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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一八”到“二二六”,日本的军国主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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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8 21: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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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一八”到“二二六”,日本的军国主义之路
作者:陈荣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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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的一支小分队,正趁着夜色在南满铁路沈阳段以北巡视。当来到距离东北军北大营仅仅800米的柳条湖段时,队长河本末守中尉带领士兵将早已准备好的黄色炸药埋放在铁轨下面。在炸毁一小段铁路后,又留下了三具身着东北军服装的无名尸体后,该小队又迅速的消失在夜色中。
与此同时,已经秘密潜伏在北大营以北四公里处的关东军铁道守备队第二大队迅速按计划对北大营展开进攻。在沈阳城的南边,日本关东军第2师团步兵第2旅团第29联队,在联队长平田幸弘大佐的指挥下开始向沈阳发动进攻。两门悄悄安置在铁道守备队营房内的240毫米重炮也在同一时间卸下伪装,开始轰击北大营和沈阳机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刻骨铭心的耻辱,其具体过程和结果为广大国人所熟知,大兵在这里不想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历史教科书上列举的九一八事变日军三元凶,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大将、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石原莞尔中将、侵华日军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大将;当时的角色分别是,板垣征四郎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大佐军衔、石原莞尔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中佐军衔、土肥原贤二任日军驻奉天(沈阳旧称)特务机关长,大佐军衔。
不知读者会否感到奇怪,三个分别担任参谋和特务头子的中级军官居然可以越过军事主官擅自调动部队,对一个主权国家开展军事行动,并且获得了承认,成为其日后飞黄腾达的晋升之阶。
来稍微回顾下事件的过程,到了9月19日凌晨,时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中将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起草的关于中国军队在沈阳北大营西侧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同日本驻军正在交火冲突的假情报为依据,向关东军主力第2师团下达了全体进攻的命令。由于东北军的不抵抗政策,仅仅三天时间:沈阳、四平、营口、安东、长春等地区先后被日军占领。
由此而引发一个问题,关东军在事变后的行动之迅速,绝不像毫无准备。关东军高层乃至日本军部就真的在事前对事件的发生毫无预判,仅仅是由几个不安分的年轻军官主导并引发的“下克上”行动吗?
让我们来关注几个细节:
第一、时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中将是在一个月前才刚刚调任的,此前他曾担任过两年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是日本军部公认的中国通。本庄繁到任后立即组织关东军在中国军队驻地附近开展频繁的军事演习,并向其手下的指挥官暗示今后可能发生不祥事件。9月18日当天,本庄繁做了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其一是取消原定赴奉天参观的计划,中途折返回关东军司令部。其二是向所属各作战部队发布训令“当发生突然事件之际,各部队宜断然采取积极之行动”。可笑的是,当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向司令部报告“中日军队正在发生交火冲突,局势于是与我不利,当全力增援”之时,这位本庄繁司令官却正在洗澡——慌乱中来不及穿军装就赶到司令部,时间正好是午夜12点。而一个半小时后,这位关东军司令就从“慌乱”中镇定下来,向日军驻朝鲜司令部发出了请求越境作战,支援关东军的电报。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早已未卜先知命令他的部队在中朝边境的新义州车站待命。
