢及合金在国民经济及国防建设中的作用,介绍了电冶金。

电冶金专业,深深的吸引了傅杰这名年轻的高中毕业生。抱着做一个象巴尔金、萨马林那样的冶金专家的理想,当年他考进了钢铁摇篮——北京钢铁学院钢铁冶金专业,学习电冶金专门化,这是他今天能成为一名著名的冶金专家迈出的最关键的一步。

1960年,傅杰到大连钢厂进行毕业实习,独立完成了“合金结构钢中白点的研究”,提出控制出钢时钢液氢含量不大于4ml/100g,对大锻面合金结构钢进行红装退火,解决了钢材的白点缺陷问题。这个工作对他以后从事冶金、材料交叉学科研究,开拓冶金三级学科分支“冶金质量控制”,提出钢组织性能综合控制理论具有深远影响。

同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钢铁学院1960年研究生班,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虽然生活上遇到很多的困难,但为国争光的理想鞭策着他坚持努力学习,忘我工作。

——特种冶炼,国际扬名

在学习期间,傅杰的工作获得了两项国家发明奖,一项是“电渣重熔合金钢工艺”,另一项是“单相双极串联有衬电渣炉”。

1960年初,傅杰参加了以朱觉教授为首的北京钢铁学院电渣小组,负责我国第一台工业性电渣重熔炉的工艺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指出自耗电极中原始氧化物夹杂可因渣洗或溶解基本去除,重熔钢中的氧化物夹杂主要是在金属熔池凝固冷却过程中新生成的,但这一观点与梅多瓦尔院士的关于夹杂物浮升去除观点相悖,最终经过苏联学者多次重复,最终得到了梅多瓦尔院士的认同。

1961年,为解决用自耗电极裹铁合金料电渣重熔高速钢的锭子锻造开裂问题,傅杰在北京量具刃具厂,试验成功单相双极串联及三相有衬电渣炉。北京带钢厂建成了单相有衬电渣炉车间,北京钢丝厂建成了三相有衬电渣炉车间。单相双极串联有衬电渣炉1983年获得了国家发明奖,三相有衬电渣炉在北京钢丝厂应用了40年,成为该厂唯一的冶炼设备,为国家创造了几个亿的经济效益。


傅杰对特种熔炼技术的贡献除获前面所述两项国家发明奖外,还发明了一种含铝、镁的GH36改型合金-GH36A,消除了当时我国高温合金中用量最大的GH36合金长期存在的缺口敏感性,满足了WP-8发动机的延寿要求;提出了高温合金中微量元素的控制研究方向,研究了真空感应熔炼、真空电弧重熔及电渣重熔过程中镁的控制理论,开发了控镁的数学模型及控镁技术,保证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最先进的航空发动机WP-13关键用材的研制成功和空军装备的更新换代。

1988年,在美国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九届国际真空冶金会议上,经评审授予来自11个国家的39名专家“1961年至1988年间对特种熔炼技术作出突出贡献个人奖”,傅杰、李正邦、朱觉、刘海洪、林宗棠获此殊荣。傅杰成为登上国际特种冶炼杰出贡献奖领奖台的第一位中国人。

——不辞辛劳,贡献卓越

傅杰教授是我国第一批最早关注世界现代电炉炼钢技术发展的学者之一。1993年上海“电炉流程与电炉工程研讨会”指出了中国现代电炉炼钢的发展方向,拉开了中国现代电炉炼钢发展的序幕,在各级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有关企业进行了现代电炉炼钢的第一轮投资。

怎样才能使我国新建的现代电炉达产、超产?傅杰教授于1994年提出了应在我国开展电炉短流程生产工艺研究的建议,提出应围绕缩短冶炼周期这一核心来发展现代电炉炼钢技术,并与安钢合作,作为项目顾问,通过认真的分析与研究,国内外考察,帮助安钢建立了一台100吨烟道竖炉电弧炉,并开发了电炉加部分铁水、强化用氧等一系列现代电炉冶炼技术,促进了我国现代电弧炉炼钢技术进步,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我国电炉钢产量不断上升。2000年到2003年,电炉钢比例回升了两个百分点,推动了我国现代电炉炼钢的发展,目前我国电炉钢产量仅低于美国。

通过十多年的实践,他与安钢合作提出了现代电弧炉冶炼周期综合控制理论,比原有理论更完善,更能反应现代电炉冶炼特征,指导电炉生产。经同行专家评审,傅杰教授2003年被中国金属学会炼钢分会授予“电炉炼钢杰出贡献(个人)奖”,他是这一奖项的第一位获得者。

傅杰教授于2004年退休,但是他退而未休,几乎每天都去学校上班,不领反聘工资,兢兢业业进行科学研究和指导博士生工作。尽管已经年近古稀,仍在不息奋斗。他谢绝了一些单位邀作顾问、合作科研,只是坚持做一些他想做的工作。

他时刻关心着我国电炉炼钢工业的发展,如今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离开了,希望他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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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7 16:08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陕西教授:主持国家项目、解决专业难题,获4项科技进步奖!

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工作在校园,成就却遍布四方;他们努力在今朝,却建设着所有人的明天;他们支撑起民族的脊梁,也培育着祖国的栋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老师。在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西安科技大学,也有大批这样坚守岗位、教书育人、潜心科研、默默奉献的老师们。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认识下其中的一位——刘浪教授。

刘浪,男,1985年1月生,陕西靖边人。西安科技大学教授,现任矿业工程学科带头人、矿山功能性充填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刘浪教授自2013年12月进入西安科技大学工作至今,先后入选陕西省“青年百人计划”、陕西省青年科技奖、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全国高校矿业石油与安全工程领域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奖、西安科技大学“胡杨学者”等。

刘浪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功能性充填理论与技术装备、矿床-地热协同开采技术和矿山工程灾害防治等。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面上/青年)、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1项、陕西省教育厅基金1项、中国博士后基金1项,主持校企合作项目多项。荣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4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发表论文40余篇(SCI/EI收录26篇)。应邀担任《Material Science》等多个国际期刊审稿人。


刘浪教授在矿山充填新技术、固体废物资源化处置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解决了大量专业发展难题和现场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有很高的业务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在矿山功能性充填、清洁煤炭与矿区生态恢复技术方面有较大的突破与创新,研究成果对于实现无废开采、创建绿色矿山具有显著贡献。同时,刘浪教授注重理论联系实践,以充填采矿为主要研究方向,开展了一系列的纵横向项目,在取得一定科研成果的同时,为矿山企业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科研项目获奖情况:

1.矿井火区瓦斯爆炸致灾机理及防爆隔爆新技术研究,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2018年;

2.特长岩溶隧道地质灾害预控分析与安全快速施工关键技术,山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2018年;

3. 特长岩溶施工隧道施工期地质灾害控制关键技术,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2018年;

4.西部矿山动力学灾害发生演化机制与控制理论,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一等奖,2018年;

5.复杂矿体的高效开采与安全控制关键技术研究,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二等奖,2016年;

6.彬长矿区近距离煤层群协同开采与矿井合理规模研究,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学技术二等奖,2016年;

7.中国有色学会矿业科技论文优秀奖,排名第一,2016年;

8.倾斜中厚难采分段中孔阶段空场采矿综合技术研究,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三等奖,2015年;

9.空区群高应力矿体水平深孔浅孔组合采矿综合技术研究,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2014年。

矢志创新,潜心钻研,刘浪教授是西安科技大学好老师的典型代表。一直以来,他执着杏坛、专心学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他的事迹激励着西科青年们发扬“励志图存、自强不息”的“胡杨”精神,向先进学习,向榜样致敬,建功新时代,努力为煤炭工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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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8 16:3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他是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和教育家,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
高济宇,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机化学家和教育家,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1923年赴美国留学,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

1931年回国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任教。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教务长,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教务长、副院长,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 。

高济宇长期从事有机合成研究和化学教学,早期研究有机化合物的成环反应,并发现了二酮的环链互变异构现象。研究银、钯、钛等金属对有机反应的影响,发现银能引起卤代酮多种形式的二聚反应,钛能引起四个氰基脱去两个氮而生成吡嗪环。长期从事大学有机化学教学工作,编写了全国统编教材《有机化学》,发表研究论文20多篇。