第二、日军用来轰击奉天机场和北大营的两门240毫米重炮是两个月前时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永田铁山少将特批从东京兵工厂秘密运输至东北的。当时为掩人耳目,火炮拆解成零件被伪装做棺材和澡盆分批运至关东军铁道守备队营区。且不说以守卫南满铁路为主要任务的关东军是否需要装备这样的重型攻城武器?仅就其人对自己人都高度保密的偷运一事,就已足见居心叵测了。
第三、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几个月,先后在吉林发生了中国农民同朝鲜人因土地纠纷引发冲突,关东军以保护朝鲜侨民为由开枪致中方多人死亡的“万宝山事件”和日本军官中村震太郎在东北边境从事间谍活动被中国边防军逮捕并下令枪毙的“中村事件”。之后双方军队频繁出现摩擦,导致局势高度紧张。名义上,日本军方奉天皇之命,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作为军方特使前赴东北劝阻关东军的军事冒险行动。而事实上,这个建川美次就是三年前密谋炸死张作霖、制造皇姑屯事件的幕后元凶之一。就在“九一八事变”三个月之前,此公还在奉陆军大臣南次郎之命,制定了旨在一年之内对东北采取军事行动、解决所谓满蒙问题方案大纲,并下发关东军各部照此准备。此刻却受命来劝阻关东军,实在是讽刺至极。建川美次在动身离开日本之前就已秘密告知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事情已败露,提前行动”。9月18号上午7点,建川美次少将如期到达沈阳,前来迎接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以“将军阁下旅途劳顿、先好好休息!”体贴的安排建川住进一家温泉旅馆,接风洗尘、把酒言欢,相约明日再谈公事。当晚,关东军就自导自演了铁轨被炸事件,在军部特使劝阻之前已经“被迫自卫作战”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当时的日本内阁召开了研究事态的紧急会议。时任内阁首相的若槻礼次郎和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等持和平立场的文官对军方报告的中国军队挑起事端的说法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并要求陆军大臣南次郎朝着平息事态的方向努力。以南次郎为首的陆军高层迫于内阁背后还有天皇的忌惮,表示尽可能将事态的影响局限于奉天一带。而在此之前,日本在朝鲜的驻军已经应关东军的支援请求越过了中朝边境,南次郎等人的保证在说出口之前便已形同放屁。朝鲜驻军的行动,身为陆军首脑的南次郎不可能不知道,更何况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就是由他下令参谋本部制定的,所以南次郎所说的“努力将事态局限于奉天一带”不过是应付内阁中反战派的缓兵之计,是把首相若槻礼次郎当猴耍。在帝国官僚体系中沉浮多年的若槻礼次郎首相很快也明白了陆军贼喊捉贼的把戏。不得已之下,若槻礼次郎向日本天皇的宫内重臣和明治元老们求助。这些人如西园寺公望、牧野伸显、铃木贯太郎等曾经是明治维新的功勋或天皇的亲信大臣,在当时的日本政界有着极其重要的发言权,甚至能向天皇推举首相人选。按照若槻礼次郎的想法,如果可以联合这些幕后政治大佬共同阻止陆军的话,就可以实现对事态的遏制。说来也讽刺,按照日本陆军刑法规定:指挥官擅权调动军队是最高可判处死刑的严重罪行。而若槻礼次郎这位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当年第一名的毕业生却无法依据法律约束甚至惩罚自己的军方下属,不得不借助幕后元老们的权威来弹压不听话的军队。结果如大家所知,在日本的军国体制下,上层贵族和军方根本就是沆瀣一气。到了第三天的9月20号,日本陆军的三个二把手:陆军次官杉山元中将、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少将和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荒木贞夫中将开会决定“依照既定方案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哪怕政府因此崩溃也在所不惜!”
大家听听,三个军方部门的副手尚且如此狂妄,根本不把内阁的存亡放在眼里,真正的幕后大佬和统兵将领们的蛮横态度可想而知。实际上,陆军大臣南次郎和陆军教育总监武藤信义(也曾任关东军司令)等军方首脑之所以不出面,由各自的副手抛出决定,就是因为名义上军部毕竟还是内阁的僚属之一,给首相大人一点面子罢了。在内外掣肘之下,无力掌控局势的若槻礼次郎首相只得接受现实,同意陆军要人要钱的全部要求。
到了当年年底,日本仅仅以一段受损的铁轨为理由,抢占一个主权国家三个省份的蛮横霸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警惕和谴责。日本军队索性叫嚣彻底退出国联和世界裁军会议,若槻礼次郎这位两次组阁的和平首相仅有的一点面子,也被军方彻底扔掉,不得以率内阁提出总辞职(其继任者犬养毅首相组阁仅仅三个月就因反对占领东北,要求继续裁军而遭到军方法西斯分子的杀害)。随之而终结的是日本自“大正民主运动”以来的宪政内阁时代!

行文至此大兵觉得有必要搞清几个问题:日本军队何来如此之大的能量,竟能架空内阁左右政府?一个健全国家的宪法竟控制不了军人的为所欲为吗?

这个问题的根源要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后讲起。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的本质是以长州藩为代表的地方军阀,打着向天皇奉还大政的旗号,夺取了中央政权,并在在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上全面学习西方列强的上层改革。明治维新的主导势力都是武士阶层中的开明之士,虽然明治政府上台后取消了武士身份,但在建立现代化军队的过程中来自长州藩和萨摩藩的维新志士分别把持了陆军和海军的高层,这就注定了明治维新的元老和军方的后辈们有着深厚的上下级关系。而且明治时期的军部首脑因建国有功,明治宪法中规定陆军和海军奉天皇为最高统帅,内阁首相在法理上并无权节制军方。只不过当时的首相都是在这些维新元老之间切换,即便如伊藤博文和大久保利通这样的文官也曾经是武士出身,和军队高层有着密切的联系,宪法中军队不一定非要听命于内阁的漏洞并不突出而已。
日本是一个资源和国土面积十分狭小的岛国,在帝国主义经济模式下,日本富国强兵的愿望须由通过夺取海外殖民地借以实现,这几乎就确定了日本帝国的发展之路是建立在对外扩张和侵略的基础之上。在明治维新后仅仅第六年的1874年,日本便迫不及待的侵略我国台湾,又在第二年入侵了朝鲜,随后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场豪赌的获胜,日本在东北亚地区获得极大的利益,确立了自己世界列强之一的地位。在这过程中,日本军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军人为国家富强流血牺牲的自豪感和军队缔造出世界强国的自负情绪,此时空前的膨胀。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的狂潮暂时放缓,世界经济进入低迷和复苏阶段,日本在亚洲的步步扩张也引起了英美列强的警惕和遏制。1922年在华盛顿举行的海军列强裁军会议上,美英两国联合其他海军强国将日本的海军实力限制在世界第三,日本陆军随后也迫于多年穷兵黩武的经济压力接受了有限的裁军。
在日本国内,明治天皇于1921年去世,皇太子嘉仁亲王登基,是为大正天皇。大正天皇常年患有脑病,时常出现间歇性的精神错乱,对国家的统治能力远不如其父。而那些明治时期的元老也多已病故或引退幕后。加上裁军后的军部在日本国内的地位和权威有所降低。国家最高权力的短暂真空对于日本这个曾经的极权帝国而言,反而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一时间日本的国会政党活动频繁,新兴的资产阶级也热衷于国家政治活动——这便是“大正民主运动”的由来。
然而军人团体却对自身政治地位下降,受社会尊重减少的现状极为不满。一批年轻军官开始向当时的皇太子裕仁靠拢,而这位未来的天皇也正急于摆脱元老们的政治影响力,为自己培植文武班底,双方正可谓一拍即合。前文所述“九一八事变”的幕后黑手之一,永田铁山便是在此时浮出水面。他和岗村宁次组建了一个联系志同道合军官的秘密组织,大家以陆军大学同学会的名义开展地下活动。打着忠君爱国的旗号商讨所谓的解决帝国危机方案、寻找下一步的侵略目标、谋划有利于自身行动的军政体制改革。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包括:永田铁山、岗村宁次、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石原莞尔、山下奉文、田中新一、武藤章、橫山勇等(这哪是同学会?简直是甲级战犯训练营)。
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日本国内也受到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影响,政府为摆脱危机、转嫁矛盾,也在谋划着下一步的扩张方向。如著名的田中奏折便以名言“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虽然现在的史学界对于田中奏折的真伪还有待考证。但在上世纪20年代,日本内阁通过三次东方会议确立的对华政策纲要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核心便是:1、维护并扩大日本在华的既得利益;2、避免一个统一且强大的中国出现对日本的挑战;3、扶植在华傀儡势力(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便是因为不愿做这个傀儡,结果是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被关东军武力驱逐)、4、将满蒙问题作为一个特殊议题同其他对华政策区别对待;5、争取早日直接控制中国东北。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只是在偶然时间点的必然结局,日本的对华侵略策略是其既定的国策,上至天皇和大臣下至普通军官都在朝这一方向期望并且推动,不同势力之间的争议只是自认为更加合适的时间和时机罢了。如若槻礼次郎首相等几位稀有的和平主义者是不可能阻止军部战车的狂暴肆虐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文官政治事实上终结。石原莞尔等人的军事冒险也为后来的年轻军人开了个好头:大家都看到,只要仗打得好,擅自行动就不会受到惩罚。没过多久,又有一批更加激进的年轻军官把“下克上”的理念再次贯彻到实践当中——只不过这一次枪口对准的是军部自己的。

1936年2月26日凌晨,日本东京,陆军第一师团驻地内,军械库的大门忽然被打开,成百上千的官兵训练有素的从军械库中拿走需要的武器。任何看到这一幕的人,或许都会被军人们杀气腾腾的行动所惊吓——他们的确是要去杀人!只不过枪口对准的是自己昔日的上级。