人物生平

1902年5月23日生于河南舞阳。

1916年就读于河南开封第一中学,次年转入开封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毕业后考入交通部唐山大学(即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在校期间,他目睹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帝国主义的压迫、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教育和科学落后的状况,于是抱着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志向,于1923年春考取河南省官费留美。同年秋入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电机系学习。由于国内军阀混战,留学生学费不能按时发给,入学后生活极端困难,一个多月后,不得不退学做工。

1924年春复学后转入化学系,以后3年中每年暑假都到阿拉斯加鱼产加工厂做工,以所得工资补贴学费。

1927年入伊利诺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有机化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30年至1931年任伊利诺大学化学系研究助理。

1931年8月高济宇回国在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化学系主任(1934-1945),教务长(1947)等职。

1949年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先后任理学院长,教务长和副校长(1950-1984),1982年任博士研究生导师。

自1933年加入中国化学会,连续12次当选为该会的副总干事、总干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等,并先后任《化学通讯》经理编辑(1941-1943)与总编辑(19441949)。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1978年间兼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1983年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为南京大学有机化学教研室的发展和成长,倾注了毕生精力。

2000年4月29日,高济宇逝世。

主要成就

高济宇长期致力于有机合成及反应的研究工作,先后发表研究论文20多篇。21世纪20年代前后,碳环化合物的合成是有机化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高济宇在博士论文中用2,5-二溴己二酸二乙酯与氰化钠反应,得到了成环产物:

这是形成四元环的一个重要方法。将这个反应推广到二酮类化合物时,却得到不同的结果。25-二溴-1,6-二苯-1,6己二酮与碱性试剂反应,生成含五元环的化合物,高济宇认为反应可能是通过二酮的环醇式进行的。

以后他系统地研究了1,6-和1,7-二酮及其衍生物的合成和性质,终于得到了1,7-二苯-1,7-庚二酮的环醇,并证明它们在室温和碱催化下达成平衡:

这是二酮环链互变异构(ring-chain tautomerism)的唯一例证。他还研究活性金属如银(0)、钯(0)和钛(0)等引起的有机反应,研究了银(0)能引起卤代酮多种形式的两聚反应和[(聚苯乙烯)联吡啶]钯(0)的催化反应,发现了钛(0)能引起四个氰基脱去两个氮而生成吡嗪环,如庚二腈与钛(0)作用生成环庚烷骈吡嗪的反应。

1960年起,高济宇领导为国防服务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

自1959年起他先后到苏联和民主德国考查高分子专业,到捷克参加两国科技协作会议,到瑞士参加日内瓦大学成立400周年纪念,到英国参加英国化学会年会,为国际学术交流作出重要贡献。他也积极组织兄弟院校或有关单位之间进行科技合作,集中力量加快科研进展。如1966年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和西安交通大学协作制成165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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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9 16:2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矿冶人物】吾生有涯,而知无涯——刘业翔

刘业翔,有色冶金工业电化学专家,中国有色金属冶金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之一。1997年,刘业翔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以来,刘院士在轻金属冶金及电化学冶金领域节能技术研究与应用,比如高温熔盐电催化、锂盐阳极糊节能技术,功能电极材料及冶金过程模拟、控制与优化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一系列杰出的成就。

年龄不是问题

1953年,刘业翔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并留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从此开始了在有色金属冶炼领域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践中不懈奋斗的历程。刚工作时,由于我国的铝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炼铝基础和专业知识十分贫乏,没有相关的专业书刊及资料,因此,刘业翔就去阅读苏联教材,但语言上的差异让他对某些知识总是似懂非懂。这时,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工业发展需求已如箭在弦,时间紧,任务重。于是,刘业翔将目光转向了实践学习,决心在实践中解决那些“似懂非懂”的问题。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迎来了春天。次年,在看到“优先发展铝电解工业”的国家需求后,刘业翔参加了学校公派留学培训活动,此时他已经49岁,在留学生中俨然已经是一名“老人”。对此,刘业翔曾自嘲说:“一般人都觉得不合理,年纪这么大,怎么还会去留学?”但就是这样一名“年长”的留学生,不仅成功出国,更是到了当时的“冷门”留学地——挪威,因为这里有国际铝电解权威JomarThonstad教授。

在挪威工业大学进修期间,为了将更多时间用于学习,刘业翔“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在一天内买好一周的食物,这样就可以每天泡在实验室了。两年的留学生活结束时,刘业翔已经完成了三个课题,这是他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每周6天半、节假日不休息换来的成果。“这两年,我极大地享受到了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的乐趣和取得丰硕成果的快乐。”回顾起这段经历,刘业翔评价说。

成绩不是终点

留学经历不仅让刘业翔学到了知识,也让他看到了国内外科研水平的差距。1982年,刘业翔回国后,便立即开展铝电解过程的电催化研究,力求在电解铝的过程中找到一个节能的好办法。那时,国内的科研条件差,既缺经费又缺设备,“我们国产的电炉烧到一千多度,电热丝就会断,必须更换电热丝,花上一两天时间才能重新加热。这给我们的高温熔盐实验带来了很大困难。”

面对阻碍,刘业翔没有退缩,反而另辟蹊径,尝试在水溶液中进行实验。“在水溶液中的反应和在熔融盐中的反应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不需要高温条件,我就在水溶液中测出各种催化剂的催化效果。”

终于,在大量试验后,刘业翔发现,通过往阳极糊中掺入锂盐,即“锂盐阳极糊”,经铝厂生产实验,达到很好的节能效果。1989年,在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的支持下,“锂盐阳极糊”技术开始在全国电解铝行业内推广应用。在26个铝厂的电解槽上相继应用后,实现年节电5000万度。1991年,这一研究成果获得有色总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次年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此后,刘业翔将电化学冶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在国际上创造性地提出了高温熔盐电解电催化理论,形成了中国有色冶金学科的一个新分支。面对丰硕的成果,刘业翔并没有放松自己,在解决了电解铝的问题后,他又投入到新能源领域的研究中,开始电化学储能材料的研究。

学问没有止境

时光不会为任何人停住脚步。现在,刘业翔已在中南度过70余载春秋,从学生到老师,刘业翔认为,教书育人,为国家的未来培养优秀人才,是人民教师的光荣使命、重要责任。他希望学生们勤奋、坚持、热情,因为这是一个年轻人该有的精气神;他希望学生们求真、探索,因为这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应有的品质。

刘业翔不断地告诉年轻人们:“‘吾生有涯,而知无涯’,何况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老化加速,社会变化急剧,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拥有足够的知识,所以需要终身学习,与时俱进。”

中南大学邓栗这样评价刘业翔:刘教授一贯孺稚的气度此时更多地蕴含了难以言表的雄心,春智而深邃的目光流露出无比的沉着与坚毅。好一个“不能放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治学的三个境界:“‘昨夜西风调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姗处。户此第三境界也。”

可以说,以上三个境界正是刘教授在近半个世纪的奋斗生涯中不放弃理想,不放弃追求,永远矢志于事业的恰切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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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0 15:46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院士找到白血病“特效药”不申专利,一盒不足300元还是医保

3月18日,央视1套黄金时间播出寻找中国最美医师节目,95岁高龄的王振义荣获2018最美医师称号。

王振义是中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他经过八年刻苦研究,找到了一种药,攻克了一种最危重的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M3)是最为凶险、病情恶化最快、致死率最高的一种白血病。如果不及时治疗,有90%的病人将在半年内死亡,最快的甚至只要三天。

1978年,王振义开始进行研究。当时,国际上治疗M3的主流方法是化疗,但患者化疗后的5年存活率只有10%到15%。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全世界首创的想法——用诱导分化的理论让癌细胞改邪归正!经过八年的奋斗和探索,尝试了无数种方法,测试了无数种药品,王振义最终发现全反式维甲酸可以在体外将M3细胞诱导分化为正常细胞。