约一个小时后,这些擅自行动的军人基本完成其第一步计划:内大臣斋藤实、财政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三位军政高官被杀,首相冈田启介靠秘书做替死鬼躲过一劫,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身受重伤。政变的军人同时还占领了陆军总部和警察总部及国会议事大厦。26日清晨,东京各报社都收到了政变军人团体要求刊登的《崛起宣言书》。兵变者声称要进行昭和维新,建立由天皇直接领导政府的新日本,为革新日本社会必先斩除蒙蔽天皇的宫中重臣和财阀首脑——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二二六兵变。”
从表面上看,这起事件的起因是军方“皇道派”和“统治派”的长期冲突导致。过去两年“统治派”在把持陆军大权后对“皇道派”军官贬谪清洗,特别是政变前一周,军部下令已经驻扎在东京30年、也是“皇道派”大本营的陆军第一师团移防东北成为整个事件的直接导火索。但从深层次上看,这次事件反映的是日本国内的冲突已经激烈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事实上,“皇道派”的主张顾名思义就是天皇指挥军部对日本国内实行直接统治;而“统制派”则希望以军部作为主导日本帝国事业的中流砥柱。双方成员中都不乏法西斯主义的始祖——墨索里尼的拥趸,本质上都是在日本实行军国主义统治,何必为了个会呼吸的神像(天皇在日本被国民奉为在世的神明)而以死相拼呢?其实只要看一看双方的人员构成就大致明白了,“统治派”的成员大多是军方高层,当然希望维持军部统治的现状。而“皇道派”成员除了真琦慎三郎和荒木贞夫两个大将级别的精神领袖之外,其他几乎都是中下级军官,参与兵变的军官更全部都是尉官。
一战后的日本作为一个几乎没付出什么伤亡的战胜国,却在战争中攫取了丰厚的利润(向欧洲国家的物资出口以及接管德国在华的利益)。已经位列世界一等列强,其海军舰队规模仅在英美之后,国际地位甚至在老牌帝国主义——法国之上。但光鲜的背后,是日本倾举国之力发展军备、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浪潮下,日本国内普通民众的生活却甚至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而且,日本的贵族门阀势力在明治维新和大正民主之后依旧十分强大,垄断着经济、政治领域的种种特权。那些出身底层的年轻军官们既能接触到上层社会的纸醉金迷,又对自身环境的悲凉有着切肤之深的体会。正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或许是意识到自己身处的这个体制下除了豁出性命拼死一搏的往上爬,再永无出头之日。事成,则如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一般飞黄腾达、扶摇直上;事败,也至少博得青史留名。
然而出乎兵变官兵们预料,兵变发生后最坚定的反对者,反而是他们口口声声要拥护的裕仁天皇。在陆军内部还有部分人同情兵变官兵,为争取从轻发落儿求情时。天皇的命令是,要么陆军自己镇压;要么“朕亲率禁卫军平叛”!
裕仁天皇的愤怒不是没有理由的。在兵变爆发后不久,他的弟弟,皇位继承顺序第一位的秩父宫雍仁亲王已经在赶赴东京的路上。原来兵变军官们所要拥护的天皇也并不是唯一的,好一套“忠君爱国”的大义啊!
只是不知这些一腔热血的年轻军官们是否明白,日本的天皇实际上是这个集贵族、财阀、军队三方势力组成的,稳固统治基座的代言人,是法西斯专制的最大受益者。又怎么会支持尔等拆毁“宗庙”再建“神社”的闹剧呢,况且又立“江山”就非吾必“王”了。
另一方面,日本海军已经坚定地站在镇压反叛的立场上(遭到袭杀的三位政府高官冈田启介、斋藤实、铃木贯太郎都是海军大将)。联合舰队已经奉命开赴东京湾,随时准备炮轰兵变部队。日本陆军自己惹的乱子如果由海军插手平息的话,那也太丢“皇军”的脸面了。无奈,陆军高层派出重兵包围政变部队,劝返了大部分只是听命行事的官兵,十七名参与谋划兵变的军官事后被处以极刑。这在有着刺杀和下克上传统的日本军队中是极其罕见的严厉惩罚。事后,军部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消除兵变的不良影响,进一步加强了对言论自由和民间思想的控制。日本新一届内阁政府也经由此事对军队激进份子不分敌我的屠刀感到深深的恐惧,彻底沦为军队的附庸。兵变的结果是:
首先,军部对国家的法西斯专政统治更加强化,本来兵变军官的目的就是建立另一个专制集团,倒也算是歪打正着。
其次,军部内的“统治派”借着兵变后清洗“皇道派”的势头,不但彻底排除了异己、收编原“皇道派”残余势力,更进一步加强了对军队官兵的军国主义洗脑,并荼毒了整个日本社会青年一代的思想。
再者,这场兵变也让“大日本帝国”光辉下的社会矛盾彻底浮出水面,为转嫁矛盾、平息反对声浪,抱着帝国殖民思维模式不放的法西斯分子们又开始急切的谋划着下一场战争……

在“九一八事变”仅仅六年后,占据了中国东北和热河四省仍不愿满足的日本政府,其战争机器继续在军部的控制下高速运转。它的唯一产品——便是武力,它贪婪的刺刀——再次指向了北平的卢沟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率先打响了侵略与反抗的枪声!
下一期——“赞美你!希特勒”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崛起(上),大兵和大家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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