1986年的一天,一个身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小女孩生命垂危,“医生,想想办法,随便什么方法只要能救她就行”,绝望的家属苦苦哀求。此时,瑞金医院王振义教授通过仔细研究小女孩的病情,建议让小女孩服用还处于试验阶段的全反式维甲酸治疗。很多人劝他说,您已经功成名就,用新药来治疗万一有啥可就名誉扫地,还是别冒险了。

但王振义说,我们经过八年的研究,我相信科学,我有信心!奇迹出现了,小女孩只吃了一个星期左右的全反式维甲酸,病情就出现了转机,白血病最终达到完全缓解。如今,30多年过去了,女孩依然健康地生活着。这次治疗是世界公认的诱导分化理论让癌细胞“改邪归正”的第一个成功案例。也因此,王振义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

去年,电影《我不是药神》把抗癌药推进了人们的视线。其实王振义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真药神”,他找到攻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特效药”后,并没有为全反式维甲酸申请专利,而是朴实的希望,能让全世界所有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都尽快用的起这种药。

这种被患者称为“特效药”的黄色小药丸,只用口服就行,一盒11块钱,即便是过了三十多年过去了,这盒药也只要290元,还可纳入医保,而类似的肿瘤治疗药物价格高达2万元以上。

有一次,王振义收到一封海外来信,里面有一张两个陌生外国小孩的照片,原来这是一位美国母亲的来信,她说自己在十多年以前生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濒临死亡,后来吃了全反式维甲酸后完全恢复,还生了两个孩子,所以寄照片来表示感谢。确实,王振义的上海方案使得全世界千千万万白血病患获得治愈。

此后,王振义和学生陈竺、陈赛娟等又一起创造性地提出“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三氧化二砷”的治疗方法,使得这曾经最为凶险的白血病五年生存率从10%提高到97%以上,成为第一个可被治愈的白血病。该成果被誉为“上海方案”,并被国际权威指南指定作为一线经典治疗方案,还被誉为“新中国对世界医学的八大贡献”之一。

很少有人知道,王振义还立过军功。1953年4月,王振义第二次报名参加上海市第五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并获批。当时在战场医院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怪病,很多战士出现咳血、头痛等症状,医生们诊断为肺结核并伴有结核性的脑膜炎,但用了药并不见好转。细心的王振义发现出现这种病状不止一人,而是一大群人,而且当时战士们为了改善伙食经常在当地捕捞鱼虾,会不会是以前在文献上看到的肺吸虫病呢?

肺吸虫虽然主要寄生在人体的肺部,但也会跑到脑膜里去,进而导致咳血和头痛的症状。但当地医院的医生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种疾病,所以将信将疑。于是王振义将病人咳出的血液拿到显微镜下观察,果真找到了肺吸虫卵!这一诊断帮助整个部队和医院及时治愈了一大批患病的战士。为此,王振义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授予二等功。

王振义是一名本土培养的顶尖学术大家,虽然从没出国留学,但他深谙医学科学和医学教育的真谛,深信爱国就要为祖国培养出人才,所以他不但自己做出卓越的成就,还创造了“一门四院士”的团队奇迹。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大医学院院长陈国强是王振义的得意门生。陈国强常说起王振义帮他修改硕士研究生论文的整个过程。王振义一遍遍修改,他就一遍遍整理抄写,王振义先后改了10遍,近二万字的毕业论文陈国强抄了10遍。正是导师的谆谆教诲和言传身教,激励着他攀登更高更险的医学高峰。

王振义每次都坚持把自己的学生列为论文的第一、第二作者,而把自己排在最后,甚至不参加署名,目的是让年轻的研究骨干承担更大责任。1996年,他将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的位置让贤于陈竺,他说:“我觉得年轻人对于血研所的发展更有好处,那么理所当然,就让贤、让他去领导。”他谦逊豁达、淡泊名利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着每个人,正是在这样的大气谦和的学术氛围中,由他一手创立的上海血液学研究所逐渐成长为国际著名的学术高地!

如今,95岁高龄的王振义仍然坚持每周四的上午进行“开卷考试”,原来每周学生们都会向王老师提供一个疑难病例,王振义就会用一周的时间搜索全球最新文献,并思考分析制作成ppt与大家一起探讨,疑难杂症到这时往往能找到线索和治疗方案。他笑称这是对自己的“开卷考试”。最近,根据王振义教授每周四开卷考试答案梳理而成的著作《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第二集出版发行,大家都说这是王院士对青年医师最无私的奉献。

王振义常说,爱国,首先就要爱自己的事业,我这一辈子看好了一种病,而我最遗憾的是只看了这一种病,还有很多病没有攻克,希望我们每个医生都要不断学习和创新,更好地为病人服务。(朱凡 黄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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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1 14:53 超大游击队员 | 显示全部楼层
致敬!他潜心研发的特种镜头,打破日韩长期垄断,获军队科技进步奖

他扎根于光电领域研究,从事光电监控镜头行业20多个年头,积极钻研领域技术难题,为国家、行业及公司做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他叫肖维军,是西安工业大学90级校友。

肖维军,福建南平人,西安工业大学90级光学工艺与调试专业校友,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教授级高工,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先后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获得者、福建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福建省"新长征突击手"、福州市"第三届优秀人才"等荣誉称号。累计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福建省科技二等奖1项,福建省科技三等奖4项,福州市科技二等奖2项,三等奖4项,个人拥有发明专利16项(均为第一发明人),实现新型13项。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期刊上发表《500mm搜索望远镜镜头设计》等论文6篇,其中有2篇论文被省光学学会评为优秀论文。所在班组荣获全国 "讲理想、比贡献"活动创新团队、省级"第十三届福建五四奖章集体"和福州市"十佳创新班组"荣誉称号。

1994年7月,肖维军从西安工业大学毕业后,进入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原福建福光光学仪器有限公司)技术部工作,他从公司生产一线开始锻炼,在公司完成了历时近一年的车间各工序学习实践。在积累了许多一线的实践经验以后,肖维军从最初的设计员开始不断努力钻研,在研发部以他为主设计的产品覆盖了照相系统、显微系统、望远系统及微光夜视系统、红外探测系统等光电领域。

在不断创新传统光学领域设计理念的同时,肖维军积极跟踪国际光电行业的先进技术,率先引进了国际上先进的Zemax光学设计软件及其它多种光学模拟软件,缩短了公司产品的设计周期,大大加快了新品的上市时间。

1999年,肖维军设计了国内首台多点变焦镜头RV03508,该产品焦距覆盖范围广,性能基本达到同类进口产品水平。本研发项目还被科技部列入2003年度科技兴贸行动计划项目。"每次交付镜头时我都很有成就感。" 肖维军笑称。据了解,2000年至2016年间,肖维军带领团队不断研制行业技术领先的创新产品,历年来,以他为首开发的新品累计达500多个,为公司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如今,肖维军成功研制的200万像素的高档非球面数码相机镜头,首次采用非球面镜片提升产品的档次,经专家鉴定,该产品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而他成功研制的高倍率变焦距应用电视镜头获得成功,完全替代了进口,该研究项目获福建省科学三等奖、福州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其主持研发的《特大相对孔径全透射式太空望远光电镜头研制》获2010年度福建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肖维军长期从事光电领域研究、设计工作,为我国交通、安防、天文、航空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带领技术团队研制产品成功应用于无人机、导弹、航母、舰载雷达,如"辽宁号"航母专用起降综合电视监视系统、"神州"系列飞船空间目标探测镜头、Ф500mm空间目标观测光电篱笆镜头、舰载雷达电视激光镜头、无人机多光路吊舱系统,火箭武器系统搜索跟踪仪红外镜头等产品,均属国内首创或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军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在民用光学应用领域,肖维军研发出多种型号日夜两用多焦点电视监控镜头、千万以上像素高清监控镜头等产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突破日韩长期垄断我国市场的局面,引领国内安防光学技术走在国际前列。

建校60多年来,无数西安工业大学学子,秉承着"敦德励学,知行相长"的校训,弘扬"忠诚进取,精工博艺"的校风,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母校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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